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多月来，网友们对于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的攻击仍然持续未退。

很多人开始翻开莫言的小说，从中寻找蛛丝马迹。也有人将一些专家学者已经发表过的关于莫言作品的研究成果，找了出来，佐证观点。

一些自媒体作者和网友得出一个结论：莫言的小说抹黑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山东省胶东、高密一带参加抗日战争的八路军（胶高大队）。

莫言笔下，抗日的是地主、民团武装，八路军不但不抗日，还残杀掠夺“抗日百姓”，以至于百姓不欢迎八路军，反而厌恶痛恨，甚至还美化“还乡团”。

声讨一浪高过一浪。

在小说《红高粱家族》中，有三支抗日队伍：土匪余占鳌的队伍、国民党冷支队长的队伍、八路军游击队(队长绰号江小脚)。

三支队伍中，余占鳌一心抗日，战功累累，而另外两支队伍则总是在战斗结束之后前来抢夺武器。

余占鳌第一次伏击日军成功，缴获不少枪支弹药，江小脚和冷支队长先后来到，找余占鳌敲诈战果。

小说写道，爷爷说：“妈的，我全不信你们（指八路军胶高大队），联合，联合，打鬼子汽车队时你们怎么不来联合？鬼子包围村庄时你们怎么不来联合？老子全军覆灭了，百姓血流成河啦，你们来讲联合啦！”

爷爷别别扭扭地掏出枪，瞄得那在万千人头中沉浮的土八路脑袋亲切，勾了一下枪机，子弹正中眉心，两颗绿色的眼球像蛾子产卵般顺畅地从他的眼眶里跳出来。

爷爷觉得，这个人的脸像一条漫长的道路，路上铺满土黄色的傲慢灰尘，灰尘中弥散着狡诈的狐狸气味。这张脸上打着鲜明的土八路的印记，是胶高大队！江小脚的人！土八路！

“同志们！冲上去，抢夺武器！”八路在人群里大喊。

爷爷看到了，在乱纷纷的人海里，土八路脸上鲜明的特征。他们像溺水的人一样拼命挣扎着，他们脸上那种贪婪凶残的表情令爷爷心如刀绞，往日里慢慢滋生的对八路的好感变成了咬牙切齿的憎恨，爷爷准确地打碎一张又一张这样的脸，他自信没有枉杀一人。

老铁板会员眼里的泪水被愤怒的烈火烧干了，他昂着狰狞可怖的头颅，对着同样被细麻绳反剪了双肩的胶高大队衣衫褴褛的队员们咆哮着：“畜生！你们有本事打日本去！打黄皮子去！打我们铁板会干什么！你们这些汉奸！里通外国的张邦昌！秦桧……”

胶高大队采纳了成麻子的计策，趁着暗夜，偷走了我父亲和爷爷钉在村里断壁残墙上的一百多张狗皮，又盗走了爷爷藏在枯井里的几十支钢枪。他们依样画葫芦，四处打狗，补充了营养，恢复了体力，筹齐了避寒衣——每人一张狗皮。那年的漫长寒冷的春天里，高密东北乡广阔的大地上，出现了一支身披狗皮的英雄部队。大队长江小脚身披一张硕大的红狗皮——那一定是我家那条红狗的皮，走在队伍前头，小脚蹀躞，狗毛翻滚，粗大的狗尾巴夹在双腿间，狗尾巴梢尖拂动着地面。成麻子披着一张黑狗皮，胸前挂一个布袋，布袋里装着二十八颗手榴弹。他们披狗皮的方式都是一样的：狗的两条前腿皮用麻绳捆扎，套在人的脖颈下；狗皮的肚腹两侧，穿两个洞，拴两条麻绳，两根麻绳在人的肚脐处打结。胶高大队因为人人身披狗皮，确实像亢奋的狗群一样往敌营冲去……

在马店战斗中立了大功劳的成麻子竟吊死在村头一棵柳树上。一切迹象都证明他是自杀的。他上吊时也没把那张狗皮解下来，所以从后边看，树上好像吊着一条狗；从前边看，树上吊着一个人。

在《红高粱家族》里，八路军“胶高大队”的形象是丑陋的，抗战没什么作为，深受主角余占鳌的鄙视，书里他们身披狗皮作战，以至于把他们比成了“狗”。

《红高粱家族》中对于抗日战争的描写，显然有失偏颇。被莫言抹黑、嘲讽，小说中主角痛恨、敌视的八路军，才是抗战的中流砥柱。

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山东省主席韩复渠在抵抗了一阵后，连续放弃济南、泰安和济宁等地，直至率部撤离山东。全国舆论一片哗然，顶不住压力的蒋介石只得下令拘禁枪决韩复渠。

“中国不能失去山东，就像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处理完韩复渠后，蒋介石相继任用沈鸿烈、于学忠，在山东与日本周旋。然而，到1941年，国民党军在山东对日军战斗中节节败退，孙良诚、吴化文、于怀安等将领，纷纷充当汉奸、卖国贼，率部投降日本。

其余的部队在1942年全部撤出山东，自此山东省境内再无国民党主力部队，山东敌后抗战的历史重任地落在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身上。

八路军山东纵队是在毛泽东同志的亲自关注下，在原有抗日游击队基础上组建起来的抗日队伍。毛泽东、刘少奇于1938年6月6日电示郭洪涛，山东的基干武装应组成支队并恢复使用八路军游击支队的番号。6月8日，毛泽东又致电周恩来，指示山东各地游击队使用八路军名义。据此，苏鲁豫皖边区省委恢复原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番号。

1938年12月，山东分局正式公布成立八路军山东纵队，以统一指挥山东各地(不含冀鲁边与鲁西北地区)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张经武任指挥，黎玉任政治委员，江华任政治部主任，王彬任参谋长，并建立了司政供卫领导机关和各种工作制度。同时将所属部队整编为10个支队又3个团，所属部队共25个团，2.45万人，所属地方武装1万余人。八路军山东纵队成立后，先后进行了5次整军，队伍不断发展壮大，成为一支正规化的地方武装部队。

在1年多的时间里，山东纵队英勇杀敌，浴血奋战，粉碎了日伪军的疯狂“扫荡”和国民党顽军的频繁围攻;扩大和巩固了鲁中、清河、胶东、鲁东南、苏皖边区抗日根据地;探索和掌握了坚持平原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努力打通与冀鲁边区的联系，使山东真正成为联结华北、华中两大抗日根据地的纽带。

这一期间，各地起义武装共作战100余次，先后攻克15座县城，部队也迅速发展到4万余人，开辟创建了鲁中、胶东、清河、鲁东南、泰西、鲁南、湖西等抗日根据地。各地党组织还举办军政干校和各种训练班，培养了大批抗战急需的各方面人才。同时，注重团结爱国进步势力共同抗战，发展和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这样一支英雄的队伍，被莫言描写成了身披狗皮、口学狗叫，狂冲滥打的一群小丑。而这部作品，在国内文坛一度备受推崇，还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国外出版。

当中描写“二奶奶”面对日本兵时候的一段，更是令人难以捉摸。

书中，日本鬼子进村扫荡，“二奶奶”为了保护孩子，脱光衣服，直面侵略者。

原文写道，一阵锥心的痛楚、一种无私的比母狼还要凶恶的献身精神，使二奶奶清醒了。她脱掉裤子，脱掉裤头，脱掉上衣，脱得一丝不挂，还把那个塞进裤腰的包袱用力摔到炕下，包袱硬梆梆地打中了一个年纪轻轻、容貌俊俏的日本士兵的脸。包袱掉在地上，那年轻小伙子发呆般地瞪着两只迷惘漂亮的眼睛。二奶奶对着日本兵狂荡地笑着，眼泪汹汹地涌流。她平躺在炕上，大声说：“弄吧！你们弄吧！别动我的孩子！别动我的孩子。”

六个日本兵僵持着，像参拜祭坛上的牺牲一样参拜着赤裸裸的二奶奶。谁也不愿离去，谁也不敢离去。二奶奶直挺挺地躺着，像一条曝晒在炎阳下的大狗鱼。小姑姑哭得嗓音嘶哑，音量减弱，间隔增大。日本兵其实被二奶奶的献身精神镇住了，当她以慈母的姿态躺在儿子们面前时，每个人都在追忆自己走过的道路。

可二奶奶并没有坚持多久，躺倒之后又匆匆忙忙爬起来穿衣。刚刚把一条裤腿蹬上，炕下站着的日本兵就骚动不安起来，那个被你咬破了鼻子的日本兵扔掉大枪就往炕上扑……

很多读者也对莫言描绘的二奶奶这一番举动，感到诧异。对作者想要表达的意图，更是云里雾里。

脱光衣服等待日本兵蹂躏，简直是在侮辱妇女形象，而且“献祭”也未坚持到底；日本兵看到这一幕，似乎是幡然醒悟，然而最终又做出暴行，侵略者有道德感，很快又丧失了。

《丰乳肥臀》的主角是一位“伟大的女性”上官鲁氏。她为夫家连生八个女儿，直到最后第九个的时候终于生了对龙凤胎，出了个儿子。这么多儿女，没有一个是跟丈夫上官寿喜生的。

老大和老二是母亲和亲姑父生的，老三是和土匪生的，老四是和江湖郎中生的，老五是和一个未娶老婆的光棍生的，老六是和和尚生的，老七是被四个败兵强奸后生的，最后那对龙凤胎（上官金童和上官玉女），是跟一个瑞士牧师生的。

书中说，只有这个洋人牧师给她带来了“极致的愉悦”，一九三八年的初夏，在人迹罕至的槐树林里，上官鲁氏和马洛亚两人在一起了，在极致的愉悦中，上官鲁氏的眼睛里“溢出感恩戴德的泪”。

《丰乳肥臀》中第四章第七节，还叙述八路军的公安人员和民兵拷打“我”(上官金童)和他的母亲(上官鲁氏)，逼迫她承认“长期窝藏高密东北乡头号反革命分子，血债累累的凶手，人民的公敌司马库”。

“黝黑的乡村夜晚，一所深宅大院尽头的阴暗破烂房间里，挂着几盏汽灯;摆着皮鞭、棍棒、藤条、铁索、麻绳、水桶、扫帚;一群捆人吊人的行家里手，把白发苍苍、脸肿得透明的老母亲和她的儿孙们，反剪着胳膊高高地吊在房梁上;他们难耐刺骨的疼痛，挣扎、哭嗦、哀鸣，汗水从他们身上涌出，杂乱的头发里蒸发着雪白的雾气，昏死了、瘫痪了，才被放下，用凉水泼醒……”

这段描写，不是日本人、还乡团在迫害老百姓，而是八路军在迫害老百姓。

司马库，是上官鲁氏的二女婿，国民党还乡团团长。司马亭和司马库带着还乡团赶走了共产党八路军，群众欢天喜地，夹道欢迎还乡团，司马亭和司马库，为了庆祝抗战胜利和把八路军（爆炸大队）赶出大栏镇，就杀猪、杀牛煮成一盆一盆的猪牛肉，摆大村中间的一排桌子上，还从地里挖出好些大缸陈酒，放在摆肉的桌子旁边，叫人尽管喝酒，尽量吃肉，尽情欢乐!还乡团还把蛟龙河上的冰炸开许多大窟窿，让群众捕鱼改善生活。

司马库赶走八路军的时候，笑得前仰后合，几乎从骆驼上歪下来。他拍打着驼峰上那撮毛，对着两侧的骡兵和他身前身后的众人说，“你们听到他在喷什么粪？根据地？做客？土骆驼，这里是老子的家，是老子的血地，我娘生我时流的血就在这大街上！你们这些臭虫，吸饱了我们高密东北乡的血，是时候了，你们该滚蛋了！滚回你们的兔子窝，把老子的家让出来。”

几年之后，当爆炸大队改编成一个独立团杀回来时，司马支队那些被枪毙的士兵和军官，无不感到委屈。

在莫言笔下，司马库是个英雄好汉，司马库夫妻打走了八路军来感谢母亲，在她“乳沟里洒上了法国巴黎生产的紫夜牌香水”，司马库还对她说：“老岳母，感谢您为司马家护住了这条根，从今以后，您就等着享福吧，高密东北乡是咱们的天下了。”

母亲并无异议，对辛苦抚养他的儿子也没有半点牢骚，只是对司马库的妻子说：“你要真有孝心，就给我图下几担谷子吧，我是饿怕了！”

一年后，八路军又打回来了，还乡团被歼时，莫言特意写明白，司马库在危急中仍然关心人民，对着手下人大叫：“投降吧！兄弟们，别伤了老百姓。”

于是老百姓和国民党俘虏一起关进了风磨房，就连“我”(金童)这样的小孩子也不放过，几乎要“杀全家”了。

对于这场结束反革命统治的斗争，莫言借磨房里一只白毛老鼠的话来点明，这是“强者为王，弱者为贼”。还特意描写了一场蛇吃鼠的狰狞状。

在莫言的笔下，共产党八路军给母亲的苦难真是太多了，在这以前，三女领弟(鸟仙)被八路军的班长孙哑巴强奸；高密东北乡成了人民天下后，她们全家被吊打，儿子(金童)被赶出学校，因奸尸罪被判刑15年，到了改革开放时期，她还因为不肯迁居，遭到捆打……

在革命根据地的高密东北乡兴起所谓“寡妇改嫁”，把寡妇们“像分配母鸡一样”分配给镇上的光棍汉时，连腿上生着毒疮的杜瘸子都分到了一个面皮白净，眼里有萝卜花的年轻寡妇。那寡妇看到杜瘸子那条像烂藕一样的病腿，不由地泪珠滚滚，哭着向一个身材高大的女干部求情免嫁，女干部不耐烦地说：“哭什么，腿流脓怕什么？”头发花白的母亲也难以幸免，被分配给了司马亭，当母亲苦笑着对女干部说：“闺女，他弟弟是我的女婿。”回答是：“那有什么关系？”

过去国民党反动派诬蔑共产共妻，灭绝人伦，也只是流于空洞的叫嚣，当时没有一篇文学作品予以具体地描述。几十年后，《丰乳肥臀》却在迎合当初国民党反动派的宣传理念。

国共两党几十年的斗争，谁是谁非谁得到人民的拥护，谁给人民带来灾难早有定论，莫言却不顾历史事实，把人民的苦难全都推给共产党，这显然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而是架空历史的历史虚无主义。

在《生死疲劳》有个地主叫西门闹，莫言描述他并不坏，甚至说是个大善人，靠自己的双手发家致富，一大早就要去拾粪，“大老远就能闻到狗屎的气味。一个地主，如果对狗屎没有感情，算不上个好地主。”正是凭着这种对狗屎的感情，他成了地主。“高密东北乡的每个穷人，都吃过我施舍的善粮。我家粮囤里的每粒粮食上都沾着我的汗水”。他救了蓝脸的性命。这样的一个地主，就因为他有地，于是他就成了坏人，被枪毙。”

在莫言笔下，地主、还乡团、日本人都可以是好人，都可以拥有正面的形象，唯有共产党和八路军是负面形象，人民群众是愚昧麻木的形象。

然而历史上，真实的地主不是这个样子，国民党还乡团更是罪恶滔天。

他们的真实面目，抗美援朝英烈黄继光母亲的一封信，有记载：

我们祖祖辈辈都是受苦受难的农民。解放前，地主剥削我们，乡、保、甲长骑在我们的头上，祖传的几亩田地也被迫典当了，一家人少吃无穿，实在苦啊！一九四二年旱灾，我的几个儿子，都饿困在床上动也动不得。一九四九年二月，家里没有吃的东西，继光到河沟里捞虾子，碰着伪甲长的一条毛狗被人打死在河沟里。伪甲长不分青红皂白就一口咬定是继光打死的，叫他背死狗游街，还要我家给狗买棺材、做道场。那时，简直是没有我们穷人的活路啊！

纸房区李家营一村，即被活埋七十余人……铡刀铡和活埋已成为地主还乡团的普遍手段。纸房东庄的还乡团在街口安下十二口铡刀，按户抓人铡死。邢家东庄一次被铡十二人，农会会长的一个四岁小孩，也被铡成三段。贫农韩在林兄弟三家十五口，有十四口被铡死，剩下一个老母苦苦哀求给她留下一个后代而不得，她看到自己的孙子全部被铡死，悲痛得自己也上吊而死。高里区清景村一次被杀被铡十二人。死难的村民，在临死时都殷切盼望为他们报仇，杀尽地主还乡团。高里区一个妇女会长，死时曾对大家说：“告诉共产党、解放军，一定为我们报仇!”。

抗战胜利后，由国民党反动派联合地方反动势力组成的“还乡团”，陆续从外地窜回家乡，进行“反攻倒算”。“还乡团”侵入解放区，报复性地残酷屠杀乡村干部、民兵、军工烈属及土改积极分子。

在“还乡团”作乱期间，仅1946年一年，和高密、胶东同处山东省的日照县和莒县，遭屠杀的干部群众超过2000人，并损失了大量财物。

因此，到底该怎么评价莫言的作品，及其传递的历史观、价值观，在一片争议讨论声中，结果似乎越辩越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