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时代的高积累政策，涉及到许多重要方面，其中对知识精英的一般思想和态度的影响至为深巨，其影响遗留至今，仍然是今天中国主流知识精英把握和表述毛泽东时代的主要依据。但是迄今为止，这个高积累政策对知识精英职业利益的实际影响，以及在这种影响下知识精英的感受与态度选择，尚未为人们所关注，本文试图就这个隐藏在知识精英言说背后的问题进行探讨。

一、旧知识精英的新竞争者――共产党内的有机知识分子

中国革命的特点是一个完全的底层革命，革命的成本是底层社会所承担。知识精英在革命前、革命中和革命后的地位是边缘化的，这种边缘化集中体现在对革命感受的陌生、与革命队伍的遥远，最后是在新政权中间缺乏适当的有机联系去接受和传递自己的意志和愿望，隔阂和对立情绪是长期的和双方面的。

旧中国取消了科举，旧中国没有兴旺的工商业，许多知识精英“毕业即失业”的待遇，实际上是蒋政权无法整合知识精英群体的基本原因。在知识精英群体内部充满了那种“亭子间的愤懑”，把自己生活方面的困难和处境，转化为对社会上最强大的利益分配规则制订者的憎恨和不满。这其实才是旧中国知识精英“倾向进步”的原因。问题在于这种不满仅仅是个人化的、缺乏明确方向和目标，他们自身迫切的生存困境压倒了对中国全局的思考，也相应地缺乏制度合理化的追求和多数人利益的视野，在怀才不遇的心态下看不到国家和民族的未来。

新中国的建设道路，没有选择西方那样的以私人资本主导方向，而是以国家政权直接替代资本的间接整合作用，直接对人力物力资源的调配方式，来动员中国的人力物力实现工业化进程的。在这样的过程中间，整个社会的利益关系空前简化，基于利益调整和协调的管理工作总体上是操在官僚精英群体手里。这样的有机知识分子，是共产党在延安和抗战期间在敌后的群众工作中间培养起来的，是毛泽东要求军队成为“播种机”“工作队、宣传队”思想指导下的结果，核心内容是适应中国“利益最少的群体”的需要和认知水平，是以组织技术和阶级意识的激发为重点的“群众运动”和“群众路线”。

根据葛兰西的说法“从作为工作的技术提高到作为科学的技术，又上升到人道主义的历史观，没有这种历史观，我们就只是停留在‘专家’的水平上，而不会成为‘领导者’”。对于有机知识分子的衡量标准，显然就在技术标准之外去找，毛泽东时代关于“政治标准”和“业务标准”的争论，对“红”与“专”的区别，实际上也部分体现着共产党内“有机知识分子”和掌握书面文化的知识精英在职业利益上的分歧。1957年的反右运动扩大化，部分体现了“有机知识分子”群体对知识精英的的不相容。

在毛泽东时代，不仅选择“国土防御战略”到处“大办民兵师”，而且国家建设的组织过程也是相当“军事化”的。最典型体现在劳动力的大规模动员上。在笔者的老家蕲春县，上水利的时候，一个小队是一个民兵排，一个大队是一个连，一个公社是一个营，一个县是一个团，冬季农闲的时候每个排组织大约有几十个劳动力，一个连就有几百人，蕲春县这样一个团里面有574个连，最多可以动员劳力十万人以上。我们知道知识总是具有继承性特点，共产党的有机知识分子多数出身军人，难免把整个国家搞得有点象大兵营似的，这是他们熟悉的组织技术的继承性所决定的。

在西方社会发展起来的、基于私有制社会的利益输送和协调的规则，在新中国基本上不起作用，这样来自西方的政治、经济和法律制度在新中国就失去了对应性，知识精英在西化教育中间学习并掌握的知识处于“英雄无用武之地”的尴尬处境，发言旨趣难免文不对题。对于组织技术和与群众打成一片的工作态度与技术，并非知识精英的强项，即便是一些所谓的著名社会学家，要他们去组织和领导农民进行打土豪分田地，组织互助组和合作化进程，不仅是过去不会，现在也仍然不会。他们虽然掌握着书面文化，但是他们却没有组织技术，这是他们在新中国也多成为闲人和看客的原因。

二、高积累政策下的社会关系简化与职业利益空间压缩

新中国的工业化目标，已经是1840年以来的百年屈辱提出的历史任务。而新中国选择了国家政权主导的发展形式，排斥了资本主导的路径，确实是更有效的提取社会剩余的方式，这个政策目标和发展路径选择，意味着要由国家出面去提取有限的社会剩余，支撑国家的工业化目标。

根据一些人的研究，在旧中国工业化进步最快的1930年代积累率只有5％，1949年后的积累率高达20－30％，在提取社会剩余去支持工业化目标上，国家确实比资本要能干得多。而且国家的有规则提取剩余方式，也相应减少了积累过程的创痛酷烈，这集中的体现在快速工业化过程中间，新中国同时在成人识字率和人均预期寿命所取得的成就上，在物质进步的同时没有忽视人本身的发展――衡量个体生理素质和智慧发展的指标都取得了重大进步。这说明国家主导的工业化进程，不仅能够实现更高的效率――“积累率”，也能够更好地实现负担公平——“分配效率”，实现进步需要和代价最低。

新中国是在工商业极其落后的起点上开始工业化进程的，社会条件是资本存量非常有限而劳动力却很丰富，这一点除了毛泽东之外似乎很少有人具有深刻的认识。社会剩余很少的情况下，一切剩余必须服务于工业化进程。第一个提取剩余的政策是土改，本质上就是剥夺地主和富农的700亿斤的地租，去支持国家的工业化目标。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步，要求有更多的粮食供应城市市场，随着战乱的停止和人口增长速度的加快，粮食增产必须同时兼顾工业化目标和满足农村人口需要这两个并非不矛盾的目标，唯一的出路是在大量社会剩余去支持工业化的同时，农村也仍然能够继续增产，换言之，新中国农业增产必须在没有大量资源投入的前提下实现，这只能是选择农业集体化政策，在集体农业的基础上去实现水利事业和农田基本建设，而不是依靠化肥农药投入增加去支持农业增产。

作为高积累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要促使资源分配尽可能集中在生产发展环节，降低资源分配的分散程度。一个核心的手段是减少国家和社会管理的费用开支，这体现在财政开支的方向上和比例上，毛泽东时代国家财政在行政事业费用上的开支比例非常低，这意味着干部培训和制度实施成本必须充分节约，因此带来的管理不规范和简单粗暴，就是低成本管理的一个常见代价。

新中国降低管理费用的基础在国家主导体制下的利益关系空前简化，市场协调成本，基于私有企业利益最大化发展起来的信息成本的降低。信息成本的下降，实际上意味着跟随现代工业化进程发展起来的社会科学，多数属于不需要，“养起来”的旧知识精英，确实不能明了新中国的利益协调和分配问题。我看沈从文这样的先生在解放前写的文章，就很真实，然而在解放后他对于整个形势和现实的把握就非常隔膜，在他1958年下去体验生活的文章中间，他对于一个背竹子的女孩子的访问，只是罗列了一下流行的口号，竟然不能叫人明白这个竹子要做什么用的，这个女孩体现的高昂情绪有什么现实依据，沈从文既不知道也写不出，在这样的落差背后，实际上体现了知识精英个人对新制度的冷漠和敌视，他不愿意了解和打听他自己并不明白的那一切。

流入社会科学研究和国家管理环节的资源下降，一方面表现为社会科学发展的“萎缩”，一方面要表现为管理的不规范，这是选择高积累政策和国家主导路径的结果。

三、重新回顾毛泽东与知识精英的纠葛

国家政权的力量是最为强大的，国家和社会管理各个方面都是要打上政权特色的烙印的。从几千年的历史看，国家政权的职能扩张分为三个方面：对内职能、对外职能和经济整合职能。中国国家机器的对内职能是在秦始皇手上开始最后由汉武帝完成的，中心思想是要以国家政权的力量去缓和社会对立和阶级矛盾以追求长治久安，西方国家是在1930年代大萧条和二战之后逐步完善起来的；国家机器的对外职能在筑长城和驱逐游牧民族的侵袭过程中间一直保持着、并在1840年以后赋予了新的意义；国家政权全面承担人力物力资源整合职能去寻求国家和民族的发展目标，则是在毛泽东时代开始的，并且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达到了很高的程度。

国家政权的强大力量，使得每一次的职能加强，都造成社会利益分配规则的重大变动，对反映社会利益关系的思想意识带来强大的冲击。秦始皇统一中国的事实，验证了在“统一中央集权制国家之下安全成本最低”的结论，但是知识精英失去了在竞争性的政权中间选择的余地，失去了与强大政权进行谈判的资格和社会条件，最后在汉武帝时代的“独尊儒术”是由皇帝和朝廷选择立“五经博士”，儒生固然在国家机器里面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但是却失去了主导权，在这个基础上回顾秦始皇朝廷上的争执，更能看出问题之所在。儒生本能的拒斥导致自身地位下降和职业利益压缩的政策路径，在今天的番邦经济学看来正好符合经济人预设。

在1840年之后的长时间段内，中国知识精英对民族危亡的把握是准确的，但是路径上是不高明的，他们选择的路径总是体现着知识精英利益最大化的方向，而天然的拒绝最终足以整合中华民族人力物力的有效方式，长期陷入向西方学习又陷入“先生打学生”的困境。今天对五四运动的表述，仍然是服从知识精英职业利益找合法性的方式，民主和科学恰恰不是什么五四运动的主旨，而是充分肯定知识精英的职业利益，真实的五四运动是“外争国权、内除国贼”。最后的救国路径，是在长期的黑暗时代之后，历史选择了共产党和农民革命，知识精英则选择做看客。

毛泽东时代以国家政权主导工业化进程，利益主体空前减少，使得整个社会利益关系空前简化，简化为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的利益分配。国家和社会管理变得很是简单，追求管理和协调成本最低，有条件成为政策选择。管理和信息成本的最小化，实质上就意味着知识精英的职业利益空间的压缩，也相应要求知识精英在适应低成本管理方面进行服务方式和方向的转变，按照毛泽东的概括就是：知识精英应该追求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知识精英不愿意选择当劳动者，因为这意味着职业利益的光环和所得下降，同时还意味着要实现思想方面的进步。这两者都是中国的知识精英所抗拒的，毛泽东时代的一系列思想改造运动，都是希望借助政治压力促使知识精英的思想转变，而知识精英则对职业利益方向十分敏感和坚决，这表现在思想改造运动、批判俞平伯的唯心主义、批判胡适、批判胡风和反右运动上，双方较量的目标分歧最集中体现在胡风的“五把刀子”判断上，毛泽东要求知识精英放弃职业利益最大化方向，加入整体利益和长远目标的努力过程，知识精英拒绝主动改造，毛泽东也没有办法让其中的绝大多数改弦更张。最后毛泽东选择了“养起来”的方针。

新中国知识精英只剩下一个任务：就是要在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的政策分配是区分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知识精英的工作空间是帮助人们认识到分配规则背后的必要性，实际上知识精英群体最缺乏这样的自觉。在秦始皇的朝廷上知识精英是用“先王教诲”来反对历史的经验，今天中国的知识精英主流是用“普世价值”来反对利益关系的国家统筹。

特别有意思的是，在国家主导剩余分配的情况下，利益关系的简约和资源分配统筹容易实现，但是不利于知识精英利益最大化，今天利益关系复杂化和资源分配的统筹安排失去了依据，使得各个重要方面的发展目标无法兼顾，反而是知识精英职业利益合法性的旗帜――要经由发展和繁荣社会科学去寻求决策科学化的路径。

四、改革时代中国主流知识精英的言说逻辑

在改革舆论和改革学术的起点和主流上，至今是反对对资源进行统筹分配的制度的，最为明显的是主张“和平”和“双赢”的学术，背后是为了节省安全成本支出，把有限的资源集中到提高消费品档次上来；效率的言说，根本上瓦解了地区之间和产业之间的平衡发展要求，瓦解了中国实现利益最大化的产业配置要求，反过来却在竞争的言说底下鼓噪发展“高附加值”产业，本来我们是有这样的产业的，正是基于“比较优势”的效率学说，要求放弃重工业和本土装备工业发展的。

在毛泽东时代中国的现代化目标非常明确，“四个现代化”直接进行目标列举，是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资源分配首先照顾生产条件改善、安全目标实现和长远竞争力的提高，消费目标作为生产发展的必然后果，而不予正面列举，资源分配顺序是优先集中资源在改善生产条件的基础上实现生存条件改善。在目标定位上，不仅要求个人物质福利指标的改进，也一样为实现安全方面的目标分配资源，为了中国产业竞争力的发展，还要求进行技术方面的突破和储备。

毛泽东时代相对完整的发展目标体系，在改革学术哪里全部瓦解为消费水平的迅速提高和单一产值目标的进步。改革后的国家强制性技术标准，都是“等同或者等效采用国际先进标准”的，这在中国人均资源不足的现实之间，市场价格却无法与国际市场等同，假如企业真的认真执行这一要求的话，最后的结果是在市场价格的硬约束之下，认真执行标准的企业将无法生存。但是这个问题还是能够部分得到理解：中国那些靠财政工资吃饭的人，希望把中国有限的资源集中投入到生产国际先进水平的消费品上。一句话，中国的改革学术是一种“纯粹的消费者意愿”体现，或者说是地主老财的要求在主导中国的改革学术，他们的总体政策主张与德国的容克地主、美国南方的奴隶主都是一致的。毛泽东时代的现代化是优先集中资源发展生产的“生产现代化”，是不符合他们利益最大化愿望的，而今天中国主流知识精英追求的是集中全部资源实现“消费现代化”。

虽然毛泽东认为知识精英群体始终是“资产阶级”的，但是并没有采取过头行动予以制裁，关键在于毛泽东认为新中国政权非常稳固，不受“地富反坏右”的威胁。他曾经说“就算这些人占5％，如果他们组成一枝军队来对付我们，那倒是要重视一下，他们平时分散在各处。”因为这样的信心，所以对知识精英可以执行宽松的“大部不捉、一个不杀”政策。今天中国的主流知识精英不遗余力的妖魔化毛泽东，实际上是因为职业利益空间方面的根本对立，由于他们自己失去自信心，所以对毛泽东时代的一切努力过程都无法予以兼容，必须要有“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的狠劲，许多主流知识精英比如秦晖写文章的目的，其实是时刻不忘要把毛泽东“批倒批臭”。宽容态度其实是自信心的量度指标。

以此而论，中国主流知识精英妖魔化毛泽东是有道理的，毛泽东选择并坚持的方向确实是最大化的压缩了他们的职业利益空间；反过来，毛泽东长期对知识精英的不信任也是根据充分的，不仅在解放前“动摇性、依附性、软弱性”的事实依据，而且有解放后他们拒绝肯定新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事实依据，改革后中国主流知识精英的意志体现，都佐证了毛泽东的判断，因此毛泽东的行为都是正确的，与知识精英的判断一样正确。当然依托国家政权的力量，越过政策的界线去打击异己的“积极分子”总是有的，今天在知识精英之间还是不少，例如萧功秦写文章说边缘知识分子最终是要推翻政权的“英明论断”，就比当年周扬整胡风的积极性还要高不少，至少周扬是在其位才谋其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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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四年五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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