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仰：伪君子与真小人　　

   关于公交车上是否该让座，经常会引起人们的争论。这个看似简单的事情，其实涉及到社会的很多重要概念，让还是不让，也因此和人们各自的观念有关。前几天与朋友聊天时，又说到这个事情，彼此说得好不热闹。有时候，光靠说，光靠争论说不清楚，还是用文字整理一下比较好。
    有一种主张认为，不让座是每个人的权利，别人不该强迫任何一个人让座，让座只能是一个人的自觉。换句话说，让不让座，是一个人的自由，别人不得干涉。这种观点还有一个法律上的解释：当一个人花钱买了车票，他就等于同交通营运者签订了一个合同，他花了钱，在这个合同的基础上，便有了契约赋予的权利，遵守契约是现代社会的必要规则。而面对这种契约，用道德要求一个人让座，是侵犯契约和侵犯自由的行为，说得严重点，强迫别人让座，就是侵犯他人的权利。这个观点还可以更加深入地假设：如果不让座，到法院打官司，法院不可能判决不让座的人输，只要他买了票，不让座就是合法行为。
    与之完全相反的观点认为，看到老人、孕妇、病人，身体健康的人，就应该让座，这是道德的要求，这是将心比心的要求，这是施惠他人、自己受惠的举动。因为，有一天自己也会老，或者自己也可能生病，自己或自己的家人也会有怀孕上车的可能。反驳者说：如果老人、孕妇、病人是假装、假扮的，怎么办？那么，现代中国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在公交车上设置几个“老弱病残”的专门座位。这个办法是对上述两种观点的折中，既考虑到个人的权利，又考虑到道德的要求，然后设定了一个制度。然而，设置“老弱病残”专座的制度一方面是不可能完善的，比方说，专座设几个？特殊情况总会经常出现。另一方面，这个“专座”制度是用一种外部强迫的办法，让人们遵守道德规范。当一个人从专座上站起来给老人让座的时候，不知道他是真心想让座，还是被逼无奈。
    对于让不让座是个人权利的说法，中国人听着总觉得不舒服，但是，它是有道理的。这个道理就来自于个人权利等等西方法律和理论。这种抛弃道德，突出个人权利的人往往被称为“真小人”。然而，在这个“真小人”的行为中，其实有一个混淆的地方。公交车不是飞机，作为一种短途运输工具，公交车不像飞机一样，必须保证每个乘客都有座位。因此，法律所保护的契约精神，在公交车上首先就遇到法律和契约模糊的问题。主张个人权利第一的“真小人”，即便在这样模糊的地方，也始终坚持自己的个人权利第一，这是让人鄙视的原因。很多制度崇拜者，契约崇拜者认为，完美的制度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事实上，在人类社会中，绝大多数制度都不可能完美。绝大多数情况，都类似公交车的座位问题，是一个模糊的状态。
    正是因为这种法律、契约不可避免的模糊，导致另一些人坚持认为，道德规则是比法律规则、契约精神更高的原则。现代社会意识到，用法律化的道德规定来强迫别人，也可能造成不合理，这就是所谓“伪君子”。比方说，某人自己占座时，看到老弱病残，他不一定让座。但是，他没有座位，却看到其他人占座时，便以道德原则要求其他人让座，换句话说，他只用道德要求他人，而不要求自己。现代社会便采用一个新制度，来化解双方的矛盾。事实上，这个化解矛盾的新制度，即所谓“老弱病残专座”的制度，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在公交车上该不该让座，依然是一个众说纷纭的话题。
    我常说西方人的观念容易走向两个极端。以“真伪”来说，西方观念认为，真就是比伪好。在这样的观念下，小人只要是真的，也比伪君子好。类似的情况还有，“四人帮”成员之一张春桥认为，社会主义绝对比资本主义好，因此，社会主义的一切都比资本主义好，这才有了他的名言：“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从思想观念上说，西方的这种思维方式，来源于一神教的强大影响。在上帝和魔鬼对立的模型下，西方思维常在非此即彼、一或者二、正反对立的状态下。正是这种两极化的僵化思维，导致很多人，包括易中天在《百家讲坛》讲三国的时候，也主张真小人比伪君子好。因为，两极化的思维首先假定了一个不可改变的前提：真就是好，等于上帝；伪就是坏，等于魔鬼。它没有中间状态。然而在现实中，两个极端基本上都只是理想状态，大多数现实都处于中间状态。
    中国人的思维比西方高明和先进的地方在于，西方人往往只讲“一或二”，而中国人都会讲到“三”；西方人大多只讲“正反”，但中国人更多讲到“合”；西方人强调非此即彼，中国注重对立统一。按照中国人的观念，对立的两极，并不一定就是天然、必然的好坏之分，物极必反就是这个意思。任何事物绝对化了，都会产生相反的效果。例如“真伪”问题，真未必都是好，伪未必都是坏，这在医生与病人的关系上常常遇到。这里我们能够看到一个关键点：对于病情，医生必须坚持真；对于同病人的关系，则不一定。概括一下就是说：对于人以外的自然事物，真是好的，而对于人与人的联系，对于社会关系，真未必完全好。所以，西方式的思维对于自然界的研究，例如科学，容易带来丰硕成果。这种观念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有“格物致知”的说法，也是针对人之外的，可惜，这种观念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很多。而中国人观念，对于人类社会，对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容易找到解决方案。
    回到公交车让座的问题。“真小人”坚持个人权利，就是不让座，在西方化的社会环境和观念环境下，他没有犯法，他就可以天经地义，也无需内疚和自责。但是，这里还可以出现一个假设。假设坐在座位上的人，他买车票的钱是偷来的。那么，他是否还有这样的权利？从理论上说，他已经没有权利了。但是，西方理论的自相矛盾在于：只要别人没有掌握他偷钱的证据，他就有这样的权利，他就有权不让座。甚至西方理论还认为，即便证明他是用偷来的钱买的车票，他依然拥有占据座位的权利。好比说，张三偷了李四的钱，买了车票，坐在座位上。张三等于窃取了李四的权利，但不等于说，张三必须把权利让给王五，因为这个权利原来属于李四，而李四本来也有权利可以不让座。换句话说，张三仍然不需要给王五等人让座。西方的法律、契约最终搞得非常复杂，但依然不能解决给一个老人让座这样极其简单的问题。这就是真小人所带来的一系列复杂概念，对于解决社会现实并不一定有多大的帮助。
    现在，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做假设：张三用偷来的钱，买了票，占了座位。但是，他真的把座位让给别人了。张三的这个举动应该怎么看？从法律和契约上说，张三是窃取了别人的权利，因此他让出的座位权利，实际上不是他自己的，他只是“借花献佛”，用别人的权利给自己贴金，因此，张三实际上是一个“伪君子”。对于这样的“伪君子”应该怎么看？按照西方式的两极观念，“伪君子”就是坏的，因此，小偷张三给人让座的行为，也应该受到谴责。这样的结论多少让人感到滑稽。那么，按照中国的传统观念，应该如何看待小偷张三让座的“伪君子”行为呢？
    中国人会认为，“伪君子”并不一定全都坏。对于小偷张三来说，有一种可能是，他给人让座是发自内心，这就应该肯定，但肯定的是他的让座，而不是他的偷盗。还有可能是，张三的确是想用让座的行为给自己捞一个好名声，但这个行为本身也是应该肯定的。张三是伪君子，错在他自己对待君子行为的方式，而不是错在君子行为标准本身。换句话说，伪君子以表面道德为自己捞好处，并不代表道德原则错了，只说明某些人对待道德原则的方式错了。中国人认为，真正的道德原则要求发自内心，只要他是发自内心，哪怕他做得不到家，哪怕他还有其他方面的错误缺点，也是应该肯定的。
    中国的传统道德与西方的宗教道德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此，中国要求通过教育，实现道德内化。西方则通过传教，通过宗教戒律、外部命令，实现道德权威的广泛效果。于是，我们看到现在的公交车上，用制度化的方式设置“老弱病残专座”。它实际上就是西方宗教的方式，把道德变成一种制度，变成一种外部命令。当然，宋明理学的一部分内容，尤其是针对女性的内容，也有这种现象。但总的来说，东方文化是提倡道德内化的。按照道德外部命令化的方式，一个人坐在非“专座”上不让座，如果打官司，他不会输。但是，一个人如果坐在“专座”上不让座，打官司一定输。于是，我们看到西方文化的弊病：一方面它过分强调个人权利，可以不让座；另一方面它又将道德命令制度化，强迫人们遵守道德。这两种自相矛盾的做法，必然造成这样的局面：有些人信仰个人权利，并不愿意遵守道德，但迫于后者的压力，不得不假装遵守道德，从而　成为伪　君子。如今中国的很多贪官，都是这样的人。
    对于中国传统来说，道德是内心的要求，而非外部命令；道德是自觉，不是做给别人看的；道德是自我完善的过程，而不是迫于外部压力、害怕惩罚的结果，例如宗教的地狱；在这个自我完善的过程中，有缺点和错误是正常的，只要他内心真诚，他就不是伪君子，所谓知错就改，就是这个意思。对于公交车让座来说，真正的中国文化是根本不用设“专座”，人人都会自觉让座。如果不让座，也同样不会受到法律的制裁，但是，会受到舆论的谴责。这里的舆论就是有道德要求的民主精神。相反，一群“真小人”在这个问题上，不会形成谴责他的民主舆论，反而可能支持他的不让座行为。按照中国的传统精神，更重要的是，不让座的人还会受到内心的自我谴责，而不会用“真小人”的种种借口，为自己辩护。比方说，前两天写朱元璋对待贪官的文章后面，很多跟帖说，贪污是因为制度规定的薪水太低。在我看来，所谓“高薪养廉”，就是“真小人”加“伪君子”一起泛滥的结果，这是西方模式造成的。按照中国传统来说，如果没有内心的道德要求，“高薪养廉”也只是空话。但是，退一步说，由于并非所有“伪君子”都坏，因此，“高薪养廉”也会有一定的益处。然而，如果没有更高的、发自内心的道德原则，也就是说，如果没有真君子的要求，“高薪养廉”的益处很可能只发生短暂的作用——高薪变得越来越高，高到最后，又成为新的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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