中华民族的集体闻道过程
——关于新中国建立以来对政治目标体系的探索发展过程的思考
 
岳德常
 
对于个人来说，有一个闻道与否的问题，即是否认识到那个全面的科学的价值体系。一旦闻道了，人们便可成为一个高尚的人、纯粹的人、积极进取奋发图强的人，成为一个既能合理地实现个人利益同时也促进着集体利益的人；对于一个社会政治实体来说，也有一个闻道的问题，它也需要认识到那个科学合理的价值体系，并把它作为政治家和民众自觉追求的目标；如果一个国家和民族闻道了，它便可对内构建一个和谐社会，保障全体社会成员的健康发展；对外则是人类大家庭中的睦邻友好的负责任的成员。
个体的闻道很难，社会集体的闻道就更难。但对于人类文明的进一步进化来说，集体闻道是必须经历的环节，同时也是当务之急。是生存并继续进化下去，还是自我毁灭，那就看能否走好这一步。从这个角度来看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关于社会政治目标体系的探索认识过程，我们便可发现，这正是中华民族集体闻道的过程。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指导自己的革命实践，再由实践的结果来检验理论，进一步创新理论。从第一代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到第二代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再到第三代领导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现任领导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着中国人民追求幸福生活的过程中，推进着中华民族集体闻道的进程。
 
一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人类个体的发展完善只有在社会整体进步的过程中才能实现。所谓闻道也就是要超越丛林法则，这需要有个人的努力，但仅有个人的努力还不够，人们必须在集体闻道的过程中才能实现这种超越，其履道的过程自然而然地要与共产主义事业联结在一起，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也即是人类整体的闻道过程。所谓闻道也即意味着自觉地投身于社会整体的进步事业，并在这样的奋斗过程中实现其生命的价值。马克思说：“历史的全部运动，既是这种共产主义的现实的产生活动即它的经验存在的诞生活动，同时，对它的能思维的意识说来，又是它的被理解到和被认识到的生成运动。”（《马恩全集》第四十二卷。P120）
同样显而易见的是，闻道的过程同时也是对人们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寻找答案的过程。个体的闻道过程也就是正确解答其成长过程中的问题的探索过程，集体的闻道过程也是同样。对于共产党人来说，共产主义理想也必须随着革命的深入，才可以逐渐清晰起来。实际上，共产主义不过是人们针对私有制社会的弊端而提出的几个抽象原则，就像设计师的草图一样，必须在反复修改不断充实的过程中加以完善。但这个修改过程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在人们实施这个方案的社会革命过程中完成的。一个问题解决了，又会有新的问题冒出来，于是人们又要解决这个新问题，提出新的解决办法，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案一块产生出来，这个过程不断深入，于是人们关于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理解就不断地清晰起来了。
由此可见，不同时代的人们关于共产主义的理解是不一样的。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理解和毛主席的理解就不可能一样，对于马克思来说，他对共产主义的理解就是一个本质性的规定：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而对于毛主席来说，就不能满足于这一抽象规定了，他必须把这一规定与中国的现实结合起来，找出实现这一规定的路线图，由于他所经历的漫长的革命斗争，前后的形势也大不一样，随着形势的变化，他也不断地深化着对共产主义的理解，因而他对共产主义的理解就比马克思的理解更为深入具体；原来想的是夺取政权、建立公有制以后便可以高高兴兴地建设社会主义了，后来发现私有制非常顽强，原来的资产阶级被消灭了，还会出现新的资产阶级；再后来又发现，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于是便搞了一系列的运动。马克思绘出来的是一张建房子的草图，毛主席则是进行具体的施工，地基打起来了，虽然再往上建设时遇到了困难，但这毕竟要比草图要实在得很了。
到了邓小平时代，他倡导了一种务实的精神，与毛主席的理想主义形成鲜明的对比。邓小平有没有理想呢？当然也有，那就是让人民富起来，这是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现实的具体的问题。国家管理者应当务实，人民群众的精神觉醒必须有相应的物质基础，必须摆脱生存的自然必然性的强制压力，民众的闻道才有可能。在经历毛主席充满理想激情的领导之后，人民群众也需要休养生息，正所谓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所以邓小平的政策是符合历史发展的需要的。但是要搞社会主义，仅有务实是不够的，社会运行过程中天然地存在着堕落的腐朽的倾向，它们也都要表现自己，把社会拉向发展的歧途，这是不以人们的善良愿望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所以就还需要有一股理想主义精神、向上的力量来拉动社会，来保持社会向上的动力。经过改革开放近三十年的实践，我们对这一点应当是看得越来越清了。小平自己也说：“社会主义的目的是要使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的走了邪路了。”“如果导致两级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邓选三卷》111、139页）但怎样才能保证这一目标的实现呢？这就是摆在新一届领导人面前的事情了。如果不能共同富裕，社会便不和谐，所以就要以人为本，确立新的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于是一个新的目标就出现了，这就离共产主义又更近了一步。这正好是黑格尔所说的三段论，正题是毛主席的理想主义，反题是邓小平的现实主义，合题则应当是既要避免这两个极端所造成的问题，同时又综合了两种倾向的合理性，在更高的水平上实现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有机结合。党中央最近提出的“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很好地满足了上述要求，所以它就是合题。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所以我们认为，新中国建国以来关于政治目标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过程。从毛主席到邓小平是一个转折，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思想没有被他的同志和人民所理解，于是人们要想理解他，必须经历一个过程，于是邓小平便从基础的目标——发展生产力——开始，后来逐渐丰富这个目标体系，提出了一系列主张，诸如“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经济体制改革、精神文明建设、民主、法制等等目标也被不断地提了出来，再后来政治文明建设、人权、“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也陆续地提了出来，写进了宪法。十六大以后，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陆续提出一系列新目标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以人为本”的思想重申了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旨在解决某些党员和干部立党不是为公、执政不是为民的问题；“科学发展观”坚持了发展是硬道理的同时，着力解决那种盲目的、不协调的、不能持续的甚至是危害环境、危害子孙的发展，把经济的高速发展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结合起来，把发展和环境的治理、资源的合理配置有机结合起来；构建和谐社会是实施“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结果，也是关于怎样处理社会剧变过程中纷繁复杂问题的原则和指导思想，处理好各方面的矛盾，求得社会稳定和谐地发展；后来又提出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目标，进一步深化了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大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切实转入科学发展的轨道。总之,这个目标体系日渐完善,它不仅仅是对改革开放以来经验教训的一个总结，也是对新中国成立半个多世纪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一种提升，体现了与时俱进、开拓进取的精神。
经过这样一系列的理论与实践的互动，由量变的积累而达到质变，最后形成了一个科学完整的社会政治价值体系，这就是中华民族集体闻道的过程，虽然我们还不能断言这就是这个过程的完成，但却可以认为在执政党的指导思想的成熟的标志。有人说，如果我们在新中国建立以后就能认识到这样一个政治价值体系，我们或许就可以少走多少弯路，可以少付多少不必要付的代价，那我们现在就可以达到多么了不起的成就呢？然而闻道的过程必须经历如此多的艰难曲折，这些环节都是不可省略的过程。应当说，我们在经过这些艰难曲折而达到了闻道的目标，这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相比于那些“困而不学”、在天灾与人祸的恶性循环中找不到出路的民族，所以我们应当感谢共产党的领导，只有在这个始终坚持着“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才能实现这种在政治文明意识上的觉醒，自觉地把国家权力运用于中华民族集体闻道的目标。
 
二
闻道是整个人类知识的更新，对世界与人的认识的全方位提升。随着历史的进步，人们对人、社会和自然的认识也随之逐步深入。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只是其中的一个阶段，这个时期的人也高举着人道主义的旗帜，但由于其眼界的狭隘，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各门学科都没有抓住问题的根本，在这个水平上的认识是自相矛盾的，同时各门学科之间彼此对立分裂。
在哲学上，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陷入一种主客对立之中不能自拔。从笛卡尔到黑格尔的近代形而上学。它的整个提问方式和问题框架是在主客二元对立的认识论范围之内进行的，根本旨趣在于获得确定无疑的知识和真理。其内在困境在于，意识始终无法穿越自身，切中外在的超越之物，其根本原因在于它的逻辑出发点预设是笛卡尔所说的“我思故我在”中的“我思”，它把认知主体抽象出来，从而使得认知客体也只能成为抽象的存在，整个近代哲学的原则性基础就是笛卡尔确立的“思维”。然而，这样的出发点注定近代哲学必将陷入无法摆脱的困境，意识和外在对象之间的统一性问题始终成为哲学家们摆脱不掉的梦魇。
在经济学上，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以利润为经济活动的目标，而不是以人的需要为目标，这就导致了两个问题。一是把经济学的主体——人——抛弃了，丰富的生活世界抽象成了可以量化计算的货币关系。“在商品生产的基础上，私人劳动表现为一般 的社会劳动；人与人的关系表现为物与物的关系并表现为物____由此而产生的矛盾存在于事物本身，而不是存在于表达事物的用语中。”（《剩余价值理论》第2卷P147）“而实际上价值只不过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社会关系在物上的表现，它的物的表现，____人们同他们的相互生产活动的关系。”（同上P159）这种经济学忽略了人的尊严与价值，因为货币乃是一种物化了的社会关系，这种物化使得人与人的关系只能以物与物的方式表达，人的尊严和价值若不能得到物的表达和实现，就是没有意义的，不被认可的。这种经济学还忽略了社会整体利益，把它交给那只“看不见的手”来控制，指望它能自动地实现。那个“以最小付出实现最大收获”的原则本身就是一个局部方案，一个人的最大收益最小付出，必然有其他人最小收益最大付出。从这个角度看，西方经济学是企业经济学，而不是社会经济学。
在政治上，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以抽象的民主形式和空洞的人权为目标，而不是以把社会事务管好为目标。美国《独立宣言》关于人权的宣示是真诚的：“我们认为这一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但由于西方文明的价值观便是丛林法则，是老虎、狮子和狼的价值观，因而便无法保障人权的实现。这种价值观引导人们追求权力，取得成功，具有尽可能大的征服能力、掌握着尽可能大的控制权力、成为处于社会上层的强者。其对待自然环境、植物动物，也完全是一种为了我的生存而提供方便的态度。在这种价值体系的控制下，空洞的人权便成了一种虚伪的说教；科学发明为其制造出坚船利炮，帮助帝国主义武装到了牙齿。正义的人们根本察觉不到、看不见他们的任何顾及人类社会整体和长远利益的愿望与行动。
由于上述缺陷，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在理论上陷入一系列的对立中，诸如思维与存在、个人与集体、感性与理性、专制与民主、剥削与被剥削、英雄与民众、公与私、主观与客观、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等等。在实践上则陷入颠倒迷乱之中，不能合理地行动，追求着错误的目标。在结果上是造成了人与人的对立，人与自然的对立。到了现代化后现代化的今天，美国西方早已征服占领了地球上能够占领的所有大陆，居高临下地控制着地球上的整个人类社会，他们手中的科学那是更为发达更为先进，但是美国和西方国家的政府与人民却更是只顾自己的利益，更加自私贪婪和短见愚蠢、非理性，使美国堕入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信用危机和安全危机。它们涉及经济、政治、文化、道德、法律、人权等各个领域，因而是一场全面性的危机。不仅要把美国人自己推向毁灭，而且要把全人类推向毁灭。人类要想摆脱自我毁灭的命运，就必须要从这种颠倒迷乱的意识形态的控制下解放出来，用一种科学合理的价值体系来支配人的行为和社会生活。
马克思主义的问世开辟了结束这种颠倒迷乱的路径，扫清了私有制社会意识形态笼罩在哲学政治经济学上重重迷雾，还其本来面目，开辟了对人和社会的认识的新阶段。在哲学上，马克思以人的实践为中心，超越了主客对立；它的立足点不是“我思”，而是“现实的个人”；它的对象不是表象世界和意识的构造物，而是现实生活世界；它在人与世界的关系方面的基本态度不是理论性的，而是实践性的，根本目标不是认知，而是实践和“做”，也就是说，它强调实践关系相对于理论关系的逻辑优先性；它的发问方式不是“是什么”，而是“应当是什么”；它的研究主题不是实体和知识，而是生存和智慧；他不是遵循着主客二元分立的思路解决哲学家们的根本难题，而是转向生存论的探索，实现人的解放，追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在经济学上，马克思以人的需要为中心，超越了利润的束缚，把被私有制社会颠倒了的见物不见人的关系颠倒了过来；马克思深刻洞察了在作为货币和资本的物的外表下掩盖的人与人的关系。他说：“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它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特有的社会性质。”种种拜物教的出现，就其根源而言，乃是人与物的关系颠倒的必然结果。由此导致的结果是，人们不是以人的方式对待人，而是以物的方式对待人。资本好像具有了独立的生命，控制和驾驭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整个世界就是一个物化的颠倒的世界。借助于异化这个概念，马克思分析了资本的颠倒和异化以及与之伴生的绝对命令式的道德和宗教。马克思既不同意资本的逻辑，也不同意宗教的道德救赎，而是要求在现实层面上改变这个物化世界的颠倒状况。这种状况的彻底改变就是共产主义。马克思从生存论的角度揭示了这种共产主义的状况：“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
在政治上，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追求和谐，引导人性健康发展，从民主转向闻道者掌权。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经济和政治是不可分的。经济学不仅研究经济，从生产研究到消费。同时还研究政治，从雇佣工人研究到利润分配。并且还研究政治与经济的互动关系。因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政治经济学，这种政治经济学才是真正的科学，西方经济学不过是伪科学，他们不能想象有那样一个社会，在那里人们不再是私有者，这种经济学有意无意地维持私有制社会，而马克思的经济学则明确地指向一个目标，那就是人类的解放和共产主义，这就不是单纯的经济过程，因而被称为政治经济学，是工人阶级翻身求解放的科学。
资本主义社会作为私有制的最完备的发展阶段，就这样建立在一种扭曲的畸形的价值体系的基础上，马克思就像那个看出了皇帝没穿衣服的小孩一样，指出了这种价值体系的迷误，也就掀翻了私有制社会所赖以立足的基础。但这只是从理论上指明了任务，而要实际地运用这种政治经济学，实现它所指向的目标，则需要有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人的奋斗，正如马克思所说：“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因此，这种对立的解决不只是认识的任务，而是一个现实生活的任务，而哲学未能解决这个任务，正因为哲学把这仅仅看作理论的任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7页）必须经过共产党人所领导的社会革命，经过一系列把社会和人全都改变的过程。
马克思所开始的这个革命转变过程，最终要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民族来完成，这也许是历史的宿命。中国的古人与西方人不同，走在另一条道路上，与西方人的爱智慧的爱智慧不同，中国人是早熟的，追求的是闻道，追求的生命的价值。而智慧只是生命的一部分，是大脑的功能。而大脑只是人的躯体的一部分，要使大脑正常地行使思考功能，还必须要让人的生命过程正常地进行。智慧只是冰山的尖顶，在其下还有一个托举着大脑的人的生命过程，但它处在人们的意识之外。西方人到了马克思才深入到这个层次，马克思发现了社会的经济基础，注意到了人的生命过程以及与之相连的社会经济过程。于是原来的哲学问题便消解了，代之而来的问题是人的解放，创造一个新的社会制度来保障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换言之，应当关注人的生存状态，解决导致人的痛苦的诸多社会问题，这才是真正的关心人权，才是真正的人道主义，而如果停留在旧的基础上，无论如何执着地爱智慧，都只是钻牛角尖，无益于人生。从知识论上升到价值论，从认识世界进步到按人的需要来来改造世界，这是一个质的飞跃，于是人们睁开了眼睛，开始面对真实的问题，从这个问题出发，人们便自然而然地指向那么一个目标：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于是中国人所追求的闻道、和谐等等目标便开始重放异彩，我们的知识储备对于当今陷入迷途的世界来说，便成了拯救人类的希望。在经历了近百年来的艰难奋斗之后，我们现在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现在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新目标，这表明中国人民及其先锋队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历史责任，同时也有能力担负起这一历史重任。
 
三
对新中国建立以来的政治目标的演变过程的思考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这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政治试验。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在资本主义历史阶段是由西方人独领了风骚，但是，就像猴子大猩猩无法进化成人一样，西方人已经在这条路上走得太远，被牢牢地锁定在丛林法则的陷阱中难于自拔，以至于想不到更提不出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在人类走向和谐社会的过程中，该我们中国人唱主角了。与西方国家的进入歧途和单调平庸相比，新中国的政治发展过程波澜壮阔、激昂奋发，其方向是正确的，代表了人民的根本利益，也代表了人类的利益，这是中华民族对于人类政治文明所作的贡献。
这个过程对于其他文化背景的人来说就很难于理解，比如在《毛泽东的理想主义和邓小平的现实主义》一书的封面上有一段美国学者卢西恩•派伊的话，他说：“在西方人看来，毛泽东的理想主义的中国与邓小平的现实主义的中国，这两者之间的差别，犹如白天黑夜。他们难以理解，何以在同一个社会、同一代人，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产生如此截然不同的社会生活形式，为什么会有这两种极端的政治文化呢？”按照老子的说法，“治大国如烹小鲜”，也即是说不能来回翻腾，但对于要开创历史发展新境界的中国人来说，则必须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完成这个变革，所以就必须经历这样的巨变。正如有一位西方人所总结的那样，人类从历史中得出的最大教训是人们难于记住历史教训，正因为这个原因，人类历史的进步必须有那么一个狂飙突进的时期，所以我们便必须在一到两代人的时间内尽快地完成这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使社会尽快地在新的发展轨道上稳定下来。
尽管这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但也还必须明确一个基本认识，这个发展过程是一脉相承的，每一个目标的提出，都是从人民的利益出发、想把中国的事情办好的；在此过程中，各个中介环节都必不可少，都是整个发展链条的一环，都对最后达到的目标做出了贡献。因而我们现在不能责备前人说，为什么当年不能把目标搞得更完善一些，这是因为，这个过程就需要有这么多环节，就像唐僧取经必须经过八十一难一样，没有捷径可走。人民群众包括杰出人物都不是生而知之，都必须在实践中探索，必须在经历了曲折甚至是惨痛的教训之后才能找到正确合理把社会事务管好的办法。在这个探索过程中，中国人民经历了无数艰难曲折，付出了巨大代价，历史的进步本来就是这样，个性的比较高度的发展，必须以牺牲个人的历史过程为代价。“因为在人类，也像在动植物界一样，种族的利益总是要靠牺牲个体的利益来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其所以会如此，是因为种族的利益同特殊个体的利益相一致，这些特殊个体的力量，他们的优越性，也就在这里。”（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二册P125）在这里，任何感伤的议论都是徒劳的，正当的做法应当是向前看，对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付出了巨大代价而得来的经验教训进行充分的总结，不管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都应当保存在我们的记忆中，指导我们科学合理地做好社会管理工作，解决好人们的现实问题，把人民的利益代表好维护好，把社会运行稳定在社会主义轨道上，努力使社会趋向于和谐。
要想做到这一点，就必须由闻道者掌权，也即是必须坚持党的领导。每一个人都有关于理想社会的设想，但却并非所有人的理想都能代表人民的利益，只有人格发展更充分的共产党人能做到这一点。共产党人自觉地代表人民的利益，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关心他人，对人们在现实中所经受的苦难感同身受，因而为了人民的利益而奋不顾身。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开拓者探索者，共产党也会犯错误，但即使是犯错误，共产党的错误也和其他人的错误不一样，共产党人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他们的错误也是我们的宝贵遗产，它是我们这个民族集体闻道的阶梯，这就像科学家们在探索过程中必然要走一些弯路一样。在共产党员中间也会由于个性上的不同而提出不同的路线方针政策，但总的方向却是一致的。比如毛主席，晚年就曾对身边的同志坦露心曲：“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很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毛泽东传》第1389－1390页）邓小平也曾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
 
四
所谓集体闻道，也就是说，那种科学合理的政治目标不光要被社会先进分子所接受，而且要被全体成员所接受；不光要写进宪法，而且要变为全体人民的常识，融化到血液之中，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来。
一种新的思想观念或政策，不管它有多么科学合理，如果遇上精神素质不高的民众，那也没有用处。“具有优秀精神品质的是少数人，而决定历史结局的却是广大群众。”（《列宁选集》第四卷第635页）必须等到大多数人接受这种新观念之后，历史才能跃迁到新的发展层次上稳定下来。正如人们从一片树叶的变化而知道气候的变化一样，从少数先行者的觉悟可以判断出我们集体闻道的时机已经成熟，但要实际地推进我们集体闻道的进程，还是要取决于人民群众的觉悟。正如毛主席所说的那样，“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来说，人民，只有人民的发展水平，才是政治文明发展水平的决定因素。构建和谐社会，这不光是共产党的政治目标，更主要的是全社会的目标，它代表了全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但它能否在社会生活中占据支配地位，归根到底要取决于人民群众能否接受它。
马克思说，一个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因而一个阶级要想牢牢站稳统治地位，就必须使自己的思想牢牢地占据统治地位，得到全社会的认可。如果得不到人民的认可，其统治地位便是不稳固的，苏联东欧社会主义政权的崩解便是证明。所以，共产党人要保持自己的领导权，不光要解决人们的基本需要，还必须搞好人民群众的引导教育，让他们闻道，让他们体验到和谐社会的生活的快乐，从而乐此不疲，不再回过头去羡慕资本主义放纵情欲物欲的生活方式，从而使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成为他们的自觉行动。如果这项工作搞不好，人民群众不能确立起科学的价值体系，不知道什么是自己的根本利益，就会追求那些危害自己利益的目标，在这种情况下，不管共产党做了多少好事，他们照样不领情；不管给他们创造了多少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条件，他们照样也还是在精神上摆脱不了丛林法则的控制，过不上和谐的生活。那些狭隘低级的目标就会蒙蔽民众，把他们引入歧途，使他们做出一些亲痛仇快的事来，把社会拉回到旧制度之中。人民的意愿是历史的决定者，不管这种意愿是正确还是不正确。共产党人要想保障历史的正确方向，让历史少走弯路，就必须抓好教育，让人民知道什么是自己的根本利益，就必须在价值体系上进行引导，让和谐成为全社会的目标。
而要想教育好人民群众，共产党就必须先把自己管好，如果自己都不相信自己的那一套理论，自然也就没有说服别人的力量。必须自己率先垂范，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才能在道德的进步过程中发挥领导作用，培养出珍视和谐、维护和谐的新社会的公民。当这样的人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出来，和谐社会就自然而然地呈现出来了。
要做到这一点，归根到底，必须由闻道者掌权，所以我们就必须建设一个保障闻道者掌权的政治体制。环顾当今世界，有哪个国家能做到这一点呢？美国还是日本，还是别的哪个国家？没有，他们甚至连提出问题的权力都没有。在丛林法则的控制下，他们不能为构建和谐相处的世界新秩序做出建设性的努力。比如在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就曾撰文指出，“布什在用自杀性治国术来治理国家，他推行的对外政策疏远了盟友、制造了更多的敌人，降低了美国的国际声望、破坏了经济发展。”（《参考消息》2005、10、25第三版文章《“自杀性治国术”带来国际性灾难》）所以，只有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继承了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中国共产党人能提出这个问题，并有可能做到这一点。
而今我们中国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也面临着许多复杂深刻的难题和巨大挑战，确实如国歌所唱的那样：“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样的形势使我们别无选择，必须走上这条道路。我们处在社会政治发展过程的最前列，代表着人类进步的方向，我们必须把中国的事情搞好，率先垂范，为其他民族做出表率。如果我们中国人也搞不好，人类的前景就将是暗淡的悲惨的。
 
五
我们新中国的政治目标的发展过程是中华民族集体闻道的过程，从一个更宽广的历史背景来看，它同时也是整个人类集体闻道过程的重要一步。个体的闻道与人类整体的闻道中间有太多的台阶，因而尽管各个时代都有闻道者出现，但他们对历史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历史沿着自己的路径蹒跚而行。我们中华民族要想建设和谐社会，就必须带动整个人类集体地闻道，构建和谐世界。这一目标，现在看来很困难，但是只要我们像老愚公那样挖山不止，也是一定可以实现的。这是因为人类如果不想自我毁灭，最终都必须进入这个闻道的过程。
由此我们便可上接到老子关于“道”的论述，从个人的层次上来看，道指的是个人的成长过程，它是以人的生理属性为基础的内在的本性，人的成长过程便是这个本性的展开过程。从社会的发展过程来看，道则是指的社会发展过程，个人的发展过程与社会的发展过程是一个有机统一体，个性的充分发展需要在社会的较高层次上才能实现。如果社会发展不充分，个性在这样的环境中便得不到充分发展，即使个人在智力上达到了闻道的水平，也难于在实际上得到充分自由的发展，难于实现其潜能。于是，人的内在潜能要表现出来，就需要推动历史进步，这种发展的趋势不可避免的指向共产主义——一个让每一个人都能得到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它是历史的终极目标，或者更准确地说，它是人类史前史的终极目标，必须达到这个关节点，人类才能获得解放，获得自由，开拓历史新境界，因而它同时又是人类向更高水平发展的新起点。
要达到这个目标，人类需要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在没有达到这一点的时候，人们在扭曲的价值体系的控制下、在病态的社会环境中过活了一生。人类精神的成长必须经过这个炼狱。老子所说的“常有欲以观其徼”，和我们现在所说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意思很接近，一种价值体系是否科学合理，是否能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能否保证社会和谐，必须在实践中进行检验，让这种价值体系在社会实践中展开，才能让我们看到它的结果。如果人们在一开始就说，单纯追求GDP是无法保证社会和谐的，很多人不会相信，必须在追求这个目标的实践过程中，其弊端才能逐步地显示出来，人们才能总结教训，提出科学发展观，提出以人为本，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在这个实践的过程中，我们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环境污染了，两极分化加剧了，各种违法犯罪活动猖獗起来了，原来已经绝迹的社会丑恶现象又死灰复燃了，贪官污吏又多起来了，如此等等，许多人在此过程中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包括被处决的贪官、矿难中死难的矿工、被烧死的打工妹，以及衣食无着的下岗工人、有病无钱医治的农民，等等。为了中华民族的闻道，为了认识到“构建和谐社会”这个目标，这些都是必须付出的代价。包括我们近代以来由于异族欺凌而遭受的无穷苦难，为了使中华民族从昏睡中惊醒过来，担起建设一个全新的文明的重任，这也是必须付出的代价。
闻道是最重要的目标，只有明确了这个目标，我们的奋斗和所经受的苦难才有了意义，人类的全部历史也因此而具有了意义。老子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道德经》第五章）闻道这个目标的实现，需要多少代人的奋斗，相对于这个漫长而宏大的目标来说，这许多代人都是用过即扔的“刍狗”，但他们都对历史的进步过程做出了应有的贡献。虽然他们自己不能总结教训，但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却必须做出总结，接受教训。现在看来，做这个总结工作的历史责任落到了中国人的头上，别人不来做，我们中国人必须做好，我们不光要总结自己的经验教训，同时还要总结世界各国的经验教训，继承人类文明传统中一切优秀遗产，使这棵巨大的人类精神进步之树最终结出果实，并通过我们的身教言传来传播它，促进人类整体的闻道。
 
六
孔夫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他在这里所强调的是闻道对于生命的重要性，表达了生命在突破困境获得新生时的一种情感，它表达了悟道后的喜悦。但我以为这种表达容易引起歧义，如果人一闻道就可以死去，那岂不是说，人只能在错误中生活？闻道不能算是生命的终极目标，享受闻道后的和谐生活才是终极的目标。所以还是让我们早一些闻道吧，让我们尽可能少的犯错误、尽可能早的在科学合理的价值体系的引导下享受我们仅有一次的生命吧，这难道不正是我们的根本利益吗？如果人们一闻道便死去，那么他的生命轨迹就充斥着错误以至于邪恶，这样的生命也就太悲惨了；如果人人都这样的话，社会将何以趋向和谐？所以我们应当把享受履道的新生活作为生命的终极目标，每一个人都应当尽早地闻道，当所有的人们都从扭曲的价值体系的控制下解放出来，让生命的大部分时间在真善美的照耀下度过，过上平凡、真实而快乐的生活的时候，我们社会也就自然而然地趋向于和谐了。
克尔凯廓尔讲了一个故事，说的是一个漫不经心的人，他对自己的生活漠不关心，以至于几乎没有意识到自己存在着，直到他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早晨一觉醒来，发现自己死了。这个故事对于今天的人类来说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人们实际上也在追求着各种目标，在非理性的欲望、过时的传统、流行时尚的驱使下，放肆地挥霍生命，挥霍地球资源，但对于那个真正重要的目标——闻道——却漫不经心，他们不知道追求和谐，不知道如何使自己的生活幸福，当人们明白过来时，却发现自己已经濒临绝境，回天无力了。
所以，人类应当尽快地警醒过来，尽快地闻道。把自己从人与人尖锐对立、人与自然尖锐对立的痛苦煎熬中解放出来，把社会的运行从资本主义轨道上转到社会主义轨道上来，这是人类的自我拯救行动。那些先闻道的人们应当联合起来，行动起来，不能满足于书斋里的空谈，特别是执政的共产党人，对人民利益担负着重大的责任，应当自觉地创造条件让人们尽早地闻道，通过提高每一个人的正确行为和幸福生活在其生命过程中的比例，便可以从总体上改变社会中正义与邪恶的对比，进而改良社会，使之趋向于和谐。共产党人应当自觉地作为“道”自我展开的工具，运用执政权力来把历史中潜在的必然性实现出来。所谓提高执政能力，所谓以人为本，内容很丰富，千头万绪，但归根到底也就是一句话：自觉地推动个体的闻道和集体的闻道。
代表了历史进步的必然性，这就是共产党执政的天然合法的依据。只有做到了这一点，才是真正的以人为本，为人类造福。这和资产阶级所标榜的“以人为本”不一样，他们很虚伪，在他们上升到统治地位以及在维护其统治地位的过程中，浑身沾满了鲜血与肮脏的东西。只有在共产党人执掌执政权力并自觉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才能以合乎人性的方式来完成新旧价值体系的转换，实现历史的伟大进步。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只有在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的时候，人类的进步才会不再像可怕的异教神怪那样，只有用被杀害者的头颅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773页）共产党人关注现在，关注生命，关注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致力于构建和谐社会，这是彻底的从目标到手段都完全一致的大仁大义，是现实的真正的终极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