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问：  您曾经长期在海外留学，应该算是一位“海归派”，但您的观点似乎与众不同，所著《威胁中国的隐蔽战争》一书引起了广泛关注，请您谈谈个人经历和学术观点的形成？

２．问：  您撰写的《威胁中国的隐蔽经济战争》一书，不仅对新自由主义持强烈批判态度，还将其比喻为美国隐蔽经济战的工具，难道真的有您说的这样严重吗？ 现实中有证据支持您的观点吗？

３．问：  您的著作对未来国际经济趋向的判断，有些似乎得到了现实情况的证实，如美国新经济和股市泡沫的破灭，但有些似乎没有得到现实情况的支持，如俄罗斯经济不是明显好转了吗？

４．问：  近年来人们非常关注拉丁美洲的情况， 有不少拉美国家发生了社会经济动荡，阿根廷经济危机引起了全世界关注，请您谈谈对拉丁美洲经济状况的看法，拉美的处境也同新自由主义有联系吗？

５．问：   您认为这次阿根廷爆发的金融危机，与当年亚洲金融危机相比有何不同特点，中国从阿根廷危机中应吸取那些教训，如何趋利避害防范经济金融风险？

    １．问： 您曾经长期在海外留学，应该算是一位“海归派”，但您的观点似乎与众不同，所著《威胁中国的隐蔽战争》一书引起了广泛关注，请您谈谈个人经历和学术观点的形成？

    答：是的，我曾先后留学日本和美国，时间长达七、八年，归国工作也有十年了，所以可以说是一只“老海龟”了。有人认为我这只“海龟”很特别，在美国呆了那么久，不说美国好话，却指责美国鼓吹新自由主义误导改革，似乎令人难以理解，我却不以为然。其实，我的留学同学、朋友中，有许多持与我相似的观点，而且留学时间越长，对美国社会的复杂性了解越深，就越是会有相同的看法，明显不同于短期出国访问的学者、官员，他们做为客人往往走马观花，难以有深入美国社会的体验。
    我的留学经历的独特之处，就是研修的学科范围较广，研修过国际政治和经济学，喜欢从更广阔的视角考察问题。一般留学西方的经济学家，重点研究西方发达国家经济，而我选择的经济学专业较广，还包括比较经济制度和发展经济学，因此，也熟悉发展中国家和前苏联东欧国家经济。我撰写的《威胁中国的隐蔽战争》一书，就是从国际政治与经济的综合视角，考察国内外广受关注的热点问题，出版后受到广大读者的热情欢迎。我收到了许多读者的来信和电话，其中有领导干部、著名学者和普通工人。北京师范大学的陶大镛教授和北京大学的胡代光教授，他们都是研究西方经济学的老前辈，也是解放前就留学海外的“老海归派”，他们说这本书出版很及时和有必要，有助于澄清西方经济学的种种误区，避免新自由主义对改革的误导和危害。
    我认为，“海归派”的提法不很恰当，好像源于中国股市改革争论，往往给人形成错误的印象，似乎从海外留学归国的学者，都主张改革中效仿西方模式。其实，海外归来学者之间差别很大，他们由于个人经历的不同，所学专业的不同，彼此之间观点也不尽相同。由于我批评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不赞成改革照搬西方模式，有人也将我称为“新左派”，对此我也很不以为然。“文革”期间，我曾被批判为“白专道路”，可以说属于“右倾”的典型，没想到现在又被扣上了“左”的帽子。我始终认为自己是“改革派”，但主张从国情出发坚持社会主义，反对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新自由主义恰恰属于极右派观点，甚至否定战后的资本主义社会改良，因此，西方的中间派、右派都反对它。倘若有人认为反对新自由主义就是“左 ”，那么他可能误将“极右”当做改革了。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我曾留学日本研修国际关系学，那时很羡慕西方的市场经济好处，但是，西方国际政治理论却令人惊讶，主张通过市场经济和自由贸易，促进人类社会和谐发展的理论，被认为是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而占据主流地位的“现实主义理论”，认为国际关系的基础是“实力均衡”，明确提出运用任何战略手段或筹码，包括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任何领域，谋求扩大势力范围和世界霸权秩序。当时西方流行的国际“缓和”理论，明确提出“冷战”遏制政策效果不好，主张应利用经济利益培育战略依赖性，通过贸易、资金、能源、粮食等筹码，形成支配世界格局的新政策武器网络。
    当时我出于善良中国人的天性，认为追求和谐发展乃是天经地义，曾积极为“理想主义”的合理性辩护，倘若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相信“和平与发展”的潮流，但是，美国教授却说“理想主义”并非不好，只是从历史上看统治者从来不把它当回事。于是，我对西方国际政治理论产生反感，情愿陶醉于西方的经济学理论，那里可以找到“理想主义的共鸣”。后来，我又赴美国长期留学，专门研修西方的经济学理论，有意躲开讨厌的国际政治理论。我除了进修宏、微观经济学理论之外，还选择了一些专业经济学课程，如比较经济制度学、发展经济学，更多接触到前苏联和第三世界的状况，了解到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巨大差距，以及前苏联的工业军事实力和福利状况。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随着美、英右翼保守政府纷纷上台，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盛行一时，国际权威机构达成“华盛顿共识”，强迫拉丁美洲推行自由化改革。但是，令人敬佩的是，我接触的许多美国经济学教授，他们非常关心发展中国家经济，却批评国际机构推荐的“规范改革”，促使我辩证地认识市场经济的作用。发展经济学乃是“冷战时期”，西方为了同前苏联争夺第三世界，才资助发展起来的新兴学科，比较关注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困难，如改善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政府推动工业化进程的作用，改善社会收入分配与贫富悬殊，跨国公司投资所造成的正负面影响，不适合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转移，等等。令人遗憾的是，新自由主义排斥发展经济学，认为自由市场能解决一切问题，反而令我对它产生了很大怀疑。
    留学归国后，我研究经济体制和国有企业改革，始终对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潮，国际权威组织推荐的“规范改革药方”，采取了不盲从和适当批评的态度。但是，我只是认为这些改革药方不符合国情，从未批评这些药方是“蓄意误导”。我曾撰写关于前苏联改革失败的文章，虽然批评美国推荐的激进“休克疗法”，却从未指责过美国搞阴谋蓄意进行破坏，也未将其同美国的国际战略联系起来。直到后来接触到美国出版的《胜利》一书，才迫使我从骤然意识到潜在的威胁，开始将以前早就感到可疑的种种情形，提高到国际政治战略的角度来进行分析。
    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前雇员彼得•施瓦茨，1996年出版了《胜利――美国政府对前苏联的秘密战略》一书，透露了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美国中央情报局雇佣一大批专家，策划瓦解前苏联的秘密战略的幕后活动，先千方百计迫使前苏联经济陷入困境，动摇前苏联领导人对自身制度的信心，进而巧妙诱导其走上自杀性改革道路。他还在书中透露，“前苏联垮台不是上帝青睐美国，而是里根政府奉行的政策所致”，关于前苏联“客观上”是否具有生命力，里根根本不感兴趣，他提出的任务就是，将这种生命力降低到零。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美国政府和中央情报局通过各种形式，积极介入了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时期的改革，如指使索罗斯赞助和参与制订“五百天计划”，国际货币基金通过提供贷款的附加条件，规定俄罗斯的“休克疗法”改革方向，等等。以前我从不赞成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方式，特别是采用沙塔林制订的“五百天计划”，也知道索罗斯积极资助参与了拟定计划过程，甚至还知道索罗斯同中央情报局有特殊关系，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曾因此而被中国政府据之门外，但是，却从来没有将这些种种可疑迹象，同熟悉的西方国际政治理论联系起来，仿佛怀疑别人就是自己的罪过。
    尤其令人感到震惊的是，彼得•施瓦茨，还居然在该书序言中露骨地说道，“谈论前苏联崩溃而不知道美国秘密战略的作用，就像调查一件神秘突然死亡案子而不考虑谋杀。死亡的原因究竟何在？病人吃的是真正对症的药方吗？死亡事件是否存在着特殊反常和预谋？”彼得•施瓦茨的洋洋得意言辞，仿佛是嘲笑那些不幸遭到阴谋陷害，却仍然不愿怀疑凶手的善良被害者。现在面对着彼得•施瓦茨的无情嘲讽，我开始对潜在威胁感到不寒而栗，被迫重新考虑自己的习惯思维方式，担心同样的命运也会降临到中国身上。
    施瓦茨不愧是经验丰富的情报老手，一眼就看出了善良人容易犯的错误，面对这样训练有素老师的坦率指点，的确不能再像以前那样粗心大意，明知别人被害却不担心谋杀威胁，也不怀疑存在预谋和病人吃错了药方。经过彼得•施瓦茨的指点迷津，我不再将自己局限于纯粹经济研究，而开始从更广阔的视野分析问题，借鉴各种学科甚至侦探破案的方法，深入细致地观察每个微细环节，不轻易放过不合逻辑的可疑之处。有趣的是，以前学术研究感到困惑的问题，许多始终感到难以解释的现象，从新视角思考反而变得清晰明了。
    以前我常常暗自纳闷，新自由主义的“规范经济改革药方”，从经济理论的逻辑分析上说漏洞百出，还遭到如此众多西方经济学家反对，特别是经过长期实践检验明知效果不佳，很容易造成社会经济灾难性后果，为何国际权威机构却仿佛视而不见，偏要固执地强迫俄罗斯、拉美推行呢？难道果真如此痴迷于“自由市场神话”吗？ 现在拜读了彼得•施瓦茨的大作，回想起熟悉的西方国际政治理论，如追求国家自私利益的“现实主义理论”，主张以新政策武器支配世界的“缓和理论”，深入考察西方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动机，令人困惑不解的谜团也就昭然若揭。
    近年来，金融风暴横扫亚洲、俄罗斯和拉美大陆，国际货币基金不顾社会强烈批评的所作所为，不幸更加证实了我以前的分析判断。尽管美国暗中策划的“软战争”谋略，属于政府绝对机密外界无从得知，只有大获全胜后才会由某些知情人，以类似《胜利》一书形式向外界披露，但是，从美国国际战略家们公开发表的著作，可以清楚看出其思维方式和战略动机，从２０多年来世界各地发生的经济灾难，可以感觉到这些智囊大师的宏伟谋略，绝不是纸上谈兵的夸夸其谈，正化为横扫全球的“软战争”攻势。
    八十年代，美国从战略考虑采取对华怀柔政策，先集中力量打击超级大国前苏联，有重大经济利害关系的第三世界，但是，随着美国摧毁了前苏联的工业军事实力，运用“软战争”重新控制住了第三世界，谋求单极全球霸权的欲望日益膨胀，蓄谋铲除威胁其全球称霸的任何障碍。美国轰炸南斯拉夫和我国大使馆，令我深深感到威胁正在逼近国门，由此产生了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激励我融汇多年的研究成果撰写成书，无论如何也要警惕美国制定秘密战略，采取“软战争”办法来对付中国，不允许美国人再出版一本书，炫耀“瓦解中国秘密战略的胜利”。
    我隐约感到美国的隐蔽经济战炮口，正暗中瞄准着中国的经济命脉要害，威胁着广大人民和自己的切身利益。凡是误吞西方推荐经济改革药方的国家，尽管它们远隔万里彼此国情相差很大，所患病症却几乎都是完全相同的，到处都是工业企业纷纷破产，银行体系坏账成堆濒临崩溃边缘，工人失业猛增造成社会动荡。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国走自己的改革道路欣欣向荣，但是，1993年市场转轨热潮后，随着西方规范经济理论广泛流行，反而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潜伏隐患，这似乎不是一种偶然巧合，值得经济学界重新进行反思。当前中国经济中存在的许多潜伏隐患，同俄罗斯爆发金融危机前的征兆很相似，如三角债拖欠数额巨大，企业银行纷纷陷入经营困难，社会失业人数不断增长，等等。
    可惜俄罗斯并未充分重视上述经济病症，反而轻信西方宣扬的规范化经济理论，将其归咎于“改革阵痛”和产权不明晰，误以为加快市场改革和私有化就能度过难关，结果爆发了全面的财政金融危机，政府财政枯竭甚至无法支付军队工资，银行体系因坏账积累陷入全面瘫痪，社会民众无法提取存款大规模挤兑银行，新兴资产阶级的股票、存款也损失惨重，戈尔巴乔夫损失了全部的私人财产。由此可见，中国应该充分吸取俄罗斯教训，切不可麻痹大意，因为，“软战争”不仅威胁到国家经济安全，也直接威胁到我们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包括自己的工资、就业、存款、股票等等。倘若中国不能及时消除重大隐患，一旦时机成熟美国很可能趁虚而入，不仅广大人民的切身利益受到损害，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也会面临威胁，甚至像南斯拉夫那样惨遭武力干涉肢解。

    ２．问： 您撰写的《威胁中国的隐蔽经济战争》一书，不仅对新自由主义持强烈批判态度，还将其比喻为美国隐蔽经济战的工具，难道真的有您说的这样严重吗？ 现实中有证据支持您的观点吗？

    答：我在《威胁中国的隐蔽战争》中指出，美国出于蓄谋已久的谋求霸权动机，一直暗中策划隐蔽经济战的攻势，推荐误导性改革药方并酿造金融风暴，猛烈打击了拉美、前苏联和亚洲经济，改变越战后不利于美国的实力均衡对比，然后才敢于赤裸裸地谋求建立世界霸权，悍然轰炸南斯拉夫和我国大使馆。许多中国经济学家不愿意相信“阴谋论”，认为经济研究中不应掺杂国际政治因素。１９９７年爆发的震惊世界的亚洲金融风暴，许多中国人受到西方新闻媒介的误导，都认为是亚洲国家自身的原因造成的，但是，近年来逐渐暴露出的越来越多的证据，特别是知情的西方著名经济学家透露的内幕，表明美国曾暗中操纵国际金融机构，蓄意为亚洲国家的金融危机推波助澜，其强加政策造成破坏的证据更是俯拾皆是。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先生，曾任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因有社会正义感并且敢于仗义执言，坦率批评国际金融机构政策而被迫辞职。他后来在《我从世界危机中学到了什么》一文中，揭露了国际金融机构的决策过程不透明，实权掌握在幕后暗中操纵的人手中，经常顽固不采纳著名专家学者的意见。亚洲金融危机中，斯蒂格利茨和其它著名经济学家，曾反复提醒国际金融机构应修改其政策药方，否则必然加重金融危机造成恶性循环，特别是印尼处于社会失业危机之中，放开价格取消政府补贴很可能爆发严重动乱，但是，国际金融机构对他们的反复提醒视而不见，依然通过贷款附加条件强迫印尼推行，导致印尼爆发了代价惨重的社会动荡。据报道，仅印尼首都雅加达就有数千人死亡，全国各地还有大批华人和民众死于动乱，至今印尼仍处于社会动荡和分裂的边缘。
    我曾在《威胁中国的隐蔽战争》中指出，“人们纷纷谴责暴徒野蛮排华和苏哈托独裁，但是，很少有人指责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正是美国隐蔽经济战诱发的社会动荡，给印尼人民和华侨造成巨大生命财产损失，而幕后的罪魁祸首却逃脱了社会谴责”。现在，斯蒂格利茨等正直的西方著名学者，根据自己亲身经历揭露的惊人内幕，充分证明了美国暗中操纵的国际金融机构，对于强迫印尼推行政策的社会后果，其高层决策者不但事先早已知情，而且还遭到了著名经济学家的强烈反对，但却一意孤行蓄意酿造了社会悲剧。斯蒂格利茨还揭露，国际金融机构曾在内部秘密报告中，明确表明希望其改革计划激起社会动荡，厄瓜多尔和玻利维亚都不幸因此遭受劫难。这些血的惨痛教训提醒我们，不应天真以为政治同经济可以截然分开，其实，美国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的决策过程，并不受一般经济、技术专家的意见左右，策划国际战略的智囊专家们的谋略建议，总是直通最高决策层获得支配地位。我们必须正视隐蔽经济战争的残酷现实，才能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和百姓切身利益。
    我在书中曾论述美国如何设置改革陷阱，巧施隐蔽经济战暗器破坏俄罗斯经济，还提醒中国人也必须“防人之心不可无”，但有些善良中国人却不愿怀疑别人。现在从斯蒂格利茨揭露的惊人内幕来看，尽管印尼的实力根本无法威胁美国，但美国谋求全球霸权的隐蔽经济战，打击对象居然不放过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更何况前苏联和中国等有实力的大国，无疑是美国称霸道路上的重大障碍，难道野心勃勃的美国会轻易放过吗？倘若中国不提高警惕严加防范，完全可能重演前苏联和印尼的悲剧。斯蒂格利茨在《我从世界危机中学到了什么》一文中，对美国造成俄罗斯改革灾难的责任，提供了更为直接有力的证据。
    斯蒂格利茨在上述文章中还明确写到，“俄罗斯的灾难的主要特点与东亚的灾难完全一样 — 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的政策在唆使和引诱它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都一样。但是在俄罗斯，这种唆使和引诱进行得要早得多”。他揭露说，国际货币基金委派指导俄罗斯改革的经济学家，根本不了解俄罗斯经济的历史和特点，往往是缺乏经验并盲目相信市场教条，忽视历史、制度和社会分配因素的年轻学者。国际货币基金未经公开的学术和政策争论，就采取和实施了“休克疗法”方案， 却有意排斥研究俄罗斯问题专家们的意见，以及许多著名经济学家的渐进改革主张，包括他还有肯尼思•阿罗等获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在文中提到，有一位熟悉俄罗斯的杰出经济学家欧斯萨格，曾在美国总统顾问委员会中任高级顾问，“他正是那种拥有美国财政部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需要的专门知识的人。但是，也许正是因为他知道的太多了，他们几乎从来不向他咨询”。
    斯蒂格利茨还揭露了国际货币基金的决策草率，根本不深入了解各国的实际经济情况，而将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作为万灵药方，强迫前苏联东欧和第三世界国家推行，国际货币基金认定“普遍真理就是休克疗法，适用于所有那些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下的药越猛，不管造成的反应也越痛苦，经济恢复得越快，推理过程就是这样的简单武断”。 斯蒂格利茨还提到，“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决定帮助一个国家，它派出一个经济学家的‘使团’ 。这些经济学家往往缺乏对这个国家的广泛了解，他们可能对这个国家的五星级饭店，比对它的分布在乡下的村子拥有更多的了解。这些工作小组因为在出发前就拟好报告的草稿而著名。我听说过这样的不幸事件，这些小组成员把给一个国家的报告的大部分拷贝下来，并把它们全部转变为给另一个国家的报告。他们带着这份拷贝转变而来的报告出发了，但是由于文字处理软件的‘寻找并替换’功能没能正常工作， 结果在一些地方仍保留着原来那个国家的名字。原来如此！”
    由于美国推荐的所谓规范改革药方，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流行全世界，对中国经济学界也产生了很大影响，识破其暗藏的陷阱机关并提高警惕，对维护改革大业和经济安全至关重要。对此我的专著已深入论述，在此不一一赘述。值得指出的是，有些迷信西方经济理论的经济学家，将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数学模型视为科学，不愿正视其脱离现实世界的种种缺陷，不愿面对其给转轨国家造成的社会灾难。他们认为经济研究应保持中性立场，不应掺杂复杂的国际政治因素。但是，必须正视国际政治因素的存在，才能正确地认识复杂的客观现实世界，解释所谓规范经济理论屡遭失败的事实。从某种意义上说，正视美国谋求全球霸权的动机和行为，才能提出反映复杂客观现实的理论假说，比起那些采用忽视现实的虚假前提条件，单纯进行抽象演绎的数学模型更具科学性。
    尽管新自由主义造成了巨大社会灾难，但许多中国经济学家却茫然不知，仍然将其作为规范理论来指导改革，这同经济研究与国际政治完全脱节，忽视复杂的客观现实世界有很大关系。例如，俄罗斯依据西方产权理论推行私有化，不仅没有提高企业效率促进增长，反而导致国民经济和工业生产下降了５０％，企业亏损面迅速增长扩大了几倍，各种效率指标均急剧恶化下降了３０％，包括劳动生产率、能源和材料利用率等等，西方媒体也称俄罗斯推行私有化后，变成了腐败泛滥的“强盗掠夺国家”，每年均有数百亿美元私有化掠夺资产，通过各种洗钱途径被非法转移到海外，难怪俄罗斯核战略部队连电费也交不起，这种误国误民的改革直接威胁到国家生存。令人遗憾的是，有些中国经济学家仍在鼓吹私有化，不愿意正视“科斯产权理论”的神话，在俄罗斯改革中遭到惨痛失败的现实，也不愿意了解俄罗斯依照产权明晰思路，推行各种形式私有化的丰富实践，完全不知道他们仍在主张的许多产权改革，已在俄罗斯充分实践并造成了巨大破坏。目前，国内正流行的经营者买断收购（ＭＢＯ），各地纷纷出台的拍卖大中型国企方案，已经变成不加掩饰的私有化行为，很可能造成类似俄罗斯的灾难恶果，严重威胁到中国的经济和国防安全。
    美国《国际论坛先驱报》于1999年8月26日，发表了一篇评价俄罗斯经济转轨的文章，指出美国推荐的改革药方导致了大灾难，“联合国发表的最令人刺耳的报告说，以西方国家为首的通过大规模私有化改变前苏联阵营国家经济模式的努力已经使一亿多人陷入赤贫。对除波兰和斯洛文尼亚以外的其它国家来说，人均寿命减少了4年或更多。西方国家不仅出了馊主意，而且受到了牵累。主意的威力是巨大的，尤其当它们是馊主意时”。美国《波士顿环球报》专栏作家威廉撰文写道，“俄罗斯人以前对美国抱有好感，现在人们却普遍抱有这样的看法，美国蓄意要毁掉俄罗斯，故意出了导致经济和体制瘫痪的坏主意，为的是使它不再成为自己的竞争对手”。
    美国竭力鼓吹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还通过操纵国际组织强行向全球推广，特别是第三世界和前苏联转轨国家，有人误以为美国是奉献自己的宝贵经验，帮助这些国家克服经济转轨的困难，殊不知美国的真实意图恰恰相反。稍微了解美国信奉的国际政治理论，其智囊、专家公开宣扬的全球战略，不难知道谋求建立单极霸权的美国，绝不会无私推荐自由市场的法宝，帮助世界各国走上繁荣富裕的道路。美国向各国推荐新自由主义改革药方，乃是有意发掘灾难时期的历史教训，特别是曾导致频繁危机的自由放任政策，人为地制造破坏别国的经济金融危机，用于打击威胁其建立霸权的国际对手。
    近年来，西方媒体透露出的大量证据表明，早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之初，正当前苏联阵营刚刚解体后不久，俄罗斯人还天真地以为实行了“休克疗法”，忍耐一下“短期阵痛”就会康复痊愈，很快就能享受西方的富裕物质生活之时，美国战略家却已早知道俄罗斯实力将被彻底摧毁，开始酝酿新一轮的重大国际战略调整，讨论２１世纪美国的新国家安全战略，如何永久确保美国享有世界霸主地位，决不允许任何国家再崛起挑战美国优势，构思筹建新罗马帝国的宏伟战略蓝图。由此可见，美国向俄罗斯推荐的所谓规范改革药方，确实与美国的全球战略有密切联系。

    ３．问： 您的著作对未来国际经济趋向的判断，有些似乎得到了现实情况的证实，如美国新经济和股市泡沫的破灭，但有些似乎没有得到现实情况的支持，如俄罗斯经济不是明显好转了吗？

    答：我的著作分析国际政治经济趋势时，曾谈到美国股市泡沫的潜伏危险，后来已被美国股市的暴跌所证实。尽管当时美国股市一派繁荣景象，西方报刊正大肆宣扬美国新经济，我在书中指出，“美国股市一枝独秀的持续高涨，与其说是新经济的繁荣景象，不如说是泡沫经济膨胀已病入膏肓”，“美国的泡沫经济显示了超常的持久性，原因之一是美元拥有特殊国际地位，近年来美联储采取了积极的货币扩张政策，国内储蓄率为负并存在着巨额贸易逆差，也能吸纳全世界的物质财富来维持泡沫，大量过剩资金从爆发危机地区流入美国，也是为美国股市推波助澜的重要原因”。
    2000年初，我同一位美籍华人工程师交谈，他正为网络股的高涨兴奋不已，称道•琼斯股指即将冲击两万点大关，我对他谈到了书中所论述的观点，指出尽管高科技的进步确实存在，但其超常暴涨却是以泡沫炒作为前提，美国依靠美元的国际货币特殊地位，能够廉价吸引全世界财富支撑股市，这种情况是任何其它国家难以效仿的，难怪世界上只有美国出现了“新经济”，而同样拥有信息产业的日本和欧洲，以及拥有更为低廉生产成本的东南亚，却始终处于经济不景气的状态。可惜他为当时媒体的炒作所误导，丝毫没有介意我对他的提醒，后来在美国网络股的崩盘中损失惨重，现在还为企业裁员失业忧心忡忡。正如我在书中所提醒的，隐蔽经济金融战争的威力巨大，直接威胁到普通人的切身利益，包括就业、工资、存款、股票等等。
    回过头来谈谈俄罗斯的经济近况，普京上台执政以来，俄罗斯经历长达十年的经济萧条后，终于出现了明显的恢复势头，特别是2001年西方经济普遍衰退的情况下，俄罗斯的国民生产总值仍然增长了5.5%，工业产值增长5%，农业产值增长6.8%，生产领域投资增长9%,工资、养老金水平有所提高，人民生活获得了一定改善。
    有些中国学者认为俄罗斯的形势好转，说明经济走出衰退低谷“雨过天晴”，“改革阵痛”虽然有些长但总算熬到尽头，“休克疗法”和私有化虽然代价不小，但最终还是能产生积极的效果。但是，真正熟悉本国情况的俄罗斯经济学家，却有着更为冷静、客观的看法。最近《俄罗斯企业家》杂志，刊登一篇评论经济形势的文章，其中有寓意深远的形象比喻，“今天的俄罗斯确实与1999年大不相同，这个国家可恰当地比喻为一个病人，刚刚从危重病人的急救室出来，回到了普通病房之中，病人刚刚摆脱了剧烈疼痛，危及生命的昏厥抽搐，但还远远没有真正康复．．．”。
    目前，俄罗斯经济仍面临着许多困难。据报道，尽管２００１年俄罗斯的投资增长９％，但仍然远远无法弥补折旧的损失，仅为基础设施和设备损耗的三分之一，即使加快两倍也仅能维持平衡，因此，谈不上扭转经济基础的衰败趋势，只能说是缓解了以前衰败的速度。２００１年粮食产量达到８．２千万吨，创改革十年来的最高记录，但仍远远低于１９８６－９０年１０．4千万吨的平均产量，牛肉和家禽产量仅恢复到１９９０年的４５％，牛奶产量仅恢复到１９９０年的５８％。普京打击寡头阻止了一部分非法掠夺，但未能根本改变社会分配的不公正，富人获得了大部分经济增长好处，社会贫困率仍然保持很高水平，广大普通人的获益非常有限。２００１年底，普京同社会各阶层进行电视座谈后，也承认有相当多人的生活未获改善。
    ２０００年普京刚上台时，发生了举国震惊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事故，紧接又发生了莫斯科电视塔大火灾。普京曾对这些灾难事件发表评论说，“新的紧急形势显示，我们最重要的设施及整个国家已经处于何等危急的状况。我们不能不看到这些意外事件背后更广泛存在的问题，我们不能忘记俄罗斯经济的现状”。 他还对金融寡头进行了强烈的抨击，指责他们凭着在叶利钦掌权时期同克里姆林宫的密切关系，掠夺国家财富造成了经济和军队衰败。他还强调说，再也不能隐瞒国家已举步维艰的实情，俄罗斯必须重振经济才能避免这类灾难发生。俄罗斯推行私有化改革过程中，腐败官僚和经理勾结掠夺资产，结果投资急剧降低甚至低于折旧，造成各个行业设备和基础设施严重老化，被普遍认为是导致事故频发的重要原因。
    深入考察一下俄罗斯的改革历程，就会发现近年来俄罗斯出现难得的好转，与其说是“休克疗法”终于见效，不如说是一个人曾误信了庸医，吞服“毒药”期盼着神奇疗效，却没想到大病了十年之久，“短期阵痛”变成挥之不去的“长痛”，终于怀疑大夫稍微改变了药方，病情却出人意料地显著好转，但是，病情显著好转并不意味着康复，俄罗斯大病十年之后仍非常虚弱，仍需要长期对症的调养治疗。俄罗斯经济长期萧条后趋于好转，绝非“私有化”带来十年痛苦之后，又从“失灵”重新变成了“灵丹妙药”，与此相反，这恰恰同普京敢于纠正叶利钦时期错误，搁置了丘拜斯制定的一系列私有化计划，特别是能源、通信等战略行业的私有化，采取措施打击私有化中崛起的金融寡头，阻止他们勾结腐败官员掠夺社会财富，然后将巨额掠夺资金转移海外有关。
    《环球时报》曾报道，俄罗斯的寡头新贵穷奢极侈，同平民百姓的贫苦形成了巨大反差。例如遭到通缉的俄寡头古辛斯基，他经常身着豪服出入巴黎五星级饭店，每餐一掷千金。他的周末是在欧洲的私人别墅里度过的，在西班牙和伦敦的奢华场所经常能看到他的身影。大寡头别列佐夫斯基曾夸口说：“几乎所有的政治家都有自己的身价，他们差不多都被我收买了。”别氏还曾嘲笑那些主张结束寡头政治的人，他认为：“普京之所以说要摆脱寡头，是因为他必须这样对选民说……但要摆脱寡头是不可能的。”的确，前俄总理普里马科夫也曾努力打击金融寡头，结果却被叶利钦和金融寡头搞下了台。普京曾被认为是“忠于叶利钦的人”，金融寡头还大撒金钱支持他竞选。俄罗斯舆论曾认为，普京的优势在于他是未知数，很少发表言论阐明自己的立场，因而遇到社会各方面阻力较少。现在看来，俄金融寡头的赌注还是押错了，难怪他们惊呼“原来普京不是叶利钦的接班人”。
    其实，寡头的失算恰恰正是历史必然，就算普京原来曾经忠于过叶利钦，看到改革失败给俄罗斯造成的灾难，他也未必愿意违背自己的良心，继续推行叶利钦已经失败的政策。据报道，普京采取打击金融寡头的行动，深深赢得了俄罗斯民众的支持，调查显示他的支持率上升到了70％。俄罗斯民众饱偿了私有化失败的苦果，才会如此拥护敢于打击金融寡头的领导人。
    叶利钦执政时期，暴发寡头不仅大肆掠夺国有资产，还全面操纵了政府的财政金融政策，直接掠夺国库、银行谋取暴利。金融寡头勾结政府的腐败官员，将原来效益良好的大型国有企业，以仅仅是零头的代价窃为己有，导致了税收大幅减少财政赤字困难，再操纵财政发行利率２００％的债券，以高利贷形式直接掠夺国库资源，将财政陷入越来越深的危机时，又发明了所谓“抵押贷款私有化”，将储藏丰厚的大油田、矿山廉价抵押拍卖。叶利钦政府优先保证寡头利息收入，宁愿拖欠巨额的工资、养老金，充分体现为少数富人服务的本质。俄罗斯民众之所以广泛地拥护普京，不是因为他已经使经济起死回生，而是长期看到政府赤裸裸为富人服务，彻底绝望之后又重新看到了希望。
    毫无疑问，普京采取打击金融寡头的措施，制止他们大肆掠夺国家资产，操纵财政金融政策和逃避税收，防止大量资产、外汇流往国外，肯定会起到恢复经济的积极作用，是俄罗斯经济明显好转的重要原因。但是，普京也顾忌到维护社会稳定需要，不愿扩大打击面以免引起动荡，从而难以纠正深层次的私有化恶果。普京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曾称对前苏联崩溃不痛心是没心肝，而不惜代价恢复前苏联是没头脑，他出于挽救经济的现实主义考虑，采取一些措施阻止金融寡头疯狂掠夺，尚不愿意冒险从根本纠正私有化错误。普京政府向金融寡头发难的方式之一，不是直接指责寡头通过私有化掠夺，而是指责他们非法隐瞒巨额财产，不向税务部门登记财产逃避大量税款，还非法洗钱将巨额资金转移国外，这好像不去追究强盗抢劫是否违法，而是指责强盗抢劫没有登记和纳税，还为逃避追查将赃物隐藏到了国外。普京的这种做法似乎很好笑，却是从复杂现实出发的折衷办法，能够避免打击面太大引起动荡，还能制止寡头疯狂掠夺改善经济，阻力较小受到社会各阶层的欢迎，甚至赢得了反对叶利钦的左派拥护，但是，这种折衷办法也难以解决深层次矛盾。
    考察俄罗斯的曲折改革历程，人们不难看出腐败官僚的既得利益，对制止私有化掠夺形成了巨大阻力，因此只有当灾难长期积累到严重程度，才出现了纠正私有化错误的政策调整，普京曾被认为是“忠于叶利钦的人”，却敢于挑战寡头集团了巨大阻力，正是因为国家生存遇到了严重威胁。普京上台后对国家政策进行了调整，恢复前苏联国歌倡导爱国主义，推行强国路线努力振兴民族经济，改变金融寡头干预政治的局面，防止寡头操纵经济政策谋取私利，促使俄罗斯经济出现了明显的好转，但是，寡头也为维护自身利益进行顽强抵抗。俄罗斯遭到通缉的两大头号寡头，现在均流亡美国积极开展活动，通过各种途径向普京反攻施加压力，甚至有可能涉嫌多起暗杀活动。美国一面积极宣扬俄罗斯腐败丑闻，一面为谋求国际战略利益庇护俄寡头，作为干涉和威胁俄罗斯的筹码。国际货币基金也指责俄罗斯的改革陷入停顿，要胁恢复被普京搁置的战略行业私有化。俄罗斯新兴资产阶级和右翼政党，利用经济改善和社会矛盾缓和的时机，又积极筹划推行谋求自身利益的一系列新改革，诸如推动议会通过新的土地私有化法案，允许大企业兼并个体农户的土地，还向议会中阻碍它们的共产党左翼力量，发动了新一轮的政治攻势以扫清障碍，普京虽对此表示不赞成担心影响稳定，但却无没有或无力阻止右翼政党的攻势。由于普京的做法模糊了左、右翼界限，客观上对左翼势力起到分化作用，但据法新社报道，民意调查显示俄共的支持率大幅度上升到了３５％，并未像右翼政治攻势宣传的那样丧失影响，“倘若今天举行议会选举，俄罗斯共产党将大获全胜，而亲克里姆林宫的最大右翼政党将被远远抛在后面”。俄罗斯经济状况略有改善的条件下，俄罗斯民众的政治倾向变化耐人寻味，反映了人们长期经历改革后的冷静思考，将会深远影响俄罗斯未来政治局势。倘若俄罗斯经济形势由晴转阴，社会矛盾随时都可能再次尖锐化，俄罗斯未来政治走向仍然充满变数。

    ４．问： 近年来，人们非常关注拉丁美洲的情况， 有不少拉美国家发生了社会经济动荡，阿根廷经济危机引起了全世界关注，请您谈谈对拉丁美洲经济状况的看法，拉美的处境也同新自由主义有联系吗？

    答：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拉丁美洲最先卷入了全球化的浪潮，全面推行了投资、贸易、金融领域自由化。但近年来，拉丁美洲正经历着激烈的经济动荡，先是阿根廷爆发了严重的金融危机，继而触发了社会动乱和政治危机，随后，金融动荡又仿佛像具有传染力的疫病，逐渐蔓延到了邻近的乌拉圭、巴西等国，甚至引起了公众舆论和政治局势的剧变。由于全球化造成的贫富分化等问题，拉丁美洲早就产生了反全球化运动，但以前仅作为民间的反对势力存在，而现在竟然迅速壮大执掌政权，如积极参与反全球化的世界社会论坛，被指责为“极左派”的劳工党领袖劳拉，不久前以压倒性优势赢得了巴西总统大选。巴西总统大选初选投票中，主张反对全球化的几位总统候选人，共获得了近８０％选民的支持，其中包括劳工阶层和中产阶级，甚至还有相当数量的民族资产阶级。此后不久，厄瓜多尔大选也产生了反全球化的左翼总统，玻利维亚的大选左派也获得了重大胜利。
    拉美政坛风向的剧变引起了美国的担忧，《纽约时报》的评论家费拉罗忧心忡忡地撰文指出，“持续二十年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试验，正在越来越多的拉美国家遭到反弹，无论从秘鲁到巴拉圭，从巴西到玻利维亚，还是从厄瓜多尔到委内瑞拉，我们或许正在目睹一个时代的终结，９０年代末正统的经济改革终告失败．．．＂。他还以秘鲁私有化引发的大罢工抗议为例，劝告美国对新自由主义改革方案重新包装，“更多强调促进出口和扩大贸易政策，不要再固执地逼迫拉美各国政府推行私有化和削减社会开支，改善美国公众形象并削弱反对势力。”
    费拉罗作为美国右翼智囊的担忧不无根据，阿根廷曾被美国官方称为改革楷模，乃是最彻底推行了新自由主义的国家，当年阿根廷盛行私有化浪潮之时，从银行、发电站到大油田、矿山，从港口、码头到飞机场、火车站，几乎买光了竞争性和战略性企业，除了被解雇工人抗议外很少受到反对。如今拉美各国看到阿根廷作为私有化楷模，出卖国企资产吸引外资的蜜月终结之后，跌入了金融危机的深渊难以自拔，腐败官僚趁私有化之机暴富丑闻曝光，激起了拉美民众对私有化的强烈反感，秘鲁、危地马拉、玻利维亚等国，相继爆发了反私有化的抗议活动。
    秘鲁总统特洛多政府因推行私有化，引发了大规模抗议行动和社会骚乱，被迫于２００２年６月１２日解散内阁，撤除了其经济部长库茨斯基的职务。库茨斯基是信奉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在西方金融界和国际货币基金支持下，主张加速矿业、能源等战略行业的私有化，力争筹集７亿美元以上私有化收入，用于弥补政府赤字确保偿还欠西方债务，但由于阿根廷等国私有化恶果的曝光，库茨斯基遇到了越来越强烈的社会阻力。秘鲁政府决定出售最大的国家水电综合企业，２００２年５月初引发了４８小时的全国大罢工，随后对秘鲁北部的塔拉罗国有炼油厂私有化的决定，也激起了大规模的社会抗议活动。经济部长库茨斯基不顾社会强烈反对，６月份继续宣布出售两个南方国有发电厂，引发了南方七个省份的大罢工和骚乱，抗议获得了社会广泛声援并且向全国扩散。秘鲁政府最初对抗议采取了强硬态度，指责抗议者是“制造骚乱的极端分子”，宣布当地进入３０天的紧急状态，并从全国调遣军队准备压制抗议活动，但是，由于抗议私有化赢得了广泛社会支持，军队也表示同情并且拒绝服从调遣命令，秘鲁总统特洛多为挽回危局平息抗议，被迫宣布停止私有化并且解散其内阁。国际货币基金对中断私有化强烈不满，指责特洛多违背了对西方资本的承诺，声称对“投资者和市场产生了不利影响”，但是，由于秘鲁总统特洛多的民众支持率，竟然急剧下降到了１０％以下，甚至低于因腐败下台的秘鲁前总统滕森，他仿佛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也无法理会国际货币基金施加的压力了。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盛行拉美二十年来，在美国操纵的国际经济组织逼迫下，拉美各国一直恪守市场原教旨主义信条，造成各种社会恶果经过了长期的积累，终于爆发了遍及整个大陆的抗议活动。但是，面对拉美国家的经济、政治动荡，国际货币基金依然视而不见我行我素，顽固地坚持“私有化和自由市场教条”，甚至引起了美国右翼有识之士的担忧。《迈阿密导报》的拉美专栏作家安德鲁，同华盛顿的右翼智囊团联系颇为密切，２００２年７月１４日，他以向国务卿鲍威尔献策的形式撰文称，“拉美各国政府正陷入严重的困境中，据最新民意调查表明，大多数拉美政府的民众支持率，均下降到维持稳定所需的３０％以下，包括玻利维亚、巴西、阿根廷、哥伦比亚，还有厄瓜多尔、秘鲁、乌拉圭等等”。他还督促美国政府调整对拉美政策，不要再继续强调“私有化和削减政府开支”，否则“拉美将变成孕育救世主式左翼政权的肥沃土壤”。安德鲁的警告果然变成了现实，仅仅短短的几个月之后，巴西、厄瓜多尔、玻利维亚等国的大选中，新兴的左翼政党相继赢得了重大胜利，从被西方贬低为“极端派”的反全球化民间力量，一转眼堂而皇之地步入了执政的殿堂。２００３年５月阿根廷大选中，前总统梅内姆因坚持新自由主义，丧失民心被迫自动退出总统选举，主张发展民族工业的基什内尔，虽是政坛新秀却轻松赢得了大选。
    拉美反全球化运动勃起影响了世界格局，“社会论坛”的全球影响力明显提高，最近法国总统希拉克在八国峰会期间，特意邀请巴西、中国、印度等国领导人，举行具有战略意义的南北高峰对话，实质上是为联合第三世界的反霸力量，开展牵制抗衡美国全球霸权的外交攻势。中国有些人追随美国主流媒体的调子，认为反全球化运动不符合世界潮流，仅是鱼龙混杂、不成气候的民间力量，这种态度不利于全面认识全球化的利弊，不利于团结第三世界提高中国国际地位，有必要根据国际格局的新变化进行反思。
    近来拉美出现反全球化运动的新浪潮，一些左派政党纷纷赢得大选胜利，其直接导火索是阿根廷金融危机。阿根廷的经验教训有特殊借鉴意义，因为它是经济全球化的先驱国家，七十年代中期爆发军事政变后，就废除了庀隆时代的贸易保护政策，从民族主义政策转向新自由主义改革，全面推行了贸易、投资的自由化，经济开放起步早、时间长，更为彻底融入了全球化的进程。阿根廷还是美国赞扬的全球化楷模，它所推行的一系列改革开放措施，更加符合西方的自由贸易和产权理论，符合美国所倡导的规范市场经济模式，符合世界银行的全球化结构调整方案，不像泰国、韩国等一些亚洲国家那样，被西方批评为不规范的裙带资本主义。由于阿根廷有较长的经济开放历程，对比庀隆执政的“贸易保护”时期，更有利于考察全球化的实践结果。
    阿根廷卷入经济全球化二十年之后，竟然从一个相对富庶的拉美国家，陷入如此饥饿遍地、贫困潦倒的境地， 其惨痛教训值得深入研究引以为戒。 阿根廷像众多的亚非拉国家一样，对外开放政策上经历过多次反复，其曲折复杂历程对中国颇有启示。十九世纪，阿根廷同其他许多亚非拉国家一样，在西方列强主导的第一次经济全球化时期，处于资源、原材料出口国的依附地位。一次大战期间西方列强之间忙于混战，放松了对拉美国家的控制和竞争压力，阿根廷的制造业才趁机发展起来。二次大战之后，西方列强主导的第一次经济全球化退潮，亚非拉国家纷纷摆脱殖民主义统治，形成了争取独立发展民族经济的潮流，西方发达国家也盛行社会改良政策，强调政府干预放弃了自由放任主义。阿根廷战后长期由庀隆主义政党执政，倡导政治独立、经济主权和社会公正，其政治纲领同西方社会民主党相似，除了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社会改良，强调政府干预经济和推行国有化，实行社会福利政策保护劳工利益之外，还特别强调独立自主地发展民族工业。战后阿根廷庀隆主义政党长期执政，强调保护民族利益实行进口替代政策，有力推动了国有企业和民族工业发展，科学技术和工业制造水平进步很快，甚至能够生产喷气飞机和建造核电站，是拉美少数拥有较多中产阶级的国家，社会福利和医疗保障居拉美前列，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生活水平接近欧洲西班牙。当然，战后阿根廷的进口替代政策也有弊端，如过度强调保护国内市场忽视了对外开放，不利于引进外国资金和先进技术，削弱国际竞争不利于提高经济效率，国营企业存在着冗员较多的弊病等等。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美英右翼保守政党上台执政之后，竭力推动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全球化，激烈抨击战后西方国家的社会改良，以及发展中国家的进口替代政策，宣扬全球化时代民族工业过时了，应该用境内工业的新观念取而代之，导致世界经济的潮流出现风向剧变，但是，经历二十年经济全球化再回头来看，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改良政策，以及发展中国家的进口替代政策，尽管确实存在需要改善的种种弊病，从整体上来看成绩仍远远大于缺陷，是历史上罕见的经济“黄金时期”。例如，２０世纪５０—７０年代，拉丁美洲国家实现了较高经济增长，三十年平均年增长率高达５．６％，相比之下，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拉美国家转向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后，陷入了公认停滞的“失去的十年”，尽管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某些国家恢复了增长，到了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和２１世纪初，又普遍遭受全球金融风暴的强烈冲击，国民经济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萧条滑坡，甚至像阿根廷这样的经济全球化楷模，依靠出售国企吸引外资维持短时期高增长后，又深深陷入经济危机的泥潭难以自拔，２００２年国民经济大幅度下降了１３％，比较进口替代和全球化时期的政策，究竟效果孰优孰劣显然是判若分明。
    阿根廷全面推行全球化开放贸易投资，但是，吸引外资数额增长不如人们的预期，其中原因之一是庀隆主义的贸易保护时期，外国公司为了进入阿根廷的国内市场，不得不直接投资以绕过关税保护壁垒，这样限制进口的同时也间接刺激外商投资。阿根廷搞贸易投资自由化取消保护之后，外商通过出口就可直接进入阿根廷市场，没有必要直接投资新建工厂绕过关税壁垒，同时还可选择成本更便宜的生产基地，在其他国家生产组装后再向阿根廷出口。外商直接投资促进增长的效果并不理想，原因是开放投资取消收购兼并限制之后，促进就业增长的外商投资新建企业减少，外商更愿意采取收购兼并本地企业的办法，这样可廉价获得经营人才和销售渠道，消除本地竞争对手并避免抬高工资成本。因此，阿根廷迎合全球化开放贸易投资，更多是出让本国市场和出售民族企业，吸引外商投资促进增长的效果却非常有限。此外，跨国公司采用的是资本密集型技术，并不适合阿根廷的生产要素价格环境，又不愿花费高额成本将其改造成适用技术，收购兼并本地企业后造成大量的失业，外商转移价格隐藏利润减少了阿根廷税收，国内有效需求萎缩也限制了外商投资，难以形成持续增长吸引外资的良性循环。
    但是，阿根廷政府并未反思全球化的利弊，反而将经济增长完全寄希望于外资，采取了更深卷入全球化的开放措施，通过进一步放开投资限制和私有化，大量出售国企来吸引外资的流入。二战后的庀隆主义时期，阿根廷同其它发展中国家一样，追随西欧的社会改良和国有化潮流，为推动工业化建立了许多国有企业。当时西欧大多数国家由社会党执政，主张通过社会改良和国有化措施，加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协调作用，促进经济增长并缓和经济周期危害，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缓和社会矛盾。许多亚非拉国家的民族主义政党，还主张通过国有化发展民族工业，维护经济主权并减少对西方的依赖。冷战时期，美国出于对抗前苏联威胁的压力，对全球国有化运动采取了宽容态度，南韩和台湾经济起飞都曾借助国有企业，美国从未像今天这样胁迫大搞私有化。尽管西欧和发展中国家的国有企业，在效率和经营方面确实存在不少问题，但总的来看，其历史功绩却是难以抹杀的，二次大战后，西欧经历了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经济周期波动和社会矛盾明显缓和，许多亚非拉国家通过发展国有企业，克服了本国民族私人资本力量薄弱，不愿进行风险较大的工业投资的缺点，实现了民族工业的起飞和相对较快发展，摆脱了跨国公司对经济命脉的垄断。但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起，美国积极推动全球的私有化浪潮，还暗中操纵国际货币基金推波助澜，以债务陷阱和贷款附加条件等手段，胁迫发展中国家推行大规模私有化。阿根廷在全球私有化中可谓走在前列，梅内姆从主张庀隆主义走向另一极端，鼓吹新自由主义和最彻底的私有化，甚至比右翼政客有过之而无不及。
    阿根廷私有化先从竞争性制造业起步，开始受到民族主义者和失业工人抗议，政府对大规模出卖国有企业有所顾忌，后来随着跨国公司接管一个又一个行业，不断向阿根廷施压开放更多的领域，阿根廷逐步丧失自主性越来越受制于人，为了保持稳定也不得不屈服外部压力，否则外资不满撤离就会引起经济动荡。阿根廷开放市场导致国际竞争的冲击，民族工业企业经营遇到很大困难，越来越依赖于外资流入维持经济增长。更重要的是，腐败官员从出售国企中尝到了甜头，折价出卖国企暗中可获巨额回扣，贪婪私利逐渐腐蚀民族主义传统，形成了热衷于私有化的官僚买办阶层，从此私有化浪潮席卷了阿根廷全国。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梅内姆任命卡瓦略为经济部长。卡瓦略毕业于哈佛深受美国上层权贵赏识，是经精心培养的忠实新自由主义信徒，上任后开始全面推行大规模私有化。阿根廷堪称最彻底推行了私有化的国家，它不仅卖光了竞争性领域的国有企业，还几乎卖光了战略性行业的国有企业，包括开采石油、天然气资源的国有企业，通信、电力、公用事业以及核电站，甚至还有港口、码头、飞机场、火车站。港口、火车站等属于自然垄断行业，即使在西方国家一般也是国营企业，私人资本经营可榨取高额垄断租金，但是，阿根廷官员却竭力出卖这些国有企业，仿佛出卖任何公共财产都是改革政绩，很难用提高效率等冠冕堂皇的说法解释。阿根廷金融危机触发激烈政治动荡后，昔日的私有化改革功臣纷纷下台，腐败官僚借私有化暴富的丑闻纷纷曝光，卡瓦略也因涉嫌经济犯罪锒铛入狱，私有化背后隐藏的真实动机才昭然若揭。
    值得关注的是，二战后阿根廷庀隆政党执政的时代，推行民族主义的贸易保护政策，曾被西方批评为政府过多干预经济，存在裙带关系和国有企业低效率问题，但那时阿根廷的整体经济发展水平，曾位居拉美前列接近欧洲的西班牙。但是，阿根廷抛弃庀隆时代的贸易保护政策，积极推行美国倡导的全球化、私有化之后，如今却沦落为拉丁美洲最贫困的国家。难怪阿根廷民众更加怀念庀隆时代，怀念那时的福利补贴和带薪休假，期盼恢复当年的“光荣与梦想”。庇隆总统及夫人曾自称是“穷人的代言人，当时在广大中下阶层民众中口碑甚好。今天阿根廷民众饱尝生活痛苦艰难，他们经常从父辈那里得知比起现在，过去普通民众的生活要富裕多了，现在推行全球化、私有化的官僚政客，丝毫不像庇隆夫人那样关心民众疾苦，更激起了广大民众对官僚腐败的愤怒，纷纷群情激昂地参加游行抗议示威，阿根廷陷入社会动荡和政治危机之中，政府频繁更换官员也难以恢复民众信任。
    ２００３年的阿根廷总统大选，显示了民众对新自由主义的强烈反感。梅内姆因涉嫌经济丑闻被迫下台后，受到阿根廷法院的刑事拘留调查。２００２年，法院不顾民众抗议允许他保释出狱后，梅内姆又迫不及待参与了２００３年大选，或许还想重温总统权力谋取利益的美梦。但此次阿根廷大选前的民意调查表明，他被列为“最不受民众欢迎的人”。为了避免丢人梅内姆不等大选结束，５月１４日就宣布自动退出总统选举，第一轮选举中并不出众的候选人基什内尔，不战而胜轻松赢得了本届总统选举。据报道，倘若梅内姆不宣布退出选举，基什内尔将赢得７０—８０％的选票，仅凭借梅内姆的恶名而非自己的声望，成为该国历史上得票最多的总统。难怪阿根廷民众认为，“基什内尔没有赢，梅内姆输了”。基什内尔担任总统后宣布了施政纲领，称将改变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模式，在政治、经济领域实行深刻的变革，重视发展本国的民族工业，培养本国的企业和科学技术人才，积极促进社会就业和公平分配，重点支持教育事业、公共卫生，大力兴修交通、医院等社会基础设施，履行政府保护扶植弱势群体的职责。
    阿根廷从融入全球化到爆发危机的历程，揭示出左翼民族主义政党的通病，就是容易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主义政党，一般都是遭受西方列强压迫的时期诞生的，曾经为争取国家的经济主权积极斗争，为推动本国工业化做出过很大贡献。但是，这些政党取得成绩后往往骄傲自大，出现了意识形态僵化、教条化倾向，将发展民族经济潮流的政策极端化，片面强调进口替代政策忽视扩大出口，单纯强调发展民族工业忽视引进外资，导致压抑增长潜力和丧失发展机遇，这种弊病经过长期积累变得日益明显，又产生了走向另一个极端的盲目倾向。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由于美国鼓吹的新自由主义误导，以前的民族主义政客纷纷改头换面，解放思想否定以前的意识形态，认为民族工业和国有企业统统都过时了，主权、独立之类概念都是空洞教条，不符合全球化的潮流应该一律抛弃，主张推行最彻底的私有化和对外开放，似乎忘却了民族前辈的艰苦斗争历史。
    其实，意识形态的产生有深刻历史渊源，并非脱离现实利益的空洞说教。早在大英帝国主导的全球化时代，第三世界国家也曾向西方敞开大门，跨国公司遍布工商、金融等领域，控制着矿产资源和经济命脉，旧中国同广大亚、非、拉国家一样，受到不平等贸易交换的盘剥掠夺，难以实现工业化和获得经济发展。数个世纪中，亚非拉民族在西方列强竞争的夹缝中求生存，期望发展资本主义的梦想屡屡落空，逐渐认识到没有民族独立和经济主权，根本无法保护弱小的民族工业获得发展，从而产生了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无数爱国仁人志士才不惜牺牲自己生命，为赢得民族独立和经济主权艰苦斗争。二战后，亚非拉国家工业化取得很大成绩，美国担心这些国家大力发展民族工业，实力增强改变世界格局不利于称霸，就积极鼓吹全球化诱导其敞开大门，向第三世界转移一些相对劳动密集的产业，还有服务于跨国公司的组装、加工工业，同时限制技术转移并保留高附加价值产品，采用新策略来占领发展中国家的市场，扼杀其技术开发和独立发展工业的潜力，然后利用其依赖性提出更多苛刻条件，逼迫全面开放战略性行业和资本市场，蓄意制造金融投机泡沫掠取超额利润，酿造经济危机进而控制经济命脉。
    我所著的《软战争 — 美国经济军事霸权挑战中国》一书，曾剖析了全球频繁爆发的金融危机，同美国谋求全球霸权战略之间的联系，近年来逐渐暴露出越来越多的证据，一些知情西方著名经济学家揭露的内幕，美英政界人士公开提出的新帝国主义论，称可运用包括欺骗在内的“丛林规则”，以及这次阿根廷爆发的猛烈金融危机，为我著作中的分析、判断提供了有力支持。美国获诺贝尔奖的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曾任世界银行副行长了解西方内幕，他将美国倡导的全球化开放比作鸦片战争，他说：“与19世纪一样，欧洲人和美国人，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到处冲破壁垒打开市场，却阻碍第三世界的农产品进入他们的市场。鸦片战争中，西方用战争来推行他们的不平等贸易。今天，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组织使用的金融和财政手段几乎一样有效。”

    ５．问：您认为这次阿根廷爆发的金融危机，与当年亚洲金融危机相比有何不同特点，中国从阿根廷危机中应吸取那些教训，如何趋利避害防范经济金融风险？

    答：随着“入世”过渡保护期的逐渐结束，中国必然面临经济全球化的严峻挑战，面对美国施加更大开放金融领域的压力，为了趋利避害防范经济金融风险，值得关注阿根廷金融危机的教训。阿根廷的经验教训有特殊借鉴意义，首先，因为它是经济全球化的先驱国家，最先从民族主义转向新自由主义，开始推行贸易、投资、金融自由化，经济开放的起步早、时间长，更为彻底融入了全球化的进程。相比之下，亚洲国家尚在经济全球化的途中，譬如１９９７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国际货币基金才趁机要求泰国、韩国，向外商开放银行证券领域投资，允许外资收购２５％以上的控股权，出售战略性行业的大型国有企业，但是，这些开放要求对于阿根廷来说，早在二十年前就提出并开始实施了。有人认为改革开放的最终目标，就是同国际接轨融入全球化潮流，但到达全球化的彼岸究竟会怎样，必须深入考察阿根廷等先驱国家，才有可能真正看的比较清楚。
    阿根廷还以金融自由化闻名于世，银行证券领域的开放程度很高，是国际货币基金积极推荐的改革典范。１９９８年，俄罗斯陷入金融危机狼狈不堪时，美国前财政部长奥尼尔曾向俄官员建议，“你们为何不效仿阿根廷的金融改革呢？阿根廷金融完全向跨国银行开放了，跨国银行通过收购占有很高份额，这样就能稳定金融解决银行坏账问题。”阿根廷在国有企业改革方面也走得很远，实现了所有国有资产进入市场“全流通”，基本卖光了战略性行业的国有企业，包括银行业、自然资源和公用事业，私有化水平位居发展中国家的前列，私有化收入甚至比俄罗斯还高三倍，并将出售国企资金用于社会保障体系。由于中国的国有股减持屡遭挫折，允许西方金融资本进入中国股市，收购、兼并国有企业并且推动ＭＢＯ，在经济学界、金融界的呼声日益高涨，阿根廷的经验自然很有借鉴意义。
    阿根廷经历过曲折的全球化历程，既有开放初期遭受的强烈冲击，也有外资大量流入带来的经济繁荣，但最终爆发了震惊世界的金融危机，其造成社会贫困和经济破坏之大，引发社会抗议和政局动荡之强烈，不仅超过阿根廷历史上任何一次危机，也令当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相形见绌。这表明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日益深化，金融危机的破坏作用也日益深化，全球化的彼岸未必就是“伊甸园”，大规模出售国企的私有化收入，未必就能改善社会保障维护稳定，银行金融开放更很可能风险重重，资本雄厚、经营规范的跨国银行，不仅未能确保阿根廷民众的存款安全，反倒带来资本外逃和存款冻结之害，其教训值得深入研究并引以为鉴。
    １９９７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尚未波及远在大洋彼岸的阿根廷，一些阿根廷政治家颇为得意，认为本国的经济开放进程更为彻底、规范，乃是受西方赞扬的全球化和私有化的楷模，没有裙带资本主义和政府干预过度，经济状况稳定不会爆发金融危机。有的阿根廷官员虽然担心全球化和过度开放，却总认为不会发生太严重的问题，到不了百姓挨饿和企业家跳楼的地步，而且阿根廷是美国在拉美的亲密伙伴，一直紧紧跟随美国的经济、外交政策，到了危难之时定会伸出援救之手。但是，２００１年底爆发的阿根廷金融危机，其引发的社会震荡冲击如此猛烈，却远远超过了数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美国面对阿根廷的激烈社会经济动荡，竟无动于衷地宣称阿根廷是咎由自取，坐视阿根廷经济局势恶化拒绝提供援助。
    阿根廷曾被誉为拉丁美洲的粮仓，有丰富的能源、农业自然资源，向世界各国出口大量谷物、牛肉，但是，自从２００１年陷入金融危机以来，阿根廷经济却呈现急剧恶化态势，出现了遍及全国的贫困、饥饿现象。由于货币贬值、银行瘫痪和存款冻结，爆发了波及全国的社会动荡骚乱，成千上万的民众走上街头游行抗议，几十人在警察镇压骚乱中丧生，社会经济困境导致了政局动荡不已，仅仅一个月内就连续更换了五位总统。从２００１年１２月，阿根廷的食品消费减少１９％，２００２年１月又减少了１２％，阿根廷总统被迫宣布进入食品紧急状态。据阿根廷官方统计局公布的统计数字，从２００１年１０月至２００２年３月，大约１５０万阿根廷人加入到贫困大军，贫困人口上升到占其人口总数的４２．６％。２００２年下半年，尽管阿根廷政局动荡稍有缓和，但随着企业破产和失业大军猛增，失业率急剧上升到人口的四分之一，社会贫困人口仍继续迅速攀升，截至２００２年１０月，社会贫困人口比重已上升至５７％，而且这种趋势还正在继续延续下去，预计２００３年社会贫困率将突破６０％。
    经济危机导致了严重的社会恶果，国际货币基金强加的经济结构调整方案，规定政府削减公共开支以确保偿还外债，加剧了经济萎缩及社会福利的恶化，儿童和退休老年人受到的影响最大，据官方统计的儿童贫困率竟高达６７％。２００２年１１月１２日，阿根廷报刊报道了震惊全国的新闻，北部图库漫省有五个儿童因饥饿死亡，而且由于普遍的饥饿和营养不良，其他２２个省份也广泛存在类似问题，２００２年大约有数百名儿童饿死。阿根廷曾拥有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医疗体系，如今也因经济危机陷入了全面瘫痪，由于政府削减社会开支和限制银行提款，加上货币贬值和进口药价上涨等等原因，阿根廷的公共医疗体系几乎陷于瓦解，８０％的医院无法得到正常的药品供应，退休老年人被迫自费从市场上购买药品，危机严重时期有一半首都居民受到影响，被迫减少或停止购买所需的药品，包括患有心脏病、糖尿病的严重病人。阿根廷有３５０万退休者的医药费用，大多依靠政府资助的社会保障体系，由于财政陷入危机社会保障资金短缺，无法支付拖欠药店的五亿美元资金，全国一万两千家药店中有一半被迫关门。
    ２００３年爆发的全球“非典”疫情，警示人们必须重视社会经济协调发展，应加大社会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的投入，但国际货币基金推荐的全球化结构调整方案，却误导拉美大幅度削减政府公共卫生支出，曾导致拉美各国的公共卫生状况显著恶化，如拉美刚开始推行全球化的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乌拉圭的婴儿死亡率从千分之二十八升到三十二，巴西则从千分之六十六上升到七十四，秘鲁的人均营养水平从必要基准线的９７％下降到８５％，各种恶性的传染病均呈迅速上升的趋势，秘鲁的传染病发病率增加了两倍之多，８０年代后期拉美国家出现了霍乱大流行，同医疗卫生条件恶化有直接关系，闹得整个社会人心惶惶，广大民众也深受其害。阿根廷曾是拉美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国家，拥有拉美最健全的社会保障医疗体系，人均工资水平曾在拉美名列前列，但是，阿根廷成为美国称赞的全球化楷模之后，靠外资流入支撑的短期经济繁荣好景不长，阿根廷以前令人羡慕的人均工资水平，如今却急剧下降到拉丁美洲的倒数几位，曾健全的社会保障医疗体系也陷入瘫痪，婴儿死亡率则从拉美的最低水平，上升到最高水平直逼最贫穷的国家。
    阿根廷经济危机不仅冲击了劳动阶层，而且还冲击了中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后者从银行瘫痪和股市暴跌中损失惨重，而前者却很少拥有银行存款和股票。阿根廷推行全球化的早期阶段，从外资大量涌入中获得利益的，主要是买办阶层和中产阶级，首当其冲的是蓝领劳动阶层，伴随外资收购和国企私有化进程，大批工人被解雇并抛向街头，但是，政府官员却很少重视社会不稳定苗头，认为只要外国资本源源不断流入，各种经济社会问题终将获得解决。但是，这种两级分化的增长难以维持，终于酿造了全面经济危机的爆发，就连中产阶层和资产阶级也难以幸免。经济危机导致市场需求急剧萎缩，阿根廷众多私营企业陷入经营困境，银行瘫痪和股市暴跌更是雪上加霜，难以获得维持经营所需的资金。据报道，阿根廷有三万多韩国侨民经营商业企业，就有两万人难以维持企业被迫离开。加入街头抗议还有大批公务员，他们的工资、医疗、养老保障等，也因银行冻结存款几乎陷于中止。阿根廷的政府官员、议员和买办阶层，他们曾积极推动全球化并从中获益，现在却被指责为造成灾难的罪魁祸首，成为了阿根廷民众发泄愤怒的对象，只要出现在公共场所就成了过街老鼠。阿根廷外交部长刚登上出访客机，就遭到阿根廷同机乘客辱骂赶了下来。政府官员、经济顾问和各党派的议员，经常在餐馆、市场、剧院等公共场所，成为愤怒阿根廷民众的围攻对象。曾令人羡慕的跨国银行的白领经理，现在为避免民众围攻不敢走大门，只能悄悄溜银行后门上、下班。一位阿根廷议员的住宅被民众烧毁后，他困惑地哀叹道，“阿根廷究竟是怎么了？为何陷入如此疯狂的地步？难道所有政治家都是贼吗？”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一个核心步骤，就是金融领域和资本市场的自由化。伴随着发展中国家推行私有化，逐步丧失民族经济实力和谈判能力，国际资本就会提出越来越苛刻的要求，逼迫发展中国家开放战略性行业，其中最核心的就是金融领域自由化，向外资开放银行业和证券市场，这样国际金融资本就享有充分自由，能够不受约束地迅速流入、流出，随意操纵金融、证券和外汇市场，炒作各种金融泡沫并谋取投机暴利，直接威胁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体系稳定。私有化为出售大型国有银行开路，金融自由化反过来加速私有化，国际金融资本实力雄厚有操纵市场优势，一旦国有企业股权进入市场“全流通”，就能掌握充足筹码人为哄抬或压低股价，酿造金融危机并逼迫国有企业破产，更为廉价地收购战略性行业的国有企业，境内工业取代民族工业的舆论攻势，为控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命脉大开方便之门。阿根廷向外资开放资本市场，获得了一些短期的经济利益，但从长远来看却带来更大弊端，如外资流入虽然推动证券市场发展，阿根廷也颇以股票市场繁荣为自豪，但西方金融投机超级大庄家的进入，实力远远超过了本国的股市庄家，能够轻易操纵股票市场的大起大落，哄抬本地上市公司股价吸引跟风，获利后抛售打压股价造成股市恐慌，导致本地中小股民蒙受重大损失，进而廉价收购兼并本地的上市公司，控制阿根廷的重要企业和战略行业。
    阿根廷金融自由化的重要内容，就是推行大型国有银行的私有化，允许外资收购本国国有、私营银行。银行业属于战略性的金融产业，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命脉，因此，许多国家都非常重视国有银行，如二战后法国推行了银行业国有化，１９８３年在资产额８００亿法郎以上的１２家银行中，有１０家属于国有银行，其中７家最大的银行全部是国有银行。韩国的国有银行也占有很高的比重，政府充分利用银行推动经济起飞。经济全球化浪潮中，美国及其操纵的国际货币基金，特别重视推动金融领域自由化，逼迫发展中国家向外资开放银行业。阿根廷开放战略性产业的投资后，外资进入银行业的速度非常之快，１９９２年，阿根廷由本国控制的银行资产，在全部银行资产中占压倒优势的８２％，外国资本控制的银行资产仅占１２％ ，但是，到了１９９７年，本国控制的银行资产下降到了４８％，外国资本控制的银行资产则上升到５２％，这意味着阿根廷的外资银行比重，短短五年中迅速增长了四倍多，位居拉美国家银行业开放程度之首。但是，阿根廷政府对于外国控制银行业的趋势，丝毫不加担忧继续鼓励扩大开放，阿根廷民众和企业也纷纷将存款，转向资本雄厚的西方跨国大银行，从１９９７年至２００１年间，阿根廷本国控制的银行资产比重，进一步从４８％萎缩至３３％，外国资本控制的银行资产比重，则从５２％进一步增长至６７％，已在阿根廷银行业占压倒优势。阿根廷本国控制的银行资产，四年中平均每年下降了６％，外国资本控制的银行资产，四年中平均每年增长９％，截至２００１年，阿根廷十家最大的银行中，外资控股的银行占了八家，包括花旗银行、纽约银行、波士顿银行等著名美国大银行。外资银行能够全面经营阿根廷比索和美元业务，阿根廷经济出现了日益加深的美元化趋势，美元流通扩大存贷款业务不断增长，货币局和联系汇率制削弱了金融主权，阿根廷政府逐渐丧失了金融调控能力，难以利用金融杠杆刺激经济发展，外债迅速增长出现了金融失控的局面。
    阿根廷金融危机蒙受损失最大的，主要是中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他们曾经对经济全球化抱有浪漫幻想，为外资流入的短期繁荣欢欣鼓舞，漠视蓝领中下阶层遭受的痛苦，没想到如今灾难也降临到自己头上，也效仿当年遭到解雇的国有企业工人，群情激愤地走上街头敲锅抗议示威。阿根廷的学者特别是经济学家，曾经迎合潮流宣扬新自由主义，抨击民族保护主义主张贸易自由化，为私有化出谋划策卖光国有企业，现在大多数也沦为金融危机的受害者。即使前经济部长卡瓦略这类的改革明星，还有梅内姆政府的腐败官僚买办，虽然出卖民族利益捞了不少好处，如今不是涉嫌经济犯罪沦为阶下囚，就是成为遭到民众痛斥的过街老鼠。阿根廷昔日被赞誉为全球化成功楷模，如今却是令人震惊的全球化失败案例，难怪阿根廷金融危机触发了拉美反全球化的新浪潮，２００２年末巴西大选中，反全球化的候选人获得了近８０％选票，赢得社会各阶层民众的广泛支持，其中包括中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
    中国入世后将加大金融领域开放程度，外资银行进入会增加外资企业的竞争力，增加政府对外资企业进行监督管理的难度，如外资企业常见的逃税、避税、转移定价，金融开放可能造成隐性外债、套利、逃汇等等。东南亚国家允许外国银行进入，开设的分支机构和离岸金融设施，是造成外债失控和金融泡沫泛滥的重要原因。据外电报道，以前中国在加入世贸谈判中，曾承诺２０００年人民币完全自由兑换，但东南亚危机爆发后，中国才知道这是非常危险的。这说明，对金融开放的潜在风险很可能估计不足，必须采取更为慎重的态度深入分析，采取更为充分的相应措施防范冲击，如外债、外汇、金融市场的监管会面临那些困难，会有多少企业和居民的资金流向外资银行，如何避免国内银行经营困难加剧触发金融危机，应如何确保政府对金融领域的有效控制，如何将引进外国银行限制在适当范围内，既能起到适度竞争的激励、示范作用，促进国内金融企业改善经营和服务质量，又不会造成失控局面丧失金融主权，等等。
    阿根廷金融危机的教训说明，金融银行业属于战略性行业，是国际资本力争控制的重点，比较制造业开放具有更大的风险。金融银行业的联系范围广泛，涉及到各行业企业和民众的利益，一旦爆发危机方方面面都受牵连，即使竞争力很强的企业也难以幸免。银行、证券业的开放有利于吸引外资，促进短期的经济增长和股市繁荣，人们为短期利益迷惑容易麻痹大意，稍有不慎很快就会受制于人。阿根廷放弃保护民族工业盲目开放，先是渐进侵蚀市场受制于跨国公司，丧失谈判筹码被迫开放战略行业，允许外资收购兼并大型国有企业，银行、证券市场开放加快了私有化，配合金融泡沫投机制造大起大落，几个回合就迅速丧失经济控制权，外资银行占据了７０％以上份额，最终经济陷入萧条爆发金融危机时，政府无力稳定金融制止大量资本外逃，广大民众存款横遭掠夺蒙受惨重损失。
    中国推进银行业和证券市场的改革，不应搞美国倡导的金融自由化，迷信“国际接轨”盲目开放市场。美国宣扬的所谓“规范经济理论”，貌似中性却暗藏强烈商业动机，譬如国内盛行一时“全流通”理论，主张任何行业的国有企业资产，都应不受限制地进入市场自由流通，由国内、外投资者自由地进行买卖，这意味着给股市形成巨大抛盘压力，必然导致股民恐慌和股市暴跌，结果深沪股市蒙受上万亿元损失，证券业陷入全行业亏损困境。倘若政府不及时宣布停止国有股减持，上市公司资产还将继续大幅度贬值，为国际资本廉价收购兼并制造商机，趁机造势唱衰中国经济并且打压股市，利用中国入世之机操纵金融证券市场，进而控制中国战略产业和经济命脉。尽管“国有股减持”宣布停止之后，“新股全流通”的传闻继续引起恐慌，迫使证监会声称将对此追究法律责任，由此可见错误流行经济理论的危害，倘若不从思想上反思难以杜绝流毒。
    由于国有股减持以来股市陷入长期低迷，允许西方金融资本进入中国股市，参与收购、兼并国有企业的呼声日高，利益驱动可能导致金融开放不够谨慎，恰好迎合美国倡导的金融自由化。有人认为中国外汇储备增长很快，说明现在开放资本账户的风险不大，实行人民币自由兑换条件已经成熟。实际上，正如阿根廷、韩国、日本等国经验所表明，利用海外金融热钱促使股市暴涨，制造泡沫经济繁荣假象是饮鸩止渴，全球金融热钱日交易额上万亿美元，任何国家的外汇储备都是杯水车薪。放宽人民币兑换和外汇管理规定，引入境外合格投资者参与证券市场，允许跨国公司收购、兼并国有企业，都应该先在有限范围内长期试点，观察利弊得失并探索有效管理办法，防止外资渗透削弱政府的监管能力，隐患积累最终导致失控局面，像阿根廷那样丧失经济金融主权。目前，中国应警惕国际资本的渐进性侵蚀，逐步削弱经济安全防线绕过政府管制，获得突破口后发动全面竞争攻势，来不及预防就迅速产生雪崩效应，像阿根廷等国那样突然爆发金融危机，进而触发政治危机和的社会动乱。
    当前不少地方正酝酿经营者买断收购，即银行向少数经营者提供贷款，用于买断收购国有企业的控股权。不少地方官员特别热衷于这种改革，今后两年很可能形成遍及全国的风潮。但是，这种改革是赤裸裸的私有化，同俄罗斯推行的货币私有化基本相同，潜伏着巨大的经济金融安全隐患。有人干脆只用英文术语 ＭＢＯ，避讳其面向少数人的私有化实质。俄罗斯先推行分配财产的凭证私有化，带来经济衰退、财政困难的恶果，于是转向出售国有资产的货币私有化，但是，长期推行这一政策的实践充分证明，货币私有化所造成的后果更为恶劣，腐败政府官僚和企业经理相互勾结，以极为低廉的价格大肆掠夺国有资产，国家财政丧失财税支柱更为困难，弥补社会保障缺口的期望完全落空；私有化不仅没有提高企业经营效率，反而导致四年中企业亏损面扩大三倍；由于拥有银行贷款的支配、控制权，意味着廉价获取数十倍的国有资产，银行体系就成为私有化争夺的热点，一年中竟有数十位银行行长惨遭谋杀，揭示私有化腐败严重和黑幕重重，急剧的两极分化导致了社会贫富悬殊，形成了控制经济的少数金融寡头，１９９８年爆发财政金融双重危机，俄罗斯政府财政几乎陷入破产境地，广大民众包括新兴资产阶级的存款，也在银行破产倒闭浪潮中损失惨重。
    ２００３年７月２５日，据《财经信息》报道，“自今年２月依赖，在国有资产管理相关法律不完善的前提下，在国资委亮相前，各地方政府一哄而上大规模出售国有资产，西安、山东、江苏、重庆、上海、辽宁等地，纷纷推出了自己的国资出售方案。日前，北京市也加入到这一行列中来，从而使中国各地对出售国有资产的热情更加踊跃”。这是继国有股减持受挫被停止之后，各地自发推出将会造成重大经济损失，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的不慎重措施。尽管众多经济学家曾看好国有股减持，但国有股减持从推出到停止的一年中，中国股市总市值损失高达一万八千以亿元。今天各地推出竞相出售国有企业方案，并未经过科学严谨的论证和试点工作，遭到了越来越多经济学家的质疑反对，盲目推行很可能造成数万亿元损失，导致全国国有资产迅速贬值并大规模流失。
    据中国总会计师协会理事的刊物报道，“许多专家认为各地大规模一哄而上出售国有资产，是在用无数的国有资产寻找有限的购买力，相互之间形成了激烈的竞争态势，是一种对国有资产的‘自轻’、‘自贱’、‘自贬’行为，各地卖也卖不出好价钱，各地自己往下压价，压倒贱的不能再贱时才出手”。国际上也不乏这样的先例，例如，阿根廷虽然是资本主义小国，私有化存在着严重的腐败现象，九十年代私有化金额三百亿美元，俄罗斯以前曾是社会主义大国，九十年代私有化金额仅有一百亿美元，由此可见，国有资产越多供求就越不平衡，收不到钱反而造成巨大损失。中国的国有资产规模，现在虽然远远超过俄罗斯，但很可能出售收入还不如俄罗斯。
    美国获诺贝尔奖的著名教授斯蒂格利茨，曾任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撰文指出“俄罗斯在１９９５年后在臭名昭著的‘贷款换股份’，实际上变成了不合法的私有化”，“向私人贷款用来购买这些企业，或按照贷款换股份协议，以政府企业股份做抵押向政府申请贷款。谁拥有银行的控制权或特殊关系，谁就能大量廉价收购或掠夺国有资产。金融特权就意味着收购国有企业的特权。表面上腐败不那么直接，程序比政府官员将国有资产直接送给朋友还要不透明。由于存在腐败和利用职权，由此形成的私有权削弱了国家利益，危害了社会秩序”。叶利钦上台曾经以“反腐败”为号召，但现在正沸沸扬扬的洗钱丑闻，牵涉了他的家族和几乎所有政府高官，都涉嫌将巨额非法财产转移到海外个人账户，美国《新闻周刊》以“盗窃国家”称呼俄罗斯。
    值得关注的是，国内流行的经营者买断收购主张，潜伏着很大的金融安全隐患。由于前些年推行“抓大放小”时期，地方中小国有企业已几乎卖光，现在国内推行经营者买断收购的目标，已经转向了地方的骨干国有企业，允许外资收购国有企业控股权，将大大加快出售国有企业的步伐，一旦经营者买断收购形成全国性风潮，不仅地方的国有经济将迅速瓦解，大批职工下岗、失业不利于社会稳定，还会严重影响地方政府的财税来源，削弱社会保障和公共卫生体系的建设，威胁银行体系和百姓存款的安全，最终牵连波及所有大中型国有企业，危及财政税源支柱及国家经济安全。九十年代，报刊媒体曾广泛报道某地的产权改革，该地领导以大胆卖光国有企业著称，获得了闻名一时的称号“程卖光”，舆论报道曾宣扬改革的成效如何显著，但后来却发现职工下岗、企业纷纷垮台，据报道前不久“程卖光”畏罪外逃，他在海外账户上竟然积累了数千万元，都是趁卖光国有企业搜刮的非法财产，出售国企暗含腐败直接导致了资本外逃。现在的经营者买断收购比以前更加危险，因为，买卖对象转向了地方骨干国有企业，而且经营者本人不承担资金风险，借用的是民众在银行的血汗存款。许多企业、投资机构看好这种改革，正在积极策划、网络资金并疏通关系，期盼通过复杂的包装炒作获得巨大利益。
    由于多年来的通货紧缩和需求不振，许多私营企业也面临着经营困难，ＭＢＯ当然也不是“灵丹妙药”，不少人愿意高息借款参与此事，获利途径很可能同“程卖光”相似，是通过买通关系、压低价格和转移资产。某县有一家职工人数上千的大水泥厂，属于地方骨干中型国有企业，以前一直效率不错上缴大量利税，前不久该地镇长从银行贷款五百万元，收购了这家资产上千万的国有企业，改制后职工的劳动时间延长了５０％，所得工资收入却被平均削减了４０％，还有众多职工下岗被农民工取代，但改制企业仍经营困难资金周转紧张，据悉企业老板深知经营风险很大，正悄悄将资金逐步转移到个人账户，挣足了个人财富随时可“一走了之”，破产仅仅涉及改制企业的有限责任，对他个人利益来说完全无所谓，真正损失的是企业职工的饭碗，还有银行里的广大民众的血汗存款。由此可见，经营者买断收购的潜在危害很大，不仅直接导致了腐败泛滥的危险性，还会增加银行坏账和资本外逃风险，根本违反了中央的精神和改革宗旨，完全可以说是“三个不代表”，将会导致社会生产力遭到破坏，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遭受侵犯，贪婪谋私的腐败文化横行泛滥，还必然造成“三个不利于”的恶果，不利于坚持社会主义改革方向，不利于维护社会的稳定，不利于提高广大人民的生活水平。当前，应及早遏制经营者买断收购的势头，以免蔓延开来形成既得利益集团，这样才能维护国家经济金融安全，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西方现代大型企业中，经营权可以下放，产权处置权必须集中。国有资产的管理权也必须集中，地方政府只有经营代理权，“三级所有”应是“三级代理”，不应包括资产所有处置权，因为这是全民所有的公共财产，否则难以防止腐败贱卖的行为。即使出售地方国有资产，也必须通过集中审批程序，严格杜绝腐败、作弊的行为，分期、分批逐个上市出售，这样才真正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宁可先将地方的不良国有资产，先无偿交给素质好的国企托管，这样出售国企少了收入反而多了，国家才能获得长期稳定的资产收入，通过国有资产适当流通来调整结构，用于社会保障和稳定财政、金融。有些地方试点出售中型国有企业，效益好的企业也打五折出售，仅仅出售给极少数高层经营者，而且利用银行贷款不承担风险，未加制止各地就竞相效仿跟风，造成严重腐败和恶劣社会影响。这些试点失误应该及时清理、纠正，建立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和流失追究的责任制度。“试点”与“推广”应严格分开，否则会造成“明试点、暗推广”，出现“先做再说、形成事实”的歪风，导致遍及全国恶果和宏观失控的局面。由于潜伏腐败利益的驱动机制，自发贱卖国有资产具有传染性，必须有战胜“非典”决心和意志，坚决及时制止其在全国蔓延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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