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的汉奸文学

艾斯民

新冠病毒疫情给中国人民的生命和健康造成了巨大威胁，对社会经济也产生了史无前例的重创。在此危难时刻，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全国人民，开展了惊心动魄的伟大的疫情阻击战、总体战、人民战争，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通过这场伟大斗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文明经受了狂风暴雨的考验，得到了锤炼和升华。可以说，这场伟大斗争的伟大胜利必将以中国人民创造的又一伟大奇迹载入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史册。

然而就在中国抗疫斗争正在走向胜利的时刻，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的由于其制度缺陷与领导人的错误决策，疫情正进入疯狂暴发期。被感染人数很可能突破百万乃至千万，无论在感染率、重症率和死亡率上将会远远超过中国（中国境内14亿人中，被感染人数仅为8万）。而且这种灾情必将通过现代化的金融链、产业链与舆论链，产生规模空前的经济衰退。在中国，由于有党对全国所有基层组织的强大领导力与资源配置能力，在由疫情造成的“封城”期间，人民的生活能够得到保障。这是西方发达国家不可能做到的。一旦停工停产造成失业，许多低层民众将难以生存下去。而疫情导致的金融链的崩溃，必然使依靠金融投机的西方福利系统随之崩溃，底层民众将无法生存下去。这是西方一些国家民众之所以抗议“封城”的根本原因，而不是如某些人所说，仅仅由于西方人“热爱自由超过珍惜生命”。同时，美国中产阶级的财产几乎全部直接或间接地存放的股市中，而非储蓄。因此疫情造成的股市疯狂下跌必然直接使每个人都损失惨痛。凡此种种，必然会引起西方社会的剧烈动荡和人民的强烈反抗。这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制度性危机在疫情下的集中暴发。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府不可能承担责任，更不可能认可中国的制度优越，必定千方百计地把责任甩锅给中国政府。面对中国在疫情阻击战中的卓越表现，他们会寻找各种“理由”，说是中国政府的行为造成了全球的疫情泛滥，因而要求中国对这种世界性大灾难负责：

所谓“理由”之一是中国“隐瞒疫情”造成了疫情泛滥，进而把这种“隐瞒”说成是中国政治体制是共产党领导的“专制政体”，借此企图推翻中国国家政权。例如，歪曲和炒作李文亮事件，把作为共产党员的“李文亮”炒作成“反体制人士”，戴上与他本人毫不相干的各种自由派的桂冠，原因正在于此。世界卫生组织使命名的新冠病毒，被美国总统特朗普篡改为“中国病毒”，被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妄称为“武汉冠状病毒”，批评美国疫情由中国给美国的信息不透明所致等等，其用心也在此。由此掀起的反华反共恶浪，在国际上铺天盖地，国内一些人也遥相呼应，声称疫情把共产党的“专制政体”下的繁荣“一下子打出原形”。正如某学者所说，正在中国进行了一场“举国体制式”的抗疫运动之时，

“西方媒体则异口同声谴责中国，在用人权、民主、信息自由等评判中国之余，更多人相信新冠疫情正在导致中国的政治巨变，相信正如‘切尔诺贝利时刻’是苏联解体的转折点，新冠疫情也正演变成中共的生存危机，成为其解体的转折点。”（《联合早报》2020年3月17日）

此言并非危言耸听。

“理由”之二是完全置事实于不顾，将中国人民通过封城与社区隔离等做出的巨大牺牲，说成是放任感染者流向意大利和美国等国（实际上意大利的一号感染者与中国毫无瓜葛，美国从中国防疫战刚开始就已与中国断航），而这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专制制度”造成的，由此挑起世界各国人民对中国和中共的仇恨，并且借此消抵中国在自身危难之际，竭尽全力对世界各国疫情的无私支援和贡献。

而且，这些甩锅行为不仅是一种政治行为和意识形态行为，还出于十分刻毒的经济掠夺的目的。一旦其谣言得逞，他们很可能提出理由要求中国赔偿其由疫情造成的巨大损失，设想向中国索要第二个“庚子赔款”，最终在经济上拖垮中国。此刻美国朝野正在毫无根据地指责中国隐瞒疫情，企图对中国来一次大讹诈，已有42%的美国被调查者表示中国应该支付美国因疫情产生的费用。已经有些人放言，美国欠中国的万亿债券都要一笔勾销，因为是中国造成了美国的巨大损失。以此煽动起来的所谓“民意”为基础，美国政府正式提出要求中国所谓“赔偿”。按照特朗普的个性，这是完全可能的。

而美国要使自己的谎言具有欺骗性，必须在中国国内寻找支持者，寻找他们提供的证据。因此，正是一些中国人士遥相呼应，为他们的反华舆论制造根据。嫁给美国外交官的华人严歌苓，写了一篇流传颇广的文章《借唐婉三字：瞒，瞒，瞒》，将这次疫情归结为中国人的“瞒”，也即隐瞒疫情，欺骗国人，欺骗世界。湖北前作家协会主席写的“方方日记”遥相呼应，说此文“直觉好极，她抓准了这次疫情从初始而演变为灾难过程中最重要一个字：瞒”。“拆解开整个疫情发展的关键点，你会看到‘瞒’字无处不在。”这已经不是在批评我国某些干部的官僚主义，而是直指这个政权本身。这份日记在疫情初期渲染恐慌，而在疫情发展时期则反复强调政府隐瞒信息欺骗人民和欺骗世界，进而在疫情胶着期的进一步渲染悲情，攻击党和政府不惜一切代价切断病源、救治病人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决策，是施加在每个人头上的“代价”。而在习近平视察武汉，发表“武汉必胜”的讲话之后，公开唱对台戏：“只有结束，没有胜利”。可以说，上述“欺瞒论”、“悲情论”、“代价论”和“结束论”处处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为敌，正好为敌对势力把疫情责任甩给中国以口实——因为是你们中国的身处现场的“著名作家”说的。而知识界一些专家教授，甚至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张抗抗则力挺“方方日记”，诋毁反对《方方日记》的人士：

“如果你习惯了在黑夜中摸索，别人的一点亮光，都会让你觉得刺眼；如果你习惯了在污垢中爬行，别人穿上靴子，你都会觉得对你冒犯；当你沉溺于虚伪的大量赞美诗中时，别人几句大实话，都会让你怒不可遏。”

意思是说，我们中国人生活在黑暗、污垢、充满虚伪谎言的体制之中，而只有方方日记才是“大实话”，才是亮光，才不是“爬行”，才是穿上靴子的直立行走。这位享受着国家给予的、普通百姓无法企及的高官厚禄的全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对中国体制的咒骂和仇恨，用不前些我多加评论了。此外，一些媒体则为之抬轿子，炒题材，制造其社会影响力。没有这些媒体的炒作，《方方日记》不可能影响力如此之大。

有人说这是舆论自由。但这已经逾越了舆论自由的界限，而是趁国家处于灾难之际，与国外势力遥相呼应的趁火打劫。当下时刻，中国人民不但遭受如此史无前例的疫情带来的巨大经济财产损失，而且还将面对国际疫情输入的严重风险和国内疫情复发的风险，更面临着疫情后空前严峻的国内外经济形势，以及美国要施加给中国的政治危机。这种严峻的经济形势不可避免地会演变成空前严峻的政治形势和社会局势。夸张一点说，我们祖国正在遭受一场国难，一场从未有过的危机，一个事实上的“国家紧急状态”。而在这样的危难时刻，这些人之所以如此惹事，目的是正是通过迎合国际上敌对势力的需要，提高自己的身价，发道义上的国难财。我看这个方方甚至想借此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莫言就是范例。这种道义上的国难财比经济上发国难财更危险，对国家的危害更大。一批知识分子也纷纷表态支持，其目的也十分清楚：不是为了反对官僚主义，而是要搞垮整个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体制，给国外势力制裁中国寻找合法性理由。

但是，汉奸文学的断肠文字，可能一时误导一些情感脆弱而又不明真相的民众。而当百姓一旦了解了事实真相，其卖我同胞的可憎可恨之卑劣面貌就将暴露于光天化日。我奉劝这些置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于不顾，一心只向往洋主子赏赐“×××文学奖”的可怜虫，还是早就收场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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