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越来越多的人在分析中国问题时，将焦点放在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上，甚至连中央也开始将收入分配改革提升到国务院的重要工作之一，当然现在还不是最重要的，但这也是一种进步。

当前中国在收入分配改革上存在两个问题，一是重视度还是不够，二是对收入分配改革的关键点在哪里认识不够清晰。

之所以重视度不够，原因在于现代经济理论在收入分配差距与经济危机之间的关系上是有争论的。只有马克思主义和凯因斯主义两个流派认为收入分配不均是个问题，会导致经济危机，其他的学派，要么极力否定收入分配与经济危机有关，要么压根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压根否定收入分配是个问题。

尽管都意识到收入分配是个问题，但是，在马克思和凯因斯之间还是存在本质的不同的。马克思认为收入分配不均是市场经济、资本主义的固有特征之一，随着市场经济、资本主义的持续运行，收入分配差距会自发、自然地扩大，这样以来消费的增长会落后于生产的增长，消费不足生产过剩的局面便会出现，这就是经济危机。所以要消除经济危机，就要消除导致收入分配自动扩大的机制，要消除导致收入分配自动扩大的机制，就要消除市场经济、消除资本主义。

凯因斯则不同，他认为导致消费不足的主要原因不是收入分配差距导扩大，而是“消费倾向”和“投资的边际回报”会随收入的上升而逐渐下降这一“客观规律”。凯因斯将总需求非为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两类，而这两类需求都会随收入的增长而出现相对下降，导致总供给大于总需求。当生活基本需求都满足时，随着收入的继续上涨，用于消费的部分并不会随之上涨，就应该用于投资，但是随着投资（指扩大产能的生产性投资，不包括投机）的持续增长，它的收益率会下降，甚至无利可图，于是投资需求便也会萎缩。凯因斯只是随便一提，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作为一个额外因素会加剧有效需求不足的局面，他没有再去分析收入分配差距的产生根源。显然，他认为这个问题不是主要矛盾。

否定收入分配与经济危机有关，或否认收入分配是个问题的学派大都冠以“自由主义”的名号，尤其以弗里德曼领衔的货币主义和哈耶克领衔的奥地利学派为甚。这两个学派都坚定地认为经济危机并非市场经济、资本主义本身造成的，而是由对其不良的和不应该的外部政府干预造成的。两者都不约而同地将这种不良的干预定格在不当的货币政策上。就上世纪30年代美国的“大萧条”来说，弗里德曼认为主要是由金融恐慌之后美联储错误的货币紧缩政策造成的，而奥地利学派则将原因主要归结到金融恐慌之前美联储一系列的错误的扩张性货币政策上，正是这些不当的政策干扰了资本的价格，导致大量错误、无效的投资的出现。

遗憾的是，当前，尤其是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爆发之前，全世界的精英，政治精英、企业精英以及学界精英，都将弗里德曼和哈耶克直流的所谓的“自由主义”理论和理念奉为圭臬。稍微正视收入分配问题的凯因斯自上世纪80年代始已逐渐被边缘化，而将收入分配问题视为市场经济核心问题的马克思则更是被视作人类的公敌。中国也是如此，甚至更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收入分配问题当然很难进入政府的决策视野，即便进入视野了，也很难被视作关键问题、核心问题。

事实上，西方的经济理论、经济学是一门狭隘和短视的学问。说它狭隘，在于它是以局部人们的利益为出发点，而不是以全部人们的利益为出发点，只考虑本国、本地区的利益，而忽视本国、本地区之外的人们的利益；说它短视，在于它只关注眼前利益，而不关注长远利益，只考虑短期物欲的满足，而不考虑人类根本性的长期生存。

 到凯因斯时，才出现了所谓的宏观经济学，但是这是什么样的宏观呢？无非是将一个国家的经济利益作为一个整体、一个系统来考虑，是不包括本国之外的其他国家的。西方经济学教材有个重要概念叫“公共品”，其中列举的最具有“公共品”属性的是例子是国防，一个国家的国防对本国公民当然会同时、无差别地提供保护，但是对本国之外的公民却不会提供任何保护的，甚至还可能会伤害之（敌对国公民）。如果以全部人类的利益为出发点，以全球、全世界人们的利益为基点，凯因斯的宏观也就变成微观了，国防这一标准的公共品也就成私有品了。

也就是说，对于西方经济学家来说，他们是只有国家，而没有天下的，他们可能永远无法理解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平天下”的情结和“为万世开太平”的豪迈。对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来说，天下为重，国家次之；而对现代西方经济学家来说，国家为重，天下次之。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敬仰的是王道，西方经济理论更多地只是一种霸道。

至于西方经济理论为何如此狭隘和短视，不是本文关注的重点，这里简单说一下。这与西方更久远更传统的思维模式和价值理念有关，而这些更久远的传统则是和西方的地理环境有关。中国的自然、地理禀赋在农业生产时代是非常优越的，我们的温带而适宜作物生长的气候，我们广阔而肥沃的大平原，都显示大自然对中华大地的慷慨。在我们的祖先时代，只需要付出少量的劳动，耕地和播种，充足的粮食便会从土地中自动生长出来，再加上养蚕种麻，一家人便可衣食无忧。所谓的“仓廪实而知礼节”，大自然的慷慨造就可中国人的慷慨，他们有能力，也愿意去关心别人的命运，关心长远的命运。而欧洲则不同，大自然对他们是刻薄甚至残酷的，他们的平原既不辽阔，又很贫瘠，气候也不如中国的好。即便付出艰辛的劳作，一家人还是衣食不保。大自然的刻薄造就了西方人的刻薄，只关注自己的利益，只关注眼前的利益。

如果把大自然比作家长，那么中国人天生就是一个富家子弟，而西方人天生就是一个穷人的孩子。中国人面临的主要问题不是物质匮乏，而是儿女们对物质的抢夺；西方人面临的主要问题则是物质匮乏，儿女们之间的抢夺也就更甚。所以孔子说“不患寡而患不均”，而他老人家之所以敢说“不患寡”，原因就在于我们的确“不寡”，“不寡”的原因是大自然对我们的偏爱。古代的西方人绝对不会说出这样的话来，因为他们一直是“寡”的，一直在“患寡”。也正是由于大自然对中国人很慷慨，才培育起中国对自然的敬重的“天人合一”的思想；也正是由于大自然对西方人很吝啬，才培育起西方对自然的征服改造思想，开出了后来的“科学”。

就亚当斯密本人来说，他自身出生和成长于亚欧大陆之侧的一个区区小岛上，一个弹丸之地。欧洲崎岖而贫瘠的大陆对他来说就已经是一个大世界了，他从来就不曾领略过中华大地一马平川、肥沃富饶的风采。如果西方在传统上就是狭隘、短视的，作为一个岛民，亚当斯密就更加狭隘和短视了，狭隘、短视便成为西方经济学的基因。

狭隘和短视导致西方现代社会的发展建立在两个不平衡基础之上，一个是人与人之间财富占有的不平衡，包括西方内部的不平衡和西方与西方世界之外的不平衡，随着西方现代社会的“全球化”，这样的不平衡转化为全球的不平衡。另一个是人与自然之间的不平衡，为了追求人类财富的增长，拼命地破坏大自然，而变得不再适宜人类生存。这两种不平衡天然地使源自西方的现代社会不具备可持续性。

到19世纪中期，西方内部财富分配的不平衡已经导致严重的危机，马克思主义正是在这种局面下出现的。但是，西方社会并没有像马克思所预言的那样灰飞烟灭，而可以继续得以持续。原因在于，西方开始加大了两个方面掠夺和征服，使西方的总体财富量出现快速增长，即便最穷人的绝对生活水平也出现提高，弱化其内部不平衡。一个是开始大肆对西方外世界的掠夺，另一个是开始大肆对大自然开始掠夺。

对西方之外的掠夺就是对亚洲、非洲以及美洲发动野蛮的、大规模的侵略和殖民战争。中国的鸦片战争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发生的。对大自然的掠夺就表现为所谓的工业革命，以蒸汽机的出现为标志，以化石能源为动力，以钢铁为原材料，以大规模的、自动化的重型机械为工具，西方人开始了对大自然最疯狂和粗暴的改造和破坏。

也就是说，19世纪以后，西方现代社会的持续是建立在两大牺牲的基础之上：一个是西方之外人们的巨大牺牲，一个是大自然的巨大牺牲。西方社会内部不平衡的矛盾在这两大牺牲的掩盖之下而变得模糊不清了，似乎消失了。

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潮，无论是所谓的奥地利学派，还是货币主义，还是新制度经济学，都是无视西方社会之外这两个巨大的牺牲而出现的。这些所谓的自由主义者，都他妈统统是只顾自己的自由，而忽略别人的自由，只顾人类的自由而忽略自然的自由。当大自然失去自由时，人类连基本生存都会成问题，何谈自由。

西方之外世界人民的容忍是有限度的，大自然的容忍是有限度的。在21世纪的今天，这些限度都爆发出来。西方现代社会的不平衡问题在也无法转移和回避。亚洲、非洲、美洲等传统西方之外区域的人们已经充分觉醒，他们也要自由，而且已经争取到自由的权利。这使得西方的再也无法对其进行侵略和殖民，也就无法对其进行掠夺；大自然的承载力已经超限，以前被认为是无限的东西都统统变得稀缺起来，森林、草原、水甚至空气和适宜的气温，这导致对大自然的掠夺再也无法继续。

如果说19世纪中期以后的世界是一个西方开始大肆掠夺的世界，那么21世纪的世界将是一个西方不得不忏悔的世界。由西方传统的狭隘和短视所导致现代西方社会的不平衡问题将再次回归，而困扰全球。

世界正在向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世界上回归，当无法对外部人们进行掠夺时，当无法向自然掠夺时，收入分配不均将再次成为西方现代社会的核心问题，成为全球性问题，因为现在全球已经西方化了、现代化了。

作为一个西方人，尽管已经有了很大的超越，马克思仍然没有完全摆脱西方固有的狭隘和短视。他只看到西方现代社会所导致的人与人之间的不平衡，而没有看到人与自然的不平衡。它只谴责了西方社会内部人对人的掠夺，而没有谴责人类对自然的掠夺。相反，马克思反而讴歌了对自然的掠夺，他认为“工业革命”是人类的巨大进步，而且他的共产主义的设想是建立在人类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的基础之上的，也就是说是建立在对自然的大肆掠夺基础之上的，显然是无法实现的，即便实现也是无法持续的。

当前全球社会出现很多危机，使得其可持续发展遭遇极大挑战，甚至开始威胁人类的基本生存。无论是经济危机还是资源危机、环境危机（包括全球变暖），其根源都在西方传统所固有的狭隘和短视上，狭隘和短视是西方文明的基因，也是西方经济理论的基因。所以，要消除现代社会目前所面临的这些危机，探寻可持续的生活方式，必须将目光从西方移开，转向东方，从东方的传统经济理论中汲取灵感。

从历史经验看，中华文明是一个研究可持续问题的绝佳案例，除了它有5000年的连续性之外，还在于这个文明所覆盖的地域足够大。持续时间长，说明这一生活方式可以在时间延续，而覆盖面积大，则说明可以在空间上扩展。

著名的中国古史学家蒙文通先生，在博览中国群史的基础上，对中华民族的传统经济思维进行了令人敬服的提炼。他认为中华文明在经济思想上的精华就是均贫富，就是将收入分配差距问题看成社会的核心问题。从管子到孔子，从孟子到董仲舒都将均贫富看成大治的核心。管子认为贫富差距过大的弊端是“甚富不可使，甚贫不知耻”。太富有的人，国家和社会很难去约束他，可能会变得无法无天；而太贫穷的人，为了生存，则可能置一切礼义廉耻所不顾，同样会变得无法无天。也就说，管子认为严重的收入分配差距将会导致社会危机。孔子则称“不患寡而患不均”，也是明确将收入分配不均列为社会头号问题。孟子则一再强调“井田制”的重要，要恢复井田制，其要义在平均地权，达到均贫富的目的。

关于如何面对收入分配差距这一问题，董仲舒说的最深、最透。他说“圣者见乱所由生，故其制人道而差上下也，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以此为度而调均之”。首先，董仲舒认为没有一点贫富差距，财富绝对平等也不行。绝对平等就没有贵贱尊卑之分，社会也会失去秩序，会乱套的。其次，贫富差距不应该超过一个度，超过了这个度也不行。这个度的衡量并准是什么，是在这个度下富人可以显示富贵而不至于骄横，而穷人则应该可以衣食无忧。蒙文通评价到，“贫富不废，是自由也。贫富有度是平等也。”

在西方的经济学家与中国传统的经济思想相对比可以发现，只有马克思的理论和中国传统最接近，都是将收入分配问题当成核心问题，都认为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将导致社会危机。这应该是马克思之所以能够取代孔子而在中国获取神圣地位的主要原因，他们都很“患不均”。

但是让马克思难以企及的是，中国传统的经济智慧不仅关注到了人与人之间的不平衡，而且关注到了人与自然的不平衡。同样是董仲舒，提出了一套“天人感应”学说，并以此进行了社会制度的设计，将先前“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落到实处，扎根到中国传统社会中去。很多人将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视之为封建迷信，而当今社会全球变暖的事实则证明了天人感应的的确确存在。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发布的报告称，“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过去几十年全球气温的高升于人类活动有关。”这是实实在在的天人感应啊！

说到这里，应该很明了了，收入分配问题应该是社会发展中的核心问题，政府应该把将收入分配差距控制到一个合理的度上作为自身的核心工作。

下面的问题是，收入分配改革的关键问题是什么？

从中国的历史经验看，调节收入分配需要去抑制豪强，其两大法宝是“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节制资本是消除大商家的垄断，平均地权则是消除大地主的垄断。无论节制资本还是平均地权其实质都是去创造一种机会均等的状态，让大家获取收入的权力是平等的。也就是说，收入分配改革一定是一种权力的改革，禁止权力分配的不平衡。其依据在于，收入分配不均的最大原因是权力分配的不均、不平等。

同样，当今中国收入分配严重不均的原因也是由权力分配不均造成的，不均的权力分布造成收入机会的不均等。造成权力分配严重不均的最主要因素是行政权力参与市场经济，也即所谓的官商勾结。当前哪部分人的收入最高，一定是官商勾结利益集团。要真正压缩中国收入分配差距，就必需粉碎官商之间的勾结；要粉碎官商之间的勾结，必需堵死官员权力流入市场的渠道；要堵死官员权力流入市场的渠道，必需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要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必需实施官员财产公示。

故收入分配改革的“七寸”在官员财产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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