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容否定科学发展观

——评刘吉的《从“郎旋风”看否定改革的第三次思潮》


高 为 学 (原上海市委党校哲学教研室主任)

在2006年3月初，高尚全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的名义，打着研究所谓宏观经济与改革走势的幌子，举办所谓座谈会，对党中央的重大决策部署说三道四，个别人甚至散布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观点，攻击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企图把改革引向歧途，因而受到党和群众的严厉批评。当他们的处境不妙时，又利用其主办的《改革内参》，在今年第17期发表了刘吉的《从“郎旋风”看否定改革的第三次思潮》一文（以下简称“刘文”），反诬“反思改革”是“全面否定社会主义改革的反动思潮”。其用心是非常险恶的！

一、“郎旋风”对国企改革起了重要的积极作用

刘文说：“郎咸平教授不久前在《亚洲周刊》上发表《人吃人的中国亟待和谐化》一文”，“认为目前中国的社会，是处在一个以片面理解的经济发展观为惟一导向、最原始的人吃人的初级资本主义阶段”。由此，他对“郎旋风”以来的所谓“第三次思潮”，扣了三顶帽子：其性质是“反动思潮”；其特点是“老‘左’派新‘左’派大联合，是‘左’派与海外右派大联合”；其目标是“搞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三顶政治帽子，真是大得吓人！俗话说，有理不在声高。刘吉先生的嗓门这样高，帽子这样大，正说明手中无理心中虚，只有靠声嘶力竭的叫喊来为自己壮胆了！

对于郎咸平的“人吃人的中国”这个错误观点，我们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是决不会赞同的。你不要高兴得太早，以为抓住了什么“把柄”似的，借此可以大开杀戒，打倒一切，否定整个“郎旋风”以及其后的“刘旋风”，这只能是痴心妄想！

为了弄清这个问题，首先要对“郎旋风”作出客观的正确的评价。所谓“郎旋风”，是指从2004年8月郎咸平教授因质疑国有资产流失，受到一些自称为“主流派”的经济学家群起而攻之，而一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专家学者支持郎咸平的观点，反对利用“产权改革”侵吞国有资产，大搞私有化，这就形成了学术界、思想界的一场大讨论，刮起了一场大“旋风”。刘文认为，郎咸平是“借国有产资产流失，攻击国有企业改革”。这里的关键问题，是要弄清楚有没有国有资产流失，该不该让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大家都知道，在“主流经济学家”的“靓女先嫁论”、“冰棍论”、“烂苹果论”、“吐唾沫论”和“社会财富向精英倾斜论”的影响下，20多年来有数以万亿元计的国有资产流失，很短时间内，将近90%的中小国有企业实现了私有化。当时任国资委副主任的李毅中在2003年11月2日的讲话中，用“心情沉重”来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列举当年从3月初到10底在多个省市出现的一场地方国有资产出售的浪潮，并痛斥其中的种种不规范现象，“有些地方低估贱卖，一卖了之，甚至内外勾结，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现象严重”。对于在企业产权改制中推行MBO、经营者收购，李毅中指出：“由于没有规定和制度，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到底经营者持多少股合适？大家都有争议。如果经营者持股比例过大，就有可能出现和俄罗斯一样的情况，最后使国有企业改制成了少数经营者持股的现象。”这就表明，在国企改革中，因对国有资产低估贱卖和推行MBO等做法，确实造成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因此，质疑国有资产流失，反对MBO，并不是“攻击国有企业改革”，而是为了纠正国企改革中的某些错误做法，使国企改革走上正确的轨道。

事实上，正是由于这场大讨论，引起了国务院国资委和全国人大对国企改革中问题的重视，并采取了一些改进措施。最为明显的是，2004年9月29日，国资委研究室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坚持国企改革方向，规范推进国企改制》长文。这时候发表这篇代表国资委的文章，当然是作为他们对这次讨论的回应和表态。这篇文章在肯定近年来国企改革道路的同时，指出了在改制中出现的问题：批评了那种把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战略性调整演绎为“国退民进”，主张“国有经济从一切竞争性领域退出”；批评了把国有企业作为包袱急于甩掉，一卖了之，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特别是着重批评了管理层收购中的种种弊端，损害投资人和企业职工的合法权益，引起了一些不稳定因素，并明确肯定在我国目前情况下，国有及国有控股的大企业不宜实施管理层收购并控股。11月30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国资委主任李融融积极评论了关于国有资产流失的大讨论，并坦言MBO是个问题。后来，在12月15日结束的中央企业负责人会议上，国资委主任进一步表示大型国企不能搞管理层收购。这场大讨论，也引起了全国人大的重视。针对当时一些国企改制为非国有企业时存在的侵害职工合法权益行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顾秀莲在向十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作报告时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改制为非国有企业方案，必须提交企业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大会审议，充分听取职工意见。次日吴邦国委员长又予以重申。这里还要提到一件事，就是郎咸平在2004年8月“炮轰”顾雏军，认为他“侵吞和席卷国有资产”；而有位“主流经济学家”则认为这是“妖魔化、丑化整个中国企业家队伍”。这个所谓的“郎顾之争”，在2005年7月，顾雏军被证监会和公安局联合拘捕，真相也就大白了，本来为顾雏军辩护和撑腰的人，再也不敢吭声了！由此可见，“郎旋风”对国企改革起了重要的积极作用，是立了大功的，怎么可以说它是“否定社会主义改革的反动思潮”呢？

至于说这次所谓的“反动思潮”的一个“特点，“是‘左’派与海外右派的大联合”，那更是无稽之谈。郎咸平教授曾对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原新闻所所长喻权域同志说：“他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也不是左派，而是‘来自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名学者’，专业是财务管理。他从互联网上看到我国几家上市公司发布的财务报告，凭借他的专业知识，发现其中有化公为私、大量侵吞国有企业资产的问题，随即写了文章进行揭露和批评。”（见《“郎旋风”实录》序言，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对于这样一位出生于台湾，深造于美国的非马克思主义的（也可以说是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能够钟情于国有企业，勇于揭露“化公为私、大量侵吞国有企业资产的问题”，从而维护了大量国有资产，只是讲了一次错误言论，怎么就会成为“搞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海外右派”呢？要想得出这样无限上纲的荒唐结论，只能是像你刘吉先生在文章中所讲的，“是‘文化大革命’后遗症的继续”。不幸的是，这种“后遗症”，恰恰在你刘吉先生那里得到了“继续”。

如果按照你刘吉先生的那种逻辑，那些身为党员高级干部，甚至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面目出现的人，却公开地大量地宣传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论，又该当何罪呢？就以你刘吉先生为例吧！你先后担任过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被《中国高层智囊》一书列为“高层智囊”的第二号人物，是何等重要的党员高级干部啊！可是，你从1990年初以来，公开散布了大量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论：否定中国共产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认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中的“最先进”部分，起“核心的作用”，党和革命军队都是知识分子创建和领导的；否定我国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认为它是建立在小生产基础上的“小生产社会主义”，并杜撰一个公式：“现实的社会主义=小生产+公有制”；否定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必然性和正确性，认为过渡时期总路线违反中国历史发展规律，农业集体化是“历史的倒退”；否定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认为中国共产党过去搞的是“贫穷的”假社会主义，“人们真诚信仰社会主义”是受了共产党的“欺骗”。（主要参见上海人民出版《中国共产党七十年》、《党政论坛》1990年第1、2、3期、《文汇报》1991年1月30日、《解放日报》1994年10月26日）更为严重的是，刘吉先生1997年5月27日在美国哈佛大学演讲中提出，“中美友好合作的一个可能的选择”是：“类似当年给欧洲的马歇尔计划，21世纪开始向中国提供一千亿美元或者更多的援助计划。”并哀求道：“谁是今日美国的马歇尔？”（见《战略与管理》97.5）“马歇尔计划”是什么货色？它是以“援助”西欧为名来控制西欧的计划。它对受援国有许多严格的限制，如规定受援国必须购买美国货，接受美国对使用美元的监督，把本国和殖民地产出的战略物资供给美国，削减同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放弃“国有化”计划，把进步力量排挤出政府，等等。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刘吉，竟然一副“洋奴相”，乞求美国在中国搞一个“新马歇尔计划”，妄图以一千亿美元出卖中国的主权，把中国置于美帝国主义的卵翼之下，成为受其控制的附庸国。请问，多年来你从篡改党的性质、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到甘愿投奔美国的怀抱，这究竟是什么思潮？我在这里只是列举一部分事实，“帽子”还是请你自己戴吧！

刘吉先生的这些错误的思想理论观点，曾有人多次撰文批评，但他既不敢答辩，又不肯悔改。他的错误言论越多，却升得越快，从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升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而且参加了党的十四大、十四届四中全会和十五大文件的起草工作。按照刘吉先生的逻辑，凡是参与“郎旋风”的，就是“与海外右派大联合”起来制造什么“反动思潮”，那么，你公开地不断地散布大量错误言论，同你一起起草文件的人，是不是也与你实行了什么“大联合”，制造了什么“思潮”啊？奉劝你一句，还是收起那“高层智囊”的驾势，不要胡诌一气，乱扣帽子，否则，就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二、借批判“反思改革”来反对科学发展观

初看起来，好像刘文是在批判所谓“否定改革的第三次思潮”，实际上却是借批判“反思改革”来反对科学发展观，这才是该文的要害所在。

1、刘文否定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对发展指导思想的新发展。它说：“一些20多年来一直反对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左’派，把科学发展观歪曲成‘新发展观’，纷纷著文‘批判旧发展观’，实际上就是批判邓小平发展观。”早在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之初，刘吉在2004年8月发表的《论邓小平的发展观》一文中就说：“近年来某些学者提出什么‘新发展观’”，这是“无知”；现在提出“科学发展观”，只是要求全党“正确地贯彻邓小平的发展观”。这就表明，他根本不承认科学发展观有什么新意，为我国开辟了全新的发展之路。这里有个原则问题，究竟是所谓“‘左’派”歪曲科学发展观，还是你刘吉先生贬低、否定科学发展观。对于这个问题，实际上早有明确的结论。党中央早就指出“科学发展观是指导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2004年2月21日，温家宝总理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专题研究班结业式上说：“这样完整地提出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的新发展。”2005年11月30日，曾培炎副总理在中宣部等六部委举行的报告会上讲：“科学发展观是制定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和政策的根本指导思想。我们不仅要实现从发展到科学发展这一观念上的飞跃，而且要把科学发展的理念贯彻落实到‘十一五’的实践中去。能够做到这一点，也是一个飞跃。”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认真组织学习《科学发展观学习读本》的通知指出：“科学发展观深刻反映了我们党对发展问题的新认识，反映了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这就明确地告诉我们，科学发展观是关于发展的指导思想的“新发展”、“新认识”、“新要求”、新“飞跃”，集中体现了指导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请问，这样的“科学发展观”，怎么还不能算是“新发展观”呢?刘吉先生不仅贬低科学发展观，而且根本否定科学发展观。他在文章中，除了从批判的角度提到“科学发展观”以外，没有一处从正面提及它、肯定它，甚至在谈到中华民族复兴的指导思想时，也只讲“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不仅不提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连科学发展观也被排斥在外。可见，他是根本不承认科学发展观对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指导作用的。

至于说“‘批判旧发展观’，实际上就是批判邓小平发展观”，这完全是故意制造混乱。所谓“旧发展观”，那是有其确定内涵的。《科学发展观学习读本》对此作了明确的回答：“由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不重视社会发展和社会公平，忽视环境保护和能源、资源节约，导致一些国家出现了经济结构失衡，社会发展滞后，能源资源日趋紧张，生态环境急剧恶化，以及高增长下的两极分化、失业增加、社会腐败、政治动荡等问题，经济增长并没有给广大人民带来更多的实惠，未能实现持续的增长和真正的发展。”对于这种“旧发展观”为什么不能批判呢？批判这种“旧发展观”怎么会变成“批判邓小平发展观”呢？

2、刘文反对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清理发展思路。胡锦涛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5周年暨总结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大会上的讲话》指出，这次先进性教育活动取得的显著成效之一，就是“各地区各部门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进一步清理了发展思路，努力解决影响改革发展稳定的一些主要问题，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发展。”这里讲的“清理了发展思路”，实际上也就是对改革发展的“反思”。而刘文却认为“反思”是“利用中央正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新理念加以曲解，打着‘反思改革’的旗号，从攻击改革开放中的不足和新时期下新情况新问题入手，混淆是非，煽情‘弱势群体’，以全面否定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大方向和重要举措。”“他们自称‘改革反思派’，实际上是‘反对改革派’。他们制造了一系列观点强加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头上进行批判。他们的这些观点，可分两类：”第一类是“纯系杜撰出来的伪问题”，其中包括“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是‘矛盾多发期’”这个“伪问题”；“‘拉美陷阱’说的也是伪命题”等。第二类是“被歪曲和夸大的社会矛盾”，其中包括“贫富差距问题”，“社会分配严重不公、两极分化”问题，“东西部差距和城乡差距问题”，“特别是‘三农’问题”。刘文所列举的这些所谓“反思改革派”“杜撰出来的伪问题”和“被歪曲和夸大的社会矛盾”，实际上都是客观存在的问题和矛盾，既不是“杜撰”出来的，也不是“歪曲和夸大”的结果。

为了回答刘文的种种诬陷，请看看党的领导人和有关领导部门是怎样根据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分析这些问题的。胡锦涛同志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上说：“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历程表明，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000美元之后，经济社会就进入了一个关键的发展阶段。当前，我国改革发展就处在这样一个关键阶段，……这是一个既有巨大发展潜力和动力又有各种困难和风险的时期，是一个既有难得机遇又有严峻挑战的时期”。《科学发展观学习读本》把它称之为“既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是一个社会矛盾和问题较为突出的矛盾凸显期。”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著名“三农”问题专家陈锡文对记者说：“GDP固然重要，但一个地方GDP增长很快，同时‘三无（土地、岗位、保障）’农民大量增加，怎么能叫发展呢？如果我们不注重农民的收入问题和生活状况问题，很可能最后落到‘拉美陷阱’里头去。”另外，“十一五”规划建议又指出：“解决‘三农’问题的任务相当艰巨；就业压力依然较大，收入分配中矛盾较多；影响发展的体制机制问题亟待解决，处理好社会利益关系的难度加大。”邓小平同志更加明确地指出：“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邓小平年谱》，第1364页）可见，刘文所谓的“伪问题”和“社会矛盾”，并不是什么“反思改革派”随意“杜撰”、“歪曲和夸大”出来的，而是我们党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对改革发展进行“清理”、“反思”得出来的正确认识。刘吉名为批判“反思改革派”，实际上是反对按照科学发展观来清理改革发展中的问题。

3、刘文反对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方针政策。十六届五中全会号召，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要“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发展观。党中央按照以人为本的要求，强调“更加注重社会公平，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合理调节收入分配”，“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逐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规范个人收入分配秩序，努力缓解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就必须按照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努力做到“五个统筹”，特别是要统筹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形成东中西相互促进、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新格局。而刘文对于中央的这些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方针政策，一概予以反对。其主要表现为：一、认为“在人均GDP1000美元的情况下，就急于解决贫富差距，是解放以来多次犯错误的‘左’倾幼稚病，其结果只会把经济搞乱，打断改革以来经济持续发展的大好形势。”二、认为“这两年，社会上一阵高过一阵地刮着分配不公、贫富悬殊、‘三农’问题、地区差距、环境污染等‘矛盾多发期’狂风，不能不分散着各级党政领导发展的注意力，……各地采取了一些措施关心弱势群体，使国家和民间建设的投资成本大大增加；采取许多措施增加农民收入，不能不影响整个经济发展的结构”，“严重干扰中国经济持续快速的发展进程”。三、认为“东西部差距和城乡差距问题”、“‘三农’问题”、“下岗失业问题、民工待遇问题、房地产问题等等都有被不适当地歪曲和煽情问题”。最后的结论是：“综上所述，以上问题本不是什么不得了的问题”。可见，刘文全面反对党中央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努力缓解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和统筹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一切政策措施，甚至诬蔑现在的党中央犯了“‘左’倾幼稚病”的错误。

刘文认为，“解决贫富差距的途径，绝不是再回到过去那种靠行政手段实行‘一平二调’的平均主义来消灭贫穷阶层，而是通过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实现十六大提出的‘逐步扩大中等收入阶层’来实现。”这就把党的“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的原则，诬蔑为“‘一平二调’的平均主义”，并把十六大报告中“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水平”的三句话加以斩头去尾，篡改成为只有“逐步扩大中等收入阶层”，而把“共同富裕”和“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他在去年九月发表的文章中，更加荒唐地认为，“扩大中等收入阶层……应成为抓公平分配的‘第一要务’”。他为了反对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绝对不提十六大之后关于“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等规定，即使引用十六大报告，也要用“断句取义”的手法来加以篡改，其手段实在太卑劣了！这里有个令人深思的问题，他竭力反对有利于工农劳动大众的一切政策，置低收入的“弱势群体”于不顾，这究竟是站在什么阶级的立场？是不是正像他自己所说的“在动摇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啊！

刘吉在这篇文章中反对人们讲“东西差距和城乡差距问题”，自然就不会去讲如何解决这些差距问题。但是，他在2004年8月发表的文章中，对这个问题出过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馊主意”。他说什么时候开始是先富的发达地区帮助不发达地区的“最佳时机”呢？“邓小平同志有个设想是在中国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党中央已按这一个设想，实行‘西部大开发’的重大决策。是否可以设想，沿海地区持续先富起来，直到面积和人口都与日本大致相当的‘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这三个地区，都发达到人均收入与日本相当，那时三个发达的‘日本’，还抬不起一个中国攀上‘共同富裕’的台阶吗？”他在这里明确地表示，先富地区帮助后富地区的“最佳时机”，既不是邓小平的“设想”，也不是党中央的“决策”，而是要等到沿海“三个地区，都发达到人均收入与日本相当”的时候。按照他的这种观点，现在地区之间的贫富差距还不够大，要等到差距拉得更大，富的地区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时候，才能去帮助贫穷地区。这样，他就把党中央为了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五个统筹”，特别是“统筹区域发展”，完全置之于脑后，并大唱反调。

三、坚持科学发展观必须批判以新自由主义为代表的右倾思潮

2000年初，胡锦涛同志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强调要警惕西方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战略。他说：“美国与西方其他一些国家通过他们控制的国际经济、金融组织和国际游戏规则，推行以新自由主义和贸易自由化为旗帜的全球化战略。”去年底中央领导提出，批判新自由主义要长流水，不断线，抵制新自由主义对经济改革的负面影响。但是，刘文却认为，“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也是一个文不对题的伪问题。他们给‘主流经济学家’强加一个‘新自由主义’的帽子，指责中国改革开放被主流经济学家误导，陷入‘新自由主义’的歧途！”并责问道：“哪个主流经济学家主张过‘新自由主义的？”“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这究竟是“伪问题”，还是真问题，必须辩论清楚。

大家都知道，弗里德曼是美国新自由主义者、货币学派领袖。他在1988年来华访问，就鼓吹中国应“让政府掌握的产权自由转让”，通过股份化改革使国有企业全部或大部分转为私有企业。张五常自己讲，他是美国新自由主义中的新制度学派代表人物科斯派到香港大学任职的，任务是就近向中国人传授经济体制运行的知识，“介绍产权经济学”，目的是引导中国走向全面私有化的道路，在中国重建私有制。在中国大陆曾出现了一股“张五常热”，一些著名大学和重要研究机构请他做报告，有的媒体还不断报道他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张五常热”升温，实际上就是新自由主义在中国升温。他在中国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不仅没有受到批评，反而受到欢迎，掀起了“张五常热”，这不是正好说明“新自由主义”在中国影响之大吗？经济学家吴易风教授在《“张五常热”解析》一文中，谈到我国有些经济学家对张五常的什么理论和主张感兴趣时说：“据研究，他们对张五常说的劳动价值论‘一无是处’、劳动价值论‘被公认为谬论’、剩余价值论已被打得‘片甲不留’、‘马克思由头错到尾’、‘马克思的理论……从未对过’感兴趣；他们对张五常说的‘人性是生而自私’、‘每个人的行为都……以自私为出发点’、‘共产主义错估了人类本性’感兴趣；他们对张五常说的‘一日不实行私有财产制度，就没有可能用市场价值作为衡量标准’、‘市场经济是基于私有产权的——这是高斯定律’、‘惟有私有产权制度才可以……节省交易费用’、‘私有制是经济发展的灵丹妙药’、‘私有制度是惟一的选择’感兴趣；他们对张五常说的‘不管社会主义为何物，以大手笔出售“国产”的办法来推行私产制’、‘取之于民为国有，还之于民为私有’、‘将某些资产干脆地交给有较大特权的人作私产，让他们先富起来’感兴趣。”这种种“兴趣”，是什么“兴趣”？就是对“新自由主义”的兴趣！

在我国，直接宣传“新自由主义的”主流经济学家大有人在。有位著名经济学家曾在文章中讲，“我们这些积极参与改革的经济学家”，直到找到了西方新制度经济学，掌握了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有关成果，才“推动了90年代中国经济改革在制度层面的进展。从那以后，各方面制度的创新，例如企业制度创新，就成为改革设计和改革实践的中心课题”。他在这里讲到学习和运用的“西方新制度经济学”，就是“新自由主义”的一个学派。我们知道，新自由主义的基本观点，就是主张经济运行市场化，经济调节自由化，产权关系私有化。在我国宣传这“三化”的人还少吗？高尚全说：“中国下一步改革的突破点在于民本经济，民本经济就是民有、民营、民享的经济”。并强调这是“今后中国经济的基本走向”，“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本质上也是由原来的官本经济转向民营经济的过程”。这就是他想以所谓“三民”的“民本经济”，来取代公有制经济，在全国实行私有化。主张经济运行完全市场化的，更是不胜枚举。刘国光教授最近指出：“有人想把经济生活的一切交给市场去管，都‘市场化’，把社会生活、文化生活、国家政治生活也都推向‘市场化’，把计划排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外，排除在经济社会一切领域之外，把它视为禁区，加以摒弃，我说这不仅是迷信市场的幼稚，而是别有用心。”

以上表明，批判“新自由主义”不是“伪问题”，而是真问题。新自由主义是现代资产阶级右翼的意识形态，是西方国家诱导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的理论武器。我们只有批判“新自由主义”，才能坚持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改革观，保证我国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邓小平同志早在1987年就指出：“这八年多的经历证明，我们所做的事是成功的，总的情况是好的，但不是说没有干扰。几十年的‘左’的思想纠正过来不容易，我们主要是反‘左’，‘左’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势力。……同时也有右的干扰，概括起来就是全盘西化，打着拥护开放、改革的旗帜，想把中国引导到搞资本主义。这种右的倾向不是真正拥护改革、开放政策，是要改变我们社会的性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28-229页）邓小平同志在这里讲得很清楚，“西化”是对我国改革开放右的干扰，要保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就必须反对“西化”。而新自由主义正是西方国家对我国实行“西化”、搞“和平演变”的理论武器。因此，反对右的干扰，首先就要批判新自由主义。刘吉反对批判新自由主义，也就是反对批判干扰社会主义改革的右倾思潮，这“不是真正拥护改革、开放政策”，而是要听任其“改变我们社会的性质”。

对于反对“左”右两种倾向问题，必须完整准确地把握，坚持从实际出发，有时需要着重反“左”，有时则需要着重反右，不能绝对化、凝固化。刘国光教授在《对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一些问题的看法》一文中说：陈奎元同志认为，“从改革开放到现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我们在思想领域始终把克服‘左’的教条主义当作主要任务，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成果，在思想理论领域和改革开放的实践中，来自‘左’的干扰已经日渐式微，当前突出的倾向性问题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声音和倾向正在复苏，并且在顽强地发展蔓延。奎元同志提出的问题很值得我们重视和关注。反‘左’反右并不是长期不变的，‘左’和右发展下去都能葬送我们的社会主义，所以应该有‘左’反‘左’，有右反右。目前主要的倾向是什么，我觉得是个很重大的问题，特别是在经济学领域，应当认真考虑。”（《高校理论战线》2005年第9期、《刘国光旋风实录》第6页）这里对反“左”反右的形势作了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是具有重要意义的。而刘吉先生却对这段话作了添油加醋的歪曲解析。他说：“不久前，某著名经济学家发表了一个广为传播的耸人听闻演讲，说什么‘邓小平讲“警惕右，主要是防‘左’”已经过时，现在中国主要矛盾是右，是要反右’。对于“左”右倾向性这样的重大问题，只有党中央可以作出正确判断，也只有中央才有权判断，这位有影响的党员经济学家自作主张放言，是严重违反党章党纪的行为”。在这里，刘吉先生关于“邓小平讲“警惕右，主要是防‘左’”已经过时，现在中国主要矛盾是右，是要反右”这些话，完全是无中生有的捏造。刘国光教授只是把“目前的主要倾向是什么”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那里有什么“过时”啊，“主要矛盾是右，是要反右”啊？即使在期刊发表之前，在互联网上也只是讲“要不要提反右防‘左’的问题”，也是作为“问题”提出来的。在“‘左’的干扰已经日渐式微”，右的倾向“正在复苏”、“发展蔓延”、成为“突出的倾向性问题”的时候，提出这个问题，建议中央“考虑”，这正是一个忠诚于党的事业的共产党员的党性表现，怎么会成为“严重违反党章党纪的行为”呢？奉劝刘吉先生，你不要再乱给别人“栽赃”，而应抽点时间反省一下自己散布过多少“违反党章党纪”的言论！

对于刘吉先生那些无中生有的“乱栽赃”，明眼人一看便知，不值得用笔墨去批驳它；而对于他的另一段带有一点“理论色彩”的话，则不能不作一点剖析。他说：“邓小平着重提出：警惕右，主要是防‘左’，是针对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这一个历史阶段全过程的。……在整个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历史阶段，都是不能丢的，是我党掌握历史航向的一个指针。”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分辨清楚。其一，邓小平讲“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是不是“针对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这一个历史阶段全过程”讲的？肯定不是。请你不要凭空捏造，还是老老实实地看一看《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5页吧，那里讲了”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之后，就在同一段中讲“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可见，他是针对“现在”，也就是针对“当时”讲的，不是针对今后讲的，怎么会变成针对“一个历史阶段全过程”呢？其二，“主要是防止‘左’”能够贯穿“整个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历史阶段”而不变吗？不可能。邓小平同志早就讲过，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在这个基本路线中，“坚持改革开放”是两个基本点之一。因此，“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历史阶段”，实际上也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长达一百年。请问，在“改革开放”的前20几年中，难道“左”一直是主要危险吗？难道“两个总书记都在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上栽了跟头”的问题，也是错在没有坚持以防“左”为主吗？在发生1989年政治风波时，难道也应以防“左”为主吗？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有半个多世纪，你能保证右的思潮不会抬头，阶级斗争不会激化吗？

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只反右不反“左”，必然会犯“左”的错误；只反“左”不反右，又必然会犯右的错误。你刘吉先生一直是只反“左”不反右的，当然老犯右的错误。早的不说，就拿近10多年来说，你宣传了多少右倾的思想理论观点啊！你在这篇文章中，还处处把人们向右倾方面引。你在“令人严重忧虑的严重后果”这个标题下面，除了从右的方面反对“各地采取了一些措施关心弱势群体”等政策措施外，还把改革和社会主义对立起来，伪造“不改革死路一条”的邓小平语录。请问，邓小平在那里讲过这句话？邓小平在讲到要坚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时说：“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0页）刘吉先生把邓小平讲的“四个不”砍掉了三个，而且把放在首位的社会主义”也一起砍掉了，真是伪造“语录”的能手！你的文章中还有一个小标题，叫做“否定改革开放必将导致亡党亡国”。这里，离开社会主义讲改革开放是很不妥当的，应该把它改为“否定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必将导致亡党亡国”，这才是正确的论断。因为苏联的教训告诉我们，他们亡党亡国，并不是由于不改革，而是由于改革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邓小平在1991年10月5日会见金日成时说：“东欧、苏联的事件从反面教育了我们，坏事变成了好事。问题是我们要善于把坏事变成好事，再把这样的好事变成传统，永远丢不得祖宗，这个祖宗就是马克思主义。”（《邓小平年谱》第1332页）这就告诉我们，苏东的教训不是不改革，而是在于背弃了马克思主义，因此我们要吸取教训，永远不丢马克思主义。他在总结我国89风波的教训时又讲：“这次发生的事件说明，是否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是个要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11页）可见，要避免亡党亡国，就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而刘吉先生却背离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讲“改革”，这就充分暴露了右的立场观点。你多年来，一贯宣传违反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错误观点，决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原因的。为此，我曾在文章中送给你一段毛泽东语录：“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他们的思想意识是一定要反映出来的。一定要在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上，用各种办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已。要他们的不反映不表现，是不可能的。”现在，我要把这段精辟的论述再次奉送给你，望你“在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上”，不要再“用各种办法顽强地表现”自己右倾的立场观点，不要再糟蹋你当过“宣传部副部长”、社科院副院长”这两块“金字招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