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间有一句谚语：“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这个话背后有真理，那些处于最突出位置的人，必须为即将到来的风险预作准备，要求处在风险最大位置上的人，要首先最积极地行动起来，也要有足够的心理准备，要有首先承担竞争风险与成本的打算和对策。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世界里，全球国际关系的定位，就在于给美国的扩张势力设置一个什么样的限制上。换言之，国际关系格局的底定在于美国的扩张势力在什么地方受到何种程度的限制，同时国际关系格局的底定还在于：限制美国人“乱伸手”的成本和风险由谁来承担和支付。
    许多人指望与俄罗斯结成军事或者战略同盟关系，在这个想法的背后实际上是希望俄罗斯分担部分与美国竞争的风险与成本，这是极端不切实际的。正如中国在邓小平时代，执行一味的亲美外交政策，实际上就是充分让俄罗斯独立承担风险与成本的政策，中国的所谓韬光养晦政策，实际上就是为了充分享受所谓的“和平红利”，拒绝承担平衡美国竞争压力的成本和风险选择。在苏联已经解体，俄罗斯完全资本主义化的今天，指望俄罗斯自己制造出与美国的分歧来，并在这样的基础上与中国结盟，分担竞争成本是何等的幼稚！俄罗斯确实与美国有分歧，也肯定要选择与美国有一定距离的政治和经济态度，但是这个差距绝对不会达到与中国结盟并分担与美国竞争成本的程度，可以预料俄罗斯的外交政策选择将始终处于游移不定状态，在这个长期历史过程中间的政策选择方式，更可能的是向邓小平同志学习：尽可能让中国独立承担美国的压力，自己在背后寻找有利的时机牟一点自己的私利。
    作为这个幻想的另一个方面，是指望美国和欧洲、日本出现重大的政治经济分化，以削弱美国扩张的实力。美国和日本、欧洲之间的分化确实曾经发生过，那是在1970年代的时候，三个世界理论的提出就是针对美国及其仆从国之间的经济利益分化，带来严重的政治分化后果。在1980年代晚期，美国和欧洲国家的共同利益又增加起来了，其中的一个关键就在于要求中国维持第三世界分配地位下降的共同利益。
    三个世界的分化过程，其实是中国人民支付竞争成本的结果，从朝鲜战争到越南战争，美国国内的经济技术力量，在这两场局部战争中间长期为美国的战争机器服务，使得欧洲和日本的产业结构迅速与美国同化，二战结束时期的垂直分工已经不再存在，结果在国际市场上出现严重的相互竞争状态，经济利益的分化过程促成了政治上的距离和隔阂，从原来西方的铁板一块中间，分裂出来一个第二世界。
    在1980年代中国选择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之后，中国以近乎无限的人力资源来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再配套20多年的高积累政策形成的资源开发能力，使得全球市场上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价格急剧下降，第三世界国家的出口价格急剧下降，结果使得全球资源分配中间，第三世界的所得份额迅速降低，欧美日所得份额相应上升。欧美日所得份额的上升，可供分配资源数量的增加，缓和了竞争者之间由资源分配紧张带来的国家关系紧张程度，一方面在欧美日各国之间缓和了各国之间的经济竞争关系，另一方面廉价产品进入西方市场解决了长期的高通货膨胀问题，大大缓和了西方各国内部的劳资矛盾，结果是一致的：在欧美日各国内部缓和了阶层竞争关系和矛盾促进了国内的整合程度提高，在国际范围内各国之间的竞争关系缓和带来政治上的重新整合或者新的团结。在这个过程中间，欧美日各国发现一个新的共同立场，他们的共同利益在于：中国要继续一个促使他们获利丰厚的低价出口发展战略。
    我们今天已经非常清楚地看到，原来促使第一世界分裂的“经济竞争”因素，由于中国发展战略的转向，已经使得第三世界国家因经济竞争激烈而政治上分裂了，中国在第三世界国家内部失去盟友的过程，实际上伴随的就是第一世界完成新的整合、第二世界消失的过程。反过来，中国在邓小平时代执行的让俄罗斯独立支付与美国竞争成本的政策后果是苏联瓦解了，现在的情况是中国必须独立承担与美国的竞争成本了，俄罗斯有了中国原来那样的选择条件。
    中国如果继续选择所谓的“不当头”政策，实际上意味着自己“束手”，采取不抵抗政策。然而这个政策恐怕也没有出路，美国已经非常明确地指出“中国是头号战略对手”，不抵抗的结果只能是降低对手的竞争成本和风险。美国人已经非常好地把握了整个事实，他们今天的选择不是什么防止“中国崛起”，而是要搞“文明冲突”追求“彻底消灭”的政策，这是美国战略家们早已明确谈论的话题。那些谈论“和平崛起”的先生们，完全是没有找到感觉：人家美国人不是担心你去打它，而是担心你们中国人口太多，只要是活着就得消耗不可再生资源，只要是中国人停止消耗，美国人就可以指望更多的资源。
    文明冲突的定义和实现路径都是非常清楚的，没有留下多少让中国精英们自由想象的空间，剩下的问题就只有一个：美国有没有能力追求这一政策目标。如果中国继续选择束手不抵抗政策，美国的力量即使再差，也将能够完成它的政策目标；如果中国政府应对得法，美国实力即使再强十倍，也将无法实现他们的狂想。
    今天中国应对美国扩张和文明冲突的政策，首要的是要放弃所谓的“不当头”主义，要进入“竞争者角色”认真审视自己的处境。在今天的世界里，中国已经是处在美国扩张的最前沿地位上，必须选择承担遏制美国扩张的大部分风险与成本，不能对俄罗斯等国抱有任何幻想。同时要看到中国的长期发展战略的后遗症所在，不要有指望在短期内欧美日发生政治分化的幻想。在这样的前提下来看待中国的外交和国家安全难题，就需要配套进行国内经济发展战略和外交政策重点的重大转移，从前那种激化与第三世界国家经济竞争的发展路径，必须进行根本调整。这样的调整后果，不仅不会损害中国的发展前景，恰恰可以减少中国受不合理垄断价格盘剥的分量，减少不可再生资源的大量流出，在消耗同等不可再生资源的情况下，将能够大幅度提高本国民众的福利水平。这个政策的严格执行下去，将改善国际市场上第三世界国家产品产品实现的价格条件，缩小西方垄断价格与第三世界国家竞争性价格之间的差距，使得全球资源分配发生有利于第三世界国家的份额变化。这个过程将一样可以指望使得第一世界国家之间矛盾的激化，促使欧美日国内物价上升将会带来内部劳资矛盾的激化，破坏欧美日国内的整合；反过来可以使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经济竞争关系得到缓和，政治合作进一步密切起来。由于中国不需要进行外部扩张，中国将可以和毛泽东时代一样，采取促进国内共同进步的方式来分配国内资源，增进国内的阶层整合和团结，用无形资源去替代有形资源的不足，改善中国的国家安全态势和外交条件。
    由于美国在今天的新殖民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秩序之外，并没有另外的低成本政策选择空间，中国的调整方向实际上就是抵消这一政策的最后效果，假以时日，中国在竞争中间胜出将是必然的，当然中国的胜出不可能是去替代美国的霸权地位，而是促使国家之间的经济政治关系向着更为平等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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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年五月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