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友文工团《长征组歌》诞生记

舒  云

1965年是中央红军长征胜利30周年。8月1日，北京军区政治部战友文工团在北京民族文化宫礼堂举办的首都纪念八一建军节音乐会上公演大型声乐套曲《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引起巨大轰动。之后连演50多场，还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应邀到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苏联等国演出。1966年初，笔者有幸在京西宾馆看过《长征组歌》的现场演出，留下了深刻印象。鲜为人知的是，《长征组歌》词作者、开国上将萧华的创作初衷，源自黄镇的《西行漫画》。

黄镇及其24幅长征画稿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冲破了几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越过人迹罕至的雪山草地，最终到达陕北。1938年10月，上海的阿英（钱杏邨）收到萧华从陕北辗转寄来的用照相机拍下的24幅长征画稿，内心充满了激动。阿英在192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27年从家乡芜湖逃亡到武汉，再到上海。抗战期间，他在上海创办了风雨书屋，并任《救亡日报》编委、（仗献>杂志主编。因为经常刊载毛泽东等人的著作，以及八路军、新四军的图片，刊物多次受到威胁，随时可能被查封，无法保证这批珍贵的照相画稿在《文献》杂志上连载完，也难有把握不遭受损失。考虑到长征画稿将会产生的影响，阿英决定用风雨书屋的名义尽快出版。作者署名萧华。至于书名，不能直接用“长征”，而是借用斯诺的《西行漫记》，定名《西行漫画》。书前附印了长征地图。阿英在叙记中写道：“虽只是二十四幅的漫画，却充分表白了中国人民的伟大、坚实，以及作为民族自己的艺术，在斗争与苦难之中在开始成长。在中国漫画中，请问有谁表现过这样伟大的内容，又有谁表现了这样韧性的战斗？……把它印行出来，也正是要向全世界有正义感的人们，提供一项中国拐战必然胜利的历史实证。”《西行漫画》用铜版纸、道林纸精印了2000册，绝大部分流向了八路军、新四军地区，收到了鼓舞士气和民心的应有效果。

不久，风雨书屋遭到查抄，人员被捕，《西行漫画》遂成绝版。抗战期间国立北平图书馆（后改名北京图书馆中国国家图书馆）南迁了部分馆藏，并陆续在上海、香港、昆明、重庆等地设立办事处，有幸保存了一本《西行漫画》。1958年，《西行漫画》被一位读者发现，推荐给人民美术出版社。反映长征的美术作品，当时还没有发现第二种于是人民美术出版社决定再版《西行漫画》，并请萧华作序。萧华这才知道经他手送出的长征画稿竟然署了自己的名字。但时间太过久远，想不起来作者是谁。因此，人民美术出版社1958年版署名编辑阿英，书名仍沿用原书名《西行漫画》，定价0.34元，印了3000册。因为画中有红5军团军团长董振堂，所以萧华在序言中说：“漫画的作者已经查不清楚是什么人。我想，很可能是红5军团中做宣传工作的同志。”

1962年4月，人民美术出版社决定再版《西行漫画》，几经周折，责任编辑邵宇和画家黄胄找到了曾在红5军团做宣传工作的黄镇。新中国成立后，黄镇一直出任驻外大使，直到1961年才回国任外交部副部长。此前，黄镇已从李克农那里看到了这本《西行漫画》。他翻开第一页，看到的画面是左手提马灯，右手拄拐杖，昂首挺胸的年近六旬的林伯渠。这幅画是他在长征途中画的。于是，人民美术出版社遂将书名改为《长征画集》，署名黄镇。之后于1977年、1982年、1986年三次再版。文物出版社于1987年，解放军出版社于2006年也都再版过《长征画集》。

黄镇，安徽桐城人，曾是刘海粟创办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的学生，后转到张恨水及其弟张牧野创办的北华美术专科学校，他的老师中有著名画家齐白石、徐悲鸿、刘海粟、李苦禅等。黄镇参加了1931年的宁都起义，后来起义部队被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第5军团。1932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5军团政治部宣传科科长。1934年，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黄镇为大会画了一幅高3米、长10余米的巨幅油画，题为《粉碎敌人的“围剿”》，受到毛泽东和与会代表的称赞。在长征途中，黄镇用锅灰、木炭作画，纸是捡来的，有祭祀用的黄表纸，有写春联用的大红纸等，实在找不到纸时就画在门板上、石壁上。累计画了几百张，但大都散失了。好在其中24幅画稿用照相机拍了下来，经萧华之手辗转送往上海出版，才侥幸保存下来。

萧华创作《长征组诗》

萧华在1962年版的《长征画集》序言中写道：“当翻阅这本画集的时候，我难以抑制内心的激动。这些画面，一下把我引入到20多年前的回忆中去，使一些永生难忘的情景展现在我的面前……多少同志永眠在长年不化的冰雪中，多少同志用自己的鲜血染红了长征的道路。”萧华参加长征时年仅18岁，担任少共国际师政委。黄镇的《长征画集》激起了他的创作欲望，无奈工作繁忙，始终没有动笔。1963年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逝世后，萧华主持总政治部的工作。由于积劳成疾，1964年4月，他到杭州西湖疗养，终于有了大把的时间。

萧华反复阅读长征史料，并研读唐诗宋词，决定选取长征中12个有代表性的场景做诗。其间，他经常半夜起身写作，导致病情三次反复，最终完成了12首诗稿。9月，萧华被任命为总政治部主任，他将长征诗稿送周恩来和在京的元帅传阅。周恩来非常喜欢，当即拿走其中的两首，交给时乐濛谱曲，放在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

战友文工团为《长征组诗》谱曲

1964年11月中旬，萧华通过总政文化部，将长征诗稿交给总政文工团团长时乐濛和战友文工团团长晨耕。萧华说：“我不是让你们合作写一台关于长征的歌曲，总政文工团要搞一台带舞蹈的大合唱，战友文工团可以搞一台便于推广传唱的音乐晚会，不一定写成12首曲子，也可以写成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那样的歌曲，把这12首诗的意思融进去。”

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政治委员廖汉生听了晨耕和总政文化部部长刘佳的汇报，当即表示支持。1965年春节刚过，杨勇、廖汉生来到战友文工团动员。男低音歌唱家马子跃回忆说：“杨司令员和廖政委分别讲了话，指示我们要完成好这项光荣的任务，多向老红军和萧华同志请教，学好长征，唱好长征。”

战友文工团是军队最早的文艺团体之一，前身是1937年12月11日成立的晋察冀军区政治部抗敌剧社，1948年8月改为华北军区政治部文工团。1953年成立总政文工团，想把它连锅端走。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不同意，最终保留了华北军区政治部文工团。1955年4月华北军区改称北京军区，5月华北军区政治部文工团被命名为战友文工团。

晨耕、生茂、唐诃、遇秋是战友文工团4位著名的作曲家。虽然4位作曲家佳作不断，但创作多声部的大合唱还是头一次。大合唱是外来艺术，中国老百姓很难接受。但它是普及性最强、参与面最广的音乐演出形式，又有《黄河大合唱》开路在前，只要通俗易懂，优美动听，还是会受到老百姓欢迎的。经过讨论，4位作曲家认为《长征组诗》最后两首《会师献礼》《誓师抗日》反映的是红军长征后北上抗日的故事，所以决定为前10首谱曲。至于萧华建议用一支曲子贯穿，也不是不可行，12首诗的字数都一样。可是长征一路，风土人情各异，还是应该量身定做。

4位作曲家集体构思，统一布局，各取所长，分头执笔，最后再共同推敲，反复修改。他们在借鉴红军传统歌曲的基础上，分别糅进江西采茶、苗家山歌、湖南花鼓、云南花灯、川江号子、陕北秧歌等民族曲调。同时运用多种音乐手段，在混声乐队中，有西洋管弦乐器，也有民族乐器，如打击乐器大中小钹，云南傣族铓锣，陕西秦腔低音板鼓，五音鼓、中音鼓、竹板等。第一曲《告别》过门用二胡和琵琶，表达依依惜别的深情。第六曲《过雪山草地》开头用西藏风味音调，第二句用华北蔚县秧歌，第四句用云南风味音调。还有像第四曲的三弦，第六、七曲的竹笛独奏，第七、八曲的板胡、唢呐独奏等。第七曲《到吴起镇》由唐诃和生茂分头写，后来唐诃觉得生茂写得比他的好，就主动放弃自己写的。第七曲的前奏曲是生茂1950年在中央音乐学院学习时写的小提琴练习曲，包含陕西戏曲眉户调，山西南路梆子、蒲剧，以及加工的秦腔等。第八曲《祝捷》要区别第七曲的陕北风格，唐诃根据湖南花鼓戏改编，以湖南籍女战士的身份讲述。第九曲《报喜》生茂写成女声二重唱，用苗族和声写了前四句，很满意，但如何发展写不下去了。睡一觉起来，灵感又来了，用节奏性的苗族舞蹈，不厌其烦重复48小节，然后用同一音型拉长两拍，作为轮唱变化，接着还用原音型，加快速度，再唱32小节，最后改成44拍，以整齐节奏象征红军前进的步伐，将情绪推向高潮。遇秋在伴奏、配器方面有特长，负责写作《长征组歌》的乐队总谱。

就这样，4位作曲家通力合作，仅两个月就拿出了《长征组歌》第一稿。1.混声合唱《告别》；2.二部合唱与轮唱《突破封锁线》；3．女声二重唱、女声伴唱与混声合唱《进遵义》；4．领唱与合唱《入云南》；5.混声合唱《飞越大渡河》；6．男高音领唱与合唱《过雪山草地》；7．齐唱与二部合唱《到吴起镇》；8．领唱与合唱《祝捷》；9领唱与合唱《报喜》；10混声合唱《大会师》。

1965年4月下旬，4位作曲家到杭州为萧华试唱。唐诃唱女高音，遇秋唱女低音，晨耕唱男高音，生茂唱男低音，萧华边听边流泪。遇秋回忆说：萧华留我们住了10天，他每天讲解一曲。我们开始认为红军北上抗日，自然应该敲锣打鼓，浩浩荡荡。萧华说：“那时候长征是不得已啊，我姐姐哭成了泪人，不断地问我去哪儿，什么时候回来，连我这个少共国际师的政委都不知道。”周恩来也说：“《告别》写得太雄赳赳气昂昂了，要尊重历史嘛！当时是在‘左’倾错误路线的控制下，红军是不得已进行战略转移，一步一回头，一步一声泪，所以送别应该比较低沉。”第二曲为什么“路迢迢，秋风凉”？萧华含着泪说：“长征中两个地方牺牲最多，一个是封锁线，一个是雪山草地。敌人有准备，机关枪扫过来，我们的战士倒下一大片，后面又冲……连朱老总都亲自甩手榴弹。有关部门在20世纪50年代初组织重走长征路，草地上仍然有烈士的尸骨和刀枪……”遇秋说：“萧华将军对长征精神的解读，为我们完成《长征组歌》的后期创作及几次大的修改，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杨勇、廖汉生与《长征组歌》

为了修改乐谱，4位作曲家不仅在排练现场听取演员的意见和建议，还走访了在北京的60多位老红军。那时，北京军区机关以及各军首长几乎都是参加长征的老战士，杨勇、张南生、王紫峰是红一方面军的，廖汉生是红二方面军的，郑维山、傅崇碧是红四方面军的。一个星期天，晨耕来到杨勇家。正在菜地干活的杨勇把晨耕请到屋里，说：“关于《长征组歌》，具体廖政委管，我从长征老战士的角度提两条：第一，我支持，红军应该写，红军长征更应该写。第二，我的意见是，这是一群革命人，要把他们写好，不写好对不起他们。”

1965年5月初，战友文工团开始排练《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指挥唐江，马国光、贾世骏、马玉涛、王克正、耿莲凤等独唱或二重唱。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政委廖汉生亲自挂帅，政治部主任和参谋长坐镇《长征组歌》排练现场。

经过两个月的紧张排练，6月28日，杨勇、廖汉生审看《长征组歌》。廖汉生回忆说：“节目基本是成功的，它展现了红军长征这个革命历史题材，突出表现了红军指战员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但因为演员没有经过长征，对红军为什么要长征以及长征中经历的各种困难和挫折认识不足，对长征的艰难困苦方面则表现不足。我们亲自给演员讲历史，讲长征中的雪山草地。”战友文工团请来徐向前、聂荣臻、杨成武、杨得志、孙毅等几十位老红军为演员们讲长征史。与此同时，演员们每天阅读毛泽东关于长征的论著，以及《红旗飘飘》《星火燎原》等刊物，加深对长征的理解。

《解放军报》于7月1日，《解放军文艺》在7月号上发表萧华的《长征组诗……红军不怕远征难》；《解放军歌曲》。在第8期发表晨耕等人创作的《长征组歌》简谱，以后又印行了单行本总谱。《长征组歌》除第五曲《飞越大渡河》外，都能独立成曲，易于业余合唱团以及连队演唱。

为了更好地营造长征氛围，合唱演员没有穿传统的演出服，而是身着红军服。表演方式上也有创新，《进遵义》采取女声二重唱，《入云南》男声领唱，《到吴起镇》女声合唱，边打竹板边唱，像当年行军鼓动一般。在队列组合上，有女合唱队员坐在草地引入男声领唱，有《祝捷》中男主唱站在中间，合唱队分站两边，《过雪山草地》前奏时交接军旗，模拟雕塑……这些都是合唱史上的首创。

7月7日晚，廖汉生再次审看《长征组歌》，基本通过。19日，战友文工团在天津人民礼堂演出《长征组歌》，廖汉生和北京军区副政委张南生陪同正在天津休养的萧华审看，这是萧华第一次观看《长征组歌》。第一首歌《告别》刚结束，萧华就泣不成声，台下也哭成一片，演出只好暂停。萧华说：“你们的演出让我很感动，你们把歌唱活了。因为长征本身是伟大的，是感人的，你们的歌展现了伟大长征的面貌。你们的演出是成功的。”

7月23日，廖汉生陪同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总参谋长罗瑞卿在北京展览馆剧场审看《长征组歌》。他总共看了17遍。杨勇也看了多遍，竟然能把《长征组歌》从头到尾唱出来。有一次，晨耕在京西宾馆陪杨勇观看，第一曲刚唱到“男女老少来相送”，杨勇就流下了眼泪。到第六曲《过雪山草地》，杨勇再一次流泪。他说：“每看一遍，我都要流泪，不是别的，我想起一块出来的战友，还是小娃娃，就牺牲了，没享受到好生活。我们活到今天不容易，是他们抛头颅铺垫来的，怎么也不能忘了他们。”

周恩来对《长征组歌》情有独钟

那时，战友文工团的排演场在平安里1号。一次，周恩来悄悄来到没有空调、没有沙发的排演场，坐在一只木凳上观看。工作人员把全场唯一一台电风扇放在周恩来身边，而他起身把电风扇放到指挥唐江身后。排练结束，他对指挥唐江说：“你的衣服全湿了，你这是十曲大会师了。”周恩来要求有关人员做两套演出服。他对演员说：“萧华写《长征组歌》时是个病人，你们一定要用萧华写《长征组歌》的精神来排练。”当晚，周恩来给在杭州休养的萧华打电话说：“只有经过了长征的人才会写出《长征组歌》，你为党和人民做了件好事，为子孙后代做了件好事，我感谢你！”此后，周恩来多次亲临排练场。演员们每唱一曲，他都详尽地讲解长征这一段的历史背景，一共讲了10次。第二曲《突破封锁线》的背景是拼命，所以用极快的速度演唱，显示压倒一切的气势，反复用的节奏是从山东快书借鉴来的，最后一句“迷雾途中盼太阳”用半终止，表示期待。第三曲《进遵义》，曲调焕然一新，虽敌情严重，但毛泽东回到领导岗位，红军迎来政治上的春天，前途必然光明。

周恩来多次把演员们请来，听他们演唱，并与主创人员一起修改词曲。为避免音乐节奏的雷同或单调，增加一些辅助词，如《祝捷》中“大雪飞”，改成“大雪呀，那个纷飞呀”，既合旋律，又体现地方特色。经过指挥、演员、乐队、舞美等各方面的再创造，《长征组歌》逐渐趋于完美，周恩来鼓励大家说：“很成功，祝贺你们，你们的路子是对的，一是革命的，二是民族的，三是大众的……当然还要不断改进，不断提高。”“萧华同志的词写得好，你们谱的曲子也好，演唱更好，尤其是‘二马一贾’（马玉涛、马国光、贾世骏）唱得好，我看可以公演了，再多听听各方面的意见。”

8月24日晚，《长征组歌》在北京人民剧场演出。因为《长征组歌》时长50多分钟，一般安排在演出后半段。当《长征组歌》开始时，周恩来悄悄坐到剧场最后的警卫席上，结果还是被观众发现了，大家立即起立鼓掌，并主动为他让出剧场中间的座位。周恩来婉言谢绝，直到把给艺术指导留的座位让给他时，他才勉强坐到前面，并让秘书补上票款。一天傍晚，周恩来陪外宾从上海回到北京，连晚饭也顾不上吃，就到京西宾馆观看《长征组歌》。他说：“谁知道你们这次演了，什么时候能再演呢？只要你们在北京演出《长征组歌》，我一定抽空来，争取场场都不错过。

从排练、审查到公演，周恩来观看《长征组歌》不下10次，他能够唱出《长征组歌》中的每一段歌曲。他最喜欢《过雪山草地》，那是他刻骨铭心的一段记忆。过草地前，周恩来因肝脓肿昏迷不醒，邓颖超和医生用从30公里外取来的冰块为他冰敷局部，终于排出半盆绿脓。周恩来随彭德怀的红3军团殿后，彭德怀下命令把带不走的迫击炮埋掉，兵站部部长兼政委杨立三带头组成担架队，分几组轮流抬着周恩来。草地到处是沼泽，空手行走都困难，更何况要抬着沉重的担架。周恩来几次挣扎着要自己走，都被大家劝阻。六天六夜后，周恩来终于被抬出草地，而杨立三却病倒了。1954年杨立三逝世后，周恩来无论如何要为他抬棺送葬。歌唱家贾世骏回忆说：“1966年一天晚上，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见到我，说你再教我唱《过雪山草地》吧！当时陈毅、谭震林等也在场。我说您不是会唱了吗？周总理说再给我纠正纠正。我打着节拍，周总理用累得沙哑的嗓子唱了起来。我说总理，您唱得一点儿也不差！周总理笑着说，你再唱一遍，让我熟悉熟悉。等我唱完，周总理亲自给我端来一杯热茶。”

1965年国庆节之夜，《长征组歌》剧组在天安门城楼西侧演出。周恩来走过来说：“你们能在这里演出，我很高兴，祝贺大家！”

1966年春，周恩来点名《长征组歌》剧组随其出访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等国。受出国人数的限制，合唱队由60人减为18人，其中8人除合唱外，还要独唱、领唱或朗诵，这样从乐谱、配器、声部到动作、队形、布景都重新进行了编排。6月1日，周恩来审看战友文工团准备出国演出的《长征组歌》，认为第九曲《报喜》的独唱曲调没有发挥出马玉涛的水平。4位作曲家先后改了四稿，周恩来才表示满意。

6月26日晚，《长征组歌》剧组在阿尔巴尼亚地那拉市成功演出后，周恩来说：“咱们吃完晚餐后，演几段节目慰问一下大使馆的工作人员，我和你们一起唱，唱《长征组歌》的第七曲《到吴起镇》，好不好？”大家一致同意。周恩来指挥演职人员和使馆工作人员一同高唱《长征组歌》，这样的情景有好几次。

《长征组歌》从高峰跌落谷底

1965三国庆节前，总政文工团也谱完了《长征组歌》，周恩来曾问哪个版本更好，萧华说各有千秋。1966年2月一政文工团在京西宾馆礼堂为全军高级干部会议演出了两场《长征组歌——表演大合唱》，总政首长也批准了八一电影制片厂将其拍摄成舞台艺术片。然而“文革”开始，拍摄计划搁浅，再无公演，只留下时乐濛在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的《飞越大渡河》和《过雪山草地》。

战友文工团《长征组歌》剧组出访归来，也被打入冷宫。1967年萧华被“打倒”。3月3日，周恩来在总政机关干部大会上说：“萧华同志从红小鬼到总政治部主任，跟着毛主席几十年，他怎么会反对毛主席呢？他写的《长征组歌》，你们能写出来吗？对毛主席没有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是写不出来的。”萧华原词是“主席用兵妙如神”，因为“妙如神”不好发音，改为“真如神”。周恩来多次请马国光教他唱“毛主席用兵真如神”，称赞这是“《长征组歌》的神来之笔”。毛泽东听到这一句时也带头鼓掌。演唱结束，毛泽东问指挥唐江领唱的名字，得知叫马国光，说：“就是国光苹果嘛！唱得潇洒、活泼、幽默、风趣，手势很有神。”唐江介绍，马国光还唱过《真是乐死人》。毛泽东说：“听过听过，唱得也很好。”直到1974年9月，毛泽东审阅国庆25周年观礼人员名单时，挥笔添上萧华、刘志坚的名字，萧华才被“解放”，《长征组歌》有了转机。

邓小平批准复排《长征组歌》

1975年邓小平复出，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在毛泽东关于调整文艺政策的指示下，邓小平批示有关部门为纪念中央红军长征胜利40周年复排《长征组歌》。萧华再次修改《长征组歌》，如《告别》增加了“王明路线滔天罪”“五次围剿敌猖狂”。第三曲《进遵义》和第四曲《入云南》，分别更名为《遵义会议放光辉》和《四渡赤水出奇兵》。《告别》与《大会师》本来共用一曲，只是节奏上有舒缓和欢快的区别。这次复排将中西混编乐队改为交响乐队，同时加快了速度，拓宽了音域。在舞美布景上，将《大会师》天幕的三面红旗改成会宁城会师的场景。第二曲《突破封锁线》的歌词“围追堵截奈我何，数十万敌军空惆怅”改为“全军想念毛主席，迷雾途中盼太阳”。邓小平批示：“这一句改得好，进一步突出了毛主席的领导地位，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

1975年10月18日，战友文工团将《长征组歌》重新配曲，在北京展览馆剧场再度公演。作曲家遇秋回忆说：“当时的情景真是让我终生难忘，在拥有近2000个座位的北京展览馆剧场，2个月内连续演出40场，座无虚席，轰动全国。”

周恩来在一个月前刚做了大手术，此时身体虚弱。躺在病床上的他得知《长征组歌》公演，用微弱的声音对邓颖超说他想看。刚刚演出完《长征组歌》的演员们含着热泪，在空无一人的剧场再次演出，录下影像。周恩来在弥留之际仍念念不忘“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1976年2月，周恩来逝世一个月后，八一电影制片厂导演王苹、黄宝善完成了彩色艺术纪录片《长征组歌》的摄制，遗憾的是周恩来再也看不到了。

1992年7月30日，《长征组歌》复排。2009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战友文工团再次复排《长征组歌》，获文化部首届“全国专业舞台艺术优秀保留剧目”大奖。2016年9月9日，深圳市委宣传部主办的第20届深圳大剧院艺术节开幕式，邀请战友文工团来深圳大剧院演出《长征组歌》。算下来，《长征组歌》累计演出1500多场，是继《黄河大合唱》后演出最多的大型音乐套曲。它的影响之大、普及之广，是中国合唱史上罕见的。《长征组歌》代表了20世纪60年代中国音乐创作的最高成就，与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一起入选“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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