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之谜的解答

    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哲学的分析批判，发现了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完成了人类精神史上的一个巨大飞跃，他说：“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然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恩全集》第42卷第120页)就像做数学题一样，马克思通过已知的条件计算出历史的结果，这确实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而这个出现在马克思头脑中的“幽灵”，后来竟然改变了历史，这对于那些过分执着于唯物主义的头脑来说，也是一件令人惊奇的事情。

    但对于绝大多数普通人来说，他们既弄不懂他那一套晦涩的哲学术语，也搞不明白他那一套神秘的方法，要想研究他那一套理论，就像翻阅数学家的演草纸一样，确实勉为其难；这种研究工作是少数专家们的事情，大多数人只需知道结果就行了，就像我们经常使用着圆周率3.14而无须知道祖冲之的约率和密率一样。但从共产主义事业深入发展的现实需要来说，我们却又必须使马克思关于历史之谜的解答深入人心，“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马恩全集》第1卷第460页)。要想做到这一点，我们就需要使用现代人容易理解的方式、针对现代人的紧迫需要来重新解答历史之谜，不断地刷新这个解答的内涵。

    现在回过头来看马克思对历史之谜的这一解答，我们发现，借助于异化这个概念，马克思发现了私有制社会的运行机制，资本主义的那一套政治经济制度和社会意识形态束缚着人们的头脑，在单个人的生命过程获得了独立的生命，“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85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这样一个梦魇一样的东西，当然也是一个客观存在，用现代人的话来说，它是社会的遗传密码，存在于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中的一套价值体系，它是社会运行的序参量，既是社会的发展目标，也是人生的目标体系；决定着社会政治制度及经济文化过程，同时也决定个人的发展水平。“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表现为思想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2页)不光是统治阶级“作为思想着的人，作为思想的生产者而进行统治，他们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同上）而且社会中的其他人也都接受着这个价值体系，服从着这个社会的运行规则，人们在这种环境中出生、成长，自然而然地把这种价值体系作为不言而喻的东西接受下来，按照这种社会价值体系所设定的人生目标来走过自己的一生。人们的一生可能是成功的也可能是失败的，但这个判断成功与失败的价值体系却是每一个人都不得不接受的；不管是统治阶级还是被统治阶级，这是他们共同的价值体系，正是这个东西控制着社会运行过程，是社会运行过程中的“序参量”。

    社会价值体系产生于人的社会生活过程，却又在每个人的生活过程之上获得了独立的生命，它是每一个人一生下来就要面对的现实，它模塑着每一个人的价值体系，反过来，人们对这种价值体系的接受与实践又进一步地巩固强化这种价值体系的统治地位。于是在个人与社会之间便存在着一个互相决定的“超循环”，维护着这种价值体系的统治地位，从而把这种社会制度维持下去。就像核酸与蛋白质的关系一样，“蛋白质的高度有序的功能是由核酸编码的，但是核酸的复制和翻译又是蛋白质催化和表达的。换言之，只有存在‘信息’才有由‘信息’编码的高度有序的‘功能’，而‘信息’又只有通过‘功能’才获得了意义。因此，这里是一种相互作用、相互依赖的关系，或者说是一种双向的因果关系，表现为一种互为因果的闭合圈。闭合圈一旦形成，再追问起点在哪里就没有意义了。”（《系统科学新论》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第137页）人们一代接一代繁衍生息，延续着这个“超循环”的统治。人类社会活动的产物反过来控制着人类。人们信心十足地在社会生活中追求着自己的自由和幸福，却不知道自己不过是被盲目的社会力量控制着。小鸡只是一个鸡蛋制造另一个鸡蛋的工具；有机体只是DNA制造更多的DNA的工具；同样道理，在社会运行过程中，人只是社会价值体系复制和传播的工具。

    这种自发地形成的社会价值体系通常是扭曲的有缺陷的，它不能保证人们的自由全面发展，也不能保证社会和谐。从中国的情况来看，两千多年来，经历了各个朝代的兴衰，在社会生活中占据统治地位的那一套价值体系却一直没变，即使是在建立了新中国之后，它也还要力图重新控制社会运行过程，把旧社会的灾难不幸恢复起来。这便是马克思所说的“死人纠缠着活人”。从西方国家的情况来看，控制着社会运行的价值体系同样有着严重缺陷，马克思所分析的异化现象就是从西方社会的运行状况中得出来的。由于这种价值体系的缺陷，在哲学上，它使人们陷入主客对立之中而不能自拔；在经济活动中，它使人们以利润为经济活动的目标，而不是以人的需要为目标；在政治活动中，它标榜着自由与民主，但却不以管好社会事务为目标。由于上述缺陷，人们在理论上陷入一系列对立中，陷入个人与集体、感性与理性、纪律与自由等等两极对立的冲突之中，在实践上则陷入颠倒迷乱之中，不能合理地行动，追求着错误的目标。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是一个漂泊无依的异乡人，极端孤寂地生活着，任何两个人都不能达成协议，每个人都只服从自己的快感或反复无常的幻想。人们就像野兽一样，稍不快意就耸起鬃毛，勃然大怒，拳打脚踢起来。这种不健全的价值体系使人们的行动与自己的利益相对立，使人与人尖锐冲突，使人与自然尖锐冲突，人类的生存发展面临着一系列尖锐矛盾，越来越难于解决。

    当今社会越来越严重的危机表明，假如不打破这个“超循环”，它就会制导着人类社会走向毁灭。生产力与科学技术越发达，人类社会就毁灭得越快。我们要想改变人类社会的命运，就必须打破旧的价值体系“超循环”，建立起新价值体系的“超循环”，共产主义制度的形成与发展也无非就是这个新价值体系“超循环”运转起来之后的结果。共产主义之所以是历史必然性，就在于它是人类文明健康地长久地延续下去的必须，就如同一个人要研究养生之道一样，人类社会也要研究自己的养生之道，这便是按照共产主义的原则来组织社会生活，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标，这样才能结束社会运行过程中的痉挛、阵痛，所以马克思说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人们知道了这个养生之道以后，还必须把它运用到生活实践中去，于是传统哲学所陷溺于其中的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便被超越了，变成了实践与价值体系的关系。“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页。)“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同上第6页）这样，马克思就把哲学从天国拉回到了尘世，拉回到现实生活世界。于是便有了共产主义运动，这是人类自然历史进程的一个必然环节，现在回头来看，这个运动也无非是要把一种新的科学合理的价值体系植于社会生活，建立起一种新的“超循环”。共产主义运动产生发展的过程，也无非就是这种新的“超循环”起动起来、发展起来的过程。

    社会运行过程中的这个养生之道同我们个人生活过程中的养生之道一样，要掌握它，需要有一个学习过程、觉悟过程和自觉坚持奉行的实践过程，这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从学习觉悟的过程来看，马克思率先认识到了这个“超循环”，于是便超越了这个机制，他的理论与实践都在瓦解着旧机制，倡导着新机制，把社会推向更高的历史阶段。这便是黑格尔所说的“理解便是克服”。而另外有大量的人没有认识到这个机制的存在，他们便不能想象会有一种新机制的社会，也不能想象新的生活方式，他们的生活实践总是在有意无意地维持着强化着资本主义制度。这些人把马克思主义曲解为经济决定论，然后再洋洋得意地宣布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比如西方有一位科学哲学家名叫波普，他在1957年出版了一本《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其主要目标就是要否定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历史必然性的预言。他认为“人类历史的进程受人类知识增长的强烈影响；”“我们不可能用合理的或科学的方法来预测我们的科学知识的增长；”“所以我们不能预测人类历史的未来进程”，由于他自以为发现了伟人马克思的缺陷，于是便得意洋洋地断言：“我已证明，由于纯粹的逻辑理由，我们不可能预测历史的未来进程。”（[英]卡尔•波普：《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页）他没有意识到自己生活在资本主义价值体系的迷雾之中，在这种价值体系的控制下思考和行动着。换句话说，他的自信不过是因为仍然生活在梦中而不自知罢了。后来还有一些同样生活在梦中的中国人，他们希望把中国拉向资本主义，于是把波普搬了出来，借重于波普的名声来表达其想要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情绪，他们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同样的主张，似乎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就这样被他们轻而易举地否证了。然而正是这些思潮在社会生活中的发展让人们看到了价值体系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特别是在苏东剧变过程中，历史女神撩开了自己的神秘面纱，让人们看到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使是错误的观念、沉沦堕落和倾向，也有可能控制人们的意识，进而形成历史潮流，控制社会生活的走向。

    人类的历史,就是人性的成长和自我实现的倾向与堕落沉沦的倾向冲突的历史。共产主义运动则是历史中向上的倾向的代表，也是打破私有制价值体系控制社会的“超循环”的唯一出路。“超循环在其稳定的自复制过程中，出现复制误差。但是，超循环组织正是乘‘误差’之机，通过自然选择保留了‘有意义’的变异，从而向更高的复杂性生长。”（《系统科学新论》，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第147页。）在俄罗斯和中国则出现了这种“有意义”的变异，由于共产党夺取了政权，打乱了旧的社会运行的“超循环”机制，所以便推动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变。在《论我国革命》中，列宁批评苏汉诺夫等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时说，他们有一条背得烂熟的论据，“已成为他们万古不变的金科玉律。这个论据就是：我们还没有成长到实现社会主义的地步，或像他们的各种‘博学的’先生们所说的那样，我们还没有实现社会主义的客观的经济前提。”（《列宁选集》第四卷第690页）如果要按他们的这个理论来行事，耐心等待实现社会主义的经济前提，其结果只能是让旧的社会运行的“超循环”越来越稳定，从而使社会主义革命成为永远不能实现的乌托邦。幸亏列宁没按这个教条办事，而是“首先创造这种文明的前提如驱逐地主，驱逐俄国资本家，然后开始走向社会主义”（同上第692页），同样幸运的是，毛主席也没按这种教条办事，而是直接建立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政权，领导社会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从而为建立更高水平的“超循环”创造了历史机遇。因而那种等待生产力发展之后再来搞社会主义革命的说法，不过是庸人为了逃避革命而自我安慰的借口罢了。

    但是，旧的社会运行机制很顽强，要想建立一个新机制来取代它，是一个极其艰难的任务。“超循环组织是稳定的，由于内在的非线性，它的选择优势是整体性质，所以少量的新单元不易取代已经建立的超循环。”（《系统科学新论》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第147页。）只有当人们要改造旧社会的时候，才会感觉到这个东西的存在。列宁感觉到了这个东西的存在，他发现“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毛主席也看到了这个问题，他指出，“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很容易”，苏联东欧的剧变证明了他们的预言。当今社会现实迫使人们认识到，当着资本主义的那一套价值体系在社会生活中强化起来的时候，社会中的各种矛盾就会越来越尖锐，各种导致社会不和谐的现象最终都必然地指向那一个目标：资本主义复辟。如果不能改变现存社会中的这种“超循环”，资本主义复辟就会以一种自然必然性的强制力量为自己开辟道路，这只不过是资本主义价值体系控制着这个“超循环”并对社会生活进行着自组织而已。

    各种社会现象都充分表明这个“超循环”机制在社会运行过程中的巨大作用。许多人强调经济过程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决定作用，并把它推向极端，把生产力的发展作为唯一的决定性因素，马克思对此很不赞成，正如他的战友恩格斯所指出的，“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695页)现在看来，社会生活过程中的各个因素互相决定，在其后面起着制导作用的则是那个价值体系“超循环”，正是它控制着“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如果人们一定要为历史找到一个决定因素，那就是这个价值体系“超循环”。当今西方世界虽然很发达却依然没有发生无产阶级革命的事实表明，只要这个“超循环”机制存在着，不管生产力如何地发达，社会都还是要牢牢地锁定在资本主义轨道上；苏联东欧的剧变表明，只要这个“超循环”机制存在着，即使是已经推翻了资本主义制度，它仍然可以把这个制度再生产出来。在当今中国各种矛盾尖锐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的形势下，我们要想找到解决矛盾的办法，我们就必须努力打破现存社会中的“超循环”对社会运行过程的控制，代之以新制度的“超循环”，这样，才能让社会主义制度顺利地度过这个危险期，发展完善起来。做到了这一点，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像老子所说的那样，达到无为而治的水平；才能稳定下来，彻底消除了资本主义的复辟的可能性；才能使社会趋向于和谐，使全体中华儿女凝聚为一体，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引领和谐世界的建设。

    于是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就存在着两种价值体系的“超循环”之间的竞争。究竟是支持着旧的价值体系，还是支持着新的价值体系，这要取决于人们的实际发展水平，谁也不能超然于这种竞争之外，实际上每一个人也都在用自己的价值体系来改造世界，这是人的本能。共产党要营造自己的执政基础，也就是努力培养坚持和实践着新价值体系的人。这是一种发展程度更高的人，他们不适合于生活于私有制社会，必须有一种能让他们为公共事业服务的机会，使他们得到自由全面发展机会的社会制度，才会使他们感到满意，所以便本能地热爱社会主义制度。那些达不到这个水平的人，则被旧的社会价值体系牢牢地控制着，不知道会有一种新的更好的生活；他们只适合于生活于私有制社会，所关心的只是一己的利益，而这个利益也仅限于物质利益，人的更充分发展、高尚的生活、人际关系的和谐等等利益，在他们眼中并不存在，即使给了他们享受这些待遇的机会，他们也是赶不上架的鸭子，享受不了这种待遇。处在这种水平上的人，难于适应社会主义制度，就像那些娇生惯养的孩子一样，无论给了他多么好的待遇，他们照样会一边吃肉一边骂娘。共产党要想提高自己的执政能力，就不能光想着满足人们的基本需要，还必须做好人民群众的思想教育工作，使人民群众接受共产党的那一套价值体系，妥善地解决领导与民众的关系。正如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所说的那样，“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为了谋得自己的解放，同时达到现代社会由于本身经济发展而不可遏制地趋向着的更高形式，他们必须经过一系列将把环境和人都完全改变的历史过程。”（《马恩全集》第17卷，第355、363页）这样一个把环境和人都完全改变的过程，也就是新价值体系的超循环建立起来并稳定运行下去的过程。

    人民的安居乐业和人性的健全发展要靠一套维护着新的价值体系的经济制度和国家秩序来保障。这种新制度的形成是新的价值体系渗透到社会之中并逐渐控制社会的自组织过程，但我们必须自觉地推进这个过程，所以就需要那些在价值体系上达到成熟的人——人民群众的先锋队——组成为政党，通过党组织的培养锻炼、纪律约束来实现个人的价值体系的提高，使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修齐治平过程制度化，培养千百万革命事业接班人，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通过坚持党的领导来保持这种价值体系在社会中的统治地位，把它灌输到社会生活过程之中。让人们睁开眼睛看到自己的利益，树立更高的价值体系。在坚持健全价值体系的前提下，发展公有制经济，保障社会经济过程的正常运转，保障人民的物质生活需要；健全民主法制，实现党的领导与充分发扬民主的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保障个性的充分自由全面的发展。如何让新的价值体系争取群众？这便是历史之谜的核心问题。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就是用新的价值体系团结凝聚人民群众的能力，必须让新的价值体系所控制的“超循环”稳定地运行起来，把所有的人民群众卷进这个循环，共产党人的执政基础才能被创造出来。

    各种社会制度在成长过程中，都必须有一个无为而治的阶段，这是由于与之相应的价值体系进入了社会运行过程的“超循环”，控制了社会运行过程，这是这种制度稳定成熟的标志。资本主义有一个无为而治的阶段，斯密的那只看不见的手的理论便是标志，到了这个阶段，资本主义就稳定下来了。我国封建社会也有一个奉行黄老之术的时期，过了这个时期，这一套政治制度也稳定下来了。按照同样的逻辑，必须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超循环”，让社会主义进入无为而治的阶段，社会主义制度才能最终稳定下来。在逐步使这个“超循环”在中国的土地上稳定下来的同时，它还会进一步在全世界发挥影响力，传播新的文明。不光要在中国构建和谐社会，而且还要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这不光代表了中国人民的利益，而且也是避免整个人类文明自我毁灭的唯一机遇。

    马克思所开拓的方向而今要由我们中国人来完成。历史之谜的解答不是一种随着生产力的增长而自然而然地达到的历史必然性，它包含着人类的精神进步，决定于人类的精神进步。对于个人来说，成长的过程也就是价值体系的深入认识过程，对于社会整体来说，也是如此。历史也就是人们对自身价值的不断深入认识的过程。因而共产主义的实现并非是像某些庸人所设想的那样，是一种独立于人的实践之外的历史必然性，而是与每个人的思想与实践密切相关。所谓的历史必然性，也就是价值体系进化的历史必然性。这种必然性建立在人类思维能力的成长的必然性上面，建立在人类觉醒的必然性上。而对当今人类来说，也就是要认识到，必须打破旧的价值体系的“超循环”，建立起一种由共产党人的价值体系控制的“超循环”，这是历史之谜的最新解答。

    马克思对历史之谜提出了一个总的答案，或者更准确地说，找到了解答的思路。在实现这个解答思路的过程中，人们前进的每一步都会遇到新问题，都要继续寻找新解答。这是一个步步深入的过程，每一次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都认为“这是最后的斗争”，可每一次斗争之后，历史又给人类提出新的难题，历史女神就像是一个喜欢赖账的债务人，每次都找出借口，迟迟不肯把那最后的结果交给人类。我想这一次应当是最后的一次了吧，历史女神还会有什么新的赖账借口呢？如果我们认识到社会运行过程中的那个“超循环”，并进而用新的价值体系的“超循环”取代旧的“超循环”，人类就可以从驱使着他们贪婪自私、互相残杀的梦魇中解放出来，就可以把养活官吏、政党、军队、警察等庞大的国家机器和战争机器的财富，把吸毒、赌博、荒淫所消耗的财富，把奢侈的享乐、无用的排场所浪费的财富都用于真实的需要，就可以“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资本论》第三卷，第926—927页)以现在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人类完全可以让所有的人都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的生活，并保持与地球生态环境的和谐。所以我一直坚信，共产主义当下即是，它并不是存在于遥远在将来，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或者是生活艺术，只要人们从私有制价值体系所设定的魔法中清醒过来，当下便可实践起来。谜底一经揭开，便会让人觉得平淡无奇。确实，那些长期困扰人类的历史之谜的谜底并不复杂，不过就是一个价值体系的转换而已。但这个谜底的揭示对于人类进化来说具有着重要的意义，这是一次辉煌的日出，照亮了以往沉没于黑暗中的世界，多少年来一直困扰着人们的各种理论难题与现实社会问题，一下全都变得清晰简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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