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承受力已经不足以承载这个世界的魔幻了……

郑智化的《星星点灯》，是一首绝对爱国爱台的革命促统歌曲，创作背景是1992年李登辉鼓吹台独、让台岛社会陷入巨大的不安全感和分离感。

之前1991年的5月，李登辉就宣布要开展第一次修xian，制定宪法增修条文；两年后取得国民党的领导权，自称「主流派」。

此后李登辉以所谓“总统”身份出访新加坡、菲律宾、泰国、印尼、约旦、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美国等国，以及南非、巴拿马等所谓“邦交国”，并开始加强与日本关系，推动所谓「南向政策」。

同时，李登辉主导了台军向美国购买150架F-16战斗机与爱国者飞弹、向法国购买60架幻象2000战斗机与6艘拉法叶级巡防舰，妄图带领台湾省在台独的反动道路上狂奔。

郑智化的《星星点灯》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于台湾唱响，寄托了岛内爱国同胞们反对独立、渴望祖国统一的情愫。

尤其是歌词“现在的一片天，是肮脏的一片天；星星在文明的天空里，再也看不见”堪称全曲点睛之笔，深彻控诉了李登辉集团的反动统治。

然而，湖南卫视却在综艺《乘风破浪的姐姐》中，大肆篡改《星星点灯》歌词，且改的正是这句“现在的一片天，是肮脏的一片天”，将其修改为“现在的一片天，是晴朗的一片天”……

这是什么诉求和意味呢，嫌弃原歌词过于刚毅和“负能量”？匹配不上“这盛世如你所愿”的正能量是吗？

加之女星们搔首弄姿、媚眼挑动的阴靡，一首爱国红曲就这样被湖南卫视加工成了一支蓝色俗音，在“娱乐化一切”和“正能量不动摇”的大旗下，大行历史虚无主义。

恕我直言，这不是第一次了，郑智化的《水手》同样曾被央视要求修改歌词。

还有，还记得河北共青团公然篡改万青名曲《杀死那个石家庄人》事件吗？

一首反映工人阶级在时代大潮中不屈呐喊、不甘破碎的雄歌，硬是被改编成了“去伤痛化”的欢乐颂……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曾语：

把马克思主义改为机会主义的时候，用折中主义冒充辩证法是最容易欺骗群众的。

这样能使人感到一种似是而非的满足，似乎考虑到了过程的一切方面，发展的一切趋势，一切相互矛盾的影响等等——但实际上，并没有对社会发展过程做出任何完整的革命的解释。

呐喊？不允许；仿徨？不存在。

这天必须“晴朗”，你们必须正能量。

音乐，毫无疑问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之一，历来的统治阶级都会竭力利用音乐来维护他们的统治。

两千多年以前，奴隶制度的卫道士孔丘曾主张“礼乐治国”，他直言不讳地说过：“移风易俗，莫善于乐。”

当黎民百姓们在民歌(例如当时法家的发源地郑国的民歌)中揭露剥削者的罪恶、宣传反抗思想时，孔丘便气急败坏地叫嚷郑国的民歌“使人放纵”，要“取缔郑国的民歌”（《论语·卫灵公》“郑声淫”,“放郑声”）

孔丘的音乐观，鲜明地表现了他的奴隶主阶级立场。

战国末期新兴地主阶级的思想家荀况，坚持法家观点，在音乐上便提出了音乐为“法治”服务的观点，强调音乐在为新兴地主阶级利益服务方面的巨大作用。

他说：“声乐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乐者，出所以征诛也，入所以揖让也”(《荀子·乐论》)，即音乐对外能反对敌人的骚扰，对内能加强团结，“兵劲城固”。

总之，音乐可以“巩固新兴的封建政权”。

在欧洲封建社会里，封建统治阶级更是长期利用宗教音乐维持统治，如以“圣咏”、“教堂歌调”麻痹和束缚人民思想。

而在今天，《国际歌》已经被某些正能量人士教导“不许这么唱，你得那样唱”、甚至压根不准唱——那么下一步呢，是不是要把国歌也改成“中华民族到了最安全的时候？”

一种歌词取代另一种歌词，一种政治取代另一种政治。

不由回想起四十余年前，1980年，《军港之夜》一炮而响，此曲运用了近似朗诵的演唱方法，把听众十分神奇地带进了“夜色恬静的军港”，给听众留下了一股“浑身酥软”、“情意绵绵”的意境感受。

我人民解放军的军容，从那时候开始由铁骨铮铮、刚正不阿，迈向了儿女情长、幽怨嗔痴。

也正式由“红歌”，走向了“蓝调”，似乎也为经商等时代之为奠定了氛围伏笔。

“寥廓江天万里霜”的博大没有了，“一唱雄鸡天下白”的风骨没有了，“延安无土不黄金”的骄傲没有了，“自信人生二百年”的气魄没有了。

这或许也怪罪不得那些创作者们，毛主席说过：

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是首先决定那一定形态的文化的；然后，那一定形态的文化又才给予影响和作用于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

根源性的政治问题与经济问题，催生了一年后即1986年那首震撼全国的神曲：《一无所有》。

崔健沙哑的嗓音和炸裂的吉他，撩动着每一个在八十年代中后期陷入迷茫的中国年轻人。

他们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因为那时的他们已非常明白：自己什么都想要，可是什么都要不到。

这就是八十年代的文化群像，蓝色的靡靡之音代替了红色的革命文化，中国大陆开始“舒服”起来了，开始“软绵绵”起来了。

那些歌曲见证了一个时代的精神空虚，如同同样是在八十年代走进千门万户的金庸笔下的人物，几亿国人在一夜之间从袁承志变成了垂首迷惘的郭靖。

同以金庸为范，失去了理想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八十年代之后的四代中国人只能用虚构且取材前史的武侠小说来自我慰籍。因而，包括金庸文学在内的一大批武侠小说，站上了其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文艺高位。

这是很诡异、很惊悚的现象，因为它体现着对“身后走过的路”去进行的一种“强行遗忘”的欲望。

文学小说如此，音乐歌曲更是如此。

2020年时，国防大学官微等多家官方媒体被发现竟然早就悄无声息地把著名的《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歌词的最后一句“我们是劳动者的先锋”改为“我们是抗日者的先锋”。

“劳动者”改为“抗日者”，将自我主体从“工农代表与领导者”的阶级本位，改为“抗日代表与领导者”的民族本位。

这样的变动方向，可以毫不客气地说：这是国民党化，尤为“蒋化”。

失去了阶级高位，这首原本斗志昂扬的工农战歌瞬间贬落尘土。

乍一看，改动后的歌词给人的直观感觉就是：这首歌由蒋匪军、由国民党部队来唱，似乎也显得并不突兀。

因为其与蒋光头所谓“一寸山河一寸血”的借民族性这一国民底线来煽动中国人帮他抗日的阴谋，别无二致。

不代表工农、不领导工农，而仅仅想着“抗日”即抵攘外侵，那么这份“抗日事业”的目的也不过是为了维护其在中国大陆的反动统治罢了。

从前，由《八路军进行曲》演变而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其歌词也是底色赤红的“我们是工农的子弟，我们是人民的武装”，这才是坚持阶级斗争初心的马列史观。

同时这也是毛泽东任教育委员会主席的抗日军政大学这所工农兵圣殿，其与国民党黄埔军校那样的精英官僚（买办统治军阀）孕育所，最大的区别所在。

《抗日军政大学校歌》的闹剧不免让人想起两三年前，中央党校上演的一台经典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其在过往一直写在舞台小黑板上的“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当时竟然被换成了“组织纪律”四个冷冰冰的小字……

组织纪律？

任何军队都要讲纪律，红军要讲纪律，白军也要讲纪律，日军也要讲纪律，美军也要讲纪律；不拿百姓一针一线的工农革命军是讲纪律，奸淫掳掠不亚日本鬼子的国民党军也是讲纪律………

仅仅一个“组织纪律”，这何以体现我军的政治本位？

很多时候，问“军队究竟是为谁打仗”，其实就是在问这支军队“究竟是工农无产阶级军队，还是买办资产阶级军队”，也是十年前某些势力掀起的所谓“军队国家化”、“军队去党化”这样的80年代苏联（苏军）式改革的延续变种。

从“劳动者”变成“抗日者”，从“解放全人类”变成“组织纪律”，从“反美帝”变成“反美国”，从“抗议美帝霸权主义”变成“抗议美国霸凌主义”……

我们，到底还要改动多少？

请明晰：台湾还没有解放呢，帝国主义还没有灭亡呢，共产主义还没有实现呢——长征，还没有结束呢！

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

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文艺的作用不可替代，文艺工作者大有可为。广大文艺工作者要从这样的高度认识文艺的地位和作用，认识自己所担负的历史使命和责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努力创作更多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鼓舞全国各族人民朝气蓬勃迈向未来。

低俗不是通俗，欲望不代表希望，单纯感官娱乐不等于精神快乐。精品之所以‘精’，就在于其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

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文艺要反映好人民心声，就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

——2014年10月15日在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