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经济人假设昭示资本主义制度的终结

余斌

 　　摘要：西方经济学所尊崇的理性经济人假设只不过把现代的市侩当作标准的人，它昭示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天然缺陷，是资本主义制度下市场失灵与政府失败的主要根源。从而对于追求全面和谐社会的人们来说，能够限制理性经济人危害的社会主义制度将是当前生产力尚不够发达条件下的人类社会的最佳选择。

一、理性经济人假设
　　理性经济人假设是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前提，是西方经济学家看问题的出发点。尽管西方经济学家认为可证伪性是一个理论假说具有解释能力和科学性的前提，但他们同时认为理性经济人假设是不可能错的，从而也是无法证伪的。这个让西方经济学家在可证伪性出丑的假设，把经济生活中的一般的人抽象为以利己为动机并力图以最小的经济代价去追逐和获得自身的最大的经济利益的经济人。
　　可以看出，这个假设包含“理性”和“经济人”两个不同方面的内容。就经济人而言，它强调的是自私自利；就理性而言，它强调的最优化决策能力。本文的分析着重于前者。就后者而言，这里仅仅指出，远非人人都具有最优化决策能力的。即使是西方经济学大师，也经常在他们所推导的最优化模型中犯错误，更何况是普通民众。马克思曾经批评，“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流行着一种法律上的假定，认为每个人作为商品的买者都具有百科全书般的商品知识。”而西方经济学却使资产阶级社会流行着更为荒唐的假定，即认为每个人都具有超强的计算和决策能力。
　　西方经济学的传教士张五常曾十分狂妄地说：“假如我要跟一位共产的支持者辩理论，我就一定要问：人的出发点究竟是不是自私的？只这一问，我就胜了！”在他看来，既然每个人的行为都是一贯地、永远不变地以自私为出发点，那么，私产制就是经济发展的灵丹妙药，私有产权就是真正的市场的先决条件。
　　但是，即使人的出发点是自私的，也不意味着私产制是经济发展的灵丹妙药，这一推论存在内在的逻辑错误。
　　首先，作为动物，人类具有趋利避害的本性。但是，即便如此，人与人之间的自私性的差别也会由量变产生质变，即不同的人之间不仅存在着自私的量的差别，还存在着自私的本质差别。马克思曾经批评边沁，“幼稚而乏味地把现代的市侩，特别是英国的市侩说成是标准的人。”西方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其实就是边沁的标准人，也就是具有英国市侩习性的人。但是，并非人人都是这样的人。实际上，只要问问张五常，革命先烈自我牺牲的英雄壮举，他张五常是否做得出来，“片甲不留”的就该是他张五常了。
　　当然，这种量变产生质变的思想，是形而上学的西方经济学所不能接受的。在他们看来，“平地上的一堆土，看起来也象座小山”。
　　其次，不加约束的自私自利一定会走到损人利己的地步，使得人类社会无法正常生存下去。以张五常为例。对自私人性的过度推崇，使他认为“在一般性的概念上，‘盗窃’与‘生产’都是在局限下为自利争取‘极大化’。我们不能接受自私的假设，而希望没有盗窃的行为。” 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他不惜偷逃税款并贩卖假货，使得作为资本主义制度典范的美国社会也不能容他。
　　显然，西方经济学是脱离社会来看个人的。作为一种社会动物，人如果只考虑个人利益，而不考虑社会利益，人类社会就不可能长期存在下去。除非是借助全能的神的理性，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在全能的神的庇护下，否则自私自利的个人理性必然会导致集体的非理性。西方经济学一直以来都在试图论证，存在看不见的手，可以从自私自利的个人理性中导出集体的理性来。但是，尽管西方经济学苦心设计了最为抽象的并与现实距离最远的假设前提，并歪曲地运用了数学工具，仍然没能证明这一点。不仅如此，西方经济社会的屡屡危机也不断地提醒世人，西方经济学所宣扬的不过是一种非理性的行为而已。

二、理性经济人假设与市场失灵
　　西方经济学承认，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存在市场失灵的现象。究其原因，西方经济学把它归结为实际的经济运行过程没能满足西方经济学有关市场有效运作的前提条件和假设，从而导致资源达不到有效配置，不能满足社会需求。
　　根据这一分析，在西方经济学看来，市场失灵的主要表现在诸如公共产品的提供、外部经济效应、垄断、不完全信息、风险和不确定性等方面。
　　例如，就公共产品而言，西方经济学认为，这是一类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产品，市场机制无法抑制不付费而享有这类产品的“搭便车”的行为，从而需要政府介入，用强制手段比如税收，为公共产品的提供融资。就外部经济效应而言，西方经济学认为，当某人的经济行为具有负外部效应，比如会给社会造成污染时，由于他的私人成本低于社会成本，从而会导致具有负外部效应的物品，从社会的角度来看，供给过度；而当某人的经济行为具有正外部效应时，又会因为他的个人收益低于社会收益，从而导致具有正外部效应的物品从社会的角度来看，供给不足。
　　在这里，我们看到，正是由于理性经济人的自私自利才会导致上述问题的存在。“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这就是每个资本家和每个资本家国家的口号。”同样地，正是由于垄断资本家的自私自利才会导致垄断行为得以获得高额垄断利润。而且也正是由于理性经济人的自私自利，试图利用信息不对称谋取私利，损人利己，市场才无法提供完全的信息。至于风险和不确定性，则不过是体现出理性经济人的理性尚不足以在存在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做出最优化的决策。
　　韩德强指出，“一个完全由标准经济人构成的社会是怎样的呢？那是一个原子化的利己主义者所构成的社会，没有父母、妻子（丈夫）、孩子的亲情，没有任何团体的归属感，没有社会公德，没有宗教信仰，也没有人格尊严。经济人的惟一目标是个人的、短期的、物质利益的最大化。凡有权力必寻租，凡有资源（含毒品、性、武器等）必出售，一切关系都成为交易关系，一切交易都遵循弱肉强食原则”。
　　显然，强调和放纵理性经济人的自私自利的资本主义社会必然会存在市场失灵，必然会爆发经济危机，洪水滔天。

三、理性经济人假设与政府失败
　　虽然为现实所逼，西方经济学家们不得不承认市场失灵的存在，但是，他们又声称，可以通过政府干预来弥补市场失灵的不足之处。比如，可以由政府来提供公共产品，并用税收来融资，可以让政府补贴具有外部正效应的物品的供给来使这类物品的供给量能够满足社会的需求。再比如，当由于社会分配严重两极分化而导致市场需求不足时，也可以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来扩大内需，尽管这种做法往往会导致更为严重的两极分化和供求矛盾。
　　西方经济学认为，市场失灵虽然会带来社会分配的不公和社会不稳定的后果，但是，可以通过由政府征收累进所得税、实行转移支付和公共补贴等来进行社会财富的再分配，改善市场分配机制造成的社会分配不公问题。有人把它总结为一次分配重效率、二次分配重公平，似乎这样一来，资本主义国家就可以矫正市场失灵，从而达到接近于“理想社会”的状态。
　　但是，美国政府在20世纪60年代向贫穷开战的计划遭受了失败。原因很简单。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理性的资本家或上层经济人知道怎样把公共福利费用的大部分“从自己的肩上转嫁到工人阶级和下层中产阶级的肩上”。正如向企业征收的增值税实际上是由消费者来承担的一样，除非限制一次分配重效率的做法，否则二次分配的“公平”会被一次分配的更有“效率”所抵消。例如，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的最初几十年间，英国的租地农场主和地主把工资强行降低到绝对的最低限度，而由于教区救济金的存在，他们以工资形式付给农业短工的钱甚至比最低限度还要低，其间的不足部分恰好等于教区救济金的份额。
　　当然，事情并不仅仅只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那么简单。实际上，作为大资产阶级统治工具的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也不可能妨碍大资产阶级去攫取利益。因而，这样的政府根本不可能消除市场失灵。事实上，西方国家虽然有反垄断法，但是，大企业的合并浪潮却屡屡出现，生产越来越集中，垄断程度越来越深。
　　即便这样，垄断资产阶级还是感到这样的政府有些碍手碍脚。因而，他们的代理人即西方经济学家提出了公共选择理论。这一理论认为，政府的组成人员同样是理性经济人，也会追逐自身的利益而做出有损公众利益的事情，从而表明政府至少与市场一样并不是完美的，也会存在政府失败问题，进而得出“市场的失灵并不是把问题交给政府去处理的充分条件”的结论，以便“削弱‘骑在人民头上的大政府’，而代之以‘骑在人民头上的大资本’。”
　　但是，这些经济学家可能没有想过这样一个问题：既然市场失灵的问题不仅市场解决不了，而且制约市场的政府也解决不了。那么，这个问题就是资本主义制度所解决不了的。从而，人类社会，要么不得不承受市场失灵和政府失败的双重灾难，让绝大多数人都去做大资产阶级事实上的奴隶，要么就只能摒弃资本主义制度，即使为之流血牺牲也在所不惜。
　　显然，人类社会只会做出后一种选择。有人鼓吹，二十一世纪的竞争是制度的竞争，主张全面采用资本主义制度。但是，如果所有的国家都采用了一样的制度，岂不就不存在制度的竞争了？那么，又有什么是可以用来竞争的呢？

四、社会主义制度对理性经济人的全面限制
　　既然资本主义制度无法克服市场失灵的问题，那么人类社会要想避免灭亡，就必须需求一种能够限制理性经济人自私自利本性膨胀的社会制度。这一制度就是社会主义制度。
　　首先，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区别在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被资产阶级人为地分离了，从而，劳动者不得不屈从于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本性，受尽剥削；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得以不被人为分离，劳动者拥有与生产资料相结合的权力。这也是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会大力创办和发展壮大国有企业的原因。当然，要把国有企业经营好，社会主义国家还需要进一步的制度创新以便能够把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结合的权力落到实处，避免劳动者象计划经济中的那样不是主动与生产资料相结合而是依附于生产资料。
　　其次，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制度，强调一切权力归人民。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构，人民代表的当选也不是靠金钱堆积起来的。尽管当前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还有待完善，但这一制度避免了西方国家三权分立，用法律糊弄民意，置民意于不顾，使人权成为财产权的牺牲品，一味维护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制度安排。
　　再次，社会主义社会强调思想教育和道德约束，推崇先进文化，防微杜渐，从小处制约损人利己行为，防范极端的自私自利行为的危害，能够构造全面和谐的社会文化。
　　其实，西方经济学最为推崇的不过是所谓的帕累托最优状态，并把未能达到这个状态，称为市场失灵。但是，这个帕累托最优状态与全面和谐的社会相比，只不过是人间地狱而已。这是因为，在这个最优状态中，每个人如果不伤害别人就不能改善自己的状况，因而在这个最优状态中，他人即地狱，人人都处于针锋相对的绝对敌对的状态，根本不值得推崇和追求。马克思曾经指出，“资本是根本不关心工人的健康和寿命的，除非社会迫使它去关心。人们为体力和智力的衰退、夭折、过度劳动的折磨而愤愤不平，资本却回答说：既然这种痛苦会增加我们的快乐（利润），我们又何必为此苦恼呢？” 实际上，不仅在上述西方经济学承认的市场失灵领域，在西方经济学认为市场不会失灵的领域，理性经济人的自私自利也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因此，对于追求全面和谐社会的人们来说，阶级矛盾和利益冲突大为缓和的社会主义制度将是他们的唯一选择。

五、结论
　　美国纽约的市侩们非常得意于这样一种说法，即如果你喜欢一个人，你就把他送到纽约来，因为这里是天堂；而如果你憎恨一个人，你也把他送到纽约来，因为这里是地狱。但是，我又怎么知道我没有因此而把自己喜欢的人送进了地狱，而把自己憎恨的人送进了天堂呢？
　　马克思指出，“作为资本家，他只是人格化的资本。他的灵魂就是资本的灵魂”。实际上，把现代的市侩当作标准的人的理性经济人假设只不过是资本主义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昭示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天然缺陷，是资本主义制度下市场失灵与政府失败的主要根源。
　　这一假设不仅不能说明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反而昭示资本主义制度的终结。相比之下，社会主义制度由于能够避免放任理性经济人所带来的资源和人力的巨大浪费，能够有计划地控制人口，因而才是当前生产力尚不够发达条件下的人类社会谋求科学发展的最佳选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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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黄恒学主编，《公共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6] 雷玉琼、余斌，《公共支出增长的利益集团研究》，《当代财经》2004年第12期。
　　 [7] 余斌，《微观经济学批判》，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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