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的自信从何而来？—百年文化碰撞结论

田辰山

北京外国语大学东西方关系中心主任

一、自觉性、自信力、文化交流

"自觉"的 英文对应词是"Self-conscious"。但我们现在用的是这个概念的中国文化意义。因为英文这个概念中找不到我们今天需要的意义。"Self-conscious"指的是一个人自感笨拙蹩脚（awkward）、局促不安（ill at ease）、尴尬不适（embarrassed and uncomfortable）、无安全感（insecure）、无自信心（unsure of yourself）。在哲学上，它指的是对自己存在的感知。这种意义用在这次文化讨论上不合适。一个经历几千年无数历史风浪的文化自觉倘若是这种心理状态，会让人噤若寒蝉。中华文化的自觉概念，是"一日三省吾身""人贵有自知之明"的意义上承续下来的。文化自觉含有自我审视、检讨、达到对自己的清醒认识。清醒认识的状态是按照一定好坏、利弊、正面和反面等标准等为严肃判别基础，对自我得出的比较正确的估计。它与单凭感觉或情绪进行简单比较而实行肯定或否定是相对照的。人的一般倾向，是不对自己作轻率否定的，所以自知之明不是一般的品质。自知之明十分难能可贵。文化自觉现象应该说是中华文化的特质，是它的深度所在。其他文化传统也有学者对自己文化作出批评的现象，但多呈现涓涓细流，很少象中国能形成一种主流意识，成为一种改变整个社会的历史潮流。

"自信力"的英文对应词是"self-confident"，含意是自我肯定（self-assured）、保持自己（self-possessed）、自若（self-poised），正是自觉的反义词。在英语中，自觉和自信是一对冲突概念，即：要么自觉要么自信，自觉不会同时又是自信。这对这个文化讨论又不合适。因为从中国文化来说，自信不仅与自觉不相冲突，而且是统一的。自知之明的自觉是建筑在自信基础上的。没有自信，就没有自知之明的自觉可言。这两个是互系的，或者可以说，自信不是盲目的，而是以自知之明（或自觉）为前提的。自知是有好坏、利弊、正面与反面等明确标准的，不含糊的。从这种内心状态出发的自信，是很不容易的。自觉和自信是不能单独存在的。二者分离，都会失去其本身的意义，就会要么自惭形愧、自己否定自己，要么盲目自大、自我感觉良好、不可一世。这两种倾向与自觉自信的概念是不相干的。

文化的内容极其丰富庞杂，很难定义。这里讨论的文化含义是思想传统层次的。具体一点，是指民族的世界观、思维方式，社会实践活动。就中华文化来说，是指中华民族的主流思想传统，她的世界观、思维方式与社会实践活动。这里不包括属于通俗文化的、纷繁复杂、迥然而异的社会习俗。中华文化的自觉和自信，是在一百多年来的世界背景下，对中华民族主流的世界观、思维方式、社会实践活动所作的审视和清醒认识。

文化交流与文化的自觉自信是一个整体。交流是自觉、自信的延伸，是需要自觉和自信作基础。可以说，没有自觉与自信，谈不上交流。因为交流的基本意义是互通有无。有在先，才能通无。而有从那里来，就需要一定的好坏、利弊、正面与反面的标准，经过理性的审视自觉逻辑发现。手中有，才生自信，才能谈及交流。如果自觉不是理性的，发现不了中华文化的有，延伸出来的就不是交流，而是"西化"了。那就属于另外一个问题了，是需要从"西化"的角度，认真研究了。向西方学习、文化交流、现代化、西化在意义上虽然很容易互相游移，但毕竟不能混为一个概念。在学术上，不同意义上游移是一种偷换概念或者推理的短路表现。另外，交流是需要位置的，自己有就是位置。对自己的文化抱虚无感，就找不到位置，就会有局促不安、尴尬不适、常处被动的精神状态。交流中包含着政治，也即，交流需要平等，没有平等，也谈不上交流。从中华文化与外国文化交流来说，需要经过理性自觉、产生理性自信，在此基础上怀有平等意识。否则自惭形愧是不会有交流的。

以下就是在上面几个概念的基础上，探讨一下一百多年来中华文化自觉现象的历史脚迹及其所应该给今天面临经济全球化进行文化自觉、树立文化自信、实现文化交流的启发。

二、历史大循环条件下类似文化自觉

一百多年的历史，今天回头看，宛如走了一个大循环。这一大循环包括两种现象，一种是中国思想界重新拾出十九世纪中叶至二十世纪初思考过的同样文化问题，出现与那时类似的对传统文化的自觉现象。另一种是十九世纪中叶二十世纪初国际环境在今天的延续现象。不过大循环不是历史又回到原来位置的意义。

十九世纪中叶二十世纪初的中华文化自觉表现在中国思想界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和崇尚西学。魏源从一八四二年就开始提出中国要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的主张，要求学习西方的生产技术。 洪仁玕一八五九年撰〈资政新篇〉提出了在中国建立西方国家模式的政治纲领，改变生活方式。而且在后来写的《英杰归真》一书中对中国文化习惯进行批判。郑观应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撰《盛世危言》赞赏西方不仅船尖炮利而且"议院上下同心，教养得法。" 严复一八七六至一八七九年赴英国留学，对封建政体不满，深信西方政治和文化可以救中国。他盛赞西洋国家的繁荣富强，判定任何民族强弱存亡的标准是民力强弱、民智高下和民德好坏。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提倡的也是一种包含西洋国家文化的混合体。一八九五年他提出一系列改革纲领，主张君主立宪，在文化上要求提倡属于西洋国家体系的新文化，反对为封建专制服务的旧文化。 在《大同书》中，西洋国家对弱小国家的殖民侵略也被看作是世界走向大同的先驱。谭嗣同在对资本主义羡慕，提倡机器和崇奢的同时，激烈抨击中国文化，呼吁"莫仁于通，莫不仁于不通"、感叹"孔子不幸"。进入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更是展开对传统文化的大规模批判，到五四运动形成文化自觉的三个突出方向，科学、民主和打倒孔家店。尽管那个时代思想混乱，莫衷一是，可是作为一种文化自觉，不管什么派别，没有人不赞成学西方。后来的国民党和共产党就是在这样历史的政治文化环境中出现的，具有对传统文化批判的急进倾向。

十九世纪中叶至二十世纪初中华文化自觉运动的发生有个明显特点，那就是它是在中国与西方政治和文化发生碰撞，中国处于极其弱势地位的情形下，由知识分子的内心忧患意识所激发出来的。这个文化自觉现象是这样一个逻辑，就是由中国在国际政治文化碰撞中的失败想到中国物质和技术的落后，由物质技术的落后追索中国与西方文化的差异，推理出中国文化和传统的落后，又由文化、传统的落后推理到政治落后，于是提出改变政治的主张，开展改变政治的活动。这一过程包括的是一个政治与文化不可分的过程，文化自觉来自政治的失败，文化自觉要求政治改革，文化自觉是政治改革的文化基础，政治又推动文化的自觉。

一百多年后的二十世纪七十至八十年代，中国思想界在政府实行改革开放前后又出现了文化自觉（或反思）的运动。如果有点历史观点，可以看到这一次的文化自觉与上一次具有极其相似之处。这一次的文化自觉虽然表现于不是中国在国际政治文化碰撞中的失败，但是文化自觉来自知识分子内心的忧患意识是一样的。我们还记得作为这次文化自觉运动代表作的六集文献电视片《河殇》，其片题就是忧患意识凝聚的符号，而且其第一集的标题就是〈忧患〉。《河殇》采用的叙述结构贯穿一个直线形因果关系逻辑，也是与上一次一脉相承的，那就是：中国经济、科技落后─>这是个失败─>这个失败是因为中国不象西方那样喜欢出击─>不喜欢出击是因为一种中国的内向心理属性导致（长城就是证明）─>中国人生出这样的内向心理属性是因为他们的黄土地、黄水汤子、黄皮肤─地理决定 ─> 中国人的内向属性还归结于中国的儒家思想、中国的哲学思想─文化原因 ─> 黄色文化不能产生外向心理而拒绝新思想、具有压抑性 ─> 所以，自由经济制度产生不了，也不能出现在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和一个民主的政治制度。只有封建、迷信、宗教、极权、专制 ─> 结论是：中国经济上的失败是一切都衰落的标志。这一逻辑的一个很著名论点就是"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 实际上也是重复上一世纪初的问题和思路。  可以说到现在，这样一个思考逻辑仍然是社会思潮的主导。然而这新一轮的文化自觉，除了比前一轮更显得悲观之外，在重复过去的问题和思路的基础上，并没有什么超越。

三、类似文化自觉逻辑的类似历史条件

中国相隔一百多年的两次文化自觉运动都是对政治文化上与世界封闭隔绝的一个觉悟。这里需指出的是，两种封闭隔绝形态不相同。十九世纪中叶、二十世纪初那个时代的封闭状态客观的说主要属于一种自然性。中国数千年来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文化形态，历史学家曾在这个问题上作过充分的论述。而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的封闭隔绝主要是属于国际政治性质的。把封闭隔绝的造成完全归结为是中国文化的问题是不符合实际的。因为在封闭隔绝状态下，除去战乱年代，中国一直是鼓励对外文化经济交流的。丝绸之路是其中一个明显可以说明这一点的历史证明。中国五十年代起一直鼓励和保持与国际上文化政治的交往。这种往来局限性很大，其历史事实是中国当时在国际上是受到政治孤立和经济封锁的。历史条件是存在相互敌对的两个世界阵营。

中国的大门第一次是被外国的坚船利炮打开的。一百多年后，经过一段短暂的政治隔绝，中国是自己主动打开的大门。第一次的打开，中国遭遇的是战乱、苦难和革命。第二次打开，中国实现的是今天的经济繁荣。可以说没有人能否认中国今天的发展。在某种意义上，第二次的开放，是一种文化自信的表现。两次门户打开，在相隔一百多年跨度，情况如此不同，这是值得思考的。

十九世纪中叶魏源开始提出中国要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的主张，正值鸦片战争事起，中国政府丧权辱国，在西洋列强的威逼之下，签订了不平等的《南京条约》《中英虎门条约》《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将中国沦为半殖民地位的时候。严复根据达尔文的进化论和斯宾塞尔的社会学说，提倡变法维新，比较系统地把西方的政治制度介绍到中国，也是在甲午战争中国失败后面临列强瓜分的民族危机时刻。而且，虽然早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开始有中国人到欧洲和美国留学，但是清朝政府是在甲午被日本战败后开始向日本派留学生的。 而五四运动德先生赛先生的旗帜也是在巴黎和会不平等条约的事件为直接起因的张开的。说中国文化自觉发源于中国挨打应该是符合历史的。也就是说，中国实行开门政策的历史背景是一种险恶的国际竞争环境。中国知识分子是在国家民族生死存亡时刻，情感上忧患的意识中进行思维的。简单说来，它呈现的是一个自相矛盾逻辑。自己挨打，因为自己不强。要想不挨打，就要作强者。而要作强者，就要学人家强者是怎么强的，所以就要不光学技术，还要学制度文化。这里有一个扭曲的心理状态，即：挨别人的打，还必须拜别人为师傅。这可能反映的是中国社会的学徒文化。

应该说这是一种一相情愿，一种普通的未上升到理性的思维逻辑。历史对学徒显得是无情的，徒弟诚心向师傅学，却总是挨师傅的打。采用了西方宗教信仰形式的太平天国，恰恰是在西方军事力量协助清政府的围剿之下覆没的。孙中山一开始信仰西方的民主概念，但西方不仅不是支持，而且是不欢迎。 清王朝的门户打开，带来的一次又一次变本加厉的列强武力强暴，导致自己在人民革命中的灭亡，历史似乎告诉中国，与西学文化传入相伴随的是中国更沉重的政治危机；中国的西化道路是一条悲哀之路。

现在回顾十九世纪中叶开始的中华文化自觉，那个时候文化自觉过程中有一个常被人们忽略的误解。那就是认为西洋的文化是一套政治经济平等的概念，可以解决中国社会主要是政治与经济的不平等问题所导致的腐败和衰弱。例如，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爆发白莲教和天理教起义，暴露了清王朝腐败，龚自珍目睹政治变化，追究治乱兴亡的原因，认为衰亡的原因是贫富悬殊，应当解决土地问题，富者不太富，贫者不太贫。这个逻辑一直贯穿在当时许多改革者的理念当中，一直到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和后来共产党的革命理念之中。可以说，一百多年来很多接触西方思想的知识分子都认为，西洋的富强是由于民主的政治和文化；中国的救国富国之路，最根本是学习西方的民主。

对于这个误解的忽略，在于人们发现了它，却没有很好研究它。其实在第一次的文化自觉、学习西洋的同时，中国知识分子已经发现西洋所有的并不是心目所期待那种理想，西方没有达到免除从私出发造成的罪恶，没有实现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社会。如严复在一八九五年所撰〈原强〉一文就指出："西洋诚为强且富，故谓其至治极盛，则又大谬不然之说也。""虽有益于民生之交通，而亦大利于奸雄之垄断，垄断既兴，则民贫富贵贱之相悬滋益远矣。""至于西洋，则其贫者之不厌糟糠，无立锥之地，与中国叉差相若，而连阡陌，弃粱肉，固未足以尽其富也。" 孙中山一九零五年在同盟会〈民报发刊词〉中指出："欧美强矣，其民实困。"他在卸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之后于一九一二年指出："现今没有那一个国家比英美更为富足……但这些国家国内贫富间的悬殊仍极明显……大多数人依然得不到生活的快乐和幸福。现在所谓幸福只是少数几个资本家才能享受的。""如果我们从中华民国存在之日起就不去考虑如何防止资本主义再最近将来的孳生崛兴，那么等待我们的就是比清朝专制暴政还要残酷百倍的新专制暴政。"

一百多年过去。中国已不是原来的中国。面临外国瓜分的民族危机已不存在。中国作为一个摆脱了半殖民地位三十年的民族自己宣布开放了。然而，虽说现在的处境已不是第一次被列强打开大门时那样险恶的国际环境，但是说世界已经充满了"爱"也是大谬不然之说。应该说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仍然充满激烈的政治、经济、文化竞争和挑战才符合实际。回顾中国开放二十余年在国际环境中经历的风风雨雨、坎坎坷坷，虽说已不是过去那种意义上的挨打，却也是棒槌、喝斥和咒骂。更不用说国际经济市场本身就是竞争的战场。而这种国际环境中的文化碰撞总是必然地与国际政治的角逐交织在一起。说世界正朝着一个文化多元的世界前进，将出现各种文化联手发展、异彩纷呈的局面，未免显得过于乐观。

最近有位李喜所先生主编了一套五券本《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提出了一个高势能文化向低势能文化传播的观点。说是低势能文化只有在融合高势能文化的基础上才能生存和发展。有人认为这是具有开拓意义的新观点。 其实，一本台湾五十年代出版的近代史书就有了这样的观点。它说："文化一如流水，由高向底流下去，所以凡文化高度发达的国家，其文化必然要向文化较低的国家流入，流水是天然的道理，文化可说是自然的道理……然迄近代，情形适得其反。外国文化反源源被流入，可说是文化的逆流，这是反映其国的强弱。" 如果李喜所先生有的是具有开拓意义的新观点，似乎并不比台湾这本历史书的观点更符合实际，因为比它早四十多年的同一观点至少看到文化高度发达国家有发生文化逆流的现象。不过二者都多少忽略了一个情形，即强势文化本身并不比其他文化优越和高贵。其理由是，作为人类在一定地理历史环境形成的文化，是自然生成发展现象，非待价而沽的商品；任何关于谁高贵谁卑贱的主观判断都会扭曲历史和客观的真实，都不免染指种族主义偏见。何况，建立文化问题概念和语言结构背后的权力结构的支撑是沾满血腥的武力的。

阿卜杜尔o柬默哈麦德谈到强弱文化问题时指出："如果每一个欲望都是出于要使自己要强加于他人，并且让他人承认，那么，殖民主义可以提供理想的条件让这种欲望得以实现。殖民主义者军事的强势，能保证完全让他将自己强加给别人，施展其淫威。他能做到连眼睛都不眨地将殖民对象的经济、社会、政治、法律和道德制度的效力摧毁，然后将自己的制度模式强加给对方。用这种手段让被殖民的人们臣服；欧洲的殖民者就可以强迫别人对他承认。而且在这过程中，使他的身份牢牢地依赖于其主宰地位。" 哈姆指出："在今天来说，国际政治仍然明显是近代以来一些殖民帝国遗留下来的那个造型，仍然是那种在世界各地一直存在的新殖民主义的权力关系。多国公司和国际劳动市场的世界可以说是由十六世纪相对简单的形式的长期演化而来。"对于文化问题的阐释仍是发生在弱力语言与强力语言的对比关系中。强力语言仍然占据知识的国际传播的霸权地位。

一百多年后，我们现在面临的是"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我们必须看到，"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际经济竞争会进一步加剧。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发展中国家在竞争中总体上处于不利地位。中国和其他亚洲发展中国家一样，都面临竞争的压力。对我们发展中国家来说，重要的不是相互竞争，而是如何扩大相互合作，以更好的应对挑战。" 从文化方面，我们也应当看到，伴随经济全球化，文化的单元特点也越来越突出。所谓文化单元化，就是以商业文化占领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不仅仅一个社会如此，而是在全球越演越烈。况且，交织在其中的是一个文化上全球西化的进程，特别是美国化。在这种形势下，全球多元化文化状态正在逐渐衰落。盖o安克尔新著《正在共存的现在文明》一书指出全球化是一种安格鲁撒克森―美国文化将全球作为影响范围的过程。 美国文化的渗透就连欧洲也感到了恐慌。今年四月，欧洲各国影视人士在华沙举行欧洲电影大会，要求抵制美国影视的扩张，保留电影的本民族特性。

在全球文化西化、单元化的过程中，一个令人耽心的现象就是少数人鼓吹的文化冲突论。也就是说，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潜在着一种有意识进行的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战略和征服全球的企图。亨廷敦在一九九三年曾发表〈文明的冲突〉，一位记者尖锐地写到："许多在冷战后看到新世界的人读了亨氏这篇文章，犹如脸上挨了一巴掌。因为在他们看来，冷战后的世界潮流应是贸易促进民主。而亨廷敦却断言新的文化冲突可能取代已往的民族冲突和政治阵营冲突。" 亨廷敦曾遭到欧美也包括中国学者在内的学术界的质疑、批驳甚至嘲笑。 不过人们认为这是少数人的荒诞言论，不予过多在意。这场议论很快就过去了，被淡忘了。然而"九一一"事件的发生使得这位先生的名气大增，被认为是"出手不凡的""先知"、"美国东海岸学府培养出来的最纯粹的精英"。而且，美国总统布什于二零零一年十一月中旬也把亨廷敦邀请到白宫作专题演讲。亨先生表示"九一一"事件证明了他提出文明冲突的有效性。 这不能不让人们想到，美国制定、执行政策的人具有与亨先生同样的思路之嫌。

如果说一百多年前，中华文化自觉面临的国际环境是西洋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弱肉强食，一百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不愿意这样想了。因为原来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现在似乎变得文明多了，它们不过是在进行国际经济和宣传人权和民主。但某些国际政治现象总是逼迫我们勾起对过去的回忆。特别是一些政治家们开始讨论"美国帝国"的题目。美国媒体也称布什再次把"美帝国主义的幽灵请回来了。"美国学者约瑟夫o奈说："美国领导世界靠的是"软实力"。（布热津斯基用的是"文化感召力"），因此，美国与历史上的帝国有着本质的区别，顶多只能是"文化帝国主义"。"《环球时报》署名袁鹏的文章则说：""帝国"与"霸权"之间原本只有一线之隔。如果说帝国与霸权之间有微妙差别的话，主要在于帝国更具有进攻性、军事性、暴力性、强权性，更有一种君临天下、唯我独尊的特质。而这些特质在布什领导下的美国体现得淋漓尽致。"这篇文章指出，媒体称布什再次把"美帝国主义的幽灵情回来了。"这位分析家说，美国"利用"反恐"之机，加紧塑造美国控制下的国际政治、安全新秩序。"借"反恐""占据美国长期垂涎的地缘战略要冲，包括中亚、高加索、南亚、东南亚等"弧形地带"。"这样一来，美国就首次有可能构建一个以美国为轴心，以美洲大陆为中心，以北约和美日同盟为支柱，以"弧形地带"为舞台，东西纵横、南北连贯的全球战略安全网，为"帝国时代"打造军事安全平台。 "(美国四面出击的做法，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历史上的帝国。但就规模和影响力而言，历史上还没有哪个帝国像今天的美国这样具有"全球意义"。"美国战略家们口出狂言，称"除非是美国故意或者无意中放弃它的领导地位，否则在可预见的将来，惟有国际无政府状态可能实际取代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布什在共和党几朝元老的辅佐下，更想成就霸业，开创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美利坚帝国。"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这股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战略征服的企图目前还没有挑起对中华文化的直接冲突。但是如果我们不健忘的话，亨廷敦的文章是用了相当多的篇幅，将中国这个"以国家自居的文明"以及亚洲儒家社会与伊斯兰一起列入非西方文明的范畴，作为对付的目标的。这使我们想起不久以前一份所谓的 "揭密"文件，说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行动手册"。其中规定了十条从文化上削弱中国文化的策略，包括衣、食、住、行、娱乐、教育，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虽然这条消息难免有造谣之嫌，但得知之后确实令人长见识。

应该说，经济全球化过程给各个民族、国家和地区的文化造成了史无前例的接触和交流机会，世界应当出现异彩纷呈、文化多元的局面。但是在国际文明冲突和政治霸权诉求存在的文化中心主义大环境下，人们不能不开始思索过去被忽略的问题。那个从第一次中华文化自觉运动遗留下来至今直悬而未解的问题：难道中国文化真是用"封建"和"旧文化"两个标签就可以完全否定的吗？ 民主、科技发达的"高势能"文化真的优越、高贵，中华文化真的卑贱和低下吗？如果不是，那么中华文化值得发扬和保持的是些什么方面？必须抛弃又是那些方面？另外，一种科技发达，高度民主化的国度，为什么对外总是穷兵黩舞而毫无民主可言？这种一百多年前的行径今天是不是已经发生了本质的改变？这些问题不研究清楚，中华文化的自觉就不会深刻，就不能产生应有的自信，而缺乏文化自信和在它基础上的文化自觉难免要走向文化的自残。

四、自觉和自信

中国要向西方学习是毫无异议的。中国不能失去文化自信，也应是确定的。然而学到什么程度才算是不失掉自信，为了坚持自信，中国文化又有什么值得我们坚持和自信的呢？其界限究竟在那里呢？可以说，这两者之间的掌握是最难的。然而，确实难，但是不能没有，不能不做。可以说寻找和确定这个程度本身，实际上就是一个文化自觉的过程。

是什么使得中华文化对自己缺乏了信心呢？据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中找不到科学、民主、法制、自由竞争和个人全面发展的思想，与今天市场经济的现实不适应。为什么找不到？因为儒家思想是一种开放思想体系，而现在讲的所谓"科学""民主""法制""自由竞争"和"个人全面发展的思想"的概念都是封闭概念。什么叫封闭概念？就是绝对概念，限定概念，缺乏相对性，在现实生活中无法实行。因为现实生活中的科学总是有目的的，民主总不能是极端的，法制总是被动的，自由竞争总是受规则约束的，个人全面发展总是有具体内容的。任何概念到了现实当中都需要有它的对立面建立相对性。任何具体场合都是如此，不管中国还是外国。如果其中有一种概念，可以脱离现实，可以是灵丹妙药，放到那里那里亮，那是神话。为什么西方思想就有，而中国传统思想中没有？这需要从中国和西方两种不同的思考方式上去说。

西方主流思考方式是自古希腊遗传下来的一个超绝的本体宇宙观。根据这个宇宙观，世界后面有个本体的东西在操作。世界在按照一个单一秩序运动、遵循具有先验目的直线轨道前进。这种思考起主导作用的是一种二元论，也就是说，, 它将自然与人、时间与空间、精神与肉体、本体论与认识论等等，都最终地使它们对立、分隔开来。而儒家或者中国传统的世界是一种"自然"的，也就是自己然也。世界万物之中是互系的，不断的或连续的。这样一来，看待世界事物的时候，中国思想先进入人的意识的是事物之间的互系性和连续，而西方思考先进入人的意识的是事物的对立性、分散性、割裂性或分离性，进而是冲突性或不相容性。

应该说，整个孔子及儒家思想体系都是建筑在一个互系性的思考方式上。 孔子"仁"的观念后来成为中国古代政治哲学体系的基石，要实现的是一种人和社会的适当互系， 人与人互相都把对方当作人看待和尊重的正当关系。这是一种种朴素的人与人的平等意识。

正因为中国思想将世界万物看成是互系性的，才产生出它追求合谐的倾向。世界万物的合谐，既是天事也是人事的，也即人和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天人合一是儒家表达这种互系思考方式的一个明确概念。这对西方人与自然对立以及割裂的思考形式来说，是显明的对照。今天全球环境问题呈现空前危机的时刻，孔子及儒家思想具有紧迫的现实意义。今天，儒家思想对人事合谐的追求和人与人平等的朴素思想，则可以启发我们在理顺社会内部不同社会族群、阶层、个人之间，甚至国际间民族与民族的关系上，从一种寻找正常适当的关系方面思考, 也是一种十分现实的。

孔子思想的纲常礼仪，不是一种单线式的统治阶梯关系，而是一种以仁为根本
基点的正当互动关系。它包括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所谓道德是万物互系意义上
的，是人在认识和处理人事互系方面所达到的程度，也即 "德道"了没有。道德高的人对互系认识范围大、程度深，不仅能认识处理个人、家庭、社会关系，也能认识处理国家和国家、人和自然的关系。一切关系在他手里都能根据时间、地点、情势的具体情况获得恰当对待。道德的反面就是不合天理和违反纲常，是破坏人和自然，人与人之间应有的正常关系。自然拥有养育人类的资源，人类不正当处理，对自然资源进行不适当的滥用和浪费，自然就会危及人类的生存。人与人是平等的，是互相支持生存的关系，如果不正确对待 而产生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采取不平等的态度，把另一部分人当成对立的、攻击的或者攫取利益的对象， 那么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不适当，就会由互相支持生存转化为互相仇视，互相恶斗，出现人残杀人的现象。

所谓仁、义、礼、智、信、忠、孝，是正当天事人事关系的具体处理执行，是在具体范范畴中表现的个人对互系的认识和处理。一个简洁的道理就是中庸之道。中庸包括正、适、合、中、时、当，它们是从各个角度和范畴对中庸的阐明。反过来说，就是"不偏不倚"和"过犹不及"。这不是一种庸俗的骑墙立场，而是说，处理天事人事，如果做过了头，太过份，会适得其反。现今时代追求金钱、追求富有、追求享受、追求实力的单一倾向，是自由经济和自由竞争的绝对化表现。这种单一化把人类社会的悠悠万事，都绝对化地统统归纳为这一个单一概念，致使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都作为"市场"操作。加之这样一种机制再不伴以道德理念的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正常关系必然出现极大的危机。现在的问题不是传统思想符不符合现实需要，而是现代化、科学、民主、金钱、实力的实现，要么完全置道德观念不顾，要么以道德对它们实行平衡。 对社会总体来说，脱离道德越远，一切努力就会越显适得其反。因此，建立起一定的社会道德体系，在改革开放进入目前的现实阶段应该是当务之急。

儒家思想的所谓内省和修养是对天事人事互系的内心认识和心理调整过程。这过程贯穿于人的一生。人需要随时调整自己以适应人事天事的正当关系。这种过程就是人性的发展过程。所以人性在儒家那里不是不变的绝对概念，而是一个变化过程。而现在人性恶的观点被当成唯一正确的认识十分流行。它的逻辑是，人性生来就是自私的，而自由经济是靠启动人的自私展开的；儒家思想讲为富不仁，是违背人性事实，甚至泯灭人性，为现在发展展所不可取。

人性究竟是善还是恶，其实是个哲学上一直莫衷一是的问题。相信人性恶如果说是学术问题，不如说它是信仰问题更合适。信仰人性善的人可能会以好心待人为原则。信仰人性恶的可能会怀疑任何好心，骂它是假正经，奉行待人为恶的原则。在一个奉行人性恶的社会，信仰人性善的经常是受害的首当其冲者。所谓"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就是如此而来。它表示好心人往往觉得活得太累而生活的信心不足。其实儒家思想既不是人性恶论也不是人性善论。儒家既有人有不忍人之心，也有性相近习相远的观点。也就是说，人性不是天生的，人的行善还是行恶，取决于后来的德行，也就是他认识人事互系和对它处理所能达到的程度。这种认识至今我们也不能说不全面和不符合实际。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儒家十分注重教化，相信人性不是天定不变的。如果把人性恶、自私性、各种肉体和心灵欲望、 弱肉强食等等邪恶的品质作为一种抽象的、人性的万古不化的条律信奉，认为使这些邪恶品质获得充分发展空间，才是所谓"个人的全面发展"才是人道, 才算提倡自由, 才能发挥人的最大能动，那么它将是一种脱离人性和道德的能动，或者说是"异化"的能动。

从简单化的思考方式中跳出来，会使人发现"自由"、"民主"、"人权"、"科学"、"现代化"、"自由经济"和"全球化"的概念需要道德体系的支承才获得完整。西方的现实和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情况都表明，法制虽说不可缺少，但单纯依靠法制是远远不够的。法管人毕竟是被动式。 江泽民先生在二零零零年六月讲话指出："法治以其权威性和强治手段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德治以其说服力和劝导力提社会成员的思想认识和道德觉悟。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应该互相结合，统一发挥作用。"这话是有见解的。

今年新闻报导了两件发生时间差不多，地点分别在美国和中国的类似事件。一件是南京一大型百货商场内赫然出现以人的舌头、臀部等器官为模型做成的"人体家俱"。裸体女姓的臀部被雕成沙发、或跪或倒的姿势。据说出自一法国艺术家之手。每件价格高达二千五百美元。这条消息还报导，艺术家找几个年轻女性可以当众画起来，以"行为艺术"为名，在乳房、肚脐儿、后背上图画。现代自由概念绝对化之下，连记者也找不出合适的字眼来评判此类时尚，只能微弱的呼吁"为孩子们着想。" 另一件是以自由派校风著称的加里福尼亚州柏克利大学所办的性学和赌博发牌课程。男性性学研究班参加狂欢性聚会可算学分。女性性学班课程结束，到同性恋脱衣舞厅，观看上课导师性交演示。校方已下令停课并对此展开调查。

这两件事情说明，作为现代概念之下一的自由达到绝对化的程度是中国外国存在的共同问题。当然在不同文化的社会，在什么程度上将它当成问题是不同的。比如，你在美国说吃狗肉会犯大忌讳，而你说给兔子剥皮，尽管比吃更血腥，却毫无问题。这里要说的问题是，一切现代理念在任何条件下都不是绝对的、都是有界限的。没有界限就是物极必反。某个个人的极端自由化实际上构成其他人的不自由。然而界限在哪里？又是一个在抽象和绝对意义上无法划定的难题，但在现实生活中又是必须划定的问题。而恰恰中国的传统思想能够让我们避免绝对化的倾向，提供了在现实中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思想方式。

传统思想阻碍了中国科学发达吗？一个反驳的简单事实就是，以儒家为主导的古代中国曾产生出灿烂的科技成就。曾经在批判传统文化的五四运动时是一名新文化倡导者的胡适，经过在美国多年的实际生活，感悟到传统思想中存在科学精神。为回应西方学者提出"西方发展了自然科学，而东方没有"的论点，胡适撰写了"中国哲学的科学精神和方法论"的论文。 然而，西方的科技为什么在近代超过了中国？这不是简单用中国传统思想"封建落后"就可以回答的问题，它牵涉着发展科技是为什么目的的复杂因素。西方学者在这个问题上作了大量研究。研究说明，西方科技的发展史是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发展史是联系在一起的。丹尼尔o海德利克指出，对一项一项的科技发展的技术与社会经济背景进行单独地解释是最容易不过了。 为什么发明这些科技和为什么它们被帝国主义分子使用？科技发明一般都是在工业革命的语境中解释的。这样可以解释具体新科技的发明和制造，却不能解释它们被转移到亚洲和非洲去使用的目的。 后膛炮、机关枪、汽船和轮船、奎宁以及其他发明所起的作用是降低对新殖民地渗透、征服和剥削在财力人力方面的成本。帝国主义出现了如此之大的效益，甚至不仅国家政府而且规模小些的集团都能再其中扮演一个角色。

如同西方传统产生出今天的科技成果，产生出它的民主概念和法律制度，也是与西方历史、文化、社会原因的深刻性、复杂姓分不开的。这是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不能不仔细研究的课题。目前至少可以说的是，西方的民主和法律制度产生的历史、文化、社会原因，是无法与中国的历史、文化、社会背景进行简单平行式比附的。不少西方学者也在探讨西方民主方式存在的缺陷和问题。至少一个获得比较广泛同意的问题就是金钱在"民主"操作中的重大作用。对这种情形的一个流行说法是"金钱说话算数"（Money Talks）。而民主一旦由金钱操作，其实质就很难是理想的那种"人民作主"意义的民主。这也可以算是西方学者的文化自觉吧。出于许多西方社会存在的问题，学者们也在借鉴东方的思想。（当然这不是我们今天的话题）。一些学者经过研究认为儒家思想和中国古代政治具有深刻的民主成份。 民主的内容是丰富的、具体的，形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应当将民主看作是人类在不同历史不同文化和不同社会条件下共同的智慧结晶。将民主概念专利化是国际社会商业化在国际政治上的反映。任何民族都有自己的民主经验。民主概念不可能在社会现实中孤立地存在。任何社会如果在操作上没有一定的民主成份，都是不可能维持下去的。

孔子及儒家思想的互系性思考方式和内省修养的观点确定了儒家传统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实际上，中国的改革开放举措是它具有开放性的最好证明。开放之前，应该说中国知识分子和中国领导人具有的基本上都是中国传统熏陶出来的思维，而对外国的市场经济及其一套理念都是放开胸怀的。不仅如此，可以说几乎在每一个中华文化与外国文化接触的历史机遇，中国表现的都是这种胸怀。即使同西方接触的经验保留了不愉快的记忆，中国的主流传统仍不否定应当向外国学习。尤其到近代，中国有一系列关于西学东渐的学术反映这种胸怀。直到今天我们现在这里的中华文化论坛《文化自觉与社会发展》主题，也还是这样一个态度。

其实，社会的发展一直伴随着一定的市场经济活动。中国历史上，尤其是近代以来和今天都出现了许多杰出实业家，不仅实业做得好，而且是儒家思想的积极奉行者。他们无论在选择行业上、生意实践上、管理之道上都有一套遵循的行业道德、社会公德，融合著儒家的思想。许多人还以所获得的效益回馈社会，作为道德的实践。儒家思想与市场经济活动的结合，在中国产生出许多市场经济之道的格言和准则。这些情况都说明，儒家思想是可以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

但是非要说儒家思想体系不适合市场经济发展，有一个界限需要明白，那就是，象所有现代化、民主、自由、人权、科学、全球化的现代概念一样，不能失去人与人适当的平等关系，不能置道德于不顾，不能让任凭不理性的心理所驾驭，使它们失去平衡和相对性，导致人类与人类、人类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平衡破坏，影响成千上万人的生存和未来。改革开始时的初衷是不能违背的。中国所做的是正在开辟一条新道路，而不是返回恶性循环的人压迫人, 人剥削人的陈旧模式。中国要发展，要生产力发达，但不会扔掉道德、失掉平衡。这条道路是实际的、宽阔的。现在要做的应当是积极采取措施，建立社会的道德机制，约束市场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与道德分离引起的不平衡和混乱现象，使市场经济朝着更健康、成功的道路发展。

对中华文化的理性自觉会使人意识到，中华文化是"封建"和"旧文化"两个标签不可以简单地完全否定的。西方的文明也不是"民主""科技"两个标签可以简单地概括的。中国人对自己文化产生信心有三个最基本的理由：一、中华文化有一个互系性的思考方式。它让我们总是寻找事物的两方面、求合谐、求平衡。这是祖先传下的法宝。它让中华民族智慧、敏捷，立于不败之地。二、中华文化是一个道德体系，人道体系。它告诉这个民族，命运在于它自己，而不在上帝，更不在别人。道德在人的身上，神奇在人身上，人存在它们就存在。三、中华文化是个开放体系，最能与时俱进，最能包容、自重。它的内涵象大海一样深广。这都是与西方文明形成显明对照的特质，是中华文化自信的基本点。这也是可以与西方文化交流，互补的基础。对西方文化，中国有很多需要学习，然而有了这个基本点，就可以更自觉的学习，更明确学什么。从文化角度，中国不比任何文化低下和卑贱，没有理由自惭形愧。

作为一次文化自觉，这里需要补缀一个很重要的观点，那就是，虽然从中华文化互系思考出发，一种思想或理论的正确与否，靠的是实践，但是在进行历史总结的时候，需要把思想和由于什么人奉行和运用这种思想产生的效果分开来看。不能把奉行执行某一思想过程中产生的过错看成是思想本身的过错。特别是对待象儒家思想传统这样具有几千年历史的传统。一个文化、思想或者社会理论，即使本身是严密的正确的，但因为它要面临无法计算的、随时活动的变量条件，到了执行和奉行人的手里都会一个人一个样。这是由于具体情况具体对待的原因，也有是真奉行还是假奉行的问题。所以，尽管五四运动的批判传统有一定的必要性和积极性，但是如果进行认真文化自觉，将清朝政府的腐败没落看成是中国文化传统的过错，则是一种不理性的简单化思维。将整个中国文化传统冠之以"封建"全盘否定，与将整个西方文化冠之以"科学、民主"，是同样简单得不能再简单、草率得不能再草率的思维。无可估量地庞大、复杂的文化，这样一两个抽象、绝对的概念，其局限性之大是不可想像的。中华文化的自觉运动不能继续停留在一百多年之前的水平。经济全球化的世界环境为中华文化造成了史无前例的与外国文化接触和交流的机会，也为中华文化深刻了解外国文化，认真思考过去的文化自觉运动遗留的一直悬而未解的问题，深化对本文化的自觉创造了最好的历史条件。

五、交流

首先是交流的可能性。交流的可能取决于接触机会的多寡。目前围绕中国改革开放的国际环境尽管是激烈的经济、政治、文化竞争，但也是中华文化自觉、自信和与外国文化实行交流的大好机遇。因为经济全球化的趋势造成各民族文化不能不接触的局面。不进行文化交流不仅是不可能，而且是没有自信的表现。尽管美国极力推行国际政治单极化、文化单元化的全球战略，但世界形势的发展是否真能朝着某些人设计的那样如愿以偿，恐怕还是逃不出按照中国传统世界观和思维方式所能预料的规律，就是物极必反。而借着经济全球化进程出现的民族国家之间的广泛接触，进行文化交流，达到深化对西方文化的了解，促进文化自觉的深化，为取得经济、政治竞争的成功，则是势在必行。这种交流可以深化一百多年前开始的那种用简单的"科学民主"对"封建落后"公式比附复杂文化现象的倾向。

其实，如果说中华文化有什么应当抛弃的方面，则正是这种简单化、好走极端的思维逻辑。这一文化历史的缺陷其实是中国文化传统博大精深特质的一个反映。因为中国互系性的思维方式把世界一切事物都看成是互系的，这使得人们在设法纠正某一具体范畴或局部偏差的时候，往往有把它和整体体系相联系的倾向，产生"过犹不及"的扩大范畴或超出局部的逻辑。尽管中华传统思想是最重视事物两端之间的度（也即中庸）的，但因为适度（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又恰恰不能是什么统一简单的标准或尺码，就造成看待和处理具体事物过程中掌握适度的艰难。特别是在本身就已是十分复杂的社会文化问题上。这是中国思想传统反复强调三省吾身、三思而行、格物致知等等观念的理由。一种思维逻辑以其开始的起点可能具有合理性，但一旦当这个逻辑延伸扩展以致于超出不适当的范畴或局部，就失去其合理性而变为极端性，就必然表现出形式上的极端。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在不同特定条件走极端的倾向往往发生在同样的某些个人身上。但是应指出，走极端不是中国传统思想的过错，而是个人思维欠缺深度所致。西方主体思维互系性不强，在某种意义上则是较少发生好走极端倾向的原因之一。中华文化要实行对外文化交流，首先要克服思维的简单化逻辑倾向，加强理性和细致的分析思维。

纠正了简单思维逻辑，才能有对中华文化传统认识趋于适度和实现对文化传统合理、准确的估计，才有可能认识到中华文化的强势所在，因而产生出文化自信。文化交流首先需要的是有这样一个正常心态，而不是那种扭曲自我的心态。经济贸易有一个底线，就是无缘无故的亏本生意不做。正常心态就等于文化交流也保持有一个底线，就是保持中华文化本身的好坏、利弊、正面与反面的标准，也是保持中华文化的世界观，思维方式，社会实践活动以及由此发源的价值观念体系。我们没有理由抛弃它，因为它是中华民族的灵魂所在、维系所在、自信所在。象任何一种需要生存下去的文化一样，中华文化需要用自己的标准看待自己，因为中华文化没有理由不采用自己的标准，而用别人的标准看待自己。文化交流如果不采用自己的标准，等于是自己扼杀自己的灵魂一样简单。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一文曾说："西方现正处于非常的权立顶峰。它的超级对手已从地球上消失" ，"西方的军事力量是无敌的"。一些国家"在文化上具有相当的同质性，却就自己社会该属于哪个文明莫衷一是。它们是精神分裂的国家" 。这很值得引起深思。

可以说，任何交流都是以自己的标准为前提的。自己有什么，缺什么都是建筑在自己的标准之上的。文化交流不是基于用自己标准看待自己，也等于是撤销了文化交流的前提。从本质上到形式上都不可能是交流。在网络上曾读到一位名叫老田的学者指出："从中华文化的本来面目去认识中华文化，在今天反而成为一个独特的角度。应该说这是所谓"现代新儒家"三代人前赴后继努力的结果。中华文化的核心和源流均与西方文化决不相同，而且形成鲜明的对照。但是现代新儒家却热衷于去"会通"中西文化，甚至怀着"小妾争宠"的心态，试图用西方来证明中华文化的意义和价值。不幸的是，中华文化所主张的人生道路与西方基于丛林法则的人生道路针锋相对，刚好无法从西学得到任何程度和性质的证明。" 老田指出三点，一是看待中华文化不以自己的标准看待自己；二是用西方证明中华文化问题上出现的"小妾争宠"现象；三是"仁义道德"的中华人生道路与西方的"丛林法则"人生道路的意义和价值的无法互相证明。本人认为是有深度的。因为他简洁地说明了基于对传统文化认识的适度思维，至少西方丛林法则的人生道路不会比儒家主张的人生道路更可取。仅此就可是发生文化自信的一个基点，文化自觉就至少没有理由引导到非抛弃自己人生道路，而采取丛林法则的人生态度和由它派生出来的西方好坏、利弊、正面与反面的标准和价值体系。如果非要刻意抛弃中国的人生道路，会是一种什么情境？设想一个追求与社会合谐相处的人生坦荡胸怀，换成一颗伺机抢掠别人，时时提防别人剥夺的心态，不是如同丢掉了的灵魂又能是什么？而老田那种"小妾争宠"的比喻，不也是一个灵魂上失去自我状态的形象写照吗？

进行文化交流首先需有自己的立脚点，而克服简单逻辑，看到文化传统的长处，产生文化自信和确立从自己文化派生的好坏、利弊、正面与反面的价值体系标准，也就是有了文化交流的立脚点。从立脚点出发，会产生文化平等意识的诉求，进而开始寻找具体实施交流的平等条件或均衡势态。因为文化间如没有平等和均势条件，则不会有真正意义的交流。寻找交流的平等与均势包含确定交流的对象问题。交流对象最好是思想开明者、心怀善意者。如果交流对象是个狭隘、偏见的种族主义者，交流很难发生，甚至出现的会是冲突。

文化的交流目的包括两个，一个是增进对其他文化的了解，一个是让其他文化了解自己。两个目的实现了，两文化之间的正常关系也就有起点。所以确定了交流的对象，更要确定向对方了解什么和让对方了解什么。确定向对方了解什么是为了确定向对方学习什么。而最根本的是了解其他文化传统的世界观、思维方式、社会实践，以及一整套价值体系（或说判断是非、好坏、正反的标准）。然后与中华文化的体系对照，以中华文化与这些对应的方面比较，在比较基础上加深由此派生出来的复杂社会文化现象的认识，从而确定对方文化对中华文化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同时也确立了交流的接近点，找出如何让对方文化了解自己的作法。这样的交流又反过来深化对自己文化的自觉，增强对自己文化的自信。例如，作为了解西方文明的关键问题是理解：一种科技发达，高度民主化的国度，为什么对外总是穷兵黩舞而显得毫无民主可言？其文化的内涵究竟是什么？而这种社会文化是否真的可以用"科技"、"民主"的概括？它科技发达和民主概念产生的复杂历史、社会、文化背景到底如何？它一百多年前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行径今天是不是已经发生了本质的改变？如果真的改变了，是如何改变的，它改变的背景和过程是怎样的？此外还有许多其他表现与中华文化明显差异的问题。直到搞清了这些文化问题的时候，我们才算是达到一种对自己文化的自觉也很深刻的地步。除此之外，我们任何所谓"自觉"都会不可避免地带有盲目性。

人类永远是生活于矛盾之中的。中华文化所面临着的一个矛盾，就是要强大起来。这还是一百多年前那个夙愿，那个被残酷的竞争国际环境逼迫出来的一个夙愿。因为不强大，在这个丛林法则主宰的世界，就没有立身之地。

一百多年后，今天国际环境的竞争仍然是激烈的。激烈竞争的背景造成不同区域、不同民族、国家间的交流必然是个的复杂的过程。而文化交流是比贸易更具深度的交流。交流总是与竞争交织在一起的，竞争之中存在交流，交流中贯穿着竞争。这种情况也确定了交流与竞争之间寻找不定模式的难度。然而中华文化的国际交流前途是充满希望的。尽管根据现时国际的情况，似乎依靠经军事的强大可能会支撑一个文化上的战略强势。但是从长远观点看，真正的力量在于文化本身，在于文化上的博大精深。中华文化的特质是追求合谐、追求平衡。它把命运背负在自己身上。它是个开放体系，最少保守、最能与时俱进。它包容、自重。中华文化本身的特质确定了中国不会把任何民族当作对手，不愿意同任何人出现对抗，也从来想不到树立心理上的假象敌人。中华文化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进程走出了国门，仍然没有西洋文化那种时刻准备政治上出击的企图。这是中华文化的固有优势不需要这样做。它的优势也确定了从不会接受任何的压迫和奴役。世界需要中华文化，中华文化必然在与世界的交流中更显现中华性，也因此更具有世界性。中华文化一定会通过交流，在全球的广阔舞台，展示自己的精华，为创造一个和平稳定的世界环境有所贡献。

（2002年6月3日于夏威夷檀香山）
（原载于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学海》2003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