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目崇拜西方经济学理论 并不能赢得西方学者的尊重

杨斌说，“盲目追随和崇拜西方的经济学理论，其实并不能赢得西方学者的尊重，只有从实际出发敢于坚持中国独有的特色，才能取得改革和建设的成功并赢得西方学者的尊重。西方学者对中国走‘北京共识’道路成功的赞扬，对俄罗斯追随‘华盛顿共识’失败的批评，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杨斌举了一些例子，建国初期，他的父亲杨培新作为人民银行首任行长的业务秘书，直接参加了陈云同志领导下的稳定财经工作，当时很短的时间内就把国民党多少年都没有解决的恶性通货膨胀和严重失业问题都治理了，而且在抗美援朝对抗世界头号强国美国的同时，促使新中国的经济获得了高速发展；后来在改革开放的初期，中国面临着数千万知识青年返城的待业困难，还有消费品严重短缺的隐形通货膨胀压力，当时有人主张按照西方货币主义理论紧缩货币供给，为控制通货膨胀不惜加重就业困难，但杨培新却主张适度扩大银行信贷规模促进经济结构调整，通过支持国有企业面向市场扩大消费品生产，迅速繁荣市场并缓解了通货膨胀压力，同时又通过发展生产解决了数千万知青的就业问题。“要知道按照西方流行的货币主义经济理论，治理通货膨胀必带来失业，反之亦然，许多西方经济学家都认为同时治理通货膨胀和失业是不可能的，但是，新中国建国初期和改革开放初期，恰恰在很困难的情况下做到了这一点，令许多西方著名经济学家也赞叹不已。我父亲在应美国联邦银行邀请访美期间，曾遇到美国货币主义理论的著名创立人弗利德曼教授，他对中国治理通货膨胀和失业的成就也非常钦佩，他称倘若谁能解释中国的成功就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父亲参加新中国建设和金融改革的亲身经历，让我明白了从实际出发的重要性，使我尽管在西方读了很多书，却始终能不迷信西方的正统经济理论，始终在经济研究中把关注实际民生放在重要位置。盲目追随和崇拜西方的经济学理论，其实并不能赢得西方学者的尊重，只有从实际出发敢于坚持中国独有的特色，才能取得改革和建设的成功并赢得西方学者的尊重”。

谈到杨斌，常常会有人想到他的父亲杨培新老先生，这位被人们称为“杨承包”的经济学家，他与“吴市场”（吴敬琏）、“厉股份”（厉以宁）等一起，都是改革开放以来受到广泛关注的著名经济学家。杨培新老先生解放前一直在周恩来、董必武的领导下做争取民族资产阶级的统战工作，解放后在陈云、南汉辰领导下为开创新中国的金融事业作了不少贡献。

“文革期间父亲因为解放前曾在白区工作过，受冲击很大，我往往要跟黑几类的子女归在一块儿，入团入党自然谈不上，坚持自学又被扣上白专道路的帽子。所以，现在有人指责我的观点是‘左的惯性思维’，我总感到暗自好笑”，“我父亲文革中长期挨整，不能直接过问、帮助我学习，但是他不时谈到自己的丰富经历，对我后来的经济研究有很大启发。”

谈到父亲“杨承包”的称号，杨斌笑说有人觉得“承包”不如“股份”洋气，误认为父亲不懂市场经济。他说实际上父亲在解放前就已经写了很多书，专门分析旧中国资本主义下各种各样的市场，那时股票、期货、黄金、外汇市场等等都非常活跃，股票市场不仅买卖股票现货，而且还交易股票期货，不仅交易中国股票，而且还交易西方国家企业的股票，金融市场开放、发达程度甚至超过今天，上海曾是仅次于纽约、伦敦的重要金融中心，但是，当年就是投机黑幕重重，腐败弊病丛生。当年父亲曾勇于揭露国民党官僚操纵金融的腐败黑幕，在重庆、上海、香港等地经济界赢得了很大的声望。父亲同胡代光、高鸿业等老一辈经济学家一样，恰恰是由于深知股票市场投机弊端，才不像新一代经济学家那样对股份制抱浪漫幻想，主张对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持慎重态度。父亲正是亲身体验过当年民族资产阶级报国无门、救国无望的困境，才在今天改革方向上主张坚持社会主义和公有制。

“父亲一方面注重实际，一方面又写书、搞研究，从新中国经济建设到改革开放年代，工作都非常勤奋、辛苦。现在由于长期辛劳、身体多病的原因，他很难再写东西了。他现在对国内改革中的新自由主义倾向非常担忧，像各地改革中大量贱卖国企的私有化倾向。他还认为金融开放中应特别注意维护经济主权，避免出现旧中国金融遭受西方资本控制的局面。他谈到当年民族资产阶级和许多民主人士如章士昭，都呼吁保护国内市场和民族工业，但因旧中国没有经济主权而无能为力，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不关注民生，迫使广大民众为求生存起来革命，今天应珍惜前辈流血牺牲赢得的经济金融主权。”

（摘自《杨斌：不唯洋的“老海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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