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今腐败现象的实质

—对中国腐败现象的理性思考之一

郝贵生

    中国当前社会腐败现象极其严重，这是任何人都不能不正视的客观现实问题。不仅突出地表现在官场和经济领域，教育、医疗、文化出版、体育等几乎所有领域都有严重的腐败现象。近些年来，党中央采取了多项措施，揭露出大批的腐败分子。但腐败现象前赴后继，似有越反越严重的趋势。去年底，党中央又召开了专门研究反腐败问题的中央纪委会议，胡锦涛做了重要讲话，并通过了有关反腐败问题的重要决议。近日闭幕的两会，反腐败问题也是代表们讨论的热点之一，尽管代表们提出了许多具体的合理化的建议，但是在笔者看来，总是就事论事，总是在枝节和具体条文上下功夫，而没有抓住反腐败的根本问题。年年党的会议和两会上都在研究讨论反腐败问题，但收效甚微，其原因就是没有抓到点子上。习近平同志去年年初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的重要讲话中反复强调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认识中国当今的现实问题。因此笔者认为，抓住反腐败的根本问题，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上认识中国当前的腐败现象。笔者试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就中国腐败现象的实质、根源，以及克服腐败现象的根本途经和方法谈几点个人的见解。      

唯物辩证法认为，任何事物都是现象和本质的统一。现象是事物外在的、个别的、多变易逝的、表面的、外露的东西，本质是事物内在的、一般的、稳定的、隐蔽的深层次的东西。本质是现象的根据，本质决定现象，本质总是通过一定的现象表现自己的存在；现象从特定的方面表现事物的本质，其存在和变化，归根结底依赖于本质。认识事物，不仅认识事物的现象，更重要的是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只是停留在对事物表面现象的认识，不可能真正找到产生现象的社会根源和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只有透过现象看本质，才能抓住事物的根本，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

解决中国的腐败现象，首先必须认识中国腐败现象的实质。承认中国当前存在着严重的腐败现象，这几乎是中国当前各个阶层的绝大多数人都承认的客观事实（也有一些个别人包括一些官员和所谓的“精英”学者，他们直接或变相鼓吹腐败有理论，对他们的批判和驳斥不是本文的重点，这里不再赘述）。但中国腐败现象的实质究竟是什么？认识并不完全相同。一些人谈论腐败问题，只是就腐败现象谈腐败，甚至把腐败现象与腐败人物割裂开来（原天津市委书记张立昌在李宝金、皮黔生没有揭露之前说过，天津市只有腐败现象，没有腐败人物），不敢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的方法认识中国腐败现象的实质，也不愿意真正从经济、政治、文化等多个角度认识腐败现象的根源，因而也就不可能真正找到克服腐败现象的途经和方法。还有些人把中国当前的腐败现象与中国封建社会的腐败现象、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腐败现象等同起来，认为社会腐败现象是人类社会生活和世界各国共同存在的问题，有共同的根源和共同的根治方法。一些人发表文章，希望把西方某些国家、新加坡、香港等地区的反腐经验、制度、方法简单照搬过来。笔者反对上述认识和方法。

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认为，真理与谬误、善与恶、美与丑、正义与邪恶是社会生活中永恒对立的范畴。不仅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上述对立，剥削阶级国家中也存在上述对立。社会生活中的腐败现象实质是社会生活中一切错误、丑恶、邪恶现象发展的顶峰。中国当前腐败现象也是中国当前社会丑恶、邪恶现象发展的顶峰和极端表现，其对社会的腐蚀和破坏作用是极其巨大的。唯物史观还认为，真理与谬误、善与恶、美与丑、正义与邪恶的对立是具体的、历史的，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国家表现是不完全相同的。中国封建社会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确也存在腐败现象。它们与中国当前的腐败现象确实也有某些相似之处，但本质是不相同的。中国封建社会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基础是私有制，国家的性质是维护剥削阶级利益的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国家。整个统治阶级同人民群众之间的利益是根本对立的。但剥削阶级成员相互之间也必须有他们共同遵守的游戏规则。因此他们的腐败现象的实质是腐败分子对统治阶级内部的游戏规则的破坏，是统治阶级内部利益的相互对立。这些国家反腐败的实质也是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斗争，是统治阶级内部成员维护还是破坏他们自身规则的斗争。当然这种斗争也是利益的斗争，也是正义与邪恶的斗争，有时也是很激烈的，但归根结底还都是统治阶级之间的利益之争，是统治阶级在占有劳动阶级根本利益基础上内部不同瓜分方式的斗争。而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基础是公有制或公有制为主体，国家的性质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国家工作人员特别是握有权力的各级领导者本身是人民群众的公仆，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他们同人民群众之间没有根本的利益对立和利益冲突。社会腐败的本质实质上是握有权力的领导者利用权力或其他非法、非正当手段占有国家和人民群众的财富。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同人民群众的利益关系从根本一致的关系已经发展为对立甚至根本对立的关系。占有国家和人民的财富实质是占有他人的劳动。唯物史观认为，阶级是一个经济范畴，但阶级斗争不仅是一个经济范畴，也是一个政治范畴、思想范畴。阶级斗争的实质是不同集体的利益的根本对立。列宁在谈到阶级的实质时就说，阶级就是一个集团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中国当前的腐败既然是一部分人非法占有另一部分人的劳动，是腐败分子同劳动群众之间的利益的根本对立。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当前的腐败现象本质上就是少数人对大多数人的剥削、压迫，是坑害、损害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甚至生命的行为，是阶级对立的关系，也是当前中国社会阶级斗争的重要表现。原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郑筱萸的腐败行为不仅表现在其受贿600万之多，更重要的是其受贿、失职、渎职行为，使无数滥竽充数的所谓新药以高昂的价格掏空了老百姓腰包，又让老百姓饱受假冒伪劣药品之苦。2006年曾经轰动全国的直接导致9人死亡的齐齐哈尔市第二制药厂生产的假药亮菌甲素就是通过对国家药监局郑筱萸等人行贿而获得药监局GMP证书的。抗美援朝时期，不法资本家为谋取不义之财，大量制造不合格的药品和纱布，坑害与侵略者浴血奋战的志愿军战士。这是当时的典型的阶级斗争的表现。郑筱萸等人的受贿等不法行为导致人民生命财产巨大损失的行为与不法资本家的行为有区别吗？在一定意义上甚至有过之而不及。这难道不是人民群众同郑筱萸为代表的腐败分子根本利益的对立吗？难道不是当今中国社会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的重要表现吗？同时，腐败分子也绝不是头脑中简单存在着私有观念，而是其世界观彻头彻尾地剥削阶级化了，他们本身已堕落为蜕化变质分子，同时也是剥削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他们不仅在经济上占有国家和人民的财富，在思想文化和政治上也反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10多年前，曾有较大社会影响的作家张平所写的反腐小说《抉择》中写到国有企业负责人侵吞国有资产的腐败行为后和作为正面人物的该市市长的一段对话中说，你难道还看不到作为社会主义的苏联已经解体了吗？中国早晚也要走这条道路。我今天是共产党的书记和厂长，明天就是资本家。原天津市检察长李宝金其工作性质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行使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职能，但其本人却不务正业，拿出相当多的时间直接或间接参与经济行为，与之相互勾结的天津市私营企业家王小毛从上世纪90年代初的30万元本钱短短15、6年期间发展到30个亿。其每一次的较大飞跃几乎都与李宝金有直接关系。李宝金作为国家检察官，不可能不知道单位私设小金库的违法性，可就是他本人掌握的检察院的小金库就达1亿多元。尽管我们直接找不到李宝金公开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论，但他的所作所为难道不是在挖社会主义的墙角和改变无产阶级专政的性质吗？从报刊已经揭露和判处徒刑的腐败者背后大都有一个或几个亿万元富翁，反过来这些年迅速暴富的亿万富翁背后也都有一个或几个权力靠山。去年媒体报道，中国目前已有亿万元户的富翁达到5.5万个。那么我们完全可以断定，中国至少也有5.5万个相当级别的权力者已经走上腐败之路。这种如此规模的集团腐败与人民之间的利益对立难道不是阶级之间的对立吗。许多部门腐败现象前赴后继的出现，本身就表明人民的部分政权性质已经变质变色，已经从无产阶级性质的国家权力部分变为剥削阶级的国家权力。同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反腐败斗争也绝不是单纯的同个别腐败分子的斗争，而是领导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同资产阶级的斗争。

前两年播出的一部反腐电视剧《罪域》反映的反腐斗争就是当今中国社会尖锐、激烈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的活标本。故事的基本内容如下：新厦市私营企业家兆辉煌为了把该市一著名国有企业彩虹集团弄到手，利用他的黑社会势力和已经被他拉下水的副市长李子涛等人千方百计运用行贿、许愿、色情引诱等非法卑鄙手段拉拢、腐蚀新厦市新任市委书记郑毅然及其秘书谷一凡、新任市长郭守义、公安局正副局长刘东方、周洪宇等人，甚至用暗杀的手段残害原彩虹集团总裁张天白和新任总裁金建新。其结果郭守义、谷一凡等人在其软硬兼施的腐蚀拉拢下丧失立场，甘愿为兆辉煌等人卖命，导致国有资产大量流失。但是以郑毅然、金建新、刘东方、周洪宇为代表的真正的共产党人抵制住了兆辉煌的腐蚀拉拢和猖狂进攻，通过艰难曲折的斗争，最终把兆辉煌、李子涛、郭守义、谷一凡等人及黑社会成员绳之以法。但张天白和刘东方却付出了生命的惨重代价。该电视剧非常准确、深刻诠释了现代中国社会你死我活的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的客观状况。兆辉煌等人所代表的就是中国当代社会暴富起来的剥削阶级企图整垮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而李子涛、郭守义、谷一凡等共产党人在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面前，逐步堕落为兆辉煌等人在党内和国家政权内的代理人。他们联合起来，猖狂破坏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改公有制为私有制。这不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复辟的行为吗？当然这种行为遭到了代表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正直的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的抵制和坚决斗争。但是必须承认的现实生活中的客观事实是在局部的时空范围内，我们某些共产党人确实打了败仗。

党内腐败现象的日趋严重化已经越来越引起人民群众的不满和极大愤慨，现实生活中总是有正义的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揭发检举他们的腐败行为。但总是遭到权力者的压制、打击报复。原石家庄市建委干部郭光允揭发检举省委书记程维高的违法腐败行为，历经8年磨难，被开除党籍，并劳教两年，其亲属20多人不同程度受到牵连。河南省舞钢市残联干部吕净一因举报平顶山市政法委书记李长河先是被免职，接着以“涉嫌挪用公款”的理由遭拘留，甚至遭到李长河雇来的两名凶手刺杀8刀，造成重伤，其妻被刺身亡。辽宁沈阳市离休老干部周伟先后举报慕绥新、马向东等沈阳贪官。结果被劳教700天，得过6场大病，5颗牙齿脱落，记忆力急剧下降。鞍山国税局直属分局公务员李文娟2001年向国家税务总局等单位实名举报鞍山市国税局领导违法和违规行为，导致两次被辞退工作，遭刑事拘留，后又被劳动教养1年，长期未恢复工作； 湖北武汉铁路分局票务工作人员汪汉林2001年开始举报自己的顶头上司分局长也是原铁道部长刘志军的弟弟刘志祥，历经5年两次进京、六上郑州、三到宜昌，几次遭到毒打，为举报借债3万多元、跟老伴离婚，经历各种艰辛，终于将中国“第一票贩子”刘志祥扳倒。原安徽阜阳干部李国福2007年多次进京举报阜阳市颖泉区委书记张治安违法占用耕地修建豪华办公楼“白宫”的行为，结果反遭到诬陷，本人及妻子、女婿以所谓贪污受贿罪、伪造国家机关、公司公文印章罪、销毁证据罪、窝藏罪等莫须有的罪名被批捕，其亲属40余人受牵连。李国福本人被逼在狱中自缢身亡，其妻及子女被逼精神失常。由安徽作家陈桂棣、春桃夫妇二人合写的反映中国农民生存状况的《中国农民调查》一书中大量揭露农民因揭发村、乡、干部违法、贪污而上访遭到严重打击报复的事例更是比比皆是。这些现实生活中触目惊心的客观事实难道还不能说明其阶级斗争的客观性、尖锐性和激烈性吗？难道不是说明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颜色和性质已经发生部分量变和局部质变吗？

多年来，由于我们否定了毛泽东思想中的“阶级斗争为纲”思想，虽然理论上也承认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还存在，但仅限于国外的敌对势力，而否认我们周围生活中的阶级斗争的客观事实。同时经过一些所谓“理论家”在“创新”口号之下，开始从理论上根本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观点。导致现实生活中许多理论工作者和领导根本不敢也不愿意讲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观点，更不敢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认识中国社会的腐败现象，根本否认现实生活中的利益根本对立现象和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的客观事实。他们把中国当今的腐败现象同封建社会、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腐败现象等同起来，所以也就不可能找到腐败现象的深层次的根源，更不能找到克服腐败现象的真正途经和方法。那些所谓社会“精英”如辛子陵、谢韬、茅于轼、厉以宁、吴敬琏、张维迎等人，也在那里高喊反腐败的口号。但他们不是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根本立场上看腐败问题，而是站在暴富起来的少数人的立场上。他们也在追求所谓“公平”，但这种“公平”是在私有制和权力者面前的公平，是剥削压迫他人的公平。一旦反腐败触及到他们欣赏依赖的权力者和暴富者的利益时，就时不时地抛出形形色色的“腐败有理论”。如腐败“促进经济发展”、“接受贿赂是礼尚往来”、 是“改革顺利进行的润滑剂”、“再分配的可行途径和桥梁”、“有利于调动官员积极性”等等荒谬理论。有时他们还把社会存在的腐败现象归结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归结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以反腐败为名，行颠覆和推翻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制度为实。我们同这些人在腐败问题上的分歧也绝不是单纯的学术和认识的不同，同样也是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尖锐的阶级斗争。不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分析的方法认识思想领域里的重大的思想分歧和争论，就绝不是在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四项基本原则。

唯物史观认为，任何一种社会现象都有其存在的原因和社会根源，但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国家其根源是不完全相同的。中国当前的腐败现象不仅同中国封建社会、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同，而且同建国初前三十年党内出现的腐败现象也有许多不同点。笔者认为，中国当前腐败现象的根源是多方面的，是国际国内，是经济、政治、文化多个领域中的社会问题的综合产物。

    一、经济根源：

1、把社会主义改革自觉不自觉地偷换为社会主义的改制

改革初期，针对改革开放前较为单一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存在的一些弊端，党中央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提出要允许一部分私营企业、合资企业、外资企业存在，但必须坚持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改革不是改制，改革是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和生产力发展状况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自我调整。应该说这一指导思想是正确的。但几十年的改革特别是近些年的改革实践却把改革的主要内容变成了社会主义的改制。一些所谓经济学家、理论家竭力夸大我国现行的社会主义的公有制企业的弊端，认为这种所有制是大锅饭的所有制，是最大限度地压制人们积极性的所有制，是造成社会成员懒惰、社会责任感欠缺的最主要的经济根源。因此他们主张打破大锅饭，主张把公有制改为或变相改为私有制。改革开放初期的所谓小岗村的改革实质就是把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变相改为私有制。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国有企业改革也是把全民所有制改为所谓的民营企业实质就是私营企业。党的十五大、十六大政治报告中甚至把资本主义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的“产权清晰、权责分明、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十六字方针作为社会主义国有企业的改革指导思想。正是在这种指导思想下，各地的国有企业改革就简单化为一个字：卖。由此导致中小城市的国有企业基本已经卖光了。据《嘹望》杂志2007年第40期报道，目前我国非公经济发展比重是：私有企业占95.7%，从业人员占84.0%，进出口总额占73.5%。“公有制为主体”已经名存实亡了。同时，新的私有企业也在所谓的改革实践中大量涌现出来。全国各地的房地产企业几乎都是私营企业。而国有企业转制过程中，购买国有企业的一些私有者利用各种手段对权力者行贿，导致权力者把国家和人民的财富以低价或超低价卖给私人。报纸和媒体上披露在这种转制过程中大量国有资产流失、官员腐败的现象还少吗？大量私营企业出现之后的经济行为也绝对不能离开社会权力，由此继续导致私营企业主对权力者的行贿行为。因此，大量私营企业的涌现和扩张是社会腐败的最重要的经济根源之一。

2、实行所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客观地说，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体制确实存在着一些弊端，特别是把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绝对对立起来。其实早在上世纪60年代，毛泽东通过研究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就已经批判了那种在社会主义阶段完全取消商品经济的“左”的观点。认为在社会主义阶段特别是在中国生产力相对落后的国家还必须发展商品经济。改革开放后，提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搞市场经济也无可非议。但问题在于我们能否走到另一极端，用市场经济否定计划经济。而在近些年的改革实践中，我们却把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又绝对对立起来，用后者完全否定前者。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理论与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经济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混为一谈。利用我们计划经济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全盘否定中国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实践和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再继续把马克思主义的计划经济理论全盘否定。竭力吹嘘、夸大、神化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笔者并不反对社会主义搞市场经济，但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必须以计划经济体制为主。完全把资源配置推到市场去，特别是把土地、矿产、交通等直接关系国计民生的经济资源都推到市场方面，否定社会主义国家和政府权力在资源配置方面的主导作用，否定整个社会经济运行的计划性质，也就是彻底否定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理论及其体制。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所谓“创新”绝对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而是彻头彻尾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按照唯物史观，没有离开政治的经济活动。市场经济也离不开政治。市场主体完全依靠纯粹的市场行为从事经济的活动是根本不存在的，这样的市场主体也不可能使自己真正发展起来，他们必然寻找权力靠山。特别是那些迅速暴富的房地产商哪一个没有权力靠山呢？几乎所有的房地产商都是通过行贿手段，获得低价土地，再抵押给银行，用贷款再贿赂权力者继续购买低价土地，继续抵押银行、继续贷款、继续购买低价土地……，循环往复。哪一个环节离开权力者，都无法进行。由此必然产生腐败。尤其是腐败的重灾区之一的道路交通建设和管理部门，各地交通局长前仆后继的腐败现象更是首当屈指。其原因就是把交通建设和管理完全推向市场。同时，一些人又把市场经济的原则推广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特别是推广到医疗、教育、文化等各个领域。市场经济行为的出发点都是实现个人利益和企业利润的最大化。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不管白猫、黑猫，一切有利于赚钱的行为和手段都可用。因此，当前的完全排斥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是社会腐败现象最重要的经济根源。

   二、思想文化根源

   1、自觉不自觉地把“人本性自私论”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

   改革开放前，我们党和政府在宣传和倡导“为人民服务”思想和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个人的正当利益。改革初期，强调把劳动者的贡献与个人利益紧密联系起来，也是正确的。但在三十年的改革实践中，却把个人利益抬高到集体利益、国家利益、人民利益之上，程度不同地否定“为人民服务”思想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特别是经过一些所谓的经济学专家、所谓的社会精英的竭力鼓噪下，直接或变相地把“人本质自私”观念作为经济发展的惟一动力，把被马克思恩格斯早已批判过的亚当·斯密的“人都是从个人利益出发”从事经济活动的思想作为体制改革和制定经济政策的指导思想。什么都同个人的物质利益联系在一起，而集体利益、国家利益、人民利益、民族利益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由此导致整个社会自私自利的观念以及其拜金主义思潮猖狂泛滥，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特别是干部队伍和知识分子中。“发财”、“赚钱”不仅成为许多普通百姓的口头语，而且也成为相当多的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人生的追求目标。近些年来揭露出的贪污受贿腐败现象正是这种极端个人主义和自私自利思想发展的典型表现。不仅那些依靠非法手段暴富起来的暴发户和贪官污吏的世界观、人生观是彻头彻尾的自私自利思想，就是近些年来知识分子队伍中的大量学术腐败现象的深层次根源之一也是知识分子把追求个人的名利地位摆在第一位，而其追求真理的使命完全抛到九霄云外了。

2、以“权力至上”为核心的封建文化渗透到社会生活各个角落

中国经历了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特别是以“权力至上”为核心的儒家文化长期统治着人们的思想观念。这种文化的显著特征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严格的等级制度和等级观念。对于高高在上的握有权力的权力者来说，其权力不受任何的制约，具有占有他人财富的权力。权力的本质是为少数人和私人利益服务的。我们今天虽然建立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的文化和意识形态。但权力至上的封建文化观念影响根深蒂固，渗透到社会生活中的各个角落，特别是对各级官员的影响极其巨大。现实生活中各级领导干部中存在的严重的“官本位”意识就是封建文化的遗毒。“官本位”意识在政治上就是要求自己的权力不受任何制约，在经济上就是按“权力”进行分配，在对群众和属下的要求上就是绝对顺从和服从自己，如果违背和反抗自己的意志，就竭力压制、打击、报复、镇压。因买官卖官、收受贿赂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福建省政和县原县委书记丁仰宁的“官念”就是：“千里来当官，为了吃和穿”、“当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当官不收钱，退了没本钱”、“权有多大，利就有多大”。 正是在这种极其严重的“官本位”意识支配下，一些腐败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疯狂为自己谋取各种私利，并利用国家专政工具—公检法系统随意给敢于揭露和批判他们的人民群众扣上各种莫须有的罪名，疯狂压制、打击、报复。作为掌握国家检察权力的天津市原检察长李宝金办案的原则不是谁有罪就办谁，而是谁为他办事，他就不办谁，有罪也不办；谁不为他办事，就办谁，无罪也要查出个有罪来。他刚当检察长认为检察长没有油水可捞，但很快发现，检察院的权力非常大。正如他本人在一次内部会议上说：“没来检察院前，不知道检察院的权力有多大。来了以后才知道，检察院的权力这么大，想查谁就差谁。”

   3、扭曲颠倒的是非美丑观念及其形成的社会大环境

   一个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社会风气的好坏，而社会风气实际就是社会正气和邪气何者占据上风，是正气压过邪气，还是邪气压过正气？不能不正视的是，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拜金主义和权力至上观念的泛滥，导致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严重扭曲。在相当多的部门、单位以及整个社会生活中，说实话、干实事、兢兢业业做事、老老实实做人、表里如一、诚恳待人、有主见、有独立见解成为人们讥讽的“傻帽”，而弄虚作假、溜须拍马、阿谀奉承、善于钻营、欺上瞒下、随波逐流成为屡受表彰和奖励的会处事的“能人”。由此导致现实生活中的一些官员和知识分子完全丧失了羞耻感。李昌平在他所写的《我向总理说实话》一书中谈到他曾有一次陪同县委书记向省委领导汇报工作。县委书汇报内容相当多的都是虚假内容，而这位书记汇报时，却“心不慌、脸不红”。被判处死刑的河北第一贪原河北省委秘书李真在谈到他之所以走上腐败之路的原因时说到，他在官场上混迹多年，官场给他最深刻的印象就是“笑廉不笑贪”的环境氛围。他说他最初走上领导岗位时，也曾想做一名焦裕禄式的受人民群众欢迎的好干部，但在他多年的做官实践中，发现如果向焦裕禄那样，实实在在干事，廉洁奉公，往往被周围的干部瞧不起，也得不到提拔重用。弄虚作假、溜须拍马的人往往受到上级表彰、重用。久而久之，他的羡慕对象和人生选择目标就发生了转移。其实岂止是官场，整个社会包括教育领域，是非美丑观念完全颠倒扭曲。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腐败者正是从是非善恶观念的颠倒，开始从一次小的不起眼的腐败行为，发展为多次的越来越大的腐败行为。

4、歪曲和根本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

唯物辩证法认为，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内在动力。唯物辩证法的矛盾就是对立统一规律，就是绝对的斗争性和相对的同一性相结合推动事物的发展。矛盾的斗争性是指矛盾双方的相互对立、相互否定、相互排斥、相互作用。矛盾的同一性是指矛盾在一定条件下的相互依赖或相互转化的性质，是讲矛盾双方存在的条件性、具体性、状态性。毛泽东说，斗争性寓于同一性中，没有斗争性就没有同一性。在这个意义上说，矛盾的同一性决定了矛盾斗争的内容、方式、方法，但矛盾的同一性要保持相互依赖状态或发生相互转化，必须依赖矛盾的斗争性。从这个意义上说，矛盾的斗争性推动矛盾同一性的发展和改变。列宁也正是在后者意义上说过，发展是对立面的斗争。毛泽东也是在强调斗争性和同一性共同作用的同时，也多次更强调矛盾斗争性的作用。所以他说过，共产党的哲学是斗争哲学。但是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和毛泽东的“阶级斗争为纲”思想的否定，那么作为其哲学基础的“斗争哲学”思想也遭到了彻底否定。其结果就是人们不敢对周围社会生活的各种错误思想、思潮、行为做积极的斗争。唯物辩证法认为，任何矛盾双方的斗争是绝对的、无条件的。你不对错误思想和丑恶现象做斗争，并不等于后者也不同正确思想做斗争。社会生活中的各种丑恶、错误思潮、现象从来没有停止过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各种正义行为的斗争。握有权力和拥有金钱地位的腐败人物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小人物的斗争。剥削、压迫本身就是斗争。那些否定“斗争哲学”和阶级斗争理论的人反对的是人民对他们的斗争，而他们从来没有停止对人民的斗争。上述扭曲颠倒的是非美丑观念及其形成的社会大环境恰恰就是错误、丑恶思潮、现象排斥、否定正义、先进思想行为的结果。腐败现象是社会生活中丑恶、错误观念、思潮发展的极端，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在一定时空范围内邪气战胜正义的结果。

5、封建和资本主义文化造就的奴性、虚伪性、内耗性等扭曲、片面、单向度的人格标准

文化的实质就是化人，就是塑造一个社会、一个时代的做人的标准。在阶级社会中，一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文化是统治阶级的文化。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就是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权力至上”的文化。这种文化所塑造的人的人格标准就是拜倒在权力脚下的“对下是主子，对上是奴才”的主奴性的人格。现实生活的官场上为什么溜须拍马、阿谀奉承的现象非常严重？重要的原因就是奴才性的人格标准在作怪。尽管其中的某些人对高于自己的权力者有时也提一些批评建议，但往往是隔靴挠痒，根本讲不到要害和实质上，表面上是批评，实质是吹捧。1978年对“两个凡是”的批判理论上应该是对唯书唯上思维方式和奴才性人格的批判，但30多年来，唯书唯上的思维方式和奴才型人格现象非但没有减弱，反而更加严重。刚刚闭幕的两会代表们究竟提出了多少实质性的关系国家前途命运、国计民生的重大提案呢？前两年，一些媒体就曾经报道，有些两会代表参会就只是充当“学习”代表、“举手”代表、“传达”代表。这种现象说明什么问题呢？在资本主义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文化是“金钱至上”的拜金主义文化。这种文化所塑造的人格标准就是拜倒在金钱面前的奴性的人。这两种文化虽然有区别，但它们都是私有制社会中占有私有财产的剥削阶级的文化，这种文化的核心思想就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人本性自私论的思想。“权力至上”与“金钱至上”贯穿的基本思想就是极端自私自利的利己主义。但任何剥削阶级的文化都有两面性。一方面他们赤裸裸地宣扬利己主义思想，另一方面又竭力掩盖上述思想，宣传一种从表面上与利己主义相反的思想的内容，以欺骗群众，掩盖自己的本来面目。如儒家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亚当·斯密的“同情”论、费尔巴哈的“对人以爱”等。恩格斯在他的著作中多次揭露剥削阶级道德的伪善性，也就是道德的虚伪性。因此无论是封建文化，还是资本主义文化熏陶下的人格标准几乎都具有虚伪性。有时他们就宣扬赤裸裸的自私自利思想，有时就竭力伪装自己的本来面目，讲一套冠冕堂皇的“性本善”、“君子喻于义”、“自由、平等、民主、博爱”等理论。当前某些人竭力鼓吹和宣传的所谓“普世价值”也是这种“伪善道德”、虚伪理论的重要表现。这两种文化都是强权文化、强势文化。一个是依仗自己的权力地位，一个是依仗自己的金钱地位。有权力、金钱地位的人和没有权力、金钱地位的人不可能真正讲自由、平等、博爱，有的只是打你没商量、压你没商量，剥削你没商量，压迫你没商量。我们国家目前还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毕竟经历了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封建文化根深蒂固，渗透到现实生活的各个角落。改革开放以来，资本主义文化的优秀内容我们没有继承和借鉴多少，而其“金钱至上”为核心的腐朽内容却大肆泛滥，与封建文化的“权力至上”相互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中国当代最腐朽的思想文化内容，由此衍生出中国当代极其扭曲片面的人格标准。其主要特点就是做人方面的拜倒在权力和金钱面前的奴性意识、说一套做一套的潜规则盛行的虚伪性意识和欺软怕硬、欺善怕恶的内耗性意识。这种文化及其构成的人格特征就是中国当代腐败现象的社会基础。我们党的理论、规章制度、道德观念非常明确，然而有些领导认为这些道德观念都是虚的，他们信奉另外一套拿不到桌面上的潜规则意识，如“情为人民币所系，权为人民币所用，利为人民币所谋”、“对上司要溜着点，对同僚要防着点，对下属要虚着点，对老婆要瞒着点，对百姓要哄着点。”还有个别领导公然鼓吹早以被实践证明是极端荒谬的封建糟粕性内容。如原湖北省天门市委书记张二江在任时出版的一本所谓《下级学》一书中竟然说什么要做一个成功的下级，就要学会拍领导的马屁，“在你赞美上级时，要掌握一定的技巧和原则”。被揭露出来的腐败人物都具有上述特征，也是上述扭曲片面人格的典型表现。 另外，这种扭曲片面的人格标准也不同程度地体现在一些普通群众和知识分子身上。鲁迅当年之所以弃医从文，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看到中国人面临外国人对中国人的杀戮麻木不仁。今天这种状况仍然存在。社会生活中的相当多的人已经对中国目前极其严重的腐败现象也麻木不仁了。他们满足于自己的小康生活，不愿也不敢同周围的腐败现象作斗争，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而具有一定社会权势的腐败人物恰恰就希望这样的人越多，他们的腐败行为也就得不到揭露和批判。

6、追逐扭曲的物质享受观和腐朽的生活方式

人类社会生活的重要目的之一是追求富裕的物质生活。共产党人也绝不例外。但共产党人追求的首先是大多数人的物质幸福，而不是单纯的个人物质幸福。其次，不单纯追求物质享受幸福观，也追求精神幸福。三是追求物质生活享受不能离开整个社会的生产力发展状况和大多数人的物质消费水平。四是不能违背社会的法制和道德观念。但是不能不看到，由于受剥削阶级享受观的严重影响，中国当今社会出现了严重扭曲的物质享受观。他们认为，物质享受越高档越好，房子越大越好，汽车越高级越好，婚丧嫁娶规模越大越排场越好，筵席花钱越多越好。而且这种享受观只是追求个人和少数人的享受，完全不顾或超出大多数群众的生活水平，并以最大程度地耗费自然资源为代价，极端奢侈浪费。前不久浙江温岭私营企业家耗费600万元为其母办丧事就是其扭曲的物质消费享受观的典型表现。这种享受观尤其冲破法制和传统道德观念的束缚，如赌博、嫖娼、人体筵席等行为，特别是直接践踏法律的包养情妇现象，已经成为中国当今社会极其严重的毒瘤和疾痼。中国当今腐败特别是官员腐败恰恰就是这种扭曲的物质享受观和腐朽的生活方式的发展导致的结果。这些官员有了权力和金钱，就大肆追求豪华奢侈腐朽的生活方式，挥金如土。如沈阳的马向东、慕绥新经常带人到澳门豪赌，一掷千金。几乎所有的腐败官员在生活方式上都有玩弄女性包养情妇现象，其性生活糜烂透顶，并为此贪污受贿。为情妇提供高档住宅、别墅、挥霍钱财已经成为中国当今腐败官员的一道靓丽独特的风景线。张二江就曾经与107个女人发生不正当的性关系。去年网络流行的原广西烟草局局长韩峰的日记中就记载和描写了其本人玩弄女性的事实。原天津市委政法委书记、政协主席宋平顺畏罪自杀。中央下发的文件中称宋平顺“道德败坏，包养情妇；滥用手中权力，为情妇谋取巨额不正当利益，情节严重，影响恶劣。”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的错误之一也是“道德败坏，利用职权玩弄女性，搞权色交易。”许多腐败官员也恰恰就是由包养情妇现象的败露而被揭露出来的，如原江西副省长胡长清、原云南省长李嘉廷、原济南人大常委会主任段义和等。中国当代腐败官员的如此腐朽糜烂的生活方式，以至于某些中国历史上的封建帝王和西方资产阶级的腐朽生活方式与之相比，可能就是小巫见大巫了。

三、政治根源

1、没有形成最大程度地保障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和发挥人民群众反腐败的政治制度

制约腐败现象的重要途经和手段就是制度的健全和完善。西方学者认为，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从正面角度理解这句话，就是要从政治制度方面制约权力。应该说，我们国家近些年来在政治制度建设方面确实下了很多功夫。无论是从党纪、还是国法方面，制约领导干部权力的条文已经非常多了。应该说，这些条文在制约腐败方面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为什么腐败现象却越演越烈呢？笔者认为，从制度建设方面分析，就是给予人民制约权力的民主权利内容非常薄弱。因为在唯物史观看来，腐败作为社会生活中的丑恶、邪恶现象，一般来说几乎都与权力者有直接的联系，由此导致其势力和能量是相当大的。掌握权力的邪恶者、腐败者利用手中的权力和国家机器对敢于同其做斗争的正义力量的镇压和迫害是相当残酷和恶毒的，某些方面甚至不次于国民党当初对革命者的镇压。因此要最终战胜腐败现象，必须有一支超过腐败势力、腐败力量的极其巨大的正义的力量压倒邪恶力量。而社会生活中，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是社会腐败现象的最大受害者，他们最痛恨腐败，他们是反腐败的最大的主力军、生力军。按照群众史观理论分析，人民群众不仅是物质、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那么这种正义的反腐败的力量的最终源泉就在人民群众之中。毛泽东同志在中国民主革命实践中，多次强调，兵民是胜利之本。同时，在社会主义时期反腐败，防止干部走李自成之路的根本途径也是建立人民监督和制约领导干部的政治制度。毛泽东1945年同黄炎培关于走出历代农民起义导致改朝换代的周期律问题时的一段谈话中说：“我们己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毛泽东晚年所做的最大的工作即发动文化大革命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建立起一个最大限度保障和发挥人民监督、制约权力的真正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制度。由于种种原因，文化大革命失败了。但毛泽东的这一方向和道路是没有错误的。而近些年来，从胡锦涛同志最近的一系列讲话和党中央的一系列重大决议，特别是温家宝总理在刚刚闭幕的两会的政府报告中也都反复强调民主建设，同时中央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也做了许多工作。但在笔者看来，理论上、口头上喊得多，具体落实的少，特别是如何最大程度地保障人民群众对中央、各部委、各省市等各级领导干部的监督、批评、制约权力的各种具体制度始终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人民群众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对中央和各部委、各省市主要领导、各个单位的有独立和深刻见解的批评、建议始终不能在国家控制的主要媒体和网络上公开报道出来。这也是当前完善人民民主权利为核心的政治制度改革迟缓或停滞不前的原因。尽管党章和宪法赋予普通党员和群众许多各种权利，而实际生活中任何一个有正常思维的普通党员和基层群众都感受不到这种权利的落实和保障。当他们真正行使这种权利时，轻则置之不理，重则打击报复。近些年来，媒体报道的这类有关事件还少吗？而实际生活中没有报道的有关事实比报道的要多得多。由此导致那些违法乱纪的领导干部和腐败分子根本不怕群众。邪恶压倒了正义，怎么能够反腐败呢？

2、丧失领导行为中的杨善抑恶和组织功能

领导行为是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一种普遍现象，凡是有社会群体的地方，就一定会有领导行为。但领导行为在阶级社会中总是同一定的利益特别是阶级利益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不同阶级、不同集团的领导行为的职能、任务并不完全相同。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无论从中央还是到地方以及各个行业的各级领导都有其具体的不同的职能和任务，但不同的领导职能中同时还有共同的职能和任务。这个任务和功能就是杨善抑恶，就是组织正义的力量向邪恶的力量进行斗争的功能。因为我们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种种原因决定了社会生活中的各个地方、角落、组织、单位不同程度地必然存在正义与邪恶、善良与丑恶、正确与错误的对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几千年的封建文化的糟粕内容不仅没有得到批判，反而通过多种方式进一步传播开来，加上资本主义文化腐朽内容的猖狂泛滥，导致正义与邪恶、善良与丑恶、正确与错误的对立更加突出。前边已经指出，由此造成了扭曲颠倒的是非美丑观念和歪风邪气的社会大环境。因此决定了我们国家不同级别、不同地区、不同具体职能的所有社会组织的领导行为中的一个共同的职能就是扬善抑恶，或者说，加强本组织、本单位的道德建设是各级领导的义不容辞的社会职责和社会功能。但是不能不正视的是，现实生活中相当多数的领导者早就把这一功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他们借口发展经济、借口稳定，借口本单位的名声或其它理由，对整个社会、对本单位、本部门的错误、丑恶、不道德现象睁一眼、闭一眼，甚至迁就、纵容。反过来压制、打击正义、善良现象。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能从自己所处的部门、组织、单位切身感受到这一点。前不久撤销的西安交大的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事件中，最早举报该弄虚作假事件的举报人之一陈永江教授谈到，他们2008年向校领导举报后，分管科研的副校长、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和科研处副处长前来同他商谈，代表校方传达几个意思：“一是当前高校弄虚作假成风，这件事要是被捅出去，不仅西安交大丢脸，整个中国学术界都会丢脸；二是西安交大地处西部，科技排名在全国能排到16名，很不容易，不要因为内讧坏了招牌；三是学术之争，校方希望能从中调停。……如果你们愿意退出，马上举手，回头说明也行，还为时未晚。如果是为了钱，我们可以转达李连生，让他把教育部一等奖匀给你们一些。”校方后来在学术会议上以9票弃权，6票支持举报者，5票支持李连生否定了该奖项，但在致函教育部要求撤销授奖的理由并非该项目造假，而是“因部分教师对申报人提出了异议”。对此，陈永江等举报人很不满。他们说：“校方与其说是撤奖，不如说是在保奖。将剽窃别人学术成果的学术不端行为，轻描淡写地说成有人提出异议。”这难道不是迁就、纵容造假者，威胁和打击举报者吗？ 而且在相当一些部门、单位、组织的丑恶、错误、不道德现象的主要代人物就是那个单位、组织的主要领导甚至是一把手。也有一些领导本身较为正派，也能够严格约束自己的行为。但他们自己不敢对周围的错误、邪恶现象批判斗争，更不敢支持和组织本组织、本单位的正义力量对错误、邪恶现象做斗争，其重要理由就是怕冲击中心任务，怕破坏稳定，怕得罪人。笔者在本问题的理性思考之一中已经指出，全国各地到处都有对敢于同腐败分子作斗争的人物的打击报复现象。实际生活中，这些人不仅受到所揭露的直接的腐败者的打击，而且不同程度地也受到其它各级领导者的打击，或者是不支持，不提倡，不宣传。这些年来，各级政府对敢于同流氓、盗窃等犯罪分子的斗争经常授予“见义勇为”英雄，同时给予丰厚的物质奖励。这样做本身没有错，但却始终没有见到各级政府、各个部门对反腐败的英雄人物授予“见义勇为”的英雄称号，并给予物质奖励和大力宣传表扬呢？共产党作为代表无产阶级劳动人民根本利益的政党的最主要职能就是把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组织起来形成巨大的物质力量推翻资产阶级和一切反动统治。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中做到了这一点。但共产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还要不要组织群众同社会生活中的一切邪恶势力和腐朽现象做斗争？回答显然是肯定的。但实际生活中相当多的党组织把这一功能丢掉了。他们不敢支持群众中的正义力量，不敢发动和组织这种力量。导致群众中的个别的正义力量总是受到压制、打击、迫害，形不成更大的压倒邪恶和腐败势力的合力，同时进而导致更多的群众对周围的腐败现象敢怒而不敢言。这种放弃领导行为中的杨善抑恶和组织职能也是导致中国腐败愈演愈烈的政治根源。

四、国际根源

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以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就从来没有停止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武装颠覆和和平演变政策。今年《中华魂》杂志第1期刊登了1945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官员杜勒斯在众议院会议上的一篇关于如何瓦解苏联的演讲。其中就谈到要“倾其所有，拿出所有的黄金，全部物资力量，把（苏联的）人们塑造为我们需要的样子，让他们听我们的。” “我们一定要在苏联内部找到同意我们思想意识的人，找到我们的同盟军。”他还特别提到要搅乱苏联的是非美丑观念，促进官员的腐败，从内部瓦解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他说，我们要“把（他们的）脑子弄乱，我们就能不知不觉地改变他们的价值观念，并迫使他们相信一种经过偷换的价值观念。”“积极地和经常不断地促进（苏联）官员的肆意妄为，让他们贪贿无度，丧失原则。官僚主义和拖沓推诿将被视为善举，而诚信和正派将被人耻笑，变成人人所不齿和不合时宜的东西。”原苏联没有倒在德国法西斯的铁蹄之下，最终却倒在杜勒斯的和平演变之中。西方国家同时也对社会主义的中国采取了这一策略。毛泽东在世时他老人家一二再、再而三地告诫全党和全国人民，警惕杜勒斯的和平演变，使杜勒斯的阴谋没有得逞。但西方国家从来没有停止这一策略。毛泽东逝世后，他们更加变本加厉地推行这一政策，竭力在中国扶持他们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代理人，全面推销西方资产阶级的文化意识和人生价值观。任何一个有马克思主义政治头脑的人都能够从中国三十年的变化中感受到西方国家对中国整个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全方位的渗透和影响。中国当今腐败现象的日趋严重的客观事实也是杜勒斯和平演变政策的直接和间接的结果。

    笔者以上从多方面对中国当代的腐败现象的根源做了全方位的揭示。上述各种根源和原因也不是相互孤立的，而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每一个具体的腐败人物和腐败现象固然有其不同的特殊原因，但也有许多共同的原因，总体上绝对没有离开上述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方面的种种问题。笔者正是通过对许多个别的腐败人物和腐败现象的深入研究，揭示出普遍的一般的共同的根源。没有这种深层次的、全方位的揭示，就不可能真正找到解决和克服中国当今腐败现象的根本途径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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