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名中共党员，曾经是一名乡镇党委书记，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从2000年开始，我不再是乡党委书记了，但我所到之处，大家还是习惯的叫我昌平书记。我最近两年在云南贵州等地的农村扶贫，遇到村支部的同志，他们叫我书记，我都很认真的纠正说：你们不要叫我书记，叫我昌平同志，但大家还是习惯叫我昌平书记。

有一次，我到了印度克拉拉邦的农村，当我通过翻译自我介绍我是中共党员时，马上有人上来热情的和我握手，激动的对我说：昌平同志，欢迎你！说实在的，我当时真的激动得差点掉了眼泪。更让我感到意外的是，晚上8点多钟，村子的11个党员一个不差，因为中国同志的到来，专门召开支部生活会。生活会上，他们向我介绍印共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支部的工作情况，请我对他们的工作提出批评意见，也请我向他们介绍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中国改革开放的情况、农村情况，还有党员质问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走“资本主义”道路？为什么允许少数人先富起来？在17天的访问中，我被邀请参加了三个农村党支部的组织生活会。在印度农村，我真切的感受到了我的同志遍天下。

我在云南贵州，每年有到几十个村子，竟然没有一个支部邀请我参加生活会，我也没有发现他们在7。1之外过组织生活会，更没有党员称呼我昌平同志。

我也经常去一些地方党校去讲课，主持人都叫我昌平先生，学员提问的时候，大多都叫我昌平老师。搞得我也不知道自己还是不是党员？党组织到底还承不承认我是党员？

同志，中国有7000万个同志，我一个也难找到，可是，当我刚刚踏上印度的土地时，到处都有我的同志。

我常常问自己，我还是党员吗？

我1983年入党，在基层领导和参加了整党、社教、基教、三讲、三个代表等活动。老实说，我是离《党章》的要求越来越远了。我2003年离开了中国改革杂志社，来到了香港乐施会工作，再也没有参加过党组织生活会了，但是，我觉得我离《党章》的要求越来越近了。我想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最近一年来，我的身边总是带着《毛泽东选集》和《邓小平文选》，坚持每天读5页，希望找到答案。……

我现在香港乐施会工作，在香港，向乐施会这样的组织有很多个，竞争是很激烈的。如果不保持“先进性”，就得不到资源，组织就会灭亡。在乐施会两年来，我每次下村都能自觉做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我可以自豪的对党说，我虽然没有参加党组织安排的保鲜教育，但我越来越像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了！

党啊！我在乐施会没有给您丢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