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击队之歌》：如军鼓般振奋斗志

孟  红

“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那山高水又深……”这首旋律轻松流畅、生动活泼、至今传唱不衰的歌曲《游击队之歌》，是由著名音乐家贺绿汀创作的。这首《游击队之歌》，一直备受中国人民的喜爱，任何一个听到《游击队之歌》的人，都会有身临其境的感觉，仿佛自己已经加入到了抗日游击队的行列。它一唱起来就让人振奋斗志、激昂奔放，浑身充满了必胜的信心和力量。歌曲的思想性与艺术性交相辉映，脍炙人口，极负盛名，历久弥香。

激越战歌产生于抗日前线

贺绿汀，1903年7月出生于湖南省邵阳县。他从小就喜欢音乐， 1923年考入长沙岳云学校艺术专修科，随陈啸空等学习音乐。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时他就暗下决心：要用音乐来唤起民众的觉醒，推翻封建军阀的统治。曾先后参加过湖南农民运动、广州起义等，还曾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入狱两年。但他从未放弃对音乐的追求，1931年2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当时中国最高水平的上海音乐专科学校。师从黄自学习作曲理论，又师从查哈罗夫、阿克萨可夫学习钢琴。毕业留校任教后，一边执教一边从事革命活动。1934年，贺绿汀所作钢琴曲《牧童短笛》和《摇篮曲》在亚历山大·齐尔品举办的“征求中国风味的钢琴曲”评选中分别荣获一等奖和二等奖，以后这两首乐曲在苏联和欧美各国广为传播，深受国外听众的欢迎。后来，贺绿汀进入电影界，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歌曲作者协会”，为左翼进步影片《风雨儿女》《十字街头》《马路天使》等写音乐，其中《春天里》《天涯歌女》等插曲广泛传唱。

◆1934年11月，齐尔品（中）及其夫人（左三）、征曲审查委员查哈罗夫（左二）、阿克萨可夫（右二）、黄自（左一）、萧友梅（右三）与一等奖获得者贺绿汀（右一）在国立音专校园合影。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枪声拉开了中国人民全面反抗日本侵略战争的序幕。7月8日，中国共产党即发出通电，指出“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并且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接着，八路军开赴华北前线，积极开展敌后游击战。平型关战斗、夜袭阳明堡等的胜利，有力地打击了敌人，阻滞了日军的进攻，稳定了华北的战局，并建立了晋察冀、晋绥、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新四军也在华中、华南地区建立了抗日根据地。

正是在华北、华中八路军和新四军开展的敌后游击战轰轰烈烈之时，1937年底，正值北国天寒地冻隆冬的时节，贺绿汀随上海文艺界抗日救亡第一演剧队一行人来到山西抗日前线，与丁玲等人领导的“西北战地服务团”会合。他们为山西抗日部队演出，受到热烈欢迎，引起强烈反响。

随后，贺绿汀一行人到达了山西重镇临汾。在为阎锡山的部队演出时，打听到八路军办事处也正巧迁到临汾城西郊刘庄。于是，队员们一致要求到八路军办事处去休整，去接受党的教育，去为八路军战士演出。

在首场演出前，贺绿汀意外地发现前来接待他们的干部正是当年广州暴动时的中共地下党员、大胡子营长李云鹏。战友相见，分外热情。李云鹏喜出望外地拉着贺绿汀的手说：“当年在海陆丰（今天的广东汕尾市）你写过《暴动歌》，今天你是个大音乐家，该写个更好的抗日的歌子呢！”“好啊！”贺绿汀满口答应了下来。

◆1935年贺绿汀在河南。

告别了老战友，贺绿汀他们带着李云鹏的介绍信来到八路军总部进行慰问演出，随即住在了城郊刘庄的八路军办事处。虽然一路上忙忙碌碌，可是贺绿汀从未忘记过老战友的嘱托。然而，当他每每拿起笔来想创作时，却又不知从何下手。贺绿汀参加过广州起义，对正面战场情形较为熟悉，但对八路军运用游击战打败日军猖狂进攻的事迹显得陌生。为了寻找创作素材以激发自己的音乐灵感，他一有空就与八路军战士泡在一起，多方搜集有关八路军打游击的资料。

说来也巧，贺绿汀和演剧队队员们来到八路军总部时，时任国民革命军第18集团军少将参谋处长兼八路军驻晋办事处主任彭雪枫于百忙中抽空亲自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并向他们介绍八路军抗战的情况，组织他们听报告，参加政治学习，还给他们送来一批有关开展游击战的文件资料。

没多久，彭雪枫来到八路军学兵队作关于游击战术的报告。贺绿汀得知消息分外高兴，立即慕名前往听讲。彭雪枫那绘声绘色的演讲将贺绿汀带进了一个神奇的游击世界：密林里、高岗上；青纱帐、绿水旁……到处都是游击健儿英勇杀敌的战场。

当时，演剧队与八路军指战员们广泛接触，同甘共苦，为战士们演出。他们对八路军的游击战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同时也从指战员那里汲取创作素材。

◆贺绿汀

有一天，演剧队得到一个消息：再过几天就将有一批将士开赴抗日前线。他们觉得，应该创作一支新歌，为将士们壮行。于是，先由塞克、丁里、崔嵬、贺绿汀四个人讨论立意。他们聚集在一个老乡家的煤仓里，开始了构思。这批将士们开赴前线，当然主要是到敌后游击区。因此，他们认为创作一支反映游击战的歌曲比较合适。题材定下来之后，四个人便七嘴八舌地凑起了歌词，不一会儿就凑出了一个大概的“雏形”。贺绿汀是其中唯一的作曲家，歌词定稿和谱曲的任务自然就落在了他的身上。

时间紧迫，贺绿汀回到住处，连夜挑灯奋战。回味着刚才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关于深入八路军将士中采访和体验后的深切体会、感受和议论，再联想到连日来去炮兵队采访到的细节素材，彭雪枫那精彩的演讲与学员们摩拳擦掌的抗日救国激情，以及读到的游击战资料……贺绿汀脑中犹如电光石火一闪，创作的灵感呼之欲出，汹涌在胸。一时间，眼前鲜活地浮现着八路军的一门门大炮发挥神威、炮火轰鸣抗顽敌的情景，随即“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这样铿锵有力的词句，便从贺绿汀的脑袋中跳了出来；一串串铿锵激越的音乐旋律霎那间飞腾在心田——这些跳荡的音符、音乐旋律尽管零碎、片断，但却互有联系地充满他的脑际。在防空洞里听到的敌机的扫射，“嗒嗒嗒”激烈的机关枪声，突然变成了小军鼓般有力击打着的强劲节奏，又神奇地化作一串串音乐旋律在他的脑海中浮现出来：“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一队队八路军健儿，穿着单衣，蹬着草鞋，踏着寒冬腊月的冰霜，从他的眼前闪过。“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那山高水又深。”枪声、人影化成了旋律、节奏，旋律、节奏又化成了枪声、人影。他已分不清哪是枪声，哪是旋律，感情的潮水融为跳荡的音符。

◆抗日战争中的游击队。

贺绿汀情绪激动，心潮难平，创作灵感像山泉一样迸发出来，化作火热的音乐旋律一行行流泻在稿纸上。炕上油灯里的油干了，灯草也快烧尽了，他的激情却一泻千里。最终，他不负众望，连词带曲，一气呵成：

我们都是神枪手，

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

我们都是飞行军，

哪怕那山高水又深。

在那密密的树林里，

到处都安排着同志们的宿营地；

在那高高的山冈上，

有我们无数的好兄弟。

没有吃、没有穿，

自有那敌人送上前；

没有枪、没有炮，

敌人给我们造。

我们生长在这里，

每一寸土地都是我们自己的，

无论谁要强占去，

我们就和他拼到底！

北京人艺的创始人之一、曾任人艺副院长的欧阳山尊曾谈到贺绿汀的故事，思路清晰，边说边用手势比划着：“到了山西临汾前线，部队刚结束平型关战役，正需要休整，需要‘文化娱乐’。于是我们一边为部队表演，一边收集素材准备进行新的创作。”“当时我和贺绿汀住一间屋子，虽然是初冬，可山西已经很冷了，我俩同睡一个炕。有一天我进城办事，晚上赶不回来留在城里过夜。第二天一早回村，我一进屋，老贺立刻兴奋地告诉我，昨晚他写好了一首《游击队之歌》！”

贺绿汀在回忆自己当年创作这首《游击队之歌》的情景时也说：“我自一开始时就定下了明确的创作意图：要通过音乐的刻画，反映处在敌后艰苦环境中的游击战士乐观的情绪、昂扬的斗志和革命的自豪感。在曲词的结合上，我把不重要的字或衬字全都摆在轻拍上，把重要的字摆在长音或强拍上，根据曲调的节奏变化与旋律线的进行来考虑每一句歌词的具体安排，使歌词与曲调吻合。这样，虽然每一句歌词的长短都不相同，但词与曲的起、迄、问、答完全一致，曲调既充分表达了歌词的意义，唱起来也琅琅上口。”　

朱德和毛泽东都夸这首歌“写得好”

贺绿汀将这首用满腔热情创作的凝聚自己心血与智慧的作品，取名为《游击队之歌》，献给英勇可敬的全体八路军将士。

这是一首进行曲风格、反映抗日游击队火热战斗生活的群众歌曲，形象鲜明，语言生动，节奏明快。作品融入了作曲家对抗日将士的真挚情感，对敌军的愤懑与藐视，对革命必胜的乐观主义精神。在创作上，贺绿汀做了精心的构思与安排：他先将节奏写出来，然后按节奏谱写旋律，再依曲填词。富有弹性的小军鼓节奏，轻快活泼的小乐句，唱起来琅琅上口，适合部队行进时边走边唱；对比统一的曲式结构，西方作曲技巧的应用，生动鲜明的音乐形象与曲调高度协调一致，使得乐曲和谐而完美。游击队战士在艰苦环境下的机智灵活、勇敢顽强、紧张愉快的性格特征与可爱形象及生活场景跃然谱上，表现出中国人民不畏强敌、誓御外侮的坚强意志。战斗性的内容，群众性的语言，朝气蓬勃的音调，无论是合唱抑或独唱，无论是演唱者还是听赏者，都会被歌曲的乐观情绪所感染，都能感受到革命与集体的无穷力量，从而信心倍增，奋勇杀敌。

可是，当《游击队之歌》刚刚创作完成时，贺绿汀心里并没有底。第二天一早，他便拿着写在一张小纸片上的《游击队之歌》找到负责接待他们的八路军驻临汾办事处秘书处秘书及八路军学兵队音乐教官周巍峙。贺绿汀兴奋地说：“我昨天写了个新曲子，唱给你听听，有什么意见尽管提。”没等周巍峙发话，他便对着歌词哼了起来，“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那山高水又深……”

周巍峙听了这首旋律流畅且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歌曲后激动不已，随即带贺绿汀到八路军学兵队教唱。

学员们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首曲调很特别的新歌。试唱之后，军营里到处都响起了《游击队之歌》，为寒冷的冬日注入了股股豪情和暖意。未料到大家是如此喜欢这首歌，贺绿汀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

◆上海救亡演剧一队在上海出发前合影。

1938年1月6日，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在山西洪洞高庄召开高级干部会议，讨论坚持华北抗战的方针。在会议期间的晚会上，贺绿汀指挥上海文化界救亡演剧队第一队首次正式为八路军将士演唱这首《游击队之歌》。当时没有乐器伴奏，也不是后来的四声部混合大合唱，只有欧阳山尊吹着优美响亮的口哨充当伴奏。贺绿汀有力地挥动双臂打着拍子，全体演剧员和着拍子满怀激情地齐声高唱。随着嘹亮的歌声，贺绿汀仿佛听到一颗颗火热的心在跳动。此时，他似乎感到自己也进入了密密的丛林、高高的山冈，和神枪手们一起，去消灭敌人。

大家都被这首歌曲那铿锵有力且又愉快活泼的旋律和歌词深深打动了，当全曲的余音未了时，会场上就已经爆发出阵阵雷鸣般的掌声。

贺绿汀的目光落到前排观众席上，那儿坐着朱德、任弼时、刘伯承、徐向前、贺龙，还有卫立煌，他们也都在用力鼓掌。贺绿汀如同从梦中醒来，心里踏实了许多，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更让贺绿汀高兴的是，演唱刚一完毕，朱德总司令就走上前来紧握着他的手，赞扬这首歌“写得好”。由于这首歌曲准确刻画出八路军游击健儿机智、灵活的英雄形象，其歌词更接近八路军游击战法，尤其是“没有吃，没有穿，自有那敌人送上前；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两句与会议的主题还十分贴近，故受到与会的朱德、刘伯承、贺龙、任弼时等高级将领的一致好评，认为部队正需要这样的歌曲，要求演剧队抓紧到部队教唱这首歌。

自打《游击队之歌》在那台晚会上唱响后，许多部队还专门派人骑着马奔跑几十里路赶来抄谱子。从平型关战场打了胜仗来到这里休整的685团团长杨得志，即将率部队开往前线，他热切地邀请贺绿汀和演剧队到他的部队去，让他们一个营、一个连地教唱这首歌，并对部队指战员说：“大家唱会了这首歌就出发。”于是，演剧队的队员们马不停蹄地从一个连队转到另一个连队，教战士们唱这首歌。

在部队将士们出发踏上征途的那天，正遇上漫天雪花飘舞，他们一边放声高唱着这首抗日战歌，一边雄赳赳气昂昂地迈着整齐的步伐踏着皑皑白雪向前行进。贺绿汀和演剧队全体队员则伫立在凛冽的寒风中高歌《游击队之歌》，为将士们夹道欢送，壮威助阵。在“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的歌声中，战士们精神抖擞地开赴新的战场。

朱德总司令对这支《游击队之歌》异常喜爱，为了翻阅方便，他亲自将这首歌工工整整地抄写在了自己随身带的一个小本子上，并说“战士需要这样的歌”。在以后的岁月里，他一有空闲就翻出这首歌，戴上老花镜，像一个歌迷一样反复吟唱，陶醉其中。

随即，这首歌在华北各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传唱开来，并且迅速流传到全国各地的抗日战场。甚至在敌占区，人们也广为传唱。

《游击队之歌》在抗日军民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1938年夏，贺绿汀又将其改编为内容更加丰富、有气势的四部混声合唱曲，成为20世纪中国最经典的合唱单曲之一。《战歌》杂志发表了这首歌曲，随即四部合唱曲的《游击队之歌》，还成了武汉市各个群众歌咏大会上的保留节目。

《游击队之歌》传唱全国之时，一群群热血青年到了八路军办事处，听了这首歌后又背着背包唱着歌奔赴敌后。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大夫也非常喜欢这首歌，常常在行军途中哼唱。美国友人卡尔逊不仅自己爱唱，还在他的《中国的双星》一书中多次提到这首歌，并大段引用它的歌词。

1943年，贺绿汀随身带着《游击队之歌》的原稿，历尽千难万险，到达他日夜思念的革命圣地延安。他随即被分配到桥儿沟的鲁迅艺术文学院当了教师。

毛泽东也非常喜欢这首歌。在王家坪八路军总部礼堂举行的文艺晚会上，毛泽东亲切接见了贺绿汀，并非常高兴地赞扬他说：“你的《游击队之歌》写得很好啊，你为人民做了好事，人民是不会忘记你的。”

鲜为人知曾有第二段歌词

《游击队之歌》是一首进行曲风格的歌曲，作者一反进行曲惯用的雄伟、豪迈的音调，大胆地运用乐观、轻快和活泼的音乐来反映战争题材，赋予了歌曲生动鲜明的艺术形象和战斗性的内容，充分展现了党所坚持的人民战争的战略思想。

特别是在歌词创作方面，作者考虑到如何把当时的政治形势、抗日战争的战略战术用具体的艺术形象表现出来，而不是在歌词中塞满了军事术语或政治口号，比如“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这中间就包含了要练好射击本领、节省子弹等意义。“没有吃、没有穿，自有那敌人送上前；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就是说我们必须从敌人那里取得武器和给养。“我们生长在这里，每一寸土地都是我们自己的，无论谁要强占去，我们就和他拼到底”，则充分地表现了游击战士为保卫自己的家乡和祖国，一定要抗战到底的决心。敌后游击战争是极其艰苦的，可是在歌词当中却只字不提“艰苦”，而是充满了英勇机智、紧张愉快的乐观情绪，更让人感觉到游击战士崇高的精神风貌和思想境界，令人敬佩。

鲜为人知的是《游击队之歌》原来还创作有第二段歌词：

哪怕日本强盗凶，

我们的兄弟打起仗来真英勇，

哪怕敌人的枪炮狠，

找不到我们的人和影。

让那敌人横冲撞，

我们的阵地建在敌人侧后方，

敌人的战线越延长，

我们的队伍越扩张。

不分穷、不分富，

四万万同胞齐武装；

不论党，不论派，

大家都来抵抗！

我们越打越坚强，

日本的强盗自己走向灭亡，

看那最后的胜利日，

世界的和平现曙光！

这段歌词激昂慷慨，与第一段歌词内容紧密相连，把游击队将士们饱满的战斗热情、革命的乐观主义、对敌人的极大仇恨与蔑视，以及高度的政治觉悟和对最后胜利的信心，都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出来。尤其是歌词最后的“看那最后的胜利日，世界的和平现曙光”，使人们的情绪达到了最高峰。

耐人寻味的是，这段歌词还体现了一个重要的政治内容，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当时所主张坚持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其中的“不分穷、不分富，四万万同胞齐武装；不论党，不论派，大家都来抵抗”两句，便是这样明确易懂、言简意赅的政治主张之所在。只是在后来因为被扣上了“阶级调和”的帽子，因此才将这第二段歌词整体砍掉了，也就自然而然地不为人们所知晓了。

经典之作，经久不衰

贺绿汀随后来到重庆，任教于育才学校音乐组。这时他创作了《垦春泥》《嘉陵江上》等风格清新的歌曲。1941年去新四军，1943年到延安，筹建了中央管弦乐队。解放战争期间，任教于华北大学。合唱《新世纪的前奏》，秧歌剧《刘德顺归队》，管弦乐小品《森吉德马》《晚会》等都是这一时期的产物。

1949年，全国即将解放，贺绿汀从北平坐火车返回他久别整整12年的上海母校。火车途经昆山时，遭到国民党飞机的轰炸，他带的衣物、乐谱全部散失，可是《游击队之歌》原稿被他贴身牢牢珍藏着，非常幸运地躲过了劫难。

◆贺绿汀

到达上海后，他的母校已改名为中央音乐学院华东分院（现为上海音乐学院）。贺绿汀肩负着党的重托，在新中国诞生之初，担任了该校第一任校长。后来又任中国音协副主席之职。期间，他充满着激情和希望，不辞辛劳地把学校认真管理起来，并充分发扬创作《游击队之歌》时的那种奋发向上的革命精神，为国家培养出一批又一批音乐人才。除了主要从事培养人才的音乐教育工作之外，贺绿汀仍然坚持创作。他先后创作了《人民领袖万万岁》《英雄的五月》《工农兵歌唱“七一”》《牧歌》《快乐的百灵鸟》《党的恩情长》等各种类型的声乐作品及《上饶集中营》《宋景诗》《曙光》等电影音乐。他共创作了3部大合唱、24首合唱、近百首歌曲、6首钢琴曲、6首管弦乐曲、十多部电影音乐以及一些秧歌剧音乐和器乐独奏曲，并著有《贺绿汀音乐论文选集》。

尽管历经数不清的风风雨雨，但是贺绿汀始终小心翼翼地把《游击队之歌》创作原稿珍藏在身边。

196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40周年之际，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向上海市民发出了《征集有关革命文物的通告》，引起了社会很大的反响。中国著名音乐家、时任上海音乐学院院长的贺绿汀便把这张原稿作为献给党的生日礼物，郑重地捐给了革命历史博物馆。在这位知名音乐家心中，这看似轻薄的两页手稿，不仅记载着一段难忘的烽火岁月，而且还记载着自己心灵的一次升华，他将它一直视为生命般宝贵。这份乐谱如今被完好地保存在展柜里，陈列于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展厅内。

“文革”期间，贺绿汀惨遭造反派的关押殴打，最后瘫在床上。然而，面对造反派颠倒历史、肆意诋毁《游击队之歌》的无知举动，贺绿汀理直气壮地反驳道：“《游击队之歌》在抗日战争时期和抗战以后，是千千万万的人在那里唱的，如果它不能鼓励敌后军民抗日，就不可能长时间地广泛流行。‘由于国民党军队唱了这首歌所以它是反动的’，这是用玩弄形式逻辑的办法来歪曲事实真相……”可见，贺绿汀是那种爱憎分明、意志坚定和顽强拼搏的打不垮压不倒的坚强之人。

◆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第四场中，根据《游击队歌》编排的《游击队舞》。

真正的经典歌曲是永远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的，而且历久弥新。新中国建立以后，《游击队之歌》一直在我军中广泛传唱，并多次列入总政治部向全军推荐的歌曲，成为我军歌咏活动的必唱曲目。《游击队之歌》也曾有其各种改编曲，其中作为军乐曲的《游击队歌》更为动人。

周恩来也非常欣赏这首歌。他任总导演的大型歌舞《东方红》还专门将这首歌收了进去。在1964年首演的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根据《游击队歌》编排的《游击队舞》无疑是这首军旅歌曲最形象的阐释。当时有人不同意放这首歌，认为这首歌过于轻松，抗日、跟鬼子斗争哪有那么轻松？周总理说：“这首歌洋溢着革命乐观主义情绪，好听，群众爱唱，当时对动员学生参加革命起了很好的作用，是人民批准的作品。有的时候需要雄壮的东西，有的时候也需要轻松的东西，有统一也要有变化，革命是广阔的，革命的感情也应该是丰富的。”

20世纪90年代初，《游击队之歌》毫无争议地入选“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