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刘永佶教授新著《官文化批判——中国文化变革的首要任务》已由中国经济出版社于二○一一年金秋十月出版发行。本书以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和方法，以社会主义文化对中国古代两千多年的统治文化的研究，分析了官文化产生的社会基础和历史作用，归纳了孔丘所创儒家道统的范畴体系和官文化的特征内容。论证了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批判官文化的必要性和方法论原则。全书共八章，分别论述了：官文化的性质，官文化基本理论儒家道统的形成与演化，儒家道统的范畴体系，官文化的特征与内容，官文化统治的结果与被统治者对它的适应——小农意识，官文化对人与社会发展的制约，官文化在“洋务派”、北洋军阀、蒋介石集团统治时期的存在，确立社会主义民主权威批判和克服官文化。本书主要内容将于近期在乌有之乡网站精选首发。敬请关注。　　

　 　

重塑中国魂：文化变革的紧迫与必然（下）　　

六、批判官文化是中国文化变革的首要任务　　

    中国文化是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文化变革既是中国社会变革的前导和必要内容，也是人类文化变革和文明发展的必要内容。

    中国文化变革的实质，就是确立劳动社会主义自由文化，批判和消除官文化。这与中国社会变革是统一的。中国社会变革就是要建立以劳动者为主体的民主劳动制，克服并消灭延续两千余年的集权官僚制。自由文化是民主劳动制的主导文化，劳动者利益和要求的体现，是新的中国魂；官文化则是集权官僚制的主导文化，是官僚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利益的体现，它曾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上充当中国魂，其历史意义不可抹煞。但今天官文化已经成为社会变革和文明发展的主要文化障碍，必须在确立自由文化的过程中，进行批判和消除，这是中国文化变革的首要任务。

    当今世界，从总体论似乎进入两千多年前中国的“春秋”时期，二百左右大大小小小的国家，其中几个大国在争“霸”，并以霸权支配各中小国家。不过，春秋时的“天下”只是中原附近的地区，现在的“天下”已是整个地球。春秋之后是七国并立，原有众多中小部落的“国”已并入七大国，进而又是秦统一天下。今天的世界如何向“战国”状态演化尚不可知，但由大国霸权主宰的局面却已形成。

    中国是个大国，但不是强国，更没有霸权，一百多年来，不仅受到列强的欺凌，甚至要受列强支使的小国的侵扰。“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为避免被支解、被殖民，亡国灭族的结局，先进分子率先发起了变革社会，振兴中华的运动。一百多年来的历史证明：变革是中华民族存续和发展的唯一出路，变革的根本是变农业文明时形成的集权官僚制为与工业文明相适应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批判和消除集权官僚制意识形态官文化，也就成为变革的首要任务和重要内容。

    在这场大变革运动中，各阶级、阶层、集团的思想代表都表达了其利益所体现的意识，概括说来有如下三种：一是居统治地位的官僚地主阶级中的“开明”派，其观念集中于由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中，百余年持续下来，虽有形式、手法上的变换，但实质依然；二是自由资产阶级的“全盘西化”论，设想照搬欧美文化、制度；三是代表广大劳动群众的社会主义，这也是从外国传入的，经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引导，取得了伟大成就，但苏联模式的局限致使社会主义步入困境，而新政权保留的行政集权体制没有得到应有改造又导致官僚资本和官文化滋生，成为变革的主要障碍。

    这三种观念体现并聚合了三股社会势力，其相互矛盾正是中国现实社会矛盾的集合。现在中国的文化，根本不是亨廷顿所说的“儒教文化”，而是人类三个历史阶段文化的汇集，官文化、资本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都依其阶级主体而存在并相互矛盾。其中，官文化已有了现代形式，资本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也具有中国的特点。

    官文化作为两千余年集权官僚制的统治文化，具有深厚系统的学理基础，不仅被亨廷顿之类的外国人，也被一部分中国人等同于中国文化，孔丘被奉为中国文化的标志。中国的文化变革，实质和首要任务就是批判、克服、消除官文化。如果按西方文化变革的路径，应是以资本主义文化取代官文化。然而，由于产自欧洲的资本主义文化主要是在批判封建主义文化过程中形成的，集权官僚制和官文化在欧洲虽说已经出现，但不系统，资本主义文化对它的批判也只是初步涉及，不可能深入，中国学者用资本主义思想体系对中国旧文化的批判，往往是将之说成封建主义文化，看不到官文化，也不能对之进行准确、深入、系统的批判。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自由资本势力太弱，没有形成足以推翻集权官僚制和对抗官僚资本统治的势力，不能成为中国社会变革的主导力量。因此，以资本主义文化取代官文化成为中国的统治文化，不过是少数人的空想。对官文化的批判和消除只能依据社会主义文化来完成。然而，中国人在20世纪从苏联接受的“苏联模式”社会主义，本身也有重大缺陷，一方面它也和西方资本主义思想体系一样，不承认或不知道集权官僚制和官文化，依据“苏联模式”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也只能将中国旧文化按封建主义来批判，以至到今天中国官方和学界还把秦汉以来的社会称作“封建社会”，其文化为“封建文化”，不可能对官文化进行实质性批判。另一方面，20世纪初中国的社会主义者面临严重的救亡和反抗反动统治的局面，迫使他们将主要精力放在政治和军事斗争上，不可能专注系统地进行文化批判和变革。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路，克服了“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在武装斗争中的缺陷，发动广大农民参与革命，并夺取了政权。但建国后对“苏联模式”体制的引进，又使行政集权体制保留下来，毛泽东虽然力求以群众运动来制约、改造这个体制，但终因既得利益者的阻碍和群众运动的局限，未能成功。而没有群众运动制约的行政集权体制不仅日益强化，更使官文化以新的形式滋生、扩展，制约经济、政治，阻挠社会变革。

    也正因此，官文化的坚守者在一个多世纪的社会大变革中，能够不断地变换手法，将官文化归结于儒家道统，进而将儒家道统说成“中国文化”、“国学”、“中学”，甚至“族文化”、“种文化”，鼓吹“保护弘扬传统文化”，倡导“读经”、“祭孔”。

    如果说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的中国旧官僚们大谈“保种保国”，以及固守儒家道统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张之洞：《劝学篇》。奉“孔教”为“国教”等，还是源于旧观念的肤浅议论，那么，到20世纪末所出现的否定“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文化变革，进而鼓吹“保护弘扬传统文化”的思潮，则“深刻”得多：其目的在于为行政集权体制的既得利益者提供文化上的论据，并对抗文化变革。

    这种情况表明：虽然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以强制的方式从教育、舆论等方面推行社会主义宣传，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和信念还是初级的、脆弱的；而贯通了两千余年的儒家道统和官文化，依旧有其深厚的存留。

    有一位供职深圳某学院的讲师，在1989年夏天这个特殊时期，于台湾《鹅湖》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长文，论《中国大陆复兴儒学的现实意义及其面临的问题》。他认为，中华民族的民族生命与民族精神都实立于儒家文化上，由于现在“国人普遍否认儒家传统”，所以，今天的中国，民族生命已无处实立，民族精神彻底丧失，诸如以权谋私、贪污索贿、投机官倒、侵吞民利等已达无以复加地步。为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生命和民族精神永在，必须反对“现代化”而“复兴儒学”。他认为，儒学是神圣的、普遍的、永恒的“正统文化”，是中国历史、现实和未来不可更易的“指导思想”。他号召：

    复兴儒学是中国内地当前最大的问题，也是最迫切的问题。[①]

    如此激烈、明确的“复兴儒学”言论，出自大陆80年代末一位学者之口，似乎新奇，但若回到20世纪初或港、台新儒家那里，又没有什么创意了。值得注意的是，此论者是把大陆上所出现的以权谋私等恶行都归因于“否定儒家传统”所致，并以为只有“复兴儒学”，才能“让乱臣贼子惧”，阻止社会的道德沦丧。似乎在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上，都是“清廉”、“公正”，甚至“民主”的世道，其功劳在于儒家道统，没有了儒家道统，中华民族不仅丧失了精神，而且丧失了生命。

    20世纪的中国思想界中，以各种方式固守儒家道统的“正统”地位，不断地在历史的关键时期要求“复兴”儒家道统的议论，一直未断。此派人物自我标榜，号称“现代新儒家”，俨然现世“新显学”。他们将本派“开立山门”的功劳，归之于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并自订牒谱，声称传了三代、四代云云。大陆解放，此脉“文化”留续于台、港和海外，到80年代末，始“反攻大陆”，救斯民于水火。

    不过，据我考证，“现代新儒家”的真正“开立山门”者，实为借辛亥革命之机而迫溥仪小皇帝退位的“袁大总统世凯”，进而其主持者为北洋军阀诸公及蒋介石。其经济和政治的基础，就是官僚地主阶级向官僚资产阶级的转化，至于梁漱溟、冯友兰、牟宗三、刘述先诸人，以及80年代末以来大陆上“保护弘扬传统文化”论者，不过是这种转化的思想表现和要求而已。

    袁世凯就“大总统”位之初，就郑重宣布：“国体虽更，民彝无改。”（彝者，《周礼》规定的宗庙里的祭器，意指道统、礼仪）此八字可以说是向官僚资产阶级转化的官僚地主阶级的宣言：可以改变我们的存在形式，但不能改变我们的统治地位。它同时也是“现代新儒家”的宗旨：不论经济、政治如何演变，儒家道统都是中国的“种文化”，是立国兴族的“指导思想”。

    历时一个世纪的“现代新儒学”运动，发了那么多的宏论，但其真正的“创新”，不过是将两千年前董仲舒倡导“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时作为大前提的“天不变，道亦不变”，改了一字，即“种不变，道亦不变”。这表明，他们的“现代新”，就新在接受了现代生物学关于生物种类划分的知识，并以此来代替那被现代科学的研究所证明不过是由无限星空所构成的“天”。在儒家学说体系中，道自天出，天人合一，进而将儒家道统的合理性归结为中国人种的特殊上。由此，儒家道统成了中国人的“种文化”、“国魂”，当民国初年，康有为、陈焕章等领导的“孔教会”在袁世凯支持下，要求将“立孔教为国教”写进宪法时，就已相当明确了。

      孔教者，中国之灵魂也。孔教存则国存，孔教昌则国昌。[②]

    中国之道统，源本孔教，尤不容有拔本塞源之事。故中国当仍奉孔教为国教。[③]

    这个以“保国护种”面目出现的“孔教会”，实为“现代新儒家”之先驱，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不过是把“孔教会”思想更为系统地表述罢了。至于其后来继承者，通有一个共同点，即根据时势的变化，把某些科学或哲学上的新观点，用来充实其间，以示生命力。但其真正的根据并不在中国的“人种”上，而在集权官僚制的存在上。当冯友兰等人倡导其新儒学时，不过是为蒋介石集团的“新生活运动”作理论注释；当今天新儒学的倡导者在宣扬儒家是中国的“民族精神”时，他们大概不知道，早在六十多年前，官僚资本“四大家族”之首，并为投靠美国大资本财团而皈依基督教的蒋介石，已经比这更为深刻地说明了：

    中国人固有遗传的道德，存在我们脑筋中间，几千年中由祖宗传下直到现在。中国固有的道德是不会变的。[④]

请看，“种不变，道亦不变”的逻辑表述得多么清楚。现代新儒家们实际上都是在依循这个逻辑。

    正如深圳那位学者一样，现在鼓吹“复兴儒家传统”的人们中，也有不少人是真诚地以为，时下所出现的政治腐败和种种歪风，都是因为忘记了儒家道统所致，因此，弘扬这植根于中国人种中的儒家道统，强化其“自律”功能，是净化社会，“振兴中华”的必要条件。前几天，听到一位出版界要人大肆攻击“五四”运动，坚称批孔导致中华民族衰败。然而，只要稍微了解一点中国历史，就会发现，正是以儒家道统为统治文化的两千多年里，中国的官僚地主阶级都在“合法”地剥削和压迫中国的民众，也正是从这儒家道统导引出的官文化，支使着官僚的贪污和受贿——这是中国古代的“国粹”之一，以致有人干脆说，两千年的中国史，就是一部贪污史。企图以集权专制贪污腐败的理论基础儒家道统，来治理现时的腐败——它不过是集权官僚制这个旧制度在现代的传统——真不啻以油浇火！而清末以来中国的衰败，正是儒家道统为基础的官文化支撑的集权官僚制所致，今天一切腐败现象，其文化根源还在官文化。清朝统治者因固守儒家道统而在外国侵略者面前屡屡失败，以至丧权辱国，被列强瓜分，难道今天弘扬儒家道统就能发展生产力，“振兴中华”？

    当然，这些因学识和方法上的原因而对儒家道统抱有幻想的学者，很少会从他们的言行中得到实惠，真正的受益者，恰是那些以权谋私、投机官倒者：在不过二十几年的时间内，他们不仅腰缠万贯，而且基本上完成了将其权力变资本的“原始积累”，同时仍牢牢地把持着权力，以资本来支撑权力。正是这些人，才从内心里呼唤保护和弘扬儒家道统，以此来维护对他们有利的稳定秩序，并有效地、实用地阻挡和排斥政治和社会变革。

    儒家道统是中国历史上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它本身具有明确的阶段性和阶级性：它只是中国集权官僚制历史阶段中，官僚地主阶级意识的理论基础，其社会表现和总体作用方式，就是官文化，或者说，儒家道统是官文化的基本理论，它具体化于官文化，并通过官僚地主阶级的统治来控制被统治者的意识。早在1840年以前，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已意识到官文化的没落，并试图通过批判官文化及其基本理论儒家道统，而变革文化和社会。但这股势力毕竟太小，在满清王朝的严酷镇压下未能形成大的运动。1840年以后，由于外国资本的入侵，激化了中国社会矛盾，先进的知识分子逐步深入认识了官文化对社会发展的障碍，在抵御外辱和变革社会的过程中，展开了对官文化的批判，其矛头直指儒家道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官僚地主阶级一方面强调中国社会的特殊性，进而将其绝对化，其中，将儒家道统和官文化装扮成中国的“种文化”，是其维护统治的必要一环。他们反复强调：中国人生来就与西方人不同，西方那一套自由、民主、人权，只适用于西方国家，而且是虚伪的，是他们用来侵略中国的宣传工具。中国面临着亡种亡国的危险，只有用官文化这个“种文化”，才能救中国。但实际上，他们不过是用官文化来镇压正在兴起的社会变革，而他们自己，正努力投靠外国资本财团，变自己掌控的权力为官僚资本，以求其“江山永固”。

    对于以劳动为生的民众，对于企盼中国富强的知识分子，我们有什么理由被旧势力所鼓吹的“种文化”所牵引，跟他们一道宣扬保护官文化呢？劳动者——不论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者，我们的根本利益要求社会变革，要求推翻和清除这股旧势力，因而，我们必须批判和清除官文化及作为其理论基础的儒家道统。而对官文化的批判和清除，只能依据以劳动者为主体的劳动社会主义文化。

    劳动社会主义是劳动者利益和意志的集中体现。[⑤]在中国这个资本主义势力弱小的落后国家，要进行社会变革，只能由劳动社会主义来发动和组织劳动群众，在提高他们素质的基础上，形成与官僚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斗争的变革势力。这是中国革命的主体，虽然中国劳动群众主要是农民，他们囿于小农经济的束缚和官文化的压制，其自身素质较低，但他们作为劳动者，也内在地向往自由发展，为此，也就从本质上认同并信奉劳动社会主义——当然，要进行长期的启示和引导。这是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路下，所形成的关于中国社会变革的路线。应当说，它在推翻集权官僚制方面，是取得了成功的，这是对官文化的批判的必要前提。

    劳动社会主义文化几乎与资本主义文化同时产生，都源于反封建、反专制的市民文化，由于资本主义文化在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居统治地位，劳动社会主义文化长期处于矛盾的次要方面。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为劳动社会主义文化确立了基本观念、原则和方法论，并在社会主义运动中得以充实和发展。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路及其指导的革命实践，极大地丰富了劳动社会主义文化，而中国社会变革的艰难与曲折，官文化的顽固与对抗既是对劳动社会主义文化的验证，也要求总结一个多世纪中国和世界社会变革的经验，确立劳动社会主义文化的主导地位，不断地发展和系统，以此来批判和消除官文化。

    劳动社会主义文化的实质是劳动者主体意识的确立与发展。劳动社会主义文休，以自由为核心，以民主为原则，是民的文化，劳动者的文化，是真正的自由文化。自由意识是劳动者主体意识的展开，也只有在劳动者成为社会主体的条件下，才能实现劳动者，从而全人类的自由。自由并非任性，并非我行我素，并非对他人的支使和控制，而是由人本质核心要素作用与导引，并以劳动为根据，形成与之统一的需要、交往、意识。对于个体人来说，他的素质技能及其作用，即在社会生活中表现其价值，就是他自由的根据和实现。从社会总体而言，自由是以保证个人的社会主体地位为条件的，只有具备社会主体地位，才有自由的可能。然而，统治阶级虽有社会主体地位，但是当他们不劳动而占有他人劳动成果，并压迫、控制他人时，他们也就丧失了人本质和人性，丧失了自由。真正的自由，必须以所有人都成为劳动者，必须以劳动者平等的社会权利和主体地位为条件，也就是说，社会要为每一个劳动者都提供自由发展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才能充分地体现平等社会权利下的劳动与其价值的不平等，才有为争取更大人生价值和提升人性而努力劳动，才有为创造人生价值自觉的素质技能的提高。

    劳动社会主义的自由，是以人为单位、以劳动为根据的全体社会成员的自由。劳动者的主体意识，作为自由文化的核心和原则，是劳动社会主义运动的灵魂，也是其制度化后公有制和民主制的内在精神。是否明确这一点，是验证劳动社会主义文化及其经济、政治制度的重要标准。20世纪公有制和民主制的建立，是劳动社会主义文化所导引的劳动者追求自由的结果，其中的缺陷，在于不能确立并贯彻民主原则。“苏联模式”的失败及其在中国的表现，则在于背弃了这一原则，从而使官僚资本和官文化得以复兴。

    自由文化是公有经济的要求，也是民主政治的内在精神。所有权和民主权是劳动者社会主体地位的基础，也是其主体意识和自由文化的根据。自由文化的重要内容，就是对劳动者所有权和民主权的论证，进而在劳动者本人那里，形成对自己权利的确认。这一点，既是劳动社会主义的根本，也是批判官文化的主要依据。

    劳动社会主义事业并不是个别领导人的事业，而是全体劳动者的事业。这个事业的根本，就在于劳动者从思想上对自己所有权和民主权的确认。只有在这个根本点上建立的劳动公有制和民主制才是真实可靠的。而劳动公有制和民主制的建立，又是劳动者确认自己所有权和民主权的最主要条件，劳动者以确认所有权和民主权的主体意识，来建立、改革劳动公有制和民主制，是劳动社会主义文化的意义所在。

    劳动社会主义文化是斗争的文化，是劳动者争取并维护自己权利的思想武器。在劳动社会主义文化的导引下，劳动者主动地确认自己的所有权和民主权，并为实现这两个权利进行必要的斗争。无论劳动公有制和民主制建立以前，还是以后，压制、侵害劳动者权利的情况都会发生，只有确认了自己权利的劳动者，才能在民主原则的导引下，联合起来与压制和侵害其权利的人和势力进行斗争。官文化的实质在于集权，把民众的权利集中于少数官之手，进而愚民、欺民、压民、治民。它在现实的存留，主要作用就在干扰、破坏民主。劳动社会主义的原则就是民主，这不仅是与官文化针锋相对，也是批判官文化唯一有效的指导原则。

    劳动社会主义的自由文化由价值观、思想和道德三个环节或层次构成，它们是一个内在统一的体系。劳动者主体价值观，将人的价值定位于个人行为对社会的作用，其根据主要是劳动。通过思想的论证和道德的规范，使每个人都确立这样的价值观：个人的价值是其劳动为主的活动在社会总体中作用的体现，而且社会也会公正地作出这种评价。对于每个个体人来说，提升其价值的唯一方式，就是提高和发挥素质技能，为他人、为社会提供产品和服务。这是劳动者主体价值观的基本内容，它与作为劳动者经济观的劳动价值论是统一的，劳动价值论可以说是劳动者主体价值观在经济关系中的具体化，但它又先于主体价值观而形成，是主体价值观得以系统的基础。

    在劳动者主体价值观中，还包括一个内容，就是“负价值”，即对源自人动物属性中野蛮成分的损害他人行为的评判。这种行为在人类社会中是普遍存在的，除杀人这种极端行为外，更多的是骗人、压迫人、伤人、污辱人等行为，它们给他人、给社会造成的结果是负面的，是真正的“负效用”。据此，可以明确官文化的“官至尚”价值观是“负价值”。求官跑官这种在中国官场中的普遍现象，其实质就在于以对政治权力的掌控来实现个人的私利。

    自由文化的思想，是以劳动为根据，展开劳动者主体价值观，概括劳动者利益，分析和论证社会矛盾，解决矛盾，进而实现劳动者价值观，保证其利益，促进其自由发展。劳动者主体思想的基本点，就在于争取和维护劳动者的社会主体地位。由主体而生主动，由主动论证主体，以劳动来主动地改造世界和自身。对主体性的意识和维护，是劳动社会主义思想的功能，并贯彻于其总体系统和个体观念中。

    劳动者主体思想主要包括：一、对劳动及劳动者社会主体地位的规定；二、对劳动者主体价值观的系统表述；三、对劳动者利益和要求的论证；四、对与劳动者利益密切相关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制度的分析；五、劳动社会主义运动的方针、策略；六、劳动者作为社会主体应有的权利及相应制度的论证。劳动者主体思想在总体形式上，也可以分为多层次、多角度，从不同学科进行研究和论证。为此，资本主义文化中的思想领域形成的各种学科，如哲学、法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也可以在形式上有所继承，但必须从内容上创新。更重要的是根据新内容，创建新的学科和学科体系。

    自由文化中的道德，与历代阶级统治社会道德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其主体是劳动者，并由劳动者主体道德主导社会总体道德。劳动者主体道德，集合并具体化了劳动者主体价值观和劳动者主体思想，是自由文化存在并作用的总体形式。劳动者主体道德的根据和出发点，是劳动。劳动者从其价值观和思想所形成的对个人存在与地位的意识，确定其个人的目的和交往观念，并在明确和提升人格的过程中，规范总体道德，进而普及于个体人，由此而制约人们的意识和行为。

    劳动者主体地位的基本，在于所有权和民主权，这是其价值观和思想的基础，也是其道德的基础。劳动者主体道德，也由义务、良心、信誉、幸福等范畴构成，但在内涵上与资本主义道德和官文化的道德有本质区别。是在劳动者争取并保证其所有权和民主权进程中形成的，并服从于这些权利的确立与实现。

    劳动社会主义的自由文化与公有经济、民主政治是统一的，其核心都在于确立和实现劳动者作为社会主体的权利，而这又取决于劳动者素质技能的提高，尤其是文化精神素质的提高。

    任何一种权利，如果其权利主体不能明确意识它，也就不能行使和保证它。而由权利体系所构成的社会制度，其权利主体对它没有明确意识，也就不可能有机地构成，不能有效地发挥其作用。几千年的阶级统治制度，虽然经历了几个不同阶段，但其共同点在于权利的主体有明确的主体意识，并充分地运用这种意识来行使其权利。官文化之所以通行两千余年，就在于官僚阶级充分意识到集权官僚制的权利体系，并明确各自在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所有权和民主权是公有制经济和民主制政治的基本权利，其权利主体都是劳动者。“苏联模式”的缺陷，在于未能明确、具体地规定劳动者的个人所有权，同时没有相应的机制来保证并行使这个所有权。这里的关键，又在于民主权的不明确及民主法制的不健全。之所以官文化能够复活并聚合了强大的阻抑变革的势力，就因为劳动者民主权的不明确、不落实。而一部分官员则在不受民主监督的情况下，利用其供职的公共权利机构的权利，谋取个人私利。对初级公有制和民主制的改革，必须在思想上明确其矛盾和缺陷，而要达到这一点，就应在价值观上确立劳动者的权利意识和主体地位，以此为思想探讨的依据。劳动者主体思想，对公有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内在统一性及其现阶段存在的问题，作出明白、系统论证之后，由劳动者主体道德导引他们维护和行使自己的权利，保护公有制，健全民主法制。这样，才能切实地批判官文化，并克服导致官文化滋生的行政集权体制的缺陷，促进公有经济和民主政治的改革和发展。

    自由文化与公有经济和民主政治是内在统一的，以自由文化导引的公有经济和民主政治，又是自由文化普及发展的基础和条件，这三者的相互制约和促进，就是劳动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发挥和发展的根据。自由文化并不是纯粹精神或想象的结果，而是劳动者在争取自己权利，建立和改革公有经济和民主政治的进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的，是劳动者素质中文化精神素质的主要内容。也就是说，自由文化是以劳动者提高素质技能和争取社会主体地位的斗争为根据的。公有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建立，是自由文化占主导地位的标志和基础，它们的改革和发展，又需要发展了的自由文化的导引。

    现在的中国已非一百年前的旧中国，官文化虽然还存在并作用于政治、经济，但已不是主要文化矛盾的主要方面，而是主要文化矛盾的次要方面，主要矛盾方面从宪法、国体、政体、指导思想，以及广大民众的利益等角度论，都应是劳动社会主义文化。如何以劳动社会主义原则改进、充实、完善主导文化，确立系统的劳动社会主义文化，启发劳动者的主体意识和权利意识，以民主法制取代行政集权体制，壮大民主的权威，批判和消除官文化，是中国文化变革的首要任务。也只有以劳动社会主义文化为依据，并将之落实于公有经济和民主政治，形成劳动群众的自主意识，才能真正地批判和消除官文化。

七、批判官文化的方法　　

    以劳动社会主义为指导对官文化的批判，不仅是中国文化变革的首要任务，也是现代人类文化变革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已有的对官文化的批判仓促而草率，加之“既定文化说”、“保护弘扬传统文化论”的干扰，官文化并没有得到系统、准确的批判，而且严重地存留并作用于中国社会生活，因此对官文化的批判还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工作，为此，必须明确批判的方法。

    概括说来，批判官文化的方法就是辩证法。官文化是历史的存在，它的形成、发展、昌盛、衰落，都是社会矛盾演化的历史所决定的。为此，必须对它进行辩证的、历史的考察。这种考察，要求我们收集和掌握充分的事实（文献）材料，据此进行阶段、阶级分析，明确官文化与政治、经济的统一，系统抽象，逻辑与历史统一，概括其基本理论的范畴体系，规定其形成、发展、昌盛、衰落的原因，揭示其本质，说明它在历史和现实中的存在与作用，改造、吸收其中与现代相适应的一般性因素。

    我们是从现实出发来批判官文化的，是以克服现实中的官文化为目的的。这种批判，当然要依据历史材料，但我们不是外星来的考察者，不是“客观地”观察和描述官文化的流程，而是要从现实出发，以官文化在现代文化矛盾中的存在为批判的始点，以消除其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的负面作用为目的，明确它在现实中存留的原因，探讨克服它的途径和措施。

    作为两千余年统治中国的文化，官文化不仅有深厚系统的理论基础，也有丰富的政治和社会表现。既有连篇累牍的儒家道统的经典，又有大量史籍、典章有关官文化存在和作用的记载，还有散见于文学著述中的描写和民间传说，更可以从现实生活中收集其存在和作用的丰富材料。批判官文化，对这些材料都要尽可能详细地占有，尤其是儒家经典和主要史籍、典籍，以及现实中官文化存留的活生生的材料。批判就是对材料的比较、归纳、分析、综合，实事求是地进行规定和论证。

    官文化是特定历史阶段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必须以阶级分析才能真正予以批判。这一层，恰恰是现在那些“保护弘扬传统文化论”者所极力回避，甚至反对的。在他们笔下，文化并没有历史阶段性和阶级性，只有一成不变的“中国文化”，即不存在阶级性的中国文化；只有作为“中国文化”代表的“儒家文化”，而没有作为官僚地主阶级意识的官文化。至于某些人（如李光耀之流）提出的“亚洲价值观”，也不过是这种“保护弘扬传统文化论”的扩展。但其提出者则另有其用意。至于日本人所说的“亚洲价值观”，更含有60多年前的“大东亚共荣圈”的味道。不过，这些论点都有一个共同点，即反对文化的历史阶段性和阶级性。

    对官文化的批判，必须明确文化的阶段性和阶级性，也只有这样，才能规定官文化的本质及其形成、发展、昌盛、衰落的规律。也正是在官文化中，文化的阶段性和阶级性得到了充分的表现。通过对官文化的批判，我们不仅能发现其历史阶段性和阶级性，而且可以从这个典型的分析中，透视出文化阶段性和阶级性的普遍存在。亨廷顿所说的“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佛教文明”、“儒教文明”等的永恒性分歧和对立，实则是一两千年前形成并演化来的不同地域的统治文化，它们都是阶级性的，而且有其阶段性。严格说来，本来意义上的这几种文化，都会因其作为统治文化的历史条件和阶级基础的消失，不再具有统治文化的地位。现在所残留的这些文化形式，如基督教、东正教、新儒学等，已与其历史上处于统治地位时有了根本性变化，它们已不再是统治文化，而是从属于新的统治文化的附庸或对立面。仅以基督教为例，表面看来，欧洲、北美还是教堂林立，人们也要去教堂做弥撒或礼拜，但这些国家的统治文化已是资本主义文化，基督教不过是经过资本主义文化改造过的，并从属于资本主义文化的一种文化形式罢了。

    对官文化的批判，要与经济、政治进行统一研究。这是文化阶段性和阶级性的根据，也是认识官文化的内容及其演化趋势的必要方面。那些按“既定文化说”主张“国文化”或“种文化”论者，在方法上都将文化看成超脱于经济和政治之外的独立存在，都在某种程度上否认经济和政治对文化的基础作用。也正因如此，他们才能论证永恒的“国文化”或“种文化”。对官文化的批判，不仅要从抽象意义上强调文化与经济、政治的内在统一，更要从官文化形成、发展、衰落的历史，全面说明其与经济、政治的辩证关系，特别是要揭示官文化各主要范畴的经济、政治内容，以及它们对具体经济、政治矛盾的制约。不受经济、政治矛盾制约的文化，是不可能出现的；不对经济、政治矛盾起制约作用的文化，是不能存在的。“现代新儒家”将儒家道统说成可以脱离具体经济、政治矛盾，单纯的“成仁达圣”之学，是对心、性、情的修炼，是“自律”的功法等，与实际根本不符，即令他们所推崇的孟轲和王守仁的“致良知”，也是有充实的经济、政治内容的。儒家道统的哲学观念、方法论、核心范畴和各主干范畴，如“天命”、“天人合一”、“中庸之道”、“仁”、“义”、“礼”、“理”、“诚”、“信”、“三纲五常”、“忠”、“孝”、“弟”等等，都是当时经济、政治矛盾的反映，也都是作用于经济、政治矛盾的内在要素。至于官文化的更具体的内容，如“官本位”、“官至尚”、“愚民政策”、“诱以利禄德”、“德刑相配”、“做官发财”等等，其与经济、政治的内在统一已不言自明。而“现代新儒家”和“保护弘扬传统文化论”者，之所以大谈特谈儒学的抽象范畴，不谈官文化的具体内容，原因也在于不敢将之与经济、政治统一起来。只有用这种方法，他们才能论证空洞的“国文化”和“种文化”，不过，他们也忘记了这个事实：不论是“国”，还是“种”，都是以经济、政治矛盾为其存在基础的。

    官文化是一个庞杂、深厚、广泛的体系，既有其抽象的理论范畴，也有具体的政治涵义和社会内容。对官文化的批判，要以系统的抽象法，对其抽象范畴与具体内容做出规定和论证。官文化的抽象理论，主要就是儒家道统，也可以称为儒学体系，这是自孔丘以来，两千余年间作为集权官僚制“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的儒家众多大师们逐步积累而形成的，它以“仁”和“理”为核心范畴，展开为几十个主干范畴，以及几百个辅助范畴，集中表述了官文化的基本理论。对儒家道统的核心和主干范畴的探讨，是官文化批判的基本环节，这种探讨又不能是孤立的、“纯理论”的抽象，而应与对官文化具体社会内容的批判统一起来。相比之下，对官文化具体社会内容的探讨，就不如其抽象理论范畴那样系统，但这却是官文化的具体存在和作用。对此，我们可以从历史典籍及文学、艺术作品中，以及现实生活的各种现象材料加以归纳和分析，从历史和现实的经济、政治矛盾中进行概括，进而，将其各种表现与历史变动的儒家道统范畴体系统一起来。由此达到从具体到抽象，又从抽象到具体的对官文化体系的规定和论证。

    对官文化的系统抽象及形成的体系，要与历史的演化进程相统一，充分尊重并依循历史来规定逻辑，以逻辑揭示官文化形成、发展、昌盛、衰落的原因，说明其本质和历史意义，论证其在现实中的滋生及负作用。这里一个重点是对儒家道统范畴体系的探讨和论证。历史上的儒学著作，虽有其范畴和实际的体系，但又都不是按范畴体系进行论述的，而是将范畴包容于具体问题的论说中，如按其本来面目，几乎不能规定出与现代思维特点相适应的范畴体系。为此，既要以现代逻辑学和方法论为基本线索，探讨其抽象与具体的关系，又要根据历史顺序说明各范畴及体系的演化，进而厘清范畴体系与历史政治、经济发展的关系。

    对官文化的批判，不是将其分成几块或几部分，简单地将其中某一块说成是坏的，将另一块说成是好的。去掉坏的，保留好的，这样做，似乎容易，但既不能准确规定官文化的体系，也不能说明其历史意义和现实作用，更不能明确如何消除其存在的根据，不能对之进行有效的改造和吸收。当前，中国有一些学者正以这种方法来研究中国古代文化。他们认为，中国古代文化中大致可以分为几块：一是儒家道统，二是统治和剥削者的阶级意识，三是不为官的“雅士文化”，四是民的文化。其中，只有第二块是坏的，其余三块均可保留、继承和发扬。似乎儒家道统与阶级统治和剥削无关，是超阶级的中国文化。而“雅士文化”，实则是历代不得志士人的一种意识，其本意就在于做官发财，但不得机遇，因此愤世嫉俗，发些牢骚，讲些怪话，这实则官文化的一种存在形式，其牢骚和怪话也是以官文化为基本，并依官文化的逻辑而发的。至于民的文化，则主要是小农意识，虽然所反映的是劳动者的利益，但毕竟是历史上的劳动者的利益，其局限是明显的，而且是官文化统治的表现形式，它以认可官文化和集权官僚制统治为前提，在此前提下谋求生存。小农意识延续到今天，已不符合现代劳动者的利益，为此，虽然同是劳动者，因时代变迁，也不能以过时的小农意识来维护现代劳动者的利益了。仍要现代劳动者继续小农意识，等于继续认可并保存官文化。

    官文化是中国历史特殊阶段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它是一个整体，是特殊的“一”。其中，当然包含诸多因素和环节，而且，因为历时两千多年，又分为若干小的阶段，有各种学理论证和政策、体制、机制予以表现。如果采取“分而不合”的方法，那么，批判的结论可以多得无数，但却不能认知其总体。现代新儒家并不承认官文化，他们只承认儒家道统，而且把它称为“儒家文化”，且莫说这个提法的不准确——儒家道统只是官文化的基本理论，而非全部官文化，更不等于“中国文化”，仅从他们将儒家道统分成“内圣”和“外王”两部分，并认为二者可以分别存在，即在现代条件下，去掉“旧外王”，换上“新外王”，保留和弘扬“内圣”，以使“儒家文化现代化”这种基本逻辑看，就足以证明，这些号称“现代新儒家”的人，从根本上就不知道什么是儒家和儒家道统。至于他们将历史上各个儒家代表依自己的需要加以取舍，宣布某某人不是“真”儒家的作法，就更为离奇了。

    对于官文化，要从历史发展的总体规定其形成、发展、作用的必然性，官文化是受经济、政治矛盾的制约，也是制约政治经济发展的必要意识形态。从现在的社会发展看，官文化是落后的、保守的，甚至是反动的，但这不等于说它在历史上一形成就是落后的、保守的、反动的。20世纪70年代“仳儒评法”时，便置儒与法同为官文化两大思想渊源，进而“援法入儒”充实儒家道统的史实不顾，把儒、法两家看成截然对立的，甚至说儒家从一开始就是反动的，法家一直到现代仍然是先进的。这种作法怎么能批判和消除官文化呢？

    一些人愿意这样提问题：官文化或儒家道统，总有一些好的东西吧，我们的批判不能将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统统扔掉吧。因而，他们主张，先要找出好的部分和坏的部分，再对坏的部分进行批判。这里，不妨请你们去找，但断章摘句得出的结论，又怎么与历史事实相符合呢？而脱离了历史事实的结论，又怎么与历史事实相符合呢？而脱离了历史事实的结论，又怎么会是正确的呢？如果这种方法得以成立，那么，人类所有的学说、著作，都可以从其历史条件中剥离，并拆开其词句，重新组合，这样做的结果又有什么意义？

    因此，我们的批判首先要明确官文化是一个历史的总体存在，它在历史上起过其应有的作用。但历史是发展的，因而，当官文化形成、发展和作用的社会基础已发生质的变化时，就必须对之进行否定，这是历史的、辩证的否定。文化是经济、政治矛盾的体现，并作用于经济、政治之中的。“传统文化”实则历史上的文化在现实中的存在，是文化传统，是经过历史的演变改造了的，而非古代文化原封不动地在现实社会的存在。历史的发展是一个不断否定的过程，文化也是如此。就像一个个体人身上的细胞在不断地新陈代谢一样，社会总体在其矛盾的演化中，也要不断地更新，文化观念的变革，也是其发展中的必然。即使是在文化变革的准备阶段，即渐变过程中，文化自身的演变也是持续进行的。在突变性的文化变革中，也不是将全部旧交化彻底消灭，从零开始创立新文化，而是根据社会变革的需要，对以前的价值观、思想和道德进行分析、筛选，进而有选择地加以改造和保留。

    这一点，孔丘在他那个时代，通过对历史的研究，已有所发现：

    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⑥]

    损与益，是文化发展中两个必要的内容，而文化传统，相对于旧的文化体系来说，主要就是“损”，即对其中的各方面因素进行批判继承。文化变革是以社会变革为基础的，文化传统也是与社会矛盾演化过程中的旧文化因素在新社会形式中的存留相统一的。旧文化因素在新文化体系中的传统，本身就是社会矛盾演变过程中一个重要方面。

    我们是在已经高度发展了的社会，来看以前社会的文化如何在现代社会中存留的，这是一个基本角度问题，也是必须明确的。一些文化史和思想史的研究者们，有一种观念，就是“真实地再现历史”。这一点，如果是从方法的实证性上来说，是应该的，历史是既定的，后人只能在他的时代继续历史、发展历史，但不能编造前人的历史，而应尽可能地发掘历史资料，并进行实证性分析。然而，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并不是把自己变成了所研究的那个时代的人物，我们的研究角度依然是现代的；我们的研究目的，也不是为了再现历史而去研究历史，而是为了分析和揭示现实的社会矛盾，来探讨它的历史来源。进一步说，我们是以现代的文化为背景，从研究和发展现代文化的角度和目的，来研究历史上曾出现的文化形态的。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将自己——哪怕只是在文化上——变成古人。今人的生活、今人的利益、今人的文化、今人的思维方法，是我们研究古代文化的基本条件。当我们从现实的角度和目的来研究古代文化时，所要揭示的，就是历史上曾出现的文化观念如何经过社会矛盾的演变，作为一个因素而传统于现代，进而，再明确这些因素在现代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在现代文化矛盾中的关系和演化的趋向。

    古代文化不可能原封不动地存留于现代，文化的传统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是有一个专门的机构或一个抽象的总体，负责保存古代文化，进而交给现代的社会总体。文化传统是要经过在总体矛盾中生存和繁衍的所有个体，个体人都要对之进行验证、筛选，而这表现于总体上，就是对古代文化的改造。当社会矛盾的发展呈渐进形式时，这种改造是不明显的，但当社会矛盾以突变的形式，即经过大变革之后，这种改造就相当突出了。旧有的文化观念，相当一部分因其存在的社会条件已经消失，特别是反映旧的阶级关系的那部分文化观念，会因这些旧的阶级关系的消失而从人们的观念中消除。

    旧的文化观念经过所有个体人的改造，已经被析分成各种片面或因素。就是对这些片面或因素，现代人也不是为了“保持传统”才去继承它们的，而是根据自己的利益和实际需要，去接受和改造的。即令没有条件去学习古代文化，人们也可以从自己的切身体会中，形成与古代文化某些因素相类似的文化观念。文化传统是文化学研究中一个相当重要的方面，而要真正认识文化传统，关键问题就在于紧紧把握住现实的文化矛盾这个主题。将传统文化作为现代文化矛盾的一个因素或片面，而且是历史地改造了的因素或片面，进而才能把握这些因素或片面的地位和作用。

    对官文化的批判，是现实的批判，是现代人根据自己发展的需要，以经济、政治的变革为基础的分析，官文化的全部内容，都要经过变革和发展的经济、政治这双重“过滤器”，只有那些与现代社会经济、政治及其发展趋势相统一的文化因素，才能经改造存在于现代社会。思想上的批判要从官文化的特殊之中发现其一般性，在这些一般性中，有可以为现代人经过改造而继承的因素，更有应根据现代社会矛盾的发展而必须克服的因素。官文化从其历史特殊性上说已经过时了，但其特殊性中所体现的某些一般性因素，如对人类社会及自然界的总体性、系统性认识方法；孔丘等人在创立儒家道统时的初级辩证法；儒家初期有关“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观念；以及儒家的“孝”、“弟”、“诚”、“信”等范畴；儒家明确的“入世”、“治世”思想，将社会主体、人生主要内容规定为人与人的关系，并从人与人的关系来界定社会制度、秩序，主张依此制度和秩序来维系、调节社会矛盾，社会要由知仁达礼的官来行使管理权，而官又必须依礼自律等等，都可以经过改造，赋予现代精神，去掉其历史阶段性和阶级性的局限，而加以改造和吸收。但这样经批判而改造过的一般性因素，已非原来意义上的官文化的特殊内容，而成为现代文化中的必要因素了。

    中国是现实的，也是历史的。历史的中国已经由它自身矛盾的演化而成为现实。我们批判官文化，就是要发现其历史的存在和演化规律，进而明确其历史特殊性和局限性，对其在现代中国的残存进行分析，指明它在现代中国社会矛盾中所起的负作用——它仍凝合着、指导着旧的社会势力阻碍中国的发展。因此，我们的批判，就不是站在所谓“中国”的立场上，而是站在现代中国劳动者的立场上，是以劳动社会主义主导的批判。“中国”是一个相当空泛的词儿，它既可以表示现代的中国，又可以表示历史上的中国。不论现代或历史上的中国人，都是分为阶级的，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利益，对官文化这一特殊阶段的历史文化，也有不同的认识。因此，我们以劳动社会主义文化对官文化的批判，也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必然会得到不同的反响，甚至抵制，而使批判过程呈现出艰难和曲折。但也正因为这样，对官文化的批判才有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