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要紧的，是把思想方法搞对头”。这是陈云倡导领导干部学习理论的一个重要思想，也是他对毛泽东确立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精髓的重要体会。应当说，重视思想方法，在全党确立辩证唯物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反对主观主义的不良学风，是毛泽东从中国共产党的实际出发，倡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命题。学习毛泽东在这方面的重要思想，对于我们今天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全面贯彻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提高党的领导水平、执政能力和抵御各种风险的能力，是富有教益的。

　　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党90年历史的根本性经验

　　1941年，当中国共产党诞生20周年的时候,毛泽东在延安作出了这样一个重要论断：“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95页）这是对党的根本性经验的深刻总结，也是对党的历史本质的生动阐述。在这20年中，党带领中国人民历经艰难险阻终于走出了一条通向胜利的康庄大道，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主流和主体，而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统一的正确方向。也正是在这时，党经历了两次胜利、两次失败，有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比较，使自己从幼年走向了成熟，因而有可能对党的历史本质获得规律性的认识。毛泽东上述命题的正确性和指导性意义，已经为党的90年历史所证明，并且成为我们党自觉奉行的一条思想路线。

　　近代中国的历史经验表明，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成为指导中国人民革命唯一正确的思想武器；而党的斗争经验又告诉我们，仅仅有马克思主义还是不够的，从一定意义上说，重要的是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由于马克思主义产生的特定的历史条件和中国国情的极大特殊性，使中国革命需要依靠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独立解决各种复杂问题。具体地说，中国革命所反对的主要是封建势力，而不是资本主义；主要依靠的群众是农民，而不是工人；它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把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同争取社会主义的前途联结起来，而不是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马克思主义产生于资本主义发达的西欧，主要矛头是反对资本主义，主要依靠力量是工人群众，而且它是用欧洲的语言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所有这些，就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为一项十分重要而艰巨的事业。同时，又由于中国是一个小生产者占多数的国度，与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主观性、片面性和绝对化的思想方法，也不能不影响党的队伍。这不能不极大地增加了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难度。党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过程中所经历的艰难曲折和为此付出的沉痛代价，都同这种主观主义的思想根源相联系。由此可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以教条主义的态度来对待马克思主义原理，对于确立科学的思想原则，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及其征程，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事实上，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后，特别是党成立后，就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一种是坚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一种是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一切从书本出发，照搬照抄。如果说，从李大钊最早提出要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成为我们党对理论联系实际命题的最早表述，到大革命时期党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问题的探索，反映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开始认识并实践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那么，毛泽东在1930年5月写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则是更自觉、更深刻地阐述并倡导了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这篇文章的重要价值在于，鲜明地反对了教条主义思想，提出了“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重要观点。虽然这时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还未出现，但党内已经存在依靠共产国际给我们写决议，给我们写纲领，向我们作指示等等问题。中国革命是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形，还是依靠外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形？这确是关系到党和革命的命运与前途的大问题。毛泽东上述观点的提出与实践，有着特殊的意义，它实际上蕴涵了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和群众路线等丰富内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告诉我们，要把实事求是思想原则付诸实践，就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和群众路线，三者是密切相关、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可以说，作为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在这篇文章中已有了较深刻的体现。在1961年3月的广州会议上，毛泽东在解释这篇文章的第六点即上引的观点时曾经说：第六段我看现在还用处不少，将来也用得着。这个看法是极为正确而深刻的，也是我们今天应该坚持的。

　　《反对本本主义》这篇文章的重要意义，在于第一次从理论上深刻阐述了共产党人应当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问题，指明必须反对教条主义、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正确方向，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向。这个问题，在党内曾有过长期的争论。毛泽东曾称这篇文章是经过一番大斗争写出来的，即指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但是，当时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并没有就此结束，后来还发生了以王明为代表的更加严重的“左”倾教条主义的危害。在这期间，毛泽东不仅在政治上、组织上反对教条主义，而且还十分重视在思想上分清是非。他的许多理论著述，从《实践论》、《矛盾论》到延安整风时期发表的一系列重要文章，都反映了他在这方面所做的大量工作。这些重要著述，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已经提出的问题，为我们党奠定了一条更加系统完备、生动深刻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其重要价值与作用已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90年的历史所证明，而且也在新时期获得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方向及伟大作用，在今后更加波澜壮阔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还将继续得到证明。

　　党的历史经验不但表明，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凡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向，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我们的事业就会前进，就会取得胜利；反之，就会遭受挫折和失败。而且它还表明，如果我们不能全面而准确地贯彻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同样会影响我们的事业在正确的轨道上运行。这是中国共产党90年历史提供的一条根本性经验。毛泽东作为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主要代表人物，他的理论和实践活动中蕴含着在这方面具有普遍性意义的思想启示，对我们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向,关键是要把思想方法搞对头

　　陈云说：“我们怎样才能少犯错误，或者不犯大的错误呢？在延安的时候，我曾以为自己过去犯错误是由于经验少。毛主席对我说，你不是经验少，是思想方法不对头。他要我学点哲学。过了一段时间，毛主席还是对我说犯错误是思想方法问题，他以张国焘的经验并不少为例加以说明。第三次毛主席同我谈这个问题，他仍然说犯错误是思想方法问题。”（《陈云文选》第1卷第342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这就是说，在全党确立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是党的思想建设带有根本性的一个问题。把思想方法提到了思想路线的高度，也就是说，把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一条思想路线提了出来。这是毛泽东确立的这条思想路线的一大特点。所以这样，是同中国共产党产生的历史条件和党内小资产阶级出身占多数的特点相联系，使得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凸显出来。党内一些同志虽然口头上、理论上也承认唯物论，但在实际工作中却是违背唯物论的。他们不是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而是从本本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万古不变的教条。这种被毛泽东后来称为实际工作中的唯心主义，曾给中国革命带来灾难性的严重后果。毛泽东紧紧抓住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学风同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的马克思主义学风的根本对立和斗争，积极在党内倡导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延安整风运动,是一次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这次运动就是从思想方法入手，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1941年9月29日，毛泽东给中央研究组的同志写了一封信，指出学习理论要“以研究思想方法论为主”，（《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7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实际上指明了整风运动的主旨所在。他在这前后写的一系列重要著作，都是致力于解决党员干部的思想方法问题，引导大家从思想方法的高度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在整风运动期间，为了倡导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从思想方法上肃清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恶劣作风，毛泽东主持编辑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思想方法论》一书，作为整风运动的学习文件，在党的理论建设上起了重要作用。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相统一的。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会有什么样的方法论，而一定的历史观也是通过它的研究方法表现出来的。 恩格斯说：“唯物主义历史观及其在现代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上的特别应用，只有借助于辩证法才有可能。”（《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495-496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做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做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583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毛泽东同样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相统一的观点，他说：“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论，是认识的方法，是论理的方法，然而它就是世界观。世界本来是发展的物质世界，这是世界观；拿了这样的世界观转过来去看世界，去研究世界上的问题，去指导革命，去做工作，去从事生产，去指挥作战，去议论人家长短，这就是方法论，此外并没有别的什么单独的方法论。所以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世界观同方法论是一个东西，辩证法、认识论、论理学，也是一个东西。”（《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上>第3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毛泽东紧紧抓住学风即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解决党内的思想方法问题，这不仅符合中国共产党的实际状况，而且也抓住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相统一这一根本性的问题。对我们党来说，最重要的是要保证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正确，这样才能担负起领导革命的责任。而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是从书本出发，还是从实际出发？就成为头等重要的大事。毛泽东批评主观主义的思想方法，也就是脱离中国实际、只从书本或经验出发的思想方法，这是过去党的领导几次犯重大错误的思想根源。他说：“我们学的是马克思主义，但是我们中的许多人，他们学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是直接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这就是违背了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他还特别指出，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不是为了好看，而是为了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但是，“几十年来，很多留学生都犯过这种毛病。他们从欧美日本回来，只知生吞活剥地谈外国。他们起了留声机的作用，忘记了自己认识新鲜事物和创造新鲜事物的责任。这种毛病，也传染给了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98页）所以，毛泽东强调：“学风问题是领导机关、全体干部、全体党员的思想方法问题，是我们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是全党同志的工作态度问题。既然是这样，学风问题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第一个重要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13页）在这里，把解决学风问题、思想方法问题、工作态度问题，看作是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的“第一个重要问题”，这无疑是符合我们党的实际、非常深刻而重要的命题。党的斗争实践表明：只有把思想方法搞对头,确立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的思想原则，才有可能正确判明局势，了解周围事变的内在联系，预察事变的进程，不仅洞察事变在目前怎样发展和向何处发展，而且洞察事变在将来怎样发展和向何处发展，从而保证党的政策和行动的正确性。

　　党的七大在确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一切工作指针时，明确提出要“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或经验主义的偏向”，其中主要是反对教条主义。七大提出要反对任何教条主义，对我们今天仍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在新的历史时期，随着真理标准的讨论和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对马克思主义采取教条主义的影响已日益缩小，而由于种种主客观的原因，使得那种对西方的迷信，对西方思想理论的教条主义的影响正呈上升态势。应当看到，在苏东剧变后国际上出现的西强东弱、北强南弱的总体态势，使得社会主义“失败论”、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共产主义“渺茫论”有了很大的市场。社会主义运动低潮的出现，使那些历史的短视者觉得需要另找出路，转而追求西方的经济模式和政治模式。这是一种并不奇怪的历史现象。但是，他们那种“言必称美国”，唯美为美，企图用西方的思想理论和价值观念消解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用新自由主义来影响和误导我们的改革的言行，对我们的事业有很大的腐蚀力和破坏力。毛泽东在探索自己的建设道路时，就提出“向外国学习”的方针，同时他又明确反对学习外国中的教条主义做法，要打倒奴隶思想，要发扬民族自尊心，要坚决抵制和批判“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毛泽东的这些警示，其现实意义仍然是巨大的。毫无疑义，反对对西方思想理论的教条主义已成为我们今天思想战线上的一项重要任务。

　　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向，就必须是理论与实际两个方面的统一

　　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就指出：“我们反对主观主义，是为着提高理论，不是降低马克思主义。我们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要“宣传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是始终重视理论的，只是反对那种空洞的理论，脱离实际的理论。他认为“空洞的理论是荒谬绝伦的理论。”（《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374页）这正如他在1930年《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11—112页）他这时就把这种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称之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16页）由此可见，把理论与实际、坚持与发展、学习与创造有机地结合起来，是毛泽东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一贯的态度。在1938年10月召开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了“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要求把学习理论同研究历史、研究现状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他指出：这个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他特别强调：“在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观点上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3页）在这里，把真正弄懂马克思主义同增强党的战斗力、实现党所担负的历史任务联系在一起，深刻说明了学习科学理论的重要意义。毛泽东当年提出的这一要求，在今天仍然有着现实而紧迫的意义。

　　毛泽东从我们党的状况出发，指出：“我们比较缺乏的是马、恩、列、斯的理论，我们党的理论水平低，虽然也翻译了很多书，可是实际上没有对马、恩、列、斯著作做很好的宣传”。他说：“我们请他们来不是做陪客的，而是做先生的，我们做学生。对科学的东西不能调皮”。（《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260页）毛泽东不仅自己坚持不懈地学习马列著作，而且积极推动全党学习理论，他先后为党内学习理论开列过5本、12本和30本马列著作的阅读书目。上世纪40年代毛泽东倡导12本干部必读书时曾说：“现在积二十多年之经验，深知要读这十二本书，规定在三年之内看一遍到两遍。对宣传马克思主义，提高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应当有共同的认识，而我们许多高级干部在这个问题上至今还没有共同的认识。如果在今后三年之内，有三万人读完这十二本书，有三千人读通这十二本书，那就很好。”（《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261页）可谓语意恳切感人，殷切期望跃然纸上。在毛泽东看来，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如果离开了这个基点，所谓的中国化就会走入歧途。毛泽东深知，如果不读马、列，不倡导读马、列，对党来说是十分危险的。1970年在庐山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上出现林彪、陈伯达“称天才”的语录闹剧，欺骗了不少同志。毛泽东曾对此痛心地指出：“现在不读马、列的书了”，“没有读过，就上这些黑秀才的当”。“我党多年来不读马、列，不突出马、列，竟让一些骗子骗了多年”。他特别提出：“二百七十四个中央委员，及一千以上的高、中级在职干部都应当认真读书学习，弄通马列主义。”（《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12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永远记取这样的历史教训，切实加强理论学习，对我们来说是十分重要的。由此可见，他始终是把党的理论建设看作是党的建设的最重要的基础工程，是加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的根本保证。很显然，如果没有正确理论的武装，就会像列宁警告的那样，党会“失去生存的权利，而且不可避免地迟早注定要在政治上遭到破产。”（《列宁全集》第6卷第367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正是基于这种对理论重要性的认识和自觉，我们党成立以来就把学习、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第一生命，并在曲折的发展中，形成了重视学习、善于学习的优良学风。这是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必须加以发扬光大的革命传统。

　　毛泽东十分强调党内要有共同语言，有了共同语言才会有团结的基础，也才会有战斗力。他说，要学马克思主义，才有方法，才有共同语言。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对于我们今天面临着复杂多变的世情和国情来说尤为重要。事实证明，理论的坚定是政治坚定的基础，只有正确掌握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才能把握历史的主动，坚定不移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能在各种社会思潮中明辨是非，坚定党的立场；才能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考验中，有力地抵制各种诱惑，防腐拒变，永远保持共产党人的本色。值得注意的是，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重大胜利的今天，党内外却出现了相当严重的理想失落的现象。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就国内来说，由于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相对落后，在对外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受一些错误的思潮的影响，使一些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历史观被严重扭曲，拒绝崇高，嘲弄理想，游戏人生，也就成为一种新的时髦。一些共产党员背离了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热衷于追逐“官帽”，不择手段地窃取国家资财。腐败不但使一些人的党的观念丧失殆尽，甚至连国家和民族的基本观念也化为乌有。腐败现象出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也毋庸讳言，这同对理论建设重视不够、理想教育缺失是相关联的，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不注意学习，忙于事务，思想就容易庸俗化，如果说要变质，那末思想的庸俗化就是一个危险的起点。”（《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7页）

　　历史赋予我们党通过社会主义道路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共同富裕的光荣使命。这使我们党面临着长期执政的考验，因而提高党的领导水平、执政能力和抵御各种风险的能力就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这里重要的是，要努力使我们的方针政策能够正确地反映客观实际的需要，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愿望，一旦出现失误又能够通过总结经验较快地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这就要求我们要更加自觉地学习马克思主义，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毛泽东十分赞赏“没有预见就没有领导”的提法，他甚至强调“没有预见就没有一切”。他说：“坐在指挥台上，如果什么也看不见，就不能叫领导。坐在指挥台上，只看见地平线上已经出现的大量的普遍的东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领导。只有当着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这才叫领导”。（《毛泽东著作专题摘辑》上，第34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这是我们党所要求的领导水平，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借助马克思主义这一望远镜和显微镜，有了科学理论的武装，就能够站得高，看得远，就能够把握现在，预见未来。所以，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时期同样强调：只有学习、熟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才能有助于“加强我们工作中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只有这样，我们党才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建设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直达到我们的最后目的，实现共产主义。”（《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7页）江泽民同志和胡锦涛同志也一再强调这一点。

　　要把调查研究作为理论同实际结合的中间环节和桥梁

　　实事求是即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也就是要从中国社会实际和中国革命与建设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而调查研究则是达到实事求是的根本方法。毛泽东认为，“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这就是说要在实践经验中才能产生。因此，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15页）他指出：“现在我们很多同志，还保存着一种粗枝大叶、不求甚解的作风，甚至全然不了解下情，却在那里担负指导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现象。对于中国各个社会阶级的实际情况，没有真正具体的了解，真正好的领导是不会有的。”（《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89页）他提出了“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这一振聋发聩的警示。毛泽东不仅把调查研究看作是党必须遵循的工作路线和工作方法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且把调查研究提到洗刷唯心精神，防止一切机会主义盲动主义错误的哲学高度来认识。他强调要“使同志们知道离开实际的调查，就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92页）他严肃指出：“许多的同志都成天地闭着眼睛在那里瞎说，这是共产党员的耻辱，岂有共产党员而可以闭着眼睛瞎说一顿的吗？”（《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09页）

　　正因为这样，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把调查研究作为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来加以提倡。1941年8月,在毛泽东主持下,中共中央专门作出《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和《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要求全党“必须力戒肤浅，扫除主观主义的作风，采取具体办法，加重对于历史、对于环境、对于国内外、省内外具体情况的调查与研究”。在党中央、毛泽东的倡导下，调查研究蔚然成风，这对于转变党的作风，制定和贯彻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保证中国革命的胜利，都发生了重要的影响。毛泽东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诚挚地说：“我现在还痛感有周密研究中国事情和国际事情的必要，这是和我自己对于中国事情和国际事情依然还只是一知半解这种事实相关联的，并非说我是什么都懂得了，只是人家不懂得。和全党同志共同一起向群众学习，继续当一个小学生，这就是我的志愿”。（《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91页）事实上，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所以能够把握正确的发展方向和制定正确的策略，是同他始终以一种“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恭敬勤奋地向群众学习、向社会作调查紧密相关的。应该说，紧密地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在调查研究中求得真知，是毛泽东领导方法的一大特色，是值得我们学习和继承的。

　　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陈云都十分注意不断总结实践中的经验，在调查研究中求得新知。陈云一再强调说：“我们做工作，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研究情况，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决定政策。所有正确的政策，都是根据对实际情况的科学分析而来的。有的同志却反过来，天天忙于决定这个，决定那个，很少调查研究实际情况。这种工作方法必须改变。要看到，片面性总是来自忙于决定政策而不研究实际情况。”（《陈云文选》第3卷第34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为了稳妥、健康地推行改革开放，陈云提出，改革的步子要稳，从试点着手，摸着石头过河，边实践，边探索，边总结经验。早在1951年陈云就主张在工作中要稳步前进，反对急躁冒进，急于求成。当时他就把这种思想方法形象地比喻为“摸着石头过河”。他说：“这叫摸着石头过河。搞急了是要出毛病的。毛毛草草而发生错误和稳稳当当而慢一点相比较，我们宁可采取后者。尤其是处理全国经济问题，更须注意这点。”（《陈云文选》第2卷第152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在新的历史时期陈云同样强调：“我们要改革，但是步子要稳。因为我们的改革，问题复杂，不能要求过急。改革固然要靠一定的理论研究、经济统计和经济预测，更重要的还是要从试点着手，随时总结经验，也就是要‘摸着石头过河’。开始时步子要小，缓缓而行。”“这绝对不是不要改革，而是要使改革有利于调整，也有利于改革本身的成功。”（《陈云文选》第3卷第279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应当说，这是对我国经济建设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在经济工作中出现失误，往往是由于急于求成，片面追求速度，贪大贪多而脱离了中国的国情造成的。正如陈云所认为的，做工作，不能只想快。慢一点，稳一点，少走弯路，走弯路的损失比慢一点的损失多。由此可见，“摸着石头过河”，蕴含着调查研究和总结经验的工作原则和工作方法。虽然后来有人对“摸着石头过河”的工作方法有过质疑和非难，但陈云认为这种非难“没有讲出道理来”。他特别指出：“‘九溪十八涧’，总要摸着石头过，总要下河去试一试。‘摸着石头过河’，这话没有错。” 1984年6月陈云在看到中联部报送的美国经济学家艾德乐对我国财经工作的意见后批示说：“有经历的外国人也是摸着石头过河，所有外国资本家都是如此。凡属危险项目，他们不搞，宁可吃利息。这是一个千真万确的道理。”（《陈云年谱》下卷第41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史证明，这一充满唯物辩证法的领导原则和工作方法，对于保证我国的改革开放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健康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作者：北京大学原副校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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