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版本研究

周  兵

内容提要：《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重要文献，新中国成立后经修改以附录的形式编入《毛泽东选集》第3卷。此后《决议》便以《毛泽东选集》第3卷的版本为通用版本。本文分析了《决议》诞生的来龙去脉，阐明了《决议》被编入《毛泽东选集》的原因，分析了编入时的修改情况及其历史成因。

关键词：《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毛泽东思想/版本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的通过被誉为延安整风学习运动结束的标志。新中国成立后，《决议》以附录的形式被编入《毛泽东选集》(以下简称《毛选》)第3卷(以下将该版本的《决议》简称为“毛选版”《决议》)。此后，中共相关的文献汇编在刊印《决议》时皆以“毛选版”《决议》为准，例如1980年出版的《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1991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以及2011年出版的《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2册，无一例外。

“毛选版”《决议》虽然具有相当的权威性，但是不能忽略的是它在编入《毛选》时多处被修改。早在20世纪70年代，王明就明确指出了这一点。他在《中共50年》中写道：“五十年代载入《毛泽东选集》的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决议’，虽然注明的日期是1945年4月20日，其实是重写的。这个伪造的文件是为了给斯大林和苏共中央委员阅读的。五十年代发表的《决议》内容和1945年通过的、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决议’内容之间的显著差别，就是由此而来的。”①王明认为“毛选版”《决议》是“重写的”、“伪造的”，这一论点无疑站不住脚，但是提出了《决议》的版本问题。1994年，《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首次对《决议》的修改问题进行了介绍和分析，但并没有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学术论文和学术著作仍然不加分辨地将“毛选版”《决议》视为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原版”进行引用和论述。文献编辑部门在采用“毛选版”《决议》时也没有做相应的说明。

笔者有幸购到一个新中国成立前的《决议》版本，封面上写着“一九四九年七月翻印”(以下简称“四九翻印版” 《决议》)。笔者将“毛选版”《决议》和“四九翻印版”《决议》进行对照，发现修改的地方多达886处之多②。下面将结合文本考察和历史分析这两点，全面分析《决议》的来龙去脉及其修改的历史成因。

一、《决议》的起草过程及毛泽东的贡献

学习党史，总结党的历史经验，这是延安整风学习运动的重要主题。1941年9月、10月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共三年多的党的路线，尚未作总结，现在要准备在党的七大作总结。”③毛泽东对此高度重视，并且亲自起草了《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简称《结论草案》)。毛泽东本来打算将《结论草案》拿到1941年11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和通过，但由于党内仍有争议，政治局委员人员未齐，因此后来并没有付诸实现。④

毛泽东所起草的《结论草案》虽然被搁置了，但是后来它不仅成为《决议》起草的蓝本，而且其中的主要思想也为《决议》所吸收⑤。随着整风学习运动的深入推进，《结论草案》已经不能满足形势的需要，因而必须起草党的历史决议。1944年3月至5月，毛泽东作了两个有关中共党史的报告。一个是《关于路线学习、工作作风和时局问题》，另一个是《学习和时局》。这两个报告不仅为后来《决议》的起草提供了原则性指导，而且报告中的一些结论也为《决议》所吸收。

中共六届七中全会的召开直接推动了《决议》的起草工作。此次会议于1944年5月21日至1945年4月20日在延安举行，历时近一年。会议召开前夕，中央书记处决定成立“党内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该委员会的召集人是任弼时，成员有刘少奇、周恩来、康生、张闻天等人。1944年5月，任弼时根据毛泽东起草的《结论草案》，写出《决议》的第一稿，题为《检讨关于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期间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的决议(草案初稿)(一九四四·五月)》(以下简称“决议草案一稿”)。此后，胡乔木、张闻天等人先后写出“决议草案二稿”和“决议草案三稿”。其中，张闻天在“决议草案三稿”中突破了此前只从六届四中全会写起的做法，将时间提前到1927年的大革命失败，并且在修改过程中突出了毛泽东的地位。他在修改时加写道：“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统一的思想，在内战中有了极大的发展，给中国共产党指出了正确的行动方向。”⑥

从1945年春开始，毛泽东亲自参与“决议草案三稿”的修改工作。毛泽东至少参与了七次。

这一时期的修改工作有三点值得我们注意：第一，毛泽东在第一次参与修改时就将题目改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这为《决议》基本确立了正式名称。第二，决议原定在即将召开的中共七大上讨论，但毛泽东在第二次修改时，明确提出决议交由中共六届七中全会讨论。对此，毛泽东的解释是：“参加七中全会的同志应当用很好的理由与态度去说服七大的代表们要有这种自觉，把过去历史问题托付给七中全会解决比较好，以便自己集中力量解决抗战建国的任务。”⑦毛泽东的这一提议得到了会议的同意。第三，胡乔木在汇总各方面意见进行第六次修改时，对毛泽东思想进行了深入阐述，强调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和事业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代表，党在25年中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形成了一条同党内一切错误路线及错误思想相对立的正确路线及正确思想——毛泽东路线与思想⑧。

经过反复修改和讨论，中共六届七中全会表决通过了《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正式一稿”)。“决议正式一稿”通过的当天，毛泽东就在六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中说：“决议现在还有缺点，还需要修改，所以今天也只要求基本通过。”⑨《决议》通过的次日，毛泽东又讲：“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经过三番四复的研究，现在还是基本通过，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之后，再拿去精雕细刻。但这样是不是还会有漏洞呢?还可能有。经过十年八年之后，修中共党史的时候可以看出来，如果有漏洞，就是有漏洞，就说‘这一条历史过去搞掉了，不对，要重新添上’。这没有什么，比如积薪，后来居上，我们对前人也是这样的。有漏洞就改，原则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⑩这些讲话其实已经表明，《决议》在中共七大召开后将作修改。并且，在毛泽东看来，《决议》只要存在漏洞，存在错误，就应该完善。由于“决议正式一稿”还需要修改，因此并没有作为党的正式文件马上下发。

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七大和七届一中全会第一次会议上，与会人员对《决议》继续发表意见。七届一中全会第一次会议后，中央任命任弼时再次负责组织对《决议》的修改。由于三次会议的与会人员对《决议》提的修改意见比较多，因而这次修改的工作量并不小。这次修改进一步加重了对毛泽东在革命中所起作用的论述，并增列了刘少奇对革命工作的贡献。比如，将第一部分原来写的“党在二十五年中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形成了一条同一切错误的路线和思想相区别的正确的路线和思想——毛泽东路线与毛泽东思想”，改为“党在奋斗的过程中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毛泽东思想体系”，并增写了一大段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同时，这次修改明确写道：“刘少奇同志在白区工作中的策略思想，同样是一个模范”，并对刘少奇的策略思想进行了分析。(11)

《决议》突出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分量，一方面反映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在中共七大上得到了加强，另一方面也是对敌斗争和国际形势变化的需要。虽然当时国共双方的合作关系没有完全破裂，但是国共两党间的竞争早已公开化。因而在国民党方面树立了政党领袖——蒋介石之后，共产党方面也急需树立自身的政党领袖。这是政党建设和政党竞争的必然要求。毛泽东晚年在同斯诺谈有关他的个人崇拜时说：“过去是为了反对蒋介石……他们树立蒋介石。我们这边也总要树立一个人啊。树立陈独秀，不行；树立瞿秋白，不行；树立李立三，不行；树立王明，也不行。”(12)从国际形势变化来看，突出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也有利于减轻共产国际解散对中共的震荡。中共在二大时决定正式加入共产国际，并承认为“国际共产党之中国支部”(13)。1943年5月，共产国际宣布解散。这对于一直视共产国际为领导机构的中共来说，无疑影响很大。国民党也借机掀起了新一轮的反共浪潮。而处在这一紧要关头的毛泽东主动出击，不仅表态赞成共产国际解散，而且提出要加强中共的本土化建设。毛泽东说：“现在需要的是加强各国民族共产党，而无须这个国际的领导中心的必要了。”(14)突出本土领袖无疑是加强中共本土化的重要一环。对此，胡乔木也认为《决议》“提毛泽东思想就有对着苏共的意思”(15)。所谓对着苏共，指的就是消除苏共对中共的消极影响，使得中共能够更好地从中国实际出发独立解决中国革命中的问题。

《决议》较为突出毛泽东，很少提到其他领导人，这常为时人所非议。如果结合上面所分析的历史背景，那么这一评价可能有失公允。笔者认为，这非但不是缺陷，反而是它的突出贡献。对此，毛泽东说：“决议把许多好事挂在我的账上，我不反对，但这并不否认我有缺点错误，只是因为考虑到党的利益才没有写在上面，这是大家要认识清楚的，首先是我。”(16)在回顾历史时，我们一方面要看到毛泽东塑造了中共，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是中共塑造了毛泽东。从延安时期开始，毛泽东与中共可谓结成了共同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1945年8月9日，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表决通过了经修改的“决议正式一稿”。会后，《决议》正式成为党内文件并被印行(以下简称“决议正式二稿”)。这也就是说，后来作为党的正式文件的《决议》虽然写着“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七次全体会议通过”，但实际上是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最终表决的，六届七中全会只是“基本通过”。从印行情况和内容比对来看，笔者手里的“四九翻印版”为“决议正式二稿”。

在决议的起草、修改过程中，毛泽东不仅在《学习和时局》中提出了《决议》起草的重要指导原则，而且为《决议》的起草提供了蓝本《结论草案》，还多次参与《决议》的修改工作，因此《决议》可谓是毛泽东的思想和意志的集中体现。因而也就不难理解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组织编写《毛选》时为什么主动提出要将《决议》编入。1950年8月19日，他在致中央政治局的信中提出：“此件拟编入毛选第二卷作为附录，须作若干小的修改，并加上陈秦二同志名字，请加审阅，提出意见。”(17)从这封信也可以看出，《决议》编入《毛选》以及对它的修改，虽是毛泽东的提议，但还是向中央政治局作了通报。此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人员组成与中共七届一中全会时完全一样(18)。毛泽东的提议得到了中央政治局其他委员的一致同意。《决议》终以《学习和时局》的附录形式出现在《毛选》第3卷中。但并不是后来所有正式出版的《毛选》都附有《决议》。例如在1969年1月印刷发行的“一卷本” 《毛选》，就没有将《决议》列入。

二、“毛选版”《决议》的修改情况及其成因分析

领袖著作的编辑出版是政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带有相当的严肃性。自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的领导地位确定后，一些出版社先后出版了几种版本的《毛选》。但这些《毛选》都未经毛泽东本人审核，并且在著作的筛选和编排上都存在一定问题。与此同时，苏联方面迫切希望能将毛泽东著作选集译成俄文出版，在解放战争末期就曾有此打算。1950年2月，斯大林在毛泽东访苏时再次提出在苏联出版毛泽东著作。(19)因此，中共中央编辑出版权威的毛泽东著作选集也就迫在眉睫了。访苏归来后，毛泽东积极组织《毛选》的编辑工作。

领袖著作的编辑与一般文献资料不大一样。一般文献资料的编辑可能更多考虑的是它的准确性，而领袖著作编辑首先需要考虑的是它的政治影响性。因此，领袖著作在出版时既要对篇目进行精心挑选，而且在文字和内容上要反复斟酌和修改。《毛选》同样也是如此。

《决议》虽然不是毛泽东的著作，但是它既然以附录形式编入《毛选》，无疑同样需要按照《毛选》的编辑要求进行修订。更何况毛泽东早就提出要以“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态度来对待《决议》。为了进一步完善《决议》，《毛选》编辑委员会对它进行了多方面修改。下面我们从“标点修改”、“文字性修改”和“内容上的修改”三个方面来进行分析。

(一)标点修改

《决议》修改过程中，一部分标点符号被增删或者更改。比如顿号改为逗号，逗号改为句号，分号改为句号等等情况，不一而足。这些修改主要是为了规范标点符号的使用。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全篇给“左倾路线”等概念中的“左”全部加上了双引号。这也成为以后的惯例。从全篇来看，标点符号的修改并不常见。

(二)文字性修改

1.个别文字使用的修改。《决议》修改过程中，“与”、“均”、“之”等字被修改。其中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是“与”字的修改。一般认为，《毛选》编辑时将介词“与”全部改成了“和”。从《决议》的修改来看，并非都是如此。“与”除了改为“和”，有些地方被改为“同”，有些地方被改为“并”，有些地方则被改为顿号。(20)这些个别文字的修改，有些是为了话语的通顺，但主要是为了语言的大众化。

2.词语措辞的改变。《决议》在修改过程中，有些词语的措辞，比如，“经验主义同志”改为“犯经验主义错误的同志”；“教条主义的同志们”改为“犯教条主义错误的同志们”；“夸大”改为“过分地夸大”；“正确”改为“完全正确”。(21)此类改动不多见。

3.专有名词的规范。《决议》中一些党史专有名词在入选《毛选》时被修改。比如“大革命”、“苏维埃运动”、“苏区”、“反四次围剿”、“内战”、“东北义勇军”等名词均被一一修改，这使得在表述上更为准确和规范。专有名词的规范在《决议》的修改中是较为多见的。

(三)内容上的修改

《毛选》编辑者虽然对《决议》作出了一些标点符号和文字上的修改，但是这对《决议》并不产生实质性影响。影响较大的是内容上的修改。下面从三个方面进行介绍和分析。

1.删除“毛泽东思想”论述，强调马列主义、斯大林对中国的指导。这一方面修改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

(1)删除和修改“毛泽东思想”这一表述。《决议》多处对“毛泽东思想”进行了删除，有些地方对“毛泽东思想”这一表述进行了修改。比如，第一部分“党在奋斗的过程中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毛泽东思想体系。毛泽东同志代表中国无产阶级与中国人民，将在资本主义的欧洲产生与发展起来的人类最高智慧——马克思列宁主义，创造地应用于中国这样的以农民为主要群众……的大国，光辉地解决了列宁在论东方问题时所说‘以前在共产党人面前没有提出过的’，‘在任何一本共产主义的书里都找不到，但却必须加以解决的’许多问题。由于坚持了这一正确的毛泽东思想……党才在三个时期中取得了伟大的成绩……”修改后变为：“党在奋斗的过程中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代表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人民，将人类最高智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理论，创造地应用于中国这样的以农民为主要群众……的大国，光辉地发展了列宁斯大林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问题的学说和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学说。由于坚持了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党才在三个时期中取得了伟大的成绩……”(着重号为本文作者所加——编者注)(22)再如，在《决议》的第七部分，四处“毛泽东思想”，第一处改为“毛泽东同志的路线”，第二处直接删除“思想”二字，第三处改为“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第四处则直接删除，将“在毛泽东思想与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改为“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正确领导下”(23)。

(2)修改后突出中国革命遵循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决议》在指导思想的阐述方面，修改时有些地方直接将“毛泽东思想”改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有些地方则插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表述。比如在第二部分的结尾，将“在思想一致的基础上”，改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一致的基础上”(24)。此外，在叙述中国革命历史时，增加了“无产阶级”和“工人”的成分，使它更符合无产阶级革命的样态。比如将“这样就规定了中国现阶段革命的性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农民为主体而有其他广大社会阶层参加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改为“这就规定了中国现阶段革命的性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人农民为主体而有其他广大社会阶层参加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25)。

(3)突出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和贡献。为了突出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决议》多处增加了对斯大林的表述。策略思想本为毛泽东的思想魅力之一。《决议》原来在阐述毛泽东的策略思想时写道：“正确的策略指导，需要正确的形势分析……需要正确的‘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方针……”(26)修改后变为：“正确的策略指导，必须如斯大林同志所指出的，需要正确的形势分析……需要正确的‘利用敌人阵营里的每一缝隙，善于给自己找寻同盟者’……”(27)在这里，《毛选》编辑者不仅突出了斯大林的策略思想，而且将原来毛泽东有关策略思想的引文直接替换为斯大林的引文。

“毛选版”《决议》淡化毛泽东思想，强调马列主义和斯大林，这些修改有着深刻的国际背景。1945年，《决议》提出“毛泽东思想”是中共加强本土化的重要一环。但是，苏联共产党始终拒绝承认“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苏联报刊对它也绝口不提。苏联报刊在发表中共文件时，凡是有“毛泽东思想”的地方也都删掉了。(28)苏共之所以这么做，与其大国沙文主义有很大关系。20世纪40年代末，南斯拉夫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国家建设上采取了一些不同于斯大林模式的做法。苏共将南斯拉夫的这一倾向冠以“民族主义”的称号并进行了强烈批评。1948年6月28日，苏共操纵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通过了《共产党情报局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情况的决议》，对南斯拉夫共产党进行批判，并将其开除出欧洲情报局。决议中写道：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机关“背离了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国际主义传统，走上了民族主义的道路”(29)。而在此前，毛泽东不仅向斯大林表示对南斯拉夫的政治模式感兴趣，而且已经给斯大林留下了另一个铁托的印象(30)。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决议发出后，毛泽东必须尽快撇清与铁托的关系，因此积极表态支持这一决议。7月10日，中共中央通过了有关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决议，不仅对南斯拉夫进行了批评，而且提出要“借以加强党内关于阶级的、党的、国际主义的、自我批评精神和纪律性的教育”(31)。8月13日，不知情的吴玉章致电询问能否公开提“毛泽东主义”。毛泽东立即复电进行了制止。他在电报中强调：“现在没有什么毛泽东主义，因此不能说毛泽东主义……有些同志在刊物上将我的名字和马恩列斯并列，说成什么‘马、恩、列、斯、毛’，也是错误的。你的说法和这后一种说法都是不合实际的，是无益有害的，必须坚决反对这样说。”(32)

为了争取苏联的信任，消除苏联的误会，《毛选》的编辑人员删除“毛泽东思想”势在必然。同样，毛泽东邀请苏联专家参加《毛选》编辑工作，实际上也是为了促进苏联对中共的认同。1958年，毛泽东对参加《毛选》编辑的尤金说：“为什么当时我请斯大林派一个学者来看我的文章?是不是我那样没有信心，连文章都要请你们来看?没有事情干吗?不是的，是请你们来中国看看，中国是真的马克思主义，还是半真半假的马克思主义。”(33)

如果说删除“毛泽东思想”是为了消除苏联的误会的话，那么大力赞颂斯大林则是为了拉近与苏共的关系，寻求斯大林对新中国的支持。1949年12月斯大林70岁生日时，陈伯达特意写作了《斯大林与中国革命——为庆祝斯大林七十寿辰而作》，系统阐述了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和贡献。事实上，毛泽东对斯大林有相当的不满。1958年毛泽东在与尤金的谈话中说：“在我们的关系中，也有过问题，主要与斯大林有关。有三件事：第一，两次王明路线。王明是斯大林的后代。第二，不要我们革命，反对我们革命。第三国际已经解散了，还下命令，说你们不与蒋介石讲和、打内战的话，中国民族有灭亡的危险。然而我们并没有灭亡。第三，我第一次去莫斯科时，斯大林、莫洛托夫、贝利亚就向我进攻。”(34)因此，《决议》修改时加重斯大林的分量也是国家建设和处理中苏关系的需要。

2.点王明、博古的名。《决议》修改时删除“毛泽东思想”，加大马克思列宁主义、斯大林的成分，这在现在看来可能是在内容上最重大的修改。而在当时，毛泽东最为留意的可能是另外一项修改，那就是有六处点了王明(陈绍禹)的名。博古主要是作为王明路线的重要执行者，也在两处被点了名。

其中一处在修改前为：“以上这些，就是第三次统治全党的、以教条主义为领导的错误的左倾路线之主要内容。”(35)修改之后为：“以上这些，就是第三次统治全党的、以教条主义分子陈绍禹秦邦宪二同志为首的、错误的‘左’倾路线的主要内容。”(36)

在分析《毛选》版的决议为什么要点王明的名之前，我们先来看看《决议》“正式二稿”为什么没有这样做。从时间跨度来看，《决议》的起草与延安的整风学习运动几乎是同步进行的。毛泽东推动延安整风学习运动时非常强调它的两个方针：“惩前毖后”和“治病救人”。这两个方针同样是《决议》起草的重要方针。毛泽东在对《决议》草案进行说明时说：“到了现在，这个决议就比较好，把治病救人两方面统一起来了……错误不是少数人的问题，写几个名字很容易，但问题不在他们几个人。如果简单地处理几个人，不总结历史经验，就会像过去陈独秀犯了错误以后党还继续犯错误一样。”(37)正因为《决议》是为了惩前毖后和治病救人，所以当时的“决议正式二稿”没有点王明的名。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点王明的名不利于党的团结。共产国际在1943年解散后，国民党借机进行反共。因此《决议》既要对党的历史进行总结，同时也要加强党的团结，防止引起党的分裂。为此，毛泽东在对《决议》草稿进行修改时特别写道：“为了学习中国革命的历史教训，以便‘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使‘前车之覆’成为‘后车之鉴’，在思想一致的基础上团结全党同志，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如同一块坚固的钢铁一样”(38)。当时王明和博古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在党内仍有一定影响力。点名批评二人显然不利于党的团结。

编辑《毛选》时，中共已经取得政权，国内外形势也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个时候编辑人员在面对《决议》时，需要考虑《决议》在人物评价时的公正性。《决议》“正式二稿”在对党的历史进行总结时，虽然没有点王明的名，但是陈独秀、罗章龙、张国焘、李立三等人都受到了批评。当初为了党的团结，公正性原则有所牺牲。一旦条件允许，这一公正性原则理应恢复。新中国成立初的国内外环境显然初步具备了这一条件。对此，胡乔木认为：“犯路线错误的，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都已在文件中点了名。王明、博古的‘左’倾错误比瞿、李要严重得多，不点名，对这些历史问题摆不平。”(39)

“毛选版”《决议》点王明和博古的名，除了公正性的考虑之外，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王明长期以来拒不承认抗战时期的错误。王明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期间，曾写信给任弼时并转毛泽东及与会同志，表示赞同决议，并检讨了自己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错误。而对抗战时期的错误，王明一直回避。新中国成立后，中央要求王明对自身以往错误作出彻底检查，但王明拒不进行。多次催促无效后，中共中央在1950年6月6日至9日召开的七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王明同志的决定》。该决定写道：“三中全会认为，王明同志至此时为止，对于他过去所犯的错误是拒绝反省的，对党中央所采取的态度是不诚恳的，对不遵守二中全会决定向政治局写声明书的行为是无纪律的行为。”(40)正因为有了这个决定，所以毛泽东8月19日在致中央政治局的信中特别提到《决议》修改时加上了王明和博古的名字。这一方面是在贯彻七届三中全会有关王明的决定，另一方面也是对王明的警告。

3.引文的修改。“毛选版”《决议》内容上的修改除了以上两点外，还有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地方是引文内容的修改。《决议》中有多处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刘少奇等人的引文。其中以毛泽东的引文为最多。这些引文普遍存在被修改的情况。引文修改的重要原则就是根据最新编译出版的领导人著作进行校订。这些引文的修改，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对于文本的规范的确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它也为现在的文献出版工作设置了困难。假如现在的党的文献出版者有意恢复历史的原貌，希望将《决议》按照原来的“正式二稿”而非“毛选版”进行出版，那么由于引文的关系，必将牵涉到领导人著作尤其是毛泽东著作的修改问题。这无疑将牵一发而动全身。

三、余 论

无论是《决议》的“正式二稿”还是“毛选版”，它的起草和修改都得到了组织的批准和认可。《决议》的出台和修改政治性很强，是一项高度严肃的工作。本文分析《决议》的修改情况，也绝非是要简单地肯定或者否定《决议》某一版本。而对于专业的研究者来说，无论是“毛选版”还是“正式二稿”，都有它的文献价值。“正式二稿”的价值不言而喻；“毛选版”的决议虽然有多处修改，但是仍然具有它独立的文献价值。文献的修改本身在某种意义上真实呈现了当时的政治生态。这也是原版所不具有的。

在编辑出版工作日趋规范化的今天，领袖著作等党的文献的版本问题常常成为人们热议的焦点。党的文献的编辑常常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需要考虑文献资料编辑的规范，尽可能保证真实性；另一方面需要考虑文献资料的政治影响，尽可能发挥它的宣传效果，避免为敌对势力所利用。“正式二稿”在与“毛选版”的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出：从标点和文字上看，“毛选版”无论对于政治宣传还是一般读者的阅读需要，都要比“正式二稿”完善得多。而从内容上看，“毛选版”删除了大量有关“毛泽东思想”的表述，添加了马列主义和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成分，虽然使得这个文献的本来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其主要思想并没有改变，并且加强了中国革命的马列主义正统性。“毛选版”点了王明等人的名，这也使得该文献在历史评判时更为客观和公正。总体而言，“毛选版”算是对“正式二稿”的重要改进。而且，“毛选版”的《决议》经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审阅，流传了半个多世纪，无疑具有充分的法理性和相当的权威性。这些都是“毛选版”的重要优势。但是，《决议》在两次会议上的通过情况和编入《毛选》时的修改情况，这些应该在出版时作适当的交代。

注  释：

①王明著、徐小英等译：《中共50年》，东方出版社，2004年，第159页。

②不同的统计方法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统计数据。

③《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2页。

④《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 231—232页。

⑤《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15页。

⑥《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311页。

⑦《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76页。

⑧《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317页。

⑨《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82页。

⑩《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96页。

(11)以上参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325、326页。

(1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176页。

(13)《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41页。

(14)《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0页。

(15)《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329页。

(16)《毛泽东文集》第3卷，284页。

(17)《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328页。

(18)人员组成一样，但排名次序有所变化。详见王健英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领导机构沿革和成员名录》，红旗出版社，1983年，第481、601页。

(19)〔俄〕尤·米·加列诺维奇著，部彦秀、张瑞璇译：《两大领袖：斯大林与毛泽东》，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65页。

(20)《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49年7月翻印，第18、19页。《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968—970页。

(21)详见《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49年7月翻印，第12、18、15、49页；《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63、968、965、998页。

(22)《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49年7月翻印，第1—2页。《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52—953页。

(23)《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49年7月翻印，第49页。《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98—999页。

(24)《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49年7月翻印，第4页。《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55页。

(25)《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49年7月翻印，第20页。《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71页。

(26)《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49年7月翻印，第27—28页。其中单引号中内容参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64页。

(27)《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78页。其中单引号中内容参见《斯大林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第305页。

(28)参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329页。

(29)山东大学科学社会主义系苏联东欧研究室编：《当代社会主义问题资料选编》第1册，1982年，第771页。

(30)参见邢和明：《毛泽东与铁托》，《党史纵览》2004年第11期。

(31)《南斯拉夫问题参考资料》，世界知识出版社，1958年，第14页。

(32)《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425页。

(33)《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88页。

(34)《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88页。

(35)《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49年7月翻印，第17—18页。

(36)《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68页。

(37)《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83页。

(38)《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49年7月翻印，第4—5页；参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312页。

(39)《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329页。

(40)转引自周国全等著：《王明评传》，安徽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57—458页。

（作者简介：周兵，广东工业大学政法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