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出一条血胡同来！

                           司马南文

 

     标题上这句关于胡同的猛扎扎的话，版权属于大戏剧家关汉卿。

     正是这句话引发了我对本书标题体系的最初设想。

     原来没有写这本中国民主问题小册子的想法，想多了，说多了，写多了，在出版社编辑的不断催促下，也变成了书。兹于本书付梓之际，说几句心里话。

 

                       一、倘论及民主，首先确定屁股位置

    最近几年连续到石家庄陆军学院讲课。听众一色年轻人，系来自百余所高校的学生会主席、研究生会主席和社科联协会主席，他们是“青马班”学员。该活动由共青团中央统一号令各省自成单元。团省委小韩书记请我的原意是要在学生干部中弘扬科学精神，指定要我讲的题目是“科学精神与马克思主义共命运”，岂料小主席们的疑问多集中在民主政治问题上。这些中国未来的领袖们深深地被时髦的进口民主宣传所惑，面对生长中的国人自己的民主实践却环顾茫然，于是，演讲与讨论不得不为适应听众的胃口而扭转角度。

    北京家门口儿的一些高校，北航、北科、林大、农大、法大、清华、北交大、经贸大等，青年学生当中近年来自发地组织了一些“青马社团”，我与这些年轻人有较多的交流，相当多的时间也在探讨民主政治问题。后来作为“新青年领袖论坛”主讲人，与来自全国1000所以上大学的学生会干部交流，“中国民主政治原理”是我的必讲题目。大家感兴趣的程度，超过我的预期。

    “五四运动”发源地、被美国人称为“中国哈佛”的北京大学，听众当中自然不乏睿智者，但脑子欠清爽者也蛮多，他们照例“捣糨糊”[1]不已，不断地提问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其所依据的标准和参照系，多半是一些所谓“公共知识分子”这些年生吞活剥的看似光鲜的“赝品民主”。

    青马班、青马社团的学员提问比较中性，侧重在民主疑问本身，北大的听众，尤其是开放讲座中那些有准备地专门找上门来意在“指导司马南”的人则喜欢单刀直入刨根问底，他们有“犀利哥”风格，“直往祖坟上刨[2]。

    老实说，当听众中有人以较劲、对抗的方式来反驳和提问的时候，我是满心欢喜的。因为打开天窗说亮话，彼此舞动老拳开展观念上的自由搏击，更能开启思路，逼迫辩说者双方深入地思考民主问题的实质及其相关的所有方面。

    全方位随机式讨论民主政治，我将立足点设定在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基点上。没有这个立足点，一切皆为妄言。

    罗尔斯[3]认为，任何正义，均与立足点相关。确定了辩说者的位置后，才谈得到是非分明旗帜鲜明，才谈得到委婉说理引经据典。

    我从不回避所谓尖锐问题，不计自己工拙才窘，亦不怕被人家揪辫子打棍子，一切讨论悉从真问题出发，所有分歧均于实际着眼。充分的交流，坦诚的对话，尖锐的质疑，碰撞中生出思维的火花，照亮了认识民主问题的道路。

    当我们把概念民主摊开来揉碎后进行仔细辨识的时候，当我们针对中国社会现实具体问题从民主角度加以言说的时候，当我们把美国及其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话语与及其本能作为放到一起进行比对的时候，我们才发现，抽象地空洞地开展民主问题的辩论是多么的浅薄，不假思索地借用西方标准对中国的民主政治进行批评是多么不负责任。

    经验告诉我们，中国民主问题的政治性寓意，远远地超过其所谓学术性，民主问题的具体性诉求，要远远超过其抽象性，民主问题的现实性价值，要远远超过其历史性。

     尽管如此，我们却不能简单地回应以通常的说教了事。要帮助那些过敏反应强烈的听众实现“心理脱敏”，要把这个问题讲得入情、入理、且有说服力，我们必须从历史角度、学术角度、文化角度、现实角度全方位入手，循循善诱，因势利导。

 

                             二、党民法三字，中国“三宝”弥足珍贵

    2008年汶川地震后，意识形态领域有人异乎寻常地高调祭起所谓“普世价值”的旗帜，表面上称赞中国的进步，其实是利用“普世价值”来进行“反中国政治体制宣传”，他们试图用美丽辞藻“格式化”中国的政治文化，试图将其全面纳入西方意识形态大盘格局。[4]

    笔者以中国核心利益为基，宣言国家利益，不客气地与某些人针锋相对辩论了一番。且论战，且观战，我渐渐发现，原来气势汹汹的普世价值传销者，好的不过是些“西二派”（自己也许并无恶意的西方时髦理论的二道贩子），赖的就是分明“汉奸文人”，其数典忘宗，其卖身求荣，其狗仗人势，其架势活脱“夜袭队”配合鬼子扫荡“杀回”高家庄。

    这些文人其于学理无甚建树，其于逻辑漏洞百出，其于中国现实，除了不放过负面社会新闻，找寻杨佳[5]、邓玉娇[6]、逯军[7]、范跑跑[8]一类个案，操纵无脑媒体起哄架秧子羞辱“共产党执政”以外，并不准备解决，也没有能力解决中国任何实际问题。“普价洋枪队”排子枪密集，“二鬼子狙击手”气势汹汹，其瞄准的靶心，惟中国民主政治制度。他们揶揄、调侃、讥讽、泄愤，意欲摧毁的是“中国信念”及其“中国体制”。这些人所有的小段子和长文章不论怎样花样翻新，最后都在“党”、“民”、“法”三个字上着力。

    有点像电视台着改进燕尾服笑嘻嘻的李咏“砸蛋秀”，他们的引颈长嚎：看啊，那个“党”没有金花四溅，对不起，只能OUT[9]；那个“民”没有金花四溅，很遗憾，也只能OUT；啊，天哪，第三个字，第三个“法”字终于现出了四溅的金花，欧耶，祝贺，祝贺你，让我们唱一曲“天大地大不如法大”吧……

    但愿读者朋友没有误会，某些人尽心描述和欢呼的这个金花四溅的“法”，并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而是按照所谓“普世价值”重新定位的，与海外“接鬼”的所谓“宪政之法”。某位大名经常见诸于报端的宪政专家在大学的课堂上公开叫嚣：当下的国家宪法，除首都北京不需要改动以外，其余都要改……

    老辈子人喜欢说，“天有三宝日月星，地有三宝水火风，人有三宝气神精”，[10]“人民当家做主”、“党的领导”、“依法治国”，这三条之于中国政治，犹似天之日月星，地之水火风，人之气神精[11]，不仅须臾不能离开，而且一刻也不能拆散。

    其关键词 “民”“党”“法”三字，类质子与中子之于原子核，恰恰是中国民主政治原理中最重要的结构性要素，这三个字的有机组合与西方政治原理明显不同，簇新的中国民主政治有机体赖此而立，一俟拆散，其原理也就不成立了。

    民本民主、党领党导、法规法律，这几个字按序组合，如将每组第三个字移开，便得到“民本主”，“党领导”，“法规律”。再行简化，即有“民本”“党领”“法律”。“民”、“党”、“法”三者既统一，又有区别，交相作用，彼此促进，互为前提。

    人民做主，悉为民众之权利。承文化古蕴，民首大，民为天；

    党的领导，乃为根本之保证。兹经验证明，主心骨，主成功；

    依法治国，爰属方略之遵行。赖基础共识，无规矩，无方圆。

    故此，质言中国，民国也。党之于国、法之于国，皆从属于民、服务于民、寄情于民。这是中国民主万金不易之核心内容，即人民当家作主的真实含义。

    欲得民国之实，必行“党国”之路；

    欲得民主之实，必行“法国”之路。

    腐化、边缘、弱化、分裂等任何党将不党的行为，都将导致国将不国；

    无法、枉法、恶法、滥法等任何法无可法的行为，都将导致国将不国。

    国将不国，民何以立？国将不国，民何以利？

    立民利民悉不达也，普世价值普个鬼？

    故此，普世价值传销之险恶，不仅在于“去党”，而且在于“去国”。去党去国，极在“去民”。党与国，国与民，悉去之也，试问，“法”复何为？“法”能何为？

 

                          三、你欠缺定力，民主政治无从谈起

    历史上，我们曾经走过探索的弯路，误将党的领导与民主、法治等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经验证明，此路不通也。[12]

    今天，有人逼我们放弃主心骨，取消党的领导，仿大户富户人家移植所谓现成省事的“宪政民主”，把孤零零的“法条”，擎到无人、无党、无国的天堂里，这明显是一条极其可疑的死路。

    新中国60年以来的民主政治实践，尤其是近30年的中国民主政治实践业已证明： “民”、“党”、“法”三者同时互动，中国民主政治的生机与活力方得以体现，人民当家做主的实质性追求方得以满足，党的执政能力，尤以驾驭复杂国际国内局势的能力方得以提升，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依法治国的大略方落到实处，中华民族的真正崛起与伟大复兴方成为可能。

    这样的民主政治，建立在一系列中国人自己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前提基础上，当然与人不同，无需乞与人同，这样的民主政治亦不受来自于外部的任何名义的压迫，包括以“求同”“实现普世价值”为名义的压迫。 

    依照《正义论》著者约翰•罗尔斯关于“合宜但非自由主义的政体”（decent but non-liberal regime）存在条件的分析，中国民主政治模式以独立经济体占世界人口最大的比重和某种“秩序下持续发展”的“正义性”，恰当地提供了一个无可替代的范例。该范例谨以证明，“非自由主义的政体”非但理论上可以做到“合宜”，而且实践中也可以解决“非自由主义”与“市场经济”不兼容的问题。过去人们通常认为“非自由主义政体与市场经济不兼容”，约翰·罗尔斯在其晚年谨慎地有条件地提出了“非自由主义政体合宜的标准”。不知道这位致力于人类正义性研究的美国老爷子，如若在上帝身边忙完天国课题研究之后，有否精力与时间再为凡间中国政治模式的“合宜性”写点什么，或者又发现中国今天的“不合宜之处”尚有哪些。

    罗尔斯先生未必清楚，弗莱堡学派的观点进一步支持了先生的结论。

    主要流行于德国和瑞士的该学派认为，“有效的市场经济本质上是由政治塑造而成的，是人性化设计的结果，它由一个有权威但又有限的政府设立并受其保护”。该学派被冠之以“秩序自由主义”，他们的主张还有：“通过宪法和制度的事先约定，在国家和市场各自的周围建立起一道坚固的屏障，以使它们在各自的领域内尽可能发挥自己的特殊作用，同时保护它们的独立完整性不受削弱”。

     罗尔斯与弗莱堡学派是西方学者中的先觉者和思想解放派。

     他们冲破“西方中心”、“白人优秀”、“文明终结”的观念束缚，不囿于成见和定式，不搞非黑即白的意识形态“两分法”，因此很自然地触摸到了千差万别世界政体模式“和而不同”的意蕴，感受了“多样性统一”的玄妙。这些被他们视作新鲜发现，兴奋地触摸把玩不已的内容，正是“中华开国5000年”（孙中山语）古老文化的精髓之所在，是因为侵润进入基因之故，凡为国人者毫不费力即可理解的东西。

遗憾的是，罗尔斯与弗莱堡学派而今乃为少数派，中国文化的精华与当下体制的正义，尚不为偏见与利益双重负荷者们所理解。

    中国，这座历史风云中坚韧挺拔嵯峨斑驳的老城，承风采绚，树道慕华，老干吐翠，臻善校偏，焕发出无尽的活力，美好的未来正在向她招手。我相信，用不了多久即会有那么一天，海内外那些冥顽不化的人，将意识到自己是多么幼稚可笑，向老城投来愧悔复杂的目光。

   基于此，国人者，正确的做法本当愈是外界议论纷纷，愈是有人别有用心，愈应庄敬自强专心致志聚精会神，“让他们说去吧，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吧，我们将稳步地实现自己的目标”。（毛泽东语）

    令人忧心的实际情况是，近年来，部分国人的悟性、辨力、定力、表达力出现系统性障碍，他们堕入五里云雾，忘记了国家根本利益之所在，怀疑起自己的民主政治原理不算，在“普世价值”乌鸦语境下，竟然跟着人家说瞎话、浑话、胡话、情话，还翩翩起舞，做小燕飞飞状……

    所以，我们不得不侧过身来瞪他们一眼吼一嗓子，再辅之以苦口婆心的劝说。这本小书，大概就从属于这一瞪一吼和苦口婆心。

 

                        四、西方十字军，普世价值传销本质

    说来有趣，演绎意识形态分歧的话语权之争，酷似当下南京秦淮河之夜。

    举目望去人头攒动，侧耳听来话语滔滔，稍稍仔细分辨却发现，作为市场之固有规律，古今中外不曾有变：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河两岸手舞足蹈的辩说者，其根本分歧，并不在其所争的什么价值观上，也不在于“世界上有没有普世价值”，更不在于“什么东西是普世价值”——敬请诸位留意，这里不是世界哲学家年会，弥足抽象的价值概念问题，哪里有什么好争的。

    人们眼睁睁地盯住不放的玩意儿，其实是一些实际和裸露的东西：“谁定义的普世价值？”“普世价值背后的底牌是啥？”“普世价值的飞镖将击中谁家？”“谁将成为普世价值征伐的牺牲品”……

    质而言之，人们所争的，惟战略生存空间耳，惟“国家利益”耳。

    所谓“普世价值”，无非好看的油彩，涂抹在意识形态“十字军战士”的脸上，无非孔雀的翎毛，插在征剿异教徒的黑袍子刽子手的身上。趁着这帮家伙人模狗样溜着狐步高谈阔论之时，如果摄像机镜头能够推将上去，人们将会清楚地看到，“意识形态十字军”每一个士兵的双手都紧紧捏着顷夺性命的利器，而每一个随军牧师的嘴里都叨咕着阴森的咒语。

    有人把我2008年对普世价值问题发言的几十篇文章，丑化成司马南反对普世价值，进而丑化成“司马南不承认人的共同性”，他们试图要人们相信“这个司马南在反人类”。在这些人的逻辑里，被西方霸道定义的、西方己所不欲的、通常实行双重标准的、祸害别人有利于自己的所谓“普世价值”是丝毫怀疑不得的。

被逼无奈，我只好反复声明：民主、人权、自由、法治，这些标志着人类文明阶段性成果的概念，司马南一个也不反对。

    但是，我坚决反对有人借这些空洞而美丽的概念作掩护，偷塞私货栽赃别人。

    第一反对打着“民主”的旗号，强力输出自己的民主，羞辱打压中国的民主；

    第二反对打着“自由”的旗号，无耻美化自己的自由，诋毁谩骂中国的自由；

    第三反对有人病态自恋，高估自己的“人权”，同时攻击亵渎中国的人权；

    第四反对有人极尽招摇，显摆自己的“法治”，同时踩碾恶搞中国的法治。

 

                       五、政治神功师，弄鬼祸国兼容升级

    诚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民主政治还远说不上完美，还存在很多急迫的棘手的问题需要解决，我们有我们的敏感处、窘囧处、尴尬处、压痛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总的体系总的规律及其分部的规律均在艰难的探索中，中国的民主政治尚缺少熊彼特那样的理论家给出更自洽更精巧的描述和解释，这就好比老北京人对自家四合院里的影壁墙、金鱼缸、老槐树、石榴盆、蒲扇、板凳、捣蒜缸子、洗衣搓板等等大小物件，尚有腾挪地方、重新摆布的冲动。

    社会现实中，要说不满意，不高兴，不痛快的情绪，很多人都有啊；要讲骂人，发牢骚，说怪话，谁人不会啊。但是我们应当区分两种不同的情况：存在问题，改进工作，好比一个人割阑尾、拔疖子、勾眉描眼、置办新衣服，是为了活得更有质量更幸福更有尊严，完全不同于有人卡我们脖子、唾我们脸、掘我们祖坟、戕害我们的根本利益。

    前者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自我完善，后者是取消中国独立生存的资格。

    前者是捯饬，是治病，是自我完善；后者是侮辱，是驱逐，是他族谋杀。

     接受采访的时候，我曾经打过一个比喻：一个人脸上落个苍蝇怎么办？

     提醒其人，或轰走苍蝇，都可以。可您偏要举起普世价值的锤子，一家伙把人的脑浆捣出来，这哪里是轰苍蝇，分明是杀人啊。普世价值问题看似复杂，其实没有什么理论深度，无非癞蛤蟆瞧着青蛙不顺眼，它以为自己身上的癞点是必须的艺术彩绘，无非有人强行对黄瓜实行茄子标准，它以为紫色的外表是大千世界的正色。锤子者也罢，蛤蟆者也罢，茄子者也罢，悉之符合一般规律：“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是要先造舆论，总是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毛泽东语）

    因此，我们首先要顽强地抗辩地球强恶势力以自己的政治模式，霸道地格式化中国，尤其要揭露那些地球强恶势力的帮凶以“帮闲”的形式在中国从事害人的政治传销活动。其次，要自信地、努力地、自觉地、坚韧不拔地继续探索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模式，逢山开路，临水架桥，一切从问题出发，一切从实际出发，“不易帜、不动摇、不折腾”，全面推进我们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事业。

    前几年的某个时候，盯着这帮“政治传销师”、“普价洋枪队”看着看着，忽地眼前一亮，啊哦，这支“混编的传销团队”与上个世纪80、90年代那批手眼通天的“巫婆神汉群体”何其相似乃尔？摇唇鼓舌，一似也；招摇过市，再似也；妖言惑众，复再似也；遗祸社会，继复再似也。  

    不同的是，巫婆神汉装神弄鬼，通常仅以诈骗钱财为目的，醉心政治试图问鼎天下者极为鲜见，“轮-李”为代表的垃圾货后来呼风唤雨的能力，乃为海外敌视中国势力下大血本扶持利用的结果。

    当年的巫婆神汉现在已是落架的死灰，基本上过了气，人们对他们也已经有了较多的警觉性和免疫力。而对这群“政治传销师”和“普价洋枪队”，人们却一时还不太摸底细，不明白这是怎样一群人，他们的目的何在、危害何在？

   据观察，这群“政治传销师”、“普价洋枪队”，他们喜欢以“自由主义者”、“基督教自由主义者”、“民主主义者”来作自我标榜，同时极善于以“公共知识分子”身份作隐身和掩护，看上去似乎没有什么个人利益欲图谋，无非写写文章，查查经文，打打官司，管管闲事，组织个签名活动，弄个什么宪章，海外领个什么奖项，国内制造个什么媒体事件，瞅准机会策应一下给中国政府施压的大国领袖，见缝插针地给执政党捣个什么小乱……

    但是，这些人的特异危害，远非当年的那些神功大师所能比。

    神功大师要钱，罪在殃民，

    政治传销要命，罪在祸国。

    跨国经营的、康采恩模式的、金字塔结构上的任何一位政治传销师都明白自己的位置与使命，更需明白普世价值议题的烟幕效应。

    普世价值的实质，是美国政治模式在中国的强行“观念传销”（洗脑别称），正如大家所熟知的，任何传销都不会止于观念层面。观念无形，形而上，黑手有形，形而下，私底下一系列复杂的联动，其锋芒所向，惟中国人民庄严笃定践行的民主政治。

   政治传销师致力于诱发放大社会负面情绪，将中国描述成自甘于世界文明体系之外的一片悲惨世界。按照他们的解释，悲惨世界的原因，无外乎中国有一套自己的民主政治原理。故此，他们不遗余力地通过咒骂、鄙视、羞辱中国的民主政治，期待一俟得逞弹冠相庆醉酒当歌。

 

                          六、从事实出发，中国民主当有自信

    有一个耐人寻味的社会现象：中国取得了令整个世瞠目结舌的的伟大成就，整个世界的力量对比因此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最富有的美国人都跑来“对话-借钱”了，“没定拆哪”驰遍世界了，古老民族复兴图画欣欣向荣，国人扬眉吐气自信大增，但是，有人却仿佛因此感觉到越来越不满意，他们总是满目灰暗，第六感危机四伏，依照他们的说法，中国神话的世纪华彩每维持一天都属意外幸运。

    推究这一现象，原因或为多方面：

    其一，发展，发展之后出现的新问题，没有如人们期待的那样靠发展本身顺理成章地捎带着就解决了，而是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性。资本主义的某些顽固特征成为去不掉的社会标识，结构转型、政治多元、资本扩张的同时，一系列严重社会问题摆在眼前。显然，改革进入深水区，好比刚刚考完中学《三角》、《几何》、《代数》的优等生，望着大学本科《数学分析原理》一头雾水内心焦虑。

    其二，舆论、尤其是部分网上舆论“黑沫化”现象严重。“黑沫化”是我造的一个词，大意是指那些天天在网上寻衅，专门发现（包括制造）并放大社会问题，并把问题的原因一股脑地归结为国家政治体制的一种意识形态倾向。娴熟操控此种舆论的人，习惯于把一个指头尖部溃疡，视作整个巴掌乌黑全身一无是处，他们运用某些媒体混淆是非的软实力，搅得浑天黑地仍不罢休。

    而与此同时，主流意识形态怯于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某些发言人硬着头皮的官话，语速慢得惊人，面目僵化得要命，连篇套话味同嚼蜡，基本无法自圆其说。想当年，宣传民主思想，维护人民利益，共产党何等的意气风发，奇怪的是，民主这根金箍棒拿在孙悟空的手上，仿佛不是自己的独家暗器了，手生了、气短了、胆小了，畏首畏尾了。

    其三，吃醋，海内外均有人每天为中国的成就而难过，难过得心里像老陈醋泡酸菜心儿一样。这些家伙最不能容忍的是，你一个共产党领导的、按照西方标准属于非民主的经济、文化、政治体，竟然能够治理有效蒸蒸日上，竟然挑战了“计划与市场两分”的西方经济学，挑战了“民主与专制两分”的西方政治学，又顺便挑战了“国家与社会两分”的西方社会学。（潘维语）这简直是无法无天，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醋意联盟’网罗力量纠集残部进一步加大对中国的话语围剿力度。

    不管人们怎么说，一个绕不开的问题搁在我们面前，急需做出明确的回答：

    既然中国的政治体制，什么“一党执政”，什么“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什么“党指挥枪原则”那么成问题，那么不合某些人的“普世价值”，既然在一些人的眼里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封建专制阴魂不散”，为什么短短60年间，中国赶上了200年工业革命的老绅士，一路轰鸣超车，经济体量的所占的位次不断前提，取得世人叹为观止的社会进步？

    有人习惯于吓唬世界，顺便吓唬自己。一会儿说中国“黄祸”，[13]一会儿说中国“崩溃”[14]，一会儿说中国“威胁”[15]，一会儿又说“中国养活不了自己”，[16]可事实的发展，为什么却总是刚巧相反？

难道就不应该扭个角度，换一个思路想一想——为有源头活水来啊[17]，根植于5000年中国文化的政治体制，或有可取之处哩，中国当下的民主政治模式，也或为适合国情的“最不坏的模式”[18]哩。

    刚刚去世的大科学家钱伟长的四叔，一向笃定沉静鄙视浮躁绝少激愤的钱穆老爷子认为，“中国政治模式”借鉴世界没有错，但须“自根自生”：“纵使有些可以从国外移来，也必然先与其本国传统，有一番融合媾通，才能真实发生相当的作用。否则无生命的政治，无配合的制度，决然无法长成。换言之，制度必须与人事相配合。辛亥前后，人人言变法，人人言革命，太重视了制度，好像只要建立制度，一切人事自会随制度而转变。因此只想把外国现成制度，模仿抄袭。甚至不惜摧残人事来迁就制度。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一面高唱民主，一面痛斥旧传统旧文化。我们试问是否民主政治可以全不与此一民族之文化传统有关联，而只经几个人的提倡，便可安装得上呢？而且制度是死的，人事是活的，死的制度绝不能完全配合上活的人事。就历史经验论，任何一制度，绝不能有利而无弊。任何一制度，亦绝不能历久而不变。历史上一切以往制度俱如是，当前的现实制度，也何尝不如是。我们若不着重本身人事，专求模仿别人制度，结果别人制度，势必追随他们的人事而变，我们也还得追随而变，那是何等的愚蠢。其实中国历史上以往一切制度传统，只要已经沿袭到一百两百年的，也何尝不与当时人事相配合。又何尝是专出于一二人之私心，全可用‘专制黑暗’四字来抹杀?”（见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序）

　　

                         七、民主乌托邦，肯下功夫不会白读

    研究中国民主政治问题过程中，我读过一大堆花花碌碌的洋本本、土本本。总的感觉是，洋本本，不解国情偏见太深，土本本，装模作样套话太多。

    取名《民主乌托邦》的一本小书，意外地让我爽了一回。

    该书“中法血统各一半”，引经据典地对普世价值传销者进行了一番消解。这本香港出版，大陆限量发行的小书，白皮黑字装帧素雅，已经不记得是怎样到了我的手上了，像许多值得琢磨的本本一样，一读进去就刹不住闸，通宵达旦地粗读过后，书在我的双肩挎里呆了一个多月，扉页及空白处密密麻麻地被我习惯性地涂抹满了。

《民主乌托邦》作者河清教授

     2008年夏天，北大潘维教授召集“人民共和国60年与中国模式研讨会”，适遇《民主乌托邦》的作者、译者，一位清癯俊朗的江南留洋秀才。河清博士吃惊地看到自己的书被北京胡同大爷司马南读得皱巴巴的，上面批满了密麻麻的小字和符号。兹为著译者，幸福莫过于此，于是，相见恨晚；于是，称兄道弟；于是，同声相应；于是，每有来北京（河清兼清华客座）的机会，他老兄总要挤时间到南锣鼓巷小聚一番。我等谈天说地相言甚欢，对现今中国社会的民主迷信，则不免忧思难解。

    我曾力促《民主乌托邦》在大陆出版，结果劳而无功。幸而刘仰先生大力斡旋玉成此事。刘仰仁兄09年连出两本书，一为与友人合著的《中国不高兴》，二为自己独著《中国没有榜样》。刘仰联络的出版社编辑提议，再版《民主的乌托邦》完全可行，但以河清原书为骨架，外加另三人的品评鉴赏文字集合成册方有新意。出版社希望刘仰君、韩德强君与我分章码字各自为战，围绕河清民主高论发表补充意见、不同的意见，简取君子“和而不同”之意。于是，我等三人遵嘱而行，每人独擎一帜，环绕河清漫漫舞动，“民主四人谈”就这样成型了。

    自知学养浅陋，愧比仰强，故而徘徊很久，不知如何下笔，最后想出一个偷懒的办法——扒下08在北大讲课录音敷衍成篇，计约3万字，发与刘仰君了却差事。

    我这人打小有个毛病，学名“功能态转换障碍综合症”，即一般人所说的“一根筋”，姥姥戏谑“叼根屎橛儿，给麻花儿不换”。及成年，病得越发厉害。寻常事等，不做便罢，一俟开头，即不轻易撒手。就作息而言，不到困得不行，不睡，睡下之后，不到自然醒来，不起。吃菜，盯着眼前的一盘吃起没完，旁边的菜，不动筷子……

    南方某报评论员许是把我看透了，他蔑言：“司马南不过是***的一条狗，咬住**就不撒嘴”。噫嘻，竟也近似俺姥姥的评价。难怪格言上说，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不仅在于朋友。

    民主是一盘菜，不吃也就罢了，及俟吃下，五味杂陈，块隐累累，不泄不快，不说不行。小稿子交与刘仰，一发而不可收拾，杂乱感受很快被梳理成一篇30万字的文章，乃文以《民主胡同40条》为题，用“北京民主胡同1、2、3、4……”来标序。恐出书后被人列入“胡同旅游系列图书”，专门缀加副题“中国民主政治一般原理的随机阐释”。

 

                          八、看地球文化，胡同大爷也喝可乐

    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笔者30年蜗居之地；

    胡同，亦即南方人所说的里弄、巷子。散见于老居民区四合大院、四合中院、四合小院之间的过道，宽窄不一，以窄多见，交错纵横。

    胡同一词，据考最初见于关汉卿那出著名的戏《单刀会》，戏词唱到“杀出一条血胡同来”，锵锵锵锵，煞是震撼。《单刀会》又名《关大王独赴单刀会》，写的是关羽关老爷凭借智勇，单刀前赴鲁肃所设的宴会，最终狭路相逢勇者胜，关老爷奉刀而归的故事。这个关于胡同的最早出处，引发了我的联想：中国民主政治确然需要关羽那种“杀出一条血胡同来”的精神。否则，精神自我矮化，结果必是党将不党，国将不国。自己固然没有关老爷的大智大勇，但千古文人侠客梦哦，吾心向而往之也。

    胡同，曾为元大都方言，有人考证胡同从“忽洞格”，即蒙古语的“井”字演变过来，故有“因井而成胡同”的说法。可见，生与活，乃为胡同第一要义。我忍不住缀补半句：生与活，亦为民主政治之第一要义，不食人间烟火者的民主要不得，意在断中国人香火、社火的民主要不得，从可疑的海外基金会领得薪酬，借宣言民主在胡同里惹是生非，更要不得。

    北京“大胡同三千六，小胡同如牛毛”，事实上，直到今天，到底有多少条胡同也搞不太清楚。因为所谓胡同，大小不一，长短不一，形态不一，还有半截胡同、后夹道（就是房与墙之间的间隙，将将能过人的细窄过道）等。

    胡同者，过道也。过道过道，再窄也要能过人，故而，北京的“死胡同”其实很少。即使住在“死胡同”里的人，也活泛得很。傻子都知道胡同另一端即大路朝天。内蒙古草原长大的白岩松担心民主胡同未必走得通，其实这个担心完全是多余的。从物理学意义上说，根本就没有什么死胡同；从生物学意义上说，根本就不会有人在胡同里面壁死磕。

    遥想当年，笔者光棍一条闯北京，好不容易搭末班车娶上媳妇却没有房子，为此东挪西索，寄住过仙翁齐白石老宅子旁边的南丰胡同，寄住过名人扎堆的西绒线胡同，后来因为惹麻烦，为逃避血光之灾，又蹭住在大木仓胡同、光明胡同。上世纪80年代写《神功内幕》的时候，也曾蜗居在东城菊儿胡同。最后，索性南锣鼓巷安家……

    元杂剧《沙门岛张生煮海》中，张羽问梅香：“你家住哪里？”梅香说：“我家住砖塔儿胡同”——那正是我的老东家，国家商业部机关家属大院所在地，当年没少往那跑。看来，元至今，砖塔胡同名字一直没变，未及细考，不知地址是否也未曾变过。

    北京胡同与我，有着剪不断的交情，分不开的缘分，忘不掉的亲切。这个感觉怎么说呢，一点也不绷着，放松啊、舒坦啊、自在啊。于北京胡同，悟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胸怀也罢、足立也罢、把玩也罢、继承也罢，没一处不得劲儿，没有一处不带劲儿。

    立足于老北京胡同看民主问题，讲的是早点刚刚吃过炒肝、包子、油饼、豆浆，老槐树底下一壶花茶，大蒲扇摇着纳凉的北京大爷的观点，自然与华盛顿、伦敦的罗伯特、詹姆斯、格林斯潘、克莱斯勒等洋爷的观点不同，与那些只晓得傻读本本、嗜吃快餐、痛饮冰镇可乐、交友浪漫网站、不谙世事亦不理柴米的小子们不同。

    甭以为老槐树底下的北京胡同大爷很守旧，只喝吴裕泰花茶，其实，什么普洱、龙井、猴魁、毛尖、碧螺春、王老吉、酸梅汤也都可以喝，改革开放三十年了，大爷见天换着样儿地喝。可口可乐，北京大爷也成——感冒了，胡同大娘加些姜丝和红糖熬制姜丝可乐驱寒汤。

    姜丝可乐，多么绝妙的东西方文化融合的产物啊。

    假使我们以千年为单位来考察人类社会，再过1000年，所谓东西方文化很可能就像一锅炖了七天七夜的老鸭汤，没人分得出当初的原料辅料调料分别是什么样子，东西南北文明的差别已经微乎其微，文明冲突也已经成为了历史。那个时候，或许我们真的可以来讲一讲奢侈的普世价值了。那个全球近似的统一的文化，类似姜丝可乐一样不分彼此，姑谓之“球文化”。

    书成型后，我将基本内容分送朋友征求意见，大家意见纷呈褒贬不一。

    两位老朋友为本书肾上腺分泌亢进：斥我大脑进水，斥我自取其辱，半夜里与我辩论不已；教导我不要卷入政治，不要妄谈民主，因为“本世纪中国人对民主仍然没有发言权”。看来，“我不同意的你的观点，但是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这种境界，离我们还很远哩，“让人讲话”确实是一种不容易联系自己，不容易拓展的胸怀。由此更加证明，民主问题确有深入研讨之必要。

    事有例外，某个知名的自由主义朋友，看了我“民主胡同”前10条，他回复道：虽然你的基本观点我很难认同，尤其是你斥责南方**“汉奸文人”的做法。但是，你能沉下心来认真读书，能把大块时间用来深入研究民主问题的做法我是赞成的。你的锋芒让人愤怒，你的文采令人妒忌，你的存在搅了别人的美梦……

    本书原文是一顺水地写下来的，在博客试着上贴出部分以后，有读者反映文章太长，嫌不好读，建议我还是把它写成对话形式的。好在基本内容本身即来自于热烈的对话场面，是头脑激荡思维碰撞的产物。于是，笔者从善如流，将文章改回对话体。

    对中国民主政治的理解，笔者难免失之浅薄，写到最后，仍然觉得很多话没有说透。这个题目实在是太大了，内容实在是太庞杂了，笔者心之有余力有不逮。但是，不管怎样，中国民主政治原理独立自在、客观存在，并且不断复制、不断丰富乃为事实。故此，本人坚信，坚定地继续走自己的民主政治之路，方为中国繁荣昌盛之正途。

    此书付梓，承蒙诸多好友相助。忘年交何祚庥院士答应亲自撰写序言，老同学张伟杰先生提出了重要的逆向评论，陈汉元、曹景行、陆天明、方舟子、黄慧琳、张颐武、孙哲、孔庆东、王旭明、梁宏达、张召忠、乔梁、宋晓军、唐师曾、马未都、纪连海、赵忠祥、崔永元、白岩松、薛飞、康辉，台湾的凌峰大哥、日本政论家加藤嘉一等分别写下了中肯的评语与热情的荐词。

    借此机会，竭诚敬谢，感念之情，不尽一一。

 

                                          岁在庚寅，五月十六，司马南于北京南锣鼓巷

                                        （此为《民主胡同40条》一书后记，全书35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