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制海权与大国兴衰

    制海权[1]，对中国人的现代化实践来说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事物。本文从对近代以来大国兴衰成败的经验分析中，提出制海权之于主权国家，尤其对中国这样一个向现代化转型中国家的进步所起到的历史作用。

一、资本全球化与制海权理论的产生

    理论总是应时代需要而生。而催动制海权理论产生的是资本全球化及相应的资本多极化的历史运动。

    英国资本主义工业革命确立了其在未来必将深刻影响历史进程的资本全球化运动的源头地位。资本使一般产品转变为商品，使一般的生产转变为商品生产。商品，这个支撑起庞大资本主义社会的最微小的和最基本的元素，其价值与使用价值的矛盾构成资本运动中的最基本的矛盾。资本追求剩余价值的本性，迫使它必须以不断消灭包括作为消费主体的劳动者在内的使用价值以使资本升值；当这种价值与使用价值的矛盾在国内市场范围内达到不可调和的程度时，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就会因消费主体的极度萎缩而发生危机，以致国内劳资矛盾非社会革命不可调和、资本再生产难以为继。这样便产生了国内资本向海外扩张和国内市场向海外转移的需求和倾向。原来存在于国内市场且无法调和的价值与使用价值、资本与劳动的对立便转化为资本中心国家与资本外围地区、即宗主国与殖民地及其现代表现即北方国家与南方国家的矛盾；人的世界便异化为资本中心和资本外围对立的世界。处于资本中心地区的资本拥有者这时已演化为共同对资本外围地区的其他民族进行剥削的民族，并由此产生了围绕资本中心国的世界各国资源被纳入全球性配置的现象。资本中心国不断通过与外围地区不平等和不对称的掠夺，使自己在高额利润的不断回流中始终处于优势；并迫使外围地区的国家陷入为崛起既要反对资本霸权，又要利用国际资本的两难困境之中。这些外围国家，不管其性质如何，都试图通过与资本中心国进行交易以加入到旧的资本中心，或打破旧的资本中心后形成以本国资本为主的新的资本中心，这就必然会产生与资本全球化相对立的资本多极化运动及其与资本中心国霸权行为的冲突。结果要么新崛起的国家为霸权国家打败，或被资本中心国家接纳并成为其中一员；要么产生霸权更替，新霸权兴起。从英国工业革命迄今的世界历史几乎没有逃出这条规律。

    与资本全球化和多极化凯歌并进的，还有拿破仑失败后人类经历的整整一个世纪的和平与发展（或总体缓和与局部冲突并存）的历史进程。说和平，拿破仑战争失败后，英国和俄国就开始了从欧洲到中亚阿富汗的那场接近一个世纪（从1814年的维也纳会议到1907年英俄协约）的“冷战”，其间，除1853—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外，直至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西方世界几乎就没发生过像样的战争。说发展，从18世纪60年代开始英国资本主义工业革命，至19世纪30年代前后，西方国家陆续进入大规模的工业化阶段。有数据显示，1918年前50年间，世界经济年增长2.1%，比19世纪上半叶年均增加一倍。按不变价格计算，1800年至1900年间世界经济年均增长1.54%。[2]经济的发展使西方在全球政治中日益居于优势地位，居于资本中心并控制较多世界贸易和资源的国家，就会在世界财富增长中占据较大的份额，而这些在世界财富增长中占据较多份额的恰恰就是拥有强大海军和广泛海权的国家。从近代西班牙、英国到现代美国崛起并成为世界霸权国家的历史变动中，人们发现：与中世纪不同，全球化时代的国家财富的增长与国家海权而非陆权的扩张是同步上升的。这是因为，海洋是地球体的“血脉”，因而也是将国家力量投送到世界各地并将世界财富送返资本母国的最快捷的载体。于是，控制大海就成了控制世界财富的关键。

    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制海权理论便应运而生。比较成型的制海权理论是由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1840—1914）提出的。主要著作有《制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 1660—1783）,《海军战略》（Naval Strategy）等。马汉在其论著中分析制海权对军事、民族、领土和商业各方面的影响，被西方公认为研讨海军战略问题的权威。马汉认为，国家的强大、繁荣和商业贸易与国家制海权息息相关。美国要想成为强国，就必须抛弃“大陆主义”，在世界贸易方面采取更富于进取性和竞争性的政策。这就要求美国必须拥有一支强大的海军，占领海上关键岛屿作为海军基地以保护美国在海外的商业利益。海军的目标是打垮敌国海上封锁，夺取制海权。他从英国成功的经验中认识到制海权对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性，他说：“决定着政策能否得到最完善执行的一个最关键的因素是军事力量”；“以战争为其表现天地的海军则是国际事务中有着最大意义的政治因素，它更多地是起着威慑作用而不是引发事端，正是这种背景下，根据时代和国家所处的环境，美国应给予其海军应有的关注，大力地发展它以使之足以应付未来政治中的种种可能”。[3]马汉关于制海权的理论提出后，在英国、德国、日本等国广泛传播，并成为后起的德、日等新兴工业国家制定外交政策的重要依据。

    随着人类活动及其战争空间的扩大，制海权内涵及其实现手段也发生相应变化。二战以前，制海权主要表现为对作战海面的控制，二战期间发展到对作战海区的低层空间和潜层水域及相应的电磁空间的立体控制；上世纪90年代后，军事技术发展最快也最见效的是依托于卫星技术的信息革命，其标志是外层空间、空中预警和海陆空精确远程打击力量有机结合。与此相应，制海权覆盖范围也就进一步扩大到外层空间和深层水域，其内涵及实现手段也就进一步发展为在外层空间、空中预警两大技术链拉动和引导下，集陆海空远程精确打击技术及其被应用于海上作战的力量结构。[4]尽管如此，百年前马汉提出的关于制海权的基本原理仍是今天英美国家制定外交政策的重要理论基石。与此相应，在全球范围内平等地享有海事权利，平等地分享海外市场和资源则成了像中国这样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向国际社会提出的最重要的，当然这对拥有巨大制海权的资本中心国家来说也是最不情愿接受的正当要求。

二、制海权与大国兴衰

    政府化解国家内部危机与外部强权压力的能力是决定国家兴衰的关键，而制海权在化解近代市场经济国家内外危机与压力的过程中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这也许是近代大国兴衰史留给我们后人最重要的经验。下面我们从近代大国兴衰及对制海权在其中所起的关键作用，进行个案比较分析。

（1）欧洲

    19世纪的国际关系与20世纪比较确有相似之处。从1814年拿破仑向英国和欧洲挑战失败到191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世界陷入以英俄为主要对手并历时整整100年的大国“冷战”时代。此间，德国、美国、俄国和日本等后发国家工业产值在世界工业中所占的份额快速增长。但与此不相适应的是，这些新兴的工业国家在迅速发展的同时却没有同步增长的海外市场。

    海外投资及相应的高额利润回流不足成了新兴的工业国家经济快速发展的严重障碍，它所产生的直接后果是国内资源价格和生产成本飙升、社会分配不均、贫富差距持续拉大、劳资矛盾以几何速度增长——有意思的是，这个过程对今天进入市场经济并经常受到西方指责的亚洲国家来说才刚刚开始。

    19世纪欧洲市场经济国家普遍爆发了社会动荡。在英国有1837年、1842年和1848年著名的人民宪章运动，以及1886年和1889年伦敦发生的大规模工人罢工和游行；在法国有1831年和1834年里昂工人的两次起义，1848年巴黎工人的“二月革命”和“六月起义”以及1871年的巴黎公社革命；在德国有1848年巴登、符登堡、黑森和巴伐利亚爆发的大规模人民暴动。这些罢工示威最后大多遭到本国政府的严厉、甚至是极其残酷的镇压。但同时，国内社会压力也促使这些国家政府将目光投注于海外扩张。随着这些国家海上力量的增长及相应的海外市场的打开（比如19世纪中叶英国对中国和印度等东方国家的殖民战争）和由此产生的高额利润向本国的回流，这造成“工人贵族阶层扩大”的现象，主张革命和暴动的政党内部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倾向也不断增长”[5]，国内本已激化的矛盾在高额利润的回流补偿中也逐渐缓和。国内矛盾通过外部市场的扩大和利润回流而缓和，国内的缓和又强化了国家的外向发展能力。19世纪后期，法德俄等后发市场经济国家纷纷进入世界大国的行列。

（2）美国

    在美国真正获得稳定的海外市场之前，它也经历过国内政治严重动荡、甚至国家分裂的危险。在1833年至1837年间美国共发生罢工173次。19世纪中叶，美国国内又发生南方州要求脱离联邦的分裂运动及由此引发的以北方胜利为结局的南北战争。南北战争后，美国形成统一的国内市场，市场经济快速发展。与此同时，由市场经济快速发展造成的社会两极分化和社会矛盾也同步加剧。1890年美国矿山雇用十岁以上的童工达60万人，十年后增加了两倍。1870年到1880年间，工人的实际工资每年降低1/10弱。1877年7月美国爆发规模巨大的全国铁路大罢工。从纽约到加利福尼亚和从加拿大到墨西哥的主要线路全部瘫痪，几个城市一度被工人占领。为了镇压这次罢工，拉瑟福德·伯查德·海斯（Rutherford Birchard Hayes, 1877—1881）总统“派遣了2000名正规军，有些部队是从印第安地区强行军赶来的”[6]。至少有50人在政府镇压中丧生，几百人受伤，大批罢工者被捕。80年代，美国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1886年5月1日，全国1万多个企业35万工人全部停工并上街游行示威。单在芝加哥和纽约分别就有4万和2万多工人罢工。[7]两天后罢工遭到政府的镇压，除罢工冲突中死伤外，有4名工人被法庭判以绞刑。“实际上，这时陆军已变成了宪兵队——国家警察”。[8]为了应付日益严重的工人罢工示威活动，美国各州加快了国民警卫队的建设。1881年到1892年期间，各州修订了民兵法。到19世纪90年代初，警卫队人数已超过10万成员。“它最主要的活动就是在工业纠纷中维持秩序。从1877—1903年，各州共运用警卫队700次以上，其中半数用于执行罢工治安任务”。[9]这也说明这时美国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已发展到因发展而不能再发展的阶段，国内分配严重不均、贫富差距严重分化所导致的国内阶级尖锐对立已严重阻碍了国家经济及相应的民主政治的可持续发展。

    与中国当前的经济不平衡所引发的矛盾相似，当时美国政府也面临着公平还是效率的两难选择。若选择公平，在国内，其代价就是提高累进税以牺牲部分民族资本精英阶层的利益，挫伤其利润竞争动力；由此，在国外，这将削弱本国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以及相应的打破英国、西班牙在东太平洋主要用于遏制美国的海上霸权的能力，而如果不能冲出英国和西班牙的海上霸权封锁并获相应的制海权，美国就不能获得稳定的海外市场及其相应的国际利润，这反过来又会加重美国国内由国内市场疲软、生产过剩及两极分化带来的经济危机，并最终导致总体性国家危机。如果选择效率，其代价要么是国内社会鸿沟将持续扩大，以至无法维持现存的政治统治和市场经济的有效运行，最终导致社会革命和政府倒台；要么就是回避挑战，走一个依附型买办道路，依靠国际资本，高额盘剥本国下层劳动者，损害国家利益以保证少数买办阶层的利益，最终走一条听命于国际资本的发展道路——现在阿根廷、哥伦比亚和巴西等拉美国家走的正是这条道路；要么就是走开辟稳定的海外市场，获得高额的国际利润回流以保障资本精英集团和国内多数劳动者的基本利益，并由此维护国内相对公平，这样美国就必然要挑战当时的海上强国即英国和西班牙霸权。

    最终，早期美国人勇敢地选择了挑战的道路。美国政府采用马汉的制海权理论并使之迅速转化为国家对外政策。[10]美国军事历史学者阿伦·米利特（Allan R. Millett）、彼得·马斯洛斯金(Peter Maslowski)在其著作《美国军事史》中对美国选择制海权政策的目的作了明白的解释：

    “决策者们在寻找新的边疆，主要是为了扩展商业而非扩张领土，他们把扩张主义者的能量引向对海外市场进行侵略性搜寻，以便缓和工业生产过剩的局面，恢复市场繁荣，维持国内安定。然而，美国并不具备通向海外市场的自由通道，欧洲各国控制着亚洲和非洲的大部分市场，一些欧洲国家还用贪婪的目光盯住拉丁美洲，切斯特·阿瑟总统确认美国是‘太平洋的盟主’，同时也把加勒比海视为自己的内湖。然而，如果美国不参加帝国主义争夺，列强们就会剥夺它在这两个地区进行出口贸易的机会。因此，政策制定者们极力主张捷足先登的帝国主义政策：即在其他对手动手攫取之前，美国就应抓住某个理想的地区。” [11]

     “越来越多的战略家对传统的沿海战略提出质疑。他们领悟到，电报和快速蒸汽巡洋舰的出现给商业性的袭击带来了困难，而且，现代海军的舰只不应是单独航行或滞留在海岸附近来保卫重要的港口，而应该集中成舰队，在海上采取进攻性行动。正如一位国会议员在1887年所说，我们需要的是这样一支海军，‘它能使我们在远离海岸的地方迎击来犯之敌’。”[12]

    1889年3月，本杰明·特雷西向国会提交的报告忠实地反映了马汉制海权的观点，指出美国海军需要一支战斗力量。1890年美国国会终于放弃了大陆政策和孤立主义，开始摆脱旧的近海作战思想，建议发展可以用于深海作战的和现代化的海军。到19世纪末，美国的海军力量已由原来世界海军的第十二位跃居第五位。[13]1895年英国属地圭亚那和委内瑞拉发生边界冲突，美国强行干涉，英国被迫接受美国的“仲裁”；1898年，美国吞并夏威夷，击败西班牙，占领古巴和菲律宾；1903年又策动巴拿马脱离哥伦比亚独立，由此一跃成为东太平洋上的海权强国。

    国际贸易、国内人均收入与美国海军力量的同步提高和增强，可以说是美国市场经济由19世纪下半叶的国内动荡转入20世纪良性、平稳、健康发展轨道的重要特征，也可以说是美国发展市场经济的最重要的成功经验。从19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每年对外贸易顺差开始急剧上升。“从1895年到1914年，全国的出口收入超过进口付款的累计数，已达100亿美元” 。同期美国制造业翻了一番，工业制成品的出口上升了近5倍；1890年到1914年商业运输船舶从340万吨上升到700万吨，增加了2.06倍；1897年到1914年间，美国在国外的投资增加了5倍。在海外市场及利润回流扩大与增长的同时，美国政府用于管理机构和社会福利的支出也大幅度增加：美国州政府的经费从1902年的1.88亿美元上升到1913年的3.88亿美元，到1922年就飙升为14亿美元。同时县政府的经费,特别是用于公路和教育的支出大幅增加。从1902年的9.59亿美元上升到1913年的20亿美元,到1922年更升至46亿美元，州、县两级政府的经费加在一起大约相当于1870年到1917年间联邦政府支出的两倍。[14]1914年，美国国民收入已达137亿美元，比同期英国的110亿美元高0.25倍，比同期法国的60亿美元高1.28倍，比同期德国的120亿美元高0.14倍。该年美国人口为9800万，远远高于英国（4500万）、法国（3900万）、日本（5500万）、德国（6500万），但美国当年人均收入为377美元，在同期诸强国如英国（244美元）、法国（153美元）德国（184美元）中遥遥领先。[15]随着国民财富在国内生产力和海外市场的迅猛扩张中激增，各种关注社会公平和向弱势阶层倾斜的立法也相应提出和建立。从1900年到1914年美国出现改良主义运动，其目标之一是促使政府更多地反映消费者利益，包括降低运输费用，提高公共卫生水平、增加清洁和安全的住宅，使现代政府更多关心社会实际福利和人道主义目标。[16]一战和二战后，欧洲英法霸权国家普遍衰落，美国一跃成为世界性海上强国，它在世界财富和资源分配中占据主要份额。1950年到1974年，以1958年美元不变价格计算，美国人口实际家庭消费从1520美元上升到2548美元，增长了67.6%；根据1974年的物价，按人口平均的消费为4139美元，按平均家庭3.48人计，每家每年总消费即为14404美元；[17]1949年到1975年，美国国民总产值从2570亿美元增至14990亿美元，增长了483.3%；而家庭消费开支从1770亿美元增至9630亿美元，增长了444.1%；国内私人投资总额从360亿美元增至1830亿美元，增长了408.3%。[18]经济发展与家庭消费及私人投资大体平衡发展，这反过来又促使美国国内多数人口进入中产阶级以及建立成熟的民主制度成为可能。

    中产阶级和民主制度的成熟发展使美国彻底告别了依附型市场经济发展道路，从资本中心的外围跃入国际资本中心集团。而这一切成就的强力保障恰恰就主要是美利坚海军，而不是美国人的善良愿望。对此，马汉说得简单明了，“决定着政策能否得到最完美执行的一个最关键的因素是军事力量”，而“以战争为其表现天地的海军则是国际事务中有着最大意义的政治因素”。[19]

（3）日本

    中国衰落与日本崛起是近现代太平洋西岸所发生的最重要、也是最值得研究的现象。

    日本于16世纪末期由丰臣秀吉初步完成国家统一，与此同时,西方殖民贸易及传教士也渗入日本。德川幕府时期，在日本民族资本尚未发展起来的情况下，海外商业资本大量涌入日本，导致日本农民大量破产。1637年岛原两万多农民发动大规模起义，起义镇压下去后，德川幕府发布“锁国令”，禁止与海外贸易，驱逐外国教士。锁国政策直到1853年在美国海军的压力下才结束。锁国期间，国内商业资本兴起，再次造成农民破产，武士阶层瓦解。农民暴动1844—1853年45次，1854—1863年72次，1864—1867年59次。1853年和1854年日本被迫向美国东印度洋舰队司令官准将柏利屈服并与美国签订屈辱性的“日美和好条约”，1858年日本又被迫与美国、荷兰、俄国、英国和法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这迫使日本向西方列强开放。开放导致日本成为西方资本外围市场，日本黄金大量外流，国内物价飞涨，手工业者和农民大量破产，武士阶层纷纷瓦解。[20]1866年，就在中国太平天国运动刚刚失败不久，日本全国爆发空前的市民暴动。加上在1840年和1856年两次鸦片战争中清王朝的惨败，这不仅对中国人，同时也对日本人产生强烈的刺激——这与今天的海湾战争（1991）、科索沃战争（1999）、阿富汗战争（2001）和伊拉克战争（2003）也是对整个第三世界的刺激一样。内忧外患，迫使日本认真考虑其国家发展道路。

    1868年，日本国内发生明治维新运动。但这次维新运动在日本建立的并不是所谓“民主制度”，而是日本资产阶级精英们效法德国俾斯麦“铁血政策”建立的“以德国宪法为蓝本”[21]的军国主义体制[22]。1853年和1854年海上的失败使日本人意识到是海军而不是陆军关系到日本未来的命运。此后日本军事战略发生了由制陆权向制海权的重大转变。与此同时，马汉著作传入日本，得到天皇的重视和赏识，并对日本国家安全战略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19世纪后半叶，日本海军战舰吨位飙升，从1880年的15000吨，上升到1914年的700000吨，增长46.7倍，成为世界第七海上强国。[23]海军战力的增强提升了日本的国际地位。1894年7月，日本与英国和美国签订条约，并得到英国对日本侵略中国和朝鲜的默许。25日，也就在日英条约签订后第九天，日本便发动了甲午战争，在海上一举击败中国。根据1895年的中日马关条约，强割中国的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及台湾，获进入南中国海的战略跳板，并在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将福建划入其势力范围；此后，日本开始为用武力将俄国的势力赶出东北亚做准备，1902年1月30日，日本与英国签订同盟条约并获英对日本向俄发难的默认。1904年2月8日，日本向俄国在中国旅顺口的部队发起攻击，并在次年5月击溃俄在东北亚的全部海上力量，日本由此成为独霸东北亚的地区强国。1910年日本与朝鲜签订《日韩合并条约》，宣布“朝鲜国王将朝鲜的统治权永久让与日本”。

    日本在东北亚崛起之初，就与美国在远东的利益，特别是在南海海权利益上发生冲突。19世纪50年代美国部分政客曾建议占领中国台湾，此建议遭美国务院否决。[24]甲午海战后，日本占领台湾。美国退而求其次，试图在中国福建三沙湾获取一个由美国海军单独用于贮煤的军港，结果为日本政府断然拒绝。[25]日俄战争后，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感到日本取得胜利，将意味着有朝一日美日之间发生战争。但是，他相信只要对日本持尊重态度，日美冲突还是可以避免的”。[26]鉴于此，美国对日本让步日益增多，以至于1908年日本驻美公使高平与美国国务卿鲁特达成《鲁特—高平协定》，美国竟同意“日本和合众国在太平洋地区都拥有重要的外国岛屿，两国政府都为在该地区有一种共同目的，共同政策和共同意图所鼓舞”。[27]这实际上表明美国已默认日本可以与美国分享太平洋的利益。欧洲爆发大战后，日本进一步攫取德国在中国山东的利益，1915年日本驻华公使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美国再次退让，在同年3月13日美国国务卿布赖恩发表声明，表示“合众国坦率地承认，版图的接近造成日本和这些地区之间的特殊关系”。1917年11月美国与日本秘密签订《兰辛—石井协定》，承认日本“在中国，特别是在它的领土与之接近的部分，有特殊的利益”。[28]

    日本的崛起和军事上的胜利，迫使美国在亚太地区节节退让。1905年日本打败俄国之后，“罗斯福政府在亚洲最为关注的是，避免和日本发生冲突”。[29]这种退让政策，从西奥多·罗斯福到富兰克林·罗斯福，即从20世纪初一直延续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朝鲜和中国东北三省已沦为日本殖民地，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已被日本分裂为数个傀儡政权。不妨假设日本当时到此止步，并将其力量仅收缩在东北亚地区，而不是扩充到东南亚乃至整个太平洋地区，日本就有可能在美国国内中立情绪高涨的情况下获得美国对日本势力扩张的认可，并成为惟一可以与美国分享亚太地缘政治利益并以东方门罗主义的姿态垄断亚洲利益的地区霸权国家。[30]所有这一切又都仰仗以日本强大的海上作战力量——在太平洋战争中还结合空中打击力量——为基础的制海权实现的。而日本，——连同整个轴心国——的失败，如果仅从纯军事的角度考虑，也正是从其制海权在太平洋上（和大西洋）的失败开始的。

（4）中国和印度

    应该说，制陆权是决定古代大国兴衰的关键因素之一，中国的“武经七书”[31]，无不以制陆权为主题。由于古代国家的兴衰更多地是建立在以自然经济的农业为基础的税赋贡奉及藩属朝贡制度之上，[32]耕地而非海洋，是提供大规模税赋收入主要来源。因此，这一时期税赋来源丰富的王朝国家，往往也就是强大的陆上王朝帝国；而获得丰富税赋来源的前提是拥有广大领地和众多的农耕人口。因此，尽可能扩大和占有土地（和人口规模）而不是扩大海洋就成了中世纪帝国崛起的普遍方式。要做到这一点，军事上就要求拥有强大的制陆权。由于中国和印度在制陆权方面做得比较好，所以它们才在古代世界中获得较好的发展，并成为古代世界的超级王朝大国；由于古代埃及、巴比伦在制陆权方面做得比较好，这才有了在古代世界与中国和印度并立的四大文明古国。如上所述，制海权是决定近现代大国兴衰的关键之一，由于中国和印度及其他东方古国在这方面做得不太好，所以古代东方文明在近现代世界中衰落了。

    卡尔·马克思所称的“亚细亚”生产方式[33]是东方经济的重要特征。它在中国的表现就是从井田制中解放出来的小农业生产方式。与原始部落及西方的庄园经济相比，中国小农业生产方式在短期内更能解放个体劳动者的积极性。由于战国时期的秦国率先采用小农业生产方式，它才比中国境内的其他城邦有更充分的人力条件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也正基于此，从中国秦王朝建立到明王朝，尽管有规模远比西方巨大的社会动乱频繁发生，中国还是获得了远比西方快得多的发展。即使到清朝道光年间（1821—1851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仍居世界之首，高于整个欧洲的总和，而1700—1820年间的经济增长也高于日本和欧洲。1820年中国GNP是欧洲的1.22倍,1890年中国GNP是日本的5.28倍；中国的GNP增长率从1700至1820年间一直领先于欧洲和日本。[34]但在1820年后的20年即1840年，中国却被英国在鸦片战争中打败，1895年在甲午战争中又被日本打败，中国因此失去香港、澳门和台湾并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

    由此可以说明中国近现代的失败并不在于GNP及其增长速度不够或不如西方，与一百多年前的俄国彼得大帝（1672—1725）以及同时代的日本明治天皇（1852—1912）、美国西奥多·罗斯福总统（1901—1919）相比，清政府缺少的就是像他们那样将制海权思想转化为坚定不移和具有攻势的国家战略的国家意志。

    鸦片战争失败和太平天国运动被镇压下去后，清政府开始注意海军建设问题。甲午战争前，清政府造舰47艘，购舰59艘；从1867年至1911年，清政府官办海军各类学校共培养各种骨干人才1799人。[35] 1885年，清政府设立总理海军衙门。在其存在的十年间，先后共有十位海军总理大臣、会办大臣和帮办大臣任职，但无一人出身于海军或受过海军专业训练。至于该衙门的总办，帮办和章京们，则几乎都是八旗出身，他们不仅没有海军知识，还千方百计地谋取私利。而十几岁就考入福州海军学堂（1866年）、二十几岁毕业（1879年）于英国格林威治海军学院（Greenwich Naval College）并担任北洋水师学堂校长的严复（1854—1921）,竟也无奈为“实现自己平日的报复”和“提高自己言论的社会影响”，[36]于1885、1888和1889年，三次参加“结果都没有录取”[37]的乡试。就在晚年的马汉为美国的扩张运筹帷幄的时候，严复却郁郁于病榻之上。

    至于清政府的海军作战理论，更是一副老态龙钟和无所作为的守势，与日本已表现出的咄咄逼人的攻势，形成鲜明对比。甲午战争前，中日两国海军实力相当，但清政府依据“海守陆攻”作战原则准备对日作战，而日本战时大本营则制订了一个以海军争夺制海权为核心的“作战大方针”，把海军的海上作战问题放在整个战略的高度优先考虑，使整个战略带有明显的海军制胜的特色。[38]1895年中国在甲午海战中的失败，自鸦片战争后进一步剌激了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关于制海权与国家兴衰问题的讨论。[39]1910年，中国留日学生创办《海军》杂志载文痛陈“所谓帝国主义者，语其实则商国主义也。商业势力之消长，实与海上权力兴败为缘，故欲伸国力于世界，必以争海权为第一义”；“立国之道，国防而巳，处此弱肉强食之秋，立国之元素在军备，军备之撷要在海军”。[40]

    1913年至1933年中国经济更是获得了长足发展，[41]但从1931年起，中国东北三省就不断遭到日本的吞并，1933年日本军队又直逼平津并迫使国民党政府同日本签订《塘沽协定》。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到太平洋战争前夕，整个中国东部地区已沦陷日本之手。而此间中国在制海权和制空权上无力反制日本入侵，则是中国抗战初期失利的关键原因。[42]

    我们再来看印度。中国和印度可能是除俄罗斯之外世界上最大的陆军大国，但这两个在中世纪文明中赢得光荣和辉煌的国家却在近现代战争中，由于没有制海权而几遭灭顶之灾。尽管这两个国家都在二战中因搭上同盟国的“顺风车”而成为胜利国。但二战后，中国人对近现代失败的总结，却远不及印度人来的深刻。

    就在印度在北方与中国发生边境冲突的1962年，印度首任驻华大使潘尼迦（P.M.Panikkar）发表《印度和印度洋》（Indian and Indian Ocean），[43]对印度近代以来几乎所有重大失败都作了深刻的分析。他以明确无误的口气写道：

    考察一下印度防务的各种因素，我们就会知道，从十六世纪起，印度洋就成为争夺制海权的战场，印度的前途不决定于陆地的边境，而决定于从三面围绕印度的广阔海洋。（pp.1—2）从近三百年的历史来看，任何强国，只要掌握住绝对制海权，又有力量打得起陆战，就可以控制印度帝国，独占其贸易，剥削其无穷资源。（p.81）而今天的情形可不一样了。印度已经自由了，如果印度在印度洋上的权利不能由印度自己来维护，这个自由可说一文不值。（pp.87—88）今后，如果印度再搞纯粹大陆观点的国防政策，那是瞎了眼。（p.87）

    潘尼迦最后得出结论：

    印度如果自己没有一个深谋远虑、行之有效的海洋政策，它在世界上的地位总不免是寄人篱下而软弱无力；谁控制了印度洋，印度的自由就只能听命于谁。因此，印度的前途如何，是同它会逐渐发展成为强大到何等程度的海权国，有密切联系的。（p.89）

    无独有偶，37年后，印度人民党资深要员，印度前外长贾斯旺·辛格（Jaswant Singh）在1999年发表的《印度的防务》(Defending India)一书中再次强调印度洋对印度国防的极端重要性。他认为，失去对印度洋的控制是印度近代亡国的重要“分水岭”。他说，“印度历史的转折点并不是最终发生在陆地上的冲突”，“我们只需思考一下17和18世纪的一个重要失误，就可正确地评价印度洋和通向印度海路的重要性。这个失误导致外国势力到达印度洋沿岸，最初是为了贸易，发展到后来就是为了征服”；“在这里，陆地上的胜利是紧随着海上的征服而来的”，“因此有必要承认，已经出现了一个意义重大的战略转移，即陆路被海路所取代”。[44]

    现在，人们常常嘲讽印度海军的快速发展，但从笔者的观点看，他们这种从亡国经验中痛定思痛的精神恰恰是让人，特别是让与印度人有过同样惨痛经历的中国人敬佩和学习的地方。

    以史为鉴，可知得失。从以上大国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中，我们不能不认识到，从某种意义上说，强大的海军和制海权是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火车头。没有制海权，就很难有稳定和安全的海外市场和资源以及由此产生的海外利润回流，及由回流利润滋养的社会稳定和民主政治的平稳发展。大国，特别是已进入市场经济快车道的中国，其GNP或GDP如不与制海权相结合，就不能保证自身持续增长及由其支撑的市场经济国家的可持续性发展，这与中世纪王朝国家的财富如不与制陆权结合，就不能自保并支撑其国家走向繁荣与强大的道理一样。

三、制海权扩展的限度

    如前所述，资本全球化将制海权推入主权国家发展的历史进程之中，并作为现代主权国家的权利之一而出现，但是，历史经验还表明，制海权的扩展并不是无限的，它同时也受国情国力的制约与规定。适度，则国兴；过度，则国亡。美国与日本、德国在近代是以制海权为军事先锋而崛起的国家，其兴衰成败的历史后果却判若云泥。

如上所述，近代日本和德国，是以发展制海权为先导的而非单纯的GNP积累而崛起的地区大国。但是，资料显示：日本经过从19世纪末的军事扩张，到1937年全面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时，其制海权的扩展潜力已接近国力的极限，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本国力已开始萎缩。1937年日本国民收入在七大国中位居末位，而国防开支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例却居第二位。同年日本在七国中的战争潜力为第六位，美国是日本战争潜力的11.92倍。[45]面对悬殊如此巨大的国力差距，日本不仅没有意识到收缩战线、巩固和消化已掠夺到手的地缘政治利益的迫切性，相反，它却在德国、意大利初期胜利的鼓动下，于1937年和1941年重复了拿破仑向欧洲两个大国即英国和俄国挑战的战略性错误，全面发动致其死命的侵华战争和对美的太平洋战争。[46]结果，日本及其殖民地的战争潜力在亚洲大陆和太平洋两向分别为扩张制陆权和制海权的目标所消耗殆尽，并于1945年8月在美国、苏联和中国的合击下，遭到灭顶之灾。至此日本明治以来所取得的全部政治经济成就和地缘战略利益灰飞烟灭。在欧洲战场，希特勒德国也在海陆两向过度扩张本国国力不足以支撑的庞大的作战目标，并于1945年在盟国的打击下败亡。至此，俾斯麦为德国强盛奠定的基础在威廉二世和希特勒海陆两向的过度扩张中元气大伤。[47]从19世纪60年代日本（明治时期）和德国（俾斯麦时期）崛起到20世纪40年代战败，耗空了两国百年奋斗及其成就。

    现在让我们将目光投向太平洋东岸的美国。

    美国是与日本、德国几乎是同时崛起却不仅没有在百年后毁灭，而且还在21世纪成为继17世纪英国之后“第一个全球性大国”[48]。美国曾在其处于弱势但却是万分必要时，勇于直面挑战，突破英国西班牙等海上霸权封锁，一跃成为东太平洋上的海权强国。尽管如此，二战前的美国仍一直小心翼翼地避免在海外过度扩张海权。两次世界大战中美国虽然经济实力雄厚，但它都是在不得已的时候才向海外派兵。二战后，美国在世界大战的废墟中反而成为经济实力最强大的国家。

    但美国战后绝对优越的经济实力也曾使美国在其海权扩张中表现出“威廉二世”式的轻率——今天的小布什似乎正在重蹈覆辙，为控制整个太平洋，1946年，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曾制定“边疆”西移计划，根据这项计划，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开进日本，占领了琉球群岛和小笠原群岛，并把冲绳建成它在亚洲的最大海军基地。1947年，美国海军占领了马利亚纳群岛、加罗林群岛、马绍尔群岛等。但美国的这种扩张势头在朝鲜半岛和中南半岛却受到严重挫伤。1950年美国出兵朝鲜并与中国交手，损失惨重；上世纪60年代中叶，法国从越南退出后，美国贸然独担“拯救民主世界”的重任，结果又被拖在越战的泥潭中不能自拔，国力开始在海权扩张中透支。1960年美国在世界生产总值中所占的百分比为25.9%，到1970年下降为23%，1980年继续下降到21.5%。而与此同时，日本、中国等在世界生产总值中所占的百分比则快速上升，1960年至1980年间，日本在世界生产总值中所占的百分比从4.5%增长到9%；中国从3.1%增长为4.5%; 到1980年“世界银行关于人口、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以及国民生产总值的统计数字，实际上已经非常明显地显示出全球经济力量的多极分配趋势”。[49]尼克松看到美国国力因其海外过度扩张而下降的现实，果断调整美国外交政策，结束越南战争、恢复与中国的关系。至此，美国国力开始回升，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自我解体，但美国并未停步，于1991、1999及2001年，与北约一起连续通过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和阿富汗战争在海湾地区、巴尔干地区及中亚地区插入其军事力量，全面回收苏联地缘政治遗产并于2002年退出《反导条约》，打破原有的战略武器平衡。“在仅仅一个世纪的时间里，美国既改造了自己也受国际动态的改造——从一个相对孤立于西半球的国家，变成一个具有全球影响和控制力前所未有地遍及全世界的大国”。[50]

    以史为鉴，古为今用。从鸦片战争迄今160多年，中国经济已从自然经济转入市场经济。进入市场经济后的中国，不得不再次面对海洋之于市场经济发展的逻辑联系，以及制海权之于国民财富的增长及国家安全所具有的生死意义。1820年中国的经济水平及GNP曾居世界第一，但在20年后中国却在东海惨败于英国的“坚船利炮”，1890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是日本的5.28倍，但5年后中国又为日本在海上打败并为此遭受险被彻底肢解的厄运。今天,中国经济增长率和国民生产总值再次跃入世界前列，[51]那么，在新世纪之初，如何避免重蹈前朝覆辙，及时制定面向海洋、注重制海权的国家安全战略，保卫已取得的经济成果，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这的确是值得中国学人在读史中认真思考的问题。

（主要部分刊于《中国军事科学》200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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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制海权（command of the sea），是指交战双方依靠海上优势，在一定时间内对一定海洋区域所取得的控制权。张序三主编：《海军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8页。
[2] 转引自张跃发、刘养洁：《民族国家与世界经济1500-1900》，时事出版社1999年版，第365页。
[3] [美]马汉著，萧伟中、梅然译：《海权论》，中国言实出版社1997年版，第396页。
[4]自上世纪40年代，航空母舰就成为实现制海权的最重要工具。它是制空权、制海权，从某种意义上还包含一部分制陆权的作战力量三位一体的高度统一；航空母舰可以比陆地运输更快的速度，根据战争需要，将集海陆空一体的作战力量及时推进到作战海区。目前有人认为，随着导弹远程精确打击技术出现，航母就成了海上毫无自卫能力的活靶子，因此发展航母应为发展远程精确打击武器所代替。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因为远程精确打击技术并不是导弹技术的产物，而是外层空间卫星及以此为载体的信息技术发展的结果。而现代航母本身就已与现代卫星信息技术紧密结合并据此拥有远程精确打击能力。陆上远程精确打击仅具有本土防御的意义，它对于世界范围的制海权而言，则意义不大，它解决不了关于海外商业争执、资源进口线受阻及海外商人和侨民保护问题。因此，航母不是简单的战舰，它也不仅仅属于海军，它是一个集海陆空及一切最先进军事技术为一身并在全球范围最具机动性质的作战平台。它本质上是国家作战力量而不仅仅是海军作战力量的标志。其次，航空母舰是与经济发展概念相联系的因而具有攻势性的军事工具，而发展本身就是一种攻势社会运动。没有航母，任何国家在当代国际任何重大事件中，就不会有实质性的发言权力，对日益卷入世界的巨大的国家海外利益也不会有实质性的保护。
[5] 周一良、吴于廑：《世界通史·近代部分》（下册），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358页。
[6] [美] 阿伦·米利特、彼得 ·马斯洛斯金：《美国军事史》，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译，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50页。
[7] 为记念这次大罢工，1889年，第二国际成立大会上正式通过决议，规定“五一”为国际劳动节。
[8] [美] 阿伦·米利特、彼得 ·马斯洛斯金：《美国军事史》，第251页。
[9] [美] 阿伦·米利特、彼得 ·马斯洛斯金：《美国军事史》，第251－252页。
[10] 1901年西奥多·罗斯福在写给马汉的信中说：“我亲爱的战略家，务必不要谈论你的活动的结束！我们必须依赖你这位在社会思想方面的第一流的教育家之一，在今后许多年里我必须依赖你。”见阎广耀、方生：《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选编》，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17页。
[11]阿伦·米利特（Allan R. Millett）、彼得·马斯洛斯金(Peter Maslowski)：《美国军事史》（For  the  Common Defense  A milit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译，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53页。
[12]美国军事历史学者阿伦·米利特（Allan R. Millett）、彼得·马斯洛斯金(Peter Maslowski)：《美国军事史》第253-254页。
[13] 王连元：《美国海军争霸史》，甘肃文化出版社1996年版，第39－40页。
[14] [美]H·N ·沙伊贝、H·G·瓦特、H·U·福克纳：《近百年美国经济史》，彭松建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18、216、220、238、216、220、238、257、258页。
[15] 转引自张跃发、刘养洁：《民族国家与世界经济：1500－1900》，第369页。
[16]美]H·N ·沙伊贝、H·G·瓦特、H·U·福克纳：《近百年美国经济史》，第258－259页。
[17]美]H·N ·沙伊贝、H·G·瓦特、H·U·福克纳：《近百年美国经济史》，第570页。
[18]  美]H·N ·沙伊贝、H·G·瓦特、H·U·福克纳：《近百年美国经济史》，第501页。
[19] [美]马汉：《海权论》，第396页。
[20] 1853年开港以后，日本对外贸易剧增。1860年输出为470余万美元，输入为160余万美元；1867年输出为1200余万美元，输入为2160余万美元。八年间输出入贸易总值增加五倍多，其中输出只增加了两倍半，而输入增加了十三倍，输出多为原料而输入则为工业品。1859年至1867，日本三都物价上涨了二至七倍。参见周一良、吴于廑：《世界通史·近代部分》（上册），第419页。
[21] 1868年起开始明治维新。政府“制定了一部以普鲁士德国的宪法为蓝本的宪法，对法制进行了改革”，并“从英国皇家海军请来的专家为日本建立一支现代化的海军出谋划策，从普鲁士总参谋部请来的专家帮助他们实现陆军现代化。日本军官被派往西方国家的陆军和海军学院学习，尽管本国已建立起军火工业，但仍从国外购买现代化武器”。“在所有这一切的背后，有着引人注目的政治义务，即实现国家‘富国强兵’的号召。对于日本人来说，经济实力和陆军实力是同步发展的”。详见[美]保罗·肯尼迪著，王保存等译：《大国的兴衰》，求实出版社1988年版，第251页。
[22] 明治维新后“军事工业和纺织业是日本大工业的重点，军事工业的发展尤其迅速”。 详见周一良、吴于廑：《世界通史·近代部分》（下册），第89页。
[23]详见[美]保罗·肯尼迪著，王保存等译：《大国的兴衰》求实出版社1988年版，第247页。
[24] 参见阎广耀、方生：《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选编》，第180页。
[25] 1900年11月19日，美国国务卿海约翰给驻华公使康格的密码电报，全文如下：“绝密。补充最近的电报。鉴于将来一旦发生战争在中国海岸上有一个海军贮煤站的重要性，海军部长迫切要求你抓住第一个有利机会为合众国获得三沙湾作为自由和单独使用的军港，并附加这样的保证：将来不得把以克拉基岛的东端为圆心，半径为20海里的一个圆形地区转让给任何其他强国，或由任何其他强国控制或使用，也不得由中国政府在该地设防。”12月7日，美国国务卿海约翰为此要求美国驻日公使“非正式而又谨慎地了解清楚”日本政府对美国获得福建三沙湾作为海军基地的态度。12月7日，日本驻美公使致函美国务卿海约翰，对美国的要求予以拒绝。参见阎广耀、方生：《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选编》，第183－184页。
[26] [美]孔华润著，张静尔译：《美国对中国的反应》，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8页。
[27] 参见阎广耀、方生：《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选编》，第497－498页。
[28] 参见阎广耀、方生：《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选编》，第500-506页。
[29] [美]孔华润著，张静尔译：《美国对中国的反应》，第64页、71页。
[30] 参阅[美]罗伯特· 达赛克著，伊伟等译，：《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1932-1945》，“第三部分：外交政策内幕1939-1941”，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246－450页。及[日]重光葵著，齐福霖等译：《日本侵华内幕》，第七章日美谈判部分，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
[31] “武经七书”是宋神宗元丰年间（1078－1085年）选编颁行的武学必读的七部兵书，它包括《孙子》、《司马法》、《尉缭子》、《六韬》、《吴子》、《三略》和《唐李问对》。南宋高宗时，“武经七书”为选拔将领考试内容之一。
[32] 可参考黄枝连：《亚洲的华夏秩序——中国与亚洲国家关系形态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33]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近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3页。
[34]安格斯·麦迪森：《中国经济的长远未来》，楚序平、吴湘松译，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57-58页。
[35] 张墨、程嘉禾：《中国近代海军史略》，海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172－174页。
[36] 王栻：《严复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6页。
[37] 王栻：《严复传》，第16页
[38] 参见皮明勇：《关注与超越——中国近代军事变革论》，第10、366、367页
[39] 19世纪70年代，随着南北洋海军建设的迅速发展，中国旧有的海战理论已明显落后，发展近代海军学术，确立新的海战理论势在必行。为此江南机器制造局、天津水师学堂和一部分驻外使节开始翻译西方有关著作，如《海战新义》、《各国水师操战法》《海军调度要言》等。参见皮明勇：《关注与超越——中国近代军事变革论》，第357页
[40] 转引自皮明勇：《关注与超越——中国近代军事变革论》，第380-381页。
[41]参见安格斯·麦迪森：《中国经济的长远未来》，第260页。
[42]1937年5月29日，陈纳德踏上了中国的土地。6月3日，蒋介石、宋美龄接见了他。宋美龄曾在美国乔治亚州读书。陈纳德与她一见如故。此时，宋美龄任航空委员会的秘书长，实际上领导着中国空军。宋要他担任她的专业顾问，并给他两架T-13式教练机，以便他视察中国空军的现状。通过考察，陈纳德得知国民政府名义上有500架飞机，但实际上只有91架能起飞战斗。“空中飞虎陈纳德”， http://www.gchjs.com/hsez/cld.htm ；抗战前中日海空力量比较的详实资料可参见吴敬安著：《世界空军》，中华书局1936年版；欧阳格著：《世界海军军备》，正中书局1937年版。  
[43]详见潘尼迦著，德隆等译：《印度和印度洋——略论海权对印度历史的影响》，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版。
[44] Jaswant Singh,Defending India .Bangalore, Macmillan Press Ltd.﹐1999, pp. 265-267.
[45]参见[美]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第408页。
[46] 1941年7月31日，日本军令部总长永野军司令总长将7月2日御前会议做出进攻越南南部，“不惜对英美一战”的决定面呈天皇，当被天皇问及日本对美作战能力时，永野回答：“对美战争不能维持一年半以上，胜利就无把握。”[日]重光葵：《日本侵华内幕》，第271页。
[47] 笔者认为，俾斯麦是19世纪60年代涌现出的和林肯、明治天皇等同样齐名的大政治家。他深知德国处于法俄两面夹击的不利困境，并小心翼翼地通过交叉结盟的方式和低调外交以防止俄法结盟的策略，在位期间发动对丹麦战争、普奥战争和普法战争，改变了法国黎塞留（1585-1642）缔造的不利于德国的欧洲大陆地缘政治形势。通过王朝战争统一了德意志，为德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奠定了统一的民族市场。俾斯麦外交思想的精华在于不惧挑战，敢于果断使用武力，但决不透支国力；在他看来国力只能用于国家可承受的并且是对国家利益最重要的地方。俾斯麦因此与威廉二世分道扬镳。正是由于威廉二世及其顾问们“急于表明其气概”的“性格弱点”（ [美]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第259页。），造成德国超度使用国力并导致德国毁灭的后果。基辛格博士认为：“由于他（俾斯麦）了不起的建树，使得他所缔造的德国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失败、两度遭到外国占领及国家分裂达两个世代之久，却仍巍峨屹立。”[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116页。
[48] Zbigniew Brzezinski,The Grand Chessboard:American  Primaryand Its Geostrategic Impereatives, BasicBooks a division of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Inc, 1997, p. 10
[49] 详见[美]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第532－533页。
[50] Zbigniew Brzezinski, The Grand Chessboard: American Primary and its Geostrategic Imperatives, Basicbooks, a division of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Inc, 1997, p. 3.
[51]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相关资料，1999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居世界第七位。2000年，则达到8.9万亿元人民币，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1995年增长41%。“九五”期间经济年均增长率达到8.3%，大大高于3.8%的世界平均水平。资料来源：“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的国际比较”，国家统计局《“九五”期间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系列分析报告》，http://www.stats.gov.cn/tjfx/ztfx/jwxlfxbg/200205300095.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