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从文风着手，就如同当年延安整风，为了端正思想路线先从党八股整起一样。当然，同时也改造我们的学习和整顿党的作风，这为摆脱教条主义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也奠定了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文风基础。当然还不只是文风出了问题，历史虚无主义也很严重，不光涉及一些基本历史事实，也包括价值标准、思想路线等大问题。第二个问题是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它被有人说成是个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大趋势。现在的网络、微信等新舆论环境，甚至个别传统媒体，不仅很混乱、很失序，甚至基本倾向也很有问题，所以才出现大量影射性甚至颠覆性的段子、小道消息和传闻，许多是歪曲历史本来面目的。在传统媒体乃至学术环境里，也有一些学者说是重写历史，实际上是拿着国外的钱专门搞一些“细节”，用细节的小真实来颠覆历史的大道理。一些很严肃的学者，讲来讲去都是些细端末节，许多也真假难辨，但是颠覆的却是大历史、大逻辑，其实就是要整个颠覆近现代历史。在理论层面也需要认真思考。我们本来是有丰富的理论资源的，但是由于这些年来片面理解“不争论”，也由于过于追求物质利益、个人利益、私人利益，有意无意之中把我们曾经有过的一些理论资源给扔掉了。在今天世界舆论环境西强我弱的条件下，对于思想者的力量，我们决不能忽视。包括传统媒体，更包括新媒体，一定要用新的语言、新的方式，尤其是对年轻人，呆板、枯燥、生硬、僵化、教条的一套再也不能要了。

          （来源：《经济导刊》2014年第6期）

　　人类超越自然，步入社会，这是个巨大的进步。人不再仅仅服从自然界，而且要做自然的主人。为了从自然那里争得这种主动权，他把自己的本质力量外化在对象中，原来对象化了的人类的本质力量，反过来成了人的异己的压迫人的力量。这种异化现象又由于社会制度的不合理而加剧起来。其中最明显的是对不能吃不能穿的货币的积累。本来财富和货币的积累，是生产发展和文明进步的必要条件，可是它同时又成了堕落和反文明的万恶之渊。现在社会中的恶性事件绝大多数和贪财有联系。如果把这些反文明反人性的现象做点简单归结的话，我以为可以归纳为对内对外两个方面：对外，由于人类对自然环境的掠夺性的改造，破坏了，甚至可以说，毁灭了人类赖以生存的唯一家园。所以，一批曾获诺贝尔奖的科学家明确地呼吁说：如果人类目前的生产方式不加改变，那么人类在地球上可以生活的年月将屈指可数了。对内，在不断提高生活质量的名义下，不自觉地不断削弱着人类自身的生存能力和繁殖能力。我可以断言，只要人们的生活方式不加改变，总有一天人类将成为地球上的濒危动物。

          （来源：《党政干部学刊》2014年第6期）

    当前中国经济学教育严重西化倾向表现在各个方面：在许多大学经济学专业教学中，围绕西方经济学开设的课程数量远远超过政治经济学、经济史、经济思想史等专业的课程数量;开设这些课程的教师大多直接采用西方原版教材或中文译本，而拒绝采用中国学者编著的教材(包括“马工程教材”)；受教材影响，教师在教学中也较少甚至没有科学的批判。与此相对应，政治经济学(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被严重边缘化。更为严重的是，从总体上来说，“西方经济学”特别是西方“主流经济学”以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为既定前提，主要研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配置问题，其基本信仰和主要结论是，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制度，最终能够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和社会福利最大化。按照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和逻辑，市场经济必须而且只能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不存在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这正是一些西方国家至今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的深刻原因之一，也是国内一些人一再公然提出全面私有化主张的理论依据。中国经济学教育存在的严重西化现象必须引起各方面的高度重视。

          （来源：《环球时报》2014年6月27日）

    人民追求民主，不仅是为了维护自身权利和人格尊严，而且是为了相较于其他类型的国家治理方式，希望民主能成就一种更有效的治理。然而，民主在价值上的正当性和在治理上的有效性有时是统一的，有时是分离的。当它们统一的时候，民主发展进程就比较顺利。但是，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有时民主制度虽然建立起来了，但它在一个相对较长的时段内却不能成就一种有效的治理，此时民主的价值就难以得到认同，民主制度也会流于形式，甚至出现衰变和倒退。历史和现实都证明，只有有质量的民主才是人类最终追求的民主。从实践来看，追求民主与治理绩效的有机统一，对我国的民主政治实践有重要的指导作用。首先要求我们坚定不移地进一步推进民主政治改革，创新和完善党内民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多党合作制度、协商民主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民主制度，真正把现有的民主制度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其次，进一步加强法治建设，把已经稳定成熟的民主形式法制化，使法治成为有效提升民主体制治理绩效的保障。再次，大胆创设新的能够更好地实现民主与治理绩效有机统一的民主形式。

          （来源：《人民日报》2014年7月9日）

    官僚主义是苏共的痼疾，表现为：一是官员的权力来源于上边，只知道完成上边布置的任务，对于党组织、党员、民众的要求他们并不关心。苏共官员的权力不是来自于民众，民众与官员的升迁荣辱没有多大关系，官员们自然官气十足，产生官僚主义是自然的；二是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凡事议而不决，决而不行，互相扯皮，无人负责的官僚主义达到了惊人的地步；三是官僚主义发展起来后，任人唯亲和权力私有化、以权谋私很自然地发展起来了。在苏联，以前党的工作人员、国家工作人员和经济界领导人大多数都来自业务能力表现突出的普通民众，但20世纪七八十年代，精英的增补通过特殊的选拔和培养干部的系统，即高级党校、团校、工会学校、社会科学学院、国际关系学院。进入这些学校只能靠有影响的官僚的推荐。评定直接取决于领导们个人喜好和政治考虑，业务素质很少被考虑，正直性和原则性通常最有可能成为升迁的障碍，许多地区同乡关系和裙带关系发达。长官的子女和其他亲属独立生活后一开始就处于特殊的地位。四是国家解体、执政党失去政权，种子其实在很早前就种下了。身居高位的苏共领导人，对日新月异的世界充耳不闻，对苏联积累的问题视而不见，在歌舞升平中打发时光。之后10年，苏联国家解体、苏共失去政权，其种子那时就已经种下了。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2014年7月3日）

    冷战后美国的三位总统都犯下了不少错误，但他们的许多错误都有着共同的根源。这个根源就是，自由理想主义在美国实施外交政策的过程中发挥了无所不在的影响力。北约东扩的背后目的是把自由主义扩散到东欧。所谓的自由主义鹰派之所以在伊拉克问题上加入新保守派的行列，这也是个重要原因。这解释了美国在“9·11”袭击后为何试图把民主输出到阿富汗和整个中东，而不是专心对付“基地”组织。这是比尔·克林顿的“接触与扩大”战略、乔治·W·布什的“自由原则”和奥巴马起初支持“阿拉伯之春”并决定干预利比亚局势的基础。简言之，这是美国近年来外交政策的复杂全貌的中心线索。自由主义的基础是一套明确的道德和政治要求。它把个人置于政治生活的中心，认为所有人都具有某些不可剥夺的权利。自由主义者强调个人自由，提防着不受制约的权力。他们认为这些原则适用于所有人。相应的，自由主义者认为民主是最好的政体，支持法治、言论自由和市场经济。他们还认为，如果这些实践能够推广到全世界，大多数人都会过上更好的生活。结论显而易见。如果美国和其他自由主义国家集中精力在本国更好地践行他们最看重的政治价值观，而不是试图将之输出到别国，那将会更有效地推广这些观念。如果西方社会繁荣、正义、具有竞争力，并且践行它们宣扬的理念，那么其他国家的民众就会想要仿效其中一些或者所有做法，并且根据本国的情况做出适当调整。

          （来源：《参考消息》2014年7月7日）

    在财富分配最平等的社会(还是20世纪70、80年代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最富裕的10%占有国民财富的50%。当下，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初，在多数欧洲国家，尤其是在法国、德国、英国和意大利，最富裕的10%占有国民财富的约60%。最令人惊讶的事实是，在所有这些社会里，半数人口几乎一无所有：最贫穷的50%占有的国民财富一律低于10%。我们设想有一个每位成人平均净财富为20万欧元的社会，当今最富裕的欧洲国家大体属于这种情况。这一私人财富可以划分成两个大致相等的部分：一方面是房地产，另一方面是金融和商业资产。如果最贫穷的50%占有财富总额的5%，那么从定义上讲，这一群组的每个成员平均占有全社会每个成员平均财富的10%。对这一半数人口来说，财富和资本概念是相对抽象的。对数百万人来讲，“财富”加起来不过是支票账户或低利率储蓄账户里几个星期的工资、一辆汽车和几件家具。无法逃避的现实是：财富非常集中，社会中大部分人几乎意识不到这种情况的存在。在天平的另一端，最富裕的10%占有总财富的60%。因此，该群组每个成员平均拥有该社会平均财富的6倍。

          （来源：《参考消息》2014年7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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