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剑：改革死了，我们怎么办？

从一九七九年到现在，中国改革已经走过了二十七年。无论是作为一种官方的意识形态，还是作为一场范围广大、无所不在的实验，“改革”都是这二十七年无可争议的核心价值。而就其实际的动员范围和对中国普通人生活的深入程度，恐怕只有毛泽东的革命可与之媲美。虽然它表面上远没有毛式革命那么浪漫和富有戏剧性，但它对十三亿中国人的影响却是无远弗届。
  
    如今的年轻人已经很难了解，改革这个字眼，对于我们那一代知识分子所施予的神奇感召力量了。对于我们，改革与“创世记”同义。参与改革，就是参与那个开天辟地的一周。在那个时候，改革不仅仅是几代人的一种精神想像，也是现实中一种点石成金的魔术，其所到之处，“光”有了，“水”有了，彷佛一个与过去截然不同的新世界正在渐次生成。在那个时候，改革是为所有人而生的。从极其匮乏、极其禁锢的历史中出发，几乎所有中国人都在改革所带来的精神解放、物质繁荣中获得了巨大的边际满足。也正是因为这种共赢的性质，改革不仅受到了绝大部分中国人的拥戴，也同时成为凝聚社会团结不可替代的民族愿景。这个时期的改革是属于全民的改革，它汲取的是全民的动力。其强大之处也正在于此。如果一定要为这一段改革时光赋予一种独特的历史地位，我们会毫不犹豫称其为“光荣改革”时期。于此，改革也作为一种不容亵渎的意识形态被奉上的神坛。
  
    然而，以八十年代末期那一场特殊的历史变故为界，中国改革开始脱离它原来的精神指向，而逐渐沦为特殊分利集团的专利。自此之后，从表象上看，中国的市场化进程虽然比之八十年代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改革的真实内容却偷偷地被垄断、被劫持，成为仅仅服务于强势利益集团的独家秘笈。我们无法详尽解析这种改革蜕变的历史秘密。简短的解释是，这是由于中国改革的官僚依赖路径所造成的。这种改革路径引发了非常严重的后果。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改革背弃了初始的全民契约，变成了一种不受监督、不受制约、不需要全民共识的官僚垄断工程。既如此，牺牲核心圈之外人们的利益也就成为一个逻辑的必然。
  
    事实上，早在九十年代初期，就不断开始有社会群体被抛离这列改革快车之外。当时间或流传出的各种“下岗工人自杀”的类似寓言版本，传达出中国社会对改革的普遍不适应症状──改革综合症。这种在后改革时期四处蔓延的改革综合症，不仅严重削弱了中国改革的社会基础，也开始直接威胁改革的另一个前提：稳定。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增长，即所谓做大馅饼，就成为中国政治中压倒一切的目标。
  
    在中国战略家们那里，有一种根深柢固的信念：经济增长可以将我们渡向彼岸。只要有经济增长，只要有不断扩大的财富基础，中国就可能在未来的某一天腾出手来，解决转型中积压下来的各种问题。按照一句经典的政治格言就是所谓“发展是硬道理”。但显然，斤斤计较于“效率”的策士们忘记了凯恩斯曾经暗示过的这样一条更“硬”的道理：从长期看，真正的增长只能是正义的产物，公正即效率。
  
    所以，对于中国那些偏执的改革家来说，只要有利于促进短期经济增长的，哪怕再短视的措施都可以用改革的名义出台。改革不再是有确定内容、确定目标的一种自我生长、自我维护的机制，而彻底变成了经济增长的一种附属、一种工具。这实际上是中国改革在九十年代中期的又一次重要蜕变，从服务于全民的改革，变成了服务于短期经济增长（GDP）和特殊利益集团的改革。以九十年代中期之后开始的教育、医疗、住房等改革为例，这些“改革”虽然有利于赎买某些特殊利益集团，有利于推动广泛的货币化进程和经济增长，但其结果却是将更多的人抛到了改革之外。
  
    当人民被当作包袱而不是财富抛弃的时候，社会稳定的基础自然会愈益狭窄。于是，一种关于改革、增长、稳定的恶性循环开始了：越是不稳定，就越要推动经济增长；越是要推动经济增长，就越是要发力推动符合少数人利益的改革；而越是推动这种“改革”，就越是不稳定。自此，中国的“光荣改革”变成一种赎买精英阶层的私相授受的权宜之计、一种刺激短期经济增长的纯粹的机会主义游戏；它不仅从内部被完全腐蚀，也从外部彻底失去了它的社会基础以及历史动力。高速经济增长固然可以为蜕变了的改革涂脂抹粉，但却很难说服那些在改革中遭到无情剥夺的民众。
  
    改革的支持基础日益削弱，从八十年代初期“人人都支持”的改革，到九十年代“部分人支持的改革”，再到现在“人人都不支持的改革”，中国“光荣改革”强大的精神力量已经成为几代理想主义者的灰色记忆，尘封于历史的角落之中，生锈、发霉。改革死了，我们怎么办？

    作者：袁剑   中国著名财经评论员。曾担任《价值》杂志主笔，现任财经杂志《董事会》执行主编，著有《中国证券市场批判》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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