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

中国人被深深锁定的那条精神轨道，是由话语经营的，这里面又分两部分：西人和他们在中国挑中的卒子有意经营的部分和中国大多数媒体无意识地推波助澜的部分。在当今世界，新闻话语早已超出“记录发生了什么”这一功能，而是文明战场的武器。

——边芹

（上）

西方“精英文化”的精髓之一就是“话语统治”，而“话语统治”的实质又是什么呢?是温柔的独裁。不深解这一点，对心仪的“精英文化”形同只见橱窗里的幌子，不知车间里的技艺，爱什么却尽做得不到它的反事。

这个话题在我以往的一系列文章里都有表述，可以说是我文思的主线，也是我真正翻越西方统治集团构筑的围墙，看到真实世界的开始。然而看着自己国家下坠的方向，愈加感到她是此一虚构话语体系的受害者，且至今绝大多数人执迷不悟。因此极有必要专题做一篇文章。

就在这两天，我与一相识聊天，他未听我劝花钱把小孩送出去了。呆了几年毕业找工作才发现“天堂”一样也要有“关系”(后门)办事才顺当。更不要说白种人之间有从不言说的默契，不到真缺人手一般不会放进异族，遑论中国人。这种事我也早提醒过他，然而他的脑袋似早已开疆拓土，划分了边界，我的那些提醒面对“边界领土”一点挪移的力量都没有。我为避免他下一步更失望再次给他打预防针，告诉他以我多年经验，西人对中国人普遍具有防范意识，时间长了更能体会。他那被惯性思维分裂的头脑第一反应还是谁叫中国人自己不争气。

听了这话估计大多数中国人不但不反感还会认同，因为他们早已被设定在那条精神轨道上，以看起来自我批评的慷慨接受了极不公正的苛刻对待。他们就像那些战败的民族，为作了主子的人起动了逆向思维，以便心理遁逃，事先就让不正常的自动变成正常。这让我苦思冥想，说实话，这国这民实在不必如此卑贱，国未落到需要如此卑贱才能承受的程度，民也无须如此卑贱才能忍耐现实，除却富贵与贫贱、先进与落后这些看得见的思维导向，究竟是什么东西在世人头脑里早早地开疆拓土、划定边界，让理智、真实再也不起作用，让那些看去既聪明又狡猾的人九牛驷马拽不回地向错误的方向思考、事前就做出失算的决定?是什么能悄悄左右一国上层建筑的思维方向、让那些掌控关键闸门的人在潜意识里被巧然诱导朝着有损自己的方向做着看起来有利自己的选择?

如果说我的半生也是在思维模仿的定向轨道上滑过的，且滑得慷慨激昂、自以为得意，那么致使后半生脱轨的致命冲撞力就来自我发现了左右世人眼光的力量——话语，很多情况下虚构话语足以改变历史的方向。而如今几乎整个世界都在西方虚构话语魔鬼般的控制之下。真实面对话语是没有什么力量的，人对世界的感知也并非如人想象得那么需要真实。话语在这里并不单单由词语构架，在当代社会，它有很大一部分是由画面构成。

很多人羡慕西方的“精英文化”，但很少人明白那种文化是怎么统治的，因为若没有长久统治的本事，也就不成其“文化”了。西方“精英文化”的精髓之一就是“话语统治”，而“话语统治”的实质又是什么呢?是温柔的独裁。不深解这一点，对心仪的“精英文化”形同只见橱窗里的幌子，不知车间里的技艺，爱什么却尽做得不到它的反事。

边芹

具体举个例子吧。暑期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连续报道了北京儿童医院看病难的问题，接着其他一些电视台也跟着做了报道，用的画面多是央视报道中最不堪入目的。问题是客观存在的(过多人涌进一家专科医院，医疗体系再发达的国家都承受不住)，媒体关注也是好事，映显了新闻记者的社会责任感。我在此不就事论事，只谈话语的构建。做这个报道的人——前去调查、拍摄、在编辑部撰稿、剪辑——似乎没人想到如此选择的画面，再经各家媒体的放大，已经构成一种超出负面事实的负面话语，这种话语的作用会大大溢出报道者的本意。下面我们来分析。

就如我们上面所说，事实是一回事，话语是另一回事，事实不能用来统治，话语却是统治工具。人对世事的感知，大部分来自话语而非事实，即刻的真实是无足轻重的，其后的话语才是主人。在当今影像无处不在的时代，话语在很大程度上已被取代词语的画面占据。这意味着画面作为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权力已远远超过词语，其作用和造成的后果也已超出一篇社论，甚至政府政令。如此看来，话语的有效和即时性时常超过国家司法和行政权，主导一个社会。作了主人，你就要负责任。如此巨大的权力怎么用，制作和投放的人应具有怎样的自我意识，就事关重大。“话语统治”需要掌握这个权力的人有强烈的自我意识。自我意识在此分两个部分：首先你要意识到手中这个权力的作用和后果;其次你要知道权力意味着的义务和责任。

我们就来看看“看病难”这个问题的事实与话语。

先看事实，然后再看有权力意识(统治者自我意识)的人和没有权力意识的人在制作和传播话语上究竟有哪些不同、为什么不同。如上所言，我不质疑事实。以我东来西去的经历，我甚至以为“看病难”是个全球普遍存在的问题，富裕发达国家也未能幸免。因为百姓看病在全世界都属于公益事业，这里指的是百姓看病，不是指富人看病。在私人资本为老大的当今社会，公益事业无一不是捉襟见肘的半弃儿。

以法国为例，看病难吗?难!法国还是号称公共医疗体系很发达的国家，并且在已有大量私人诊所(一般由在公共医院干出名气的专科医生开设，主要是为有钱人服务)、私人家庭医生分流的情况下。看病难主要表现在看专科和急诊难。法国私人家庭医生为普科医生，也就是看看一般的头疼脑热，普科医生是医学文凭最低的医生，人数多，实际的角色与我们过去城里的门诊所医生、乡下的赤脚医生是同样的。他们的门诊收费标准按国家规定与公共医院一样，25欧元门诊费。你要收高，一般客人就不来了，因为国家只报销规定的数额。为了避免类似北京儿童专科医院人满为患的情形出现，国家规定所有人在看专科之前，必须先看普科医生，由普科医生开证明，你才能去看专科医生。你如不按此规定做，一你挂不上号，二看专科的费用不予报销。但即便这样，你要挂一个专科医生的号，也是少则一两个月，多则半年。

由于在公共医院门诊费不分专家与否，价钱是国家统一规定的，想看有点名声的专科医生，你就耐心等吧。“自由”社会就是怨天尤人没用，你的命运是好是坏怨不得别人，更没有国家好怪，国家只能保障一些基本权益。我有个法国朋友半年前到中国旅游，眼睛出了毛病，在北京看了，回来向我大赞在京问诊经历。相比在法国看眼科要排队三、四个月甚至半年以上，他在京不但马上看了专科医生，费用也不高(当然他多少占了点汇率和工资水平的便宜)，而且看得相当满意。

当然在法你到专科名医的私人诊所花十倍于公费的钱，一切也可解决。但高卢民族与中国人在花钱上大不同，他们一般即便掏得出钱，也愿意在公共医院求个平等收费，宁肯等着。这源于他们收入虽比中国人高，但税收也高得多，一个人支付了生活必需，手头闲钱不多;此外也普遍吝啬，能少付钱绝不多付，怎么要面子都延伸不到这块;再就是有较强的自我意识，我们以前说过自我意识缘自属性意识，他们会本能地意识到，公共医院的平等收费是病人手中的权利，如果为自己便利便参与“破坏”统一收费，去助长高收费，那么这个权利有一天就会失手。前一段法国专科医生上街游行，要求国家放宽在公共医院的收费标准(一律25欧元门诊费)，允许不同的门诊收费(类似我国动辄上百的专家号)。实际上要的就是在公共医院也按私营方式，让医生可以自行定价，同时让有能力出钱的人少排队。专科医生的借口是急需的人可以早看上，可老百姓认为他们是想多收费。

有人可能会问，看专科要等这么长时间，病耽误了怎么办?有急诊啊。公共医院急诊室是法国人唯一可以不预约自行跑去看病的地方，也是唯一如有必要不必等两个月可以看到专科医生的地方。

给病人太多自主权的地方自然也就离“地狱”不太远，这种地方人们在中国医院里能碰到的所有问题都有，有时更糟。你在中国医院有多少次遇到感冒发高烧，上午十点跑去看急诊，直到晚上十点悻悻而归，而且还没看成?然而为何法国人并没有怨声载道?法国公共医疗在外的形象还相当好?

这就进入了本文的主题：事实与话语。事实是一回事，话语是另一回事，事实不能用来统治，话语却是统治的重要工具。人对世事的感知来自话语，而非来自事实。法国媒体报不报看病难的问题?报，但不会像中国电视台这样报。事实不可回避，但话语却不必跪在事实面前，它有得是技巧和手腕让自己作主子。如果掌握话语的人有主人意识，他就会意识到在暴露问题的同时，应避免让画面(与国家、与城市、与医院实际上是连在一起的)不堪入目，暴露问题与献丑之间只隔着掌握话语的人的自我意识!自我意识可以阻止掌握话语权的人只把自己当成看客，因为做看客是人的天性，看客与窥癖者之间只有微妙的一线之隔，这细若游丝的界限，小小的本能可一越而过。没有自我意识的话语，统治就是虚话，掌控者连自己的角色都难以把握。

区分事实与话语并不是撒谎骗人、逃避现实，而是看事实以什么视角及如何诠释事实的问题。说白了，就是事实与话语谁主谁仆。比如，法国电视台绝不会被允许进入医院像中国电视台那样几乎无限制地拍摄，如果是一家法国专科医院，首先它根本不会让病人像进百货店似地大量无序地涌入，更不会允许他们睡在医院地上!不管以什么理由。尊严首先来自一个人的耻辱感，其次才是客观环境和条件。你如果只有自利自便的本能，什么样的环境和条件足以让你拥有尊严呢?其次即便记者抢拍或偷拍到了，电视台剪辑也不会让类似中国电视台拍到的那些画面放出来，因为暴露问题不等于晒家丑，这涉及到医院的形象，甚至城市和国家的形象。

画面是非常具有杀伤力的，它甚至能远远超出制作者的意志，进行另类叙述，不慎用，它传递的东西非制作者能左右。如果法国电视记者也像中国记者那样，把镜头架在急诊室的等候大厅甚至走廊里，毫无耻辱感(自己没有也不考虑被拍的人)地拍下因长久等待、因拥护、因病痛、因失望而暴露无遗的不雅表情和失态举止(想想那些躺在急诊室走廊的担架上数小时没人理的老人们)，那么法国公共医疗存在的问题从整体来说就不是被暴露而是事实上被夸大和被丑化了。因为透过这样的画面，人们感知的已经不是事实本身，而是负面话语，如此话语在没有自我意识的人手里就像脱缰的马，一路践踏。

由此看来，中国人被深深锁定的那条精神轨道，是由话语经营的，这里面又分两部分：西人和他们在中国挑中的卒子有意经营的部分和中国大多数媒体无意识地推波助澜的部分。上面这个例子就属于无意识地推波助澜，我们看到，事实是一回事，如何经营话语是另一回事，而话语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事实本身。在当今世界，新闻话语早已超出“记录发生了什么”这一功能，而是文明战场的武器——你意识得到，它就为你服务;意识不到，它就成为打击你的利器。不要因我这些话就直线理解成我反对记者揭发社会问题，我一点都不反对，而且赞赏发现问题并以曝光问题为己任的人。我要说的是怎样既暴露问题又避免让百姓走上自贱的精神轨道，这就需要制作话语的人有话语主人的意识，那样他们就能体会自己手上的惊人权力。

同样报道看病难问题，如果去儿童医院报道的是法国电视记者，他对如何报道就会有两种选择，若他报道的是中国儿童医院，那他的报道方式会与中国电视台类同，会拍摄同样的画面、播放同样的画面，然后解说词会百分百锁定为体制问题(不这么解释是通不过意识形态审查的);若报道的是自己国家的儿童医院，他就会在同样曝光问题的情况下对报道细节做很大改动，如很多直接画面(为连夜排队挂号睡在医院地上，像动物一样被大声吆喝着遵守秩序，因沮丧、失望、疲劳而丑陋的人脸特写，等等)不会拍摄或拍了也不会播出，至多只会将现象用词语带过。用一句话“有人不得不睡在挂号厅的地上”和直接用画面表现，虽针对的是同一事实，从话语的角度作用却相去甚远，一个在陈述事实的范畴，一个却不以报道者意志为转移地冲出这个范畴，执行起负面话语的任务。西方记者深知话语(此处以画面作为表现形式)运用不当很容易便让揭示问题滑向献丑，这就成了一个自己有没有耻辱感及被拍摄者有无耻辱感的问题，也就是说话语实际已使原来的问题换了一个性质，收看到这些画面的人留在潜意识里的已不是看儿童专科医生难这个具体问题，而是这国这民从根本上有问题。这就是话语的力量，它对潜意识的移变，悄无声息，却难以逆转。

另外报道这样一个社会问题，最后把意见的终点推向哪个方向(其实就是解释权这个根本权力怎么用的问题)，法国记者在涉及自己国家时也会与中国记者不同。中国记者在报道儿童医院看病难时最终把意见的方向推到国家头上(尽管也点到分流不够)，因为他总结问题时得出成因是医院规模不够大、医生不够多、设备不够好，归根到底是国家不发达、政府重视和投入不够(以我对所述问题的观察，再建两栋楼、添一百个医生，也只能缓解，因为问题的根不在此)，并暗示西方国家看病要方便得多(不知是具体去调查了还是想当然)。而法国记者最终的思维导向一般不会这样，他会认为问题的关键是管理分流不够，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让全市及整个京郊甚至全国(现在人有钱又宝贝孩子)有病孩的人这么随己所愿挤进一家专科医院，那样多大的医院、多少医生都是不够的。问题的关键就在这儿，我从前带孩子去看过病，那时北京儿童医院的条件还远不如现在，但却未见如今这番乱象，且小孩住在北京也就去过不得已的一次。所以话语不仅仅是呈现真实，它更重要的是舆论导向，它如何解释一件事，比事件本身还重要。法国记者最后在寻找责任时，往往会与中国记者正相反，或至少是将责任对半分，他可能也会呼吁政府做更多投入，但他会将主要责任落在随意且大量涌来、不遵守秩序且缺乏耻辱感的看病人身上。因为“自由”社会的“合同”就是每个人首先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并承担其后果，尊严不是他人给予，而是自己把控。

我们看到，话语的主人在此呈现的还是自我意识强弱的问题，强的人懂到话语的边界在哪里，不光耻辱感强避免献丑，而且并不只扮演“绿林好汉”一种角色;弱的人则献不献丑本身都无意识，且只会扮“绿林好汉”。“话语统治”说白了，首先是握有此权力的人有没有自我意识，如果自我意识薄弱甚至没有，则这个统治权放到你手里，你也抓不住。所以权力大小与人称职与否是成正比的，世上不存在没有边界的权力，只存在不胜任的人。

我再举法国电视台今年八月中旬对全法八百多公里大堵车的报道，以供比较。发生这么大件事，尤其是暑期人人关注的问题，电视台不会回避肯定要报，但仔细看，对内对外、对外时对敌对国还是盟国，报道技巧是非常讲究的，对话语的权力(如何攻击别国保护自家)有充分认识，并且自己颇有主人意识。

大夏天的，堵了这么长(有史以来最长)，八百多公里等于从北到南横贯法国，成千上万被阻在长途路上回不了家或抵达不了度假地的大人小孩，要拍丑陋画面以证明问题严重恐怕俯拾皆是，人性在匮乏感面前到哪里都难有奇迹。但人家是怎么报道的呢?在不回避负面信息的同时，整个报道你看不见一个有碍观瞻的画面，大堵车的画面是个远景，既不用中景，更不用特写，为什么?这时用远景既客观，又避开了所有不雅观的景象。堵车集中点在南部七号高速公路，这里气候炎热，公路太阳下被阻数小时甚至一天，对普遍没有空调的法国驾车人是很难熬的，若用近景尤其特写，你就会看到赤膊的车内人(热得不耐)、大呼小叫的家长孩子、油污汗渍的脸、沮丧愤怒的表情甚至争吵骂架;如果镜头再转到加油站、公路休息处和厕所，原本相对整洁的地方，这时肯定一片狼籍(用得人太多了)。但所有这些不可避免的境况，电视画面均未表现，而是在长镜头之后，采访了三个好脾气、性格乐观的驾车人，他们中没有一位因被堵在路上而气急败坏、怨天尤人，而是个个认命，认为这是度假生活的一部分，自己接受了好的，坏的也要接受。整个报道最后的舆论导向是：大堵车给度假者带来很多不便，但这是个偶然事件。偶然的即意味着没什么好怨的，因为生活中不可避免。试想想若是中国记者报如此规模的大堵车会怎么报?他们多半会用一大堆近景和特写，反映受堵之人的困苦(因自己耻辱感不强会专挑最难堪的画面以显示自己作为问题揭示者的重要性);然后搜集一大堆怨言，窥癖本能盘据于人的潜意识，暗暗支配着寻找画面的眼睛;最后就会把问题引到国家不好(公路不发达)、政府无能(管理不善)这条惯常的思维轨道上，没有人会想到人算不如天算，惯常的完美永远落后于偶然的灾变。

温州动车事故后，全国的媒体互相仿效用大特写的方式放大每个遇害者的命运，估计他们是模仿西媒对纽约911袭击和伦敦地铁爆炸的报道方式，却不懂西媒如此垂注受害者个人命运，是由于死者是外敌攻击的牺牲者。而自己国家偶然的交通事故他们就不会这么报了，因为对死者命运的如此特写，看起来是人道关注，实则是妖魔化对立面——出事的火车、火车所在铁路部门、火车工作人员、制造火车的人及他们的技术，等等。而妖魔化与正当寻找责任有着本质差别，所以在西方，一次偶然事故的受害者，一般都无名、无姓、无画面(个体特写是没有的)，总之无个人命运，他们只在一个数字中具有意义，这个数字的大小意味事故严重与否。

配上那么多不堪入目的画面，再时常拉来西方国家作对衬(那边如何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即便并没说这国这民如何不堪，如此导向的话语也已事实上建构起来。加上西方记者报道中国时便一改他们对自己人的惯常作风，镜头总是对准最丑陋的人和事，不管出了什么事，没什么是偶然的，舆论导向永远是体制的、整体的、一贯的错。如此外攻内陷，中国在世界的形象、在自己心目中的形象能不一败涂地吗?

（中）

只有无目的的事件，没有无目的的新闻。在细节的操作上，话语其实具有无限大的权力，掌握者真乃无冕之王，可惜没有自我意识或自我意识薄弱的人体会不到这个权力，也不擅用这个权力，而只看得见他手中没有的权力。

这事关怎么制造正面和负面话语，与揭露问题本身无关。如果有人据此便以为我不站在揭露问题的记者一边，那是没有读懂此文，更不解我这番苦心。

我们上面说过，话语与事实并无必然联系，事实你要尊重，但话语却是权力，怎么用、后果如何，掌控的人须有充分的自我意识。如上所举，暴露问题不一定就是制造负面话语，话语本身有自己的逻辑和技巧，其挣脱事实的本领大大超出制作者的想象。

负面的事实可通过操作技巧避免成为负面话语，因为负面话语的影响远远超过负面事实，即刻的真实无足轻重，是话语的接力赋予其真正的击打力，而且负面话语的击打范围就不再是出问题的那一块，而是涵盖广大，话语操纵者若会利用的话，往往变外伤为内伤。

同理，一个看似没有倾向的信息，通过操作技巧，可以变成无须歌功颂德而行赞美之实的正面话语。

比如英王室威廉王子就新生儿的那几句“普通爸爸”的话;再比如美总统奥巴马家又养了一条狗，只需小狗的一个特写，正面话语的接力就完成了。而中国媒体跟着传递，不知明白不明白为什么英王室和美白宫隔三岔五总有这类花边新闻在“世界”传媒的回音壁上传递、连节奏都是不变的?知道不知道为什么西班牙王室无此荣幸(这里面深藏着欧洲历史看不见的部分)?

这两家是“集团”打造的最直系对外招牌，是“世界上层社会”一个世袭、一个民选的权贵标本，是“帝国”为全世界树立的榜样，将之以尊贵或可爱形象维持于“世界话语回音壁”属于西媒“军团”职责内的“必传递信息”，你跟着传话看热闹，究竟是领了“军团”的委任状还是糊里糊涂地凑趣追风?

你以为接力几个英王子做“普通爸爸”的画面没什么，世界早已是“同一个世界”。那我来告诉你“同一个世界”的现实：首先人家那边绝对没有对等的画面赐予你的国家，人家深知传递这些花边新闻的真正目的，怎么会为你所用?非但没有对等，还反向行事，竭力在“世界话语回音壁”维持你的道德和形象卑贱。

因为中国作为一个能干和强大的国家本身，就是“罪过”，拳头不端到桌面上，也一定揣在桌下;其次这个可爱“普通爸爸”的画面不是在传播某个事实(就在于它的有选择性和接力)，而是人为制造的话语，它的传播也就超出“王子为人父”这一时事，而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和后果。

它的直接后果极有可能是：又会有不知多少中国善男信女提升他们对西方的向往和崇尚(有钱的人投奔，没钱的人默念);又会助长香港人莫名其由的优越感;中国历史书上讲述的伤痛在“普通爸爸”腼腆的微笑中烟飞灰灭(这怎么可能是一百多年前还用枪炮向我们贩毒的人的后代?)如果后代们金盆洗手倒也罢了，问题是一旦我们无还手之力，军舰照样会开过来。还有那些短时看不见的、更深远的后果，比如你不知不觉地配合操纵者完成了他们意图中的话语的流向，并帮着堆建了看去与道德无关但实则的道德制高点。

而这一切都是在平民潜意识里完成的，正是这些看去无关痛痒的细节，经几十年的浸透，让这国这民变得这般无头无脑。

如果我们的媒体是自己采编新闻(“国际新闻”的采编绝大多数是转述西媒制作好的新闻，甚至照搬其解释)，信息的源头由自己掌握，并非不能报报欧洲王室的佚闻，但要知道报道一则新闻背后的目的。

只有无目的的事件，没有无目的的新闻，即便天灾人祸这类突发事件，放不放到或以什么形式放到话语回音壁上也是有目的的，你跟着接力首先要看清制作新闻的人之目的，然后才知自己传递的后果。以为话语面对事实是被动的，以为“国际新闻”只是一个被动传输带的产物，非但是不解西媒的真实面目，更不知我们处在一个怎样的世界。握有如此大权力至少应知自己在干什么。在细节的操作上，话语其实具有无限大的权力，掌握者真乃无冕之王，可惜没有自我意识或自我意识薄弱的人体会不到这个权力，也不擅用这个权力，而只看得见他手中没有的权力。

西方统治集团早已娴熟话语制作技巧，这是他们征服世界、颠覆敌对国最趁手的工具，所有颠覆活动都是传媒“军团”打前站的，遥遥领先于军事打击、经济渗透。他们在这个领域搜罗了最顶尖的人才，研究“话语统治”的“高科技”，而我国却至今未意识到这个领域一样需要“钱学森”!以如今画面在话语中所占位置，电视台的剪辑绝非技术活，而是艺术活!在西方，这些直接关系统治集团生死的活，都是由具天赋的极少数人垄断、专权，实行看不见的独裁统治。

遍观西方各国，除了一些边缘话语，主流话语无一是真正独立于统治集团的(不要被独立于某届民选政府迷惑)。而我们却被有意误导着相信知识分子的职责是与国家作对，而非西人用于自己的职责：引导民众!

与“自由”一样，“独立”的第一道门槛是自我意识，没有这道槛则所谓“独立”与小孩被不怀好意的人挑唆着调皮捣蛋有什么差别?由之西方媒体看起来也是成天暴露问题，但其百姓从不对自己的国家民族产生整体负面印象，因为他们看到负面事实，却并未被负面话语浸染。

我不久前去国内某医院看望一友，正巧他同病房是移民加拿大的同胞，回国作手术。我问加国公共医疗不是人人赞不绝口吗，为什么回国作手术?答排队等太久。我当然不会就这一个例子便断言哪边好哪边不好，但这两边的医疗在话语层面被贬和被赞的落差，与眼前事实相去多远(不好的医疗正在解决好医疗解决不了的问题)，证明了被话语事先左右大脑，对事实的判断往往南辕北辙。而大多数人是受话语支配的，且并不知道是话语代替自己的眼脑在诠释事实，而非事实本身。

下面这个例子非常典型地印证了这一点，这个例子将占去本文不少篇幅，但我以为有必要细拆开来，让国人看看有不少人被前设话语支配得已是荣辱不觉。

某作家在法国乘旅游车时连受二辱——先被司机因上错一扇门不客气对待，后被法方陪同(从法外交部派人看是相当正式的接待)看似解围实为再行一辱(为让司机和气待客，该陪同谎骗司机被无理对待的作家乃日本人，并不怕伤人尊严实告作家解围方法)，不但不对罔顾起码礼数且满腹偏见的洋人有一丝指责，反而把受辱责任反堆到自己人头上：作家认为自己所遇非关洋人无礼而皆因中国人素质太差，否则怎么自己一旦“变身”日本人，待遇即刻改观。不知当时车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因作家不懂外文，我只能根据其自述分析。

这桩旅游车上发生的“小事”其实一点不小，也绝对不像作者后来得出的结论那么简单片面，要剖解清楚，必须区分惯常情况和中国人的特殊情况。先说惯常情况下这件事应该怎样，再看何处不正常。西欧这几国(尤以法英为甚)之所以吸引各国富胄名流，不仅仅是老牌工业国家，还有两个重要原因：一，在平等的细节下尊卑分明;二，有驯化标准仆人的传统。加上土著高卢人天性趋炎附势，尤欺软怕硬，更强化了以上两点。所以一般对尊贵之客(有钱有势的人)是一点不敢怠慢的，绝对收掩自家脾性。

法国政客卡恩在纽约旅馆强奸女佣事件曝光后，法国这头有长舌的才敢说出这种事在法国高级旅馆里屡见不鲜，阔佬尤其是王子们在酒店调戏女仆甚至强迫性行为是业内众所周知的事，事发后酒店会阻止女佣报案，不愿为仆人得罪大主雇，所以从来不了了之，最好结局就是阔佬赏一笔钱用以补偿和封嘴。卡恩在纽约如此大胆，恐怕就是习惯使然，如果他大方一点事后给钱，后面的事极有可能不会发生。

被雇司机属仆伇职业，尤其雇来接待这个档次的客人(作家是法国官方邀请的客人)，一般必毕恭毕敬、车前马后，非极其例外(凑巧司机脾气很坏或与雇主积怨已深或对客人极端蔑视)，作家不应只因公共行为不规范便遭如此对待。

由此可见作家遭遇的事属于特例。从司机得知客人为日本人态度遂转为和蔼看(同为不懂公共行为规范，日本人就属可谅解范畴)，脾气特坏或与雇主积怨的前提均不存在，那么就是例外中的第三条：对客人极端蔑视，我们的大作家正是从这一点得出了结论：错不在如此对待他的洋人而在中国人自己。

那么我们就来看看中国人作为群体在这件事中究竟应负多大责任，以及这种蔑视究竟是民间自发的还是上层话语主导的。

中国人作为群体(社团)居法的历史很短，上世纪八十年代前只有零星散户，极少下层移民。七十年代末从东南亚移居了一批越、柬华人(逃避越共和红色高棉)，八十年代以后从大陆又陆续移居一批人，加上留学不归的，总共几十万人。除极少数靠才学(研究所、学校、跨国公司等)或婚嫁进入主流社会，东南亚和大陆华人社团基本处于主流社会的边缘，靠开餐馆、杂货店或从事进出口贸易维生，自成一体。

因从不闹事，失业和犯罪率极低(低于主流白人社会，更远远低于其他移民社团)，尽管九十年代后期来自东北、河南等北方地区的移民开始了卖淫和捡垃圾的营生，你若避开媒体(媒体因反华对本地的中国人也无善意，东南亚华侨因此在人前都自称越、柬人)到法国民间探访，很少人对华裔有实际不满。偏见都是话语事先主导的，不少白人愿意住进华人区(不与其他移民混杂的华人区治安好)，也愿小孩与华裔学生为伍(华裔小孩普遍不尚武)，同时却尽量避开非洲裔和阿拉伯裔居住区。

由此推断这个群体应该不是“罪魁祸首”。

那么中国游客呢?游客大批次来法不过近几年的事，他们真的因为公共行为超出一般的差而让法国人普遍生厌吗?

就在不久前我还做了一次长达七天的卢浮宫博物馆考察，每个馆每个展室都转到了，从走马观花看博物馆的大众游客(随团、低费用、短时多游)逐个层次观察，各国、从白到黑的旅游者“素质”半斤八两，普遍低，他们“合伙”把博物馆的某些区域变成了比百货店还嘈杂的地方。在卢浮宫这种原本也只有法国文化人才光顾的场所，更显出这种“普遍差”，因为此等游客在其本国并不是经常转博物馆的人，他们极可能连免费的本国博物馆(我转过国内几个省会级免费博物馆，几近无人，而其实可看的很多)都没去过，却花大笔钱飞越万水千山到蒙娜丽莎画前照张相。

而目前全世界的景点多被这类游客充斥，他们是广告和媒体的最大精神控制群，是“明信片风光”和奢侈品标识产品的主要消费者。他们的弱点大同小异，如把旅游当成一种身份财力的显示、在公共场合都有喧闹的毛病、属于消费旅游人群(在购物上不吝啬，在旅费上却斤斤计较)、到文化景点留影的目的大过对异文化的兴趣等，在某种程度上不管什么国籍的都是景点的灾害。

但各国现在都想赚这些人的钱(人数庞大)，有些国家更是直接靠旅游业维持经济，连老牌工业国家(如法国)骨子里讨厌这些人，但也离不开他们的腰包(十多年来唯一增长的少数几个行业之一)。

这种矛盾心理在法国奢侈品店的白种侍者身上最能透视，他们普遍看不起这类买客，因为他们被驯化出来的那套侍候上等客人的礼数，在这些中产阶级暴发户身上完全用不上，如果买客再是有色人种，并且丁点不识那些有意设置的门槛(中国游客为典型代表，全世界没有一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为底层提供的暴发机会或空子能超过中国)，他们从小到大沉淀在内心的蔑视(被人为驯化的两百年俯视世界的优越感)会加倍上升，有时连他们擅长的掩饰都遮不住。

如果说中国游客有什么特殊之外，那便是这类大众游者数目比别国多(暴富、崇洋及国家不控制不引导)，人多必杂必乱。所以上层建筑自我意识强的国家(比如法国)都暗中阻止(靠舆论引导)本国大众游客撒向国外，一来肥水不外流，二来“大军团”往外走难免良莠不齐，绝对不会像中国的上层建筑傻乎乎地让境外游在民间变成一种时髦。

至于中国游客在法为什么被抢、被恶待最多，我以为是传媒负面话语长年主导的结果。即便是报道中国游客成为法国小偷主打目标这类看去帮中国人的新闻，在话语的制造上也是下暗手的。

比如分析原因从不说自己治安太差，而是暗示中国人咎由自取——身上有现金。就算这是原由之一，能从这个角度看问题吗?这不是为罪犯和无所作为的警方辩护吗?带不带现金是中国人的自由，中国人在自己国家也带现金，并没有一出门即被抢，难道一个人身上有钱就应该被打劫吗?但每一次报完事实，都要将话语变成对中国人的负面话语，简直不是同情受害者，而是再鼓动人去抢。弄到后来连本地华人也在如此话语导向下成为劫匪的最大受害者。

再来看对中日两国人的区别对待真的是“素质”决定的吗?

事实上早在中国游客到来前，这种区别对待便已根深蒂固。绝大多数法国人都没有与中国人、日本人直接接触的经历，但他们的脑袋早已被锁定了边界，这条界从十九世纪中国被打翻在地、日本挤进列强阵营便牢牢地划定了，绝不是刚来几年的中国游客“坏了名声”的结果!

对中日两国，话语的区别对待让人触目惊心，以申办奧运为例，对中国是围追堵截，正面的不报，负面的大炒，且蓄意制造，最终酿成巴黎火炬事件;对日本申奧成功却不但正面传播还隆重庆祝，在奧委会宣布东京为主办城市的当天，法国主要电视台将此新闻放在中午与晚间新闻的头条!自己获选也不过如此待遇了。足见“集团”挺日抑中(为的是让日本再度充当打手)的大政方针已落实到“核心国”一个看似公共电视台的编辑部。

中国人一日未看懂这种联手与串通，一日不知自己处在一个怎样的世界。由于长年在新闻、电影、小说里有关中国人的形象都是非穷即丑，而有关日本人的形象却是非富即美，比如他们莫名其妙认定中国人肤深日本人肤浅(估计根源是传媒挑选的画面和中国电影老给他们看晒得乌黑的穷人而日本电影多呈现涂脂抹粉的中上层社会)，法国普通人的脑袋事先被锁定了一条边界，看到穿戴及形象好的人，习惯性地必认作日本人，没有一丝疑义。有一同胞因长着典型中国北方人的大宽脸且肤色较深，告诉我他不愿乘公交，因承接的好眼色不多，还时而被骂“中国佬”，甚至遭过推搡。

我在一家左岸小资聚集的艺术影院观影多年，与一检票法国人时常照面，他一直对我恭恭敬敬。我作梦都没想到在他的头脑里我是谁早有定数。直到某天，我看完电影正准备离开，他忽然叫住我(破天荒第一次，西式礼仪就是礼数到位，但绝不越界)，让我帮忙翻一句日文。在他的脑子里我是日本人天经地义，连问都没问我是不是懂日文。当我告诉他我不是日本人是中国人，估计积攒了十多年的笃定被我一句话推翻，他的表情非常怪异。

我后来寻思，他为什么这么笃定?就因为我出入的地方。在他心目中，这个巴黎小资出没的影院，“世界下层社会”的人是不会来的，而中国人在他们眼里从来没走出“世界下层社会”(穷富并非唯一标准)。所以如果有一个亚裔电影批评出入，百分之百必定是日本人，他心里连半点疑问都没有。我在另一家影城遭遇类同，有一售票的对我也一直特别客气，每回碰上都会问我对一周新片的看法。我处之若素，从未去想所为何来。

直到数年后，某次影院放张子怡主演的那部日本艺妓的电影，他又问我怎么看。作为影迷他知道张为中国人，便对我表露(一丝蔑视早早地挂在脸上)对中国女人演日本女人的不屑。我突然之间处在极其尴尬的境地，顺着他说或沉默便等于出卖自己，当场告诉他我为中国人简直就是给他一记耳光，关键是我怎么也没想到他会毫无疑义地认定我是日本人，以致出言如此不当。我愣了片刻，告诉他我是中国人，不知演日本女人需要什么特别的东西。你可以想像几年来凝固在他脸上、我以为是给我的、而实际上是投递给一个日本女人的温良表情，在一瞬间被我的回答击碎的情景。自那以后，他对我再也没有一句多余的话。

不少中国人会欣然接受这种区别对待，只需反身骂骂自己人是如何不争气，就能把自己剥离，接受起来并不难，读到这里细心的读者应已能体味我说过的“不出卖自己”并非易事，道德卑贱的网会吓跑一大堆怯懦者。

中国人思想历来活泛，且上层建筑也不擅精神控制，因而很难想象精神世界被整齐切割过的西人思维和行事的“箱格化”，那一个个预设的思维闸门，嵌入之深，早早地引流了百姓的爱与憎，岂是几个中国游客守不守规矩便能挪移的?

（下）

在如今这个弱肉强食的丛林世界，话语战争激战正酣，且已没有城墙和边界，话语作为现代国家的生存重器，考验一国上层建筑的自我意识和思想智慧，是一个文明将成为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的试金石。

预设思想闸门，乃“话语统治”的技巧之一。若不擅用也不懂得防范，觊觎者就深入你的腹地，“格式化”你的民众的头脑。民众思想被外部势力和内部帮手暗中“格式化”在香港和台湾已到无可救药的程度，这个外输内导的“格式化”进程在中国大陆也已达难以逆转的关头。

以我对中国网上一些主题吧的观察，哪怕是完全不涉时政、只是些日常话题的聊天吧，部分聊天者的潜意识也已在很大程度被这几十年事先植入头脑的话语控制。是不是有股暗势力以普通网友、吧友的身份在暗中执行话语导向和接力的“任务”?不得而知。但有些网店老板的写作大大超出小贩推销商品的内容和水平。某次在一个谈论玉石的聊天吧，有人晒自己在伊朗购得的绿松石，并出示伊朗的宝石签定证书。马上有人上来说，伊朗这种国家跟中国一样，都是不可信国家。看得出此人对伊朗一无所知，没有一天的阅历，为什么否定起这个国家却如此惯性和笃定?还有他对自己国家的习惯性蔑视，真的是他游遍世界对照下来的?他的那句“不可信国家”是有明显对衬物的，既然世上有“不可信国家”，一定还有“可信国家”，而且一般肯定是由“可信国家”为“不可信国家”定义。他根据谁的定义划分“可信”与“不可信”?是什么在他看世界之前就颠倒了他的认知轨道?

这些疑问从西方这头看，线路清晰，这就是一个话语体系事先设定的精神轨道，针对“集团”视为征服障碍的国家长期经营，由西媒和从学术到艺术的各路人马外攻，再由被攻国的文人艺客和传媒内应，里应外合，共同搭建那条由外部事先设定的精神轨道。这种配合多数情况下并不是接受指令的合作，而是争先恐后地汇入早已被暗中引航的话语的流向。那些得“奖”作家和导演领的是参与搭建轨道的赏钱，你再让这些“宠儿”在主流媒体上炫耀他们得到的“赏赐”，甚至让这些被挑中的卒子(以受邀访问、作品入选或被引荐、获“国际”奖等形式显露，没有免费的礼物!)在国家关键部门掌权(从政协委员到传媒、作协、影协掌门人)，不是帮着看不见的手给自己国家下刀子吗?再民主自由之邦也未见如此是非不分、良莠不辨，长他人威风灭自家志气。在法国，任何由外部敌对势力(还不是真被人敌视，而是自己视人为敌，所以不防范的只有西方盟国)捧角的文人艺客兼被边缘化，由业内和传媒联手狙击。

仔细看看2013年在戛纳得奖的中国电影，便知作者已在多大程度上投身这个话语体系，几乎就是在按主顾要求的“菜谱”做“菜”。请分辨表现阴暗面与按“菜谱”做“菜”，只有知道这个话语体系的经营方略，才能看清一个艺人是在揭露问题还是已作“体系”的领薪(“国际”奖与荣誉)雇员。就作品本身看，非常微妙，时常只系于一些细节，但挑的人看中的就是这些细节，恐怕做的人做得这么精打细算这么有意为之也已非无意撞上。正是这般“微妙”让换一个时代可被直呼为“内奸”的人成了一个精心设计的话语体系的“艺术大师”（才华因西方捧而被严重夸大）！我对“集团”氅下“文艺国际”那帮策划人真是佩服到家了，“体系”的搭建和蒙骗技巧，需要怎样的征服欲和使命感、怎样的自我意识和组织纪律才能办到啊!我在以往的文章里一直未视该片作者为正式“雇员”，现在开始怀疑自己的宽厚。作“雇员”有两类，一类是直接雇了干脏活的，一类是歪打正着干临时工的。中国的文人艺客干临时工占多数(不解世界且追风逐流)，如果不是只有雕虫小技的井底之蛙，且有点品性，干几次赚到名利也就脱钩了。但能在“文艺国际”领到长期饭票(作品长年入选、得奖或一次性领到巨额奖金)的人，一般最后与“雇主”已是心照不宣。深解这条预设精神轨道之线路的人看到这种“菜谱作品”，不禁惊叹作者揣摩“菜谱”之准确，是作者领会到家还是“雇主”面授机宜?在这个话语体系长年累月、潜移默化的经营下，被攻国从信誉危机到道德卑贱，被看不见的手列入了黑名单。你跟着为那个表面的“艺术奖”实际的“工钱”敲锣打鼓，让忠国者情可以堪?

话语的事先植入大大左右了人对世事的感知，甚至可以阻断人对世事的正常感知。所以才会不光西方百姓认为印度好于中国(完全被颠倒黑白的舆论蒙骗)，连生在福中不知福的中国人也被这一话语绑架;所以一百五十年都没忘本的香港人才会在短短三十年间便耻于做中国人;所以台湾人(祖先都是中原人)才欣然接受去中国化;所以中国人才如此轻松地扔掉自己的文明而弃土离邦的人才受到人上人对待(有归国华人或在外也始终未换籍的中国人告诉我，在国内办事有外籍和没外籍待遇迴异，前者一路绿灯，后者处处有绊);所以日本人才不屑向中国人认罪，他们怎么会向道德自贱的人低头呢;所以上面那位对世事一窍不通的“世界通”做了这条精神轨道的思想奴隶还自鸣得意;所以那位作家才不见自己受辱反助侮辱者一臂之力用自己的笔和影响力为那条精神轨道接力。

话语这把利剑并不靠事实作臂，话语的导向可以让人看不见事实。就在今年8月29日法媒又曝出食品丑闻，这是续几个月前马肉充牛肉案后的又一起食用肉诈骗案，这一次还是马肉。法国规定马术比赛的马是不能食用的，因为这种马为了体育比赛都注射和服用各种对人体有害的药物。但人们新近发现，这类马在不能比赛后，被悄悄地伪造了身份，屠宰后当可食用肉销售。我们就来看看法国公共电视二台(最大的国家电视台)怎么报这桩丑闻。

首先观众在电视报道中看不到这条诈骗链的具体操作地点和操作人的画面，其次也看不到有关这起食品诈骗案的规模和持续时间以及危害范围的信息。为什么?食品安全的负面信息非比其他，直接受害者不管有多少，想象中的受害者都可能无以计数，很难不滑向负面话语，且牵一发而动全身，不光涉及一国对内对外的信誉，也事关本国食品工业的巨大利益，一旦变成处于主导地位的负面话语，对国家整体形象、利益损害甚大，且贻害无穷。所以上面的报道方式是在不隐瞒事实的前提下，在话语上尽量挽救。话语挽救有各种技巧 ，比如法媒在这个报道中尽可能避开作案现场的画面，诸如屠宰这些马和屠后的加工画面(与中国媒体在报道奶粉丑闻时对作案细节的描述、拍摄和重复形成反向对照);同时忌炒作案规模，那样负面信息就被插上了翅膀，会起到以点击面、变外伤为内伤的作用;更不能特写个体受害者，我们在本文的第一部分写过，放大每个受害者的命运，是妖魔化对立面(此处是法国肉食品及食品工业)的最有效手法。读到这里你应已明白这三十年对前三十年受害规模的炒作及受害者个体命运的逐一放大，实际上已在精神上彻底掀翻了统治阶层（头已被拧掉），包括作为这个阶层一员的控诉者自己。

我们看到针对不同事件的话语把控非常细致，药品安全可以特写个体命运(也不能扩大化)，尤其针对国外制药公司的产品，食品安全则忌讳，因为生病服药不比人人要吃饭，前者可控制在“点”内，后者很难不及“面”。所以这个报道用什么画面来配合对事实的陈述呢?用的是马术比赛、马场育马及肉食品加工厂的正常画面，受众只能通过自己的想象追踪。而事实上事件既已曝光，警方肯定已掌握了证据甚至抓了作案人，电视台找一些吸人眼球的画面还不容易吗?把那些英姿飒爽的赛马放进菜盘的过程会有很多不堪入目的画面可用来煽情、用来提升报道者的权力欲以及受众的被支配程度。问题是恰恰要避开这样的画面，尤其这一次，因为马是法国马术场的马，屠宰也在法国屠宰场，只有主谋是比利时人(这一点被强调)。这个报道潜藏的舆论导向是：法国人在这起食品丑闻中是无辜的。为证实这一点，在前述“正常画面”之后，记者采访了为作弊马肉提供货源的法国马术场的负责人，他一副不知情者的无奈相(他的马一出手很快消失，人家告诉他全是病死的)。报道就此打住，我们可以做余下想象：屠宰场的人也完全“被骗”，“看不出”马术马与普通可食用马的差别。

至此话语技巧并未用完，此报道一结束，电视台紧接着做了一个与时事无关(显然是有意插入的)但意在保护法国食品加工业声誉的报道，非常正面地报道上次用马肉充当牛肉的那家法国肉食加工厂如何洗心革面，只见厂里的公关说我们现在都用法国生产的肉(无时无刻不在教导法国人吃、用“法国造”，与中国人动不动以“进口”二字打招牌形成鲜明对比)，再也不会出事了。注意这里记者和肉食加工厂的人合伙偷换了概念(揭露自身问题与一致对外被清晰地分在大脑的两个部分，没有建立在一个标准之上的是非)，上次以马肉充牛肉的案子祸端并不是用法国肉还是外国肉，而是这家厂把从罗马尼亚屠宰厂进口的马肉偷偷掺进牛肉，制成半成品买给全欧洲的顾客(为几大食品名牌加工)。这回强调用法国肉，好像上次不是自己的错，而是外国肉的错。那次马肉充牛肉丑闻曝光后，法媒很快就把矛头引向罗马尼亚屠宰厂，跑到人家那里大拍特拍，说是罗马尼亚屠宰厂将马肉当牛肉卖才酿祸。如果说普通顾客看不出有意掺进牛肉的马肉，肉食加工厂的专业人员会分辨不出自己批进来的是牛肉还是马肉?后经欧盟调查，确认作弊者不是罗马尼亚人而正是法国人。但是你看到没有，事实在此丝毫不能左右法媒其后的话语，话语继续它的谎言，只不过换了变相撒谎的技巧。因为此时话语的任务不是肯定事实，而是要把那个碍眼的事实用“后消除法”模糊掉，无论如何话语不能追着事实确立法国食品有问题、法国人作假的负面形象。

而他们报道中国奶粉事件时却完全反向行事，一个劲地强化、常态化事实，甚至不惜在细节上作弊(在细节上作弊的好处是不会直接授人撒谎的把柄)，并且此后将“毒奶粉”这个词设成涉及中国的信息参照词，每次负面报道中国必夹带于内，数年不间断地接力。几乎每个传媒从业者都有这样的使命感：打跨中国的乳品业，才能让自家的乳品商赚大钱。反观中国媒体对此次新西兰奶粉污染事件的报道：炒了几天就没有下文了，完全不懂话语的接力才赋予击打力，加上西方国家事发后不会让你拍到任何不利的画面(不但国内抱团，西国之间也抱团)，最后是自家握有武器也照样被人家控制在击伤的最小范围。这与对自家乳品业施行的致命斩首，形成难以想像的对照。对葛兰素史克贿赂案也一样，最初攻势很猛，本以为可以在话语上狠狠打击一下在中国几乎为所欲为的跨国制药财团，然而随后观察下来只能仰天长叹握权者对手中权力之无意识——很快落入葛兰素史克反宣传的圈套。是拿了人家的好处，还是无意识?以致看不出自己其后对事件的接力(事件之后的后续信息)几乎全都属于制药财团谋划的用以恢复形象的“后消除法”范畴，包括9月14日中央电视台传递的有关美国司法介入调查的信息。这种信息由中国这边无目的地传递(自以为是事件的追踪报道及保证百姓的知情权)，对在丑闻中信誉受损的制药财团尤其西方国家起到了愈合创口的作用。在话语战争（保证利益之战谁主沉浮）中，话语不是事实的跟班，而是有无限空间唱独角戏，对外是武器对内是城墙，角色要随时变换。

在再次曝出马肉丑闻后，追加食品加工的正面报道，属于潜意识操控的技巧之一：“后消除法”，也可称“消毒”。我们看到，这次马肉诈骗案实际比上次更严重，如果说上次只是作假欺骗，这次可是害人，将这种马肉当食品销售对人是有害的。若媒体在报完负面信息后不马上用正面话语“消毒”，而像中国媒体报食品丑闻那样，法国民众就会全面怀疑本国的食品和食品工业，让“食品有毒”的负面话语占据主导地位。此类话语一旦占据主导地位，则事实究竟如何已不重要。不过我也没想到，他们“消毒”还不算(出于国家利益做这种事我是能理解的)，还要用话语再次颠倒已经证明的事实，在这件事上用“后消除法” 变相地继续谎言。前后十几分钟、一负一正两个信息报完之后，话语已经反败为胜，不但没有让法国人产生对本国食品的不信任，反而让他们相信只要食用本国肉就不会有问题。这是怎样的操纵技巧及强词夺理啊!并且这样的负面信息只报一次，第二天整个行业便自觉自律对这又一起马肉丑闻万马齐喑，唯恐炒起来让国外媒体嗅到腥味。

反观中国媒体对食品丑闻的报道，真有天壤之别。以9月2日电视再报地沟油审判案为例(我不质疑新闻本身而是报道方式)，话语制作者好像生怕百姓淡忘了这起已吵得全国人人自认受害者的食品丑闻，再度把作案细节像科普教育似地细细呈现——怎么做、用什么做(油的配料和加工步骤)，同时配上罪犯丑陋面孔的特写，简直就是让人直视一块烂肉上的蛆或细看一团粪的构成(当画面出现鸡屁股、鸭屁股等字眼时，受众由心理恶心变成了生理恶心)，好像不让人对中国食品及中国食品业彻底怀疑不罢休。试想想做这种事的坏蛋会因画面的击打力而羞于做坏事吗?话语对丧尽天良的人一点阻止作用都不会有，相反对正常人却极具冲击力，大大影响他们对事物整体的感知。这种事你其实应该严打少说，如斯话语，早已超出击打一小撮罪犯，而是让人在潜意识里对送进嘴的所有食品十二分诫心，甚至对国产食品产生恶心的条件反射。窥癖并裹挟着他人窥癖是非常本能的行为，也是这个时代颇能名利双收的时髦营生，现代传媒在很大程度上是搭建在人的这一弱点的基础上的，在这以人道、以正义的名义执导的大戏里，什么佐料都不缺，唯缺导演们的自我意识!

若以为马肉丑闻的“消毒”工作就此结束了，那是对西媒的话语操纵性和责任感认识还不够。9月11日，也就是8月29日的报道过去约两个星期，电视台做了第二次“消毒”，制作了一个马肉更受食客欢迎的报道，围绕一家马肉铺和一个马肉餐馆展开：让马肉铺的老顾客说自己相信肉铺老板，在肉铺买不会有问题，背景画面是熙熙攘攘在排队的肉铺；让餐馆老板说自己的客人最近不降反升，背景是报道者的话外音说马肉含铁丰富而不肥腻，镜头则对准餐馆煎肉器上香气缭缭、食色诱人的大块马肉排。注意：在马肉的惯常嗜好者中作这个报道，暴露了报道之伪命题。在这里，事实根本不是主角，它只是话语需要的小配角，用来为话语作“伪证”。为什么说是“伪证”?因为如果真是从事实出发的报道，那么制作者应从两起马肉诈骗案后全国马肉消费量和消费者人数的正式调查出发，选择国家或私人权威机构公布的调查数字，决定报道的正面或负面命题，而不是做操纵性如此明显的报道。但绝大多数人看、听新闻是不动脑子的，他可能在用餐或手头在做别的事，画面和词语看似一扫而过，实则雁过留痕。话语的强迫性隐藏极深，被绑架者时常毫无知觉，只有话语谋划者知道什么样的画面和词语会作用于受众的潜意识，经过接力时间点的精密安排，在受众不知不觉中达到谋划者最初设定的目标。

注意：时间点是选好的，不存在“偶然”，而是就人对事件的记忆特点或者说弱点谋算好的。比如这第二次“消毒”的报道内容就不能用于第一次“消毒”，这次“消毒”有点像创口愈合过程中的“换药”，与第一次治疗时注重“灭菌”不同，这一次为了帮助伤口痊愈，加了促进肌肉生长的“激素”(马肉食客不降反升的话语)。但“激素”用早了不起作用，时间点选得不当会适得其反。时间点的选择是接力之有效的秘诀之一，过于紧凑或过于稀疏都会影响话语操纵的目的。在西方，精神心理医学研究与传播学是密切合作的，一些心理研究者参与话语策划。对话语的把控就像作手术一样精细，用什么缝合、如何灭菌、上什么药、何时再消毒、换药，都是根据人性的特点计划好的。突发事件无法计划，但话语全在人的谋划之中，就事实本身(马肉诈骗案)这即刻的创口来说，话语用“后消除法”在计划好的时间点作的治疗工作——当即消毒、缝合、灭菌、包扎，隔一段再消毒、换药，直至伤口长好——可以置事实于无形，甚至如上所述篡改事实。葛兰素史克在事发后立即采取的“消毒、缝合、灭菌、包扎”等反宣传，由中国电视台代劳性地、“非常公正”地协助完成。

第二次“消毒”五天之后的9月16日，电视台又做了第三次“消毒”。再次为那家以马肉充牛肉的法国肉食加工厂正名。这次“消毒”是第一次“消毒”的重复，几乎是一模一样的报道，只是换了背景画面(采访加工厂老板，拍摄整齐、干净、有序的加工车间)。从毫无时效性、也只字未提最近的马术马诈骗案看，这肯定又是一次有意安排，属于制造话语的流程。报道再次强调加工厂现在都用法国肉，不从罗马尼亚进肉了，肉全部来自附近地区，并且成品标签上都写明肉的“籍贯”。接着主持人“邀”评论员定调，评论员总结实行肉的“籍贯”制是大好事，这样不但可以吃放心肉，还有助于维护“法国造”。

紧接着9月17日第四次“消毒”，像是前一天报道的下集，也是没有任何突发事件作由头，而纯粹是话语的接力。但为了不让受众有被灌输的感觉，话题已离开马肉，开场话语的导向依然继续前三次“消毒”的方向——篡改马肉诈骗案的真相。这次“消毒”的主题是马肉丑闻后我们怎么才能吃到放心食品，整个报道其实就是引导民众吃放心食品的唯一办法就是吃“法国造”，但报道的重心已不是吃“法国制造”，而是要吃原料“籍贯”也为法国的食品，报道的具体内容就是教受众怎么在购买食品时学会辨查食品原料的“籍贯”，因为光吃“法国制造”是不够的，原料并不一定是法国产，只有学会看原料和制造地两种标签，才能保证吃到的是百分之百法国货。话语接力的秘诀就是方向不变，为了不让普通受众看出在潜意识层面作用他们的方向，包裹的内容可以千变万化，但隐藏其内的方向始终如一。在这个报道中有一个“外层方向”，即爱国消费，这个方向受众较易辨识，识别后反感排斥也无妨，因为还藏着一个“内层方向”，即用模糊法抹去马肉丑闻的真相，嫁祸于人。我们看，数月之隔两起食品丑闻在话语的操作下，非但没有压垮法国肉食品加工业，反倒成了加强“法国造”排斥“进口”的最佳借口，推助着已经如火如荼的“爱国消费运动”。

这是典型的“后消除法”接力，用以抹去事实，以轮番的细节作弊最终达到篡改真实的目的，不但为这家几个月前被查出做假的肉食加工厂洗白，而且变相地继续谎言，目标不变地诬陷罗马尼亚人。同类报道还将继续下去，直到在受众的潜意识里留下是外国人的欺诈(外国肉)酿成了食品丑闻。这只是一次小小的肉食诈骗案的伪史制作，在国家和国际大事上也是这么暗中伪造历史的。经常读我文章的人可能不甚明了我常点到的“细节作弊”具体是怎么回事，这个话语制作的例子就是细节作弊诸多手法之一，先选择一个作弊细节(多为看似不经意的词语)：外国肉，植入叙事情节的关键部位，致使事实的方向错位，经反复接力，最终颠倒方向，完成看不出说谎的说谎。中国人心目中的西方之“可信”就是建立在这种团结一致、强词夺理、暗中作弊、且由上层建筑主导的精神操纵的工程之上！

这是西媒对自己创口的运作方法，对攻打对象(如中、俄等国)的创口则全盘反着来，必须让其一再感染，隔一段就要把伤疤再揭开来，用各种细节作弊令其难以愈合，直至达到让创口扩大、糜烂、最终截肢的目的。这从中国国产乳制品业被拦腰斩断，到高铁建设及出口从峰尖瞬间坠入谷底，从“食品有毒”、“空气有毒”的话语占据主导地位，直至城管、交管没有权威(城管、交管执法不力恰恰是中国城市与西方城市相比最不足的地方，中国一些大城市如城管、交管执法严格，与西方大城市的秩序、整洁已无太大差别。长驻中国的西方记者明明知道弊端在哪里，却故意反着来)，一步不差地都得到了印证。偶然的事件全部被西媒用来制造攻打中国的话语，并得到国内媒体的全力配合。这种配合时常是“被配合”，并不知自己实际在做什么及其后果，西媒对中媒尤其中国人的弱点了如指掌，知道只要西媒一报一捧，中媒就像打了鸡血一样兴奋，不但会跟还变本加利，生怕跟得不紧。如此一班人谈何“独立”，趋炎附势的本性纹丝未动，只不过攀了新主。“民主”不是主人不再敢作主人，更不是不再会作主人，那不是“民主”，而是江山失守。

新闻报道的技巧不是机械的，在话语的战场上，原本单纯的目的：记录事实，就不可能再保持其纯粹性，何况话语本身真的具有纯粹性吗?它的边界并不是我们能控制的。话语作为一个无界权力，需掌握者谨小慎微地使用。谨小慎微在此不是个空洞的词，而是对不同信息的每个细节区别对待。截取什么画面、从什么角度诠释，其把握力已超出专业技术，而取决于每个握权者的自我意识。一起突发命案可以大肆呈现的画面不一定非要运用于食品案，让画面“脏”到什么程度，切不可无意识地受制于窥癖的快感。媒体尤其境外的国际媒体都像爱腥的猫，画面越“脏”越爱传递。由之话语掌控者怎么让自己的管辖区域不落在大小猫们的食物链上，被毫不留情地残害吞噬，取决于从业者的智慧和责任感。

“话语统治”作为西方“精英文化”的精髓，在“开放”、“自由”的鲜花绣球之下，是精密的独裁统治。在如今这个弱肉强食的丛林世界，话语战争激战正酣，且已没有城墙和边界，话语作为现代国家的生存重器，考验一国上层建筑的自我意识和思想智慧，是一个文明将成为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的试金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