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是民族精神的火炬。

　　当代中国，正走在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的历史征程上。

　　在这样一个雄健奋进的时代，我们的文学研究如何助燃、护持民族精神的火炬?

　　近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张江教授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人民日报》合作开设的“文学观象”栏目，组织文学界知名学者，有的放矢地针对当代中国文坛存在的去思想化、去价值化、去历史化、去中国化、去主流化等种种乱象，开展深入有力的文学批评和理论研究，鲜明表达了社会主义文学应有的品格和要求，清晰回答了文学与历史、文学与道德、文学与正能量等重大文学关系问题。

　　连日来，这股由“文学观象”引发的热议，不但回响于文学界，更以其对马克思主义学术时代化、大众化新路径的探索，影响到其他学科和更广泛的领域，引起更加深入的思考。

　　引发学术理论界强烈共鸣

　　以《白毛女》、《回延安》等作品蜚声文坛、年届九秩的著名诗人贺敬之，向记者表达了他对“文学观象”的赞赏。他说，“这个栏目将产生更广泛的影响!”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陈晋、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韩震等也是“文学观象”的读者，他们纷纷表达了对栏目观点的赞同。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何建明告诉记者，他认真阅读了“文学观象”的每期文章，对其中的观点“感同身受”。作为一名主旋律作家，何建明有时感到有些无奈。他说，“一个时期以来，一些人对格调低下、展示生活阴暗面的作品津津乐道，而那些充满阳光的、振奋人心的作品却似乎找不到合适的位置，受到了不太公正的评价。” 何建明认为，“文学观象”第三期《文学不能成为负能量》很好地回应了主旋律作家内心的这种焦虑。张江教授在该文中指出，任何时代都是正负能量并存，但正能量永远坚定地存在，永远站在负能量的上风。正能量是时代发展、社会进步的核心力量。文学家要做正能量的发现者和传递者。“追求崇高是民族的骨气。”何建明表示，作家必须心怀崇高的信念，真正深入充满朝气阳光的主流社会生活中去思考、提炼和创作。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董学文谈到，“文学观象”相当深刻地阐明了我们党的文艺主张和美学目标，积极弘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希望今后能看到‘文学观象’的更多文章”。

　　在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俞吾金看来，“文学观象”批评的种种乱象不仅存在于文学界，思想文化的其他领域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在充分尊重观念多样性存在的前提下，如何贯彻主旋律、释放正能量，使整个思想文化领域沿着健康的轨道向前发展，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

　　“听凭各种意见随意发表，不做任何评论，放弃任何引导，这样的观念多样性势必会导致负能量作品的出现、甚至泛滥。”俞吾金认为，应当保持“批评状态的多样性”，始终保持清醒的批评意识，既凭着高度责任感批评体现负能量的作品，也凭着高度使命感褒扬负载正能量的作品。

　　创新马克思主义学术大众化路径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文学观象”的文章经过媒体、社交网络的大量转载，其影响已经超出学界，赢得了普通读者的共鸣。

　　鞍钢集团矿业公司齐大山铁矿采场公路管理员郭明义的微博堪称网上最火的道德模范微博。微博开通不到3年时间，粉丝数已经突破2000万大关。郭明义在微博评论转发了《文学不能“虚无”历史》，引来众多粉丝点赞。

　　“文学要表现的不仅是作家个人的心灵，还必须表现社会主体的心灵。”有网友在个人网络空间写下了对“文学观象”的读后感。该网友说，“文学观象”的观点言中了文学的本质和功能，许多说法让人耳目一新、有“醍醐灌顶”之感。

　　多位受访学者表示，“文学观象”以通俗易懂的形式承载着深刻厚重的内容，尖锐中饱含真诚，平实中蕴涵灼见，引起广泛共鸣，说明大众并非不关注理论、不理解学术，关键在于我们所提供的是什么样的理论和学术。“文学观象”栏目为拓展马克思主义学术大众化新路提供了重要借鉴。

　　在俞吾金看来，这种借鉴意义主要有三点。首先，应该积极大胆地通过大众媒体，组织学者就贴近社会现实的重大理论问题进行讨论和争鸣。“报纸的副刊上好多年没有见到过有质量的学术争鸣文章了”。历史和实践都反复证明，没有争鸣、没有冲突、没有批评、没有交锋，主旋律是无法贯彻下去的。

　　其次，我们倡导的批评乃是摆事实、讲道理、实事求是，和风细雨地使被批评的对象心悦诚服，而决不是打棍子、扣帽子，更不是如鲁迅所谴责的“在嫩苗田里跑马”。

　　第三，马克思主义学术大众化在形式上是多种多样的，即可采用演讲、电视辩论、书信、对话、博客、微博、诗词等多种鲜活的形式，语言生动，不讲千篇一律的套话，不板起面孔训人。

　　韩震同意俞吾金的观点。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学术大众化要求学界在话语体系和表达方式上下功夫。“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马克思主义应该以诗一般的语言表达关于社会发展进程的钢铁般的逻辑”。

　　关键在于切中时弊、回答中国问题

　　在众多专家学者看来，“文学观象”之所以能产生如此广泛的影响，最重要原因就在于其切中了时下的文学弊病，用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理论开出了祛除弊病的良方——作家应该对人民负责、对国家和民族负责、对历史负责、对社会主义道德负责。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吴晓明就此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学术必须切中当今中国的社会现实。如果无法切中中国现实、回答中国问题，就不能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学术大众化。

　　“时代要求我们的学术面向大众、为了大众、根植于大众”。韩震认为，马克思主义学术大众化，首先要解决的是学术目的何为的问题。学术研究不能成为少数人自我陶醉的智力游戏，而应该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努力提高人民大众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水平。

　　其次是学术的根基问题。马克思主义学术大众化不仅仅是通俗化，其要旨乃在于切入人民大众的社会实践。研究学术需要学者的头脑，但问题在时代潮流中，在人们的实践中，在人们的生活中，在工厂、在田间、在市场、在实验室、在人们奔波的路途中。

　　最后是学术的功能问题。学术活动不应该仅囿于学者圈子内自我循环，而最应该参与火热的生活实践，发挥其认识世界、引领社会、鼓舞人民、推动发展的作用。

　　在采访中很多学者表示，学术研究一定要眼睛向下，和人民大众同呼吸、共命运，只有这样才能发现时代和人民要求解决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学者要有这样的自觉和自信。当年艾思奇以一本《大众哲学》引导和教育了无数青年奔赴延安，投身挽救民族危亡的洪流，充分展现了马克思主义深入大众的伟力。

　　“当学者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深入社会实践，回答时代问题时，就是将马克思主义的力量运用到人民大众中去，马克思主义学术大众化的道路一定会越走越宽广。”韩震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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