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论》《矛盾论》的主题与价值

李佑新

编者按

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这标志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社会是在矛盾运动中前进的，有矛盾就会有斗争。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习近平同志的重要论述，是继承和弘扬《矛盾论》《实践论》思想智慧的光辉典范，也为进一步深化《矛盾论》《实践论》研究提供了基本遵循。

从毛泽东、邓小平一直到习近平都强调，领导干部“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以下简称“两论”）无疑就属于这种管用的经典著作。“两论”发表已经80周年，其思想主题至今熠熠生辉，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

“两论”不能不写

“两论”的思想主题是由“两论”产生的历史背景或写作原因决定的。美国学者施拉姆曾说：“按照传统，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被尊为领袖的人物必须同时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家），毛泽东也就尝试撰写这类文章。”这是无视“两论”产生背景的武断说法，是无法真正理解“两论”的。毛泽东在回顾“两论”的写作原因时曾说：“我们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末期和抗战初期写了《实践论》《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应于当时的需要而不能不写的。”

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理论，主要是以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研究对象，从资本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经验中得出的社会主义革命学说，其基本原理具有普遍指导意义，但与中国所处的历史时代、社会环境、文化传统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俄式革命”道路及列宁主义也只具有指导意义。中国社会的特殊情况决定了中国革命面临着特殊的任务，必须探索特殊的道路与特殊的方式。

正是在这种特殊的历史环境下，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没有也来不及对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社会的特殊状况进行双重的深入研究与了解，也缺乏斗争经验。于是革命就主要以共产国际的指示与策略为准，但由一个远离中国环境的国际指挥中心来指挥中国革命，是导致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血的教训中总结经验，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独特革命道路。但这样一条山沟里的革命道路完全是血的教训与战争的逻辑所规定出来的，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中并没有具体规定。因此，山沟里有没有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就提出来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遭到否定，结果导致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失败。正是在这种胜败之间的反复比较中，毛泽东等人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同时抗日战争的爆发，使得这个问题更加突出。对这一结合进行哲学上的论证与说明，正是中国革命的理论需要，“两论”是适应这一需要而产生的。

“两论”的写作，从另一角度看，则是解决党内思想路线斗争问题的需要，而思想路线斗争的实质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的问题。革命过程中连续不断地出现的错误路线，特别是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在思想根源上就是不从实际出发，而从马列的一些词句与苏联经验出发，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割裂开来。遵义会议来不及清理教条主义的思想根源。抗日战争爆发，王明回国后根本不从复杂的中国阶级关系与实际情况出发，从原来的极“左”又倒向极右，在政治上与军事上提出一套右倾论调，并为党内的一些人所接受。所以，清除错误的思想根源就成为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毛泽东非常重视这一点。他认为政治路线、军事路线与思想路线同是中国革命的三个主要问题，而思想路线更关键，有了正确的思想路线，“党就能、党也才能更正确地处理党的政治路线，更正确地处理关于统一战线问题和武装斗争问题”。因此，毛泽东在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确立了正确的政治路线与军事路线之后，接着又着手批判教条主义的思想根源。“两论”的写作，即是为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奠定一个坚实的哲学基础。

“两论”的思想实质

“两论”的思想实质与主题，是对中国革命中“左”右倾错误特别是教条主义错误的哲学批判，从而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哲学论证。

《实践论》以实践概念为核心，以认识与实践、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际的关系为线索展开论述，突出了实践的根本作用，阐释了认识上的辩证法，反对割裂认识与实践、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际的辩证关系，其主旨正是要求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原则，批判了脱离中国客观实际的或“左”或右的思想错误的根源，指出这些错误思想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特别是针对那些僵化的教条主义者，毛泽东指出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和运动永远不会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永远不会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这一结论，蕴含着中国革命的丰富历史经验，厚积而薄发，言简而意深。对于“左”右倾机会主义特别是“左”倾教条主义者的批判，可谓入木三分，深中肯綮。

如果说《实践论》突出了认识的辩证法，那么，《矛盾论》则突出了矛盾问题（辩证法）的认识论与方法论意义，其主旨同样是从哲学上论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必要性，清算教条主义的思想根源。

“两论”的实践智慧

意大利学者葛兰西曾认为，政治家往往也从事哲学著述，但他真正的哲学恰好应该到他的政治著作中去寻找。毛泽东是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毛泽东哲学思想也需到他的政治军事著作中去寻找。可以说，“两论”是以哲学形式表达的中国革命的实践智慧，是毛泽东写作“两论”前系列政治军事著作及活动所蕴含的实践智慧的哲学反思与升华。

理论的特征在于其抽象性，以及由此而来的一般性或普遍性。与理论不同，实践的特征则是具体性、特殊性。实践总是具体的，是在具体环境中对具体对象的具体操作。在理论建构过程中必然被舍弃掉的对象的具体特殊的因素，在实践中必然在场。由于这种具体性，实践往往是各种复杂的相互矛盾因素的聚集。如果忽略实践的具体境况，直接将某种理论运用到实践中，就是某种意义上的教条主义，就会出现康德所说的情况：“在理论上可能是正确的，但在实践上是行不通的。”所以康德虽然主张一种完全舍弃经验要素的实践理性，但他指出：“不管理论可能是多么完美，看来显然在理论与实践之间仍然需要有一种从这一个联系到另一个的中间项”。

毛泽东的实践智慧可以说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之间的“中间项”。实践智慧指的是一种有关实践或行为的明智考虑的理性能力，表现为在普遍性原理的指导下对具体性和特殊性的关注，表现为驾驭和处理实践中相互矛盾因素的能力。中国革命的极为特殊性和复杂性，决定了需要高超的实践智慧才能取得胜利。忽视中国革命实践的具体性而执着于普遍性的理论，正是教条主义的思想特征。毛泽东的智慧在于，一方面在中国革命实践中表现出卓越的实践智慧，另一方面又将这种实践智慧升华为普遍性的哲学理论。或者说，对中国革命实践的具体性及实践智慧进行反思，以哲学的形式表达出来。这不仅使毛泽东远远超越党内的教条主义者，而且使毛泽东的哲学思想根本上超越于纯粹的理论哲学或书斋哲学。

“两论”写作前毛泽东的政治军事活动及一系列著作中已经蕴含着丰富的实践智慧。比如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特别强调调查研究的重要性并亲力亲为，提出“反对本本主义”这样的空谷足音式的论断；《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从当前形势的特点出发，紧紧抓住抗日救亡这一主题以及由此引起的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既反对右倾投降主义，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又特别反对“左”倾关门主义，正确处理了与资产阶级的关系问题。特别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是战争，而战争的突出特点则是瞬息万变，所谓“兵无常势，水无常形”。敌强我弱而又极为特殊的中国革命战争环境，需要高超的实践智慧才能取胜。因此，《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突出强调对中国革命战争特殊规律的研究，强调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可见，毛泽东军事政治活动及著作中所蕴含的实践智慧，正是“两论”的实践表现形式。反过来说，“两论”则是毛泽东实践智慧的哲学表述形式，是以哲学智慧的形式表述出来的实践智慧。而这种实践智慧是在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特别是军事斗争中磨炼出来的。所以毛泽东曾说这是“血的著作”“是付出了流血牺牲的代价的”。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与书斋哲学或纯粹理论哲学的根本区别之所在。

“两论”的现实意义

真正经典性的哲学著作具有深远的影响和意义。“两论”虽然创作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但今天对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依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首先，“两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如上所述，“两论”的思想主题就是要从哲学上解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这个根本性问题，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结合的过程。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就提出要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即“第二次结合”。这个重大任务由邓小平等新一代领导人所承担起来。邓小平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在丰富和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43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必须立足中国、放眼世界，保持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意义和现实意义，锲而不舍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其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两论”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当前我们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面临的挑战和困难前所未有。我们看到，各个领域里的斗争任务空前艰巨，斗争形式错综复杂。在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两论”所阐释的实践观点和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矛盾观点和注重矛盾特殊性的原则、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等等，无疑是解决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各种问题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原则。可以说，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取得的伟大成就，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看家本领分不开的，无疑也是与掌握和运用“两论”的思想智慧分不开的。面对世情、国情、党情所发生的深刻变化，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所不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作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的重要判断，为全党自觉运用包括“两论”在内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树立了典范。

最后，“两论”对于我们克服当代中国“洋教条主义”，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与“四个自信”相对立的，主要就是当代中国存在的“洋教条主义”或各种“洋教条”观点。延安时期，毛泽东早就批判过“言必称希腊”“只知生吞活剥地谈外国”的“洋教条”。“两论”对党内教条主义的批判，更是深刻揭示了教条主义脱离中国实际的思想根源及其严重危害，这对于我们今天克服各种形式的“洋教条”观点，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作者：李佑新，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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