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山花烂漫时》热播，张桂梅是否应称“先生”却引发了广泛的争论。有弹幕称：先生是对男性的称谓，称女性为先生是对女性的不尊重。并应对照“先生大义”的说法，用“女士大义”评价她。事实上，关于“先生”是否适用于女性的争论，不仅现在有，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引发过困惑。向前追溯，民国之际称女性为“先生”的交际习惯是转折的关键，它一方面接续着传统中国话语中男女皆可称“先生”的理解，另一方面开启了近现代以来中西方话语的缠绕和博弈历程。

本文指出，在传统中国的语言实践中，“先生”概念最初的含义即“先出生”，引申有“首生”“父兄”“学士年长者”“老人教学者”之意，与性别无涉。在“先生”称谓的使用传统中，除“妓女”这一含义外，无论是老师、道士、医生、占卜先生、说书先生等，皆男女通用。到民国时期，政府曾规定“民间普通称呼则曰先生，曰君”，意在革除以往“老爷”“小姐”等以阶级尊卑为区分的称谓。在日常交际中称女性为“先生”成为诉求男女平等的社会风潮。

作者指出，“先生”概念从“男女皆可用”转变为“仅男性可用”，关键在于将“先生”定为英文“mister”的翻译，并以唤洋名为风尚的跨国语言交际的历史。由于对“先生”的传统用法与英文“mister”的含义有所出入，早先国人对“mister”的翻译并未取“先生”一词，而是音译。将二者直接对应起来的，是西方汉学家。随着中西方话语的权力对比在近代不断失衡，“先生”与“mister”互译的观念，逐渐取代了根植于传统的“男女皆可用”的“先生”概念。当下对“先生”是否合适称呼女性的争论，反映了近代以来西方语言“侵入”后，被改造与重构的中国称谓体系所潜藏的价值危机。‍‍

本文原载《妇女研究论丛》2024年第2期，原题为《女性何以不宜称“先生”?——性别视域下“先生”概念在近代中国的历史性变迁》，限于篇幅内容有所删减，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女性何以不宜称“先生”?

——性别视域下“先生”概念在近代中国的历史性变迁

“先生”作为现代中国称谓体系的核心概念之一，在日常社会交际中起到重要作用。颇为吊诡的是，对于这一使用频率如此高的概念，其确切内涵却存在巨大争议。一方面，大众将“先生”概念视作“男性”专有称谓，并认为此乃不言自明的“常识”;另一方面，在一些正式场合，“先生”成为部分杰出女性的称谓。由此常常引起社会上的轩然大波：男性天然可称“先生”，而女性只有杰出者才有资格称“先生”，这岂不是性别不平等的重要例证?

既有研究多从语言学角度进行探讨，但对于“女性称先生”的历史发展脉络却缺乏系统梳理和研究。有鉴于此，本文意欲从概念史和性别视域出发，梳理“先生”概念传统和近代中不同的发展路径及其演变的内在理路，辨析近代“先生”概念在跨语际实践中与英文“mister”之间的复杂关联。

“女子称先生者,古已有之”

在汉语称谓体系中，“先生”概念的产生和发展有着数千年的悠久历史。“先生”概念在先秦时期就已产生“首生”“父兄”“学士年长者”“老人教学者”等核心含义。根据《汉语大词典》统计，到目前为止，“先生”概念的主要含义有：“1.始生子;2.称父兄;3.称年长有学问的人;4.称老师;5.称先祖;6.称致仕者;7.文人学者的通称;8.称道士;9.旧时称相面、卜卦、卖唱、行医、看风水等为职业的人;10.称妓女;11.旧时称担任文书或管理职事的人;12.妻称丈夫;13.一般人之间的通称;14.用以称地区或行业中具有代表性的男子。”

显然，随着时代递嬗，不同的衍生含义纷纷附着在“先生”概念谱系之中。与此同时，因社会使用频率的日益下降，部分含义逐步消解，最终消失在历史长河中。

若从性别的视角出发则可发现，“先生”概念最初的“首生”含义，主要指时间上的先后，而非性别层面的区隔。这也是民国之际部分女性知识分子倾向于将“先生”作为自己称谓的重要原因，“先生两字最好，就那字义上讲，就没有什么男女分别”。此外，除“父兄”“丈夫”之外，“先生”概念的其他含义往往也与性别无涉。

那么，在传统中国的语境中，是否存在女性称“先生”的案例?这些案例是否仅是个例?它们是否能够代表当时社会的普遍状态?要梳理并探讨上述问题，就不得不以“先生”概念下列含义为中心，系统梳理中国女性称“先生”的案例及其产生的历史情境。

(1) 老师

传统“先生”概念的主要含义之一为“老师”。称男性老师为“先生”的例子兹不赘述。而称女性老师为“先生”存在诸多史例。如《新唐书》记载宋若昭事迹：

穆宗以若昭尤通练,拜尚宫,嗣若莘所职。历宪、穆、敬三朝,皆呼先生,后妃与诸王、主率以师礼见。

宋若昭乃唐代宋廷芬之女，唐宪宗、穆宗、敬宗皆称之为“先生”。显然，女性是否可被称为“先生”，在此案例中与性别身份并无关联。

在明清时期的乡村还存在一些女塾师，人们往往以“女先生”称之。从此例可知，称女性教师为“先生”并非上层社会的个例，在乡土社会的人际交往实践中也是广泛存在的。人们往往使用“先生”“女先生”“姓氏+先生”称呼女性教师。

(2) 医生

“先生”在部分方言中是医生的称呼。宋人周守忠在《历代名医蒙求》中记录了一位被乡人称为“女先生”的女医生：

相妻方氏，明识人也，亦精幼科。……计所全活，岁不下千人，遂致道路啧啧，有“女先生胜男先生”之称。

这一则史料中称男医生为“男先生”，称女医生为“女先生”。它主要反映两个层面的问题：其一，“先生”作为医生称谓，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并未考虑性别因素;其二，“性别+先生”的称谓模式男女皆可使用。

自宋至近代，中国社会一直存在称呼女性医生为“女先生”“先生”的情况。

(3) 道士

以“先生”称道士，早在东晋之际就已存在。道教典籍称:“先生位重，不可妄称，鬼神不承奉，以天考考人。夫先生者，道士也。”而道士称“先生”者，同样无性别之分。

即使在近代社会，依然存在会道门组织中的女性称“先生”的案例。例如，在一贯道中，“未敬礼前，不算正式入道，直称其名。敬礼后，不论男女均称先生”。

(4) 算命先生、占卜先生

称呼以算命、占卜为业者为“先生”，源流甚久。女性占卜者称“先生”的案例也并不少。例如，《西游记》中描绘孙悟空占算的场景:“你看他手里不住的摇，口里不住的念道:‘周易文王、孔子圣人、桃花女先生、鬼谷子先生。’”其中的“桃花女先生”即指桃花女。

直至改革开放后，还存在以“女先生”指代女性算命、占卜者的情况。称占卜者为“先生”同样不存在性别区分。

(5) 女说书、女弹词

旧时对于评弹艺人，俗称“说书先生”，对于女说书、女弹词，亦称“先生”或“女先生”。《红楼梦》中有：“女先儿回说:‘倒有一段新书，是残唐五代的故事。’”其中的“女先儿”即是“女先生”。此类称谓在晚清之际更为普遍。

(6) 妓女

称妓女为“先生”的用法常见于晚清民国时期的文献。《字林沪报》在1893年有报道称：

至于歌妓则公然称之曰先生，而狎客之媚妓者，又不第以先生目之，而竟称之曰某翁。

直至民国之际，此风依然存续。据民国报人包天笑称：“堂子里他们决不以称女人先生为特异。因为他们的制度，也是称女人为先生的，又分出什么大先生、小先生、尖先生之类。”

上述“先生”概念的诸多含义，除“妓女”这一含义外，无论是老师、道士、医生、占卜先生、说书先生等，皆男女通用。那么，是否存在将“先生”视作男性专属物的例证?答案是肯定的。笔者耳目所及，有下列两例较为典型。

其一，南宋时期秦桧之妻王氏自称“冲真先生”，王佐驳之曰：“妾妇安得此称!”王佐因秦桧之妻的性别身份，对她是否有资格称“先生”表示强烈质疑。但关键问题是，王氏的“冲真先生”乃皇帝亲自颁赐的“道冠师号”。如前文所述，宋代政府还有赐予女道士“虚无自然先生”道号的记载。质而言之，性别并非政府赐予“××先生”称号最核心因素。王氏最终被剥夺“冲真先生”之号，南宋初年的高层政治斗争或许比性别身份更为关键。

其二，晚清之际，“湖上稚云”在《书说书女先生合传后》一文中称：“盖先之云者，长老之称也;生之云者，男子之谓也。”此处强调“先生”之“生”，乃男性之义，由此视“先生”概念为男性独有的称谓。不过，此文叙述的主体就是被称作“女先生”的女性说书人!

以上两例皆反映了一个核心问题：尽管部分士人强调女性不能称“先生”，但这恰恰又证实了古代社会存在女性称“先生”的具体实践。

综上可知，传统中国的语言实践中，“先生”概念并非男性独享的话语空间，它在性别层面具有广泛的包容性。特别是在老师、医生、道士、占卜者、说书人等职业中，无论男女，皆可使用“先生”之称。毋需否认，由于古代社会中老师、医生、道士等职业，男性从业比例高，在浩瀚无垠的古代文献中，留存下大量男性称“先生”的案例，部分士人或由此产生“妾妇安得此称”的错觉，试图强行将“先生”和“男性”之间建立起关联。不过，这一认知并不符合历史实际，更未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并付诸具体的语言实践。进而言之，在古代中国，男女两性身处不同的公私空间，也相应存在不同的社会规范和话语场域，女性称“先生”或许在部分职业领域或私人空间广泛使用，不过一旦进入公共话语空间，它在某种程度上给“约定俗成”的语言惯习带来冲击与威胁，这或许正是女性称“先生”引起部分士人不满的原因之一。

民国之际女性称“先生”的进一步发展

在民国建立之前，女性称“先生”存在一定的职业局限。而男性可使用“先生”作为日常交际过程中的一般尊称，这种使用方法一般较少覆盖到女性群体。1912年之后这一情况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先生”作为对女性的一般尊称逐渐走入国人的日常交际之中。

推动这一变化的关键性制度文件是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颁布的《临时大总统令内政部通知各官署革除前清官厅称呼文》。在该法令中，孙中山要求革除前清官厅中的“大人”“老爷”等称谓，以“先生”和“君”两种称谓取而代之：

查前清官厅，视官等之高下，有大人、老爷等名称，受之者增惭，施之者失体，义无取焉。光复以后，闻中央地方各官厅，漫不加察，仍沿旧称，殊为共和政治之玷，嗣后各官厅人员相称，咸以官职，民间普通称呼则曰先生，曰君，不得再沿前清官厅恶称。

当国家政体从“君国”向“民国”跃进之际，称谓革命也被纳入新政权关注的重心。“老爷”“大人”等称谓因“盛行于官僚社会，显然分着尊卑的阶级”而被政府摒弃。“先生”和“君”两大称谓因其内在的相对平等性，被南京临时政府赋予了合法地位。袁世凯当政之际，曾短暂恢复清代官场称谓，禁止互称“先生”。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先生”和“共和”深度绑定，社会上甚至有“共和先生”和“专制老爷”的戏称。这反映了民初国人在“先生”概念上赋予了政治平等的时代含义。

不过，南京临时政府的相关法令并未指明“先生”和“君”所使用的性别范围，而是将两者视作“民间普通称呼”。那么，“先生”作为通称可以涵盖女性还是仅仅指代男性群体呢?

1918年，刘哲庐观察到：“惟近日女界每多以先生相称者，此系共和告成一种普通之词，亦颇通用。”在这里，女性称“先生”的含义，已经不再仅局限于过去的教师、医生、道士、占卜者、说书人、妓女等，而变成可以指代包括全体女性和男性在内的社会通称。“先生”概念中所蕴含的性别平等，在民国初年的共和潮流中日益滋长，与共和体制背后的政治平等同频共振，政府在通过称谓革命改造国民的同时，也从性别层面不断拓宽“先生”概念的性别所指。

如果说辛亥革命之后“女界每多以先生相称”乃共和政体下政治平等之风激荡的新生事物，那么新文化运动以及由此产生的性别平等社会风潮，则进一步推动了女性称“先生”在社会中广泛传播。

人们将女性称“先生”赋予了男女平权和女性独立的时代含义：“在现代中国，抹煞丈夫的姓名，正足以表示她的独立性，再在她处女姓名之后，殿上一个先生的字样，于是乎她在社会上，便完全与男子平等了。”由此，不同性别在称谓层面的统一，被视作性别平等的关键标志。

不过，尽管民国时期政府高唱以“先生”取代“大人”“老爷”，但实际效用则并不理想。有鉴于此，1934年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颁布一则通令，要求取缔腐化称谓：

嗣后有官职称其官职，无官职者，一律称先生，不准再用旧日老爷、太太、少爷、小姐腐化之称谓。

这则通令反映了南京国民政府高层对于社会称谓的认知。从“先生”概念变迁的角度而言，这则通令虽与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的政令一脉相承，但也具有其独特的关键意义。首先，这则通令不再提及“君”这一称谓，由此可见，在与“君”的较量中，“先生”占据上风，并成为政府指定的唯一合法称谓。其次，这则通令取缔“老爷、太太、少爷、小姐”而一律改为“先生”。“老爷”“少爷”乃男性称谓，“太太”“小姐”乃女性称谓，政府却不分性别一律改为“先生”。由此可知，政府首次官方确定了作为全体公民通称“先生”概念，并无性别之分。

此后，社会上使用不分男女皆称“先生”的情况愈发普遍。不过，在实际使用过程中，以“先生”称呼女性往往还存在一定限制。其限定性主要集中在以下两点：

第一，“先生”主要用来称呼未婚或无丈夫的女性。第二，主要称呼知识阶层或新式女性。

无须讳言，民国时期也广泛存在着反对女性称“先生”的舆论，其反对理由如下。

其一，女性本已存在“小姐”“太太”“夫人”等称谓，无须再增加新的称谓。

其二，妓女称“先生”，故而称女性为“先生”是不尊重。

其三，日常使用中存在不便，特别是亲子关系中。

其四，“先生”为男性之通称，不宜用于女性。

“先生”概念谱系危机及其性别含义

在前近代时期，“先生”概念谱系已经隐然存在“男女皆可用”和“仅男性可用”两种含义的矛盾，但前者完全占主导地位，称女性为“先生”在日常交际中广泛存在。在20世纪，情况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特别是在民国之际，部分国人已将“先生”概念视作男性“专利品”。那么将“先生”视作男性“专利品”的“母语者的语感”又是如何产生的呢?

系统梳理民国时期国人关于这一问题的论述，“先生”与“mister”之间的对译关系被反复强调。有人称：“密司忒Mr是先生的代名词。”还有研究者指出：“Mr一字，既为男性名词，那么‘先生’两字，也就是男性名词了。”也就是说，“mister”中包含的性别因素，也“必然性”地呈现在“先生”概念中。那么，为何“先生”的性别指向无法通过其自身的发展历史来解释，反而需要借用“mister”才能推演?显然，这一论断的基本逻辑起点在于，坚信“先生”和“mister”之间存在对译关系。“先生”与“mister”对译这一观念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它又是如何进入国人的思想世界并成为人们“日用而不知”的常识的?要解决这一系列问题，就有必要系统梳理“mister”概念在跨语境旅行过程中对中国传统称谓体系的挑战与改造。

1911年出版的《不列颠百科全书》(The Encyclopedia Britannica)指出，“mister”源自“master”，“master”作为男性名字的常用前缀，最初限于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在《巴恩哈特词源词典》(The Barnhart Dictionary of Etymology)中称“mister (Mr.)”为男性尊称。在《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中，“mister”义项下有两条：“1.Mr的全写，书写时不常用;2.儿童常用，称呼不知姓名的男子。”在“Mr”义项下有两条：“1.用于男子的姓氏或姓名前;2.称呼要员。”综上可见，在英文语境中，“mister”作为男子之称，性别含义颇为明显。

英文“mister”在中国的跨语际“旅行”，与18世纪末19世纪初中英两国之间的政治、经济交往存在密切关联。1816年阿美士德使团访华之际，英文“mister”便通过音译方式开始出现在中文典籍中。在《英贡使等进表听戏筵宴瞻仰陛辞人数拟单》中，将“mister”“mesrs”翻译为“米斯”，苏楞额特别解释：“米斯是赞美之词。”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在《粤语中文文选》(A Chinese Chrestomathy in the Canton Dialect)中还提到“mister”的另一种音译——“美士”。除此之外，“mister”还有“未士打”“未氏”“未士”等音译。表1为19世纪初至20世纪初西方汉学家编纂的中英辞典和教科书中对“mister”的中译。

表1 19世纪初至20世纪初中英辞典和教科书中对“mister”的中译

表1中的13种中英辞典与教材在清末民初具有一定代表性。其中关于“mister”的中译共计15种，其使用频次如下：先生(13)、公(4)、相公(3)、老爷(2)、老师(1)、官(1)、师爷(1)、君(1)、大人(1)、事头(1)、司务(1)、头家(1)、老将(1)、家长(1)、美士(1)。从统计中可以看出，上列各辞典的作者无一例外皆将“先生”视作英文“mister”的中文译名之一，远远高于“相公”和“老爷”及其他译名。

正如前文所述，“先生”概念在传统中国的语境下男女皆可使用，而“mister”乃男性称谓，两种概念在性别指代层面存在无法忽视的割裂式差异。那么，为何西方汉学家“异口同声”地选择使用“先生”来翻译“mister”呢?是西方汉学家们不了解“先生”与“mister”之间的不一致性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1866年罗存德(Wilhelm Lobscheid)在《英华字典》(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中将英文词汇“mistress”翻译为“女先生”;波乃耶(J.Dyer Ball)在其著作《粤语速成》(Cantonese Made Easy)中特别强调中文“先生”概念适用于所有性别。艾约瑟(Joseph Edkins)在《上海方言词汇集》(A Vocabulary of the Shanghai Dialect)中将“schoolmistress”翻译为“女先生”。以上种种表明，早期的西方汉学家并非没有关注到这批被赋予“先生”或“女先生”称谓的中国女性教师群体。

既然西方汉学家了解到中文“先生”概念并不存在性别层面的特指，为何普遍采用它来翻译“mister”呢?其原因在于，首先，“先生”概念在晚清之际开始逐步呈现出超越阶层的普适性特征。这一平民化趋势自然为民国时期“先生”作为全体公民通称奠定了基础。其次，与“相公”“公”相比，“先生”概念在中国社会的实践层面更具有广泛性。显然，在普适性和广泛性上，“先生”与“mister”具有异曲同工之妙。正因如此，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eer)强调“先生”是汉语所能提供的最接近于mister的语言。显然，在西方汉学家笔下，“先生”与“mister”因拥有相似的内涵而建立起了互译的关系。

“先生”与“mister”的互译关系，毕竟是来自西方汉学家在跨语际实践中的集体性建构。那么，它究竟是如何“植入”国人思想世界之中，并成为一种“不言自明”的常识呢?

据笔者所见，在19世纪60年代中期之前，国人较少将“先生”与“mister”互译。人们在使用“mister”及其音译时，往往将它视作对西方男性的称谓，而在使用“先生”时，则视作对教师、医生等职业人士的尊称。

质而言之，“先生”是否与“mister”互译，反映了中西方话语权力在中国语言体系场域的角逐和竞争。从西方语言的角度来说，它亟需在中国语言体系内找寻西方语言的中文对译，从而降低和减少中西交流中的沟通成本和语言障碍。“先生”被视作“汉语所能提供的最接近于mister的语言”而受到西方汉学家的青睐。从中国语言自身的发展脉络而言，“先生”并无与“mister”建立互译关系的必要，两者固有相通之处，但皆存在独特的内涵和外延，在性别层面的尖锐矛盾更是难以调和。与其深度捆绑，不如各行其是，采用音译方式翻译“mister”，可以避免两者建立互译关系后产生的后续纠纷。

从19世纪60年代中后期开始，情势逐步发生变化。处于“船坚炮利”威慑下的中国在东西方话语权力角逐中日益弱势。而这种权力关系的变迁也相应地反映在东西方语言之中。由此，汉学家建构起来的“先生”与“mister”互译观念堂而皇之进入国人编纂的字典和日常使用之中。1868年，邝其照在《字典集成》中已将“先生”作为“mister”的中文翻译之一。在各种辞典的引导下，“先生”与“mister”互译开始在部分国人的思想世界生根发芽。

与此同时，“mister”的音译词——包括“未士”“密四”“密司忒”“密司特”“密斯特”“密司脱”等——也逐步在上海、北京等地扩散，并逐步渗透至都市社会的日常语言实践中。“未士”作为“mister”的音译依然在清末存在影响力。到了民国之际，部分趋于时髦者甚至不再使用“先生”，而是改用“mister”的音译词作为对方的称谓。

当“先生”与“mister”互译这一观念被部分国人接受之后，英文“mister”的含义也逐步渗透到“先生”概念谱系之中，并形成一个新的义项——“对一般男性的通称”。这种渗透看似悄无声息，实则波涛暗涌：毕竟传统“先生”概念男女皆可使用，但“mister”仅男性使用，两个在性别层面截然对立的含义如何共处于一个概念谱系之下呢?

这种尖锐的矛盾冲突，可从新文化运动爆发前陈衡哲与胡适二人关于“先生”称谓的诗文往来中窥见一斑。陈衡哲在回复胡适的信中称其为“先生”，这不禁引起胡适的注意。关于“先生”称谓，胡适寄送一首打油诗给陈衡哲：

你若“先生”我，我也“先生”你;不如两免了，省得多少事。

而陈衡哲回复称：

所谓“先生”者，“密斯忒”云也。不称你“先生”，又称你什么?不过若照了，名从主人理，我亦不应该，勉强“先生”你。但我亦不该，就呼你大名。还请寄信人，下次寄信时，申明要何称。

对此，胡适答之曰：

先生好辩才，驳我使我有口不能开。仔细想起来，呼牛呼马，阿猫阿狗，有何分别哉?我戏言，本不该。下次写信，请你不用再疑猜：随你称什么，我一一答应响如雷，决不再驳回。

胡适所理解的是传统意义上的“先生”含义，并无性别指涉，而存在被呼者为尊、呼者为卑的习惯。故而当陈衡哲以“先生”称呼自己时，胡适表示极力推辞。与此相对，陈衡哲使用的“先生”概念则截然相反，其本质是英文“mister”的中文翻译。正如陈衡哲所言，“所谓‘先生’者，‘密斯忒’云也”。“密斯忒”即“mister”的音译词，其本身即是指男性而言。从这一角度而言，胡适称陈衡哲为“先生(mister)”并不恰当。显然，胡、陈二人观点互相对立，但皆有所本，关键问题在于现代“先生”概念已经杂糅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性别含义，由此这番造成“驴头不对马嘴”的诗文对话，其背后折射出是近代以来强势入侵的“mister”与传统“先生”含义之间的激烈交锋。

胡、陈二人关于“先生”的诗文交锋，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国初年“先生”概念谱系内在传统含义与“mister”之间的缠斗正处于白热化阶段。不过，在东西方交流碰撞的近代中国，在不可译的语言之间究竟选择如何翻译，本质上是由强势语言决定的。

如果说，传统“先生”含义此时还具有与“mister”缠斗的资本，那么，新文化运动爆发及其彰显的激进反传统主义，成为压垮传统“先生”含义的最后一根稻草。当时，“先生”与“mister”互译观念得到更广泛的传播。例如，1924年由教育部审定出版的《新法英语教科书》中在英文“mister”词条下唯一的翻译为“先生”。“先生”概念源自中国传统，但其内涵竟然需要用“mister”的含义来推断!由此可以进一步看出，在现代“先生”概念谱系中，传统“先生”的含义沦落边缘，“mister”的含义日益强势并占据主导地位。

这一趋势在鲁迅1933年的一则书信中更展现得淋漓尽致。在此信中，鲁迅尖锐地指出：

其实，“先生”之称，现已失其本谊，不过是英语“密斯偷”之神韵译而已。

“密斯偷”即“mister”的音译词。在鲁迅的认知中，“先生”概念丢失了“本谊”，沦为“mister”的附属物。质而言之，“先生”和“mister”的权力关系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在中文体系内，“mister”本需依附“先生”概念而存在，而如今“先生”反而成为“mister”的“神韵译”了!

诚然，鲁迅认为“先生”已成“mister”的“神韵译”这一说法不无夸张之处。传统“先生”概念固然遭遇到“mister”及其音译词的不断侵蚀，但并非完全处于劣势状态。一方面，国民政府赋予“先生”概念“民间普通称呼”的政治地位，从官方层面确定传统“先生”概念的合法性地位。另一方面，20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国人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认知日益深入，社会逐渐开始出现对西方概念音译词在中国大行其道的批评。但在“先生”概念谱系内，“mister”日渐从边缘走向中心，传统的“先生”含义虽背靠政府赋予的合法性勉强与“mister”抗衡，但逐步走向式微也是无法否认的事实。

余论

综上可知，传统“先生”概念在历史衍变过程中呈现出“男女皆可用”和“仅男性可用”两种含义的矛盾。至少在明清之际，前一种含义在社会上居于主流地位。到了近代中国，由于概念的自身衍变趋势和西学东渐的时代大变局，以上两种含义的冲突日益加剧。一方面，西方“mister”的翻译和传播，给“先生”概念带来全新内涵，性别因素完整渗入“先生”概念谱系中;另一方面，国民政府在性别平等和政治平等的诉求之下，赋予“先生”概念“民间普通称呼”的政治地位，官方承认这一概念“男女皆可用”。由此，两种含义的“先生”概念产生竞逐，前者挟西方话语霸权而被社会广泛认知，后者因政府“钦定”而具有合法性，在两者之间白热化的角力中，前者占据一定的优势地位。

1949年，新中国“革掉了先生、夫人、太太、小姐的称谓”，论者将此视作“中国百姓的自由、解放、平等和主人公地位”建立的标志之一。新中国摒弃“先生”的关键原因就在于它内在的阶级意识。中国共产党人甚至将它视作“国民党的气味与旧社会的习惯”，强调在私人来往信件中取缔包括“先生”在内的一系列称谓，代之以职务或“同志”。随着“先生”概念的失势，“同志”这一具有政治平等性和无性别区隔的称谓开始占据社会主流。

由此，“先生”概念的含义大幅度萎缩。在官方表述中，这一概念主要用来指代党外人士、无党派人士或海外华侨等。此风气实则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已存在。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先生”概念谱系中“男女皆可用”这一含义在这一时期还在延续，不过指代对象被大幅度压缩至党外人士、无党派人士或海外华侨这一群体，不再成为社会的通称。

与此同时，晚清时期由西方汉学家建构起来的“miser”与“先生”的互译联系，在1949年之后虽在我国内地一度消亡，但在我国港澳台地区依旧盛行。20世纪80年代，作为“mister”对译的“先生”概念再次从我国港澳台地区回流。受时代惯习影响，国人一开始主要使用这一“洋味”语言来称呼我国港澳台同胞和西方游客。随后，“先生”概念指涉范围日益膨胀，逐步瓦解“同志”“师傅”在男性称谓上的统摄地位，“成了对男性公民的第一位的称呼语了”。“先生”席卷中国并隐然成为社会主流和共识，既是改革开放后多元化社会对新称谓的诉求，也“是新政治的春风催发的一粒词汇的芽粒”。需要指出的是，仅男性可用的“先生”称谓，本质是英文“mister”的翻译，西方语言的话语权力与“先生”称谓的风行并非毫无关联。

除此之外，“先生”还有两重含义也在不断发展与传播。其一，用“先生”称党外人士、无党派人士等;其二，用“先生”称年长而有威望者。目前以上两种用法皆不强调性别因素，两重含义仅居于支流地位。

从历史的角度而言，当代社会关于“先生”的争议与讨论，凸显的是自清末以来“先生”概念在演变过程中一直潜藏的价值危机。传统“先生”概念谱系中，“男女皆可用”占据主导地位。但在近现代社会，“男女皆可用”的含义逐步边缘化，“mister”及其背后的性别因素在不知不觉间从“寄生”转为“主宰”，一跃而成“先生”概念谱系中最核心的含义。

如今广泛使用的“先生”，早已与前近代时期的“先生”无甚关联，两者虽使用同一个“皮囊”，却拥有着截然不同的实质与内核。从这一点而言，女性之所以不宜称“先生”，其根源在于近代以来西方语言“侵入”后对中国称谓体系的改造与重构。如今，被晚清西方汉学家建构起来的观念，早已根深蒂固地渗透到国人的思想世界之中，“先生”在未来究竟应如何演变和发展?这或许值得当代国人在新时代的背景下展开更深层次的思考与探索。

本文原载《妇女研究论丛》2024年第2期，原题为《女性何以不宜称“先生”?——性别视域下“先生”概念在近代中国的历史性变迁》，限于篇幅内容有所删减，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