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中国文化更有力地推向世界

　　◎ 嘉宾：黄会林 主持人：闫玉清

　　主持人：当今世界文化交流越来越密切，随之产生的文化碰撞也越来越强烈。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承载的期待都多，责任都大。本期讲坛邀请到了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院长黄会林，她的思考和实践会给我们怎样的启示呢?

　　主持人：首先祝贺您刚刚度过80华诞。您在77岁高龄创办了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咱们今天的讲座就从为什么创办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谈起吧。

　　黄会林：中国的文化现在面临着一个很重要的时刻，或者说是质的发展的关键点。在这个节骨眼儿上，却存在着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传统文明的式微和当代人的精神缺钙。我觉得这个问题会阻碍我们国家文化的提升。2009年，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第一次把整个会议集中在一个点上，就是文化。这个集中点凝练成四个字就是文化强国，这是我国当今最重要的一个战略课题。目前，中国文化确实处在两个“大”的环境当中：大发展、大繁荣，这两个“大”确实有大量的数据可以证明。但是，同时也要注意还有两个“缺”字：传统文明的式微和当代人的精神缺钙。我想这是我们研究院创办的时代大背景吧。

　　主持人：您当初怎么想到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这个点呢?

　　黄会林：中国文化的独特性非常明显，我们是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民族，创造了非常灿烂的文化。梳理一下历史的脉络，我们会发现，在世界文化当中，在人类文明当中，在社会进步当中，中华文化可以用四个字概括——无可比拟。

　　这种无可比拟的贡献，我可以简单举几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公元前四世纪，我们的汉字就相继传入了朝鲜、越南、日本等国，而且成为通行于这些国度的唯一公用文字以及国际间交往的通用文字。而随着汉字的流传，中国的典章制度，中国的哲学、宗教、科技、文学艺术也传播于我们周边国家，或者更远一些的地方，形成了具有共同文化要素的东亚文化圈。事实上，中国文化对于这些国家文化的影响至今依然可以看出来。

　　此外，中国的哲学思想、科学技术曾经对欧洲文化产生过深远的影响。笛卡尔的“以太旋涡”学说与宋明关于“气”的学说惊人地相似，德国古典哲学的先驱莱布尼茨的“单子论”在相当程度上吸收了中国哲学尤其是宋明理学的思想。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伏尔泰认为，中国人“是在所有的人中最有理性的人”。另外，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对欧洲社会的发展也起到了革命性的推动作用。

　　主持人：很遗憾的是在日益全球化的今天，中国文化在全世界的影响力与经济发展成就相比还不对称，中外文化的传播极不对等。

　　黄会林：是的。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影响日益广泛，我国社会文化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种格局变化的凸显，一方面来自于以欧洲文化、美国文化为代表的西方文化的大量涌入，另一方面再加上报纸、广播、电影、电视、互联网等等大众传媒推波助澜。于是乎，我们的文化界、艺术界、学术界及社会各界，甚至到普通民众，在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价值观念、语言习惯等方方面面对西方文化崇拜、追捧、向往、模仿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如国产影片对好莱坞式大片的跟风日甚一日，文化艺术创作中所谓的“后现代”、“先锋派”作品层出不穷。学术研究当中，也有一些唯西方理论马首是瞻的状态。急切的文化焦虑不仅会乱了自己的阵脚，更容易误入他人藩篱，做了强势文化的附庸。

　　放眼当今中国社会，可以看到西方文化在社会公众中的影响力有些方面已经超过了中国自己的文化，已经超过了古老文明给予我们的丰厚精神遗产。在对光怪陆离、眼花缭乱的西方文化追捧中一些人们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渐行渐远。坚定的信仰遭到嘲笑，无所信仰则成为自豪的资本;诚实被等同于“傻帽”，欺骗被认为是一种才能。这些问题的存在，我认为是缺少文化自信和民族精神的表现。而一个缺少文化自信的民族，必然是精神乏力的民族;一个精神乏力的民族，注定是没有希望的民族。因此，我们只有保持自己的文化定力，坚持清醒的民族意识，坚守文化自信，才能在西方文化铺天盖地涌入的时候，从容不迫、沉着应对，以丰厚的历史感和鲜明的文化底蕴，展示中国文明无可替代的文化魅力，争取文化交流的话语权。因为在今天，这种话语权的掌握是非常重要的。只有掌握了这种话语权，才能赢得世界的认可和尊重。这也是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的根本所在。

　　主持人：“中国故事、世界传播”是很热的话题，同时也是很不确定的话题，尤其是对中国故事本身的界定比较模糊和犹疑，您能否谈谈我们如何提炼中国故事?

　　黄会林：请允许我用自己的术语来阐述“中国故事”。我认为“中国故事”、“中国声音”是与自己的对外话语体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在2009年北京文艺论坛上提出一个概念：第三极文化。之所以提出“第三极文化”是我们对于中国文化的一种思考，是针对当今世界文化格局提出的学术概念和理论设想。当今世界的文化格局可以概括为两个字“多元”，但是就影响力而言有大小之分，主次之分。我们借用了地理学概念中的南极、北极还有第三极——世界的高极青藏高原。

　　在多元文化当中有一极是欧洲文化。这里穿插一个很有意思的事，与我们合作创办研究院的美国国际数据集团，他们做的路线图年份是1500年到2000年。在这个路线图上，他们选择了在全球GDP有突出表现的六个经济体，其中就包括了中国、印度、美国、欧洲、日本和苏联。路线图显示，1500年最高端的两条线，一条是中国，一条是印度。也就是说，16世纪时，世界经济产值最高的是中国和印度。从1500年一路下来，这条曲线一直在动，大体上在17—19世纪，因为欧洲的生产力极大发展，产生了工业革命，有了文艺复兴，特别是19世纪，欧洲的线在最上面，那时候美国还没有上去，中国、印度都下来了。到了1945年，也就是20世纪中期，美国的曲线突发上升，到了最高。整体来说，20世纪美国GDP在世界领先。接着往下走，到21世纪，也就是2000年，这条线的流动当中最高点有三条，一条是美国，一条是欧洲，一条是中国。中国线的走势是向上，那两条线走势是向下的。

　　这个建构于科学数据的路线图，和我们提出三极文化不谋而合。我们认为，19世纪是欧洲文化覆盖世界，欧洲文化可以称为世界文化的一极。

　　主持人：那么欧洲文化这一极之外，另一极就是美国了?

　　黄会林：对，这是我们从文化影响力的角度，对世界文化格局的判断。到了20世纪，美国上来了，特别是在二战以后，世界中心转移到了美国。应该说，这两种文化都有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一面;但是他们也都有造成人类灾难的另一方面。从这个梳理当中，我们就提出了第三极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想法，因为世界的高极青藏高原这第三极正好在中国境内。我们觉得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迅速，并取得了巨大成就，与之相连的中国文化不能乱象丛生，中国文化不能找不着北，中国文化不能以模仿、克隆作为目标，而要树立自己的坐标，要有自己追求的制高点，以此进一步发展中国，壮大中国。回过头来看中国文化，我们认为它是可以担当重任的。因为中国文化有独立的传统，强大的根基和绵长的生命力，所以中国文化需要发扬光大。

　　主持人：您从文化的近当代影响力而言的三极划分模式，是独特的，确实可以看作是对外话语体系建设中的一个创新。那么，对外宣传方式如何创新，您有哪些建议呢?

　　黄会林：我们身体力行做了一些尝试，即 “看”、“问”、“论”、“刊”、“创”和“会”。“看”指“看中国”中外青年影像计划。2011年，我们出经费邀请了来自美国的九位年轻电影人到北京，用他们的眼睛看中国，拍摄十分钟的纪录短片。飞机降落后，这些从未到过北京的外国青年面对第三航站楼不走了，惊异地说：中国怎么可以有这么好的航站楼呢?怎么比美国的机场还好呢?在他们的脑子里，中国是很落后的，没有文化的，是个不毛之地。可见文化的误解有多深!但是，正因为他们刚刚开始了解中国，所以他们拍摄出的片子很有特点，九部作品先在中国展映，后在美国展映。影片拍摄的是美国青年人眼里的北京，一个他们亲自看到的、亲身体验到的北京。拍摄题材也是这些孩子们自己选择的，这是他们眼里和心中的北京。例如《骑行者》，记录了一个运动员沿着北京的地标行走。还有一部片子叫《侠》，讲述了盲童学太极的故事。拍摄这部片子的美国青年对太极生发了独特的体悟，说原来太极不仅是功夫，更是一种有仁有义的侠义精神。“侠”的繁体字就是一个大的“人”保护着两个小的“人”，强势的人帮助弱势的人，就是一种仁义精神，他把片子命名为《侠》，说这就是中国人的精神。这九部片子中有三部得了国际奖。

　　2012年又做了第二届，美国波士顿大学选拔了10位优秀的青年导演来北京，并表示可以签一个长期合作的协议，差旅费不让我们出了，由他们自己出。截至2013年，研究院已连续3年组织来自美国、法国、韩国、俄罗斯、叙利亚等国43名青年导演，出色完成三届共43部“看中国”短片作品，共获得6项国际奖。

　　主持人：“看中国”属于文化体验式的项目，是将体验式的人际传播用于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的探索。

　　黄会林：“问” 指“中国电影文化的国际传播研究”数据调研，是以外国观众为对象的有关中国电影国际影响力的年度调研项目。自2011年启动以来，已连续进行了三届，在数据调研的基础上，形成了6万多字的调研报告，在电影研究者和电影从业者中间的影响力不断扩大，为中国电影国际传播理论研究提供了数据基础和创新依据。

　　主持人：全球数据调研，是对中国文化国际传播某些方面的定量研究，应该可以为今后的国家级别的对外传播计划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黄会林：“论”，指研究院一年两次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一次“请进来”，一次“走出去”。“请进来”：每年11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五，研究院邀请海内外专家相聚国内，围绕中国文化国际传播展开主题演讲和分论坛讨论。2011年11月，美国前总统卡特先生出席了我们的研讨会，卡特先生在会上作了友好的发言。他说，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美国如果不和中国友好是没有前景的。“走出去”：连续两年研究院组织五位国内专家奔赴海外主办学术论坛，与海外专家针对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进行文化的沟通与思想的碰撞。UCLA(美国电影学的重要高校之一)的罗伯特教授给我印象最深刻。他说，中国电影要想走向美国，走向世界，只需一句话，就是“Be Chinese”。也就是说，中国的电影要走向世界，就得做自己的东西，不要克隆好莱坞。

　　我们不仅用中文研究中国文化国际传播，还创办了一“刊”——英文学术期刊《中国文化国际传播》(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of Chinese Culture，简称ICCC)。2013年6月，研究院和德国Springer科技传媒集团就联合出版ICCC签署了合作协议。根据检索，ICCC是目前国际上唯一关于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的英文学术期刊。

　　主持人：这就是在别人的话语体系里，由别国的学者来反向地探讨中国文化及其国际传播了。

　　黄会林：“创”是指研究院的创作项目。研究院创作了长篇小说《红军家族(前传)》，向党的十八大献礼。完成了电影剧本《司徒雷登》，获得了国家广播电影电视出版总局夏衍杯创意电影剧本奖二等奖。还有电影剧本《国家利益》，获得了北京市电影创作二等奖。近期，我们正在创作一个关于邓小平访美的纪录片，暂名《旋风九日》，讲述了邓小平同志在1978年访美的九天，计划2014年贺岁档在国内各大影院推出。

　　此外，我们还建立了一个文化基金会，目的是为每一位热爱中国文化并致力于推动中国文化国际传播事业的人提供一个尽一份心、出一份力、做一点事的平台。

　　主持人：黄教授以80岁的高龄，身体力行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让我们从中感受到一代学者复兴中华文化的勇气和不懈努力。谢谢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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