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报纸以及电视报道中，以正面形象出现的公众楷模，有时也会做出不道德的事情甚至犯罪行为。与此同时，身陷囹圄的罪犯，有时也会展现出人性的亮点。这种在日常生活中并不鲜见的现象到底说明了什么，其内在的社会心理机制又是怎样的？

　　影响道德决策的因素：外部经济收益和内部心理收益

　　根据英国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的观点，人们是在慎重思考、理性权衡行为所带来的外部收益以及风险之后，才有可能做出不道德行为，即标准外部风险收益理论。基于这一观点，人们在做出不道德行为时，通常会考虑三方面的因素：外部收益、风险以及惩罚强度。举例来说，某人想去抢劫银行时，首先会去权衡抢劫后的收益、被抓的几率以及被抓后所受的刑罚，抢与不抢的行为是在权衡了以上三者之间的关系后才最终做出决定的，而这正是传统经济学基于理性人假说而对不道德行为做出的解释。

　　大量行为经济学研究发现，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根据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丹尼尔·卡尼曼的观点，人只有有限的理性，之前基于理性人假设所做出的各种推断并不符合实际中所观察到的状况。心理学认为，人在进行道德决策时，除了会考虑外部（经济）收益外，还会权衡内部心理收益。心理学家发现，作为社会化的一部分，人们会自觉内化其所处社会的规范和价值观，以此作为一种内在基准来规范自己的行为。当个体行为与内化的价值观匹配时，则会获得内部心理的积极奖励；当不匹配时，就会获得内部心理的消极惩罚。当代心理学的功能性核磁成像研究也发现，当个体基于社会规范行动（如进行社会合作）时，其大脑的伏隔核和尾状核脑区都会得到明显激活，而这些脑区正是大脑的奖赏中心，例如得到喜欢的食物、饮料以及金钱等外部收益时，这些脑区也会相应激活。也就是说，人们的行为会受到大脑内部的奖赏（惩罚）回路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在道德行为中，内部奖励系统对于行为的控制主要是通过影响个人自我概念（对于自身的看法和态度）来实现的。的确，人们往往珍视自己的道德形象，并且会竭力保护内部良好的自我概念。这就意味着，如果个体行为不能与其内部良好的自我概念保持一致，则个体将会对其内部自我概念持消极评价。相反，如果个体能使自身的行为表现与内部良好的自我概念保持一致，那么其内部自我概念将不受威胁。这就意味着个体为了维护良好的自我概念，将与其内部的价值标准保持一致，甚至会为此牺牲外部经济收益。

道德行为的“钟摆”前提：积极自我与消极自我

　　人们经常在两种竞争性动机中挣扎：借助不道德行为来获利或者坚守道德以维持积极的自我概念。例如，做了不道德行为的人，可能会获得经济利益，但代价是诚信自我概念的丧失。相反，如果选择高尚，就可能意味着放弃经济收益，但却维护了诚信自我概念。个体对于自我概念的认知和评价始终处于动态调整之中，而这便是“钟摆效应”的社会心理学机制。简单而言，“钟摆效应”就是指个体为了维护自己内在良好的自我概念，当在前一个任务（或前一个阶段）中表现出不道德行为之后，在后一个任务（或后一个阶段）中将更倾向于表现道德行为；反之，当在前一个任务（或前一个阶段）中表现出道德行为之后，那么在后一个任务（或后一个阶段）中将更倾向于表现出不道德行为，就如同钟摆一样，详见下图。

　　任俊等人的研究发现，相对于那些由道德情绪唤醒的个体而言，那些由不道德情绪唤醒的个体在之后的任务中更倾向于选择掩饰性行为（诸如整理衣服、用梳子梳头等）。而这正是个体对自己已经做过的不道德行为进行掩饰的心理，借助于掩饰来重新恢复积极的自我概念。相类似的，多伦多大学心理学家妮娜·马萨尔研究发现，相对于随机分派去传统商品网站购物的消费者，那些被分派去环保商品网站购物的消费者在之后的任务中表现出更多的欺骗行为，对此的解释是个体将购买环保商品本身知觉为一种道德的行为，被分派去环保商品网站购物会使个体感到道德上的优越和自豪，对于自我的评价也更高，也就是自我概念更积极。按照道德行为的“钟摆效应”所揭示的，在前一个任务中具有更积极的自我概念，那么在后一个任务中，个体就有可能更加无所顾忌，表现出更多的不道德行为。

　　道德行为中的“钟摆效应”所揭示的现象既是有趣的，同时也是值得深思的。这种效应本身可能也是一种进化上的使然，它促使个体不断调整自身行为，以此来获得外部收益与内部奖励的最大化。道德行为中的“钟摆效应”对于我们的实践与生活具有重要的启示性意义。首先，在弘扬社会主义道德观的大时代背景下，如何激励公民的道德行为是需首要解决的问题。而“钟摆效应”启示我们不能过度拔高或者美化道德榜样，必须要讲究尺度和方法，否则会过犹不及、事倍功半。其次，对于那些犯过错误或者犯罪的人，我们仍应对其抱有乐观期望，正如“钟摆效应”所揭示的那样，每个人都具有维护内部积极自我概念的动机。最后，在对他人进行道德评判时，不能仅凭一件事或者某一阶段的行为表现，而是应该综合各方面的信息，对其进行全方位的考量。

　　（本文得到中国科学院心理健康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KLMH2012K04）资助）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心理学系、中国科学院心理健康重点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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