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中华民族核心价值体系为关键

——兼谈所谓“公共外交”

田辰山

东西方关系中心主任

（北京外国语大学）

各位专家、朋友：

十分荣幸有机会参加这样一个议题的会议。本来没有准备发言，但到会之时工作人员向我征求发言，在听会过程中写了一个提纲。现在整理了一篇这样的稿子。

一、视角

我是政治学与哲学视角。我现在讲授“比较中国、美国外交政策”和“美国媒体与政治”。长期以来，我习惯从外部看中国，认为这样避免“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从外部看，特点是对中国发生的事情比较乐观。不像在国内，看负面东西多，总要言必称西方，总感有点事事不如人，泄气。我过去也曾是这样看。但现在有一种整体比较角度；整体比较使我对中国感到乐观，有信心。

二、什么是中华核心价值？怎样建立核心价值？

   听一些发言打出“公共外交”这个概念，认为外国人不了解中国，所以要鼓励个人在善交外国朋友上下功夫，通过交往让他们理解中国。这种看法应该不错。但是在这个层面上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到底什么是不理解中国的原因？有些与中国接触很多，交了不少中国朋友的外国人，还是对中国大有微词。这其实不是搞搞“公共外交”可以解决的。因为，外国人不了解中国，其中有更具有决定成分的政治的和文化思维的原因。而政治和文化思维成分造成的不理解其实是核心价值问题。

自由民主主义核心价值人们很容易脱口而出：自由、民主、人权、个人主义这一套。而一问什么是中国核心价值，就说不清了。不是有很多讲法，就是干脆有的哪怕是职位较高的中国政府官员也认为“说不清楚什么是中国的核心价值”。这种情况其实是不该责怪之事，而只是在西方价值很明确，中国价值说不清的对比之下，才显得奇怪和感到不如人。中国人过去不讲价值，价值是个西洋词、现代词，是个思维绝对化的词。如果有个整体比较角度，就知道价值在中国为什么说不清楚。为什么说不清楚？原因是中国人的思维和做事从来不绝对。这是一种中国人的生活态度，什么东西在中国人看来都是变的，都是随历史、社会条件或者时间、地点、情势而变的。设定一个确定不变、绝对理念的价值观念并非就是明智。可以说，现阶段说的“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就是中国今天的价值。

那么中国传统有没有确定的“价值观”、或者说“核心”（或曰所谓“绝对”）价值呢？我以为是有的。中国人有核心价值观，就是中国人的历来崇尚。但中国人是多角度思维的，一个价值观在不同角度上，不同时间、地点、条件下有着多种不同的说法。

这个核心价值观是什么？过去中国很少花气力去确定它，因为确定它似乎对中国人必要性没有那么大。但是现在不确定不行了，因为西方的价值观来了。它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西方价值观的确定性在中国人搞不懂时容易搞乱自己的思想。另一方面，恰恰在与西方价值观的对比角度上，中国人可以找到自己的价值观。

怎样对比？首先需要找到自由、民主、人权、个人主义这一套东西是一种什么文化思维。它其实是个金字塔三角结构，是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规定的对宇宙看法，由此也是思维方式。三角形顶端是高高在上、人类不能超越的独一无二体（上帝）；它的下面是按照它的计划制造的独立、分散、不相联系的无数个体。自由、民主、人权、个人主义就是在这个文化思维结构上得出的绝对原则或概念。这些原则缺少相对性，其根本前提就是无数个体分散、不联系和独立性的这种假设；而且更在于：自由、民主、人权、个人主义等原则的绝对性与上帝一脉相承。它们反映的是上帝的意志，所以是绝对、抽象、终极和所谓“普世价值”的。

在这个基础上，美国主流意识形态有统一价值：1）资本主义；2）自由主义；3）人权。是在这个基础上，有二元对立的安全观。什么是安全？安全就是威胁的存在；而威胁是针对自由和人权的。也就是说，资本主义、自由主义和人权是美国主宰世界的理由，任何对这个理由不利因素的都是安全问题。

在美国（西方）与中国关系上，至少有三个二元对立逻辑在起决定性作用：

1）政府与个人之间二元对立：这是为什么CNN说它不对中国政府道歉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美国总是支持有些中国人（或西藏）反政府，尤其反中央政府。再加上当然的一个很决定的因素，即出于国际政治目的，美国保证可以控制世界（包括中国）。

2）“我们”与“他们”的二元对立：亨廷顿对外交思维的“我们”和“他们” 有确切定义：不同肤色、宗教、信仰、语言、文化等等。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对立、冲突，是“我们”征服、压倒、统治“他们”的关系。

3）“美国（西方）”与“中国”的二元对立：黑白分明地一个先进、一个落后；一个民主、一个极权；一个文明、一个愚昧。与中国儒家文明的冲突是必然的、终究的。一切不冲突都是权宜的、暂时的。

美国和西方出现“公共外交”的术语和政策，基于文化二元对立思维和国际霸权目的。“公共外交”就是向别国公众灌输自由、民主、人权、个人主义的西方价值，使最不利它国际政治主宰的地区掀起“民主”运动（或颜色革命）；培养和建立有利于西方的政权。按照亨廷顿说法，这个世界有许多本不是西方国家的人，在心灵深处欣赏西方核心价值，是一种文化精神分裂状况。搞“民主”运动（或颜色革命）要靠这种人。

我在一次偶尔机会，旁听了一次正在召开的关于“软实力”的国际会议。中国知名官员和学者也在会上，也提到中国的“软实力”问题。印象很深的一幕是，美国外交官员发言怀疑地针对中国学者说：“软实力不是搞出来的，而是有没有的问题。”很清楚，这是在说：中国有软实力吗？软实力是价值观，美国（西方）有自由、民主、人权这些价值。这些是西方的软实力，中国有吗？没有这样的软实力，再搞软实力也是没有用。搞外交政策研究的人们需要想一想，为什么美国能够宿求对全球的主宰地位，软实力就是因为它的文化核心价值被世界接受，成为一种被认同的全球“普世价值”。

其实，中国要搞“公共外交”，首先要对中国人自己。中国人要先认同和建立起自己的核心价值。如果在这个问题上不清醒，中国自己不在文化（精神）上站立起来，政治上也挺不起腰杆，经济地位也不是牢固的，就会处于附属地位。其实中国这么多年的媒体意识形态，有很多亨廷顿所说的文化精神分裂现象。很容易想象，这说明谈软实力还差得太远。所以，“公共外交”、“软实力”和“文化安全”的思考必须从搞懂西方价值入手，并由此确认自己的核心价值体系。

中国核心价值体系到底是什么？在与西方价值观对比中，中国人找到的自己价值观体系，可以说是一种心场式结构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与操作体系。比如说“人民民主”，它基于的文化思维不是有一个超越、绝对、抽象、概念化的“上帝”。中国人重视变化和事物的内在联系，态度是实事求是或对变化的悉心、高超地应对。这种思维反映在《易经》的核心价值上。这种价值就在于把天下万物看作是互相连续或曰通变（辩证）的关系；人与人、个人与社会、人民与政府都是相系不分的，而不是西方那种二元对立。所以，中国价值观是在人与人、个人与社会、中国与其他民族、与世界，与宇宙的不分和互相依赖之中，寻求恰当性和维护这种恰当关系。用今天的话：和谐！

中国的社会、政治、现实问题，在这个核心价值体系中解释才变得清楚，因为它是贯穿古今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可以在它基础上获得合理解释，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更是可以解释，甚至中国“自由主义”也可以获得解释，都可以因此而产生吸引力。改革开放的理论和实践，特色社会主义、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等提法，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可获得合理解释。只有这个核心价值体系才能作为中华民族和每个中国人的自我精神和自信力，才可以得到与美国（西方）的对等对话地位。在这个价值观上中国人才会建构起自己的话语结构，才可以实现不低人一等的对话（追求和谐与鼓吹征服的对话）。有了自己的价值和话语，和西方在人权和西藏问题的对话，本不应该是腰杆挺不起来的事情。而恰恰是当中国人没弄懂其结构特点时，西方话语结构极可能变成一种自缚的困惑。

我把中国与西方相区别的互系性思维方式和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自然宇宙的不分与互相依赖作为中华民族的价值观。中国和美国在看待中国问题时可以放一放西方的政治概念和话语结构，理解中国传统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用中国的观念理解中国的事情，理解有了深化，在这个基础上中美进行对话，双方都会收获很大。

三、抓住全球金融危机的历史机遇

   从政治学和中西文化比较角度，金融危机深层是自由主义文化危机。与此密切相关的，是中国经济复兴深层的文化复兴。现在有一个能否抓住这个契机和关系到中华复兴能否持续成功的关键问题。我觉得应考虑“第二次文艺复兴或启蒙”的概念，它包含中华文化自信力和从容不迫的气质。这次文艺复兴或启蒙的内容要远远超出西方这个地域而具有全球性。它是指西方兴起对现代性和科学主义的批判与东方在文化上的复兴，造成世界多文化互动的局面，从而结束全球性西方自由主义文化的单元局面。

   中国今天伴随经济复兴的文化复兴，是远超过“公共外交”这个狭隘概念内容的。这个机遇条件使得中国人不能一厢情愿。中国要在东方的立脚点与西方进行沟通和结合，西方也存在寻找中国和东方的努力。在认识中华文化价值观基础上，中国要提升政治、经济和社会各领域领导的理论性，以理论支撑实践。在这个条件下，在明确的中国价值观的方向上搞好技术性操作。

“民间外交”或者“人民外交”的概念比“公共外交”更好。它是人民的自然自觉自愿自主的行为，因为认同自己的文化价值观。另一方面，在明确的中国价值观上，政府主导和人民的参与，每个个人都可成为舆论的制造者和影响者。

四、“公共外交”的来源

“公共外交”（也称“公共政策”-public policy）是60年代美国出现的术语，专指各国政府间互动之外的国际外交。这一术语曾是美国信息局（USIA）的专利，特指信息局的使命，即“真理性宣传”（truthful propaganda）。其关键是它的政府明确外交目的双渠道方式。

电影、电视、音乐、体育、电子游戏及其他社会/文化活动都是“公共外交”，都具有战略目的，传达着一个国家刻意要向外国公众传达的信息。而这刻意传达的信息是多样化地阐释的。这种多样化解释本身又是一种如何去听和如何去说的工具，同时更是如何进行游说的工具。它是以“人口为中心的外交”，也即以外交对象国的人口为实行外交政策的直接对象。

1999年信息局被撤销。“公共外交”则成为与“公共关系”对等、但又比它更宽泛的术语。40年代末美国国会“公共外交顾问委员会”负责“公共外交”活动监督与成果报告工作。一个典型的“公共外交”工具是“美国之音”。此外典型做法还包括各种交流活动、举办讲座、会见对象国企业和学术精英等。非典型做法则包括针对对象国人民的日常活动，如文化活动、电影、旅游、戏剧、网上聊天等。

学者对“公共外交”的定义很不同。但是对政府，这并重要，而是把一切对对象国公众具有吸引力而设计出活动，对提升本国吸引力的活动，统统称为“公共外交”。因此，诸如学术机构、旅游公司、媒体及凡可与对象国公众对话的非政府行为施行者统统视为“公共外交者”。

说英语的人一般都知道，中文“宣传”一词的英文“propaganda”在词典中是贬义词，即为散布和表达鼓噪者观点和利益的一整套说辞。所以“propaganda”与所传达信息是否事实没有关系，而只是图谋对某种动机或主张的支持，效果如同布道。尤其在美国，“宣传”（“propaganda”）就意味“说假”。而美国信息局是辩护“美国之音”说的是真话。曾担任信息局局长的爱德华·穆罗有一段令人玩味的话：“真话是最好的宣传。谎言是最坏的宣传。要想说服人，说的话必须令人信服。要做到令人信服，必须有可信度。要做到有可信度，必须说真话。就这么简单。”这段话本身就是最好的宣传，就很具说服力，就很容易使人信服，让人感到有可信度，被认为说的是真话。然而这不是玩味之点。值得玩味的在于，被相信是真话、有说服力、有可信力，在大多数情况下凭借的只是心理状态。而社会现实的复杂程度，经常是不可想象的，乃至不可信的东西征服着人们，而掌握真理的人们往往付出巨大艰辛也不成功。尽管“公共外交”这个概念被定义为“说真话的宣传”，也有人对它进行批评，有的评价甚至极为负面，说它不过是“颠覆性宣传”。

中国使用“公共外交”一语，可能导致的效果有三种：

1、由于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将“公共外交”作为一种服务于政府目的外交政策的手段，一旦中国使用，会立刻引起警觉，觉得中国搞“公共外交”明显带有政府目的，是一种外交上采取对抗态势，也会觉得中国有意识进行带有“公共外交”意义的非政府活动，而因此对它采取怀疑或敌视态度。中国一些非政府的友好交流活动反而在对方眼中有可能增加不必要的政治色彩，产生相反效果。

2、宣传美国（西方）价值，如自由、民主、人权，是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共外交”本来就是以达到这样的外交目的为核心、为软实力的。对许多实行“公共外交”政策的非政府人员来说，自由、民主、人权等西方价值以“公共外交”为载体，既是明确的政治目的，也是象传教士布道似的是宣传自己的信仰，所以对对象国的政治具有很大破坏作用。在这个逻辑上，中国如也把“公共外交”概念带入许多非政府非政治活动中去，对方对这些活动自然产生恐惧心理。因为他们搞“公共外交”是宣传真理——“自由、民主、人权”等，中国搞“公共外交”，则必然是宣传“极权”、“独裁”、“非民主政治”的“谎言”。这种看法本身已经成为西方很多人的信仰：中国是这样的国家，所以中国“公共外交”具有“洗脑”和“颠覆”作用，因而引起敌视和抵制是很可能的。

3、哪怕上面两种情况均不存在，也会在对象国公众思想中造成误解。他们会感到不知道中国“公共外交”是想干什么。而一旦这种印象造成，要花多少气力也不一定能解释清楚。

总之，从以上逻辑看，“公共外交”的理念对中国不好，带来被动的可能性会很大。从本人研究中西文化结构差异和中西不同历史、社会现实的情况看，任何从西方采用概念的做法都充满误读风险（但这很时髦）。因为中西方传统文化的结构差别是根本性的。某一概念或说法的确切意义只能在西方文化结构和历史、社会现实中才能找到。所以，在决定对西方某个概念取舍的时候，是不能不考虑整个结构的，是不能不实行一种系统化工程将它“中国化”的。不这样，对西方某一概念的移植，必然会带来对本文化整个体系和结构的扭曲，带来自己思想意识混乱，也带来别人对自己误解，很得不偿失的。所以，“公共外交”这一术语，对中国不合适，不应该盲目而用。

最关键的，还是要明确地有一套中华民族核心价值体系。它应该是明显中华文化特质的，传统遗传的，是中国人信服、自然认同的，甚至构成自己基因的和本能地贯穿到自己行为中去的。这就是中国自古以来对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自然之间联系性的认识和追求这种联系适当性、和谐性的价值。它是存在于中国政府所有外交政策的内涵，它涵盖“民间”和“人民”外交的中国特质观念之中的内容。

（2008年12月23日于北京外国语大学专家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