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家的) 民主与科学
墨学源出孔门考(儒法合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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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交替之际,中国思想界影响最大的学派,除儒家外,就是墨子所创立的墨家之学。《韩子·显学》:“世之显学,儒是也。”孟子云:“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可见战国后期,墨学的影响一度甚至主孔学之上。
墨子思想,多出于孔子。尚贤而反对世亲世贵,本于孔子。尚同主张平等,本于孔子“有教无类”。但孔子思想中存在矛盾,其用周礼、主张亲亲尊尊,与“尚贤”、“无类”之思想相牴牾。墨子将孔子思想中的平民主义贯彻到底,而自成一派新学说即墨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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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生活之年代,约略与子思、子夏同时。 金德建 先生曾指出:墨子之学,其社会理想与子思一派的《礼运》之学,多所相似。
墨家思想大致的基本要点,都与《礼运》思想可相印合:
(1)兼爱。(2)尚同。(3)天志。
(4)明鬼。
(5)尚贤。(6)节用。(7)非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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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艺文志》论述墨家源流说:
“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贵俭;养三老五更,是以兼爱;选士大射,是以上贤;宗祀严父,是以右鬼;顺四时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视天下,是以上同;此其所长也。”
《汉志》这一段论述墨家的源流,主要是出自臆测。但我们可以见到:
(1)清庙之守
(2)明堂之制。
(3)三老五更
墨子出身卑贱,自称“贱人”。方授楚云:“周时所谓贱人,与后世良贱之分不同。凡士以下之庶民,皆贱人也。”其说是,按“贱人”即“小人”。
先秦制度,士以上为贵人,士以下为庶人、贱人。贱人即小人,身份高于奴隶是自由民,但百工、商贾,农夫皆属贱业。襄九年《左传》所谓“庶人力于农、穑、商、工、造、隶,不知迁业”者。孔子自称“少也贱。”商汤之贤相伊尹,曾操庖厨之业,亦被目为贱人。
墨子也是贱人出身,其世业,其实就是木工。据说墨子木艺之巧,争胜于当时的名匠鲁班(公输般)。惠施曾称赞他:“墨子大巧,巧为輗,拙为鸢。”(鸢,即雁,见《韩非子·外储说》。)所以当 时贵族 君子认为墨子之说是“役夫之道。”
墨子出身工匠,其学朴实。韩非子言:“墨子者,显学也,其身体则可,其言多而不辩。”其引《诗》、《书》,常致之以适合当代口语。
墨子主张尚贤、尚同、非攻、兼爱(爱人)、交利(利人)、节财、薄葬、卑服、非乐(反对享乐)生产(强节),此皆手工业者之价值观念也。
墨子之学,乃共工氏之学。共工氏一族,世官世业。墨子说“爱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恶人贼人者,天必祸之。”(法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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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儒家相似,墨家之学团并不单纯是一个学派,而是一个组织严密的政治团体——雏型政党。可以认为,墨子学习孔子,将自己的学派组织成为一个有政治主张的团体,其内部组织之严密纪律之严甚至过于儒党,有似一秘密会党。而且其内部具有共财(共产)、平等(尚同)的原始共产主义倾向,要求成员过一种禁欲式的生活。有所相似于希腊之毕达哥拉斯学派。
[毕达哥拉斯建立了一个据称抱有伦理、宗教和政治目的的社团。他的理想是要在其门徒中间发扬政治品德,教诲他们要为国家的利益而活动,使自己服从整体。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他强调道德训练的必要性:个人应该懂得约束自己,抑制情欲,使灵魂旷达;应该尊重权威,尊重长者、教师和国家的权威。这个毕达哥拉斯社团似乎是一个实际的公民训练学校,在这里试验毕达哥拉斯的理想。它的成员培育友爱的美德,训练自我检查的习惯以提高其品性。他们形成一个公社,象一个大家庭那样同吃同住,穿同样的衣服,专心从事艺术和工艺,又研究音乐、医学,特别是数学。通常它的成员都要经过一段学徒时期,格言是先倾听后理解。这个社团最初可能是当时出现在希腊、大规模流行的宗教复兴的一种形式,其目的在于纯净生活,使全民参加礼拜,特别是参加所谓神秘宗教仪式的礼拜。这种神秘宗教的教义,指出灵魂未来的命运取决于人们在尘世生活中的行为,而且为掌管他们的行为制定了一些规章。
墨者这个政治组织的领袖称作巨子(钜子)。巨子,就是执规矩者。
《淮南子》“泰族训”云:
“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为之所死也。”
《庄子》“天下篇”记:
“以巨子为圣人,皆愿为之尸(死),冀得为其后世。”
此所谓巨子,又记作钜子。“钜子”就是墨家之首领。墨者须绝对服从之。
“禽滑子事之墨子,三年,手足胼胝,面目黧黑,役身给使,不敢问欲。”
《墨子》“公输篇”:
子墨子曰:“公输子之意,不过欲杀臣,杀臣宋莫能守,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虽杀臣不能绝也。”
此可见墨子弟子三百人,还是一个具有一定战斗力的准军事团体。若非平时训练有素、有人组织之、指挥之,而徒激于一时之义勇,断难如是步武整齐矣。
不仅全体墨者必须绝对服从钜子,钜子也必须绝对服从团体内之纪律。《吕氏春秋·去私篇》云:“墨者有法。”此种墨者之法,森严如铁,违之则罚,以至处死。惟革命团体与秘密社会之所谓纪律庶几似之。
墨者之死生大故,固受钜子之干涉,然普通出处及生活亦由“钜子”指挥。
据《墨子》书中记,墨子不但对子弟传教学术,而且为弟子安排职业。(孔子也曾如此,如安排子路为季氏宰。)墨子本人虽然未仕,但却曾安排其子弟出仕。
《问篇》记:
“子墨子使胜绰事项子牛。项子牛三侵鲁地,而胜绰三从。子墨子闻之,使高孙子请而退之曰:‘我使绰也,将以济骄而正嬖也;今绰也禄厚而谲夫子。夫子三侵鲁,而绰三从,是鼓鞭于马靳也。’翟闻之:‘言义而弗行,是犯(弗)明也;’绰非弗之知也,禄胜义也。”
由胜绰之事观之,如果出仕的弟子有悖于墨子之道,则给以免职“退之”的处罚。
墨家组织之严密如是,加以墨子之才,好学而博。《天下篇》言“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之牺牲精神,及“席不暇暖,突不得黔之勤劳状态;”宜其倡之遂成显学也。
墨子过的不是贵族的生活,他和他的学生所过的是当时“贱人”的生活:“量腹而食,度身而衣”,“以裘褐为衣,以跋跻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若为极。”有的学生:“短褐之衣、藜藿之羹,朝得之,则夕弗得。”简直完全是贫民。同时墨家懂得工技,墨子就是个大技师,会制造武器等手工品,他和他的弟子至少从事一些手工业劳动,并不完全脱离生产。墨子自称“贱人”,经常步行,丝毫没有贵族架子,表示是庶人的身份。
墨者崇尚苦行,庄子云:
“墨者多以裘褐为衣,以⻊支⻊乔为服,日时时夜不休,以自苦为极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谓墨。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将求之以不得也,虽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
《淮南子》言墨子用“夏政”,所谓夏政,即大禹治水,十年不入家门,苦行之道也。
《墨子·贵义》云:“必去喜、去怒、去乐、去悲、去爱、去忍,而用仁义。手足口鼻耳目,从事于义,必为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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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主张“天志”,天志就是自然法。志,知也,天志即天智,天有智、知。志,择也,天志亦即天择,谓天有意志。
总之,墨子认为天是有智知、感情、知觉、意志,能主动作为的天。而人本于天,事天消退爱人。墨子以天志否定孔子所信仰的天命。命者定也。天命论是必然论、决定论。天数已定,则人力无能为。天志论是选择论、反决定论,是主张存在先于本质的存在主义。所以墨子说:
“实以为治法而可?莫若法天。以天为法,动作为为,天之所欲则为之,天所不欲则止。然而天何欲何恶者也?天必欲人相爱相利,天必恶人相害相贱。”(“天志”,略引)
墨子相信鬼神也有意志:
“有天鬼,亦有山水鬼神者,亦有人死而为鬼者。”(明鬼)“执无鬼者,疑天下之众,是以天下乱。”“今若使天下之人,信鬼神之能赏贤而罚暴也,则未天下岂乱哉?”
墨子这种以天为有意志之天,以鬼神为赏善罚恶者的思想,后来被董仲舒吸收改造融汇入儒家的“天人感应”论中。
因此,墨子以“天志论”,否定了孔子天命不可改变的“天命论”(非命)。他认为:
“在于商夏之诗、书曰:命者,暴王作之。”
“执有命者不仁。”
传统的天命论是一种本质先于存在的宿命论。认为人生一切都有定命,人当安于所命,放弃努力和选择。这实际是商周世官世业、世工世守的种姓制度的意识形态反映。
墨子认为,存在先于本质,选择决定生活。“在于桀纣,则天下乱,在于汤武,则天下治:岂可谓有命哉!”(同上)
“执有命者之言曰:上之所赏,命固自赏,非贤故赏也;上之所罚,命固且罚,不暴故罚也。”(同上)
历史中并没有不改的天命,只有随时赏善罚恶的天志。没有承受天命世官世守的贫卑富尊,而应当以善德为标准,让贤人(哲学家)成为统治的君王。这就是他主张的“尚贤”论。他说:
“执有命者之言曰:命富则富,命贫则贫,命治则治,命乱则乱,命寿则寿,命夭则夭,虽强劲何益哉?以上悦王公大人,下阻百姓之从事。故执有命者不仁。”(非命,略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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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命论是一种决定论,限制人类的作为。而墨子主张人可以有为,行为的结果取决于行为的价值本身。天的意志体现于人类自身行为的结果中。因此善则有善报,恶则有恶报,人应当趋善避恶,这就是墨子反对天命(非命)而主张天志论和明鬼论的实质。
实际上是墨子用他的学说来改造当时的政治。我们可以把它叫做“托神改制”。这就是墨子的“天志”、“明鬼”学说的现实意义。后来,墨子的这种思想被融合到子夏、孟子所代表的今文儒学的思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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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另一方面,墨又是一个理性主义者,他是中国学术史上最早研究形式逻辑的人。他提出了被称作“三表法”(三段论)的归纳推理形式。
“何为三表?子墨子言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废(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谓言有三表也。”(《非命》上)
墨子主张以实践(行)来检验理论:
“子墨子曰:言足以复行者常之,不足以举行者勿常,不足以举行而常之,是荡口也。”(《耕柱》)
先秦百家中,只有墨子、荀子、名家注意过逻辑问题。但名家注重的是语言中的逻辑问题,因此流于诡辩。墨子所注重的则是认识中的逻辑问题。几乎构成了一套有系统的逻辑学。孔子已开始注意语言和语意的问题,但对逻辑问题则缺乏反思。他的言论,述而不作,多是宣谕式的直言命题,很少证明与推论。因此墨子反对儒家这种模糊不清的思想方法。
“子墨子(曰)问于儒者(曰):何故为乐?曰:乐以为乐也。子墨子曰:子未我应也。今我问曰:何故为室?曰:冬避寒焉,夏避暑焉,室以为男女之别也,则子告我为室之故矣。今我问曰:何故为乐?曰:乐之为乐也;是犹曰:何故为室?曰:室以为室也。”(《公孟》)
他说:我问儒者们为什么要造房屋,他们本应说明,冬天用房屋来避寒,夏天用它来避暑,同时也用它来分别男女的住所。他们却回答我:什么是房屋?房屋就是房屋,那不是等于白说吗?
同义反复,这确是常见于儒家思维方法中的局限。
墨子在实践中,也以非常强的逻辑理性为指引。例如:
“子墨子北之齐,遇日者,日者曰:帝以今日杀黑龙于北方,而先生之色墨,不可以北。子墨子不听,遂北,至淄水不遂而反。日者曰:我谓先生不可以北。子墨子曰:南之人不得北,北之人不得南,其色有黑者,有白者,何故皆不遂也?且帝以甲乙杀青龙于东方,以丙丁杀赤龙于南方,以庚辛杀白龙于西方,以壬祭杀黑龙于北方;若用子之言,则是禁天下之行者也,是围(违)心而虚天下也,子之言不可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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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者主张仁,但仁是有等级亲疏远近之施取的。墨子反对这种仁。他说:
“今天下之君子之名仁也,虽禹汤无以易之,兼仁与不仁,使天下之君子取焉,不能知也。故我曰:天下之君子不知仁者,非以其名也,亦以其取也。”(《贵义》)
在墨子看来,这种“仁”不是真正的“仁”,因为它不是兼爱,而是偏爱。尽管儒家说得很漂亮,要“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但是实际做起来,主要还是“亲亲”,这样儒家的“仁”就很难越出贵族阶级的范围。
在墨子看来,儒家的“仁”,仅仅是从爱已出发的,为爱自己,推广一步,就爱自己的父亲、兄弟、子女,这便是所谓“亲亲”;再推广一步,才爱到其他人。所谓“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反下”,都是这个意思。
在墨子看来,这种“仁”不是真正的“仁”,因为它不是兼爱,而是私爱和偏爱。尽管儒家说得很漂亮,要“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但是实际做起来,主要还是“亲亲”,这样儒家的“仁”就很难越出贵族阶级的范围。
儒家这种以“孝弟”为本的“亲亲”的“仁”。墨子认为并不是真“仁”,而只是“专爱”和“私爱”。他反对“孝”,而主张均爱于天下,博爱一切人。他说:“兼仁与不仁,而使天下之君子取焉,不能知也。”
因此墨子认为,必须倡导用“兼爱”代替“仁”;不但要“兼相爱”,而且要“交相利”。只有“交相利”,“兼相爱”才有实际的内容。只有兼相爱,才能体现真正的博爱天之大“仁”。
儒家主张复活周礼,恢复尊卑有秩的等级阶级制度。墨子则主张打破等级身份的界限,实行阶级身份平等(尚同),主张破除私爱(孝、悌)和专爱(仁)而实行博爱(兼爱)。
“子墨子言曰:以兼相爱,交相利之法易之。”
孔子主 张 君子不言利,墨子则是一个务实的功利主义者。墨子认为讲义,就要讲利,“义者,利也。”在这里,墨子是使用了声训,义借为益。有益,就是今语所谓“好”。好事就是给人带来利益之事。不但于已有利,且于众人、社会有利,方为“大益”/大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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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这种民主选举制的前提,是必须打破等级身份制度的礼制,首先承认一切人在身份上的平等,这就是所谓“尚同”。墨子说:
“古者民始生未有刑政之时,盖其语人异议,……是以人是其义,以非人之义,故交相非也。是以内者父子兄弟作怨恶,离散不能相和合,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毒药相亏害,至有馀力不能以相劳,腐朽馀财不以相分,隐匿良道不以相教,天下之乱若禽兽然。
夫明乎天下之所以乱者,生于无政长,是故选(择)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天子立,以其力为未足,又选择天下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三公。
天子、三公既以(已)立,以天下为博大,远国异土之民,是非利害之辩,不可一二而明知,故划分万国,立 诸侯国 君; 诸侯国 君既已立,以其力为未足,又选择其国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正长。
正长既已具,天子发政于天下之百姓,言曰:闻善而(与)不善,皆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必皆是之; 所非,必皆非之;上有过则规谏之,下有善则傍(访)荐之;上同而不下比者,此上之所赏,而下之所誉也。
意若闻善而(与)不善,不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弗能是;上之所非,弗能非;上有过弗规谏,下有善弗傍荐;下比不能上同者,此上之所罚,而百姓所毁也。上以此为赏罚,甚明察以审信。是故里长者,里之仁人也。……乡长者,乡之仁人也。…… 国 君者,国之仁人也。……察天下之所以治者何?天子唯能壹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也。天下之百姓皆上同于天子,而不上同于天,则(天)甾犹未去也。……是故子墨子言曰:古者圣王为五刑,请(诚)以治其民,譬若丝缕之有纪,罔罟之有纲,所(以)连收天下之百姓,不上同其上者也。”(《尚同》上)
(值得注意的是,墨子的这一国家起源论与近代霍布斯的利维坦理论相似)
因此,墨子主张建立层层选择的制度,由下对上进行监督,重新组建一个理想的国家。 连国 君也由民选的仁人、贤人来担任。
过去许多人没有读懂墨子的“尚同”,以为“尚同”就是主张大一统,甚或以为是主张建立中央集权制,这完全是荒谬的误解。
墨子说:
“古者上帝、鬼神之建设国都,立正长也,非高其爵,厚其禄,富贵(放)佚而错(措)之也,将以为万民兴利除害,富贵贫寡(富贫众寡)安危治乱也。”(《尚同》中)
墨子还是一个反对战争(非攻)的和平主义者。
但是,墨家不反对一种战争,就是所谓讨伐不义的“征诛”战。墨子说:
“……昔者禹征有苗,汤伐桀,武王伐纣,此皆立为圣王。是何故也!子墨子曰:子未察吾言之类,未明其故者也;彼非所谓攻,(所)谓诛也,……”(《非攻》下)
10
从学派渊源说,墨家是出于儒家的。但由于思想阶级性的立场不同,墨家从儒家分离出来以后,就成为儒家的对立物。
儒墨两家的思想斗争,是先秦各学派中思想斗争最激烈的。差不多整个战国时代,儒、墨两家并峙为两大学派,墨子脱离儒家创立自己的学派后,对于儒家一直进行激烈的思想批判。(现传的墨子书中有《非儒》,据说就是后期墨家的作品。)
“子墨子谓程子曰:儒之道,足以丧天下者,四政焉:儒以天为不明,以鬼为不神,天鬼不说,此足以丧天下。又厚葬久丧,重为棺椁,多为衣衾,送死若徙,三年哭泣,扶后起,杖后行,耳无闻,目无见,此足以丧天下。又厚葬久丧,重为棺椁,多为衣衾,送死苦徙,三年哭泣,扶后起,杖后行,耳无闻,目无见,此足以丧天下。又弦歌鼓舞,习为声乐,此足以丧天下。又以命为有,贫富寿夭,治乱安危,有极矣,不可损益也,为上者行之,必不听治矣,为下者行之,必不从事矣,此足以丧天下。”
这里墨子攻击儒家四点:一、不信天鬼,二、厚葬久丧,三、弦歌鼓舞,四、相信天命。
儒墨的思想斗争其实是阶级斗争。“儒者曰:亲亲有术(杀),尊贤有等,言亲疏尊卑之异也。”所以墨家反对这种思想,归根结底,是反对儒家以等级身份制(礼制)为核心的贵族宗法思想。
“儒者曰:君子必服(法)古言,然后仁。应之曰:所谓古之言服者,皆尝新矣,而古人言之服之,则非君子也。……又曰:君子循而不作。应之曰:……然则今之鲍函 车匠皆 君子也,而羿、亻予、奚仲、巧垂皆小人邪?且其所循,人必或作之,然则其所循,皆小人道也。又曰:君子胜不逐奔,掩函(陷)弗射,施则助之胥车。应之曰:若皆仁人也,则无说而相与;……何故相(与)?若两暴交争,其胜者欲不逐奔,掩函弗射,施则助之胥车,虽尽能,犹且不得为君子也。意暴残之国也,圣(人)将为世除害,兴师诛罚,……暴乱之人(也)得活,天下害不除,是为群残父母,而深贱(贼)世也,不义莫大焉!”
儒家主张保守,墨家主张改革;儒家着重在“述”,墨家着重在作;儒家以仁义为用,墨家主张彻底实行;儒家主张妥协之中道,墨家则主张对于敌人应当竭力攻击,不除不止。
儒家主张国家主义,君权至上。墨子主张民主主义,平民至上。墨子学说中已经具有一种庶民革命的倾向。在孔子、子夏之后,儒家演变为专谋治国之术的法家。而墨学的平民主义、庶民主义,则随着手工业者地位的低落而在秦汉以后消亡了。
孔子之后出了墨子,墨子之后又有杨朱。杨朱之学是彻底反对墨子的。墨子主张摩顶放踵、牺牲个人一切以利天下。杨朱则主张彻底谋私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杨朱以极端崇尚自我存在的个人主义、存在主义,来反对墨子的原始共产主义。这也是战国思想中极其有意思的一种演变,十分耐人寻味。
记:墨子之学,战国之际与儒学并列为一时显学。秦汉以后殆近失传。加以其书简错窜乱,殊难卒读。晚清孙诒让著《墨子閒诂》,使之重新得到重视。人们发现,墨子在诸子中特重科技逻辑,近乎中国之毕达哥拉斯。但对墨子之政治社会思想,至今研究仍殊浅薄。本文是笔者八十年代的一篇读书札记,未发表过。文中对墨子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解。可惜我的研究并未作完,此刊之以将后来者耳。
03年7月何新记于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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