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吴敬琏解决贫富悬殊的“机会平等”

    “机会平等”是信奉自由市场经济的新自由主义主要理论之一，它的主要作用是为其经济政策提供辩护的理论依据。在西方，反对新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经常抓住市场机制导致不同社会阶层之间存在收入严重的不平等对新自由主义进行批评，对此，新自由主义也承认，市场经济会造成收入严重不平等、贫富不均。不过，新自由主义辩解说，真正的“平等”不是收入的平等，而是“机会平等”，而市场经济虽不能做到收入平等，但能够做到“机会平等”。近几年,我国的主流经济学家也不断谈到“机会平等”。尤其近两年,人民对他们主导的市场经济改革带来严重贫富悬殊的批判声增高时,他们更常用“机会平等”来辩护。例如,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许小年就说：“市场经济强调以竞争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竞争的后果是优胜劣汰,结果的平等难以实现。市场经济学中的公平概念指机会的平等。”（《部分主流经济学者回应信任危机》,2005年12月1日《南方周末》）对此,我把我在2001年所写,批判吴敬琏的“机会平等”改革的文章,稍作修改,作为对主流经济学家近来常用的“机会平等”辩护声的批判。当然,许小年等现在是说机会平等难以实现结果平等,而当年吴敬琏号称要用机会平等来解决贫富悬殊（结果不平等）。看来,主流经济学家们在互扇耳光了。

那么，什么是“机会平等”呢？新自由主义认为，“机会平等”就是人们在自由经济体制中有同等的竞争机会。怎么才能实现“机会平等”呢？新自由主义认为，只有私有制和自由企业经营才能保证每个人的自由，从而才能实现“机会平等”。因此，反过来讲，要实现“机会平等”先要建立私有制和自由企业经营。

    2000年12月29日的《中国青年报》第3版以《改革：我们正在过大关》为题目，刊登了对吴敬琏先生的专访。吴先生谈话的三部分内容中，以第二部分《贫富差距缘于机会不平等》最为引人注目。引人注目的原因不仅是吴先生拾来了新自由主义的“机会平等”在我国进行鼓吹，更主要在于吴先生关于市场经济、“机会平等”、贫富悬殊相互关系独特的论述。

    吴先生在接受专访时说：“用市场经济制度创造机会平等和效率。应当说，谋求平等和市场取向的改革是一致的。当前出现的不同阶层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和贫富悬殊的现象，主要不是由结果的不平等造成，而是由机会不平等造成的……。对于机会不平等造成的贫富悬殊，需要通过市场取向的改革来解决。”

    按照吴先生的意思，我国的贫富悬殊主要是因为我国没有搞市场经济（或者搞得不够）造成的，所以应该用“创造机会平等”的市场经济来消除贫富悬殊。但是，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市场经济会带来贫富悬殊。就是新自由主义也承认市场经济会产生贫富不均。对于吴先生在本次谈话中引用的美国经济学家奥肯的原理：“分配越是平等，效率越是难以提高；分配越是不平等，越能提高效率。市场经济追求高效率，就必然造成不平等加剧”。我们不同意奥肯关于平等和效率关系的原理，但它至少也表明了市场经济将加剧收入的不平等──贫富悬殊。而且，虽然在我国，吴先生极力宣扬市场经济是出了名的，但在他以前主编的书中，也很明确的讲述过市场经济将造成贫富悬殊这样的常识。“在个人收入分配等方面，通过市场体系难以实现社会认为的公平。……由于市场经济决定的个人收入的分配往往形成很大的不均等。而且对于那些缺乏挣取收入能力的人以及找不到工作机会的人，市场体系也不能提供支持或者维持他们的生存。这在西方经济学中也称之为市场失效，认为需要政府干预，采取措施来减轻市场经济中收入分配不公平程度，以及对不能维持生活的人给予一定的接济，以防止社会的动乱。”（吴敬琏、张卓元主编《中国市场经济建设百科全书》第17页，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1993年12月出版，以下简称《市场》）“政府对经济的作用则表现在对国有化经济的控制和对整个国民经济的规划和宏观调节，设法减轻或者消除市场机制自发调节所带来的由收入不均所造成的贫富悬殊、大量失业和过度的通货膨胀，以保证资本主义制度下社会各阶层人民的生活都得到一定的保障和资本主义经济的稳定发展。在西方经济学家看来，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所追求的目标，已经不完全是个人利益，而是以社会福利为重点的福利国家的公私混合经济的过渡。”（《市场》第57页）

    吴先生主编的1993年出版的《市场》中,白纸黑字写着市场经济会造成个人收入“很大的不均等”，造成“贫富悬殊”。对此，应该“政府干预”、“政府对经济的作用”来“减轻”这种贫富悬殊。而现在吴先生却翻手为云，复手为雨，要将他在7年前还承认将造成贫富悬殊的市场经济，当作消除贫富悬殊的良药推荐给我们。7年前，吴先生承认，西方经济学也认为，在使收入分配公平方面“市场失效”，而7年后，吴先生向我们说，在解决贫富悬殊方面市场有效。而且从他讲话的意思来看，市场还是相当有效。甚至最坚决捍卫市场经济的新自由主义也只是说“机会平等”能给人们同等竞争的机会，而吴先生说，“机会平等”还能解决贫富悬殊。看来，现在的吴先生要以他比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甚至比新自由主义者更钟情市场经济、“机会平等”来显示自己在解决贫富悬殊方面独特的“改革”建树。

    那么，吴先生为何要作出这种违反常识的、吹捧、粉饰“机会平等”的“独特建树”呢？按照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只有私有制才能实现“机会平等”。也就是说，要实现“机会平等”要先建立私有制。吴先生在《中国国情国力》2001年第3期发表的标题为《刺激需求也需要两手抓》的文章中写道，国家投资于竞争领域效益差；国家财政投资会产生“挤出”效应的负面影响，即政府投了资、发了债，但不过是将居民储蓄转入政府之手，代其投资（1930年12 月，美国总统胡佛就讲过类似的话，“政府发行公债多少，就会剥夺工农业多少自用和雇佣工人所用资金。繁荣的恢复，不能用挖空国库的办法”。这类被30年代危机证明是陈腐不堪的保守思想，现在披上“改革”的外衣后成为经济学的时髦话）。对此吴先生公开宣布，“凯恩斯政策在中国已束手无策”；应该采取启动民间投资的，里根和撒切尔实行的新自由主义的供给学派政策。“国有经济从范围上缩小……提高非国有经济以及私营经济的地位……奠定的政治、思想的基础，恰恰也是实现供给学派政策的总的基础”。吴先生这些谈话的意思很清楚，即：从经济角度来看，国有经济不行，应该让位于私有的“民营经济”，应该实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当然，他还不仅局限于此。以前总有人掩饰说，他们要求国有企业退出和提高私有经济地位，政治上是中性的，他们看上的是它经济上的“正确性”、“合理性”。也就是说，总是回避它的政治属性。吴先生现在明确宣称，它的“政治、思想的基础”，源于甚至厉以宁先生也曾称之为“当代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保守派’、‘右翼’经济学”的新自由主义的供给学派。也就是说，它的政治属性是资产阶级右翼，满足的是资产阶级右翼的政治要求。

即使在这次接受《中国青年报》专访时，吴先生仍说“现在改革的大关还没有过，就是因为体制未改的国有部门还支配着一些重要资源的主要部分。这是当前许多困扰我们经济问题的一个总的根源。”因此，按吴先生意思，这些“重要资源的主要部分”改由私有的“民营企业”掌握，我国的经济问题就解决了。但是，吴先生不会不知道，在原苏联东欧国家搞的、将原国有企业掌握的重要资源改由私有企业掌握的“改革”，使俄罗斯等国经济倒退十几年，其“改革”造成的经济损失远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损失。至今困扰俄罗斯经济的问题仍未解决。不过，吴先生为了实现其“改革”目的，具体的历史事实就不管了，他只要通过他的讲话（或文章）来使人相信：从经济角度来看，私有的“民营企业”优越于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应退出历史舞台就行了。而吴先生这次《贫富差距缘于机会不平等》的讲话，是要回答记者的疑虑：“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共同富裕，而当今贫富差距拉大是显见的事实，这就使一些人产生怀疑，市场经济能带领我们走向共同富裕吗？”吴先生是否想通过这次讲话证明，产生“机会平等”的私有制度，不仅从经济角度看是优越的，从社会角度看，也是平等可爱的，它将消除贫富悬殊。吴先生可能想以此来“全面”证明私有制的“正确性”和“合理性”，消除人们的疑虑。至于是不是有事实根据,其中有多少谎言,吴先生已顾不上这么多了,只要能推进他所倡导的私有化就行。吴先生己堕入到这种地步而不能自拔。

    因此,吴先生在讲话中，举不出有关经济统计数据或事例来支持自己的“机会平等”能够消除贫富悬殊的“独特建树”；甚至不能用简单道理说明,市场经济“创造机会平等”的“改革”为何能消除贫富悬殊。一个严谨的学者,提出一个论点,应有大量论据来给予支持。吴先生却作不到这一点。可能吴先生认为，凭吴先生的“著名经济学家”的名气，就足以骗得我等百姓相信。

    但是，我们曾经看过一位比吴先生名气更大的美国学者是如何谈及美国市场经济的“机会平等”。198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J.托宾，在1981年12月3日的美国《纽约书评》发表了题为《里根经济学和经济学》的文章，对信奉市场经济，反对国家经济干预的“里根革命”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文章一开始就写道：“里根行政当局的经济计划和英国撒切尔政府一样，在经济政策的理论、意识形态和实践方面都表现了保守的反革命性质。这种反革命的目的在于缩小政府的，特别是中央政府的经济影响。”托宾还写道：“机会均等一向是美国的理想或美国的辩解借口……当然经济和社会成果是极不平均的，其辩解借口是大家的机会都是平等的……然而实际上机会是极不平等的。美国虽然没有旧世界的封建等级制，却也建立起自己的一套特有的种族、宗教和民族方面的障碍。即使克服了这些障碍，收入多、地位高的父母，其子女会在竞赛中得到优先起步的地位，这仍是铁一般的现实……他（里根）肯定能够作到的不过是把财富、权利和发展机会重新分配给富裕而有势力的人们及其子女而已。”在这儿，托宾说得很清楚，市场经济理论上的“机会平等”不过是掩饰市场经济现实中“经济和社会成果极不平均的”辩解借口（许小年等主流经济学家也拾起这个辩解借口来辩护）。“实际上机会是极不平等的”，现实的机会几乎被富人所独占，所以市场经济只会产生越来越大的贫富悬殊。在要求大力减少国家干预，增大市场作用的新自由主义盛行以来的20多年里，作为市场经济“楷模”的西方，可以证明这点的统计数据是比比皆是，我们可以略举一些。

    1992年3月，美国国会预算局发表的一份报告说，从1978年到1989 年的几年间，美国占家庭总数1%的最高收入家庭的收入增长了77%，占家庭总数20%的收入最低家庭的收入却下降了9%，占家庭总数20%的较低收入的家庭也下降了1%。在美国总共6600万个家庭中，在这几年里有2460万个家庭的收入减少了，不仅没有分享到美国经济发展成果，反而情况恶化了。在这几年里，美国家庭纳税后的总收入在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后净增了7,400亿美圆，其中96%被收入较高的20%的家庭所占有，而收入最高的1%的家庭又占7,400亿美圆的60%。“机会平等”的美国经济发展的成果，就是这样几乎全被富人所占用。

    1995年4月美国纽约大学经济学家爱德华.沃尔夫为纽约20世纪基金会撰写的报告，援引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统计数字指出，占美国全部家庭总数1%的最富有家庭拥有美国全部财富的比例：70年代中期是20%，1989年激增到39%，1992年更增加到42%。沃尔夫的报告说，美国的贫富差距扩大了。对此，在谈到亚当.斯密认为市场经济中那只“无形的手”给“社会带来好处”时，沃尔夫教授说：“竞争那只无形的手不是友善的手，不是仁慈的手，”“其它工业化国家的政府作出更大的努力来减轻‘那只手的打击’，因此按照比例，它们的贫困程度不那么严重，过分富裕也少了些。”

    1996年3月29日，美国最大的资产阶级报纸──《纽约时报》报道，兰德公司经济学家林恩.卡罗利在最近一期《牛津经济政策评论》上发表文章说，90年代以来美国收入差距扩大趋势进一步加快。在美国最富有者收入迅速增加的同时，占人口10%的美国穷人1993年的收入比1989年下降14%，占人口50%的美国一般人（这中间包括大量的“中产阶级”）1993年收入也比1989年下降8%。就股票资产而言，全美国77%的股票、债券和共同基金掌握在占人口5%的最富有家庭手中，而占人口80%的中、下层家庭只拥有上述资产的1.8%。

　　美国《芝加哥论坛报》1999年9月6日报道说，在过去20年中，几乎所有工人的实际工资都有所下降，而个人年工作时间比1980年多83小时，增加近4%。1999年，美国国会预算局公布的统计显示，1977年占美国总人口1%（200多万人）最富有人口的收入相当于4900万低收入美国人的收入总额；而1999年前者的收入相当于1亿低收入美国人的收入总额。最穷的20%的美国家庭的收入在美国家庭总收入比重由5.7%降低4.2%；而1%最富家庭所占比重由7.3%上升到12.9%。因此，虽然吴先生将美国资产阶级保守派的经济理论捡来冠以“改革”的字号后加以鼓吹，但是，来自美国资产阶级的统计数据，也并没有给吴先生的面子，还是给热心鼓吹市场经济的“机会平等”会消除贫富悬殊的吴先生一记重重的耳光。

    西方贫富差距扩大同时，社会贫穷人家通过市场经济的“竞争机会”使自己成为富人的可能性越来越小。这就出现了西方媒体所说的社会阶层趋于固定化的倾向。1982年法国电视台著名的经济记者弗.德克洛赛写了本论述法国社会不平等的专著。它的出版轰动了法国社会，销量超过百万册，成为1982年法国最畅销书籍。对于市场经济的“机会平等”，该书写道，市场经济造成的经济“差别很快扩大。唯有一种伦理观使之可以容忍。这种伦理观要有某种正直外表必须具备以下二个条件：竞争仍然开放，竞争者机会均等。”（《帷幕后面的法国》第126页，新华出版社1985年版，以下简称《法国》）德克洛赛对为掩饰市场经济带来的贫富悬殊而戴上的“机会平等”的“正直外表”给予了揭露。“所有竞争者起步时并非机会均等……假如在达到终点时的不平等是来自起跑时就存在的不平等，那么就不再能说这是‘优秀分子’获胜。……一方面，统治的和世袭的资产阶级为他们的后代保留最好的地位。另一方面，人民各阶层命中注定要扮演失败者的角色。幸好，由于经济发展，‘好的位置’渐渐增加。随着时间的推延，产生了一部分新的有产者。只有工人、农民、或雇员的最聪明、最有才能或运气最好的孩子，才能通过这条狭窄的小路向上爬。他们的成功可以作为盾牌，用来证明制度还是继续开放的，人人机会均等。这一切都建筑在虚伪的混淆之中，即把电梯运载资产阶级的孩子上升同人民的孩子必需走边门的小楼梯向上爬混为一谈。后者登上顶峰难以中全国彩票的头奖。……资产阶级行会为其成员保证最好的位置而只给人民几个中奖号码。事实就是如此。”（《法国》第127页---129 页）“自由制度无法保证个人之间的竞争是公平和光明正大的。几个普通阶层的人在社会上晋级成功的例子是不能掩饰统计数字的真实性的”。（《法国》第16页）法国人民也不相信在我国也常能听见的滥言：市场经济中资产阶级主观为自己谋财富，客观为人民造福；以及市场竞争将给所有人带来好处。“法国人对现实比对讲话更为敏感，他们不相信个人竞争可以衡量人的价值，更不相信这种竞争是为了总体利益。某些人的成功可以给大家带来繁荣昌盛，个人发财能创造财富，这种观念对法国人来说是陌生的。”（《法国》第135页）

　　1982年，美国梅里马克大学社会学家约翰.达尔芬博士出版了《美国社会不平等现象的持久性》一书，该书指出，号称自由经济、机会均等的美国是一种社会和经济的特权制度社会，这使得美国许多非常富有的家族能够一代代地继承下去。

    1992年5月18日《纽约时报》刊载的一篇文章在谈到最富有的10%的美国家庭拥有的财富，超过其余90%的家庭拥有的财富的问题时说，尽管有关于盖茨、佩罗这些现代成功者的报道，“最近的研究报告还是表明，穷人变成富人仍然是经济的例外情况，而不是规律。虽然许多大门和许多奖赏向有才能的人开放，但富人或穷人更可能是代代相传，而且肯定是年年如此。”

    我国经济学家厉以宁先生也对英国市场经济的“机会平等”有所揭露。在英国，“越是处于较高等级的人就越有可能更上一层楼，即上升到更高的社会等级；反之，越是处于较低社会等级的人就越受限制，他们上升到较高的社会等级的可能性就越小。”（罗志如、厉以宁《二十世纪的英国经济》第181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从较低的社会等级上升到较高的社会等级的机会对大多数成员说来，是不大的。”“社会的上层等级虽然不是完全封闭的，但开放的程度也确实有限。同一个较高的社会等级的成员之间存在着友谊、亲戚关系或感情上的交流，彼此为子女的前途创造有利条件和承担‘照顾’的义务。”（同上书第183、187页）有关学者对20世纪20年代、50年代和60年代英国财产继承问题的研究表明，“财产继承状况变化不大，即富户的财产传给下一代，下一代之所以有钱，主要由于他们有一个有钱的父亲。”（同上书第189 ---190页）而不是因为“机会平等”给了他展示才能的机会，使他由穷变富。

    在托宾、德克洛赛等资产阶级人士眼中，“机会平等”只不过是粉饰贫富悬殊这种严重不平等的“辩解借口”、“正直外表”、“虚伪的混淆”。沃尔夫认为市场经济无形之手“不是仁慈的手”，这只手打击老百姓。并且因为这只手对老百姓的沉重打击，使信奉这只手的新自由主义在资本主义世界遭到越来越严厉的批评的时候，吴先生却要把这种根本不存在的，资产阶级用来欺骗老百姓的“机会平等”，以及打击老百姓的市场经济的“不是仁慈的手”，吹得象天使般的仁慈可爱，说靠这“天使”能消除贫富悬殊。如果吴先生要使老百姓相信这个“天使”，请吴先生把托宾、德克洛赛和沃尔夫对“天使”的揭露，以及吴先生93年主编的《市场》中写的市场经济造成贫富悬殊的观点批驳清楚；并请用统计数据和事例来证明这个“天使”已经使贫富差距大大缩小。如果吴先生提出的用市场经济的“机会平等”消除贫富悬殊不是杜撰的神话，而是有根有据的话，做到这点并不难。但是，我们担心吴先生做不到。

    因为，市场经济要求建立的从来不是平等的世界，而是不平等的世界。它要求在这个世界中的各种关系完全站在强力者──资产阶级一边。市场经济要求把那些给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资产阶级带来阻碍、制约的一切行政、社会阻碍全部清除，从而使劳动者成为资产阶级自由宰割的“俎上肉”。因此，美其名曰市场自由，实质资产阶级剥削劳动者的充分自由。例如，市场经济以反对行政阻碍为名，反对国家干预，导致国家福利开支大幅减少，取消指数工资制，使劳动者福利减少，工资停滞乃至下降。市场经济以反对阻碍劳动力市场形成为名，反对捍卫工人权利的集体组织、工会，反对工会“干预”，反对工会代表工人就工资、就业、福利和工作条件等同资方进行谈判，要求劳资关系个体化（而这实质是，资方相对个别工人，则更加强大无比，可将工人的工资压得更低，规定更恶劣的工作条件）……。因此，在市场经济这种保证强者顺利“吞食”弱者的弱肉强食的世界里，只会加大贫富悬殊这种不平等，不会减轻、更不会消除贫富悬殊这种不平等，资本主义的实践完全证明了这一点。而稍微客观一点的资产阶级人士也从不同角度谈到这一点。

　　德克洛赛写道：“不平等甚至就是自由主义经济的本性之一，…… 如果完全严格地实行这种制度，它将导致国家允许富人完全压垮穷人……在实践中，国家不能不进行干预，以抑制激烈的冲突，避免弱者死亡。它制定出一套‘社会立法’来减轻过于粗暴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是自由资本主义自然产生的。但是，这种平等化的行动是反自由资本主义教义的”。（《法国》第16页）市场经济“实际上有利于最强有力者的：这或者是通过放任经济方面的强者控制自由的市场……留给最弱小者的只是‘最低限度的生活条件’，而这些条件远远低于繁荣的国家能够保证给予它的最贫穷的成员的条件。”（《法国》第17页）

    曾任美国驻印度大使，美国经济协会主席等职务的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在1996年接受美国《哈佛国际评论》专访，谈及充满“机会平等”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时说：“美国正进行一场由富人发起针对穷人的战争。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正在竭力削减社会服务项目的预算，减少向富裕阶层征税……这种富人剥削穷人的趋势并不限于美国，各国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富裕阶层越来越利用手中的权力去对付穷人。”

    世纪之交，作为“金融大鳄”的美国金融家索罗斯谈道：“资本主义可以创造财富，但并不能保障对自由、民主和法制国家的尊重。实业界是受利益驱动的，其宗旨并非维护世界范围内认可的统一的原则。因此，不要把实现自由、民主和法制国家的希望寄托予市场的力量，维护国家体制的权威非常有必要。……自由竞争在国内和国际上产生并加剧不平等现象，而集体利益，从维护和平、尊重人权，到环境保护，却遭到忽视。”（《当代世界》2001年第一期第1页）

    然而，吴先生硬说弱肉强食的“动物世界”是平等的世界；硬要把连一些资产阶级人士也认为“允许富人完全压垮穷人”，“富人剥削穷人”，“加剧不平等现象”，不尊重人权的野蛮世界说成是能消除贫富悬殊的理想人类世界。

    因此，虽然吴先生常以“著名经济学家”形象居高临下的为我等百姓指点迷津，但是，可以说，在告诉我们市场经济的真相、实质以及市场经济使谁获益,使谁受害等问题上，加尔布雷斯、索罗斯、托宾、德克罗赛等资产阶级学者或资本家远比在我国极力宣扬市场经济的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诚实。虽然吴先生号称经济学界的良心,但从资产阶级学者和数据把他批驳得体无完肤的惨相看,他已无一点道德良心。看来，这是吴先生在吹捧和宣扬市场经济太卖力而付出的代价。为了维护自己“市场”的名声，为了维护自己“著名经济学家”慧眼独具的正确形象，他不敢否定自己近些年的言行。他不但不敢谈大家公认的市场经济损害人民的“缺点”（例如，加尔布雷斯、索罗斯等人谈的自由市场经济“富人剥削穷人”、“富人发起针对穷人的战争”、自由竞争“加剧不平等现象”等类似的话，是不会从吴先生近些年的公开讲话或文章中看到的），他还要将这些“缺点”打扮成具有造福人民的“优点”向人民兜售。吴先生似乎只能这样走下去而不顾历史的真实，不顾人民的利益。这种情况，我们极有可能在以后仍将看到。

《国外理论动态》1999年第12期曾转摘了美国伊利诺斯大学麦克斯尼的题目为《诺姆.乔姆斯基和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斗争》的文章。文章写道，实行信奉自由市场经济的“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后果到处都一样：社会经济不平等程度的大幅度提高，对世界最贫困国家和人民的严重剥削的明显加剧，灾难性的全球环境，动荡的全球经济和对富人而言前所未有的发财机会，面对这些事实，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捍卫者却仍宣称，只要新自由主义政策不受干涉，最终大多数人都会享有幸福生活。总之，新自由主义的支持者不能也没有给予他们所建造的世界以经验的证明。相反，他们要求人们虔诚相信不受管制的市场永无谬误。”吴先生也如国外“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捍卫者”一样，无视市场经济造成的贫富悬殊的负面效应，仍宣称，更深入、更广泛的市场经济改革就会消除贫富悬殊。虽然他没有，也不能拿出证据或事实来给这种观点以证明，但他就要我们相信它。不过我们担心，如果真的把它付诸于实践，它将不是它的推荐者所说的是一剂医治贫富悬殊的良药，对人民来说，它将是一场噩梦。因为它将造成更大的贫富悬殊。这是世界各国的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的。到时吴先生又怎样把人民从这极严重的贫富悬殊中“解救”出来呢？吴先生肯定还是对我们讲：应该用更深入、更广泛的市场经济改革来消除这越来越严重的贫富悬殊。

                                             叶劲松（邬拉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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