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格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大众性和先进性必将在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中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这也就决定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服务群众为宗旨的当代中国文化必然是科学的、大众的和先进的文化，将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贡献。

“文化自信”是当今学界的一个热词。一段时间以来，学界就相关问题已做过诸多探讨，也取得了不少有价值的研究成果。笔者认为，“文化自信”就是主体（包括个体或者共同体）在对自身的文化具有充分认知与把握基础上所确立的肯定态度、坚定信念并由此所展现出来的健康向上气度与积极进取精神。要对此问题有深层观照，还需要我们在马克思主义群众观语境中对文化自信的理由作出阐释。在我们看来，当代中国文化自信的根据在于，它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具有先进性的文化。

当代中国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文化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决定了当代中国文化的科学属性。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至少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提供了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科学方法；提供了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科学判断。

首先，马克思主义提供了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科学方法：具有“革命的实践特性”的唯物主义和“批判的、革命的”辩证法。

“新唯物主义”是具有“革命的实践”特性的唯物主义，这是马克思对自身哲学观的根本概括。在马克思看来，“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就“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即使是费尔巴哈，对于实践的认识也“只是从它的卑污的犹太人的表现形式去理解和确定”。“唯心主义”更“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因此，也不可能了解“革命的实践”。“革命的实践”的唯物主义方法，就是把人民群众当作历史活动的主体的方法，就是从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中去“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的方法。旧唯物主义自身的理论视野决定了，它无法根本性地变革现存世界。“革命的实践”的唯物主义方法实际上也是观照“人类社会或者社会的人类”的方法，就是全面地、整体地、动态地认识世界的方法，这是一种奠基于既能“解释世界”又能“改变世界”的唯物主义基础之上的，强调理论同实际进行有机结合的方法。

“革命的辩证法”就是马克思的辩证法。马克思指出：“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空论主义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 “革命的辩证法”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种“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就其理论形态来说，是因为它反映了事物运动与发展的辩证性质。为此，恩格斯作了这样的注解：“辩证法在考察事物及其在观念上的反映时，本质上是从它们的联系、它们的联结、它们的运动、它们的产生和消逝方面去考察的。” “革命的辩证法” “是关于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 由于“革命的辩证法”有马克思主义群众观作为支撑，因此，“革命的辩证法”从根本上讲就是“群众”的辩证法。

其次，马克思主义提供了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科学判断。这些科学判断至少包含以下两个方面。

包括无产阶级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主体，是根本变革现存世界的主体性力量。马克思指出：“要使社会的新生力量很好地发挥作用，就只能由新生的人来掌握它们，而这些新生的人就是工人。工人……是现代的产物。”“历史本身就是审判官，而无产阶级就是执刑者。” 同时，马克思还注意到“群众”的“不定型”以及由此给“无产阶级革命”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在巴黎公社革命后，马克思提出：“无产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无产阶级需要同时在物质上和精神上武装起来并同资产阶级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才能由潜在的“主体”变为现实的“主体”，才能最终实现自己的目的。因此，“在工人阶级在组织上还没有发展到足以对统治阶级的集体权力即政治权力进行决定性攻击的地方，工人阶级无论如何必须不断地反对统治阶级政策的鼓动……从而使自己在这方面受到训练。否则，工人阶级仍将是统治阶级手中的玩物”。无产阶级革命就是在解放全人类的基础上解放自身，最终通过“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来实现“一切人的自由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而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马克思、恩格斯还强调：“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实现共产主义的过程就是人的解放过程。虽然作为理想蓝图的共产主义只能在比较遥远的将来才能实现，但是，这绝不意味着作为运动过程的共产主义也只能在遥远的将来才能到来，恰恰相反，作为运动过程的共产主义就在实践主体的脚下，就在实践主体的当下活动中。要在运动过程中真正体现到“共产主义”对实践主体的规范价值和意义，或者要真正把“共产主义”纳入到实践主体的当下活动之中，就必须“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 并通过这种“革命化”来获得有关实践主体自身的“历史认识”、“现在认识”和“未来认识”，然后再用这些认识去指导现实实践活动，由此根本变革现存世界。

最后，马克思主义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一般趋势。

马克思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规律就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因此，社会变革的根本动力是社会物质生产力的发展及其与现存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人们的意识或者观念都是人们对其社会存在的反映。这样，社会变革既需要一定物质生产发展作为物质前提，又需要一定精神生产发展作为精神前提。只有条件都具备的时候，社会变革才有可能，其目标才能实现。

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是从“人的依赖关系”到“物的依赖关系”再到“个人全面发展”这样一个由低到高的发展过程。在马克思看来，“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式，在这种形式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因此，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同步发展起来。” 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历程，“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 因此，资本主义社会只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当它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必然会裂变出自我否定的力量并在自我否定中被更为先进的社会形态所替代。人类社会发展必然是一个螺旋式的上升过程，绝不是那种黑格尔式的或者神秘主义式的轮回过程。

当代中国文化是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文化

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决定了，当代中国文化或者中国当代文化必然具有广泛的人民性或者大众性。马克思主义群众观把人们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基本视角引向“群众的世界”，由此根本地变革了传统理论仅仅把视角局限于“理论家世界”的致思传统；根本地变革了传统理论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上的基本立场；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找到了同社会现实进行有机结合的最佳切入点和落脚点。

在思想史上，人民群众并没有真正进入理论家视野。这种致思传统在古希腊就已确立。当时，在古希腊城邦中，从事理论思辨、概念抽象、逻辑演绎和哲学沉思等活动，都被视为与普通群众不相干的事情。在传统理论家看来，群众只是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人，只是从事感性活动的人，只有有产阶级或者休闲贵族才有可能从事精神生产活动或者理性活动。后来，虽然社会分工越来越精细，但是，已经固化的社会结构并没有因此松动，反而更加固化。人民群众始终游离在理论视野之外，或者说，理论在人民群众视野之外，就一直成为西方思想史的主流。马克思的理论使命决定他必然要对这种致思传统进行彻底变革。在彻底变革这种致思传统的过程中，马克思根本转换了传统理论的基本视角，即由传统理论仅仅关注“理论家世界”转换到马克思主义对“群众的世界”与“理论家世界”的双重关注上。通过这种转换，马克思开始关注“群众”和“群众的世界”，尤其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无产阶级”。马克思也揭示了“群众世界”的生动性。马克思认为，只有人民群众的事业，才是真正伟大的事业。理论家只有成为为大多数人谋福利的人，才是最幸福的人。理论家只有广泛参加群众的社会实践，才能得到“为人类工作的”“最广阔的场所”。

马克思主义群众观根本变革了传统理论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上的基本立场。基本视角的根本转换，不仅意味着审视问题的基本坐标发生了根本变换，而且意味着理论立场发生了根本改变。作为统治阶级的一部分，传统思想家或者理论家都是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因此，都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家”。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家”只能是统治阶级的积极的、有概括能力的人。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作为思维着的人，作为思想的生产者进行统治，他们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而这就意味着他们的思想是一个时代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而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民群众的思想，一般地是隶属于统治阶级的。这样一来，“群众的世界”长期以来被消融在“理论家世界”里就成为一种认识论传统。马克思之所以要根本转换审视问题的基本视角，就是要在根本变革传统理论的基本立场基础上重新确立自身理论的基本立场。马克思的基本立场就是人民群众的立场。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在实践中，一开始就和这种共产主义批判相适应的，是广大群众的运动，而过去的历史发展是与这个运动相对立的。”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强调，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

马克思主义群众观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找到了同社会现实进行有机结合的最佳切入点和落脚点。理论同社会现实进行有机结合，是马克思的一个基本理论旨趣，也是马克思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传统理论都是为少数人服务的，因此，不可能同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现实进行有机结合。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必然要同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现实进行有机结合。马克思指出：“德国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身。”只有找到了理论同社会现实进行有机结合的切入点和落脚点，理论才能真正堵住向纯粹抽象回返的进路。马克思主义把人民群众的世界当作自身理论的最佳切入点和落脚点，也就能保证自身的理论永葆生机和活力。

当代中国文化是先进的文化

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性决定了，当代中国文化必然具有先进性。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性至少可从如下三方面得到体现：马克思主义具有自我批判的精神，马克思主义具有自我革新的品性，马克思主义具有在批判借鉴中发展自身的品格。

马克思主义具有自我批判的精神。“自我批判”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确立与发展的一个重要前提。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 因此，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的首要前提，就是要对“此岸世界”进行批判。在马克思那里，“此岸世界”不仅包括“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 而且包括无产阶级及其广大人民群众生活的社会现实。无产阶级是“现今社会的最下层”。无产阶级的存在本身就表明资本主义社会的极端不合理性、不公正性和不公平性。只有对这种社会现实进行深刻批判，才能揭示“无产阶级”“存在的秘密”，才能确立起作为一种科学理论体系的马克思主义。正是在这种语境下，马克思、恩格斯对无产阶级本身的存在状况进行了深刻批判，虽然无产阶级是历史上最为先进的阶级，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者，是“真正革命的阶级”， 但是，没有先进的理论去武装它们，无产阶级的“先进性”只能成为一种“潜在性”。因此，需要不断对群众的“社会现实”进行批判。同时，马克思、恩格斯还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存在现实展开了一系列批判，这主要包括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宗教批判、政治批判、劳动批判、社会关系批判、精神生产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等。所有这些批判的过程及其结果，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资本主义时期的主要内容和时代特征。

马克思主义具有自我革新的品性。“自我革新”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确立与发展的又一个重要前提。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社会现实不断进行有机结合的过程。由于社会现实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因此，理论也需要与时俱进。如果理论仅仅骛驰于纯粹抽象，只注目于“头顶上的星空”，囿于“孤寂”，而不关注社会现实，就很难实现“自我革新”和与时俱进。马克思从一开始就确立了与传统理论完全不同的理论走向，即通过“抓住事物的根本”来实现理论的“自我革新”。同样地，理论只有了解、深入社会现实，把握社会现实，才能真正“抓住事物的根本”。理论只有真正“抓住”了“事物的根本”，才能促进自身的根本变革。因此，理论只有同社会现实进行有机结合，才能永葆“自我革新”的动力与活力，永葆“自我革新”的冲动与自觉。为此，马克思指出：“对于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

马克思主义具有在批判借鉴中发展自身的品格。敢于批判、“善于借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确立与发展的又一个重要前提。马克思主义就是在借鉴了人类社会诸多文明成果的基础上确立和发展起来的。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广泛涉猎和研究德国古典哲学、英国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并对它们进行了辩证否定和积极扬弃，然后在此基础上将其中有益成果合理借鉴，从而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德国古典哲学最高成就当属黑格尔和费尔巴哈。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最高成就当属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前者认识到了剩余价值的真正起源，后者则揭示并说明了阶级之间的经济对立。空想社会主义的最高成就当属傅立叶、圣西门和欧文。除此之外，在自然科学领域，以能量转化学说、细胞学说和进化论为代表的一系列重大发现和成果相继问世。这些都是当时世界各相关领域的最高成就，都成为了马克思主义产生的重要理论资源和思想资源。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过程中，一批批无产阶级的革命家、理论家继承和发扬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自我批判”、“自我革新”和“善于借鉴”的理论精神和实践精神，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具体实际进行有机结合，从而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不断向前发展。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大众性和先进性绝不是简单逻辑推导，绝不是自我标榜，更不是痴人呓语，而是得到诸多社会实践检验并反复得到证实的确定性。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大众性和先进性不会随个人意志的改变而有所改变，也不会随个人兴趣爱好的不同而有所增减。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就在于，它从来不提供现存答案或者教条，它只提供科学认识世界和改变世界的基本方法、基本立场和基本观点。马克思主义的大众性就在于，它总是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性就在于，它总是深刻关切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现实，总是能够把握时代的脉搏，总是能够把理论同实践进行有机结合，总是具有远大的发展前途。任何时代都有其特定的时代特征和语境，不同时代特征和语境必然致使对“特定答案”怀有永恒性期待成为“妄想”，必然导致某种“特殊性”只能成为其他时代的“普遍性教条”。因此，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品格的充分认识和科学把握，必然要从充分认识和科学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开始，必然要从充分认识和科学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大众性开始，必然要从充分认识和科学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性开始。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大众性和先进性，是马克思主义根本超越传统思想或者理论的“拱顶石”。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格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大众性和先进性必将在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中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这也就决定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服务群众为宗旨的当代中国文化必然是科学的、大众的和先进的文化，将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贡献。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湖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华中师范大学研究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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