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吴国盛教授《气功的真理》一文，有感于千年之遥、万里之阔，其人性如一、理性如一、人性对理性的遮蔽如一，因著文商榷如下。 

一，“气功”释名 

吴先生言，《气功的真理》一文欲展示气功之“所是”即真相，回答人们“气功是真的吗？”等疑惑。但读吴先生文字，发现他对所欲“展示”的对象，所知有限。在对一种最具因人而异特性的事物缺乏大量经验性认知的情况下，吴先生似乎仅仅依据“现代科学的解释系统”和某种特殊情势下的一面之辞，就得出了答案。 

吴先生说，“气功本来是一种体内修炼功夫”，“用炼气代替调神是气功定义的历史性错误”。此说有一定道理。但“错误”之所以发生，并非仅仅如吴先生引张洪林之言：“刘贵珍创造气功一词只是因为刘本人所创的功法强调呼吸”。 

传承于中国古代的“修炼”法门，之所以在1950年代被冠名“气功”，主要原因是出于对当时浓厚唯物主义和“反迷信”政治文化氛围的深深顾忌。为了不致引起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的过分关注，避免撞在“反迷信”的枪口上，修炼之术被迫以“气功”为名，淡化“调神”而强调“炼气”，并且将目标及功用严格限定在“养生健身”范畴内。

正是因为刘的功法“强调呼吸”，才有可能于1950年代的严峻环境中在夹缝中扎根下来，为后来的“气功”热潮打下第一根桩。反之，不注重策略，对意识形态“不敏感”的历史教训很多。例如，就在1980年代“气功”热潮兴起前，在1970年代末“解放思想”运动感召和推动下，以“特异功能”为名的人体功能现象曾兴起一时，但旋即被一群政治上大有来头的意识形态工作者带头围剿。 

但是，以“气功”称呼古之修炼或修行法门，并没有错。正如吴先生所言，自1980年代气功兴起高潮以来，气功界一直致力于用符合现代科学理念的方式阐释气功，用现代科学手段检测气功的“客观”效用。气功界之所以在乎“外气”存在与否，无非是想强调气功这种“体内修炼功夫”，具有某种体外“客观”或“实在”效用。气功修炼及其用功，虽然在主观上只是一种意念活动；但在客观上，必然伴随有一种可以“对象化”和“外在化”的作用过程发生。正是由于存在这样一种“实在性”过程，气功才能产生种种“实在”效用。过程既然“实在”，其发生必然依托于某种“物质性”媒介。对于这种具有实在性的介质，人们在现代科学意义上了解不多——吾不知其名，强名之曰“气”；所谓“气功”，只不过是一种称呼。 

气功即中国传统修炼功夫，它散布于释、道、儒、医、武及民间的典籍和实践中，从来就并非只有“强身、健体、防病、治病”功效。吴先生所谓“神化气功”，即特异功能的修炼，一直就包括在这种修炼范畴之内。这种修炼活动的精神内涵，与中国文化一脉相承、源远流长，并非出于近代某人伪托生造。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所了解的人，对此应该不会陌生。吴先生既承认“气功的理论依托是中国哲学”，又断言用以描述气功特异功能的“外气”概念是“气功”一词自我发展演绎的结果，这究竟是对“中国哲学”的“无知”，还是受西方“还原论、原子论”或唯物论思维范式的局限过甚？ 

确实，气功界鱼龙混杂、骗子不少，但这并不构成否定所谓“神化气功”的理由，更不能单纯以此为依据来解读气功界的全面兴作。一个明显事实是：气功界主动接受现代科学检测远在气功骗子泛滥之前，这一切难道有可能是人为精心设计的吗？有这种一环套一环，并且能够预知每一步形势发展的骗术吗？唯一合符逻辑的解释只能是：假气功利用了真气功辛苦努力的成果。 

行骗欺诈并非气功界所独有，各行各业都有骗子，即使在吴先生称之为尊严圣洁的科学界也所在多有。利之所在，必骗之所在。正如不能因最近被传得沸沸扬扬的学术诈骗案就断言学术界皆骗子一样，也不能因为气功界有骗子就断言“神化气功”（即气功外气）乃魔术、骗术。况且，气功界的骗术，非止“神化气功”；在“养生健身”功法中，骗术也不少见。因此，气功界是否存在骗子，与外气存在与否无关，此二者不能互为论证。 

气功界的一时混浊、难以澄清，表面原因是因其“世俗化、产业化和商业化”倾向，实际上根本原因在于气功效应因人而异的个体差异特性。正是这种个体差异性，使气功修炼和效用难以找到如同现代工业标准一样的统一尺度，为骗子骗术留下了运作空间。也可以说,这是气功这门古老修炼技术在现代普及推广时所必须解决的瓶颈障碍。

二，气功与科学

1980年代气功热潮之初，气功界之所以强调气功媒介和效用的实在性，并非如吴先生所言，“体内真气之气本来只在内省状态下获得意义，但许多无知之徒将之粗鄙化成物质性的气”。气功界亟亟于将气功发展纳入现代科学轨道，既出于自我生存的策略考虑、希望获得社会主流话语的认同，从此洗脱“迷信”滥名；更出于现代人求真求识的认知冲动和对社会、对人类的崇高责任心。

气功界既自信气功效用是“客观实在”的，因此也相信它能够经受现代科学的检验；如果能够用现代科学解读气功，破解人类史上这一大不解之谜，对于无论气功、科学、或人类本身，意义都不可估量。正如钱学森先生所言，这必将引发一场新的科技革命和文艺复兴。无疑，只有气功界确信外气效应是真实的，它才会主动接受科学的检测验证。反观各种魔术、骗术，哪一种不是对科学检验避之唯恐不及，哪有送上门让人“揭皮”的道理？ 

吴先生说：“中国哲学和中国医学中的气对于现代科学而言过于遥远和陌生，它们本来从属于完全不同的阐释系统，因此用现代科学手段来检测中医的气，就好象用天平称美的重量一样，是一件很荒谬的事情。”——很难想象这是一个对科学史有所了解的人说的话。

空间上距人类最遥远的是星空，它长期是占星术的阐释对象，但科学照样将其置于自己解释体系之下。哥白尼时代，日心与地心之争对于人类也同样“遥远和陌生”；在伽利略之前，日心说并非“看起来比较有前途的研究项目”，而且当时也“没有足够证据”支持日心说的成立。但正是由于有“少数执迷不悟者的行为”和努力，才能使人类认识一次次突破既有的局限，使科学得到一次次飞跃。

日心说和天文现象之所以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和内容，是因为它涉及到世界的构成以及客观存在的效用，这是科学无法回避的问题。“中国哲学和中国医学中的气”，正是古代中国人用以描述世界构成、演化和某些特殊效用的核心概念。对此，现代科学可以证实，也可以证伪，但不能回避，不能视而不见，尤其是在气功热潮已涌现出大量神奇功效的今天。

实际上，其它文化形式都可以回避与自己不相协调的现象或解释，唯有以“求真”为目的的科学体系不能回避。吴先生所说的“有待研究的科学问题很多，科研资金有限，必须分配给那些看起来比较有前途的研究项目上去”，并以此作为“那些诚实的物理外气的实验者们应该冷静了”和“大多数人不再关心这类事情”、应该冷却气功科学实验的理由，这才真正“是一件很荒谬的事情”，因为它完全背离了科学精神。按照这种冷静和冷却，科学史上许多关键性发现早在取得突破之前就该被冰封雪藏了。无庸讳言，气功界和部分科学家对气功科学实验的投入和热情，部分原因正是因为在这个未来科技可能的突破口上，中国具有某些资源和文化的优势；因此，在这个方向上的努力，有可能成为中国科技、乃至中国社会全面赶超西方的终南捷径。正是在这种理想激励下，一大批气功师和科学家甘愿承受现代社会本不应该有的巨大压力，付出汗水、心血和智慧，矢志不移。

据笔者所知，国内许多气功外气科学实验，其立项、实验过程和最后结论，都经过严格程序论证，都有国内权威科研机构的批准、认可和支持，得到权威科学人士的赞誉和肯定，其论文数次在国内严肃学术刊物上审定发表。不知吴先生所谓“这十几年来，尽管有许多科技界的气功爱好者以各种各样的名义做气功实验，但多是一种个人行为，几乎没有权威的科学机构从事这项研究并发布它们的研究成果。只是在社会反应越来越强烈的时候，科学界才不得不参与其事”，这究竟是查的哪家黄历？

即便气功科学实验被一些人指责为“粗糙而不严密”，不等于即可以此否定实验的全部价值，不等于气功科学实验是“伪科学”，更不等于气功外气不存在或气功科研没有意义。对实验结果有疑虑，科学界不能统一意见，可以再设计、再做。但即使按责难者的说法，实验不严密不规范，那也不过说明实验过程尚不能完全支撑所得结论，但它有可能证明了另外一些东西。在实验过程中，毕竟有一些现代科学不能解释的现象发生了，毕竟存在一些无可否认的“实在”效用。那些科学的“卫道士”们，对此纷纷不屑一顾，不予一提，因此,人们有理由怀疑，他们所要捍卫的，真的是科学吗？他们真懂什么是科学、什么是科学精神吗？

吴先生走得更远、更快。由实验不严密，“现在还没有足够证据说存在物理外气”，就得出结论气功科研可以搁置；从“原则上，用实验可以证明存在什么东西，但永远无法彻底证明不存在什么东西”，就逻辑转换出气功之“气”，“只在内省状态下获得意义”，并非物质性存在，“存在的外气就是对病人的心理暗示力，其他外气均属无稽之谈”。吴先生说什么，“气功师们不走中国思想固有的内省道路，却步西方外在化后尘，玩弄什么外气，这与它所依托的中国哲学精神是相背离的”——按照吴先生的说法，同样依托于中国哲学的中医，就永远只能走“内省道路”，不能与现代科学接轨？吴先生轻轻一句话，不但否定了几十年中医现代化的全部努力，而且宣判了中医现代化的不可能。那么现代科学为什么又不固守在自己还原论、原子论的西方传统上，反而要从东方有机论吸取养料呢？中西文化各有侧重，二者的融合必然要求各自作出改变，才能相互取长补短。吴先生所谓“啼笑皆非”，笑从何来？

如果现代科学不能检测和解释中医气功，，正暴露了科学本身的缺陷和不足，这不但是中医和气功的不幸，更是科学自身的尴尬，是今天全人类的一种遗憾。

三，科学与政治

众所周知，科学界有人坚决反对气功外气实验，也有人极力赞成和积极参予。双方阵营都不乏重量级科学界权威人士。由于不可能精确统计，只能凭印象估算，大概反对者比支持者多。对于一种原来“对于现代科学而言过于遥远和陌生”，“本来从属于完全不同阐释系统”的全新科学探索领域来说，科学界的这种分歧完全正常。需要说明的是：支持者大多亲身参予或深入了解了气功外气实验过程，而反对者大多只是看看实验结果，或得到一些道听途说的传闻，凭某种先入为主的既有观念就得出了结论。

按照科学界的这种阵形分布，无论如何也不能得出气功外气实验已失败的结论，更无法得出“气功实验是伪科学”的证明。为了支持自己的结论，吴先生“不经意”间采用了反“伪科学”人士们通用的一种玄之又玄假设：那些反对气功外气的，恰巧都是科学界的“正人君子”，也只有他们才“具有现代科学理性的头脑”，因此“都不会相信如此神功”;而那些支持气功外气实验的科学家们，他们恰巧都不“具有现代科学理性的头脑”(也不知道这么多人当初是怎么混进科学家队伍的？)，他们既非“正人君子”，也缺乏“严肃”态度，他们的品质是“执迷不悟”，他们的形状“怪模怪样”，他们的行为“鬼鬼祟祟”——科学界意见分歧的两派，就这样被吴先生分别描述成了天使和魔鬼。

就象哥白尼伽利略“鬼鬼祟祟的活动触怒了”当时的卫道之士一样，今天部分科学家“冒天下之大不韪”，“以各种各样名义做气功实验”，同样使“科学界愤怒了，科学家们感到科学的尊严受到了侮辱”（不知道在吴先生等人心目中，什么样的人可以代表“科学界”？支持和参予气功实验的科学家们，什么时候又被排除出“科学界”之外？）。于是，他们“不得不参与其事”。而且，“那些严肃的科学家们”，站得远远的，“一看就明白了”：“所谓的气功检测实验是多么的不牢靠”（实际上，按照吴先生的逻辑，那些科学界的“代表人物们”，原本看都无须“一看”——因为“任何具有现代科学理性的头脑，都不会相信如此神功”）——就这样，谎言和骗局被拆穿了，人民群众再次擦亮了雪亮眼睛，“科技界的正人君子”再次大获全胜。

关于这场意见分歧的胜负得失，没有人执异议，因为这是睁眼可见的事实——反对气功科学实验者取得了一面倒的胜利。但是，正象伽利略也曾经被迫低头认错一样，这种胜利，并非真理的胜利、科学精神的胜利，也非学术争论的胜负；其实质只是政治参与其中，剥夺了某一方的发言权，将舆论和“科学界”强行压缩成一种声音。这样一种政治权力对文化意识的干预，这样一次政治权力及其意识形态帮闲与部分科学界人士对另一部分科学家的联手打压，在吴先生笔下，却被演绎成学术的自由竞争，甚至被描述成正邪之战，最终正义战胜了邪恶。

象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一样，1990年代对气功的全面打压，被打压者丝毫没有公开申辩的机会，更不可能与对手平等表达和争论；事后，支持气功实验的科学家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排挤和不公正待遇。这样一种极端不公平条件下的不对称斗争，难道可以称为学术争论？这种由政治意志决定的结局，难道可以说是科学的胜利？这样的“争论”结果，难道可以信赖？那些科学界的“正人君子”和反“伪科学”斗士们，如若想获得人们的起码信任，首先他们应该表现出对现代社会程序正义的起码尊重。

今天，吴先生们当然可以大言不惭什么“相信外气的科技工作者做的这许多实验，今天看来，都过于粗糙而不严密，实际上不说明任何问题”。因为，在这场“学术争论”中，他们不会有论辩对手；在这场仲裁和判决中，某一方被禁止发言。吴先生在某种特殊语境下，对“学术争论”中的政治干预避而不谈，这可以理解。但是他不应该将政治干预的结果描述成科学的胜利，大谈什么“科学界的愤怒”、“科学的尊严”和“科学家的义愤填膺”——难道科学真的因为政治干预而获得了尊严？难道吴先生真的这么天真？

即使在今天这种艰难恶劣环境下，国内仍然有部分科学家坚持进行气功科学实验；他们唯一的凭籍，是对科学的执着和真诚，对人类的热爱和责任心，他们才真正捍卫了科学的纯洁和尊严。今天，气功科学实验在中国以外，得到的支持与认同也越来越多，这不禁让人想到中国古代“四大发明”：难道历史的悲剧，在这里又要再次重演？

站在现代人起码的科学理性上，吴先生也不敢断然否认气功外气的存在。从科学认识论出发，他能够“推导”出的最极端结论也不过是“大多数人不再关心这类事情，因为有待研究的科学问题很多，科研资金有限，必须分配给那些看起来比较有前途的研究项目上去”——既然只是大多数人不再关心，既然只是资金有限，那么少数关心的人自己筹集资金、自己做实验，怎么又惹得科学界的正人君子们义愤填膺了呢？吴先生又凭什么指责人家“鬼鬼祟祟”，指责气功科学实验“是一件很荒谬的事情”？

四，中医的启示

气功和中医关系密切，这在吴先生文中也有谈到；二者还有共同渊源，即中国传统哲学，其核心内容是“天人相应”。中医较之气功，在现代社会获得更多认同，其原因主要有两点：

1，中医主要研究生理健康问题，较少涉及气功的核心“神意”。因此，它较易为国内的唯物主义意识形态氛围所容忍，较易为取向外在化、对象化的现代科学思路所容纳。

2，中医理论虽然与现代科学体系相距甚远，但其治疗手段以药物、针灸为媒介，其效果不但易于检测，而且可以复制。这样的作用方式颇易被现代科学所测定，所认可。

反之，气功作用以超出已知物理性状之外的“气”为媒介，其效果不但因人而异，而且难以复制，因此不易得到现代科学规范的认可。

今天，世界上不承认中医的地域和人群已不多。中医在现代性话语体系中虽仍处于边缘，但其功效已基本得到公认，并成为科学研究的当然课题。

中医的治疗效用既客观实在，那为什么现代科学体系至今无法对其作出科学解释？这说明科学本身还存在严重不足，现代科学的现有成就还不足以解释中医所由发生作用的领域和过程；对中医的研究和突破，有可能导致科学的飞跃。

中医的启示是：中医既然效用客观，却又不能被现代科学所解释，这说明事物之间客观存在一种今天的科学体系尚不能理解、科学手段尚不能检测的联系性和规律性。中医正是利用这种科学尚未知的事物之间的联系，才取得了现代科学所无法解释的效果，并且可屡试不爽。

气功情况与中医类似。气功（包括外气）效应已经为众多人验证和接受，它之所以难以被科学手段检测、验证，是因为它所据以发生作用的媒介“气”的特殊性。无疑，“气”同样是基于一种至今人类尚未认识的“客观”联系、“客观”规律而发生作用的。气功所依据的事物间联系，与中医所依据的有所相关、但又不尽相同，所以二者在表现形态上既相似，又有所不同。

吴先生不愿意进行这种辨析，因为他的结论早就有了：1，不承认气功外气效应，认为其存在“没有足够证据”；2，只承认气功“养生健身”功效，并将其归结为“通过自我心理调整来影响自身生理功能”。

五，对心理暗示作用的夸大

气功外气的反对者们为解释气功活动中大量重复出现、功效显著、较易检测的治病强身现象，将其统一打包塞到了“心理暗示”的标签下。如此强行将不寻常功效归纳到寻常作用过程中的做法，其结果必然导致对寻常过程的神奇化、夸张化。这些人可能没有意识到，当他们把什么都归结为“心理作用”时，实际上已经把“心理作用”夸张到了神乎其神的程度：气功界所描述的气功作用还需要一种“气”为媒介，而所谓的“心理作用”，完全是“以心传心”。

当然，“心理暗示说”同时必然会极大缩小气功的功效范围，将其作用局限于治病强身。但即使这样，这些人口中的“心理暗示”，其效用仍然过于骇人听闻：它可以使晚期癌症不治而愈，可以使心脏血栓自动缩小、消失，可以使粉碎性骨折瞬间愈合、不留疤痕，如此等等。所有这一切，难道还是我们平常所理解的“心理暗示”吗？这难道还是现代科学所描述的心理、生理构造吗？是不是应该称其为“超心理作用”，或许才更贴切？

当然，如果一定不能将这种神奇过程称之为“气”或“外气”的作用，称之为“心理暗示”也可以，反正只是一个名称。气功界要说明的是：这种以意念作用于自身及他人心理、同时导致生理改变的作用方式，是超出于现代科学现有知识体系之外的，它正是气功发挥作用的一个途径。气功界还要强调的是：这种作用方式，不但能作用于自身，作用于他人身体；而且通过某种媒介（气）的传递性，它还可以远距（非接触地）作用于外界的意识和无意识体、生物和非生物，作用于普遍的物质世界。用气功传统话语来表述，这就是“天人合一”、“万物皆有气”；模仿现代话语体系，可以称之为“信息相应”。当然，这里的信息是特指，指的是万物之气。

心理暗示一说的合理成份是：气功的主要形式是以意念发功，以气为媒介，作用于人体和外物。在这套解释体系中，“气”作为媒介之所以是必需的，是为了强调气功所赖以产生作用的事物间未知联系具有某种“实在性”，它是“客观”实在的。因此气功作用是一个“客观”过程，“气”所表达的是一种现代科学未知的事物间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方式；因无以名之，暂名曰“气”。

气既是“客观”实在之物，又有其特殊性。从以上分析可看出，这种未知的事物间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方式，与人的意念有关。或许可以说，这种特殊的存在需要依托某些特殊的意念状态才能显现和发生作用，就象水汽只有在摄氏100度之上才能存在一样。这些特殊的意念状态可能是这种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存在或显现的必要条件，因此，气功界历来有“信则灵、不信则不灵”之说。这也可解释气功作用为什么因人而异（实际上是因对象的精神状态而异），气功实验为什么难以标准重复，气功效应为什么看起来有点象是心理作用。

气功作用是一种事物间客观存在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过程，但它又是一种不能独立于某种主观条件（即意念或精神状态）而独自存在的客观实在——这是气功最大的特殊性。显然，这将使科学面对前所未见的研究对象，因此，科学规范也必须作出相应变通。实际上，高难度气功科学实验的成功，都与科学规范本身的创新分不开。这种对于科学规范的创新，人们在海森堡的“测不准”原理上，在玻尔的“硬性规定”方法中早已可见端倪。可以说，现代科学对气功等与人类精神密切相关的全新领域的探索与突破，其进展将离不开科学规范本身的创新。正是出于这样的客观技术原因，面对相同的实验过程和结果，对于实验的规范性，不同的科学家会得出不同结论。部分科学家会认为实验不严密不规范，科学界在对气功实验的评价上，歧见难以消除。

气功与主观意念的息息相关性，无疑增加了它被人们普遍接受、被科学界普遍承认的难度。但是，只要我们不抱偏见，只要我们具备基本的逻辑理性，我们就不难发现：气功（包括外气）效应的客观存在，实际上早已经被证明了。

六，对气功外气存在性的逻辑证明

由于科学界至今还不能就科学规范和实验结果达成一致意见，因此，关于气功外气存在与否，现代科学目前还不能给出完整统一的答案。对这个问题，现在只能从逻辑层面进行推断。吴先生及所有反气功人士对气功的否证，实际上也是在逻辑层面上进行的。

观察反气功人士（包括吴先生）孜孜不倦的卖力表演，很有意思。虽然从1990年代反“伪气功”运动至今，各种关于气功尤其是外气不存在的论述已经数不胜数，简直浩如烟海，但所有相关论证，无一不需建立在一个荒谬前提上，无一不需借助于前文提到过的一个玄之又玄的假设：世界上的人，尤其是科学界人士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天使或天才，另一类是魔鬼或傻蛋。当然，天使即他们自己，魔鬼即对方。这种简单的黑白二分法，倒是颇适合于儿童故事会的情节，或者说符合于各种宗教极端主义的经典表达。但是，丑化对手无益于澄清事实真相；反之，这可能正体现了人性对理性的遮蔽。只要人们放下这种匪夷所思却又偏偏为许多人所乐于接受的荒诞假设，事物本身所蕴涵的逻辑可能就一目了然。

古今中外，世界上有不少人相信气功外气效应（包括类似的特异功能、超心理或其它名称的神秘效应），也有更多人不相信它。但是，相信者在逻辑上有着经验认证的优势，他们只需证明自己的经验即可；反对者除了要证明相反的经验，还必须证否相信者的经验。

由于气功效应与主观意念状态高度相关，其表现因人而异，因此，有人信，有人不信；有人能体验，有人无法体验，这很正常。对于一种与主观意念状态相关的存在物，唯一可判断其存在与否的依据是每个人的主观经验。那么，在主观经验截然不同的情况下，哪一种经验更可信赖，更接近于真实呢？

虽然有可能不相信气功外气效应者比相信者为多，但在学识水平、人格修养等方面，并没有证据显示其中某一方比另一方更优越；即使在吴先生文章中，也不得不称支持气功者为“那些诚实的物理外气的实验者们”。既然这样，除非以某种非思想性力量强行将一方裁定为天使，另一方为魔鬼，否则，就没有任何理由以一方的经验否决另一方的经验；而只能承认，二者皆为真。

只要承认大家讲的都是真的，而不是某些人是圣人，另一些人是骗子；某些人聪明得过头，另一些人傻得过份，答案就跃然而出了：在某部分人中，在某种情况下，气功外气效应确实存在。由于气功效应随参与者精神状态变化而变化的特性，某些人可能体验不到效应的存在，但并不能因此整体否定气功效应的特殊“实在性”。所以，从逻辑上可以推导出的唯一结论是：气功外气作用是存在的，但其出现和产生效应需要特殊条件；它因人而异，依参与者的精神状态而异，甚至还可能受其它一些制约条件（如传统文化所说的“天时地利人和”）的影响。

实际上，只要放下偏执，只要承认其他人也可能和自己一样富于理性，只要认识到气功效应对“意念”的依赖性，就会明白：在大多数争论上，认识分歧大多产生于不同的经验或体验。于是，争论自然就被廓清了，初步的、唯象的结论也出来了：那就是事物间确实存在某种今天科学尚不能解释，甚至不能理解的神秘联系，这种联系已知与人的意念状况有关，在条件具备时可表现种种功效，并且似乎能突破一些时空限制；至于它到底是什么、它还受哪些因素的影响，其作用方式具有哪些规律性，从科学观念上应如何表述，众说纷纭，一切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七，点评反“伪气功”代表人物

虽然吴先生以“科学传播”为己任，但在反“伪气功”问题上仍属后知后觉。可能因身份职责攸关，吴先生不能不出来搀和一把，但显然已无缘列入反“伪科学”先进代表人物行列。

在1990年代兴起的反“伪气功”闹剧中，熙熙攘攘一时数不清有多少风流人物；但其中独领风骚者，无疑是司马南、何祚庥二位。

司马南最早挺身而出反“伪气功”。在气功大潮泛起、鱼龙混杂之际，司马南的不谐之音曾经是有益的，且颇具正面形象。但在他凭此“出名”后，其表现越来越受到既得利益的驱动，其立场越来越趋向极端，其行为越来越不择手段。这时的司马南，已经由打假者蜕变成造假者，与强权联手，竭力维持了一场世纪骗局和冤案。

何祚庥是后来居上的“斗士”，他的优势是头上顶着一幅院士帽。他之所以也对反“伪气功”不遗余力，至少有两大情结作怪。

一是他原来在中宣部养成的意识形态斗争情结。中国的意识形态高手们，清规戒律束缚太多。因为要秉承上意，理论建树已注定不可能，只能把注意力放到打击异端上。因此，他们的眼睛最尖，鼻子最灵，对于“阶级斗争新动向”最敏感，最善于发现“敌对意识”的苗头。如果不能逮住这样的苗头狠狠批上一顿，他们就浑身发痒。

凭气功与“迷信”的历史渊源、与现代科学体系的遥远距离，当然会引起满脑子唯物主义的何祚庥高度警觉，当然会被他目为异端，逮住不放，猛斗不休。

二是老年心态，耐不住寂寞。科学家本来不怎么怕老，他们的研究工作不怎么受年龄局限。但何这个科学家本来是滥竽充数。当年跻身核课题组是党务身份，好不容易“根据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原理”搞出什么“层子论”，并因此被御封为“理论物理学家”，但科学界承认者寥寥，放在今天，除了称其为“伪科学”，确实也无以名之。就这样三十年媳妇熬成婆，终于凭着对党的忠诚混出个中科院院士。何本人也颇有自知之明，并不打算在自己不擅长的科研上再使劲，反而拾起老本行，关心起社会大众的“科学意识形态”来。司马南起先还诧异：你大科学家怎么也玩这个，抢我饭碗？殊不知这个“大科学家”，实际上早已近乎“伪科学家”之流。

此公有个特点，什么东西动静大，他就捣鼓什么，也不管自己懂不懂，真懂还是假懂，只看手够不够得着。因此，他现在几乎成了百科全书式风云人物，手当然有够长了。

上面两位，不管原来是出于什么理由反对气功，一旦走上这条轨道，在1990年代的特殊背景下，就不大可能再走回头。既已成为既得利益者，个人命运就与社会运动紧紧绑在一起；除了不断走向极端，他们确实也别无选择。这是现实的无奈，也是人性的悲哀。

八，结语

综上所述，科学界对气功外气科学实验的不同见解，源起于气功效应与精神状态息息相关的特性及其对科学规范创新的特殊要求，这是气功争论产生的客观技术原因。而气功外气的存在性之所以被争论不休，根本原因在于争论各方经验和体验上的差异性。意识形态争论中习惯于将对手妖魔化的逻辑假设，也使得争论更加难以厘清，争论双方的距离不但始终没有拉近，反而还越来越远。最后，政治权力的干预使正常的学术争论和思想论辩最终丧失了基本可能。

其实，只要人们放下自视高人一等的傲慢与偏见，承认其他人可能也有着和自己差不多的聪明理智，将争论建基在争论各方理性水平差距不大的合理假设上，问题就不难找到统一答案。

吴先生此文，对气功主要有两点误读：

一是将1990年代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运动解读为学术上的激浊扬清，将政治干预的结果描述成学术竞争上的优胜劣汰。

二是吴先生仅凭自身有限经验及现代科学解释体系即得出结论，在一种妖魔化对手的荒诞假设下，忽视了大批气功实践者和实验者的经验体验。在一种对于科学研究尚属全新未知的领域中，不是从第一手感性材料出发，而是从既有观念体系出发，这说明吴先生在求真求识的科学精神上还有所欠缺。

吴先生最后说：“气功永远是个人的修行而不能是群众性的产业，永远是对生命难以言表的体悟而不能是可以传授的知识”，这适证吴先生对气功经验和认识的表浅。对于气功真正的实践者和传统话语体系来说，气功既是“个人修行”，又是“群众产业”；既是“对生命难以言表的体悟”，又是“可以传授的知识”。这两个向度的结合，才是完整的气功，才体现了气功的奇妙特性。

在目前特殊情势下，为免遭人误解，为免遭奸人所乘，笔者建议：在对气功效应能够确立客观统一标准之前，气功界应调整策略，暂且放弃直接面对大众的“大道普传”方式，转而走专业研究、个人修炼或骨干封闭式训练相结合的道路，以换取政治的容忍和科学界异议人士的宽容。在气功科研取得进一步进展、对气功效应能够作出客观评判后，再考虑气功的大道普传。在当前，无论于民于国，气功能够立足、能够深入研究，才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