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葛剑雄教授鼓吹的西方宗教救中国论

奚兆永

现在，差不多每个人都感到，我国整个社会物欲横流，诚信缺失的情况是相当严重的问题。实际上，连官方也不否认这一点。2月27日，温家宝总理在与网友交流时就说到，“现在影响我们这个社会进步的，我以为最大的是两个方面。一是社会的诚信，一是政府的公信力。这两个方面解决好了，我们社会就会大大向前迈进一步。”遗憾的是，他的话就说到这里为止，而没有深入下去，对这两个影响社会进步 “最大的”问题作进一步的阐述，特别是对于为什么会产生这两个问题的原因和怎样解决这两个问题的办法，没有给予明确的回答，使人们感到很失望。

应该说，对于这两个问题，——无论是形成这种状况的原因还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不同的人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前不久，在《金融时报》中文网上读到该网总编辑张力奋先生在访问葛剑雄教授后写的一篇采访对话——《中国人信仰什么？》一文。读了之后，对葛教授所说的问题始于文化大革命，而解决办法则是用西方天主教、基督教来解决中国的问题的高论实在不敢苟同，特撰此文，对葛教授的此种观点进行批驳。

一、关于葛教授的“49年解放后到现在，没有制定礼”之说

张力奋对葛教授的访谈是从上海胶州路失火事件发生后人们用鲜花的形式进行祭奠死者的。他说，“献花，并不是中国传统，是外来的。这个问题我最近几年已说了不止一遍。我说中国最终是礼，这个礼，就是历史上每一个朝代建立，政权稳定后要制定礼乐制度、礼仪制度，而且都有书面的。比如明朝有大明礼仪，清朝有大清礼仪，我记得民国时也制定过民国通礼。但是49年解放后到现在，没有制定礼。比如上海能不能制定一个地方的国民通礼。这个礼当然不能强制，只是倡导，还可以制定雅礼、俗礼，你愿意用哪一个用哪一个，总有一个指导吧。比如说称谓，到底该叫什么？比如现在先生称老婆为我夫人，我就提出批评，这是什么话呢？夫人是人家对你的尊称，自己的老婆怎么自己尊称呢？蒋介石称夫人，这个话是蒋介石跟人家说的，他绝不“我夫人”的，比如他问侍卫，夫人来了没有，用这个称呼，不会用“我夫人”。那么，不称夫人称什么？称爱人吗？我这辈子就没有称过爱人；又譬如说丧葬礼仪，以前叫追悼会，村里的人死了开个追悼会。以后中央叫告别仪式，下面也叫告别仪式。但是家庭需要这样的礼仪吗？国家倡导的礼仪到底是什么？现在婚礼是土洋结合，而且完全是主持人主宰着婚礼。”

在葛教授看来，这个问题当然不是一个小问题：堂堂一个中国，原本是一个“礼仪之邦”，历朝历代都制定有礼仪，包括腐败的清朝和民国也都制定有礼仪，但是到了新中国，居然“从49年解放后到现在，没有制定礼”，这还了得？

其实，这是葛教授的一个误解。所谓礼，只是一种行为规范，而行为规范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以法律形式存在的，它由国家制定，要求人们必须强制地加以执行；另一种则是以道德形式存在的，它与由国家法律不同，并不要求人们强制地加以执行，而主要依靠倡导和自律，并且通过社会的舆论加以监督。所谓“礼”，只是后一种形式。在我国，历来主张以礼入法，由国家制定书面的礼仪制度，强制人民执行，这就混淆了道德与法律的界限。环顾世界各国，就道德而言，实际上并不在于国家制定多少礼仪条款强迫人们去遵照执行，而是要通过宣传教育，形成一种社会风气，倡导人们自觉地遵行。这是道德与法的最大区别。

实际上，我国历史上历朝历代所制定的礼乐制度、礼仪制度究竟发挥发生了什么样的作用，发生了多大的作用，是很值得我们加以研究的。应该说，当一个新的社会制度刚刚建立起来、还在向上发展之时，这些“礼乐制度”、“礼仪制度”是有积极的意义的，但是，当这个社会开始走下坡路时，这些“礼乐制度”和“礼仪制度”就不再起积极作用了。孔子那么喜欢周礼，声嘶力竭地要“克己复礼”，但是，并不能挽救“礼坏乐崩”的局面。季氏只是一个卿大夫，按照周礼只能跳十六人的四佾之舞，他居然仿照天子，让六十四人在家里跳起了八佾之舞，令孔子大呼“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但是，他也毫无办法。毕竟形势比人强，春秋晚期已经不同于西周时期了，封建主的势力已逐步取代奴隶主的势力，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想坚守和恢复过时的礼乐制度已经行不通了。

现在常有人说，“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好像古代的社会风气好得很，古人的道德好于今人。事实当然不是这样。孔子强调“孝悌忠信”，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但是，在他这样说时，恰好说明已经存在着犯上作乱的情况，旧的等级制度已经受到了挑战。汉武帝以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被抬高到至高无上的地位，但是，与儒家思想正好相反的《大同》思想也非常深入人心。有人说“大同”反映了儒家的思想，实际上，不仅《礼记•礼运》的作者与孔子无关，而其所表达的思想和儒家所宣扬的等级观念也大相径庭，怎么能够把它说成是儒家思想呢？。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经济基础的变革，旧的带有封建和半封建色彩的所谓礼仪当然要退出历史的舞台，而新的行为规范在破旧的过程中也自然而然地立了起来。就以称谓来说，过去对所谓“上等人”尊称为“老爷”、“少爷”、“太太”、“小姐”，而“下等人”则呼之为“厨子”（炊事员）、“佣人”（保姆）、“车夫”（人力车工人）、“斋夫”（学校工友）、“脚力”（装卸工人）、“清道夫”（环卫工人）、“邮差”（邮递员）等。解放后没有人再这样称呼了。解放后从解放区带来了“同志”这个称呼，由于“同志”这个称呼体现了一种既平等又亲切的关系，很快被大多数人所接受和使用。当然，像“先生”、“夫人”这样的称谓在一定范围内仍然保留了下来，但是更多的接受了“爱人”这一称呼。葛教授似乎对解放后人们很乐于使用的“爱人”称谓很反感，说他“这辈子就没有称过爱人”，当然这是他的自由，别人不好说三道四。不过，社会上大多数人喜欢这样说，你也无权加以反对。在我看来，“爱人”这个称谓比之于过去的“丈夫”、“老婆”之类更加显得平等、文明，也更加符合解放后提倡的婚姻应该建筑在爱情的基础上这一指导思想，比后来出现的“老公”、“老婆”显然要好得多，是应该加以提倡的。改开后，曾经有人讥笑“爱人”这一称谓不能区分未婚与已婚、不能区分男方与女方，其实，在具体的语言环境下是并不存在这些问题的。中国人含蓄，如果还未结婚，男的只说是女朋友，女的只说男朋友，都不会称爱人；如果已经结婚，假如是女的说到她爱人当然是男的，男的说到他爱人当然是女的。至于葛教授说“夫人”是敬称，不可以称“我夫人”。在这方面，葛教授显然是把问题绝对化了。不错，“夫人”在一般情况下是一个敬称，但是，它还有另外的意思，不能以偏概全。我查了《古代汉语词典》，其对“夫人”的解释有四个义项：一是指诸侯之妻；二是指天子之妾，三是对妇女的尊称，四是指妻子。（《古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416页）作为第四义项“妻子”解，称“我夫人”就如同说“我妻子”一样，当然是可以的，并无可笑之处。至于各种年节和婚丧礼节，当然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总的来说，这是一个由迷信转为科学、由繁琐转为简约的过程。比如过年过去要给长辈磕头，解放后基本取消了；过去四时八节要给已故的先人烧香磕头，解放后也基本上取消了；过去结婚要坐轿子，拜天地，解放后也改变了；过去办丧事，晚辈要披麻戴孝，解放后只要带一个黑袖章也就行了。我觉得，这都是一种进步，没有什么可指责的。就整个国家来说，也是用新的礼仪取代了旧的礼仪。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一成立就立即建立了一个典礼局，由曾任冯玉祥随军牧师的进步人士余心清任局长，而外交部一成立也立即成立了一个礼宾司，处理涉外的礼宾事务。试想，如果没有一套礼仪，开国大典将如何进行？国外来宾又如何接待？葛教授怎么能够说“49年解放后到现在，没有制定礼”呢？当然，新中国的礼仪和满清时代那种妄自尊大的礼仪（如要求外国人向中国皇帝下跪）以及国民党时代妄自鄙薄的礼仪（为了巴结美国，在将国旗与美国国旗并挂时在很长时期都将美国国旗放在上首，用蒋介石的话说，“打落牙齿和血吞”，只是到1953年以后为了“报复”才有所改变），显然是大不一样的，这是一种建立在彼此平等、相互尊重、不卑不亢、落落大方基础上的礼仪，反映了社会的进步，理应加以肯定，怎么可以信口加以否定呢？

事实上，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非常注重思想政治工作，人们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是非常明确的，对整个社会发展的方向——是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方向前进也是非常明确的，当然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也有，但他们只是极少数，而且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整个社会的风气是积极向上的。特别是在青年学生中，积极上进的更是主流。在50-60年代，学校里几乎看不到学生作弊的现象，而这种现象在解放前可以说是司空见惯的现象。在考试时，有交头接耳的，有带“夹带”的，有“打pass”(传答案)的。解放以后，考试作弊的现象几乎绝迹。整个社会的风气也发生极大的变化。毛泽东曾说，“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像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过去的剥削阶级完全陷落在劳动群众的汪洋大海中，他们不想变也得变。至死不变、愿意带着花岗岩头脑去见上帝的人，肯定有的，那也无关大局。一切腐朽的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的其他不适用的部分，一天一天地土崩瓦解了。彻底扫除这些垃圾，仍然需要时间；这些东西崩溃之势已成，则是确定无疑的了。……中国劳动人民还有过去那一副奴隶相么？没有了，他们做了主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上面的劳动人民，现在真正开始统治这块地方了。”（毛泽东：《介绍一个合作社，《红旗》1958年第1期》）从旧社会过来的中国人都清楚地看到，旧社会各地都有的妓院、烟馆、赌场，舞厅、夜总会等，经过几年的取缔和改造，这时都已经绝迹。整个社会呈现一派艰苦奋斗、积极向上的气象。

邓小平对此也是充分肯定的。1979年11月26日邓小平在接见吉布尼和林达光时说，“你们如果50年代、60年代初来，可以看到中国的社会风尚是非常好的。在艰难的时候，人们都很守纪律，照顾大局，把个人利益放在集体利益当中，放在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当中，直觉地同国家一道度过困难。1959年开始的三年困难时期就是这样度过的。”（《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3页）

二、也谈“中国的问题究竟出在什么地方？”

葛教授说，“中国的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就是皇帝没有了，个人权威在毛泽东走了以后，也没有了。敬畏没有了，但是没有新的信仰来代替，怎么办？问题就出在这里”。

如上所说，新中国的社会风气本来是很好的，甚至是值得骄傲的。葛教授也许会说，那时有毛泽东的权威，所以能够如此，但是，一旦毛泽东的权威丧失，情况就不同了。其实，问题不仅是毛泽东个人的权威，那时的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在人民群众中都有很高的威信，因为无论是领袖还是党和政府都是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服务的，他们的一言一行都是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的，因而他们的所言所行、所作所为都能够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实际上，无论是毛泽东，还是共产党，还是人民政府，他们的公信力都是极高的，而社会的诚信度也是极高的。

必须指出的是，毛泽东不是皇帝。旧社会的皇帝是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专制君主，而毛泽东则是全心全意为人们谋福利的人民领袖。两者完全不是一个概念。葛教授为了诋毁毛泽东，说什么“毛泽东讲，要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他自己做到了没有？”而事实是，毛泽东为了人民革命，献出了六位亲人，在自然灾害严重的那段时间，毛泽东带头不吃肉，带头降工资，历史上哪个皇帝能够做到？但是，毛泽东做到了，葛教授用一句话来否定，这否定得了吗？毛泽东在人民群众中之所以有那么高的权威，不是如过去的皇帝那样靠高压政策，而是靠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靠他崇高的人格的魅力。中国之所以有那么多人热爱毛泽东，崇拜毛泽东，直到今天，还有那么多人怀念毛泽东，靠高压政策做得到吗？相反，如果有谁要否定毛泽东，人民群众是绝不会答应的。邓小平曾说，“不提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评价不恰当，老工人通不过，土改时候的贫下中农通不过，同他们相联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过。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辉煌历史。”（《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第198页）葛教授说，“敬畏敬畏”“更多的是畏”，其实“敬”字比“畏”字要重要得多。“敬”是“尊敬”的 意思，它是建立在心悦诚服的基础上的，是自觉自愿的尊重和佩服；有了这个“敬”，人民会不顾一切地追随自己的领袖；而“畏”就不同了，“畏”是“畏惧”的意思，它是懾于高压的害怕，是被动的，是迫于无奈。一旦人民有了觉悟，就会由“畏”变为“无畏”，就敢于起来进行反抗斗争。老子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显然，靠高压、靠“畏”来进行统治是不能长久的。当然，对于反动派，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因为他们惟恐天下不乱，人民的政府，人民的军队，人民的专政机关，就要采取高压的态势，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使他们产生畏惧的心理，不敢轻举妄动。这又是非常必要的。

值得检讨的是，在毛泽东逝世之后，他的思想、作风、不仅没有得到很好的继承，还受到很大的冲击和干扰。马列和毛泽东的著作被弃之一旁，不仅不认真组织学习，身体力行，甚至还时常被一些媒体作为批判的靶子。“四个坚持”在邓小平时代就已大大削弱，但还不时讲讲，只是是讲得也很少。后来连讲也不讲了。好像什么东西都是西方的好，古代的好。大批的官员出国学习考察，“海归派”被“充实”到领导岗位，他们不是用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而是用从西方搬来的各种意识形态作为榜样；或者到故纸堆里去找解决当前问题的办法，把前人留下的一些糟粕当做宝贵的遗产来吸收。前者如提出“效率优先”的思想，由于这一思想的极端片面，不懂得所有制对于效率的决定性意义，不懂得公平与效率的相互关系，结果弄得分配不公、贫富悬殊的现象越来越加剧；后者如采纳“高俸养廉”的建议，“率先”为公务员成倍地大加工资，以致进一步加剧社会分配的不公和两极分化、贫富悬殊的问题，引起整个社会强烈的不满。

本来，这些问题完全可以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里找到正确的答案，甚至从孙中山的论著里也能够找到一些正确的论述。比如孙中山就说，“分配公平方法，在私人资本制度之下是不能够实行的。因为在私人资本制度之下，种种的生产方法都是向往一个目标来进行，这个目标是什么呢？就是赚钱。……因为私人要赚多钱，就是本国有饥荒，要饿死很多人，那些资本家也不会去理会。像这样的分配方法，专是以赚钱为目标，民生问题便不能够完全解决。”（《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2005 年版，第409页）所以，孙中山主张要“节制资本”，以便从根本上解决分配问题。而温总理却想不到这一点。他一再要人们读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并且多次讲到“企业家不仅要懂经营、会管理，企业家的身上还应该流着道德的血液。”这话话已经讲了几年，也讲了几次，但是，资本家还是资本家，他们 “唯利是图”的本性丝毫也没有改变，用这样的道德说教对他们是根本不起作用的。

马克思主义的常识告诉我们，道德作为一种上层建筑，它只能由生产关系这个经济基础来决定。就以商业欺诈来说，其根源首先就是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的存在。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曾肯定地引用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话说，“寄生在购买的商品生产者和售卖的商品生产者之间的商人对他们双方进行欺骗。富兰克林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说：‘战争是掠夺，商业是欺骗。’”（《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87页）在中国，这种情况实际上早在战国之前就已经存在。《孟子》里有一段陈相与孟子的对话就反映了这一点。陈相向孟子讲农家许行的观点，说：“从许子之道，则市价不二，国中无伪。虽使五尺之童适市，莫之或欺。布帛长短同，则价相若；蔴缕丝絮同，则价相若；五谷多寡同，则价相若；履大小同，则价相若。”孟子说，“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万。子比而同之，是乱天下也。巨履小履同价，人岂为之哉？从许子之道，相率而为伪者也，恶能治国家？”（《孟子•滕文公章句上》）这里撇开孟子和许行观点的是非不说，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在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或其之前，价格欺骗和商品作伪已经成了“乱天下”的一个大问题。

外国的情况也一样。实际上，那些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问题也很不少，中国的一些假冒伪劣还是从他们那里学来的。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引用了法国化学家和药学家舍伐利埃写的一篇论商品掺假的文章，揭露糖有6种掺假方法，橄榄油有9种，奶油有10种，盐有12种，牛奶有19种，面包有20种，烧酒有23种，面粉有34种，巧克力有28种，葡萄酒有30种，咖啡有32种等等。（见《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78页）《资本论》里曾这样写道：“熟读圣经的英国人虽然清楚地知道，一个人除非由于上帝的恩赐而成为资本家、大地主和领干薪者，否则必须汗流满面来换取面包，但是它不知道，他每天吃的面包中含有一定量的人汗，并且混杂着脓血、蜘蛛网、死蟑螂和发霉的德国酵母，更不用提明矾、砂粒以及其他可口的矿物质了。”（同上，第278-279页）在英国，把明矾磨成粉，或与盐混合，被称为“面包素”。 当然，英国从1863年开始设立国家视察员进行监督，而在我国，有关的法律和法规还很不完善，执行得也非常不力。就以用明矾作为膨化、润滑的添加剂制作食品来说，制作面包、油条、粉丝以及许多膨化食品里都放明矾，有人还以为明矾可以用来净化水，于人体无害，殊不知，由于明矾里有铝的元素，进入人体后不能排出体外，积累多了，就会影响大脑和神经，得痴呆症。如今各种各样的食品添加剂，层出不穷，还有什么瘦肉精、牛肉膏，使人们防不胜防，以致人们吃什么都不敢放心。对于那些生产出卖假冒伪劣商品的商家来说，他们所关心的只有一条：赚钱，赚更多的钱，至于什么后果，他们是不管的。在这里，起作用的是英国工会活动家登宁讲的一句名言：“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大胆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干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他就敢犯任何罪行。”（转引自《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29页）要根本解决这类问题，只有消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除此别无他途。

三、究竟是信仰唯物主义，还是信仰唯心主义？

葛教授说，“以前有很多道规，比如说，一般情况下，杀人谋财不害命。劫人财富时，还要稍微给人留下点盘缠，让他回家，不至饿死。反面的例子，要说1994年的千岛湖惨剧了。当时，观光游船被劫时，台湾游客都自愿把值钱东西交给了匪徒，认为所有的财物都给你了，可以保命。然后罪犯叫大家进舱房，他就把门锁掉。大家都以为他想趁机逃掉，谁知道，他一把火将里面的台湾游客全部烧死，这是想不到的。这个罪犯，是个复员军人，是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无所谓，他已经没有任何敬畏了。否则的话，想到夺走这么多人的性命，你的子孙要做牛做马，还有你到十八层地狱的苦难。但是，他没有这个概念。”

本人孤陋寡闻，过去还没有听说过什么“道规”，只好查词典，但是查了《现代汉语词典》和《古代汉语词典》，都未见有“道规”的词条。望文生义，它大概是指道教的规矩或黑道的的规矩吧。按照葛教授所说，可能是指黑道的规矩。我对黑道没有研究，他们是不是有这么一个如葛教授所说的“一般情况下，杀人谋财不害命。劫人财富时，还要稍微给人留下点盘缠，让他回家，不至饿死”的“道规”，不得而知。但是，在事实上，“谋财害命”、“杀人越货”是杀人抢劫的通则，早已成了成语，而“谋财不害命”的“道规”却鲜有人知。之所以这样，因为强盗进行抢劫是有风险的，如果一旦遇到猎物，当然是多多益善，他是不会手下留情的；至于“害命”、“杀人”，那是因为他若不采取极端的手段，他的抢劫就会遇到反抗而不能成功，或者怕被抢者以后会报案而遭到追缉和制裁，他们把杀人灭口看作是以后能够安全的一种保障。葛教授把某抢劫杀人犯1994年在千岛湖一条船上抢劫台湾游客的财物以后放火把船烧掉致使逃亡游客全部烧死一事说成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不懂得“道规”，没有“想到夺走这么多人的性命，你的子孙要做牛做马，还有你到十八层地狱的苦难不已经没有任何敬畏的观念”。葛的这种说法是很荒唐的。我们知道，毛泽东曾说，“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我们希望一切同我们共同奋斗的人能够勇敢地负起责任，克服困难，不要怕挫折，不要怕有人议论讥笑，也不要怕向我们共产党人提批评建议。‘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我们在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斗争的时候，必须有这种大无畏的精神。”（《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12页）什么是“彻底的唯物主义”？它是相对于不彻底的唯物主义而言的。过去的唯物主义只是表现在对自然的认识上，马克思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研究人类社会的历史，发现了历史唯物主义。这个发现使人们懂得了社会历史发展的真正原因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是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使人们懂得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而不是个别英雄人物创造历史，懂得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不以人们一直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人类终将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的两个伟大发现之一（他的另一个伟大发现是剩余值理论）。只有懂得既懂得辩证唯物主义有懂得历史唯物主义的人，才能成为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把杀人抢劫的匪徒说成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这是对这个伟大称号的污蔑，也是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污蔑。杀人抢劫的歹徒只能说他是亡命之徒，怎么能够说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呢？“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因为他们认识到历史的规律，知道自己所从事的伟大事业是正义的事业，愿意为这一伟大的事业而献身；歹徒的胡作非为只是为了一己之私，他们胆大妄为，内心却充满着恐惧，那个将船上的台湾游客全部烧死的匪徒之所以这样做，正是由于他知道，他在搜括游客钱财时，这些游客已经记得了他的面貌特征，他是怕被举报才将他们全部烧死的，指导他行动的恰恰是一个挥之不去的“怕”字。这样的人怎么能够资格称得上“无所畏惧”或“大无畏”呢？这样说实在是对这些崇高字眼的亵渎！葛教授说如果这个匪徒“想到夺走这么多人的性命，你的子孙要做牛做马，还有你到十八层地狱的苦难”他就不会烧死这么多台湾游客了。我倒是要问：你相信这些东西吗？如果你相信这些东西，你还够资格教育人吗？如果你不相信这些东西而这样“教育”人，这不是在进行“愚民教育”吗？

四、驳葛教授的宗教救国论特别是西方基督教救国论

葛教授说，“现在，学校已经社会化了。你要指望用教育来解决问题已没有可能。中国总是希望走出一条非宗教的路。我也曾经认为宗教不一定能起作用。但我现在认为已无路可走，可能只能走宗教的路，有可能在下一代达到比较健全的阶段。”

葛的这个说法显然是经不起推敲的。说什么“学校已经社会化了。你要指望用教育来解决问题已没有可能”，不知这个社会化是什么意思。按照一般的理解，“社会化”就是“公有化”，是一个与“私有化”相对应的概念。教育由社会来办，由国家来办，应该说是一件好事，因为，如果由私人来办很容易变成私人赚钱谋利的工具；由外国教会来办也会成为进行殖民统治的手段。旧中国的一些学校就是这样，如今台湾的一些学校也有这个问题。不过，葛教授的社会化可能不是这个意思。他所说的“社会化”可能是指“官商化”或功利化。这个问题应该说是存在的。现在的学校，许多地方都表现出功利的动机。招生中分数不够，只要有大来头或舍得花大价钱就可以过关。当官的要读什么兼职硕士生或博士生，拿个学位肯定很容易。学校办班也不是为社会服务，而是为了收取高额的学费。这种功利的考虑，可以说到处可见，谁肯捐款，就可以当校董，当教授，捐款者只要捐建楼的一小部分资金，整个大楼就可以他的名字命名，甚至捐款数只是整个建筑投资的一个零头，也可以得到全部建筑的命名权。总之，一切都成了交易。对这种现象当然是应该反对的。但是，如果以此为理由来否定教育存在的意义，甚至以此作为“只能走宗教的路”的理由，那就大谬不然了。

至于说到“只能走宗教的路”，那就必须弄清楚：什么是宗教？马克思主义对于宗教的态度是什么？对于这些问题，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里有一段非常精辟的论述，他说：

“宗教是人的本质在幻想中的实现，因为人的本质不具有真正的现实性，因此，反宗教的斗争间接地就是反对以宗教为精神抚慰的那个世界的斗争。

“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心境，正像它是无精神活力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

废除作为人民的虚幻幸福的宗教，就是要求人民的现实幸福，要求抛弃关于人民处境的幻觉，就是要求抛弃需要幻觉的处境，因此，对宗教的批判就是对苦难尘世——宗教说它的神圣光环——批判的胚芽。

“这种批判撕碎锁链上那些虚构的花朵，不是要人依旧戴上没有幻想没有慰藉的锁链，而是要人们扔掉它，。采摘新鲜的花朵。对宗教的批判使人不抱幻想，使人能够作为不抱幻想而具有理想的人来思考，来行动，来建立自己的现实；使他围绕着自身和自己现实的太阳转动。宗只是虚幻的太阳，当人没有围绕自身转动的时候，它总是围绕着人转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页）

在这里，马克思对于宗教的本质揭露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人民在现实世界中的苦难，想在宗教这个虚幻世界中得到精神的抚慰。宗教成了人民的精神鸦片。在这里，马克思对于宗教所持的否定的批判的态度表现得也十分明确，他认为反对宗教的斗争与反对“苦难尘世”的斗争的斗争是一致的，对宗教的批判就是对“苦难尘世”批判的胚芽。

当然，宗教的问题是一个群众的问题，废除宗教需要群众的觉悟，不能操之过急。但是，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问题，绝不应该把发展宗教作为解决当前社会问题的一条出路。前面已经说过，对于群众进行宗教的说教，是一种“愚民教育”，究其实，乃是对群众提供精神鸦片，进行精神毒害，是应该坚决反对的。

葛教授主张“走宗教的路”，尤其主张在中国发展西方宗教即天主教和基督教（新教）。他说，“恐怕也只有天主教跟基督教。从宗教形态看比较成熟，也比较适合现代社会。马克思韦伯的"新教伦理跟资本主义"一书值得一读。另外它已有很多成功的跟世俗结合，指导世俗生活的体验，是比较成功的。一些教会，像天主教，在中国贫穷的乡村发展得很好。”他对佛教很反感，说什么“中国眼下的佛教恐怕没有什么出路。佛教中一部分人，已经官僚化或成为敛财的工具。佛教中，有水平的高僧越来越少，许多人庸俗不堪。他们一起议论时，简直听不下去，都议论你这个庙最近生意如何，我们要批一块地，你们现在批了什么等级，最好做了政协委员还要做个常委。很无聊的一批人。有的知道做和尚也是捷径，都是这样来的。”

应该说，佛教里确实有如葛教授说的那些问题，社会上对这类人也很有看法，但是西方宗教就真的如葛教授所想象的那么好吗？显然不是那回事。

马克思在《资本论》的第一版序言里曾讲过这样一句名言：“英国高教会（德文原文为Die englische Hochkirche。新版中译本《马恩全集》第44卷译为“高教会派”并且在书后注释中解释为“指英国国际奥会的一派，产生于19世纪，它的信仰者主要是土地贵族和金融贵族。主张保持豪华仪式，强调与天主教徒的传统联系。”郭大力和王亚南译本则根据恩格斯校订的英译本直接译为“国教会”。不过，就接下去所说的39条“信条”来说，“高教会派”和整个“国教会”并没有区别。——引者注）宁愿饶恕对它的39个信条中的38个信条展开的攻击，而不能饶恕对它的现金收入1/39进行的攻击。在今天，同批评传统钓财产关系相比，无神论本身是一种很轻的罪。”（《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2页）实际上，世界上的市侩，不管他信仰什么教，是信仰东方的佛教，还是信仰西方的天主教或基督教，对于名利金钱的态度其实都是一样的，并没有什么高下之分。我在解放前曾经在法国耶稣教会创办的上海震旦大学附设扬州震旦中学读过三个学期初中，而且是在学校寄宿，与那些外国神父有过一些接触，对于天主教的外国神父有一些了解。那些外国神父看起来道貌岸然，实际上并不是那么回事。其中有一个名字叫杜华的美国神父，汉语说得很好，还练中国毛笔字；有一些我们不会解释的汉字他也能解释。比如“活”字，他解释是舌头上有水就是“活”，舌头上没有水就活不成了。他还给我们几个寄宿生每天喂一汤匙鱼肝油。一次我生病，他给我灌肠，结果喷出的粪水把他房间台子上和子和地板上都弄脏了，他用了许多药水棉花将其擦干净，一点也没有表示反感。因此我对他印象很好。但是，有一点我却弄不明白。这些外国神父为什么要到中国来？他们在学校里既不教课，也没有看到他们主持弥撒，或者进行布道活动，只看到他们常常参加一些课外活动，如参观工厂、医院，或是和童子军一起去露营、远足。直到解放后才听说，这个杜华是一个美国特务，后来被政府驱逐出境，去了马尼拉。据说他离开大陆时还带了几个准备读神学院的教徒偷越国境（未遂）。抗美援朝开始后，我在《苏北日报》（或者是《扬中半月》）上看到报道，曾在震旦任教导主任并教过我们国文的罗秉彝先生在一个声讨会上揭露，在杜华的房间里曾经搜出避孕套。说明这位宣誓不结婚的天主教神父在性的问题上也是不诚实的。葛教授说佛教堕落，试问，天主教的神职人员的这些作为是不是也是堕落？在我看来，迷信西方宗教显然是没有根据的。

葛教授说，“解放后，在新的政治下，就变成爱国运动委员会，完全政治化了。现在，中国的宗教是统战部管的。所以大家认为中国没有宗教。”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逻辑。过去中国的天主教归梵蒂冈教皇管，基督教归外国教会管，都是宗教；解放后，归中国自己人管，归统战部管，就不是宗教了。至于佛教、道教、伊斯兰教，从来都是中国人自己管，为什么共产党的统战部来管宗教就不是宗教了呢？须知，英国的天主教过去去也是由罗马教皇管的，只是到了亨利八世时，国王因其西班牙王后不育要求教皇准其离婚，但因遭到拒绝，于是发动了一场自上而下的改革，成立了新教——即国教会，这才脱离了罗马教皇。自此以后，国教会即由国王领导。直到今天，全国的主教包括坎特伯雷大主教和约克副大主教，上院的24位主教，以及其他18位主教，一共44位主教，都由首相提名，国王批准，政教关系仍然十分密切。为什么英国的新教葛教授不仅不否认其为宗教，还对其大加称赞，而中国的宗教一旦自己国家的执政党进行管理就不承认它是宗教了呢？难道如今中国的天主教、基督教还要回到解放前那样继续由梵蒂冈教皇和外国教会管理不成？这不能不让人怀疑。葛教授提出这个问题的真正目的究竟是什么？

葛教授还说，“中国为什么不能创立自己的宗教呢？中国的民间对宗教有迫切需求。我曾经提出来要制定宗教法，被否决了，说不需要也用不到。比如说国家可以制定有关新宗教建立的法律，比如说有多少人参加，签名，有多少财产，并保证教义不触犯宪法。另外审计它的财务，它就是合法的，为什么不可以呢？正教得不到弘扬，邪教就会流行，愚昧无知的东西就都来了。而且可以有法律来规定，比如不许自残，不许伤害他人，不许超越法律的范围，不许强制，在这个前提下面为什么不可以呢？”

在我看来，想成立宗教的想法本身就是很荒唐的。宗教不是哪个人想要创造就创造出来的。宗教的产生其实也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问题还在于，社会发展到了今天，我们的任务不是要建立什么新的宗教，而是要认识宗教的本质，懂得宗教是在什么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又为什么会在一定条件下走向消亡的。这个世界的宗教宗教都在走向衰落。西方每周进教堂的人数在下降，连圣诞节进教堂的规矩也改到了其前一天，圣诞节则成了和中国春节差不多的与家人团聚的日子。在今天，宗教——特别是西方宗教不仅不能救中国，恰恰会害中国。最近在曲阜发生了基督教要在那里建大型的能容三千人的圣三一堂，而尊孔人士则大加反对，斗争正趋于激烈。如果再搞一些新宗教，特别是一些受境外势力影响的新宗教，将来宗教之间和教派之间的矛盾和就会不断发生，类似中东一些国家出现的宗教和教派冲突就会在中国重演。这是不能不考虑的。

因此，我们应该做的不是要发展宗教，更不是创造新宗教，而是应该进行广泛的无神论宣传，使广大的信教群众从宗教的精神束缚下解放出来。我们不是喜欢讲“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吗？讲“实事求是”，就要讲基本的科学知识；讲“解放思想”就要通过唯物主义的宣传把人们从宗教迷信的束缚下解放出来。这才是对人民负责任的态度，这样才能不断提高广大群众的觉悟，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促进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如果不是这样，而是想用宗教来愚弄广大的信教群众，这与历史上的反动统治阶级还有什么区别？

马克思主义者是以实现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为己任的。但是，这些年来，有关共产主义和解放全人类的宣传似乎都听不到了，而关于“日的本性是自私的”，“相信宗教也是好的”之类的说教却时有所闻。这说明，我们的指导思想出了问题，或者也可以说，我们的意识形态工作出了问题。本来，共产党在宣传群众方面是有优势的，也是很擅长的。这一点，连极端反共的杜勒斯都很佩服。他说，“共产党最惊人的成就是，它在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取得了全部政权。1945 年11月4日的选举，表明共产党是一个极小的少数。‘小农党’在议会中取得了大多数。但共产党的少数却借惊人的共产党手段取得了统治权。”（杜勒斯：《战争或和平》，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版，第129页）这是杜勒斯在上世纪50年代讲的，可是，我们这些年的表现应该说是不佳的，自己的优势没有发挥，却让一些反面的东西占了上风。这也是很值得检讨的。杜勒斯曾经把他“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第二代和第三代身上，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这种可能性，如果再不提高警惕，再不对指导思想和意识形态问题给以严重的注意，他关于“和平演变”的预言的实现则是完全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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