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犬吠日，无损于太阳的光辉

——驳刘泽华、陈定学等诋毁《矛盾论》的几篇谤文

奚兆永

《炎黄春秋》2011年第9期发表了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刘泽华写的《我在“文革”中的思想历程》一文，文中第二部分的小标题为“《矛盾论》有抄袭之嫌”。这一部分立即引起了《凤凰网》和《人民网》的文史频道的极大兴趣，迅速加以转载。一些非毛反毛的专业户更是如获至宝，积极撰文跟进，对毛泽东的《矛盾论》大肆污蔑和诋毁，闹得沸沸扬扬。当然，他们的这种行径也引起了人们的广泛义愤，网上也登出了许多反驳的帖子。不过，从当前的情况来看，人们对于事实真相的掌握似乎还远没有到位，争论变成了各说各话而不能真正交锋，致使问题至今仍未能获得解决。鉴于这一争论的极端重要性，笔者也想在这方面作一点努力，希冀对问题的解决能够有所助益。

 一、从刘泽华教授所谓的《矛盾论》抄袭《社会学大纲》说起

据刘泽华教授说，1971年夏，为了批判陈伯达的假马克思主义，南开组织了一个由牛星熙、郭士浩、封毓昌和他自己一共四人参加的小组，把一些可疑的书刊尽量找来审查。其中有一本《社会学大纲》，没有署名，但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著作，是“河北商专”的教材，石印本，大约是上世纪30年代初印刷。由于陈伯达在那个时期活动于京津一带，于是怀疑是他的著作。在查阅中，封毓昌发现这本书在论述“矛盾”问题上，与毛泽东的《矛盾论》多有雷同之处。他不敢声张，悄悄地让我看，果如他所言，在论述矛盾的普遍性、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等观点上，有些语句几乎相同。到70年代末，我多次建议封把这件事弄清楚，封下了一些功夫，找到了《社会学大纲》的作者是杨秀峰，于是他给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杨秀峰去信询问，杨让其秘书给封回了信，证实了该书的作者确是杨秀峰，但同时转述了杨的意见，此事不要提了，《大纲》中的论述也不是他的创见，是从苏联学者转述过来的。但刘又多次请封从学术史的角度把事情写出来，但封总说等等、等等，等到现在，人都老了，《社会学大纲》图书馆也不知去向，无法核对，以致封说，“不找麻烦了”。可是，并非发现者的刘泽华却积极性很高，不仅不与“发现者”封毓昌商量核实，也不和当年四人小组其他两个成员商量核实，就凭自己并不准确的记忆和印象将这事“写出来”了，而且还鲜明地亮出了他的结论：“《矛盾论》有抄袭之嫌”！看来，刘教授是很有一些迫不及待地跳出来的。

1.所谓杨秀峰写的《社会学大纲》成了一桩无头案

刘文上网后，有网友激于义愤，对刘文所谓的“《矛盾论》抄袭《社会学大纲》”问题迅速撰文进行了批驳，指出: “《社会学大纲》是党的一大代表、我国著名哲学家李达所著，1937年5月由上海笔耕堂初次出版，根本不是什么陈伯达，或者杨秀峰写的。”文章还指出，“毛主席于1938年1月17日至3月16日批读此书，批读原件《读李达著<社会学大纲>一书的批注》，现刊于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987年5月编辑出版的《毛泽东哲学批注集》。毛主席1938年2月1日开始的《读书日记》，逐日记录了他1月17日起读《社会学大纲》的情况，从第1页到第852页，一页不拉，到3月16日读完。”而“《矛盾论》写于1937年8月，此时他还根本没有批读《社会学大纲》！”文章并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一本书从上海出版后寄送到被国民党严密封锁的延安，三个月时间基本上不可能，就是寄送到了，一本854页的书，毛主席要读完、要“抄袭”，也根本来不及。”

不过，这一批驳也确实过于匆忙了一点。作者以为《社会学大纲》就是李达撰写的一本，殊不知用《社会学大纲》这一书名写书的不仅有李达，还有其他不少人。据我所知，许多资产阶级社会家都曾用这一书名写过他们的社会学教科书。我查了一下，在中国，用这个书名编写或编译过《社会学大纲》的人就可以数出一大串，他们是：孙本文、吴景超、潘菽、游嘉德、黄凌霜、吴泽霖、杨开道、朱聚仁、曹源文、李剑华、黄国璋等。当然，也有人用《社会学大纲》这个书名来写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教材。在这方面，李达当然是其中著名的一个，但也不是绝无仅有的一个。从世界范围来说，最早把历史唯物主义称作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是布哈林。他在1921年写了一本《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其副标题就叫做“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通俗教材”。 他在该书 “导论”的第6节还专门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论述：“工人阶级有自己的、无产阶级的社会学，它的名称是历史唯物主义。从根本上说，这一理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它又叫作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或简称为‘经济唯物主义’。这种最富有独创性的理论是人类思维和认识的最锐利武器。借助于它，无产阶级可以搞清楚社会生活和阶级斗争中一些最复杂的问题。借助于它，共产党人曾经正确地预言过战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预言过不同的政党、集团和阶级在人类所经历的伟大变革中的作为。”而在此之前，“所谓‘社会学’有时被理解为有关原始文化和人类共同生活基本形式（例如家庭）的起源的科学，有时被理解为有关形形色色‘一般’社会现象的非常含糊不清的论述，有时被理解为不加批判地把社会同有机体类比（社会学中的有机论学派即生物学派）如此等等。”布哈林指出，“这些论调都是不正确的。首先，我们不应当从笼罩资产阶级阵营的一片混乱中给我们制造混乱。历史唯物主义处于怎样的地位呢？它不是政治经济学，也不是历史。它是关于社会及其发展规律的一般学说，也就是社会学。其次，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是研究历史的方法，这一情况决不抹杀它作为社会学理论的意义。一门较为抽象的科学给不大抽象的科学提供观点（即方法），这是很常见的。”（布哈林：《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8页）布哈林的这些说法究竟对不对呢？列宁曾经给予布哈林以十分高度的褒扬，同时又给予他非常中肯的批评，说他“不仅是党的最宝贵的和最大的理论家，他也理所当然被认为全党喜欢的人物，但是他的理论观点能不能说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很值得怀疑，因为其中有某种烦琐哲学的东西（他从来没有学过辩证法，因而——我想——他从来没有完全理解辩证法）。”（《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45页）应该说，布哈林把社会学区分为资产阶级社会学和无产阶级社会学，提倡以历史唯物主义来指导社会科学的研究，这都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它用历史唯物主义来取代某一门社会科学的研究，这就不符合辩证法了。我国30年代的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把哲学称作社会学，固然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有关，但在我看来，更重要的原因可能还是受布哈林上述观点的影响。据我所知，不仅李达的哲学著作被称作《社会学大纲》，1932年陈豹隐（即陈启修，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因在国内被通缉，故改用此名，并流亡日本）写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著作也用了《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这样的书名。看来都与布哈林的上述观点有关。新中国建立以后，1952年高等学校进行院系调整，在全国取消了社会学系，显然也是受布哈林这个观点的影响。应该说，认识社会学的阶级性，划清无产阶级社会学和资产阶级社会学的界限，是完全正确的。就这一点来说，布哈林不愧是列宁所说的“最宝贵的和最大的理论家”；但是，把历史唯物主义等同于无产阶级的社会学，用哲学来取代具体的社会科学，那就正好应验了列宁对他的批评：“他从来没有学过辩证法，……从来没有完全理解辩证法”。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关于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的最一般规律的科学，它可以指导各个研究领域的具体科学，但却不能取代各个领域的具体科学；可以用一般来指导特殊和个别，但不能用一般来取代特殊和个别。毛泽东在延安文艺界整风时曾说，“政治并不等于艺术，一般宇宙观也并不等于艺术创作和艺术批评的方法。”（《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9页）毛泽东的这句话，无疑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哲学与具体科学的关系是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但是，在30年代，人们还缺乏这样的认识，布哈林关于历史唯物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的观点还有很大的影响，那时的人们用“社会学”或“社会科学”表示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就不奇怪了。

当人们一听说《社会学大纲》就断定是指李达的《社会学大纲》时，应该考虑一下，刘文所说的“抄袭”的具体内容是“矛盾的普遍性、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等观点”，可是查了李达的《社会学大纲》，其中并未谈到这些观点。而且，刘文已经明确地说了，他所说的《社会学大纲》的作者是杨秀峰而并不是李达，并且此事还得到了当时仍健在的杨秀峰本人的确认。在这样的情况下，仍然以李达的《社会学大纲》来说事，就不免是张冠李戴（应说是“杨冠李戴”）、无的放矢了。

问题是，究竟有没有杨秀峰写的《社会学大纲》呢？我曾查了南京图书馆和南大图书馆的馆藏目录，无论是用“题名”《社会学大纲》还是用“责任者”杨秀峰都没有搜索到这本书。在大学数字化图书舘合作计划（CADAL）数据库里也没有查到此书。结果，刘教授所说的杨秀峰写的《社会学大纲》竟成了一桩无头案。

2.杨秀峰的讲义是《社会科学方法论》而不是什么《社会学大纲》

无奈之下，只好又回到刘文。刘文在描述杨秀峰所编写的这个《社会学大纲》时说，“没有署名，但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著作，是‘河北商专’的教材，石印本，大约是上世纪30年代初印刷。”既然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著作”，那应该是正式出版的书籍，但是我们从“没有署名”，“是‘河北商专’的教材，石印本”上又可以断定，这是一本未经公开出版而由学校内部印行的讲义。因为按照通常的做法，学校印发的讲义一般都不署编写教师的姓名，其印刷的方式多为油印，当然也可能有石印的，不过少之又少，至于铅印的讲义，恐怕只有个别的例外，一般是没有的。对于油印，人们过去都很熟悉，只是在有了复印机后它才被淘汰。至于石印，那是一种由奥地利人在19世纪上半叶发明而于下半叶由传教士传入中国的印刷技术，其方法是将要印的内容用特制的化学材料书写在专门的纸上，再将此纸覆盖于平滑光洁的石板上并且加压，然后再揭去此纸，要印的内容就“转写”到石板上了。最后再在石板上刷上油墨并送纸进行印刷，所需的印的印品就印在纸上了。石印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非常盛行，几乎完全取代了传统的雕版印刷。1902年严复翻译的亚当•斯密的《原富》就是由南洋公学石印的（参见拙作《关于严译“原富”一书的几个问题》，载《学术月刊》2003年第9期）。但是，到了30年代后，这种石板印刷又让位于更先进的铅字排版印刷，除了一些小印刷社在印一些数量不大的印品时仍沿用石印外，多数正式出版的书籍已不再使用这种印刷方式了。至于杨秀峰这份讲义的印刷时间，刘说是“上世纪30年代初”，这显然不符合事实，因为30年代初的杨秀峰还在国外，根本就不在国内，怎么可能在河北法商学院教书写讲义呢？根据杨秀峰的传记材料，杨秀峰于1929年秋赴法国留学，进巴黎大学社会学院学习。在那里，他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于1930年3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1年9.18事变后，他因为领导当地华侨和中国留学生进行抗日示威游行而遭到法国当局的拘捕，并于1932年2月被驱逐出境。他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到苏联列宁学院学习。在列宁学院，他因反对王明对于陈郁（解放后曾任广东省省长）的错误批评而遭迫害，被遣送到乌拉尔山的加里宁铁矿做电工。1933年1月，共产国际东方部决定他回国到苏区工作，因赴苏区有困难，故又决定改以公开身份回国。为了增加一些在国外的经历，以便更容易地取得公开的身份，他又游历了德国和英国：他于1933年5月到柏林，并参加了德国共产党中国语言组的工作；同年底，他又辗转赴伦敦，并参加了英国共产党中国语言组的工作。1934年3-4月，他从伦敦返回上海。因当时党组织遭破坏而未能接上关系，遂又赴日本。直到这年10月才从日本回到天津。就是说，直到1934年10月，杨秀峰才真正回到中国，怎么能说他在“30年代初”就写出那份讲义来呢？事实是，他回国后，先在河北法商学院任教，1935年以后又在北平师范大学、平大法商学院、中国大学、东北大学等校兼课，讲授“社会主义史”、“近代产业发达史”、“中国政治史”、“国际政治”“现代政治问题研究”、“社会科学方法论”等课程，实际上是以教授的公开身份从事革命活动。他讲这些课程，由于观点新颖并且能够密切联系实际，很受同学欢迎，被人们称为“红色教授”。与此同时，他还是北平文化界救国会主要负责人之一，积极参加领导了平津的抗日救亡运动，直至1937年2月，因为有人告密，河北法商学院解散，而他也被国民党反动派所通缉，并被北平师范大学所解聘。（侯刚、麻星甫：《杨秀峰在北京师范大学二三事》，载《回忆杨秀峰》，河北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56-70页；麻星甫:《杨秀峰传略》，载《杨秀峰社会科学方法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31-138页）因此可以断定，杨秀峰撰写那本讲义的时间，不是刘文说的“30年代初”，而只能是在1934年10月到1937年2月这段时间。

实际上，杨秀峰所编写的讲义的名称，也并不如刘文所说是什么《社会学大纲》，而是上面已经提到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杨秀峰的这本讲义虽然当时并未正式出版，各大图书馆也没有收藏，但是，由于杨秀峰是一位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新中国成立后曾经担任过河北省省长、高等教育部部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和全国政协副主席等重要职务，无论在政界还是在教育界都有很高的知名度，现在要找到杨秀峰编写的这本讲义其实也并不那么困难，只是刘教授太缺少严肃认真的态度，一心想着他那不可告人的目的，要尽快“写出来”，没有下功夫做这件事罢了。当然，要说此事也有一定的难度，那也不是毫无道理，因为杨秀峰在30年代中期任教过的那个河北省法商学院早已不复存在，这当然会给找书带来一定困难。但是，他曾任省长的河北省还在；他曾就读过并且兼过课的北京师范大学至今依然存在，并且还是一所名校；他曾担任过部长、院长和副主席的教育部、最高人民法院和全国政协也都还在，人们当然不会忘记这位当年教育有方、品德高尚的红色教授和知名校友，也不会忘记这位这位被徐向前称为“人民的公仆”、被聂荣臻誉为“高风亮节 楷模永垂”、被宋任穷誉为“全党楷模”的老一辈革命家。为了纪念杨秀峰诞生90周年和100周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在1987年出版了由彭真题字的《回忆杨秀峰》一书；北京师大出版社在1986年出版了《杨秀峰教育文选》一书，后又在1997年出版了《杨秀峰社会科学方法论》一书；而人民法院出版社也在1997年出版了《杨秀峰文存》一书。在《杨秀峰教育文选》一书的附录里曾提到杨秀峰在30年代中期所开设的各门课程，其中有一门课程就是《社会科学方法论》。在《杨秀峰社会科学方法论》一书里还收录了该校梁中义教授写的一篇绍介性的文字——《珍贵的哲学文献——〈社会科学方法论〉简介》。粱在这篇绍介的文字里说，“早在12年前，北京师大校史研究室的麻星甫同志，为编辑出版老革命家、教育家、思想家杨秀峰同志的文集，送给我他的一本哲学讲义让我阅读。我们认为这是珍贵的哲学文献，还是单独出版为好，因而未收集到文集中。但是，好事多磨，辗转十多年也未能如愿，愧对革命先辈。时至杨秀峰同志百年诞辰，北京师大决定举办纪念活动，才把此书加以兑现。”粱文还介绍了原讲义的外观：“封面上写着：《社会科学方法论》，‘二十四年度’即杨秀峰同志1935年学年任河北省立法商学院教授时编写的讲义。距今已60年有余。”差不多与此同时，人民法院出版社也在1997年出版了《杨秀峰文存》，更加完整地收录了杨秀峰一生的主要著述，《社会科学方法论》当然也在其中。不过从其题注看，两书还有一些不同。《文存》在《社会科学方法论》的题注中说，“此为天津河北省法商学院授课提纲，该院及天津寰球印务局印行。”题下所注的出版时间也不一样，括号里注的是“1936年上半年”。（见《杨秀峰文存》，人民法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98页）看来，这里所根据的就是“天津寰球印务局”印的“石印本”。至于题目下所标注的“1936年上半年”看起来比法商学院讲义标注的“1935学年度”似乎要晚一些，但是“1935学年度”是从1935年9月开始的，它应该到1936年8月才结束，是包括“1936年上半年”在内的，二者其实并不矛盾。这样一来，刘文所谓的杨秀峰写的《社会学大纲》其实应该是他写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就可以确认了。

照理说，刘文既然下了“《矛盾论》有抄袭之嫌”的结论，当然应该拿出证据来加以证明。刘说杨秀峰的这本书在论述‘矛盾’问题上，“与毛泽东的《矛盾论》多有雷同之处”，他显然应该将《矛盾论》和杨秀峰的讲义进行具体的对照，指出《矛盾论》在哪些地方怎样抄袭了杨秀峰的讲义才是。但是，刘文却只有断语而没有提供任何论据，而且据他的说法，这本讲义“已经不知去向”。当时那么郑重其事的一件事，而且当事人都还健在，怎么连书也弄得不知去向了呢？如果他是以严肃认真的态度来对待这件事的话，也应该想方设法把书找到以后再谈“雷同”和“抄袭之嫌”，为什么要在没有掌握必要证据的情况下，甚至连所谓“抄袭”的书名都没有弄清楚的情况下就如此急急忙忙地用污言秽语来丑化和污蔑毛泽东和他的《矛盾论》呢？难道这是一个“最讲认真”的共产党人和为人师表的高校教师所应该做的吗？

我们从前面梁中义的介绍和《杨秀峰文存》编者对《社会科学方法论》所作的题注里可以得知，现在北京师大出版社重印的《杨晓光社会科学方法论》和《杨秀峰文存》所收录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其实也就是刘教授所谓的《社会学大纲》，尽管它们的名称与刘教授所说的的名称有所不同，但所说的作者和讲义的内容却是一致的；作者都是杨秀峰；而讲义的内容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出现这个名称问题，显然是刘教授求胜心切，但却不专心致志，而“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思援弓缴而射之”，（《孟子•告子章句下》,《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32页）把原本应该做的更重要的事情都忘记了，连书的名称都搞错了，哪里还找得到书呢？此事不仅使刘教授自己大出洋相，还让别人因为他的错误而白白地浪费了不少时间和精力，在社会上留下了许多骂名。这是咎由自取，不能怪人的。

3.对照《矛盾论》和《社会科学方方法论》，“抄袭”之说纯属污蔑

现在杨书已经弄清，而且又已重新出版，书就摆在面前，问题自然就好解决了。那么，毛泽东的《矛盾论》是不是“抄袭”了杨秀峰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了呢？

这里我们且把毛泽东的《矛盾论》和杨秀峰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作一对照。

先看《社会科学方法论》中对矛盾问题的论述。在这方面，该书一共论述了七个问题：

1. 事物内在的矛盾；

2. 要认识事物内在的根本矛盾；

3. 各种矛盾的相互渗透性及同一性；

4. 要找出根本矛盾中之主导的方面；

5. 要把握全发展过程中自始至终的全体矛盾运动；

6. 矛盾斗争的绝对性与矛盾提议的相对性；

7. 要找出外因及外阴与内因的相互关系。

再看《矛盾论》中对矛盾问题的论述。书中也分七个部分进行了论述：

1.两种宇宙观；

2.矛盾的普遍性；

3．矛盾的特殊性；

4.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

5.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

6.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

7.结论。

从表面上看，两者似乎也确有不少相同或相似之处，但是实际上，其观点和具体的论述差别极大，根本谈不上所谓后者“抄袭”前者的问题。

就以《矛盾论》的第一部分的“两种宇宙观”来说，杨的讲义没有这个标题，但是引述了李达自日文本转译的西洛可夫、爱森堡等合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的两段话（大约500字）对这个问题作了极简单的交代。而《矛盾论》就不同了，毛泽东引用了列宁《关于辩证法问题》里的一段很著名的话，即：“对于发展（进化）所持的两种基本的（或可能的、或两种在历史上常见的？）观点是：（一）认为发展发展是减少和增加，是重复；（二）认为发展是对立的统一（统一物分成两个互相排斥的对立，而两个对立又互相关联着）。”接着就结合中国和西方哲学史上的材料，特别是结合中国革命的历史和现实的斗争，对两种宇宙观作了相当详细的阐述（约两千余字）。这些阐述都是杨秀峰的讲义里所没有的，怎么能够说《矛盾论》抄袭了杨的讲义呢？

再看《矛盾论》的第二、三两个部分即“矛盾的普遍性 ”和“矛盾的特殊性”，特别是“矛盾的特殊性”，毛泽东结合中国的革命实践，用很大的篇幅进行了论述，而在杨的讲义里根本就没有谈到这两个问题，甚至连“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这两个概念都没有出现过，又怎么能够说《矛盾论》在这方面“抄袭”了杨的讲义呢？

当然，《矛盾论》的第四、五、六部分即“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这些内容在杨的讲义里也是提到了的，但是，只要稍加对照，就可以看出两者的差别其实是很大的。杨的论述除了很少的一些连接的语句外，基本上是直接引用李译西洛可夫、爱森堡等合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和陈豹隐写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这两本书，基本上没有自己的阐述。读了杨的这个讲义，甚至使人觉得该讲义似乎有些过于粗率了，与毛泽东经过精雕细琢写成的《矛盾论》简直没法相比。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的《矛盾论》怎么可能“抄袭”杨秀峰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呢？当然，我们也不能苛求于杨秀峰，他当时刚从国外回来就走马上任，两年多时间里仅开出的课程就有六七门之多，还要辗转于京、津两地四五个大学之间进行讲授，其辛苦程度可想而知。不仅如此，他作为一个地下党的负责人还要参加和领导这两个地方的抗日救亡运动，他的工作明显是超负荷的。而且，正如《杨秀峰文存》一书的编者在《社会科学方法论》的题注里所说，杨秀峰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只是他讲课用的一个授课提纲。毫无疑问，在真正上课时是要在提纲的基础上加以具体阐述和发挥的。杨秀峰当时讲课深受爱国学生的欢迎，不可能想象，他会拿着这个授课提纲就到课堂上去照本宣科。与杨秀峰不同，毛泽东写作和修改《矛盾论》的环境显然要好得多。长征到陕北以后，毛泽东的工作虽然也很繁忙，但是毕竟有了一个比较安定的环境，他可以认真读书、从容备课，专心写作了。而由于大批知识分子来到延安，所需资料的取得也有了很大的改善，毛泽东可以利用这个条件阅读已经译成中文的马列著作和各种哲学社会科学著作。至于建国以后在出版《毛选》时对《矛盾论》进行修改，情况更有了根本的改善。这些都是杨秀峰在白色恐怖的1935年写《社会科学方法论》讲义时所不能比拟的。如果我们客观地看待这件事，那就应该说，杨秀峰的提纲大体上也反映了上世纪30年代中期时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已经达到的水平，它所表述的大部分观点也是正确的。在当时环境下能够做到这一点也是很不容易的。但是限于条件，也不可否认，其中也有一些观点是不正确的。比如关于“矛盾的主导方面”，杨在讲义中将其称为“根本矛盾中之主导方面”，似乎只有根本矛盾或主要矛盾才有主导方面或主要方面，而非主要矛盾就不存在主导方面或主要方面的问题。在这方面，他还引用陈豹隐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的论述支持这一观点：“一切统一物所内含的主要矛盾之对立的两方面，总是有一方面比其他一方面站在主导的地位。譬如炸弹，炸药是站在主导的方面，而弹壳则站在非主导的方面。譬如资本主义社会内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无产阶级是站在主导方面；因为无产阶级所代表的生产力是发展的，而资产阶级所代表的生产关系是向下的，束缚生产力的发展的，生产力的发展必然要冲破那种生产关系的藩篱而前进。又如辩证法，是理论与实践的对立，而实践站在主导的一方面；实践领导理论多，而理论领导实践少，”（见《杨秀峰社会科学方法论》，北京师大出版社1997年版，第57页）看得出，陈豹隐在这个问题上也是处于同样一种状态。这种把主导方面与非主导方面固定化的看法显然是不正确的。实际上，在资本主义社会的上升时期，资产阶级恰恰是站在矛盾的主导方面，而无产阶级则是站在非主导方面的。而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晚期，才是陈扬所说的那种情况。

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显然比他们高出了一头。他在《矛盾论》中明确地指出，“在各种矛盾之中，不论是主要的，还是次要的，矛盾着的两个方面，又是否可以平均看待呢？也是不可以的。无论什么矛盾，矛盾的诸方面，其发展是不平衡的。有时候似乎势均力敌，然而这只是暂时的和相对的情形，基本的形态则是不平衡。矛盾的两个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其主要的方面，即所谓矛盾的起主导作用的方面。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22页）毫无疑问，毛泽东的这一论述比之于杨秀峰和陈豹隐在他们编写的讲义中的论述来，显然是一个高水平的正确的论述。在这方面，显然也不存在《矛盾论》抄袭杨秀峰《社会科学方法论》讲义或陈豹隐所编《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一书的问题。不仅如此，毛泽东还在《矛盾论》里批评了那种把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看成是固定的和不变的观点，而杨秀峰和陈豹隐所持的就是这种观点。关于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杨、陈都认为无产阶级是矛盾的主导方面，毛泽东虽然没有读过杨秀峰和陈豹隐的讲义，但是他的观点与他们恰恰正好相反，怎么会是“抄袭”杨的讲义呢？在毛泽东看来，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比如资产阶级在其初期阶段是矛盾的主导方面，而无产阶级则是居于“附属于资产阶级的地位”；但是到了资本主义晚期，无产阶级才成了“独立的和历史上起主导作用的阶级，以致最后夺取政权成为统治阶级”，“这时，社会的性质，就由旧的资本主义的社会成了新的社会主义社会。”(同上，第323页)对于这样的转化，他还特别指出说，“有人觉得有些矛盾并不是这样。例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生产力是主要的；理论和实践的矛盾，实践是主要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经济基础是主要的；它们的地位并不互相转化。这是机械唯物论的见解，不是辨证唯物论的见解。诚然，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论者。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之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当着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就是起了主要的决定性的作用。当着如同列宁所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的时候，革命理论的创立和提倡就起了主要的和决定的作用。当着某一件事情（任何事情都一样）要做，但是还没有方针、方法、计划或政策的时候，确定方针、方法、计划或政策，也就是主要的和决定的东西。”（同上，第325-326页）这些思想都是杨秀峰和陈豹隐当时所完全没有的，又怎么能说《矛盾论》“抄袭“了杨的讲义呢？这显然是说不通的。

二、陈定学《“矛盾论”是毛泽东的原创吗》一文的谬误和花招

对于刘文的观点当然也有人附和，甚至公开站出来帮刘讲话，其最典型者莫过于陈定学，两个多月前他就在网上写了一篇题为《“矛盾论”是毛泽东的原创吗》的文章，最近，又把这篇文章搬到了《炎黄春秋》的第 12期，希图进一步扩大其影响。应该说，陈提出是否“原创”的问题，不过是刘文“有抄袭之嫌”的另一种说法而已。读了该文，我感到它较之于刘文，其错谬更多，手法也更为卑劣，很有进一步加以批驳和揭露的必要。

1.《矛盾论》原本是讲义，要求其处处“原创”显然有违常识

本来，毛泽东的《矛盾论》是他在抗大讲授辩证法唯物论的一部分讲稿，属于讲义或教科书的范畴，陈文提出是否“原创”的问题本身就是文不对题的。

我们知道，毛泽东当年之所以要到抗大去讲课，首先是因为革命的需要。他在1965年1月9日同斯诺谈话时曾回忆说，“那时抗日军政大学要我去讲一讲哲学。”“他们强迫我去讲课，我没有办法。这（指《矛盾论》——引者）是写的讲义的一部分。花了几个星期，搜集了一些材料，主要是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每天晚上写，白天睡觉，讲课只讲了两个钟头。我讲课的时候，不准他们看书，也不准他们做笔记，我把讲义的大意讲了一下。”（《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05页）当然，毛之所以接受到抗大讲哲学的任务也与他长期以来感到党的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不高，不能适应革命发展的需要有关。这一点，从他1936年10月22日写给中共西安办事处叶剑英和刘鼎二人的信里也可以看出来。他在信中说，“要买一批通俗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哲学书，大约共买十种至十五种左右，要经过选择，真正是通俗的而又有价值的（例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柳湜的《街头讲话》之类），每种买50部，共价不过100元至300元，请剑兄选择，鼎兄经手购买 。在11月初先行选买几种寄来，作为学校与部队提高干部政治文化水平之用。”信中还要求“在外面的人，一面工作，一面提倡看书报。”（《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0-81页）应该看到，宣传教育和科学研究是两个不同的领域。编写教材或讲义是为了宣传和教育，它只要求把某一门学科所已经达到的水平表达出来，阐述清楚，以便使学习者能够理解和掌握，就此而言，教材或讲义不仅不反对参考其他书本，而且是提倡参考其它书本的，它并不要求也不可能要求处处都要“原创”，因为教材或讲义的内容要覆盖一门课程或某一学科的各个方面，具有全面性和系统性的特点，而一般来说，科学研究往往只能抓住一个问题，一步一步地进行探讨，谁也不可能一开始就对整个学科的所有问题同时进行全面的创造，更不要说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了。因此，对于讲义来说，能够反映该学科所已经达到的水平就已经达到目的了，而不可能要求饿它的内容都是撰写者“原创”的。这就是为什么写教材一般都被称为“编”而不称为“著”的原因，这也是在高校评定职称时，教材一类的书一般都不能算作是科研成果的原因。因为科学研究要求超越前人或同时代人所已经达到的水平，要求能够对所研究的对象或所运用的方法能够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而如果对教材也提出这样的要求的话，那恐怕世界上就没有教材这种东西了，也没有教师这个职业了。显然，提出这样的要求是极不适当的。在这方面，我们看到，编写《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一书的陈豹隐在该书的序言里就公开说；“这本讲义虽然取材于各书——特别是唯物辩证法大半取材于最新颖、最正确，最能将辩证法具体化了的广岛定吉、直井武夫合译西罗可夫等所著的《辩证法的唯物论的教程》——但是，我自己却也有许多独特的主张。”（陈豹隐讲述，徐万钧、雷季尚笔记：《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北平好望书店1932年版，第2页，黑体为引者所加）应该说，这些都是人们熟知的常识，看来，刘泽华教授和陈定学先生似乎还不懂这个常识，结果犯了违背常识这个低水平的错误。这是很让人遗憾的。

当然，毛泽东不是一般的教师，作为党的领导人，他一贯积极搜求和认真钻研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并且时刻注意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在讲课前又花了这么多时间和精力认真备课和写讲义，力图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结合起来。这样，在他写的讲义里显然有属于他自己的“原创”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精心写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武库增添了一些新的东西，如果我们将其看作是两篇富有创造性的哲学论文，那也是毫不过分的。

2.陈定学竟然篡改引文和出处，故意混淆是非、颠倒黑白

陈文说，“《矛盾论》的前身是《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该提纲是1937年7～8月毛泽东在延安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的讲稿。那么，毛的这个讲稿又是如何形成的呢？有学者研究，毛的讲稿主要是参考了三本苏联哲学著作：一本是西洛可夫等人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一本是《新哲学大纲》(米定、拉里察维基等著，艾思奇、郑易里译，1936年6月出版)，再一本是《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米汀等著，沈志远译，1936年12月出版)。毛泽东讲稿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对上述三本哲学著作有关原文摘录的编纂，或者是对上述三本书有关内容的改写。”

这里所说的“有学者研究”之后的话，根据陈文的注是指许全兴在《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动态》1984年第2期的《〈实践论〉、〈矛盾论〉与〈社会学大纲〉》一文中的说的，但是，出于其不可告人的目的，陈文无论是对引文还是对出处都做了手脚，进行了篡改。就引文来说，许的原文是，“毛泽东同志的讲授提纲，除了《实践论》和《矛盾论》外，绝大部分的内容，或者说对上述三本教科书有关摘录的编篡，或是对三本教科书内容的改写。……所以讲授提纲除了《实践论》和《矛盾论》之外，在理论上的创新和发挥并不很多。《实践论》和《矛盾论》也吸收了上述三本哲学教科书的许多思想和材料，但毛泽东同志结合了中国的革命实践进行了极大的理论上的创造和发挥。其实《实践论》和《矛盾论》已不是讲授提纲了，而是详细的讲稿了。”(许全兴：《〈实践论〉、〈矛盾论〉与苏联30年代哲学的关系》，原载《文汇报》总编办公室编《理论探索》1981年第5期，现载《为毛泽东辩护》【电子书】。着重符号为引者所加）在这里，许全兴一再声明，他所说的是“讲授提纲”而不是“讲稿”，一再强调提纲“除了《实践论》和《矛盾论》”，是不包括《实践论》和《矛盾论》在内的；指出《实践论》和《矛盾论》“已不是讲授提纲，而是详细的讲稿了”，并且强调《实践论》和《矛盾论》“进行了极大的理论上的创造和发挥”；而陈文却硬要删去这些强调的内容，故意把《实践论》、《矛盾论》与“讲授提纲”混为一谈，把“讲授提纲”说成是“讲稿”，把对“讲授提纲”说的话硬加在《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头上。其目的明摆着就是要把许文所肯定的“毛泽东同志结合了中国革命的实践进行了极大的理论上的创造和发挥”的《实践论》和《矛盾论》说成是“对上述三本哲学教科书有关摘录的编篡，或是对上述三本教科书有关内容的改写”。至于故意把出处搞错，其实也是为了同一目的，就是妄图阻止人们去对照原文，以免拆穿他进行无耻篡改的鬼把戏。陈定学作为一个文人，这样做是不是有辱斯文，太下作了呢？

这里顺便要指出的是，许全兴先生认为毛泽东在抗大讲课用的“讲授提纲”只是苏联三本哲学教科书有关摘录的编篡或改写，也是有欠慎重的。因为提纲和讲稿不同，只是一个半成品，并不能完全真实地反映讲授者思想的全貌。过去我们有所谓“部颁教学大纲”，全国都是一样的，但是，每个教师在具体写讲稿时却可以千差万别、各有特色。大纲尽管只有一个，讲稿却可以因人而异，水平之有高下也是显而易见的。毛泽东经历了两次国内革命战争，有丰富的革命斗争的经验，特别是经历了与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冒险主义及教条主义的斗争，在这个过程中又阅读了大量的马列著作和哲学社会科学著作，他对辩证法的理解和体会肯定要比苏联三本哲学教科书的编写者深刻得多。虽然毛泽东非常谦虚，在阅读三本书及其他哲学书籍时写下了许多批注，以便从中获取自己所需要的营养，但是，他的许多思想在提纲里是不可能得到充分反映的。正因为这样，当1965年斯诺问毛泽东：“西方研究毛泽东的专家把一篇没有收入《选集》的题为《辩证唯物主义》的文章说成是你的著作。（见伦敦英文的《中国季刊》第19期，1964年7至9月）你写过这样一篇文章吗？”时，毛泽东没有立即回答他，而是要他把问题再重复一遍，然后回答说，“他从没有写过题为《辩证唯物主义》的文章。如果写过，他是会记得的。”（《毛泽东自述》，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89页）关于这次谈话，还有另一个版本，毛泽东对斯诺的问题回答说，“我不记得写过这样一本小册子。”（《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06页》其实，毛泽东就是写过那个《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那也只不过是半成品，既不能说成是“文章”，也不能说成是“著作”，显然，决不能仅仅根据提纲本身就认定毛泽东没有什么创造和发挥的东西。同样，仅仅根据讲授提纲这个半成品就断定毛泽东所做的哲学工作只是苏联三本哲学教材的摘录的编篡和有关内容的改写也是很不郑重的。

陈文还说，“国内外一些研究者认为，《矛盾论》、《实践论》这‘两论’是‘抄袭工作’，是‘拼凑的平庸之作’。” 他还注明此话引自任俊明、安起民主编的《中国当代哲学史》，好像这些说法就是该书作者的观点。事实显然不是这样。经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该书，结果发现，陈文在这里又是故伎重演，玩了花招！实际情况是,该书只是批判地介绍了“一个时期，少数国内外研究者大肆渲染”的一些说法：“或说‘两论’是抄袭工作，或说‘两论’是拼凑的平庸之作”。作者的这个介绍显然是为了接下去进行批判服务的。事实也是如此，下文紧接着就指出：“1987年，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的《毛泽东哲学批注集》提供了原始的档案文献，研究者们通过客观的比较研究针对这个问题取得了共识。首先，不必讳言，毛泽东在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时利用了苏联哲学教科书的思想资料，但是毛泽东是以自己的辩证方法来吸收作为营养，并非简单的抄袭使之成为苏联教科书的中国版。因为‘两论’的主旨是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对中国现实的革命运动进行总结，批判危害中国革命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在作哲学分析时，贯穿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精神，具有理论的恢弘气度。将两者比较，‘两论’无论在框架体系还是理论分析上都有许多明显的特色 ，并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两论’从根本上说是个伟大的理论创造工程。这样，一时沸沸扬扬的问题终于沉寂。”（任俊明、安起民主编：《中国当代哲学史》下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423-424页）陈文竟然想从该书抽取一两句被批判的话，将其“改造”为该书的正面观点来诋毁《矛盾论》和欺骗读者。我想，只有文痞才会耍弄这样一些极其卑劣的伎俩，一个正派的做学问人是耻于搞这种花招的。陈文这样做，不仅是理论上的失败，也是道义上的失败。

3.《矛盾论》与苏联三本教科书区别明显，又何来“抄袭”之说？
写到这里，需要通过对照来指明《矛盾论》与苏联30年代三本哲学教科书特别是与西洛多夫和爱森堡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之间的关系。

在三本教科书里，以西洛可夫和爱森堡等合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一书的影响为最大。前面已经指出，陈豹隐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的序言里曾说此书是当时（1932年）“最新颖、最正确，最能将辩证法具体化了的”。毛泽东对此书也很重视，在这本书上写下了一万多字的批注。现在，我们就以《教程》为例，看看《矛盾论》与《教程》在框架体系和观点上有什么不同。

关于《矛盾论》的框架体系，在本文的第一部分已经有所介绍，这里再来看看《教程》有关部分的框架体系。《教程》是在其第三章阐述辩证法的根本法则的，所用的标题是“辩证法的根本法则——由质到量即由量到质的转变的法则”，该章一共论述了十一个问题，按次序它们分别是：

1．发展之质的规定性；

2．发展之量的规定性；

3．由量到质及由质到量的转变法则；

4．当作辩证法的本质的对立的统一和斗争；

5．统一物之分裂.，本质的对立的发展；

6．对立的互相渗透；

7. 矛盾的主要方面之意义；

8. 自始至终的过程之矛盾的运动；

9. 对立之统一，同一性是相对的，对立之斗争是绝对的；

10.均衡论

11.否定之否定的法则。

当然不能说这个框架体系是没有任何根据的，实际上，恩格斯在《自然辨证法》里讲辩证法三个规律时就是按照先讲“量转化为质和质转化为量的规律”，后讲“对立的相互渗透的规律”和“否定的否定的规律”这样的次序进行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0页）这显然是受黑格尔的影响。因为正如恩格斯所说，黑格尔研究自然界，首先注意到的就是质量互变的规律。他说，“黑格尔所发现的自然规律是在化学这一领域中取得最伟大的胜利的。化学可以说是研究物体由于量的成分的变化而发生质变的科学。”（同上，第314页）恩格斯从1873年起就开始研究自然辩证法，但是时断时续，先是因为要写《反杜林论》而搁了下来，后来又因马克思逝世，为了整理和编辑《资本论》第二、三卷而再度搁置下来，直到1895年恩格斯逝世也还只是一个没有写完的未完成稿。在《反杜林论》里，我们看到，恩格斯对于三个法则的介绍就和《自然辨证法》的介绍有所不同。在《反杜林论》哲学编里有两处是专谈辩证法的：一处是第12节（“辩证法。量和质”），还有一处是第13节（“辩证法。否定之否定”），从标题上看，似乎都没有谈到对立统一的规律。但是实际上，在第12节的开头部分就用了很大的篇幅专门谈了对立统一即矛盾这个问题。但是，《教程》在其第三章的第4节用了“当作辩证法的本质的对立统一和斗争”这样的标题，这个提法当然是正确的，但是这个提法和整个第三章的总标题——“辩证法的根本法则——由量到质及由质到量的转变的法则”却是直接对立的。人们要问：既然肯定对立统一和斗争是辩证法的本质，怎么又说质量互变的法则是辩证法的根本法则，这不明显是自相矛盾么？《教程》写于列宁的《哲学笔记》发表之后，引用了其中不少论述，但却背离了列宁最强调的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本质和核心的思想，把“由量到质及由质到量的转变的法则”说成是“辩证法的根本法则”，而毛泽东则不同，他敏锐地看到列宁有关对立统一的论述的极端重要性，非常突出地把列宁的这一论述应用到《矛盾论》里，非常集中地对对立统一规律进行了阐述和发挥。我们在《矛盾论》里看到，仅仅列宁的《关于辩证法问题》（此是当时的译法，后来的译法是译为《谈谈辩证法问题》）毛泽东就引用了七次之多，可见他对列宁此文、对对立统一规律的重视。

写到这里，我想结合许全兴先生的一个说法，谈谈我的看法。许先生在《“实践论”、“矛盾论”和30年代苏联哲学教科书的关系》一文中说，“《教程》在阐述马、列的辩证法思想时提出了一些新概念、新思想。毛泽东同志的《矛盾论》所论述的主要概念和原理，《教程》都涉及到了。”他还说，“无论马克思、恩格斯 ，还是列宁，都没有明确提出主要矛盾的概念，但他们在运用辩证法分析具体矛盾时都体现了主要矛盾的思想。如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错综复杂的矛盾时，指出了生产的社会性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又如，列宁在分析苏联过渡时期多种复杂的经济成分时指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矛盾是主要矛盾。《教程》正是依据马列的上述思想，提出了主要矛盾的概念。”应该说，许文的这样一些说法显然拔高了《教程》而贬低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毛泽东的《矛盾论》，是没有根据的。实际上，毛泽东在《矛盾论》里对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论述，对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的论述，许多都直接来自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而并不是如许文所说都是来自于《教程》。比如关于矛盾的普遍性，在《教程》里根本就没有论述，而在《矛盾论》里毛泽东则根据恩格斯在《反杜林论》里关于“运动本身就是矛盾”和列宁在《谈谈辩证法问题》里关于“承认（发现）自然界（精神和社会两者也在内）是一切现象和过程都含有互相矛盾、互相排斥、互相对立的趋势”的论述对矛盾的普遍性进行了阐述，还引证了《反杜林论》和《谈谈辩证法问题》里所举的各学科的例子做了进一步的论述。又如关于主要矛盾，徐文说“无论马克思、恩格斯 ，还是列宁，都没有明确提出主要矛盾的概念”，不知他为什么不提斯大林？是不是因为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反对了斯大林，就认为斯大林已不是革命导师了呢？而毛泽东在《矛盾论》里是明确地提到了斯大林的，而且是将其与马、恩、列相提并论的。他说，“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创造者和继承者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4页）苏共20大以后，他在1956年11月举行的八届二中全会上还再次把斯大林和列宁并提，说，“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21页）俄国人丢了斯大林这把刀子，结果吃了大亏，现在中国又有人要丢这两把刀子，我们是万万不能同意的。关于主要矛盾，应该说，马恩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就有很明显的这方面的思想，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列宁在《评经济浪漫主义》里论述经济危机时也都相当明确地有了关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说法，但是，他们当时都没有使用“主要矛盾”这个词。应该说，最早明确使用“主要矛盾”这个概念的是斯大林，而绝不是苏联30年代的哲学《教程》。斯大林早在1924年4、5月间写的《论列宁主义的基础》一文的第一部分（“列宁主义的历史根源”）就谈到了“帝国主义的矛盾”问题，并且使用了“主要矛盾”的概念。他说，“帝国主义使资本主义的矛盾达到极端，达到顶点，接着就是革命的开始。在这些矛盾中，最重要的有下列三个：第一个矛盾是劳动和资本之间的矛盾。……第二个矛盾是各金融集团之间及帝国主义列强之间为争夺原料产地、争夺别国领土而发生的矛盾。……第三个矛盾是为数极少的占统治地位的‘文明民族和世界上十多亿殖民地和附属国人民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的主要矛盾，使旧的‘繁荣的’资本主义变成了垂死的资本主义的那些矛盾，大体上就是这样。”（《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 1979年版，第186-188页）斯大林在许多矛盾里提出了三个“最重要”的矛盾，而三个“最重要”的矛盾里，第一个是国内矛盾，其它两个都是国家间的矛盾。比较起来，作为国内矛盾的“劳动与资本的矛盾”又显得特别重要，应看作是真正的“主要矛盾”，因为对外矛盾实际上是国内矛盾引起的，是国内矛盾的延伸。看来，斯大林把上述三个矛盾都说成是“主要矛盾”是值得研究的，但是他最早使用“主要矛盾”的概念应该是没有疑义的。需要指出的是，斯大林的《论列宁主义基础》早在20年代就已被译成中文，前面提到，毛泽东在1929年曾写信给党中央要求将这本书寄到苏区，显然说明他曾看到过这本书，怎么能说是受《教程》的影响呢？还有，关于主要矛盾方面的思想，那也不是《教程》提出来的什么新理论和新概念。实际上，马恩早在1845年写的《神圣家族》一书里就论述过这个问题。他们在那里写道：“无产阶级和富有是两个对立面。它们本身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它们二者都是由私有制世界产生的。问题在于这两个方面中的每一个方面在对立中究竟占有什么样的确定的地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3页）应该说，这是对同一个矛盾的两个方面的地位问题的最早的阐述；没有这个阐述，也就没有后来的矛盾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的区分。不仅如此，马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还谈到，“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8页）他们在《共产党宣言》又再一次重复了这一观点。（同上，第292页）虽然马恩的《神圣家族》中译本出版较晚，但是《共产党宣言》是早在1920年就有陈望道的中译本了，毛泽东当然是看过这个中译本的，而据曾志回忆说，毛泽东曾对她说，“《共产党宣言》，我看了不下百遍，遇到问题，我就翻阅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有时只阅读一两段，有时全篇都读，每阅读一次，我都有新的启发。”（《缅怀毛泽东》，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00页）读过上百遍《宣言》的毛泽东，自然会从中受到极大的影响，他完全不必要等到30年代中期《教程》在中国出版才受《教程》的影响，这也是显而易见的。

在这方面，许文还说，“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与列宁哲学思想之间的联系，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上述三本教科书实现的。因为这两篇著作中引用最多的列宁的《哲学笔记》在当时的延安还没有中文译本。《哲学笔记》在《谈谈辩证法问题》、《辩证法的16个要素》和《黑格尔<逻辑学>的纲要》直到1939年才由艾思奇译出刊载在《解放》杂志第60、61期的合刊上。”此说页很难成立。实际上《哲学笔记》虽然是解放后出版《列宁全集》38卷时才出版的，但是其中有关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哲学著作早就已经有了中译本。比如1930年4月由程始仁编译、亚东图书馆刊行的《辩证法经典》一书（原编者是河上肇），就收录了马恩的《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的《费尔巴哈论纲》、《哲学的贫困》、《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恩格斯的《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反杜林论》，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和《关于辩证法问题》。虽然有些只是节选，但是在当时条件下对于人们了解马克思主义关于唯物辩证法的论述，特别是了解列宁关于唯物辩证法的论述，应该说是起了很大作用的。就我们讨论的问题来说，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曾七次引用《关于辩证法问题》（这是《辩证法经典》一书当时用的篇名，《毛选》第一版用的也是这个篇名，1991年出版的《毛选》注释改用《谈谈辩证法问题》篇名）而《教程》在其第三章引用的列宁此文明显地少于《矛盾论》，且其引用多为间接引用，也没有注明出处，这就更加说明毛泽东了解列宁的哲学思想是另有途径的，而绝不是通过《教程》实现的。另外，由于《关于辩证法问题》在河上肇原书里是根据1925年苏联《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翻译的，估计可能还有更早的中译文。怎么能够根据所谓当时延安没有《哲学笔记》中译本就断定毛泽东对列宁哲学思想的了解是通过《教程》实现的呢？

4.驳陈文所谓《矛盾论》的撰写者是陈伯达的谬论

陈文还说，“有人认为，这个版本（即《毛选》版的《矛盾论》）的撰写者是陈伯达，作者认为，这种可能性确实是存在的。陈伯达 1927年加入中共，同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回国后曾在北平中国大学任教，开过先秦诸子课。1937年进入延安，在延安马列学院讲授马列主义基本知识、历史和哲学，并著有《墨子哲学思想》《孔子的哲学思想》《老子的哲学思想》等哲学文章。由于和毛交流哲学而成为毛的政治秘书。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作为毛泽东的一枝笔，他参与起草了许多毛的文章和讲话以及中共的重要文件、决议等。毛的中共七大报告，共同纲领宪法草案、中共八大报告、批判苏共二十大文章、毛泽东“论十大关系“、国际共运二十五条、七千人大会刘少奇的报告、文革十六条等等，都是出自陈的手笔。陈伯达文笔较好，对哲学也有研究，又是毛泽东的秘书，曾长期为毛起草文章和讲话，所以《矛盾论》的初稿（注意不是《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第三章第一节——矛盾统一法则的初稿）很可能就出自陈之手。”

陈的这一说法毫无根据，谬误百出，完全是造谣污蔑。

陈说，“有人认为”，我们要问：是谁“认为”？有什么根据这样“认为”？

陈又说，“作者认为，这种可能性确实是存在的。”我们要问，仅仅是“可能性”就可以写文章说毛泽东的《矛盾论》是陈伯达撰写的了吗？难道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仅仅根据所谓“陈伯达文笔较好，对哲学也有研究，又是毛泽东的秘书”就可以认定《矛盾论》是陈伯达撰写的了吗？陈定学说陈伯达“参与起草了许多毛的文章和讲话”究竟有什么根据？究竟“确”在哪里？又“实”在何处？没有确实的证据而公开毁坏别人的名誉又该当何罪？那该是诽谤罪而无疑的。

不过，如果要批驳陈文的污蔑，那证据倒是不少的。

我们先看陈伯达自己在建国初期对著名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说的一段有关毛泽东的话。我们知道，陈伯达是福建惠安人，与陈嘉庚是闽南大同乡，而且在年轻时曾在陈嘉庚创办的集美师范学校读过书。1949年，陈嘉庚回国参加第一届全国政协，陈伯达当时虽然已是高层人士，但在这位著名的爱国华侨领袖和老校董面前，当然还是要执弟子之礼的晚辈，其交谈应该还是很诚恳的。陈伯达在与陈嘉庚这位同乡和师长交谈时，曾说到了毛泽东的为人和治学。1950年3月4日，陈嘉庚回新加坡后，曾在中华总商会联合各社团的欢迎大会上致辞，讲到他回国的观感，其中也转述了陈伯达跟他讲的有关毛泽东的一席话：

“毛主席为人甚谦和慈祥，善体贴人情，虚怀若谷，文章极好，所发表文章，皆自手出，未有人增减一字。伊（陈）所作文，常请其指导，批评弱点。又谓毛主席记忆力极强，所看翻译外国书，连偏译之江河之名，亦历久不忘。1947年，国民党军攻延安，毛主席和四千军队最后夜时撤退，经过许多战役，历经许多路程，越年克服延安，由原路反旌，对当时经过区域，作战情况，皆能逐一说明，伊（陈）及诸将领，咸钦佩其记忆力高强。新中国将来建设成功，毛主席万古光荣，……其丰功伟绩 ，前后古今，将无出其上。”（陈嘉庚：《新中国观感集》，新加坡南洋华侨筹账协会1950年版，第84页）

这里特别讲到了毛泽东“文章极好，所发表文章，皆自手出，未有人增减一字。伊（陈）所作文，常请其指导，批评弱点。”这一说法和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的说法是一致的。在《毛泽东传》里是这样说的：“毛泽东在党的会议上所作的报告和发言稿，从来不让人代笔，都是亲自动手。八大开幕词可能是唯一的例外，它是由别人起草、多方征求意见、并经毛泽东本人写了许多重要内容，而形成的一个集体创作。”（《毛泽东传（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533页）实际上，即使是八大开幕词，最初也是毛泽东起草的，他起草了两次，都没有写完。但是，应该说，开幕词乃至整个八大的指导思想——为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而奋斗，是毛泽东确定的。毛泽东之所以未能完稿，他实在是太忙了。因为这次会议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一次盛会，而且请来了全世界五十多个国家的共产党的领导同志，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次盛会。不仅如此，还请了全国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作为亲密朋友参加大会。毛泽东要会见那么多的国内外的同志和友人，当然也不能不有所准备，而送往迎来也要费精劳神，其繁忙程度可想而知。可能是由于心不是很静，起草的稿子自己不满意，于是又叫陈伯达起草，陈起草的也不满意，后来又叫田家英起草。最后，毛泽东肯定了田家英起草的稿子，又在上面作了几处重要的修改和补充，再交胡乔木、陈伯达、田家英，请他们修改后再由田家英汇集交给毛泽东。写作开幕词的过程如此郑重其事，也充分体现了毛泽东的谦虚谨慎。现在有人认为开幕词只是田家英一人所写，这是不全面的。陈定学甚至还把七大报告、《论十大关系》等都一股脑儿说成是陈伯达写的，更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胡言乱语。至于八大报告，也不是陈伯达一人起草，而是由胡乔木、陈伯达、田家英三人共同起草的，而且报告人是刘少奇，也不是毛泽东，将其记到毛泽东的头上，更是毫无道理的。

实事求是地说，无论从哪方面看，陈伯达在毛泽东面前都还是一个晚辈，是一个学生。他把自己写的关于先秦诸子哲学思想的论著送给毛泽东指正，固然有表现自己的一面，但主要是佩服毛泽东，真心实意请他指正；而毛泽东也是抱着探求真理和助人为乐的态度很认真地对他的论著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意见。这一点，从毛泽东1939年2月1日写给陈伯达和2月20日、22日写给张闻天的信里都可以清楚地看出来。在信里对于陈伯达的《墨子哲学思想》出了批评和改进的意见。这说明，毛泽东不但对于中国的古代哲学有研究，对西方哲学也是有所了解的。后来陈伯达写《评〈中国之命运〉》，也是在毛泽东的启发和帮助之下进行写作并完成的。不仅如此，毛泽东还对该书进行了修改，其开头揭露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为汉奸文人陶希圣所捉刀代笔一段就是毛泽东所写。有了这个开头，整本书就大为生色了。由此也可知道，毛泽东的确是一位文章高手，是陈伯达所不能相比的。难怪陈伯达说他“所作文，常请其指导，批评弱点”。陈定学又有什么理由说《矛盾论》这篇毛泽东自己的论著要请陈伯达去撰写呢？

关于《矛盾论》，如前所述，它最初是毛泽东在抗大的讲义，毛泽东讲课的时间是在1937年7、8月分，而陈伯达到延安已是1937年9月，讲义早已写好，课也早就讲过，而且，毛泽东和陈伯达过去素不相识，至于陈伯达做毛泽东的政治秘书，那已是1939年3月的事了，《矛盾论》怎么可能是陈伯达撰写的呢？

陈文强调他指的是“《矛盾论》的初稿（注意不是《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第三章第一节——矛盾统一法则的初稿）很可能就出自陈之手。”这里没有指出这个所谓的“初稿”的写作时间，我相信他也没法指出这个时间。事实是，《矛盾论》自从作为《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第三章第一节——矛盾统一法则曾经印行过，以后一直没有公开出版，当时只印过少量油印本，在内部征求过意见。只是到了50年代初要出版《毛选》时，《矛盾论》的修订才提上了议事日程。这个修订也是毛泽东自己作的 ，陈伯达是《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的负责人之一（主任是刘少奇，陈伯达负责前三卷，胡乔木负责第四卷，田家英负责全书注释），据他回忆：“毛泽东本人对于《毛泽东选集》在出版之前逐篇做了推敲，是很仔细的。毛泽东也很细心听取别人意见。收入《毛泽东选集》的文章，与最初发表的原文有些地方不同，便是毛泽东在出版选集时作了修改。根据毛泽东的意见，陈伯达做了一些文字性技术性的改动。陈伯达说，修改较多的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实践论》、《矛盾论》、《论联合政府》等文。”(叶永烈：《毛泽东的秘书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3页) 由于毛泽东认为“《矛盾论》不如《实践论》那篇文章好”（《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06页）所以在《毛选》出版时所做的修改也要多些，但是这种修改也是由毛泽东自己做的。这一点，可以从1951年3月8日毛泽东写给陈伯达、田家英的信和同月15日写给田家英的信里看出来：

1951年3月8日的信

“伯达、家英同志：

“《矛盾论》作了一次修改，请即重排清样两份，一份交给伯达看，一份送我再看。论形式逻辑后面几段，词义不畅，还须修改。其它有些部分也还须作小的修改。

此件在重看之后，觉得以不加入这次选集为宜，因为太像哲学教科书，放入选集将妨碍《实践论》这篇论文的效力，不知你们感觉如何？此点将来再决定。

“你们暂时不要来，待《矛盾论》清样再看过及他文看了一部分之后再来，时间大约在月半。

 “毛泽东

                                          “三月八日”

1951年3月5日的信

“家英同志：

“《矛盾论》的原稿请即送来。

“凡校对，都须将原稿连同清样一起送来。以前的一切原稿均请送来。

                                    “毛泽东

                                          “三月十五日”

（转引自逄先知：《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电子书】）

在这里，人们看到，1951年，当毛泽东修订《矛盾论》时，对于文章内容的修改都是亲自做的，既没有要陈伯达去做，也没有要其他人去做。陈定学说后来的《矛盾论》“很可能是陈伯达撰写的”完全是一派胡言。

5.驳陈文所谓的《矛盾论》是经艾思奇补充而形成的谬论
陈文还说，“艾思奇到延安后，对《矛盾论》和《实践论》提出了许多修改意见，这些意见大都被毛泽东纳入文中。海外学者通过文献比对等研究，认为《 矛盾论 》《 实践论 》等著作，和艾思奇的同期著作有“难以计数的相似之处。”比如，《矛盾论》的第四部分题为“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和艾思奇的数篇作品几乎雷同。”

这个说法符合事实吗？

我们知道，艾思奇是1937年10月经西安到延安的，比陈伯达到延安的时间还晚一个月。毫无疑问，那时毛泽东在抗大的哲学课早已上过。毛泽东在写《矛盾论》的过程中有没有参考艾思奇的著作呢？从他1936年写给叶剑英、刘鼎的信里可知，毛曾经读过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而且认为它是一本有价值的书，但是，在《大众哲学》里对于对立统一法则讲得很简单，并没有作太多的发挥，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等问题也没有提到，当然也就谈不上毛会对它进行抄袭和改写了。在延安，毛泽东还曾读过艾思奇的《哲学与生活》，评价也很高，不过这本书也没有就上面提到的那些问题做过什么发挥，毛自然也不存在抄袭和改写的问题。毛对此书曾经做过“批注”，对其中的有些说法也有批评的意见。毛曾去过艾思奇所住的窑洞，二人曾经有过彻夜的长谈，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毛说艾“不是天下第一好人，也是天下第二好人” ，因为他的《大众哲学》使十万青年走上了革命道路，为革命立下了很大的功劳。至于陈说《矛盾论》和艾思奇的同期著作有“难以计数的相似之处”，还特别说，“《矛盾论》的第四部分题为“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和艾思奇的数篇作品几乎雷同”，经查相关资料，这些说法显然是不能成立的。实际上，艾思奇在延安期间，除教课和主编过《中国文化》和《解放日报》外，还主持编辑了一本《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这是毛泽东提出要编并且提出要在两个月完成的任务，在艾思奇的带头和组织领导下按时完成了这个任务，毛泽东对此很高兴，后来还将此书列入“干部必读 ”书中。另外，他还编了一本《哲学选辑》，于1939年由解放社出版。这本书从苏联出版的哲学教科书中选了《辩证法唯物论教程》、《辨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新哲学大纲》三本和李达的《社会学大纲》一书里辑录了相关的内容，搞了一个拼盘，编成了此书。其中的第三章选自李达的《社会学大纲》第三章，如前所说，李达的《社会学大纲》讲对立统一法则，并没有讲《矛盾论》里讲一些内容，又怎么说得上《矛盾论》与之雷同、抄袭了该书呢？再说，艾思奇只是《哲学选辑》的编者，而并不是此书的作者，硬把艾思奇拉来说事也是毫无道理的。陈文的注还提到了《讲授提纲》和《艾思奇哲学选集》，我在图书馆查找艾思奇的论著，没有找到这两本书，甚至北大图书馆和大学数字图书馆合作计划（CADAL）数据库也没有能此二书，不知陈文所出何据？很可能又是一个花招！不过在《艾思奇文集》第2卷里看到了艾思奇在1957年1月付印的《辩证唯物主义讲课提纲》，其中在第八章（“辩证法的普遍规律”）的《甲》部（“事物的对立统一规律”）下面看到了大体与《矛盾论》相同的观点和框架体系：“一 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二 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三 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四 对立的同一性和斗争性”；“五 都知道对抗性和非对抗性形式”。（《艾思奇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61-609页）我想，这大概就是陈文所说的《研究提纲》和《艾思奇哲学选集》吧，但是此书产生于50年代中期，晚于毛泽东的《矛盾论》差不多20年。如果要说“雷同”，那就不是毛泽东与艾思奇“雷同”，而是艾思奇与毛泽东“雷同”。应该说，出现这种现象也是很自然的。因为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已经走到了哲学家的前面，难道哲学家不要向毛泽东学习吗？更何况，这里是教材，宣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本来就是政治理论课的使命，相同是很正常的，不同才是奇怪的。但是，陈文显然应该把时间弄清楚，问题是毛泽东的《矛盾论》的写作是在1937年，修改是在1951年，而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讲课提纲》付印甚在1957年，谁在先，谁在后，这本是朗如白昼的事实，怎么能说在先的毛泽东的《矛盾论》是抄袭了在后的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讲课提纲》呢？这说得通吗？

陈文最后还有一个“结论”，它说：“ 我们探讨了《矛盾论》与苏联哲学教科书、与《社会学大纲》、与陈伯达及艾思奇的关系，通过这些探讨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矛盾论》的原创并不是毛泽东，《矛盾论》的主要观点大都是从苏联哲学著作和李达的《社会学大纲》中改写或抄袭来的。《矛盾论》的原文也极可能不是毛泽东亲笔撰写，而是由陈伯达起草，艾思奇补充，最后毛泽东定稿，这篇所谓的“顶峰之作”、“哲学雄文”就是这样形成的！”

该文除了这个“结论”，还有一个“副结论”，它说：“ 刘泽华等人对《矛盾论》的质疑并不是胡编乱造、造谣惑众，而是有事实根据的。”

但是，我们看到，陈文的所谓的“探索”，既不去看相关著述的内容，也不把毛泽东的《矛盾论》与这些著述进行认真的比对，既缺乏研究问题所需要的起码的常识，也不考虑事实出现的先后次序，一切只凭自己的需要，只凭大脑的想象来取舍材料。我们看到，对于陈定学来说，只有一点是明确的，只要能够诋毁毛泽东对《矛盾论》，不管什么人曾经讲过一句什么话，不管人家是为什么讲的，也不管人家讲此话的前言后语是什么，只要他认为可以用来诋毁——哪怕只是暂时地诋毁《矛盾论》，他都会像拾破烂一样拿来作为“武器”使用；如果他认为别人的某些话用来作为武器还不顺手，他也可以用掐头去尾、移花接木等方法，甚至不惜使用“挖心术”对其进行“改造”。殊不知，这样一来，他就把自己稳稳地放在了“靶子”这种挨打的地位了。这样的所为也可以叫 “探索”吗？陈文说他对《矛盾论》已经进行了“五十余年（？）的研究”，但是，从他的“研究成果”来看，他这“五十余年”是白活了。因为在他的“研究成果”里并没有什么属于他自己“原创”的东西，而只不过是捡拾起一些别人弃置不要的垃圾来拼凑自己的文章。 这样的所谓“探索”，这样的所谓“结论”，究竟还有什么价值？还有几个人会相信？！ 

三、驳陈定学《“矛盾论”的四大缺陷》的狂言

陈定学在写了《“矛盾论”是毛泽东的原创吗》之后又接二连三地写了《“矛盾论”的理论根源》和《“矛盾论”的四大缺陷》两文，妄图从根底上否定《矛盾论》。他写这些文字的“雄心”不可谓不大，但是拿出的东西却很不像样子，充分暴露了其外强中干、色厉内荏的虚弱本质。对他的这些谬论和狂言显然很有加以揭露和批判的必要。这里先批判他的所谓《“矛盾论”的四大缺陷》一文。

他所谓的“四大缺陷“，也就是所谓“矛盾实体论”，“矛盾极端论”，“矛盾绝对论”和“矛盾斗争论”。在陈文看来，给《矛盾论》戴上这四顶帽子，就可以把《矛盾论》唱衰、批倒。可是，世界上哪有这么容易的事？这不过是陈定学的一厢情愿而已。下面，我们就来看看他所谓的这“四大缺陷”或所谓“四论”究竟是些什么货色。

1.     关于陈所谓的“矛盾实体论”

陈文说，“矛盾是事物之间的一种特殊的关系，它反映了事物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一种特殊的状态，它在本质上属于事物的属性，所以矛盾并不是事物，也不是实体，我们应该把事物和事物的这种矛盾属性严格区别开来。这并不是作者的个人之见，哲学理论界大多数学者都持相同的观点，例如房良钧在《矛盾新论》一书中就曾指出：‘矛盾是一种关系，它属于关系范畴，而不属于实体范畴。’《辞海》在定义矛盾时也指出：“指事物内部所包含的既对立又统一、既相互排斥又相互依存的关系。”肖前等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原理》也认为：“矛盾是反映事物内部或事物之间对立和同一关系的基本哲学范畴。但是，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却提出了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论断，他认为“矛盾即是运动，即是事物，即是过程，也即是思想。”按照毛泽东的论断，矛盾不仅是事物，不仅是实体，而且还是事物或实体的‘运动’‘过程’，我们把这种观点称之为‘矛盾实体论’。显而易见，‘矛盾实体论’是错误的，因为矛盾的本质是关系，它只是事物之间的一种特殊的关系，所以矛盾既不可能是事物，也不可能是实体，更不可能是‘运动’、‘过程’和‘思想’，毛泽东把事物与事物的关系混为一谈，这无疑是一个重大的缺陷。”

在这里，陈文从《矛盾新论》那里搬出了一个所谓“矛盾是一种关系，它属于关系范畴，而不属于实体范畴。”然后就将这个“矛盾实体论”强加于《矛盾论》，并且宣布：“显而易见，‘矛盾实体论’是错误的”。这样，他对“《矛盾论》的一个大缺陷”的“论证”就完成了。

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看陈文这里的所谓“论证”，不禁让人想起了当年杜林的“论证”来。杜林认为，“矛盾范畴只能归属于思想组合，而不能归属于现实”，对杜林的这个说法，恩格斯曾这样反驳说，“由于所谓矛盾辩证法在从古代希腊人起直到目前为止的哲学中所起的重大作用，甚至比杜林先生更激烈的反对者要来加以反对，也必须提出别的论据，而不能只凭一个断言和许多的谩骂。”（《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61页）想当年，杜林想用一个断语——“矛盾范畴只能归属于思想组合，而不能归属于现实”以为就可以否定马克思的《资本论》；而今天，《矛盾新论》和陈文的作者也想用一个断语——“矛盾是一种关系，它属于关系范畴，而不属于实体范畴”以为就可以否定毛泽东的《矛盾论》，这岂不是太愚蠢可笑了吗？

恩格斯在这里讲到了“古代希腊人”，当然是指赫拉克利特。他的一句最有名的话就是“万物皆流”。他还说，“我们能又不能入于同一河流之中，我们存在又不存在。”（《赫拉克利特哲学思想集》，上海辛垦书店1934年版，第75页）他强调一切事物都在不断地运动，不断地变化，都处在不断生成和不断消逝的过程中。恩格斯曾这样评价赫拉克利特的辩证法： “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生成和消逝。这种原始的、素朴的、但实质上正确的世界观是古希腊哲学的世界观，而且是由赫拉克利特第一次明白地表述出来的：一切都存在而又不存在，因为一切都在流动，都在不断地变化，不断地产生和消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59页）

至于恩格斯所说的“到目前为止的哲学”，当然是特指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哲学。黑格尔在发展辩证法方面有巨大的贡献，他是辩证法的集大成者。但是他把辩证法只是看做思维规律，其基础显然是唯心主义的。马恩在《神圣家族》里曾说，在黑格尔那里，是“儿子生父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3页）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还强调说，“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他称为观念甚至把它变成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转入人的头脑并在人们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4页)

值得一提的是，《矛盾新论》和陈文作者把《矛盾论》说成是“矛盾实体论”也是没有根据的。我们知道，“实体”这个范畴是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里提出来的，他把“实体”理解为单独的一个个的个体，或者说，只是“这个”。他看不到事物是联系的和发展的。这是形而上学地观察问题的方法。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对亚里士多德有很高的评价，但并不赞成他关于“实体”范畴的观点，在他们的著作里也从不使用“实体”这一个词。在马克思看来，“从实在和具体开始，从现实的前提开始，因而，例如在政治经济学上从作为全部社会生产行为的基础和主体的人口开始，似乎是正确的。但是，更仔细考察起来，这是错误的。如果我，例如，撇开构成人口的阶级，人口就是一个抽象。如果我不知道这些阶级所依据的因素，如雇佣劳动、资本等等，阶级又是一句空话。而这些因素是以交换、分工、价格等等为前提的。比如资本，如果没有雇佣劳动、价值、货币、价格等等，它就什么也不是。因此，如果我从人口着手，这就是关于整体的一个混沌的表象，并且通过更切近的规定我就会在分析中得到越来越简单的概念；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直到我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于是行程又从那里回过头，直到我最后又回到人口，但是，这回人口已经不是关于整体的一个混沌的表象，而是具有很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18页）这说明，马克思所重视的，并不是那个笼统的混沌的“实体”，而是要通过构成矛盾的因素的分析从中找出最简单的规定和关系，这样才能认识具体的事物。他说，“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总和，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同上）恩格斯在《反杜林论》里也说，“当我们把事物看做是静止而没有生命的，各自独立、相互并列或先后相继的时候，我们在事物中确实碰不到任何矛盾。……但是一当我们从事物的运动、变化、生命和彼此相互作用方面去考察事物时，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在这里，我们立刻陷入了矛盾。运动本身就是矛盾；甚至简单的机械的位移之所以能够实现，也只是因为物体在同一瞬间既在一个地方又在另一个地方，既在同一个地方又不在同一个地方。这种矛盾的连续产生和同时解决正好就是运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61-462页）他还说，“既然简单的机械的位移已经包含着矛盾，那么物质的更高级的运动形式，特别是有机生命及其发展，就更加包含着矛盾。”（同上，第462页）

综上所述，我们看到，赫拉克利特所说的是 “万物皆流”，黑格尔所说的矛盾是“一切运动和生命力的根源”，恩格斯强调的是“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生成和消逝”。既然辩证法的大师们都这样说，那么毛泽东在《矛盾论》里说“矛盾即是运动，即是事物，即是过程，也即是思想”又怎么会是陈文所说的“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论断”呢？显然，陈文的这一说法是完全违背整个辩证法的历史的。

2.关于陈所谓的“矛盾极端论”

陈文说，“古往今来，大多数哲学家和学者都认为，矛盾并不是个别的、局部的现象，而是一种广泛的、普遍的现象，他们把这种现象称之为‘矛盾的普遍性’。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正确地理解矛盾的普遍性呢？所谓矛盾的普遍性是指，矛盾是一种广泛的现象，它广泛地存在于各个领域，世界上许多事物之间都存在着矛盾，许多系统的内外也都存在着某种两极的对立。北宋著名哲学家程颐曾经说过：‘万物莫不有对’，他的意思是说万物中都有可能包含矛盾，这就是矛盾的普遍性。”
在这里，陈文先通过所谓“古往今来大多数哲学家”的嘴，把矛盾的普遍性说成是和“广泛性”一样的东西。其实，“古往今来”并不是“大多数哲学家”都赞成辩证法和对立统一即关于矛盾的学说的，历来就有形而上学和辩证法的两军对垒。但是，对于主张辩证法的哲学家来说，他们所主张的并不是什么矛盾的广泛性，而是它的普遍性。我们在前面提到了赫拉克利特，提到了黑格尔，提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虽然没有讲过“矛盾的普遍性”这个词，但是，他们在讲“对立统一”或“矛盾”时用的都是“全称肯定”而不是“特称肯定”。赫拉克利特说“万物皆流”，一个“万”字和一个“皆”字，都说明这个“流”是涵盖一切而没有例外的。马克思在一篇关于中国的文章里曾说到黑格尔，他说，“有一个爱好虚构的思想体系，但思想极其深刻的研究人类发展基本原则的学者（黑格尔。——编者注）一向认为，自然界的基本奥秘之一，就是他所说的对立统一[contact of extremes]规律。在他看来，‘两极相逢’这个习俗用语是伟大而不可移易的适用于生活一切方面的真理，就像天文学家不能漠视刻卜勒的定律或牛顿的伟大发现一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09页）黑格尔也认为对立统一规律是“伟大而不可移易的适用于生活一切方面的真理”，这里同样是一个“全称肯定”，前面还加了“伟大而不可移易的”形容词，可见其态度之坚决。至于马克思自己，他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里说，“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4页）在这里，没马克思用了“每一种既成的形式”，同样也是一个无一例外的“全称肯定”。关于恩格斯，前面已经引述了他的话：“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生成和消逝”。这里的说法同样是无一例外而涵盖一切的“全称肯定”。

我们举了这些辩证法大师的论述，现在再来看看陈文对“矛盾普遍性”所下的所谓“定义”：“所谓矛盾的普遍性是指，矛盾是一种广泛的现象，它广泛地存在于各个领域，世界上许多事物之间都存在着矛盾，许多系统的内外也都存在着某种两极的对立。”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陈文不仅故意把“矛盾普遍性”偷偷地篡改成了“广泛性”，而且还让这个“广泛性”由“许多事物”变成了“某种两极对立”。在这里，矛盾的范围又逐步缩小：从“许多”又变成了“某个”。本来是一个“全称肯定”的“矛盾普遍性”，在他的一再篡改之下就变成了只是“特称肯定”的所谓的“矛盾普遍性”了。黑格尔讲个别、特殊和一般，个别和特殊都不能称为一般，只是“特称肯定”的东西是不能叫做“普遍性”的。

最让人感到滑稽的是，陈文居然在引用了宋代哲学家程颐的“万物莫不有对”之后作了这样的解释：“他的意思是说万物中都有可能包含矛盾，这就是矛盾的普遍性。”看来，这位研究了“五十余年”《矛盾论》的陈定学先生不仅不懂得形式逻辑，对汉语的语法也相当生疏：“莫不”一词是两个否定副词连用，可解释为“没有一个不”，这比起简单的肯定来具有更为强烈的肯定意味，怎么能将其解释为“都有可能”呢？正确的解释只能说，他为了否定毛泽东的《矛盾论》连起码的常识也不顾了。在这里，他把自己看成是诸葛亮，而把读者则看作是阿斗，如此蔑视读者，实在是对读者的极大的不尊重。

为了否定《矛盾论》中关于“矛盾普遍性”的论述，陈文还批评说，“为了证明‘矛盾存在于一切过程中’，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曾引用列宁所举的一些例子：
“在数学中，正和负，微分和积分。
“在力学中，作用和反作用。

“在物理学中，阳电和阴电。

“在化学中，原子的化合和分解。

“在社会科学中，阶级斗争。

不知是为了什么，陈文在引述《矛盾论》中毛泽东引证列宁举的这些例子时，为什么没有同时引述《矛盾论》中毛泽东所引证的恩格斯说明矛盾普遍性的一段话：“如果简单的机械的移动本身包含着矛盾，那么，物质的更高的运动形式，特别是有机生命及其发展，就更加包含着矛盾。……生命首先就在于：生物在每一个瞬间是它自身，又是的什么。所以生命也是存在于物体和过程本身中的不断地自行产生并且自行解决的矛盾；这一矛盾一停止，生命一即停止，于是死就来到。同样，我们看到了，例如，人的内部无限的认识能力与此种认识能力仅在外部被局限的而且认识上也被局限的个别人们身上的实际的实现二者之间的矛盾，是在人类世代的无穷的——至少对于我们，实际上是无穷的——连续系列之中，是在无穷的前进运动之中解决的。”

“高等数学的主要基础之一，就是矛盾……”

“就是初等数学，也充满着矛盾。……”（恩格斯：《反杜林论》，转引自《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5-306页）

在我看来，毛泽东引证恩格斯和列宁的这两大段话，举了从简单的运动形式到有机生命的高级运动形式，还举了从数学到一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例子，用来说明矛盾的普遍性，是足够了。因为这是举例，当然不可能尽举，只能由读者自己去举一反三，进行独立思考。陈文质疑恩格斯和列宁举的这些例子不足以证明“矛盾存在于一切过程中”，难道要把世界上一切领域的例子都举尽才足以证明矛盾的普遍性吗？其实，举例并不是证明，这个检验的工作应该是由科学史来做的。列宁本来也不主张用举例这种方式，这样做只是“为了通俗化”。这些他在《谈谈辩证法问题》里都是就讲到了的。问题在于，如果离开了事物的普遍联系，离开了对立统一和斗争，这个世界还能够存在、前进和发展吗？

为了反对矛盾普遍性，陈文还振振有词地说，“我们同样也可以举出这样一些例子: ……”

这里我不想把陈文举的所谓没有矛盾的现象再说一遍，也不想跟他讨论这些具体的矛盾问题。这是因为，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世界上是不是存在没有矛盾的现象，而是不同的人——主张形而上学的人和主张辩证法的人，对于同一问题的看法是根本对立的。从陈文所提出的问题来看，他其实并不真正了解辩证法和对立统一规律。恩格斯说， “辩证法是关于普遍联系的科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9页）他还说，辩证法“归结为关于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的运动的一般规律的科学，这两个系列的规律在本质上是同一的，但是在表现上是不同的，这是因为人们的头脑可以自觉地应用这些规律，而在自然界中这些规律是不自觉地、以外部必然性的形式，在无穷无尽的表面偶然性中实现的，而且到现在为止在人类历史上多半也是如此。”（同上，第243页）当人们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时，并不等于这个规律就不存在或不发挥作用。而当一个人还是用孤立的、静止的形而上学的观点观察世界的时候，你跟他讲辩证法，讲对立统一规律，他也是听不进去的。

这里还要指出，陈文把“全称肯定”的“矛盾普遍性”叫做“矛盾极端论”，而把他自己的“特称肯定”的所谓的“矛盾普遍性”视为正确的“矛盾普遍性”。他这个“特称肯定”的所谓“普遍性”实际上是一个没有“普遍性”的所谓“普遍性”。在我看来，这才是真正的矛盾，就是说，他这种所谓的“矛盾普遍性”是自相矛盾的，是背理的、不合逻辑的普遍性。我们知道，辩证法是关于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的最一般规律的科学。它研究的规律既然是最一般的规律，那它本来就应该具有普遍的适用性，而不能只是仅仅适用于“某些”或“许多”事物。这个道理也是显而易见的 。

3关于陈所谓的“斗争绝对论”

陈文说，“‘斗争绝对论’的始作俑者既不是黑格尔，也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而是列宁。列宁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一文中说：‘对立面的统一（一致、同一、均势）是有条件的、暂时的、易逝的、相对的。相互排斥的对立面的斗争则是绝对的，正如发展、运动是绝对的一样。’由于《矛盾论》的理论根源来自于列宁，所以毛泽东在《矛盾论》中也竭力宣扬‘斗争绝对论’，他认为‘矛盾的斗争性贯串于过程的始终，并使一切过程向着他过程转化，矛盾的斗争无所不在，所以说矛盾的斗争性是无条件的、绝对的。”

陈文说，“斗争绝对论的始作俑者既不是黑格尔 ，也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而是列宁。”

当然，列宁在《谈谈辩证法问题》里讲过，“对立面的统一（一致、同一、均势）是有条件的、暂时的、易逝的、相对的。相互排斥的对立面的斗争是绝对的，正如发展、运动是绝对的一样。”（《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995版，第557页）毛泽东在《矛盾论》里引用了列宁的这一论述，并且对它做了详细的参数和发挥。但是，决不能就因此说，前辈辩证法的大师们对对立面的斗争就没有强调。这里我们不妨对辩证法的历史做一个回溯。这个回溯，不能数典忘祖，应该回溯到辩证法的鼻祖赫拉克利特。

辩证法的鼻祖赫拉克利特说，“战斗是一切事物之父，一切之王。它把有些造成神，而把另一些造成人；它使有些人变成奴隶，其他的人变成自由者。”（《赫拉克利特哲学思想集》，上海辛垦书局1934年版，第76页）在这里，赫拉克利特把斗争提到了军事斗争——战斗的高度。这不是他对战争有什么偏好，而是他生活于其中的奴隶社会就是通过这样的军事斗争——打仗形成的。

在这方面，黑格尔在将矛盾与同一作比较时也对矛盾的互相排斥和斗争给予了特别的强调，他说，“假如要谈到高低的次序，并把这两个规定分别固定下来，那么就必须承认，矛盾是更深刻的、更本质的东西。因为同一与矛盾相比，不过是单纯直接物，僵死之有的规定，而矛盾则是一切运动和生命力的根源；事物只因为自身具有矛盾，它才会运动，才具有动力和活动。”（黑格尔：《逻辑学》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66页；着重符号为引者所加。）

我们再看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对立统一中斗争的看法。早在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早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里就说过，“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页）后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起草的《共产党宣言》里，更运用辩证的观点对人类历史做了一个科学的总结。他们在《宣言》第一章一开始就指出：“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恩格斯在1888年英文班上加了一个注：‘这是指有文字记载的全部文明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而在《宣言》的结尾部分又明确指出：“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同上，第272、367页）而在《资本论》第1卷的第二版跋里当谈到辩证法时还指出：“辩证法，在其神秘的形式上，成了德国的时髦的东西，因为它似乎使现存事物显得光彩。辩证法，在其合理的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代言人的愤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者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就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打和革命的。”（《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4页）《资本论》有一个副标题，叫做《政治经济学批判》，它在建立劳动的经济学或无产阶级的经济学的同时，对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财产的经济学或资产阶级政的经济学进行了系统的批判；而对资本主义制度来说，他写作《资本论》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剥夺剥夺者”。所以当马克思在1867年4月乘轮船把《资本论》第1卷送到德国去出版时，他写信给在日内瓦的“共产主义同盟”的老战友贝克尔说：“这无疑是向资产者（包括土地所有者在内）的脑袋发射的最厉害的炮弹。”（《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209页）

在这方面，陈文引证词典里对“斗”和“争”的解释，把“斗争”说的很可怕，其实，“斗争”一词早已为人们所熟知，大可不必如此“引经据典”。实际上，对立统一或矛盾里讲的斗争也并不只是暴力或剥夺，它讲的是矛盾中两个方面的互相渗透或互相转化和由这一矛盾向另一矛盾的转化。这些都是是通过斗争实现的。因此，只要有矛盾，就必然会有斗争，而且还贯穿于其全过程。而且，斗争也不是只有一种形式。我们知道，毛泽东曾提出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而仅就阶级斗争来说也有经济斗争、政治斗争和理论斗争三种形式。在这里，既有“武器的批判”，也有“批判的武器。”毛泽东早在战争年代就说过，“我们主张积极的思想斗争，因为这是达到党内和革命团体内的团结使之利于战斗的武器。每个共产党员和革命分子，应该拿起这个武器。但是自由主义取消思想斗争，主张无原则的和平，结果使腐朽庸俗的作风发生，使党和革命团体某些组织和某些个人在政治上腐化起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59页）针对过去曾经出现过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教训，毛泽东在1942年延安整风时又提出了“惩前毖后”和“治病救人”的方针。1857年整风时还提出了“和风细雨”和“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可见，不是一讲斗争就一定是“你死我活”。矛盾的性质不同，处理的方法也就不同。这个道理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对于对立统一和矛盾来说，这些方法也还是属于斗争的范畴，只是斗争的具体方法和形式有不同罢了。对敌人的斗争和对革命队伍内部、人民内部进行的思想斗争和批评与自我批评，当然不应该是一样的。但是，如果没有斗争，没有转化，矛盾就得不到解决，事物就不能变化，社会就不能前进，这也是必须肯定的。

4.关于陈所谓的“发展斗争论”

关于所谓“发展斗争论”，陈文说，“‘发展斗争论’的始作俑者仍然是列宁，列宁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一文中说：‘发展是对立面的斗争’。毛泽东完全继承了列宁的衣钵，他也认为：‘所谓发展就是诸对立物斗争的结果。’李达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中进一步解释说：‘斗争的结果，新的方面由小变大，上升为矛盾的主要方面；旧的方面由大变小，下降为矛盾的次要方面，并逐步趋于灭亡。当新的方面变成了矛盾的主要方面，旧事物就灭亡了，新事物就产生了。’按照‘发展斗争论’，发展就是事物内部新旧两个方面斗争的结果，发展就是事物内部‘新的方面’战胜并支配‘旧的方面’，”
其实，对立物的存在本身就意味着斗争的存在，否则还叫什么对立物？我们还要问陈先生：如果生物界没有“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存竞争，生物会进化吗？如果人类社会没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奴隶社会能够取代原始社会吗？而在阶级社会，如果没有奴隶反对奴隶主，没有新兴的封建主反对没落的奴隶主的斗争，封建社会能够代替奴隶社会吗？如果没有农奴反对封建主的斗争，没有新兴的资产阶级反对衰朽的封建地主阶级的斗争，资本主义社会能够取代封建社会吗？如果没有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能够取代资本主义社会吗？

陈文说，“1949年～1976年的27年间，为了促进农业的发展，按照毛泽东的‘斗争哲学’，在农村大搞阶级斗争，斗争‘地富反坏右’，批判‘三自一包’，并且组织亿万农民与天斗（如大修水库）、与地斗（如深翻土地、修大寨田），结果斗了几十年，农业一直发展不上去。”而“通过改革开放前后两个阶段农业的发展，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在不少时候，对立面之间的斗争不仅不会成为推动事物发展的动力，反而有可能成为阻力，阻碍事物的发展。”

这是事实吗？

陈文在这样写时显然没有想到，如果不反“地富反坏右”之首的封建地主阶级，不进行土地改革，贫苦农民后来又怎么实行“包产到户”？！还有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他们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在社会上干各种坏事，你不和他们斗，社会主义制度能够巩固吗？人民能够安居乐业吗？记得在“镇反”运动时有一句话，叫做“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忍”。这句话难道不对吗？当然扩大化是不好的，但也绝不是都扩大化了。一概否定，岂不是站在敌人立场上去了？至于说到从1949年到1976年的农业生产，那就应该说：成绩巨大，不容否定。在这一期间，正是在毛泽东的英明领导下，广大农民战天斗地，改造自然，改造社会，实现农业集体化，并且大兴水利，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大力推行农业机械化，使中国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中国的农业用占世界8%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创造了被称为“世界奇迹”的伟大成就。这一切，你陈定学否定得了吗？当然，他戴上了有色眼镜，这一切他都装看不到，他看到的只是所谓“包产到户”的“优越性”！

尤其荒唐的是，他居然还反对过去兴修水利，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把这30多年来由于大搞“包产到户”的所谓改革，不兴修水利，不搞农田基本建，只是靠天吃饭，坐吃过去的老本，靠一些年久失修、效率已大为下降的水利设施苟延残喘，看成是不搞“斗争哲学”的“优越性”，这才真正是让人匪夷所思！今天的农业，已经完全丧失了自身应有的生机和活力，生产的后劲越来越弱，抵御自然灾害和市场风险的能力越来越差，这些难道还值得夸耀吗？就以被捧上了天的所谓“天下第一村”的小岗村为例，实际上是靠所谓“土地流转”过日子，靠国家和社会的施舍过日子。实践已经充分证明，“包产到户”和所谓“土地流转”这一套根本不能解决中国的农业问题，而只会把中国引上资本主义道路；只有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只有走集体化的道路，运用“斗争哲学”，大力发展农村社会生产力，才是中国农业发展的唯一正确的道路。

当然，对于陈定学来说，否定毛泽东是他的毕生“事业”。据他自己说，早在他读初中时，他就已经写“万言书”给毛泽东“上书言事”了。在他看来，毛泽东所做的一切都不好，都要加以反对。只要有机会，他都会跑出来表现一番。但是，一个人做事总要考虑考虑效果，像这样的胡言乱语又有多少人会相信呢？

陈文口口声声说 ，“列宁是始作俑者”“毛泽东完全继承了列宁的衣钵”，但是，我们前面的引证已经表明，强调斗争是所有辩证法大师所共同的看法。赫拉克利特早就说过 “战斗是一切事物之父，一切之王”。黑格尔也曾说过，“矛盾是更深刻的、更本质的东西。因为同一与矛盾相比，不过是单纯直接物，僵死之有的规定，而矛盾则是一切运动和生命力的根源；事物只因为自身具有矛盾，它才会运动，才具有动力和活动。”他还曾说，“有人以为，当他说人本性是善的这句话时，是说出了一个很伟大的思想；但是他忘记了，当人们说人本性是恶的这句话时，是说出了一种更伟大得多的思想。”恩格斯在评论黑格尔关于善恶的这个观点时说，“在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表现形式。这里有双重意思，一方面，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种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另一方面，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正是人们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出了历史 发展的杠杆，关于这方面，例如封建制度的和资产阶级的历史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持续不断的证明。”（《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7页）至于马克思，在他看来，“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就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辩证法大师们的这些论述是如此清楚，他们所强调的，难道不是对立面的斗争而是对立面的同一吗？

在这方面，陈文对于新与旧的斗争显然持反对态度，这就足以证明，他所代表的乃是保守的、落后的、衰朽的势力。

写到这里，不禁使我想起黑格尔的一个很著名的命题，就是：“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对于黑格尔的这个命题，陈定学可能很欣赏它的保守，但许多人都感到困惑不解：辩证法是革命的科学，而按照黑格尔的这一命题，他的倾向岂不是站在了保守的一边了？对此，恩格斯在《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里曾经做过完整的、准确的解读，他说，“这显然是把现存的一切神圣化，是在哲学上替专制制度、警察国家、专断司法、书报检查制度祝福。……但是，在黑格尔看来，凡是现存的绝非无条件地也是现实的。在他看来，现实的属性仅仅属于那同时是必然的东西：‘现实性在其展开过程中表明为必然性’，所以，他绝不承认政府的任何一个措施——黑格尔本人举‘某种税制’为例——都已经无条件地是现实的。但是必然的东西归根到底会表明自己也是合乎理性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换，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5页）“根据黑格尔的意见“——恩格斯继续写道，“法国的君主制在 1789年意见变得如此不现实，既如此丧失了任何必然性，如此不合理性，以致必须有大革命（黑格尔总是极其热情地谈论这次大革命）来把它消灭。所以，在这里，君主制是不现实的，革命是现实的。这样，在发展进程中，以前一切现实的东西都会变成不现实的，都会丧失自己的必然性、自己存在的权利，自己的合理性；一种新的、富有生命力的的现实的东西就会代替正在衰亡的现实的东西，——如果酒店 东西足够理智，不加抵抗即行死亡，那就和平地代替；如果酒店东西抵抗这种必然性，那就通过暴力来代替。这样一来，黑格尔的这一个命题，由于黑格尔的辩证法本身，就转化为自己的反面：凡在人类历史中是现实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就会成为不合理性的，就是说，注定是不合理性的，一开始就包含着不合理性；凡是在人们头脑中是合乎理性的，都注定要成为现实的，不管它同现存的、表面的现实多么矛盾，按照黑格尔的思维方法的一切规则，反射消失的都是合乎理性的这个命题，就变为另一个命题：凡是现存的，都一定要灭亡。（同上，第216页）

从恩格斯的这些论述可知，陈文反对新与旧的斗争不仅是反对列宁和毛泽东，而且是直接反对黑格尔和恩格斯，反对他们的辩证法的。在这里，他已经完全站在革命和进步的对立面去了。

陈文还说，“事物内部新旧两个方面的斗争与转化有可能导致循环与重复，事物很难得到发展。毛泽东认为发展是事物‘内部’新旧两个方面斗争的结果，可以看出，毛泽东所说的发展其实是在一个封闭的空间里（事物‘内部’）有限的两个元素（新旧两个方面）之间所进行的搏弈或斗争。这种搏弈或斗争就像是在一间封闭的小屋里，有黑、白两个小鬼，它们分别代表着矛盾的双方，互相拼杀、斗争，企图战胜、打倒、消灭对方。在第一个回合里，黑鬼把白鬼打倒在地，占了上风，‘上升为矛盾的主要方面’，成为了统治者，而白鬼则败下阵来，“下降为矛盾的次要方面”，沦为被统治者。然而，白鬼并不甘心被压迫，于是苦练武功、积蓄力量，举起了造反的大旗，拼死与黑鬼斗争。结果在第二个回合里，白鬼造反成功，打倒了黑鬼，‘上升为矛盾的主要方面’，成为统治者，而被打倒的黑鬼则“下降为矛盾的次要方面”，沦为被统治者。在下一个回合里，黑鬼又斗争、胜利，白鬼再次失败；在下下一个回合里，则是白鬼斗争、胜利，而黑鬼则再次失败……，于是就形成了这样一个公式：

 “黑鬼/白鬼——白鬼/黑鬼——黑鬼/白鬼——白鬼/黑鬼——……”

这又是信口开河的胡说八道。认为事物的发展在于事物内部两个方面斗争的结果，并不只是《矛盾论》这样说，从赫拉克利特起，所有辩证法的大家都持这种观点。难道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在事物内部而在事物外部吗？这样的观点还是辩证法的观点吗？至于说什么“毛泽东所说的发展其实是在一个封闭的空间里（事物‘内部’）有限的两个元素（新旧两个方面）之间所进行的搏弈或斗争”，这显然是对毛泽东和《矛盾论》的强加。因为毛泽东在《矛盾论》里对这个问题讲得非常清楚，他说：“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是在事物的内部，而不是在事物的外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任何事物内部都有这种矛盾性，因此引起事物的运动和发展。事物内部这种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一事物和他事物的互相联系和互相影响则是事物发展的第二位的原因。这样，唯物辩证法就有力地反对了形而上学的机械唯物论和庸俗进化论的外因论或被动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1-302页）在这里，“内因”和“外因”都讲得很清楚，二者的作用也讲得很清楚。陈文的批评不能不让人怀疑这个自称研究《矛盾论》“五十余年”的陈先生是不是读过或认真地读过《矛盾论》，要不然怎么会这样说瞎话呢？

至于他所举的白鬼与黑鬼打斗循环的例子，其实页也没有任何意义。这里的问题不在于封闭不封闭，而在于谁代表了社会发展的方向，是新生的力量，谁背离了社会发展的方向，是衰朽的力量，弄清了这个问题，所谓的“循环论”也就没有存在的余地了。即使在 斗争中有力量的对比问题或时机的是否成熟问题，可能会出现一些挫折或反复，也不可能循环往复以致无穷地推演下去。至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是因为在封建社会内部还没有产生出新的生产方式，还没有形成代表先进生产方式的社会力量。但是这也绝不如陈文所说是封建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即所谓“白鬼”与“黑鬼”）这两个阶级在思想“轮流统治”，那不过是农民起义的成果被封建统治阶级所收买而继续进行“换汤不换药”封建统治罢了。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的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似乎不再封闭了，但是同样没有什么进步，他们的廉价商品除了破坏了中国的手工业和农村副业，也使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举步维艰，中国不仅没有走上发展的道路，反而走上了任人宰割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半封建之路。相反，新中国成立后，虽然帝国主义对中国实行封锁禁运，迫使中国处于被封闭的状态，但是，中国人民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使国民经济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特别是在五六十年代，不仅经济得到了长足的进步，而且在高新技术方面也有了重大的突破。实践证明，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只能是内因，而不可能是外因，外因只能是第二位的。

四、驳陈定学《“矛盾论”的理论根源》一文的谬说

陈定学反毛泽东的《矛盾论》可谓不遗余力，他还写了一篇《“矛盾论”的理论根源》，说什么，“‘斗争绝对论’的始作俑者既不是黑格尔，也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而是列宁。黑格尔、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认为，矛盾学说的核心是对立面之间的统一、一致或同一，然而列宁却认为，对立面之间的‘统一’只是暂时的、相对的，而‘斗争’才是绝对的。黑格尔、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认为，发展是对立面之间的“融合”、统一和转化，然而列宁却认为，‘发展是对立面的‘斗争’按照列宁的解释，原本是研究‘对立面之间的统一、一致或同一’的矛盾学说，就变成了‘对立面之间斗争’的学说，矛盾学说发生了质的改变。”文章还说，“《矛盾论》的主要观点其实是来自于列宁，列宁版本的“矛盾论”才是《矛盾论》的理论根源。”

陈文的上述观点完全背离了辩证法大师们的有关论述，笔者在本文的上一部分已经有所批驳，此处无需加以重复。在这里，想再就列宁观点与此前一些哲学家的观点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观点之间的关系，毛泽东《矛盾论》的理论根源问题再作一些进一步的阐述。

1.赫拉克利特、黑格尔、马克思、列宁对于辩证法的伟大贡献

前面已经指出赫拉克利特是辩证法的奠基人，并且引用过他的一些思想片段。这里想再从列宁的《哲学笔记》里引用一段拉萨尔著作引述的亚历山大•斐洛的一段介绍赫拉克利特对立统一思想的话:

“因为统一物是由两个对立面组成的。所以在它分为两半时,这两个对立面就显露出来。用古希腊人的话来说，他们伟大而光荣的赫拉克利特不就是把这个命题置于自己哲学的首位并作为一个新的发现而引以自豪吗？……（第263页）

“下面这段话也引自斐洛：

“……宇宙中各个部分也正是如此分为两半并相互对立：地分为山岭和平原；水分为淡水河咸水……同样，气候分冬和夏，以及春和秋。这一切就成为赫拉克利特关于自然界的著作的材料；赫拉克利特从我们的神学家那里借用了对立面的格言，并给它添加了许多详细探讨过的实例（Belege）。”(第267页)99（转引自《列宁全集》帝5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第300页）

在2500年前，赫拉克利特的这些思想无疑是非常卓越的，列宁通过它的《哲学笔记》表明，也从这里吸收了吸收了实现的营养。。

关于黑格尔，前面曾指出他是辩证法的集大成者，并且也引证过他的一些关于辩证法的论述，这里不再赘述。对于黑格尔，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还是列宁，都是充分肯定的。马克思年轻时曾经是一个青年黑格尔派，也就是说，他曾经是黑格尔的门人或学生。后来，费尔巴哈批判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这给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巨大的影响。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一书里即已认识到，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儿子生父亲”，但是，对于黑格尔辩证法的革命性质，他们从来都是给予充分肯定的。这一点，从马克思在1847年上半年写的《哲学的贫困》里也可以看出来。在那里，马克思把蒲鲁东和黑格尔加以比较，说了这样一段话：“如果说，与黑格尔比较 ，他的长处是提出任务并且自愿为人类最大幸福而解决这些问题，那么，他也有一个短处：当他想通过辩证法的生育过程生出一个新范畴时，却毫无所获。两个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为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我们看到的已经不是由于自己的矛盾本性而设定自己与自己相对立的范畴，而是在范畴的两个方面中间转动、挣扎和冲撞的蒲鲁东先生。”（《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4-145页）此处的译文与陈文引用的译文有所不同，可以看出，新译文既反映了马克思对黑格尔和蒲鲁东“儿子生父亲”的唯心主义的批判，也反映了马克思对于黑格尔辩证法两个方面、共存、斗争和融合的肯定以及对蒲鲁东不懂辩证法、提出清除范畴的坏的方面的错误的否定。在这里，马克思清楚地说明了对立统一包括“共存”、斗争”和“融合”，而不是陈文所说的没有斗争内容的所谓“融合”。后来，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跋里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自己的辩证法进行了比较分析。我们知道，当时德国学术界有一些人要把黑格尔作为“死狗”抛弃，马克思则公开声称，他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并且在关于价值的一章中，有些地方我甚至卖弄起黑格尔特有的表达方式。”《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4页）马克思在《资本论》里，非常广泛地运用了辩证法。比如他在《资本论》里讲“使用价值和价值”、“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讲“相对价值形式和等价形式”、讲“商品转化为货币”、“货币转化为资本”，讲“劳动过程和价值形成过程的统一”、“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讲“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讲“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等等，可以说，这些无一不是在运用辩证法，运用对立统一规律。当然，他也运用了量质互变和否定之否定的规律。比如他讲货币转化为资本、讲小业主转变为资本家，都强调资本必须达到一定的最低限，否则转化是不可能的。他在讲资本主义的历史趋势时运用了“否定之否定”的规律，但这绝不是像有人所理解的那样，是套用黑格尔的正、反、合的三段论“公式”，而是如同恩格斯所说的，“马克思只是在作了自己的历史的和经济的证明之后才继续说”“这是否定的否定”的，杜林硬说马克思用否定的否定是“不得不在这里执行助产婆的职能”，恰如恩格斯所批评的，“这是对辩证法的本性的根本不了解”。（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76-477页）。实际上，不仅在马克思的《资本论》里充满了辩证法，充满了对立统一，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其它论著里也都是这样。在马恩合著的《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里，在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雇佣劳动与资本》、《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里，也都充满着对辩证法和对立统一的运用：马恩把人类的文明史看作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看作是社会革命的动因，把劳资之间的阶级斗争看作是现代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把统治阶级的思想看作是社会的统治的思想，把私有制的出现看作是从公有制内部产生出来的，而认为共产主义革命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消灭私有制。所有这些思想，都可以看作是对唯物辩证法的运用，是对对立统一规律的运用。不仅如此，在写作《资本论》手稿的过程中，马克思还曾想写一本阐述辩证法的书。他在1858年1月14日写给恩格斯的信中说，“我又把黑格尔的《逻辑学》浏览了一遍，这种材料加工的方法上帮了我很大的忙。如果以后再有功夫做这类工作的话，我很愿意用两三个印张把黑格尔所发现，但同时又加以神秘化的方法中所存在的合理的东西阐述一番，使一般人都能够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0页）但马克思为了写《资本论》始终没有能够抽出时间来做这件事。十年后，他在1868年5月9日写给自学成才的工人哲学家约•狄慈根的信里又再次提到这件事，说“一旦我卸下经济的负担，我就要写《辩证法》。辩证法的真正规律在黑格尔那里已经有了，自然具有神秘的形式。必须把它们从这种形式中解放出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35页）这里的“一旦我卸下经济的负担”，经查德文原文为Wenn  lch  die  ökonomische  Last  abgeschüttelt，(《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柏林狄茨出版社1974年版，第547页)  其中ökonomisch 有“经济学的”、“经济的”、“节俭的”诸义，Last 有“重量”、“负担”、“累赘”等义，根据马克思当时的实际情况和具体的语言环境，我认为ökonomische  Last 应译为“经济学的重负”比较准确。因为马克思当时虽然仍然很穷困，但他真正缺少的是时间，他是因为要写《资本论》而没有功夫做别的事情，而他在10年前讲同一件事时也是说“如果我以后再有功夫做这类工作”。这一切都是因为他要写《资本论》这本经济学著作而造成没有“功夫”的；他希望早日完成《资本论》这本经济学著作，也就是卸下写《资本论》的重负，他就能够“有功夫”写《辩证法》一书了。现在译为“卸下经济上的负担”看来是不准确的。事实也是这样。1867年虽然已经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但并没有改善他的生活状况，因为稿费少得可怜。他自己曾说，《资本论》的稿费还不够他抽雪茄烟。而接着就忙于第二版的修订出版和法文版的译文的校译。再下来，他要修改第二卷毛和第三卷的手稿，而为了要写作《资本论》第三卷中关于农业和土地问题的部分，又多方搜求俄国和美国的有关材料。为此他还在晚年学习了俄语。这样，他要写《辩证法》一书的愿望直到生命的最后一直都没有能够实现。当然，对于杜林和施泰因“以黑格尔范畴作为外壳的死板的三分法，把各式各样的渣滓无意义地堆积起来”，马克思是坚决反对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0页》

和马克思一样，恩格斯对于辩证法也给予了极大辩关注。为了研究自然辨证法，他离开了曼彻斯特的事务所，从1870年起又回到伦敦。因为当时的自然科学家用辩证法来考察自然现象的还“屈指可数”。所谓用辩证法考察自然现象，也就是从“从它们的联系、它们的联结、它们的运动、从它们的产生和消逝去考察”自然现象。在恩格斯看来，“自然界是检验辩证法的试金石”，他说，“我们必须说，现代自然科学为这种经检验提供了极其丰富的、与日俱增的材料，并从而证明了，自然界的一切归根到底是辩证地而不是形而上学地运行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61页）他用了8年时间和很大精力来从事这一工作，但是，由于要写《反杜林论》和马克思去世后要整理《资本论》的遗稿，这一工作时断时续，直到他逝世，《自然辨证法》还是一个未完成稿。应该说，恩格斯在这方面的成就是巨大的，但未最终完成也是令人遗憾的。恩格斯在写作《反杜林论》和《自然辨证法》过程中对于黑格尔和辩证法有许多论述，也是值得我们重视的。这些论述，在一定程度上也弥补了马克思未能写作《辩证法》一书的不足，是弥足珍贵的。比如他认为，“黑格尔哲学（我们在这里只限于考察这种作为从康德以来的整个运动的完成的哲学）的真实意义和革命性质，正是在于它彻底否定了关于人的思维和行动的一切结果具有最终性质的看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6页）他还说，“近代德国哲学贼格尔的体系中完成了，在这个提奚兆，黑格尔第一次——这是他的伟大功绩——把整个自然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部联系。”当然，“黑格尔没有解决这个任务”，“他的划时代的功绩是提出了这个任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62、363页）当然，这个任务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解决的。

至于列宁，他无疑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出生于1870年，比马克思和恩格斯晚半个世纪，而且在列宁和马恩之间还横隔着一个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统治的时期。但是，列宁非常勤奋和刻苦，他通过坚持不懈的学习，不仅大大缩短了与马恩之间的距离，而且也大大缩短了与黑格尔之间的距离。早在青年时期，他对马克思和格式的基本著作就已经非常熟悉，在当时的马克思主义小组里就以知识的渊博而闻名。列宁不仅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有精深的研究，对黑格尔的著作也有精深的研究。这一点，从他写的《哲学笔记》等著述里可以清楚地看出来。列宁的《哲学笔记》，不仅有对马恩著作的笔记，而且有大量黑格尔著作的笔记，包括《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关于论述黑格尔“逻辑学”的各家著作的书评的札记》、《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摘要》、《黑格尔“历史哲学讲演录”一书摘要》、《黑格尔辩证法〈逻辑学〉的纲要》等等。可以说，黑格尔著作的摘要在《哲学笔记》里处于中心的地位。可见，列宁对于黑格尔辩证法的高度重视。正是在《哲学笔记》里，他说出了这一警句：“不钻研和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特别是它的第1章。因此半个世纪以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理解马克思的！！”（同上，第151页）列宁当然不会做这样一个不理解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者”，他认真阅读黑格尔的《逻辑学》，其实正是为了理解马克思，理解《资本论》，并且用马克思的理论来解决当时的实际问题。当然从客观效果来看，他在《哲学笔记》中对辩证法和对立统一所作的一些阐述和发挥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贡献。在《哲学笔记》里，列宁还说，“虽说马克思没有遗留下‘逻辑’（大写字母的），但他遗留下《资本论》的逻辑，应当充分地利用这种逻辑来解决这一问题。在《资本论》中，唯物主义的逻辑、辩证法和认识论[不要三个词：它们是同一个东西]都应用于一门科学，这种唯物主义从黑格尔那里吸取了全部有价值的东西并发展了这些有价值的东西。”（《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299页）这个观点同样也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一大贡献。

我们从列宁的其他著述里同样也可以看到他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重视程度和评价之高。在《卡尔•马克思》一文的“马克思的学说”部分专门设有“辩证法”一节，其一开头就说，“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黑格尔辩证法这个最全面、最富有内容、最深刻的发展学说，是德国古典哲学的最大成就。他们认为，任何其他全归于发展的原理、进化的原理的说法，都是片面的、内容贫乏的，只能把自然界和社会的实际发展过程（往往伴有飞跃、巨变、革命）弄得残缺不全”（《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21页）

列宁对于辩证法的贡献，还在于他继承了前辈辩证法大师的思想，特别突出了对立统一规律。他认为，“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规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可是这需要说明和发挥。”（《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12页）他还说，“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参考拉萨尔的《赫拉克利特》一书第3篇（《论认识》）开头所引的斐洛关于赫拉克利特的一段话），是辩证法的实质（是辩证法的‘本质’之一，是它的基本特点或特征之一，甚至可说是它的基本特点或特征）。黑格尔也正是这样提问题的（亚里士多德在其著作《形而上学》中经常为此绞尽脑汁，并跟赫拉克利特即赫拉克利特的思想作斗争）。”（《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 556页）

可以说，列宁突出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和实质，不仅可以从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找到根据（比如前引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里讲的那段话），而且可以从黑格尔那里找到根据，甚至可以从赫拉克利特那里找到根据（如前引斐洛的那些话），可以说，它具有非常丰富的理论根源和极其充足的理论根据；这个根源或根据可以追溯到2500年前的赫拉克利特那里，怎么在陈文看来，列宁的观点竟然是没有理论根源或没有理论根据的呢？

 2.从毛泽东的读书经历和《矛盾论》的引文看它的理论根源

陈文说，“毛泽东的《矛盾论》以及苏联哲学家们关于矛盾的观点与黑格尔大相径庭，他们认为矛盾学说的核心是对立面之间的‘斗争’，对立面之间的斗争是绝对的、你死我活的，矛盾的两个对立面决不可能‘融合’、‘和解’或‘同一’。可以看出黑格尔的‘矛盾论’与毛泽东的《矛盾论》以及苏联哲学家们关于矛盾的观点存在着巨大的分歧，既然存在着巨大的分歧，那么，《矛盾论》的理论根源决不可能是黑格尔。”

陈文如此武断地说毛泽东似乎只读过苏联的哲学教科书和列宁的著作而没有读过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更没有读过黑格尔和赫拉克利特的著作，这实在是非常令人吃惊的。

在陈定学看来，毛泽东出身于农民家庭，学历只是中师，没有上过大学，更没有留过学，是个“土包子”，他对西方的学术思想是不了解的。其实，毛泽东的学问很渊博，不仅对于中国的文史哲有极其深刻的了解，对于国外的哲学和社会科学也有极其丰富的知识。这一切，都来源于他的好学习、好读书。我们知道，毛泽东一生都酷爱读书。当然，幼年在韶山读私塾，先是读《三字经》、《百家姓》、《增广贤文》、《幼学琼林》一类开蒙的书，接着又了读《四书》、《五经》之类的儒家经典，虽然那都是带强制性读的，他并不喜欢，但也给他打下了一个进行读写的初步基础；而他在此间偷偷阅读的许多小说，包括《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也给他了解中国的社会历史以很大的帮助。后来到湘乡东山小学读高小，接触到了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和梁启超编的《新民丛报》，又使他对西方资产阶级的的政治社会制度开始产生了兴趣。辛亥革命后他曾去当兵，他利用发的军饷订阅报刊和购买书籍，这样，又进一步增添了他了解外部世界的兴趣。当时《湘江日报》讨论“社会主义”，毛就是从那里第一次知道“社会主义”这个名词的。民国成立以后，他认为参军的目的已经达到，于是又退出军队，准备继续求学。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进了湖南省立一中，但对这所学校的管理却颇不满，读了半年，就决定退学自修。他每天到湖南省立图书馆去读书。如此自修了半年，读了许多中外哲学社会科学的名著。比如读了卢梭的 《民约论》，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还读了严复翻译的一系列名著，如亚当•斯密的《原富》，孟德斯鸠的《法意》，赫胥黎的《天演论》，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等。毫无疑问，这些书使他对于西方资产阶级的哲学社会科学的思想有了更多的了解。与此同时，他还读了许多历史、地理、诗歌、小说和古希腊的故事。由于这样的自修遭到了其父的反对，他只好放弃。于是又考入了长沙第一师范。在那里，他遇到了恩师杨昌济。杨昌济曾留学日本和英国，他的伦理学课程成了毛泽东最爱听的课。毛泽东还常常到杨先生家去登门请教，而杨也把毛泽东视为最得意的门生，刻意加以培养。毛由是而确定了自己的“为学之道”：“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专门。”这期间，他读了大量的中国古代的历史典籍。一师毕业后，为组织湖南同学赴法勤工俭学，毛来到北京，并且成了北大图书馆的管理员。此时，他受《新青年》的影响，思想逐渐转向马克思主义，在20年代后他阅读了马恩的《共产党宣言》、骄傲刺激的《阶级斗争》和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书，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共产主义远东的历史有了初步的了解，并且决心为共产主义的事业而奋斗。但是，自从上井冈山以后，阅读书报成了一件非常奢侈的事。由于敌人的封锁，要得到书报变得极其困难。这一点，从毛泽东在1929年11月28日写给中央的信里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来。他在信中说，“唯党员理论常识太低，须赶急进行教育。除请中央将党内出版物（布报[当时的中央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红旗》[当时的中央机关报]，《列宁主义概论》[斯大林著《列宁主义基础》一书当时的译名]，《俄国革命运动史》[瞿秋白著]等，我们一点都未得到）寄来外，另请购书一批（价约百元，书名另寄来），请垫付，寄付地点‘   ’。我们望得书报如饥如渴，务请勿以事小弃置。”（《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6-27页）同日 ，他还致函时任政治局常委兼中宣部长的李立三，谓“我知识饥荒到十分，请你时常寄书报给我，能抽暇写信指导尤幸。”（同上，第28页）。这种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渴求，在1932年4月打下漳州后，得到了相当大的程度的满足。原来红军在打下漳州后得到了一个很大的战利品，——在漳州中学图书馆找到了一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和一些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当时装了一箩筐，其中就有吴黎平翻译的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和一些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翻译出版的马列著作。毛泽东得到这些书书如获至宝，甚至在反围剿和长征过程中都将其带在身边，手不释卷、如饥似渴地进行学习。刘英曾经回忆说，“毛主席在长征路上读马列书很起劲。看书的时候别人不能打扰他，他不说话，专心阅读，还不停地在书上打杠杠。”吴黎平在回忆里也谈到毛泽东在长征路上读《反杜林论》一事。（逄先知：《毛泽东读马列著作》，载《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 22-23页）由于打下漳州的时间是1932年4月，因此我们可以推测，在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出版的一些论述辩证法的著作，如列宁写的《卡尔•马克思》，斯大林写的《列宁主义概论》，河上肇辑录的《辩证法经典》（其中载有列宁的《关于辩证法问题》等文），毛泽东也是读过的。虽然毛泽东也很重视同时代人写的哲学教科书和通俗读物，也确实从这些著述里吸取了营养，但是，他对于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学习社会科学名著，无疑放在更加优先的地位。至于在学习过程中注意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更是他的目的所在。应该说，这些才是他写作《实践论》和《矛盾论》真正源头和动力。

在这方面，斯诺在《西行漫记》中也介绍了毛泽东当时（1936年-1937年）学习和研究哲学的一些情况。他写道：“毛泽东是一个认真研究哲学的人。……他读书的范围不仅限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而且也读过一些古希腊哲学家、斯宾诺莎、康德、哥德、黑格尔、卢梭等人的著作。”（（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 1979年版，第67-68页）。

1965年斯诺再次问毛泽东，问他“1937年以前，你抽出时间读过黑格尔的著作吗？”毛泽东回答说，“他读过黑格尔，在那以前还读过恩格斯。”（《毛泽东自述》，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89页）这里显然是指恩格斯的《反杜林论》。

毛泽东读书的这些经历说明，《矛盾论》的理论根源，绝不像陈文所说的那样，只是来源于苏联的哲学教科书和列宁的哲学著作。和列宁一样，毛泽东读书的范围极其广泛，无论是西方资产阶级的著作，该是西方古代哲学家的著作，还是中国古代思想家的著作，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他都有广泛的接触和深入的了解。比如他读陈伯达写的《墨子哲学思想》，他就想到了“在中国找出赫拉克利特来”，“是你的一大功劳”显然，在这之前他对赫拉克利特是有一定程度的了解的。

我们通过上面所说的毛泽东的读书经历，可以清楚地知道，《矛盾论》的理论根源，绝不仅是读了一些苏联的哲学教科书，页不仅是列宁的一些哲学著作。虽然这些哲学教科书的作者在苏联直接感受到列宁《哲学笔记》发表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在《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等书中也引用了《哲学笔记》中的一些论述，但是，他们对于列宁所特别强调的“对立统一规律”却是认识不足的，这表现在他们没有将其放在突出的地位上。在《教程》论述辩证法的该书第三章，所用的标题竟然是“辩证法的根本法则——由质到量及由量到质的转变的法则”，不是把列宁所一再指出和强调的“对立统一的规律”作为辩证法的根本规律，而是把“由质到量及由量到质的转变的法则”作为“辩证法的根本法则”，这是非常让人费解的。不仅如此，在第三章具体论述中也是把与“由质到量及由量到质的转变”相关的第1-3节即“发展的量的规定性”、“发展的质的规定性”、“由量到质及由质到量的转变法则”排到了前面的突出地位，而在第4-10节论述与对立统一规律有关的内容，最后在第11节论述“否定之否定的法则”。这样一个总标题和具体的排序，显然是和列宁在《哲学笔记》中强调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本质”、“基本特点或特征”的论述显然是格格不入的。毛泽东当然不会按照这些哲学教科书的观点来写《矛盾论》，但是，他会按照列宁根据辩证法大师们的观点又有所创新的观点来撰写《矛盾论》，这又是顺理成章的。，

毛泽东写作《矛盾论》的理论根源，我们还可以从《矛盾论》所引述的著作里看出来。

《矛盾论》中引证的马列著作很多，当然，引用最多的是列宁的《谈谈辩证法问题》，一共引了7次；其次是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一共引了4次；再次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一共引了2次；此外还有列宁的《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摘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再论工会、目前形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在布哈林“过渡时期经济学”一书上作的批注和评论》等，各1次。可见毛泽东的《矛盾论》的理论根源绝不仅限于列宁著作，当然还应包括马恩的著作以及作为马克思主义来源德国古典哲学在内以及西方和中国的古代哲学。

3.以“回到马克思”来否定列宁和毛泽东是值得注意的一个动向

近几年来，不断有人提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带来的不是马克思主义 ，而是列宁主义。还有人提出，要“回到马克思那里去”陈文否定列宁对辩证法和对立统一规律的论述与马恩观点的联系。这种动向，值得引起我们的严重注意。

最近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部主任周为民在《北京日报》的《理论周刊》上撰文说，“正本清源，‘回到马克思’，就是说，要把‘原版’、‘足本’的马克思主义与经过苏联人取舍、解释和发挥的，由斯大林概括并命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区别开来。它与马克思主义有重大差别，与列宁的很多思想也有重大差别。脱离唯物主义历史观的阶级斗争理论，权力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文化与社会体制，个人迷信盛行的现象等等，都与之有直接的关系。这些都是与马克思主义不相符合的，但长期被视为马克思主义。长时期中存在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问题，实际上真正的要害是对第三国际的、苏式的即斯大林的理论的教条化问题。”（周为民：《当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需要解决的四个问题》，《北京日报》2011年11月28日）

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人为地割裂开并且对立起来，摆出一副要维护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让马克思主义更加纯洁的样子，其实，其真正的目的，就是想用各个击破的办法先否定斯大林、接着否定列宁和毛泽东、再进而达到否定马克思恩格斯和整个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目的。改革开放30多年来，包括周为民在内的这些现在主张“原版”、“足本”，主张“回到马克思”的先生们究竟做了些什么呢？人们并没有得健忘症。他们的言行可以帮助我们对他们现在的这一主张做一个很好的注脚。同样，周文所说的“长时期中存在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问题，实际上真正的要害是对第三国际的、苏式的即斯大林的理论的教条化问题”也足以把他所谓的“回到马克思”，要搞“原版”、“足本”的马克思主义等等的虚伪性暴露得清清楚楚。

人们要问，歪曲《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马恩著作与“对第三国际的、苏式的即斯大林的理论的教条化”有关吗？借口“要管用”、“大本头”是专业人员读的，不提倡学习《资本论》，用西方经济学取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使马克思主义边缘化，是为了解决“对第三国际的、苏式的即斯大林的理论的教条化”问题吗？这个说法在逻辑上说得通吗？

周文还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命题及其理论内容是对苏联模式的否定，具有深刻的、革命性的历史进步意义，但它并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否定，而恰恰是回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和方法上的返本开新。”

看看所谓“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容，就知道它它究竟来自何处。弄清这个问题其实本不困难，只要看看今天的社会现实，并且把它和改革开放以前作一个对比就很清楚了。这里究竟有多少“原版”和“足本”的马克思主义呢？外国人是旁观者，他们老早就把所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叫做“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了。你说他们是污蔑吗？看来不能。所幸的是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还在，虽然现在自上而下读的人很少，但是总还有人曾经读过这些马恩著作，是不难进行这样的比较的；虽然在所谓主流报刊上已经很少见到认真研究马恩著作的文章，但是，在网络发达的今天，这样的文章总还没有绝迹，人们也不难作出自己的比较。

说什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苏联模式的否定，具有深刻的、革命性的历史进步意义”，其实，现在早已不是什么“对苏联模式的否定”了，连“列宁主义”也在扫除之列了。这一点，在周文一开始已经说得很清楚，何必还要遮遮掩掩？在历史上，从来都是帝国主义者以及他们的御用文人成天想着要消灭苏联、否定列宁的。人们不会忘记历史：十月革命后，当十四个国家对苏联进行武装干涉时，英国保守党的政治家丘吉尔曾经声称，“要把苏维埃政权扼杀在摇篮里”。但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进步人类却把列宁亲自建立的苏联当做社会主义的“头生子”，对它倍加爱护，给以坚决的支持和援助。苏联先是在在列宁领导下，后是在斯大林的领导下，建成了社会主义制度，并且把本来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发展成为欧洲第一、世界第二的强国；在二战中，它战胜了德国和日本法西斯帝国主义，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决定性力量。毛泽东对于斯大林虽然也有不满和看法，但是他坚持认为，“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从来就是十月革命所开始的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革命有自己民族的特点，估计到这些特点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不论是在革命事业中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我们都充分地利用了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的丰富经验，使自己可以减少或者避免许多错误，可以比较顺利地进行自己的事业，虽然中国人们面前的困难还很多。”（《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14页）不知为什么现在有些人对于苏联的道路和经验是那么仇恨，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感情？又是出于什么动机？值得人们深思。顺便要说一说，苏联作为一个国家已经不存在了，但是，当年的苏联人还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他们中的许多人还在怀念他们曾经生活于其中的那段历史，你们用这样的语言来否定人家的历史，是不是文明？是不是友好？如果别人也用极不友好的语言来谈论中国的历史，对中国的历史说三道四，你们的感觉又将如何？有人喜欢孔老二，他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有些人也很喜欢说，这是不是也应该见之于行动呢？

周文和陈文都把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对立起来，看成是互不相容的，我们要问：列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真的是互不相容的吗？在我看来来宣扬这种观点如果不是别有用心，起码也是无知。我们知道，在19世纪末叶，第二国际和欧洲一些国家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中曾经出现了一股修正主义思潮，他们磨灭马克思主义的革命锋芒，把马克思主义“修正”成资产阶级能够接受的东西，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了巨大的危害。恩格斯晚年曾与这种修正主义思潮进行过坚决的斗争。他去世以后，各国社会民主党的左派，特别是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和列宁也与这种修正主义思潮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是一场捍卫马克思主义、保持马克思主义纯洁性的斗争，正是这个斗争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貌和革命精神。就此而言，所谓列宁主义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离开了列宁主义也就是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当然，列宁主义对于马克思主义也有发展。列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于资本主义新出现的经济现象——垄断以及与之相关的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得出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的结论。他还研究了资本主义在其最新发展阶段所具有的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特点，从而得出了社会主义有可能在资本主义世界的某个薄弱环节首先取得胜利的结论。这两个结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库。在列宁的领导下，除了进行俄国的革命外，还恢复了马恩所肯定的“共产党”的名称，并且组织了与修正主义的第二国际根本不同的第三国际（亦称或共产国际），积极领导了欧洲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东方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马克思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又重新由低潮走向高潮。鉴于列宁的伟大功绩，斯大林在列宁逝世以后将列宁的伟大贡献加以升华，称它为“列宁主义”，并且给它下了一个定义，称它为“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对马克思主义。”（《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85页）很明显，列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是一脉相承的，所以后来才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说法。

在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个非常正式的说法。这个说法跟可能来自苏联，但是它究竟起于何时？据我的初步了解，中国共产党最早使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词是在1938年5月5日，那天是马克思诞辰120周年，为了纪念这个日子，中共中央为培养党的干部而建立的“马列学院”（“马克思列宁主义学院”的简称）在延安正式开学，“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词也正式开始使用。而从《毛泽东选集》使用该词的情况看，在1938年10月14日举行的六届六中全会作《论新阶段》报告之前，一般都是用“马克思主义”，而在做这个报告时开始使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开幕词里说，“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提法也写进了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后历次修改对指导思想虽然有所增加，但这一提法本身都没有改变。现在周文要把其中的“列宁主义”去掉是不是太“无法无天”，太缺乏法律观念了？或许有人会说，《宪法》也可以修改呀。这是某些有权的人才会讲的话。但是不要忘记：这个权力是谁给的？是人民给的。在这个问题上，万万不可忘乎所以，为所欲为；否则，人民是不会答应的。

在这个问题上，陈、周都想丢掉列宁，跨过列宁这个阶段。但是历史是不能篡改的，也是不能割断的，我希望他们在这个重大问题上能够慎重行事，不要走得太远了。

五、毛泽东的《矛盾论》一书伟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毛泽东的《矛盾论》最初写于1937年，而正式出版是作为《毛泽东选集》第1卷最后一篇文章于1951年公开发表的，从时间来说，距今已经整整60年了。《矛盾论》和《实践论》一样，虽然是一本哲学著作，但是由于毛泽东写得通俗易懂，深受广大干部群众的喜爱，成为他们学哲学、用哲学的必读书籍，使哲学由高高的殿堂进入了寻常百姓之家，成为他们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一个锐利武器。

60年来，《矛盾论》所发挥的作用是巨大的，深刻的。

1.《矛盾论》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学说的一个伟大贡献

刘文也好，陈文也好，都是以非毛和反毛为己任的，但是，这些文章由于没有事实的支持，都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

事实是，毛泽东的《矛盾论》由于充分吸收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又总结了自己的实践经验，在论述对立统一规律方面是有不少创造的。我们可以把它和此前出版的任何一本同一题材的论著进行比较，都可以看到它独到之处。这独到之处其实也就是毛泽东的“原创”。由于这种“原创”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否认《矛盾论》 的原创性是不可能成功的。

举例来说，《矛盾论》提出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这个思想应该说前人也不是没有，但是都没有加以很明晰的论述，而《矛盾论》则从不同方面对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给予了明确的阐述。这个工作不能不说是毛泽东的一大贡献。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二卷序言里曾经以化学史上拉瓦锡发现氧气为例，说明马克思在发现剩余价值方面的贡献。毛泽东在这方面也有一些类似。同样，毛泽东还很明确地论述了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尽管在他之前斯大林已经在《列宁主义基础》里已经明确提出了“主要矛盾”这一说法，但是他并没有给“主要矛盾”下一个定义；同样，关于矛盾的主要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里都讲过“过统治阶级的思想是统治的思想”，实际上已经暗含“矛盾的主要方面”的思想，但是他们也没有给它下过定义；而毛泽东则不同，他给“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都下了明确的定义。另外，关于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可以互相转化的思想也是毛泽东首先明确提出并且给以理论说明的。这些，都不能不说是毛泽东对辩证法和对立统一规律学说所作出的重要贡献。

必须指出的是，毛泽东关于矛盾学说的这些观点和论述不仅在国内来说是领先的、一流的，就是在世界范围来说，也是领先的、一流的。

我们知道，斯大林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是不承认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是存在矛盾的。这一点，看看他在1938年写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直》第四章第二节或《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文）就可以清楚。在那里，他在说到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关系时说，“这里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状况完全适合，因为生产过程的社会性是由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所巩固的。”（《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49页）就是说，他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只有适合而没有矛盾。直到1952年写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的《答亚历山大••伊里奇•诺特京同志》的信里，他才承认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他说，“‘完全适合’这种说法是不能在绝对的意义上来理解的。不能把这种说法理解为仿佛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没有生产关系落后于生产力增长的现象。”（《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77页） 该信息俄语952年4月21日，他的这一改变是不是受到《矛盾论》的影响，人们不得而知。毛泽东后来批评斯大林是“吞吞吐吐地谈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他还是没有把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当作全面的问题提出来，他还是没有认识到这些矛盾是推动社会主义向前发展的基本矛盾。他以为他那个天下稳固了。我们不要以为天下稳固了，它又稳固又不稳固。”（《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56页 ）

和《实践论》一样，《矛盾论》在1951年出版后，很快就被译成俄文，在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上刊登，获得了苏联理论界的好评。由罗森塔尔和尤金院士编的《简明这些词典》（1955年第4版）在“毛泽东”词条用整整四页的篇幅介绍毛泽东，称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领袖，马克思主义的大理论家，中国人民胜利的组织者。”称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两部著作根据中国历史和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具体材料创造性地解决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问题的卓越的典范。”（罗森塔尔、尤金编：《简明哲学词典》，人民出版社1958年中文版，第63、66页）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1958年第1版）也对《矛盾论》给予了极高的评价，称它是“杰出的、深刻的、有重大价值的著作”，“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理论的卓越贡献”。（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上册，人民出版社1959年中文版，第297页）

中国人和中国人写的书在苏联得到这么高度评价，可能还是第一次。需要指出的是，这个评价是不是在《矛盾论》译成俄文在苏联出版的当时，而是在几年之后作出的；它也不是政治人物出于一定目的做出的，而是由苏联哲学界的学者在词典和教科书里作出的。顺便要指出的是，如果毛泽东的《矛盾论》抄袭了30年代的苏联哲学教科书，苏联的这些学者会不知道吗？他们还会如此高的评价它吗？

2.《矛盾论》在革命和建设中都发挥了伟大的作用

《矛盾论》的写作是在抗日战争前夕，毛泽东还没有写完，七七卢沟桥事变就爆发了。这样，《矛盾论》 的理论首先就被用于民族革命战争问题上。由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使民族矛盾上升到主要矛盾的地位。为了集中力量抵御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在毛泽东和党的领导下，对国内的阶级关系作出了调整：过去实行的没收地主土地政策改为减租减息的政策；过去实行的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政策也改为与国民党联合共同抗日的政策。当时面临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有人认为，敌强我弱，有人主张和，认为“战则亡”；也有人主张战，提出三个月打败日本的“速胜论”的主张。毛泽东在《论持久战》里对中日两国各方面的情况进行了分析研究：从经济和军事上说，日本是强国，中国是弱国；从面积和人口来说，中国是大国，日本是小国；从战争的性质来说，中国是进步的、正义的一方，日本是起了的、非正义的一方；从国际援助来看，中国是得道多助，日本是失道寡助。由于这些因素的作用，主要是由于敌强我弱这个因素的作用，速胜是不可能的；但是由于中国是大国，是进步的一方，又是多助的一方，日本要灭亡中国也是不可能的。由于这些因素的作用，战争就将是持久的，但是胜利是属于中国的。《论持久战》根据《矛盾论》对理论对中日两国各方面进行理论分析。批判了亡国论和速胜论，为中国的民族革命战争制订了“持久战”的正确的战略方针，并在这个战略方针的指导下进行了长期的艰苦的抗战，并且在苏联和其它同盟国的帮助下，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不顾全国人民迫切希望实现和平民主的愿望，撕毁双十协议，悍然发动反人民、反革命的内战。毛泽东在毛宣帝4卷里，有不少文章也是运用《矛盾论》的思想进行分析的。当时的形势也是敌强我弱，但我方也有有利的条件，主要是人心的相背，还有十年内战和抗日战争的经验，因为是正义战争，我军士气高涨，还有广大人民的支持，而蒋介石在这场战争中的战线太长，又有国民党统治区广大学生组成的第二条战线对它牵制，加之士气不振，内部还有派系的明争暗斗，使它力不从心，陷入了被动挨打的境地。结果由全面进攻转为重点进攻，又有战略进攻转入战略相持，最后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只用了三年时间就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蒋介石的有飞机加大跑的八百万正规军，取得了解放战争的胜利。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包括“两论”在内的毛泽东军事思想也是发挥了伟大作用的。比如毛泽东提出的 “并民事胜利之本”的思想，还有“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方针，各个战场用数倍于敌人的兵力投入战斗，建立战场上的优势，就是保证全歼敌人的一个很重要的军事思想。敌人后来把这叫做“人该战术”。这个“人海战术”在淮海战役中曾使敌人闻风丧胆，很快就丧失了战斗力，乖乖地当了解放军的俘虏。当然，从土改中得到了土地的翻身农民的支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这一点也与国民党军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如果用毛泽东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来分析，那就是说，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而不是物。

《矛盾论》的思想不仅在战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而且在革命胜利后，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建设过程中，毛泽东提出了“土法上马、土洋结合”等一整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极大的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特别是大庆和大寨，他们都是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以“两论起家”，充分发挥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在大庆，王进喜说，“有条件要上 ，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宁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结果，在他们手下摘掉了“中国贫铀论”的帽子。大寨的自然条件也跟差，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是“七沟八粱一面坡”，但是他们不是等、靠、要，而是凭着自己的双手开石头，垒起了“水平梯田”，还一筐一筐地运土建设起了了土层深厚而松软的“人造小平原”，使粮食达到很高的产量，并且做到了年年增产。大庆和大寨的成就就是中国建设的榜样，也是中国建设的一个缩影。难道我们今天就不需要掌握哲学武器，就不需要这种战天斗地的奋斗精神了吗？

3.《矛盾论》在指导科学实验方面的伟大作用

在毛泽东时代，我国的科学技术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原子弹、氢弹、导弹、人造地球卫星等等尖端技术，可以说，没有一项不是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开始的，也没有一项不是在包括《矛盾论》在内的的毛泽东思想指导下获得成功的。那时的科学家、技术人员和解放军官兵靠什么?他们靠的是 “两论起家”，靠的是毛泽东思想。事实证明，没有高度的政治觉悟，没有正确的思想方法，没有脚踏实地和艰苦奋斗的作风，没有平等的自由讨论的风气，光有科学技术知识，是很难在这么困难的条件下，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取得这么多的高精尖的科技成就的。在这方面，希望参加这些成果研制的同志能够多写一些回忆的文章，也希望作家们能更多地深入生活，多写一些反映他们精神风貌的的小说和其它形式文艺作品，让现在和未来的青年人从中受到教育，并把这些好思想、好作风、好传统一概带地传下去。

由于写这个部分，自然就想到了“毛粒子”。这件事的经验和教训是应该大书特书的。为了写这件事，我在网上检索到马文戈同志在三年前为纪念毛泽东诞辰115周年而写的一篇题为《关于“毛粒子”的历史述评》的文章，这篇文章相当翔实地介绍和评论了这一曾经在世界产生过巨大影响而又由于中国人自己的原因致使留下了令人 十分遗憾的结果的事件。现将该文有关部分摘录如下：

“1976年10月毛主席逝世时，参加国际物理学第七届年会的物理学家们，在大会上集体起立为毛主席的逝世默哀。诺贝尔奖的获得者美国物理学家格拉肖做大会发言，他在回顾了物理学家们逐层深入地研究物质结构和基本粒子的历程之后，提议说：应当“把组成物质（基本粒子——笔者注）这些所有假设的组成部分命名为‘毛粒子’，以纪念已故的毛泽东主席，因为他一贯主张自然界有更深的统一性。两年之后，格拉肖又在美国专门召开记者招待会，向国际社会和科学界呼吁：把基本粒子下一个层次的物质组份命名为‘毛粒子’。他说：构成基本粒子下一个层次的物质组份，既不应当称为层子（当时中国物理学家们的称谓），也不应当称为夸克（美国物理学家盖尔曼等人的称谓），而应当称为为‘毛粒子’。因为这一世界科学史上的重大发现，‘是与毛泽东主席的哲学思想分不开的’。格拉肖还现身说法，讲述了他自己对强子结构的认识转变过程。他说：在毛泽东生前我和温伯格·萨拉姆（另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物理学家）曾经两次访问过中国。每一次都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并同他一起讨论基本粒子到底还有没有自己的内部结构和矛盾这样一个现代物理学的前沿问题。毛泽东主席总是认为基本粒子还有自己的内部结构和矛盾，在理论上是可以再分的这样一种哲学思想，而我自己和萨拉姆两个却坚持不同意见，认为基本粒子只是一种数学上的点状物，它们是不可能再分了。现在的事实是，新的物理实验已经把基本粒子分开了，毛泽东主席的科学预见已被证实为真理，它改变了我和像我一样曾经有过错误认识的人。最后格拉肖向记者们表示，他将要全力以赴地投入到‘毛粒子’的研究工作中去。

“可惜，由于当时的中国政情变化，忙于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对格拉肖关于‘毛粒子’的科学命名和呼吁没有进行响应。中国科学界禁若寒蝉，不闻不问。致使本来可以荣登榜首的‘毛粒子’提名，名落孙山。反倒使美国物理学家盖尔曼的夸克说摘走了桂冠。这又不能不说是世界科学史上的千古缺憾！

“盖尔曼关于基本粒子内部结构的夸克模型，不仅在先进性上比中国物理学家提出的层子模型稍逊风骚，而且在提出的时间上比‘毛粒子’也整整晚了九年。中国物理学家之所以能提出层子模型理论，与毛泽东的《矛盾论》思想影响分不开，原创思想的确属于‘毛粒子’。首先，在‘毛粒子’的思想影响下，中国物理学家们提出的层子模型，是用波函数理论来描述强子束缚的性质及其内部的层子运动，并为后来的高能物理实验所证实。而盖尔曼的夸克模型则是建立在非相对论的基础上，它只能描述运动速度不很大的物理过程，尚未脱离宏观低速范畴。其次，盖尔曼的夸克模型是在1964年修改日本物理学家坂田昌一的“重子—介子复合模型”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而‘毛粒子’的思想早在1955年1月就明确提出来了。当时毛主席向中国科学家提出：‘原子核是由质子和中子组成的，那么质子和中子又是由什么组成的？质子和中子仍然是可分的。现在的实验虽然还没有证明，将来实验发展了，会证明它们是可分的。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反正我信’。此后，毛泽东又在1957年11月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上的讲话中，专门谈到了矛盾的普遍性问题。他以原子为例分析说：‘在原子里头充满矛盾，有原子核和电子的对立统一，原子核里头又有质子和中子的对立统一，质子又有质子、反质子，中子又有中子、反中子。总之，对立统一无往而不在……一分为二是普遍现象。’这表明毛泽东作为社会主义大国的共产党领袖，第一次向世界宣布了他在物理学研究的前沿领域所持有的辩证粒子观，他的话如同一声轰击形而上学粒子观的政治春雷。当然，毛泽东坚持的是列宁的观点。列宁早在1908年问世的哲学名著《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就指出：‘电子世界也是不可穷尽的’。然而，从1908年到1957年，当世界历史过去了半个世纪，而物理学家们又在重复历史上的旧错误，认为基本粒子不可分，和没有自己的内在矛盾和结构的时候，在这样一个科学发展的重要转折关头，‘毛粒子’的提出，便不仅具有坚持和发展马列主义哲学世界观的政治意义，同时也具有打破形而上学粒子观的科学意义。列宁和毛泽东之所以能够成为现代物理学发展史上的弄潮儿，能够正确地评价重大科学发现的哲学意义或为踯躅不前的科学研究指明前进的方向，这一切都与他们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分不开的。”（马文戈：《关于“毛粒子”的历史述评》，中华网，2008年12月）

以上事实充分说明，毛泽东在《矛盾论》里所阐明的对立统一的理论不仅对于阶级斗争、生产斗争，而且对于科学实验也有极其伟大的指导作用。没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我们就会走弯路，而有了正确哲学思想指导，我们做一切事就可以事半功倍，取得伟大的胜利。本来，我们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这一战无不胜的强大思想武器。是我们的一大优势，可是，这些年来，人们却将其弃置一边，甚至还让各种污言秽语来污蔑它，亵渎它，诋毁它，把它贬得一塌糊涂、一无是处，这样下去，我们又怎么能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中继续打胜仗？所幸的是，那些反毛非毛的右字号人物，他们在事实面前总是一次又一次地失败，这对广大的人民群众来说，无疑起了一个很好的反面教员的作用。现在，那些非毛反毛的右字号人物，已经越来越不得人心，他们如果不能认识到这一点，继续滑下去，其下场肯定是不会美妙的。

对于那些反毛非毛的右字号人物，我们该说他们什么好呢？中国的成语是很丰富的，其中有一个就叫做“狂犬吠日”，根据一本成语词典的解释，这个成语是用来比喻恶人诋毁好人好事的，我看用它来形容这些人的言行是非常恰当的。这里我并不想骂人，只是想到用它来比喻某些人诋毁《矛盾论》的恶行非常准确才这样用的。事实难道不是这样的么？你看，太阳给人们带来了光明，带来了温暖，还带来了万物的生长，人类是离不开太阳的。但是偏偏有那么一些人要和太阳作对，反对太阳，咒骂太阳，这和成语里的“狂犬吠日”又是何等的相似啊！但是，狂犬吠日并不能损伤太阳什么，太阳照样发出它的光和热，照样给人们带来光明和温暖，照样使得万物生长；今天的太阳能电池板还能为在太空的空间实验室提供设备运转所需要的动力。总之，无论狂犬如何狂吠，它都无损于太阳的光辉。同样的，毛泽东的《矛盾论》是一本伟大的哲学著作，它在革命战争的年代曾经为中国抗战和革命的胜利立过不朽的功劳，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也立下过不朽的功劳，他还曾为中国和世界科学的发展立下过不朽的功劳，你污蔑它，诋毁它，亵渎它，难道它的这些不朽功劳就不存在了吗？显然不会。今后，它还会继续为人类的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提供哲学的指导，继续给人类带来智慧和力量。这是必然的，毫无疑义的，因为它是不以某些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毛泽东过去是我们的太阳，他今天仍然以他的光辉思想指引着我们前进的道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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