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宣部不应该害怕与汉奸言论进行争论

中宣部有职责促进健康的争论

作者：老田

每次看到“错误”的言论，中宣部的工作方法惯例是下令禁止，从来没有看到中宣部展开过反驳和辩论。比如这次对于袁伟时的汉奸论调，也是一封了之，这事儿比较奇怪，可能的情况是两种：一是中宣部诸位官员知识水平太差，也不会反驳，就只好动用权力采取组织处理措施；另外一种情况是不愿意反驳，觉得反驳太费功夫，也懒得去看书，所以选择一种最简便的“偷懒办法”来行政。

即使一件事本身并无是非对错，利益关系不同也导致不同的主张和看法。美国大使馆的官员曾经告诉左大培说，他们扶持了很多主流学者出书，以体现美国对中国是多么重要多么友好，这是为了美国的利益在中国顺利实现，所以美国愿意为此付出相当的代价。一份提交给美国国会的审计报告披露，每年美国财政要为在中国宣扬美国利益正当性而拨付数千万美元，这个数字还不包括许多美国垄断财团的扶持数字。而林毅夫主持的北大某国经济研究中心就是美国垄断财团的一个扶持重点，林毅夫们不仅写《肯得基给中国带来了多少就业》这种涉及微观个案的文章，还长期主张中国在宏观上实施比较优势战略，不要搞自主技术创新去威胁美国企业的垄断地位，这说明了美国政府和企业在投入后很好地获得了产出。

林毅夫们的工作模式在中国的主流圈子里，很有代表性，他们一方面是依托在中国取得的无形资源――学术地位，一方面是在海外寻求物质利益，在个人方面他们得到了国内无法给予的最大化利益。而对于海外扶持者看来，仅仅付出了极少的代价，就控制了中国学术界的高端资源，并成功主导了中国主流圈子的话语权导向。

不管怎么说，社会是分化的，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利益实现方式，著名的汪精卫先生说卖国要有资格，在一个特定的资格上卖国可以取得很可观的个人利益，这个没有什么奇怪。问题在于这种个人利益实现方式，与整体利益不一致，触犯了其它人的利益存在，卖国这个事儿对于卖国者本人和其它国民的影响是不同的。

中宣部是接受中国财政全额拨款支持的单位，专司宣传问题，作为党的喉舌。鉴于共产党是中国的唯一执政党，其执政利益和国家利益具有一致性，因此对于中国国家利益如何实现，与美国利益和过去西方列强之间的利益最大化之间有什么区别，中国人民要在实现自身利益的基础上做出什么样的努力，显然，中宣部对于这个问题有职责说清楚、讲明白，否则中宣部就没有履行好自己的职责。

一般而言，就算是中宣部诸君水平不高，但是考虑到中宣部站在有利的位置上，其职责是告诉中国人民如何捍卫自己的利益，因此就算中宣部水平比一些著名的汉奸诸如雷颐、袁伟时等人差点，在辩论中间仍然是占据优势的。因为中宣部不需要拿美国政府和基金会的银子，因此就不需要为了列强利益而寻找遁词，降低了争论的劳动强度，而袁伟时他们因为要颠倒中国近代饱受侵略的史实，就有了许多困难，这其实就是民间所说“打铁要靠自身硬”的道理；其次中宣部在这个问题上与中国人民的利益和历史记忆一致，可以取得同仇敌忾的效果，就算是说话没有雷颐袁伟时一流动听，效果也可以更好些。假如中宣部要在降低投入同时履行好职责，显然就要抓住机会去和这些著名的汉奸论调展开争论，这个争论明显是“投入少、收益大”，我很不明白为什么中宣部在这么有利的当口，还要回避争论。换言之，由于雷颐袁伟时等汉奸文人的帮忙，中宣部实际上是获得了低投入高产出的工作空间。

过去中宣部的选择，很让人奇怪，动不动就去禁书封报纸，从来不搞公开的争论，结果却是错误论调空前流行和猖獗，已经发展到今天公然歪曲历史史实的地步。中宣部确有必要反省自己的工作方法，更不应该害怕争论问题，而是要在公开的争论中间去揭露那些汉奸言论，揭露西方资金在中国收买“友好言论”的事实，这样才能更好地履行自己的职责，也告诉中国人民什么是中国的利益，什么是中国未来的道路，让全国人民在争论中间去鉴别，让那些汉奸卖国贼言论物索遁形。在这里有必要重新提一下毛泽东那个著名的“种牛痘”主张，在没有人愿意充当反面角色的情况下，1958年毛泽东竭力主张发行参考消息而且要增大发行量，目的就是让全国人民学会在各种说法中去分清是非黑白。

二○○六年一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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