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的故伎重演--评杜导正《“扭秧歌”也是在前进》文

奚兆永

在中国，《炎黄春秋》是一本很特殊的杂志。它可以不顾宪法的尊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反对毛泽东，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鼓吹私有化，鼓吹资产阶级的民主。对于这家杂志，不仅革命的人们对它不以为然，甚至连境外资产阶级的媒体也觉得它太过分。在我看来，它已不是一般的“大胆”，而是已经到了“胆大包天”的程度。
或问：《炎黄春秋》何以能够大胆至此？

《炎黄春秋》的当家人之一、副社长吴思曾对此作过一个回答。他颇为洋洋得意地说：“《炎黄春秋》长期打擦边球却还能生存至今的原因，首先是编辑人员的经验，其次是《炎黄春秋》作者群、编委及社长的背景因素。” 为了证明此言不虚，他还举例说，“以刊登中共老干部李锐文章而被封的《廿一世纪环球报导》为例，那篇文章《炎黄春秋》也登了，但没事。”吴思具体解释说，“这是编辑人员的经验问题，《炎黄春秋》在刊登那篇文章时做过删减。但另一方面，吴思说，如果《炎黄春秋》未做删减、同样全文照登，也有可能没事。”他特别强调说，“《炎黄春秋》的社长、编委和作者群过去都是各大部门的高级干部，现在的一些宣传主管可能当年就是他们的部下。”

对于吴思的这个回答，人们可以从中找到一些蛛丝马迹，但是人们还不能说，他说的这些就是全部答案。

不错，《炎黄春秋》的人马中不乏老奸巨猾之徒，他门当然富有政治经验，但是，他们的经验就那么娴熟、那么“神”，就能够保证他们不会“栽跟头”？

不错，《炎黄春秋》人马中也不乏以往曾在高位任职之辈，他们的人脉当然也会对《炎黄春秋》有所助益，但是这种人脉关系就一定能保证它不会翻船吗？

不要忘记，连胡耀邦和赵紫阳这样的“大人物”都“栽了跟头”、翻了船，仅仅靠《炎黄春秋》的那些经验和那些人脉就能够保证不栽跟头、不翻船了吗？

至于所谓“打擦边球”（touch ball），那也并不是像吴思所说的那么简单。我们看乒乓球比赛，有时也能够看到“擦边球”,但是还没有看到哪位乒乓球高手是专打“擦边球”的。毕竟，擦边球具有偶然性，其赢球固然令观众赞叹，但是如果想有意识地专打擦边球，那失败的风险可就大了，即使是乒乓高手，也不会有意识地专打“擦边球”。难道《炎黄春秋》有这么高明的本领，会专门打“擦边球”？

不过，吴思所说的“背景因素”却还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我们知道，《炎黄春秋》的社长、编委和某些核心作者都曾是在毛泽东时代受到过批评和冲击而在胡耀邦和赵紫阳掌权时期任过要职的高干，如杜导正在胡赵手下当过《光明日报》总编辑和出版总署署长，杜润生在胡赵手下长期当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朱厚泽在胡手下当过一年多中宣部部长，李锐在胡手下当过中组部青年干部局局长，还当过两年中组部副部长，田纪云在胡赵手下当过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胡启立在胡手下工作的时间更长。还有一些人如杜光、谢滔等也是在胡、赵掌权时期平反并受到重用的。这样的背景，就使得他们对毛泽东和新中国怀有不满甚至仇恨，而和胡、赵却有着共同的思想和“感情”。也正因为如此，他们对于邓小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主张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也是反对的，而他们对于胡、赵被迫下台“栽跟头”至今仍耿耿于怀，心怀不满，还想伺机为他们翻案。这正是《炎黄春秋》一帮人能够走到一起的政治基础；而他们的人脉关系显然也与此有着密切的关联。

在这方面，我们不仅要看到他们的这个“背景因素”，还要看到他们所采用的手法。

《诗经》云：“投我以桃，报之以李”。《炎黄春秋》诸公是深谙此道的。他们在2006-2007年就曾用投桃报李的方法打了一个所谓漂亮的“擦边球”，最近杜导正在《炎黄春秋》第6期发表的《“扭秧歌”也是前进》一文用的实际上也是同一手法。

有关方面放松了对2007年第2期谢韬那篇有严重政治错误的《民主社会主义模与中国前途》一文的检查，使《炎黄春秋》打了一个“漂亮的擦边球”。这件事着实让《炎黄春秋》以及一切想在中国变天的右派们高兴了一阵子。但是，好景不长，紧接着，一场全国规模的、群众自发的保卫马克思主义、保卫科学社会主义、保卫共产党的领导、保卫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斗争，给了《炎黄春秋》和一小撮要在中国搞民主社会主义的右派们以无情的打击，使他们一时失语，无言以对。

在所谓主流媒体上也出现了较为婉转地批判民主社会主义的文章。《炎黄春秋》终于陷入了既无招架之功、又无还手之力的尴尬境地。

最后，决定的命运时刻来了。2007年6月25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发表了重要讲话，从一个方面来说，也可以说是给这场争论做了总结。他在论述中国道路时说，“这条道路之所以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关键在于我们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这就清楚地说明，《炎黄春秋》发表谢韬的《民主社会主义与中国前途》，歪曲马克思和恩格斯，否定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妄图否定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走瑞典社会民主党的道路，实际上是走资本主义的路，虽然也得到某些人的支持，但是，他们不仅在人民群众中通不过，在中央最高领导人那里也是通不过的。他们想通过“投桃报李”、走上层路线来达到目的的企图，最后还是以失败而告终。

从《扭秧歌也是前进》看《炎黄春秋》的故伎重演

对于《炎黄春秋》来说，2007年的“投桃报李”虽然最后以失败告终，但是，在过程中他们还是尝到了甜头。因此，一遇时机，他们自然还会故伎重演。今年春天，他们终于又等到了这样的机会。

人们都知道，胡耀邦由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一些事情顶着不办，在1987年1月举行的政治局会议上经一致同意而辞去总书记职务的。1989年4月15日，他因病逝世，一些人乘机掀起政治风波，是导致1989年春夏之交那场动乱的诱因之一；邓小平曾多次把他和赵紫阳一道讲他们是“栽了跟头”的。过去，在他的忌日，《炎黄春秋》虽然也有纪念文章发表，但总还是偷偷摸摸的，不敢公开挑明。至于中央领导人，从未有过什么纪念活动。

且不说胡耀邦这个具体人，在中国，纪念革命前辈，一段时间以来一般都选在其生日，而不选在其忌日，这种做法早已成为“常规”；而且，为了避免纪念活动过于频繁，纪念一般定为十年举行一次，而不每年都举行一次。

在这方面，我们可以拿毛泽东作对比，毛泽东的伟大功绩自是胡耀邦所根本不能相比，但是自毛泽东于1976年9月9日逝世，无论是逝世10周年，20周年，还是30周年，有关方面都没有纪念过。更大热爱毛泽东的群众对此感到无比气愤！

尽管许多人都在谈论“科学、民主”，但是对于它提出的历史沿革并不一定都很清楚。我们知道，最早提出“科学、民主”的是陈独秀。早在1915年，当他还是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时候就提出了这个问题。不过最初的四个字和后来的四个字不完全一样。他最初说的是“科学”、“人权”。他当时说，“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两轮焉。”（《陈独秀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第6页）他还说，“欲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以求适今世之生存，则根本问题，不可不输入西洋式社会国家之基础，所谓平等人权之新信仰”。（同上，第55页）1919年1月，他把“科学、人权”改为“科学、民主”，提出了赛先生和德先生之说。他说，“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向光明世界。（同上，第98页）但是基本思想还是向西方学习。后来，由于受到十月革命的影响，初步学习了马克思主义，懂得了阶级和阶级斗争，他的思想开始发生变化。1919年12月1日，他在《晨报》发表《告北京劳动界》一文中说，“劳动者诸君呀！十八世纪以来的“德莫克拉西”是那被征服的新兴财产工商阶级，因为自身的共同利害，对于征服阶级的帝王贵族要求权利的旗帜。……如今二十世纪的“德莫克拉西”乃是被征服的新兴无产阶级，因为自身的共同利害，对于征服阶级的财产工商界要求权利的旗帜。（同上，第123页）这里明确地区分了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这也就意味着，中国的旧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开始向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当然，后来的陈独秀背叛了自己的这一主张。1937年10月，他从国民党的监狱里出来后，又否定了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进步，说什么“科学与民主，是人类社会进步之两大主要动力”。（同上，第372页）从陈独秀关于这四个字含义的前后认识的变化，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正确的理解究竟应该是怎样的。

《炎黄春秋》和杜导正出于其明显的政治目的，完全站在广大人民的对立面，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企图把水搅浑。

比如对于所谓“微服私访”，杜文说，“由于建国后多次政治运动，我们党已经严重脱离群众，大大小小的官吏为了报喜不报忧，上级来，看哪里，看什么，都是上级领导察看前事先布置好的，并规定了什么可说什么不可说。因此，胡耀邦才会叮嘱悄悄夜访”

把改革开放以后大大滋长起来的弄虚作假之风说成是“由于建国后多次政治运动，我们党已经严重脱离群众”造成的，这种说法恐怕也只有《炎黄春秋》和杜导正才说得出来。谁不知道，建国以后的相当一段时期，我国的社会风尚是相当好的，现在的社会风尚是根本不能同那个时侯比的？邓小平有一次在和外宾谈话时就说，“你们如果是50年代、60年代初来，可以看到中国的社会风尚是非常好的。”（《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3业）为什么好？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通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和历次政治运动的教育，思想觉悟都大大提高了。“在艰难的时候，人们都很守纪律，照顾大局，把个人利益放在集体利益当中，放在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当中，自觉地同国家一道来渡过困难。1959年开始的三年困难时期就是这样渡过的。”（同上）当然不能说那时就没有弄虚作假的事，但是对于这样的事情，毛泽东和共产党都采取了坚决的态度，运用群众路线的方法，通过发动群众予以解决，而绝不会听之任之，让其继续泛滥。那时的人，因为是非都很明确，界限都很分明，很少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现在不同了，不仅很少学习马列，也没有群众性的政治运动，甚至公开宣传自私是人的本性，人们不知要公字当头、约束自己，而总是私字当头、放任自己。于是种种弄虚作假的事就应运而生。而有关领导机关对发生这样的事也是得过且过，不进行严肃处理，结果就使各种坏事泛滥成灾，这能够怪建国后也就是半个世纪前的政治运动吗？

附带说一下，有广大群众参加的政治运动并不是建国后才有的，也不是毛泽东发明的。在中国，它的历史可以追朔到五四时期。陈独秀说，“我们主张的是民众运动社会改造”。（《陈独秀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第117页）事实证明，如果只有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五四运动就不能取得胜利，只是后来有了工人、农民、店员、民族资产阶级以及市民阶层的广泛参加，才使五四运动形成强大的政治势力，令反动的北洋军阀政府胆寒，而不得不接受民众的要求。孙中山致力国民革命四十年，最后得出的结论也是：“深知欲达其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至于共产党，基于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和以往革命经验教训的记取，更是一个以群众运动起家的政党。“二七罢工”、“五卅运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整风运动、解放战争，哪一个不是靠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大搞群众运动的？蒋介石被共产党打败后还反思自己，要学习共产党的整风，而我们自己却害怕群众，不敢发动群众，不敢搞政治运动。在我看来，这是自废武功，放弃自己的政治优势，是完全错误的。

杜文还说，“近几年中共给人的感觉是对意识形态控制严格了，好像只能有一个政党、一个声音、一个主张，与多元化的、追求民主和科学的、主张社会前进的声音和力量好像形成了对立面。”

杜文此说显然并不符合事实，我国目前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相当激烈，一些人（包括杜导正）利用自己手中的舆论工具，鼓吹西方民主政治，鼓吹私有化道路，大造反毛、反共、反新中国、反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舆论，无所不用其极，哪里谈得上“对意识形态控制严了”？就指导思想来说，按照党章和宪法，从来都是十分明确的：是主张一元化而不是主张“多元化”的。因此，不是中共发生了什么变化，而是《炎黄春秋》和杜导正之流在推进这种“和平演变”！至于所谓追求民主和科学，前面已经提到，开始是向西方学习的口号，表明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后来则认识到此路之不可行，早已不再提这一口号，或者已由提出者明确改变了其所包含的阶级内容。杜文用一种固定不变的观点来看待科学和民主，足见其思想之僵化和顽劣，实不可与论也。

值得注意的是，杜文自设问题说，“高调地纪念和怀念胡耀邦，是这些年来极少有的。这篇文章之所以会引起社会巨大的关注和反响，是否跟人们渴望中共现任领导人，也应当像当年的胡耀邦赵紫阳那样，接近群众倾听诉求，遏制贪官，缓解贫富悬殊，加快政体改革的需要有关？”在自问后又自答道：“人们关心这篇文章是否有更深层的意义，是否关系到北京政局的动向和局势，是不是一个进步的积极的信号，是有原因的。”在这里，文章不仅提到了胡耀邦，而且提到了赵紫阳。应该说，胡赵二人的问题既有共同点，又有区别。赵的问题比胡要严重得多，杜文将二人并提显然是别有用心的。这是在试探中央，挑战中央，目的是为胡赵二人一起翻案做准备。杜文说胡赵二人“接近群众倾听诉求，遏制贪官，缓解贫富悬殊”，这符合事实吗？其实，正是他们二人利用权力，大搞私有化、自由化，使中国的社会经济开始走上了一条错误的道路，并开始出现了贫富差距拉大的问题。中国今天的问题虽然不能说就是他们二人造成的，但是他们二人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却是不言而喻的。赵在重大政治和政策问题上可说是劣迹斑斑，甚至在他下台后还通过写所谓回忆录继续作恶。他主张中国共产党“改旗易帜”，是《炎黄春秋》和谢韬之流鼓吹“民主社会主义‘救国论’”的源头所在。就所谓联系群众来说，也绝不如某些人说说的那样。赵紫阳在成为中央领导后，生活上也表现出了贵族化的倾向。谁都知道，中国国土资源有限，而且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不应发展占用土地面积很大而只能供极少数人享用的高尔夫球运动。而赵紫阳却偏偏极其热衷于这种奢侈的贵族化的高尔夫球运动。这一点，他甚至不如蒋经国。蒋经国曾说，“民众打不起高尔夫球，我也不打高尔夫球”。像赵紫阳这样的人，你能说他是“接近群众倾听诉求”的吗？

杜文还说，“前几年，中央关注农民工问题、扼制“非典”、取消农业税，汶川抗震救灾新闻比较开放，听取知识分子意见也多一些，后来胡耀邦九十华诞纪念会，使知识分子中间力量倾向于中南海，向中南海凝聚，中国的事就顺利些；这两年又差了。也许发布一些指令的是某些部门的某些人，也可能中央领导胡锦涛、温家宝根本不知情，但是老百姓、知识分子不了解上面的事，以为都是中央领导决定的，把账都算到党中央头上。”

这里明显是在“投桃”，同时也提出了“报李”的要求：妄图改变中央某些“指令”，让包括《炎黄春秋》在内的右派媒体得到更大的自由。文章还特别提到他自己“最近出的一本书，有的县市的公安局说，要发现一本没收一本，还号召互相举报。”他说“这绝对不是胡锦涛、温家宝的意见”，好像他和中央的意见是一致的。但是，胡锦涛2007年6月25日的讲话已经清楚地表明，事实并不如杜文说说；去年国庆60周年出现的“毛泽东思想万岁”的方阵也清楚地表明；最近《炎黄春秋》公布的第7期目录里有一篇题为《毛泽东没有在“五一口号”中加写“毛主席万岁”》的文章，也清楚地表明中央已经注意到《炎黄春秋》的造谣问题，否则是不会刊登这样的“争鸣“文章的。估计它以后造谣就不会像以前那样方便了。看来，问题不是什么“中央领导不知情”的问题，而是《炎黄春秋》和杜导正们已经感到自己正在受到了限制。他们固然可以像阿Q用“精神胜利法”进行自我安慰，但是他们失败的命运却是无法改变的。

杜文还说什么“五四前后中共创始人最早举起的民主与科学这两面伟大旗帜，是中国将来发展的旗帜，这也是世界潮流，浩浩荡荡，谁也挡不住的。”

陈独秀早就已经认识到这个口号的资产阶级性质，他在学习了马克思主义以后，懂得了无产阶级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的区别：“18世纪以来的‘德莫克拉西’是那被征服的新兴财产工商阶级，因为自身共同的利害，对于征服阶级的帝王贵族要求权利的旗帜。”而“如今20世纪的‘德莫克拉西’，乃是被征服的新兴无产劳动阶级，因为自身的共同利害，对于征服阶级的财产工商界要求权利的旗帜。”（《陈独秀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第123页）这是两面完全不同的旗帜。可惜的是，陈独秀此话已经说了91年，一些人到今天都还没有理解，居然还要把陈独秀说的18世纪的那面旗帜作为“中国将来发展的旗帜”，居然还把这面旗帜说成是“世界潮流，浩浩荡荡，谁也挡不住的”，这离事实和真理是不是太遥远了？

杜文的题目是《扭秧歌也是在前进》，秧歌舞对许多人来说并不陌生。新中国成立之初，当时的中小学生都会跳。至于说调养歌舞是不是也在前进，关键看你是在行进中跳，还是在原地跳：如果是在行进中跳，就是前进三步后垫一步，当然是在前进；如果是在原地跳，脚的动作则是原地踏步，当然也就谈不上前进。因此，笼统地说“扭秧歌也是在前进”是说不通的。

当然，杜文说的是政治上的左和右。在谈论中国政治上的左右的问题时，不应该危机一个基本事实：中国是一个经历了社会主义改造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成功的。因此，在中国左与右的分野，就在于是不是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继续完善和推进社会主义？邓小平将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而有的人这主张搞资产阶级自由化。这应该看作是区分左右派的标准。

杜文说，“整个中国处于历史上的大转折大变革大发展大变迁的时代，各种主张、各种力量，左的、新左派的、右的、保守的、自由的、独立的，各种思潮都在大碰撞，表面上看来相当混乱，因为中国内部确实在酝酿着巨大的历史性伟大变化，就像春秋战国的大变革时期一样。经济上，中国是从单一的公有制向经济多元化发展，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变化，政治思想文化上，也一定会必然会从专制集权向民主的多元的方向发展。”

所谓“整个中国处于历史上的大转折大变革大发展大变迁的时代”是什么意思？这不就是说中国要由社会主义转向资本主义吗？宪法明明规定但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哪里有什么“从单一公有制向经济多元化发展”这一条？现实中国企私有化、教育医疗住房私有化市场化的恶果还不明显吗？至于在政治思想文化上，四项基本原则也有非常明确的规定，哪里来什么“从专制集权向民主的多元的方向发展”这一条？宪法规定，工人农民等人民大众永远是中国的主人。取消四大、取消罢工自由，使资本家们控制政协、人大、政府，使干部脱离劳动人民，总而言之，杜导正们“民主多元”的政治体制改革所做的一切就是消灭人民大众的民主，给资本家们更多的民主自由，使中国成为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国家，使资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可以说，杜文所言究其实就是要推翻宪法和党章所确立的基本原则和基本路线，推翻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近百年艰苦卓绝的斗争的胜利成果，这是全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所断然不能容忍的背叛行为，他们将为捍卫信仰、捍卫人民共和国、捍卫革命的胜利成果而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炎黄春秋》和杜导正们如果不相信，当然也可以试一试，我们相信，他们这一小撮定会碰得头破血流。

人民不可侮！真理不可侮！信仰不可侮！
人民万岁！毛泽东思想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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