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理论是一个时代的风向标与温度计。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方法论热”始，中国当代文论便始终立足于时代前沿，既善于捕捉社会热点，又引领时代文学的批评研究潮流。且不谈思想转型时期文艺领域的“美学热”“方法论热”，仅就上世纪90年代诸如“失语症”“人文精神讨论”“新理性精神”“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日常生活审美化”以及世纪之交的“文化诗学”热潮，接连不断的话题与论域，均在时代“文论热点”中凸显文学理论旺盛的原创力与生命力。

      然而，近些年来，尤其是媒介主导的“后理论”时代的到来，面对“微时代”的“微文化”“微现象”，不仅文艺理论学科自身难以“落地”并对现实进行有效“发言”，遑论运用文论去指导文艺批评与文学研究实践。对现实发言的困难，不仅造成当下文艺理论热点的消失，更导致文论热情与生命力的锐减。王岳川教授曾批评当下文论的弊病在于“泛化”，即大而无当的“泛文化化”、缺乏精神穿透性的“泛消费化”、面对低俗文化现象很少反思的“泛政治化”、丧失批判精神的“泛怂恿化”以及意识淡薄的“泛身份化”。这些文论弊端的现象表征无疑洞悉深刻，但其“泛化”背后的深层结构——缺乏文论热点与原创力，则更值得我们进一步反思与追问。

      文学理论热点的缺乏，直接导致“无中心”“无聚焦”“无批判”“无反思”“无建构”的文论尴尬局面。尽管文学理论反“逻各斯中心主义”、反对“本质主义”，提倡多元化、自主性，但绝非偏离“中心”与彼此“绝缘”的无根漫游、自说自话。回顾文论的历史，但凡文学理论在某一领域取得一定的社会成效，皆在于相对聚焦的“时代热点”中由学者间的相互对话与争鸣而达成。由钱中文、童庆炳、王元骧等老一辈学者上世纪80年代初中期提出的“审美意识形态论”，成为时代“热点”，尽管遭遇接连不断的质疑与批评，但正是在批评与反批评的反思建构中，它成为了文学理论的经典性课题。上世纪90年代后期由陶东风、高建平等中年学者提出的“日常生活审美化”与“生活美学”，同样成为时代“热点”，并在相对聚焦的话题研究中，通过学界群体性争鸣、批判与反思，构成了时代文论的经典，极大拓宽了文论的空间与视域。

      然而，截至目前，作为“时代先风”的文学理论不仅“缺场”，更很少作出理论的研究或评判。其瓶颈则在于：在“文学经典”与“文化现象”间左右摇摆；在“学科边界自律”与“跨学科反思”间保守不前；对西方理论亦步亦趋并加以本土化的“强制阐释”；在精英主义文学立场上对“俗文学”“俗文化”的排斥抵制；道德理想主义以及审美主义的学苑情结。这些因素均使得当下文论“落地”困难，并在“现实脱轨”中制约了文论家的理论原创力。

      制造“文论热点”，需要文学理论落地接气以及文论家的原创力，那么究竟又该如何制造文学理论的热点，进而激活文论的热度、活力与原创力呢？笔者愚见，其方向有三：

      其一，接地的关键还在于“地”，而其有双重涵义，即民族传统的文学沃土和当下的现实生活。因此，我们不仅要回顾文学传统，积极运用新方法、新思维对古代文学与文论加以重释激活，还需要返本归新，回应当下现实，对当下的诸如“微文化”等生活景观予以知识批判与社会实践。在此，对于古代文学与文论传统，我们不仅需要学术史性质的“集成”“汇编”“校订”，同样还需要理论的反思、批判与富于生命力的现代性激活。

      其二，文论的落脚点还应该是文学创作，只有文学作品才是文学理论创新的活水源泉。因此，通过文学作品的细读，在西方理论与中国经验的视域结合中寻求理论创新，也是复活文论生命力的关键。事实上，绝大多数的理论思潮，都是在文学实践中或与实践的互动结合中创造出来的。巴赫金的“狂欢化”“复调”“独白”理论风靡全球，而其理论创造的基础就是以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群魔》与《少年》等小说为研讨平台而抽绎提取的。美国新历史主义之父格林布拉特提出的“文化诗学”理论同样在欧美与中国形成重要影响，其实践基础同样是通过对文艺复兴时期莎士比亚戏剧的实践解读归纳总结出的。当然，尽管中国历史上也产生过诸如刘勰《文心雕龙》及叶燮《原诗》之类的系统理论著作，但其重感性评点轻理论形态的特点总体上造成了中国理论的相对滞后。正如陶东风教授所指出，只有“把西方理论与中国经验结合起来，既借鉴西方理论，又立足于本土经验，通过对两者之间契合和错位关系的分析，来实现中国的理论创新”。因此，在文学实践批评中，我们切不可照搬西方理论而脱离中国的特殊经验，只有在“本土化”理论层面上的“文本学解读”，才能在现实契合中实现中国文学理论的创新。

      其三，积极吸纳各种话语资源，保持理论的鲜活性、先锋性以及现实敏锐性。文论之所以缺乏创造性和想象力，很大程度上源于“书斋式”的自我封闭以及“精英守成主义式”的他者性拒绝。时代在不断进步发展，理论也在流动变化。这就要求我们以科学客观、开放融通的态度吸纳中西方各种优质理论资源，在中西对话、古今对话中激活、丰富、发展当下文论话语，增强影响力、扩大话语权，进而实现文论的生命力。与此同时，我们尤其还需对本土现实语境中的各种文学文化现象保持理论的敏锐度，在批判解读中介入现实并对其发言，从中提炼出新概念、新名词、新范畴，以保持文论的鲜活性、先锋性及其现实敏锐性。

      总之，“大国文学”需要文艺理论焕发新风貌、新气象，文学理论自身也需要热点与激情、呼唤生命力与创造力，文学批评与研究则更渴求文艺理论提供先锋敏锐的视野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