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经济史学家贡德·弗兰克于1998年出版了一部《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他自称本书的一个重要创意，是认为在公元1500年以前，中国曾是世界经济的“中心”，只是到1800年以后，中国才开始衰落，失去了“中心”地位。世界经济的“中心”是不断转换的，中国还会再度辉煌，重新成为“中心”。他的这种论点无疑是会得到中国人欢迎的。我以为，说古代中国经济曾领先于世，是史实，但说成世界经济的“中心”，则不免牵强。当时的经济发展和交往，尚达不到使世界经济“一体化”的程度，以“中心--外围”论来解释古代经济史，虽是一个创意，但困难极大。而以此论来说明现代世界经济关系，则具有重大方法论意义。
自斯密以来，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总在宣传一种观念：只要开放国门，自由贸易、自由竞争，那么，落后国家终究会逐步发展，赶上或超过发达国家。然而，几百年的历史却表明了相反的趋势，那些不能坚持(或没有)国家主权，被动地适应发达国家自由贸易需要的国家，不仅没有因此而发展起来，反而更加依附于发达国家的垄断资本财团。“富者日壅，贫者日倾”。这种状况迫使落后国家的一些经济学家反思他们从发达国家教科书上学来的自由贸易和自由竞争教条，从落后国家利益来分析几百年历史的经验。在这方面，阿根廷的劳尔·普雷维什起了开创性作用，他于20世纪50年代提出了“中心--外围论”，之后，巴西的多斯桑托斯等人，又进一步形成了“依附论”，从而在理论上说明了这一问题。
普雷维什的“中心--外围论”要点是：世界分为两大类国家，一类是以西方七国集团为代表的高度工业化国家，其经济增长是全面的、自主性的，它们出口工业品或高附加值产品，进口原材料和初级产品，它们垄断着技术的创新，占有了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几乎全部利益，借技术先进的垄断地位，掠夺外围国家。它们是现代世界经济的中心，也是政治的中心。在政治上，实行帝国主义政策，控制第二类国家。第二类是“外围”国家，即世界上绝大多数没有实现工业化或“工业化畸形”的国家，它们的经济往往有增长而无发展，严重受制于第一类国家，“中心”的经济周期，对“外围”有直接影响，“外围”国家成了“中心”国家倾销产品、转移危机的场所。“外围”国家的经济结构附属于“中心”国家，其主要出口产品是原材料和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生产的初级、低技术值的产品，但又必须维持这种出口以换取“中心”国家的工业品。“中心”与“外围”的关系是不平等的，“中心”的存在以“外围”的存在为前提，“中心”的发展以损害外围的发展为代价。
这样的“中心--外围”格局，是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世界结构，“外围”国家只有服从“中心”的利益，才能存在。

一旦外围有意无意地损害了这种经济和政治利益时，中心--特别是主要中心--往往就会采取惩罚的措施，在极端的情况下甚至会通过军事干预的手段进行报复。①

“中心--外围论”给落后国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这些国家的经济学家由此来重新思考本国的发展道路。巴西的多斯桑托斯进一步提出“依附论”，指出“中心--外围”结构实为“统治--依附”结构，这是资本扩张过程的结果，列宁等人关于帝国主义的研究只注重了帝国主义的向外扩张，忽略了被统治国状况的研究。他的“依附论”实则是对帝国主义理论的拓展。在1975年出版的《帝国主义与依附》一书中，他系统阐述了自己的论点。多斯桑托斯认为，自殖民地时期，“统治--依附”结构就已形成，其特点是宗主国的商业和金融资本通过贸易支配殖民地国家，对这些国家从土地、矿产和劳动力进行殖民垄断；进而是殖民地国家被纳入垄断资本的分工体系，成为原材料的主要产地，在依附国形成了“出口经济”或“外向型经济”结构。二战以后，殖民地国家争取到政治上的独立，但“中心”国家依然利用其技术和资本的优势，控制“外围”国家的经济，其控制的手段和方式主要有：一、不平等交换，中心国的垄断资本财团控制着买方市场及运输和销售渠道；二、服务费用吞占，主要是运费、保险费、技术服务费和专利费，这实际上是由技术垄断而形成的新地租；三、资本输出，这是对外围国家劳动力的直接剥削，也是迫使其放弃进口替代战略的手段；四、国际“援助”，主要是贷款，外围国家利用贷款来购买中心国家的商品，但又不能因这种购买而创造新的价值，从而背上高额债务负担。中心国家垄断资本财团对外围国家经济的控制，除上述经济方式外，还有政治、军事手段，特别是通过控制外围国家的统治集团来达到其目的。
多斯桑托斯指出，在外围国家，有一种思路，即在不变革本国社会制度的情况下，通过扩大出口来增强实力，由此摆脱中心国家的控制。他认为，这是不可能实现的。

官僚阶级、失败的民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中间阶层及其思想家们谋求一条用扩大出口来弥补国际收支赤字的道路，以此代替用诸如延期偿付、革命地改变世界的贸易关系、制止外资利润外流等激进措施来解决外债问题的道路。可见，这是一条更加屈从的道路，一条变本加厉地剥削劳动者以填满外国剥削者腰包的道路。

从“中心--外围论”到“依附论”，表明落后国家在民族独立之后，建立起初级的资本主义制度，按自由贸易、自由竞争原则发展经济之路不通，那些站在民众立场上的经济学家对这一原则的批判，其理论价值是很大的，它与资本主义正统经济学的国际经济理论的对立，为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新思路。多斯桑托斯等人明确指出：外围国家要摆脱其依附地位，只有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然而，在垄断资本财团及其代理人--官僚资产阶级的沉重统治下，这些国家的革命相当艰难，依附地位依然。
中国经济的发展水平与产生“中心--外围论”和“依附论”的南美国家相似，但我们已是社会主义国家，这是最大的区别，也是我们能变被动为主动，独立自主地展开对外经济交往的前提。
强调主动性，并不是否认事实上存在的“中心--外围”态势，但可以，也必须努力避免对国际垄断资本的依附。
智利、阿根廷、巴西等国，实行的是资本主义制度，这是它们依附于美国等发达国家垄断资本的根本原因。小资本依附大资本。小资本为外围，大资本为中心。在国际如此，在国内也如此。国际上的依附，不过国内依附的扩展。资本是自由的，其相互间的竞争取决于势力。正是大资本要求自由竞争，而大资本的自由竞争，对于小资本来说，就是垄断。当然，对于落后国家而言，“中心--外围”的国际关系结构，是它们从农业文明或更低的文明转向工业文明的一个必经环节，但当这些国家在政治上独立，而且国内劳动群众的势力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就会要求改变这种结构。不过，要达到这一点，就必须进行制度变革，多斯桑托斯已经认识到这一层。
中国也是“中心”国家所要控制的“外围”，这在20世纪前期已经基本上做到了，但中国革命打乱了这个格局。新中国成立后，又面临另一个危险，即被纳入苏联为中心的另一类“中心--外围”结构。毛泽东的“独立自主”方针，在当时受到双方夹击，一是美国的封锁，二是苏联的挤压。为了不依附这两个“中心”，中国付出了极大代价和努力，从形式上看，它延缓了中国工业发展的进程，但从内容上说，独立自主的方针又是凝聚中国人的精神支柱。多斯桑托斯等人努力争取的，就是这种独立自主。
中国经济的问题不在于独立自主的方针，而在于未能充分实行社会主义的民主法制。现在实行“开放”政策，关键还在于能否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法制。20余年的历史表明，当今世界的“中心--外围”结构更为严整，苏联的“中心”已不复存在，它也成了“外围”国家。将苏联变成“外围”，是美国垄断资本财团有史以来的最大胜利，它还要争取更大的胜利，将中国也彻底变成它的“外围”。
中国既不能闭关自守，又不能成为美国“中心”的“外围”，这似乎是个两难问题，解决的途径只有一个，坚持社会主义原则指导下的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发展公有制经济，主动积极地展开国际经济交往，使之服从于、服务于国内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