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本文的用意绝不在争一时的好评，而在于对最近一些年中国经济中的问题作出总结性的说明，这个说明应当足以为将来的人回顾这一段中国经济的历史提供纲领性的指导。因此作者诚恳地欢迎读者们严肃认真的批评意见，特别希望大家提供统计数字和事实资料来检验本文中的一切论点。

我们今日为何陷入困境

左　大　培

今日的整个世界都面临着经济衰退的威胁。与处在负增长边缘的西方经济大国相比，统计数字上具有8％增长率的中国，似乎是当今世界上唯一经济繁荣的区域。但是，只要我们不想自欺欺人的话，我们就应当承认，今日的中国经济也陷入了困境。

一、公平与效率：两方面的困境

困境首先在于社会公正方面。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贫富两极分化不但极为明显，而且在不断加剧。现在，学术界对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到底是否比0.4高这一点还有争论，但是没有多少人敢于否认，中国已经成了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不仅如此，伴随并加剧着这种贫富两极分化的，是近几年来老工业地区大批人的绝对贫困化，它表现为城市地区形成了普遍性的失业和低工资的群体，大批人生活水平绝对下降。巨大的贫富差距、特别是近年城市地区大批人生活水平的绝对下降，已经在国内引起了严重的社会危机和政治上的不稳定。
　经济上的困境也来源于经济效率方面。
　最近几年统计数字上显示的中国经济增长率一直在7％以上，但是国际国内都有许多人对中国经济增长率是否真有这样高深表怀疑。即使中国按照自己的统计口径真的达到了这样高的经济增长率，这也丝毫不能掩饰中国在宏观经济形势上所陷入的困境，因为这个经济增长率远远低于中国的生产潜力所允许达到的增长速度。
　80年代和90年代中国经济增长的经验表明，中国经济的“自然增长率”（按照中国的统计口径计）在9％左右，没有什么迹象表明这个自然增长率已经降低。连续多年中国经济的实际增长率低于生产潜力的增长率，其根源显然在于宏观总需求明显低于潜在生产能力。宏观总需求不足的证据，不仅在于城市地区的大量失业和普遍的生产能力闲置上，尤其在于中国近年不断出现的物价总水平的下降上。总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国内投资小于充分就业的储蓄，最集中地表现在资金净外流上。按照国民收入核算的基本原理，这种资金净外流表明国内实现的投资小于储蓄，而这还是在中国的总需求严重不足、实现的储蓄太少的条件下出现的。
　自1996年以来中国的产品（商品和除投资收益以外的服务）出口一直显著大于进口，表明中国有严重的资金外流。这种资金外流，有时通过资本帐户直接流出，表现为连年外国在华巨额直接投资的同时企业和个人在大量向外输出资金；最近这两年则主要通过政府外汇储备急剧增加而流出。2000年9月到2002年9月中国官方的外汇储备增加了将近1千亿美元，虽然同时资本帐户有大量顺差，二者相抵仍然有大量资金净流出。这种国际收支格局不过表明中国的资金净流出已经从民间的主动输出资金变为让官方输出资金，中国的企业不仅在国内不投资，甚至也已经不向国外输出资金，从而造成了严重的资金过剩。它是宏观总需求不足的集中表现。
　中国在经济效率问题上的困境还表现在：整个经济出现了严重的财政金融困难，巨额的银行不良资产和社会保障资金缺口随时可能引发金融危机；向技术密集产业升级的过程不顺利，技术进步的前途不明朗，从而经济发展的长期前景处于危险之中。
　我们为什么会陷入今日的困境？不能否认，这一困境与转向市场经济体制有关。从这个意义上说，困境是转向市场经济体制时所难于避免的。但是光是转向市场经济体制还不足以造成今日的全部困境。加重了今日困境的很重要原因在于，最近20年的经济行为和经济政策一直存在着对自由放任和弱肉强食哲学的迷信，而最近几年这种迷信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以致经济政策上在有意无意地制造贫富两极分化，放任外国资本来挤垮中国经济。

二、公平问题为什么严重？

首先让我们看看，中国如何陷入了两极分化的社会危机中。为当前的贫富两极分化辩护的人总是说，这是在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其实单纯的向市场经济转轨并不会造成如此严重的贫富分化，我们今日的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平等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最近20年来经济政策的偏向。

（一）偏向富人的政策

加剧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平等的政策偏向，首先来源于只要效率不要公平的指导思想。中国经济改革初期所取得的显著成就，是使农村和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而这实际上缩小了整个中国范围内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但是当时许多人片面地赞扬农民内部收入的不平等程度有所上升，以为只有加大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才会带来经济的繁荣。由此就使只要“效率”不要公平的观念在中国肆虐了20年。而他们所说的“效率”，其实不过是少数人的货币收入多而已。在这种观念指导下，许多人只讲“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闭口不谈“共同富裕”，由此而派生出一系列加剧贫富两极分化的政策。
　在只要效率不要公平的思想指导下，加剧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平等的作法首先表现在，中国经济中的优惠政策几乎从来都是只给予市场经济中的强势集团。20年来中国的经济政策已经形成了一个恶习，这就是只给富者以优惠政策，只给富裕地区和富裕的个人以优惠政策。
　目前世界上最大的不公平，是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在人均财富和收入上的不平等。外资企业的利润是外国人的收入，我们却总是千方百计地要保证外国人、外国企业的盈利，为此不惜牺牲中国企业的盈利机会。这是最大的扩大不平等。可口可乐、通用、德国大众、柯达都把中国变成其最大的利润源。
　这种制造贫富两极分化的政策偏向首先表现在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上。当今中国收入最高的群体之一，是在外资企业工作的高薪阶层。许多人以为这种特高的薪金来源于外资企业的高效率，其实外资企业的这种巨额薪金支出很大程度上是政府的税收政策优惠造成的。
　由于许多制定政策的人只追求地域内的产出（GDP）而不顾本国人民的收入（GNP），在追求产出时又只看到外资企业增加产出的一面，看不到它挤掉中国企业产出的一面，20年来我们一直在力求给外资企业以种种超国民待遇。在中国的土地上，外资企业所享受的政策待遇往往比中国企业优惠；特别是在税收上，外资企业一直就享受着远远比中国企业优惠的政策待遇。
　这种畸形的税收政策优惠不仅表现在法定的税率上，表现在外资企业一直享有低于中国企业的所得税税率、一定年限的所得税税收减免上，而且表现在操作层次上的税收征收方式上。对中国企业，超过一定数额的员工工资不能计入成本，而应当视为利润的一部分，从而不仅员工应当缴纳相应的个人所得税，企业还要为此缴纳相应的企业所得税。但是这种作法却没有适用于外资企业给其员工的工资，外资企业的员工工资就都可以不视为企业利润，从而不必缴纳相应的企业所得税。
　在这种不平等的税收待遇下，中国企业由于税负过重而难以提高职工工资，外资企业却由于税负较轻而乐于给其员工高薪。实际上，外资企业给其员工的高薪在很大程度上是拿着中国政府的企业所得税送人情。外资企业薪金普遍高于中国企业，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特殊的税收优惠政策造成的。
　本来东南沿海地区在市场经济中天生就有地理上的优势，可以长期保持比内地更高的人均收入水平，它们却在最近20年中一直在政策待遇上享有比内地多得多的优惠。在改革开放初期，当中国经济还带有强烈的计划经济色彩时，东南沿海地区不但在物资分配、资金调度上享受了许多计划经济下的特殊优待，而且在税收上得到了特别的优惠，而税收优惠即使在市场经济下也对一个地区的经济状况极为重要。当国家财政状况紧张、中央政府以一切可能的方式向老工业基地增税时，东南沿海的某些省份却可以保持着改革开放初期极低的向中央上缴财政收入基数，一定多少年不变。到90年代初，东南沿海的富裕和老工业基地的贫穷已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是某些部门给东南沿海特殊政策优惠的恶习仍然没有终结。这就造成了经济政策上的一大奇观：发达国家政府的特殊优惠政策都给予贫穷困难地区，而中国的特殊优惠政策却集中地给予最富裕繁荣的地区。结果是老工业基地由于不堪财政重负而衰落，形成了今日大批人绝对贫困化的局面，而东南沿海的个别省份却富冠全国。这样造成的地区性贫富分化绝不能算是公平的。

（二）虐待国有企业职工

最近几年中国的财富和收入分配不平等进一步加剧，这主要因为国有企业剥离了几千万员工。对国有企业员工的这种“剥离”，不仅意味着原国有企业的员工因同时失去工作和收入而“下岗”，也不仅意味着他们按西方国家的定义陷入失业境地，更主要的是意味着他们失去了任何社会保障，落入了被国家和社会完全抛弃的地位——他们往往被迫以几万元甚至仅仅几千元就“买断”了工龄，从此政府就摆脱了向他们提供养老金的义务，这使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将来有可能得不到任何养老金。
　从当时的情况看来，这样大规模剥离原国有企业员工似乎是迫不得已。因为当时国有企业的大面积亏损极为严重，这些被剥离的员工大多数已经实际上没有工作、没有收入。有些人据此认为，这是国有企业没有效率的必然结果，是市场经济改革过程中所不可避免的。
　实际上，这样一种说法也是在抹煞政策因素对原国有企业职工的困境所起的作用。诚然，20年来国有企业的改革一直没有取得重大的突破，这是国有企业陷入今日的困境的主要原因。但是，错误的经济政策一直在加重国有企业的负担，从而加剧了国有企业今日的困境，它对国有企业今日的困境也要承担重要责任。
　国有企业今日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我们最近20年来一贯对国有企业竭泽而渔，不但扼杀了大部分国有企业发展的后劲，而且造成社会保障资金的枯萎，以致今日使大批的原国有企业职工丧失了任何的社会保障。
　这种对国有企业竭泽而渔的政策，集中体现在超比例地向国有企业收税上。近几年的中国经济学界惯于向原国有企业横加罪名，说政府给了国有企业过多的优惠，国有企业占用了过多的资源。其实这都是极其片面的歪曲。从转向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以来，政府就基本上不再向企业实行大量的财政性投资。国有企业能够得到的主要“优惠”和“资源”，其实是银行的贷款。而一旦银行转向商业化经营，对企业实行硬预算约束，这些大额贷款的还本付息就不仅不是国有企业得到的优惠，而且成了压倒许多企业的最大包袱。而在市场经济中最重要的也是真正的政策优惠——税收上，国有企业不仅从来就没有得到什么优惠，而且一直是受到虐待的。
　20年来我国颁布的税收优惠不谓不多，先是乡镇企业与外资企业都有税收优惠，后来是外资企业继续有税收优惠，其它的地区性、行业性、暂时性的税收优惠更是多得不可胜数。但是我们从来就没有见到过给全体国有企业的一个税收优惠，而只知道每当政府财政紧张时，就以一切可能的名目、甚至以违反法律和政策规定的方式来增加对国有企业的税收。在实际收税过程中，由于片面使用行政手段维护“税收纪律”，造成对非国有部门没有足够的税收纪律约束，以致非国有部门逃税严重。
　这两方面因素联合作用的结果，是国有部门承受了不成比例的负担，国有企业在税收总额中所占比例极大地高于它在整个经济总产出中的比例。目前国有企业只占工业总产出的三分之一，但是却缴纳了70％的政府税收。人称浙江宁波地区的民营企业发达，已经占了GDP的80％，但是它也只占缴纳税收的50％。这样的竭泽而渔不仅吸干了国有企业的投资资金，使国有企业丧失了发展的后劲，而且也吸干了本来可以为国有企业储备起来的养老基金，从而造成了今日国有企业职工丧失养老保障基金的困境。
　就是在国有企业改革没有取得重大进展这一点上，流行的经济学思潮对经济政策的错误指导也不能辞其咎。国有企业改革的正确方向，本来应当是形成足够有力的国有财产保值增值机制，在这个前提下以一系列的制度建设来保障职工权益，减缓改革对原国有企业职工福利的冲击。但是20年来的流行思潮几乎从来不将重点放在这上面。它从来就是单纯强调发展其它所有制成分的企业，企图以此逐步缩小公有制企业的比重而使其消亡。对国有企业本身，它先是鼓吹“放权让利” ，后是大力推进“产权交易”、不同所有制混合经营，最近几年则以“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领域”和“改制”为旗号，公然将国有企业赶尽杀绝，实行少数人掠夺全国人民财富的权贵私有化。
　最初的所谓“放权让利”，就偏离了国有企业改革的正确方向。它将企业的一切大权都让给厂长或经理一个人，不对其资金运作进行任何监督。结果是方便了国有企业的少数经理人员大肆进行在职消费，任意挥霍企业资金，甚至侵吞公有财产，不但造成了先于收入两极分化的消费两极分化，为社会上的财产两极分化提供了土壤，而且使国有企业的财务运作陷入混乱，经营状况越来越坏。许多暴富者由此而掘到所谓的“第一桶金”，而大批的国有企业则因此而衰败。
　由于我们至今为止一直没有形成有效的国有财产保值增值机制，20世纪90年代以来兴起的国有企业办“混合所有制企业”和“产权交易”的浪潮，实际上就变成了少数特权人物转移资金以侵吞国有资本的手段。在这以后掀起了两场运动：“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领域”等于不准国有企业继续经营，“改制”则更是明目张胆地实行私有化，而且基本上是以向少数特权人物白送国有财产的方式实行权贵私有化，让少数人放手掠夺全国人民的财产。就是10年来这两个阶段的“国有企业改革”，不仅将许多国有企业送上了绝路，而且在一极喂养出了一个有惊人财富的暴富阶层，在另一极断送了大部分国有企业职工的生路，使他们坠入了贫困的深渊。
　对国有企业改革问题的上述分析表明，某些人在明里暗里推行的私有化政策是当前社会两极分化的主要根源。这些人的私有化主张意在人为制造两极分化，其最明显的表现是他们从不主张甚至坚决反对“平分私有化”、“职工持股私有化”，而总是在要求向少数“企业家”送股甚至白送企业，以“扶持民营企业”为借口要求给少数现在或未来的富豪以优惠政策，而从不要求给下岗的国有企业职工以什么优惠政策。

（三）盲目追求外向型经济的后果

20年来的指导思想一直是片面地追求“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为此而形成的一系列政策都在加剧收入和财富分配上的两极分化。
　近年来的贫富两极分化在很大程度上与各种违法违规行为有关，也与大量侵吞公有财产有关。而经济的“外向化”程度越高，从事这种违规致富行为的人就越大胆越方便，因为频繁的对外交易和国际资金流动极大地便利了违法致富的资金出逃，而且这种频繁的对外经济交易本身就提供了大量的非法致富机会。由于这个原因，那些片面鼓励外向型经济发展的“外向型经济优惠政策”无一不便利了非法致富资金的出逃和社会的两极分化，有些政策甚至直接造成了非法致富和分配的不平等。最典型的例子是为了推行所谓的“走出去”战略而让私人以私营公司名义用国家资金在国外注册企业，这极大地方便了许多见利忘义之徒侵吞国有财产——在国外注册私营企业的老板可以翻脸不认帐，不承认国家在自己注册企业中所拥有的财产，而中国政府甚至连向外国政府控告这种人的法律依据都没有。
　为刺激出口所实行的不惜代价的出口退税政策是造成两极分化的又一大源泉。由于中国国内增值税的征收上有太多的优惠和漏洞，最近几年对出口产品的退税额大大高于在其生产流程的前部所征收过的增值税额。而国内生产进口竞争品和非贸易品的行业则没有受到如此的系统性政策优惠。这成了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之间分配不公的又一大根源。出口退税给予的暴富机会是如此之大，以致假造出口单据以骗取出口退税本身成了某些“模范外向型地区”的一大赚钱机会。
　19世纪拉丁美洲不成功的外向型经济发展已经说明，如果没有有效的机制来促使出口反向刺激内需和进口竞争产业发展，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不仅不会带来成功的经济发展，而且会造成富裕的出口部门和贫困的内需部门，加大收入分配的不平等。而我们这20年来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政策却越来越倾向于切断出口反向刺激内需的作用机制，从而加剧了出口的部门和地区与为内需而生产的部门和地区之间的收入分配不平等。
　切断出口对内需的反向刺激作用的政策，特别表现在对加工贸易的优惠政策。按照这种政策，为加工后出口的产品生产所进口的原材料和零部件都免征关税和增值税，甚至还可以享受其它的政策优惠。这样一种政策鼓励了生产出口产品的企业切断与其国内的原材料和零部件供应者的联系，它虽然有利于广东等少数沿海地区发展加工出口经济，却使广东的出口产业发展不再能带动内地的相关产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甚至直接造成某些原来为出口企业供货的上游企业衰落，由此而加剧了直接生产出口产品的行业和地区与其它行业与地区之间的贫富分化，使广东的富裕与全国的经济发展失去了关联。
　盲目追求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的思潮在最近10年中对我国的经济政策发生了灾难性的影响，以致近些年来出现了一种偏向：制定政策时只考虑促进出口，不考虑保护进口竞争产业，甚至不考虑面向国内市场的企业和地区死活。更有甚者，某些人还不断鼓吹通过开放进口来增加所谓“竞争压力”，却从来不提出口企业享受到了过多的政策优惠。这种“靠进口制造竞争压力”的论调近几年还发展成所谓的“鲶鱼效应”观念，说进口的压力会使面向国内市场的企业活得更好，就象在长途贩运的活鱼中放入吃鱼的鲶鱼会激活贩运的鱼那样。而近几年的许多政策都是按照这种思路设计的。
　实际上，这种“开放进口以制造竞争压力”的论调无论是否合乎实际，都是在为加大进口竞争产业与出口部门之间的贫富差距制造舆论。开放进口并不一定能使国内原有的进口竞争产业活得更有效率，而是极大地加大了它们生存的风险。当然，开放进口的压力可能会在原来有足够潜力的产业中激发活力，但是它无疑也会压垮原来没有足够潜能的国内产业。更重要的是，即便是那些在开放进口的压力下生存下来的企业和个人，他们的生存境遇和福利也往往会大幅度下降，这会使贫者进一步贫穷，从而加大社会中的贫富分化。
　由于20年来的经济政策一直鼓励外向型经济发展，中国面向国内市场的产业已经多半是低收入的行业和产业。不仅面向国内市场而生产粮食和大豆的农民是中国的贫困阶层，就是城市中生产进口竞争品的企业，其职工也多半是低收入阶层。而开放这些产品的进口对其国内生产者的影响无非两种：或者是这些产品的生产者在进口产品的冲击下仍能坚持，但是他们还是必须忍受更艰苦的劳动和更低的收入；或者是他们在进口产品的冲击下无法再从事原来的行业，而必须改营它业。这正是许多人所鼓吹的“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或者是贫困化了的农民外出打工谋生。但是这与生产者为使自己更富裕所作的主动产业结构调整不同：它是通过让贫穷的人更贫穷来逼迫他们“调整产业结构”。形象化地说：它是让原来靠生产大豆能够维持温饱的人由于大豆降价而无法生存，从而不得不受雇于收入更低的企业来“调整产业结构”。不管这样的调整能否成功，它本身都会使一大批原来的低收入者更加贫困，从而加剧社会的两极分化。
　这里出现了一个残酷的因果链条：“开放进口以制造竞争压力”—进口竞争产业的生产者贫困化—他们被迫转变生产结构，可能还转向出口品生产—由于他们更贫穷，因而生产的出口品有了更强的竞争力，从而出口增加。其实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中国出口的激增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样造成的。这也就是实际上的“鲶鱼效应”：让人民更贫困，以便使出口品有更强的竞争力。这样的“对外贸易竞争力”反映的实际上是人民的贫困化，但是它却成了许多人沾沾自喜的资本。
　有些人还极力要设法保持中国打工族的低工资，深怕工资高了会“影响中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这只能证明单纯追求出口的观念已经多么严重地扭曲了人们的思维方式：他们把“增加出口”当作唯一目标，为了保持出口竞争力不惜以一切手段压低人民收入，而忘了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是改善人民生活，是增加人民的收入包括劳动者的工资！人们就是在这样的观念下鼓吹所谓“鲶鱼效应”的。
　这种观念指导下的经济政策当然不能不加剧分配上的不平等。为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我们被迫实际上是单方面地开放了许多国内产业。有些人却把这些被迫作出的让步说成是对我国有利，说这样“开放进口以制造竞争压力”是“改革的需要”。但是为了应对这些新开放的进口，许多行业掀起了又一轮企业裁员的浪潮。由于在加入WTO的协议中承诺了大幅度降低石油化工产品进口关税，中国石油总公司必须急剧地大幅度降低成本以应对可能的低价格进口产品竞争。在2002年之前的几年中，该公司进行了全面的重组，裁减了大量的员工。但是这样就造成了被裁减的员工与未被裁减的员工之间的巨大收入差距。再加上被裁减的员工对未来生活前景的绝望，终于引发了2002年3－4月间大庆油田上万工人持续性的聚众示威请愿。这是“开放进口以制造竞争压力”这种主张必然引起的严重后果。可以断言，如果坚持按这种制造两极分化的“外向型经济”思路走下去，我们最终将走上拉丁美洲式的发展道路。而今日委内瑞拉的贫富冲突和全面内战局面，就是这种发展道路的归宿。

三、什么原因妨碍效率提高？

不能否认，20年多来的改革包括最近几年的国有企业改革，确实大大提高了个体经济行为上的经济效率。这种个体经济行为上的效率，主要来自适当激励机制的建立和加强，它促使个人努力工作，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但是光在个体经济行为的激励机制上提高效率，并不等于整个经济的效率增大。个体之间经济活动协调机制的失灵，可能大大降低经济效率。目前这种协调机制的失灵，主要表现为妨碍经济稳定增长的各种障碍，特别是宏观上的障碍：短期内是总需求不足；中期是可能导致金融危机的金融隐患；长期则是技术进步的发展后劲不足。

（一）短期：总需求为何不足？

目前中国经济在短期中的最大问题是总需求不足。总需求不足使总产出小于生产潜力，减少的总产出又降低了中国人民的总收入，而这种收入的减少是在大量失业和设备闲置下发生的，它意味着资源的浪费和低效率。
　当然，当前中国总需求增加所带来的总产出（实际GDP）增加，并不意味着中国人民的总收入（GNP）的等额增加。最近几年中国国外投资净收益一直有近200亿美元的逆差，意味着外国人从在中国的投资中每年取得近200亿美元的净利得。这使每年中国人民的总收入都小于中国境内的总产出约1.5％。这个差额提醒我们，不能只关注总需求和总产出，而应当同时关注总需求在中国人收入和外国人收入之间的收入分配效应，因为我们的最终目的应当是增加中国人民的收入。我们只是在总需求按固定比例化为中国人民的收入和外国投资利润的前提下，关心如何增加对中国产出的总需求。
　既然总需求由非政府的消费、投资、政府采购和净出口构成，我们就应当从这4个方面分别说明宏观总需求为何不足。

消费
　消费需求不足的首要原因在于外国投资的净收益减少了中国人民的总需求。宏观经济分析中的常识是私人消费需求取决于其收入，在中国目前的社会经济结构下，我们根本不可能设想中国人民的私人消费超过其总收入。即使中国人民将其收入全部化为私人消费，这个消费量也至少小于中国土地上的总产出1.5％。这是因为外国投资的净收益占了中国总产出（GDP）的1.5％，从而使中国人民的收入少于中国境内总产出的1.5％。光是这一点就足以说明片面鼓励外国投资的害处：它不仅可能在增加国内总产出的同时降低中国人民的总收入，而且会使国内总需求先天不足，不可能与总产出相等。
　消费不足的第二大原因在于近年来实行的两极分化的私有化。让少数人获得企业的资本和财产收益而让多数人收入降低甚至失业，这样的私有化损害的不仅是社会的公正，而且是宏观的总需求。宏观经济学中尽人皆知的常识是，低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高于高收入者，因而在同样的总收入下，加大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会减少总需求。这条原理正好适用于今日的中国，它说明了加剧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私有化所造成的宏观经济后果。
　为少数人暴富的私有化辩护的人总是强调说，以过低价格得到国有资产的人将其取得的财富基本上都变成了生产资金。如果真是这样，那对增加消费需求恰恰不利。这样靠减少企业职工的收入来增加少数人的财富同时就意味着消费需求的减少。即使变成私营企业主的暴富者们把增加的一大部分财富用于私人消费，那也对增加消费需求贡献不大，因为这些人更愿意购买昂贵的进口高档消费品，把自己的孩子送去外国“留学”，增加外国的私人消费和学校收入。
　消费不足也是由于许多原国有经济部门职工的下岗失业、收入减少和失去社会保障。大批原国有经济部门职工的下岗失业造成了他们的当期收入急剧减少，企业的不景气还通过别的途径减少他们的当期收入。这些当期收入的减少都会显著减少消费需求。在国有企业倒闭减员最严重的几年间这种关联表现得特别明显：当一个县城的国有企业全部倒闭时，那里的猪肉销售量都大幅度下降。
　由于大批职工被从国有经济部门“剥离”而失去社会保障，消费不足的程度进一步加深。被从国有经济部门剥离的职工完全丧失了社会保障，特别是丧失了未来的养老金收入，这不能不迫使他们提高自己的边际储蓄倾向，在哪怕找到一份工作、有了一点收入时也极尽可能增加储蓄，从而进一步减少了私人的消费需求。

投资
　如果有足够的投资需求来弥补私人消费的不足，低迷的消费需求本来也不会导致总需求不足。但是中国的非财政资金投资需求显著小于生产潜力要求已经持续了至少6年以上，而且至今见不到结束的迹象。这在新中国50多年的历史上是空前未有的。在1995年以前的40多年中，我国的宏观经济问题几乎总是投资需求过多。现在我国变为无法消除的投资需求不足，其最根本的原因主要是银行防止坏账的商业化经营和政府的其它措施有效地消除了企业的“软预算约束”，使企业预算约束足够地硬化。而在企业预算约束足够硬化的市场经济中，投资需求及总需求不足是常态。
　但是最近这些年我国的投资需求如此长期地严重不足，是由于许多起消极作用的因素进一步加剧了投资意愿的缺乏。
　在预算硬化的条件下，投资需求不足的原因在于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不足，而在目前的中国，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不足有两大根本原因：
　一是由于有足够水平的技术和生产经验的产业部门过少，造成企业不敢向许多缺乏足够技术和生产经验的行业投资，生产和投资集中于少数技术水平低的行业中，特别是少数有所谓“比较优势”的出口部门中，造成经济结构单一，少数技术要求不高的部门比重过大，而技术水平要求高的加工组装产业比重过低。1997年我国的纺织业和服装业占整个制造业增加值的10％以上，而发达工业化国家这一比重仅为3－4％；加工组装型制造业（制造金属制品、机械和电气机械、运输设备等）在中国制造业的增加值中只占30％，而西方发达工业国的这一比重都在37－46％之间，连韩国的这一比重也为42％。过多的资金集中在种类太少的产品生产上，必然使利润率急剧下降并持续低迷，造成投资机会匮乏。
　与此相关的另一个原因是我国总体的技术水平太低，而且技术进步速度太慢。在给定的工资和利息率下，技术水平的提高可以提高企业的利润率，从而增加企业的投资需求。获得过去不能生产的产品的生产技术，更会给企业提供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企业经营的无数实际经验也都证明了这一点。因此，我国目前的技术水平太低并且技术进步太慢是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不足的另一原因。
　我国目前的技术水平相对发达国家总体来说太低，这一点不会有太大的争议。但是对技术进步太慢这一点，我们不是从技术进步的速度本身有多高这一点上说。最近20年来，我国技术进步的速度本身并不慢。但是对充分吸收本国的全部储蓄资金这个目标来说，重要的不是技术进步的速度本身有多高，而是技术进步的速度能否允许吸收本国的全部储蓄。我们所说的技术进步太慢，指的是技术进步的速度相对于储蓄所造成的投资资金的增长来说太慢。
　其实，制造业的经济结构单一和过于集中在少数产业上，其最终的原因也是由于许多产品的生产技术太低或根本就没有。因此，我国目前投资机会不足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技术水平太低并且技术进步太慢。而技术进步慢，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多年来不重视组织自主的技术开发，在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时也是片面依赖外资企业直接投资所带来的转移，忽视自主的购买国外技术，更忽视进一步的消化、吸收和进一步发展。这导致了中国的技术进步速度跟不上国内资金积累的速度，它表现在某些行业如机械制造业、特别是机床制造业技术进步缓慢，以致至今也没能生产出多少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机械设备。
　不重视组织自主的技术开发只是加剧了投资需求不足的政策偏差之一。最近几年实行过的经济政策中，有许多对投资需求的不利影响更大。
　作用最恶劣的政策之一是“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行业”。诚如许多国有企业的批评者所指出的，国有企业几十年来一直使用着投资资金的最大部分，而且往往带来投资过度和经济过热。但是正因为如此，国有企业就一直构成了投资需求的主要源泉。非国有的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当然也热衷于通过银行贷款而造成投资需求，但是由于它们自有资金极为有限，商业化经营后的银行害怕坏账风险而不敢多贷款，因而从资金上限制了它们的投资需求。在这样的环境下推行“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行业”的政策，等于强行下了一道“不要向国有企业投资”的禁令，只能导致投资需求大幅度减少。过多的投资需求因此而一去不复返了，但是投资需求却因此不可能充足。
　在当代经济自由主义的时髦理论中，本来就不承认“自然垄断行业”和“竞争行业”的差别。这意味着几乎所有的行业都是“竞争性行业”，而“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行业”就等于国有企业从一切行业退出，等于消灭国有企业。在这样一片“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行业”的鼓噪声中，许多地方政府一刀切地强行要“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行业”，甚至本来生存得不错的国有企业也强迫其“退出”。由于对这些还能经营的企业不能通过关闭来强制其“退出”，地方官员们就强迫其“改制”即私有化。这不仅造成了极大的分配不公平，而且造成了许多混乱和职工失业，也妨碍了资金的融通和投资需求的扩大。
　许多人极力宣扬国有企业必然亏损的论调，由此认为向国有企业投资会增加国家的金融风险，因此而主张不向国有企业投资。不说这种论调在理论上是否站得住，就是在实践经验上也并非一定如此。在走向市场经济的20年过程中，许多国有企业有良好的业绩并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就是在这20多年中完全新建的国有企业，有许多也经营得极其成功。范例之一就是宝山钢铁公司和大连的华录录像机生产公司。它们的经营成功表明，只要有足够的投资规模和严格而科学的管理，向国有企业的大规模投资完全可以是有利可图的。在今日投资资金过剩而投资机会不足的环境下，我们需要考虑的是如何学习宝山钢铁公司的经验，加大国家对竞争性行业的投资。让“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行业”的作法，在微观上和宏观上都是极其有害的。
　对投资需求发生有害影响的还有各种鼓励外商投资的作法。如果只将投资需求简单相加起来，外商投资似乎会增加投资需求。但是仔细分析的结果却是，近年来的外商投资最终减少了总的投资需求和总需求：它不仅抢走了中国企业的投资机会从而减少了中国企业的投资，而且在总体上减少了中国的投资总需求和全部产品需求。
　几乎所有的人都在不断重复地说，外商投资增加了中国的资本存量，促进了中国的资本形成。但是实际上，8年以前中国就已经形成了资金过剩的格局，1996年以来中国一直是一个资金净流出国。按照国际金融的常识，一国只要在不包括要素报酬的经常项目上有贸易顺差，它就有资金净流出。中国自1994年开始不包括要素报酬的经常项目上就是贸易顺差；当然有些年份中国在国际收支平衡表的“错误和遗漏”项下有原因不明的巨额资金流出（有时近200亿美元），但是即使把它全视为实际的经常帐户逆差而从经常项目顺差中扣除，我国不包括要素报酬的经常项目从1996年起也有大量贸易顺差。这就说明，中国自1996年起就是一个确定无疑的资金净流出国，虽然几乎每年都有400－500亿美元的外商直接投资流入，但是同时国内的非政府部门就通过银行存款、贸易信贷等等而有巨额资金流出，再加上以外国投资收益（2001年达277亿美元）和外汇储备增加等形式而流出的资金，中国每年流出的资金总额大大超出流入的资金总额。仅就这一点说，外商投资就没有增加中国的资本存量。
　如果中国国内资金的流出与外商投资无关，那我们还可以说，外商投资增加了中国的总投资和资本形成。但是我们有足够的把握说，中国的国内资金是被流入的外商投资排挤而流出的。理由就是中国国内的资金是为增加回报而流出国外。对这一点的最明显证据，就是2000年美国经济萧条后利息率很快降低到低于中国人民币的利率，现在又出现了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资本帐户中的资金外流大幅度减少，国际收支平衡表的“错误和遗漏”项下近200亿美元的资金流出也变成了资金流入。资金这样流出国外的原因，显然是因为国内缺乏投资机会，在国内投资的回报率太低。其实在微观的经济观察中，连民营企业都普遍感到盈利太低，许多企业因而不敢投资。谁都知道，投资多就会造成投资回报低。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问题是外商投资过多造成的。
　过多的外商投资将投资回报压得过低，从而夺走了中国企业的投资机会。只要设想一下，如果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没有在中国投过资，中国的碳酸饮料行业会有多少投资机会，我们就可以相信这一点。
　总的来说，在给定的投资机会下，外资的增加只会挤出本国投资。只有在本国投资不受外国投资影响的情况下，外国投资才可以增加总投资。但是外国投资对本国投资会起两方面的相反作用：通过增加总需求而可能增加本国投资；或者抢走投资机会，挤出本国投资。由于“外国投资更有效率”，由于外资的进入多半是“开放投资”的结果，中国的外资进入主要起了抢走投资机会、挤出本国投资的作用。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说：外商投资并没有增加中国的资本存量和资本形成。
　其实在20世纪后半期的中国环境下，拚命吸引外商投资的作法本身就根源于一个过时的思维方式：认为吸引外资对经济发展有好处。钱纳利等人当年论证吸引外国资金对落后国家经济发展有好处，理由是这样可以同时弥补充分就业储蓄小于投资和外汇不足的“两个缺口”。而我们现在并不存在这样两个缺口。我们现在的形势甚至正好相反：出口大于进口，外汇增加过度，而投资明显小于充分就业储蓄。我们现在缺乏的是销售市场和投资机会，而外商的投资夺走了国内企业最宝贵的投资机会。
　当然，由于我国企业在一个行业投资一般都根据它过去的赢利情况，因而外商投资的增加通常不会减少当期的国内投资。而外商投资增加通过增加总需求会增加当期的企业盈利，从而可能在短期中还增加国内的投资。这也是现在许多人想通过吸收外商投资来增加总需求的原因。但是经济波动的历史都证明，投资大幅度增加一般都会造成利润率下降和生产过剩，从而使未来的投资机会减少和投资下降。那时外商投资抢走国内企业投资机会并减少国内投资的作用就会暴露出来。这也就是说，现在的外商投资增加意味着未来的本国企业投资减少。而且外国投资者相对于国内企业往往具有长得多的投资眼光，它们习惯于超前地抢夺投资机会，从而强化了在以后出现的当期投资机会不足。
　实际上，只要我们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总需求不足的宏观经济环境，外商投资就至多只能在短期中增加总需求和国内投资，而在以后更大幅度地减少国内投资和总需求，甚至造成更严重的投资下降和总需求减少。在这方面，实际起作用的动态因果链条是：中国经济相对外国繁荣—外商在华投资暴增—过度投资造成利润下降，引起中国经济萧条—外商投资减少。1992－1993年的中国经济过热使外商在华投资在几年间上升了3倍，达到每年400亿美元，但是因此也加剧了通货膨胀消失后的利润率下降和中国国内投资减少。与反通货膨胀造成的经济紧缩结合在一起，这使1998年之后外商投资停止增长甚至下降。2001年开始的外商投资重新增加显然是由于美国的经济衰退，但是如果我们不能有效地保护自己的投资机会，这种外商投资增加就会在将来给我们造成更严重的本国企业投资下降和总需求不足。
　将外商投资对总投资和总需求的短期作用和长期作用综合考虑，我们可以断定外商投资最终将减少我国的总投资和总需求，其原因主要有3个：
　第一个原因是外商投资企业更趋向于进口所需设备。由于外商投资企业负责采买投资品的总部在外国，交易上的方便使它趋于采用外国设备；同时向子公司送去进口设备也便于高估设备金额，取得折旧抵扣税款的好处。这都使外商投资企业更热衷于进口设备，把绝大部分投资金额变为设备进口。这样，外商投资虽然一方面本身增加了投资，另一方面却又增加了进口并由此减少了总需求。再加上其挤出国内企业投资和设备进口的效应，总的来说会减少中国的总需求。
　外商投资减少总需求的第二个原因听起来象个悖论：外商投资的高效率将减少总需求。许多人都愿意称赞外商投资更有效率，但是正是从宏观总需求的角度考虑这种投资效率才极为有害。投资更有效率意味着可以用更少的投资来满足同量的产品需求，这当然会在总需求不足的条件下减少投资需求。而这种投资效率在微观上对中国也不是什么好事：它只是增加了外国居民的投资收益，却使中国企业丧失了投资机会。而中国企业的投资效率虽然低，经营下去这种投资效率却会提高。让外资企业剥夺中国企业的投资机会只能意味着中国企业永远不可能提高其投资效率。
　外商投资减少总投资和总需求的最重要原因，是它通过抢走中国企业的投资机会而减少中国的居民的投资收益和总收入，这将减少中国国内的总需求，并由此而减少中国国内企业的总利润，再反过来减少中国的投资机会和投资需求。
　还有一些有害的政策取向也起着减少投资的作用，或者虽然增加了投资，却又通过其它渠道减少了总需求。例如为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并履行加入时所作的承诺，近年来在不断开放各种产品的进口。未来开放产品进口的威胁极大地伤害了企业的投资意愿，因为开放进口造成产品降价的前景使许多极待发展的行业无人敢于投资。还有以减免进口关税甚至增值税等政策优惠鼓励企业特别是外商投资企业进口外国产的设备，就使投资变成了购买外国的进口机器设备，这就把由投资需求造成的总需求增加又通过进口增加减少了回去。

政府采购
　1998年之后中国政府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不惜举借国债以增加政府采购。政府采购的增加本身扩大了总需求，有助于企业利润的回升，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总需求的不足。但是在这方面也存在着一些问题。
　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光盖房子不搞研究和开发”的倾向。近几年各级政府都热衷于大兴土木，进行城市建设。好一点的把财政资金投向公路和其它基础设施，差一点的干脆就不惜工本地修建豪华政府办公楼和城市中心。其实中国根本就没有富裕到了非建这样豪华的楼房不可的程度。中国的科技研究和开发投入不仅绝对量少，就是占总产出的比例也低：发达国家的研究和开发资金占GDP的2％，而中国只占1％。无论是各国经济增长的经验还是当代的经济增长理论都说明，经济增长最主要的源泉就是技术进步。现在中国企业最缺乏的又是技术，特别是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而中国的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由于资金所限，暂时都没有能力进行大规模的研究和开发。那些主张中国继续从事低技术而又低收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人也把没有钱从事技术开发作为主要理由。在这种情况下把巨额资金投入长期中没有多少用途的房屋和道路上，这是最大的资源配置扭曲。
　与向科技研究和开发投入资金太少类似的是对高科技产业的投入和支持不足。我国的产业升级过程，已经到了需要开始大规模生产大型飞机、半导体集成电路和各种计算机软件的阶段。这些产品的生产不但需要大量的前期科研投入和设备投资，而且可能需要承受生产初期的亏损。过去许多方面都是因为要“赔钱”而反对向这些产业投入资金。可是真懂科研和生产的人都知道，落后国家的幼稚产业最初的生产成本一般都会比先进国家高，这是由于它们没有生产经验。只要承受生产初期的亏损而坚持生产，它们会由于“学习效应”而逐渐降低生产成本，将许多高技术产业变成未来的盈利性支柱产业。现在的问题是，既然财政有钱建那么豪华而无用的办公楼，修没有车行驰的公路，为什么就没有钱补贴这些对国家前途如此之重要的产业？要说“赔钱”，二者不都是赔钱吗？可是相对于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和国家的命运来说，哪种途径的赔钱更合算呢？
　这方面的最大教训是我们的军费开支。1999年以来，由于各方面的国际形势需要，中国政府不能不增加军费，加紧以高科技的现代化武器装备中国军队。但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是，这样支出的一大部分军费被用于向外国如俄罗斯购买先进的飞机和舰艇，而没有变成对中国的军工企业的采购。这也就是说，军费开支形式的政府采购有一大部分变成了进口的增加，而没有用于增加本国产品的总需求。其原因当然在于中国的企业还生产不出如此先进的武器装备。而我们之所以不能生产这些先进的武器装备，又是因为过去20年中对先进武器的研究开发投入不足，延缓了武器装备进步的速度，以致今日急需时不得不仓促花大价钱买入。问题的根源在于我们忽视了战略产业的发展，忽视了对高科技的研究和开发。如果我们不纠正这种偏向，我们以后还会再吃这种长远看来的大亏。

净出口
　能够增加总需求的是净出口，而不是出口这一方面，这本是宏观经济学的常识。前几年我国出现了一种极其危险的倾向，就是只追求扩大出口，为此而不惜让进口大幅度上升，甚至把进口的增加也当成津津乐道的好事。这就导致了一系列减少净出口的作法。
　其实，20年来在对外经济往来中最受青睐的两个东西——外商投资和加工贸易都不利于扩大净出口。加工贸易在制造出口产品之前就必须先进口原材料和零部件，所谓的“加工贸易出口企业”其实不会造成多少净出口：在许多年中，我国的加工贸易出口都在其进口的1.3倍以下，有些年的加工贸易出口还小于其进口。外商投资企业由于大量进口设备和原材料、零部件，也造成了大量的进口。在绝大多数年份，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都小于进口，从而有负的净出口。只是在1998年以后的3年中，当外商投资的数额下降时，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才略微大于其进口。这样，从对净出口的贡献角度看，根本就不能指望外商投资和加工贸易增加多少总需求。
　为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我国政府不得不降低关税等各色各样的贸易壁垒。这不仅导致进口的大幅度增加，而且使进口在2001年以前的几年中增加得比出口快，甚至使有些年份的净出口下降。这种净出口的下降当然也减少了宏观的总需求。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本应使外国政府大幅度降低其妨碍中国出口的贸易壁垒，但是在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协议中，竟然同意外国政府可以随意对“扰乱”其市场的中国出口采取紧急措施，特别是同意外国政府把中国当成“非市场经济国家”来“反倾销”。这些都已经并将继续妨碍中国出口的扩大，从而阻碍中国净出口和总需求的增加。
　最近几年的收入两极分化也在增加进口需求：许多暴富的人最喜好的就是购买进口的外国高档消费品。这是财富和收入的两极分化减少总需求的途径之一。
　还有其它一些政策，如以减免进口关税甚至增值税等政策优惠鼓励企业进口外国产的设备等等，也都直接导致进口增加从而减少了净出口。
　这样以增加进口冲击国内产业为代价的出口增加本来并无任何可喜之处，有关的主管部门却还是硬要把进口和出口的同时增加当作自己的“成就”，吹嘘中国的“对外贸易规模”已经有多大多大。在这种指导思想下，它们拚命要争取一切可能的政策手段来把对外贸易规模作大，而不管这对中国经济的整体已经造成多大危害。这些作法已经使进出口占中国GDP的比重达到将近50％，而美国和日本的这一比例还不到中国的一半。这样的不顾一切拚命出口已经遭到西方国家和四邻国家群起围堵，有关部门还在我行我素。在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误导下，2002年底外经贸部竟作出规划，要将中国对外贸易的总额在2020年扩大到2万亿美元，其“根据”是中国2000年的对外贸易总额约5千亿美元，而中国经济在这20年中要增长到原来的4倍（翻两番）。这就意味着还要维持对外贸易占总产出40％以上的危险格局。
　为了替拚命作大对外贸易规模的出口导向发展战略辩护，有些人拿2002年出口增加20％来大吹大擂，说“加入WTO之后的形势比我们预料的要好”。其实2002年的出口快速增长，首先受惠于美元相对于欧元和日元的贬值，这使与美元挂钩的人民币也相对于欧元和日元贬值；其次受惠于美国经济有一点恢复增长，中国的出口受美国的经济形势影响极大；刺激中国出口增长的还有放开出口经营权的“对外贸易体制改革”；当然外国根据世贸组织规则在某些方面开放对中国产品的市场也起了一点作用。但是最不光彩的是，出口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靠提高出口退税的比率、增加出口退税额、一年损失几百亿元税收换来的，某些国有外贸企业还在为配合政治要求而不惜亏损以增加出口。这样的进出口增加是对中国人民利益的损害，有何成就可言？
　20世纪90年代下半期以来中国出口增长特别迅速，除了特殊的政策刺激之外，一个重要的根本原因是中国的出口产业还能够以极低的工资来吸收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开放进口和国有企业改革的许多措施同时又使许多城市居民和农民进一步贫困化。这样取得的出口增长标志着人民的贫困，它不应当成为我们发展经济的目标。我国的经济发展恰恰应当最终消除这种依靠血汗工厂的出口。
　实际上，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早就告诉我们，增加出口和减少进口在增加净出口和总需求上是等价的。即便出口减少，只要进口减少得更大，净出口和总需求还是会增加。当然那样会降低对外贸易占总产出的比例，但是这对整个中国经济是大好事。在今日增加出口日益困难的形势下，实行这样的进口替代其实是最好的战略。这样就把解决今日的宏观总需求不足问题与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有机结合起来了。我国进口与GDP之比在20％以上，只要能替代这些进口的十分之一，就可以扩大2千亿元人民币的国内产品销售，使GDP的增长率提高两个百分点，从而消除总需求不足的宏观经济问题。

（二）中期：金融隐患为何巨大？

目前我国在中期中存在着巨大的金融隐患，有可能演化为严重的财政金融危机，由此而中断快速的经济增长。
　这一巨大的金融隐患来源于巨额的银行不良资产和社会保障资金缺口。按已经公开的官方数字，国内银行的不良资产占其总资产的比例为30％，而西方发达国家的银行如果有10％以上的不良资产就应当破产。按照金融业的经验，这样高的银行不良资产最终只能大部分由政府财政承担和消化。而社会保障资金的缺口同样巨大：据估计，光是中国未来有义务应当偿付的养老金（绝大部分当然是付给原国有部门的职工）总额的现值就至少占其一年GDP的50％以上。这样巨额的养老金偿付义务使目前的基本养老金缺口逐年加大，2000年已经达到300亿元人民币。而这样的社会保障资金缺口也只能靠政府的措施来弥补。
　巨额的银行不良资产和社会保障资金缺口可能引发严重的财政金融危机。20世纪90年代下半期的金融危机，从东亚金融危机到阿根廷的经济灾难，都是由银行业的危机和政府财政的崩溃开始。我们今后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全力防止发生这样的财政金融灾难。
　银行不良资产的巨大首先当然应当归咎于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上半期的经济秩序混乱。当时中国的银行业几乎处于没有任何监管的状态，加上贿赂和侵吞公行，造成这样多的坏账本不足怪。但是在整顿银行秩序和实行银行商业化改革之后，银行的不良资产没能迅速减少，其首要原因就是总需求不足所造成的经济不景气，它表现为缺乏足够的盈利机会，这使得银行不可能通过足够多的高收益营业以盈利弥补坏账。
　日本20世纪90年代的实际经验表明，只要经济处于不景气状态，银行就不可能自行消化其不良资产。任何经济改革和财政金融改革都不可能改变这一点。日本20世纪80年代的泡沫经济破灭之后银行出现了大量坏账，政府一直想靠各种各样的金融改革措施消除这些不良资产。但是由于日本经济出现了十多年的慢性萧条，银行的不良资产不仅消化不了，反而有逐渐增大之势。
　例如到2002年3月底，日本全国金融机构的不良债权高达52.442万亿日元，比上年同期增长了9.457万亿日元。不良债权的剧增使日本大型金融机构的资本充足率接近甚至低于国际结算银行规定的8％下限。日本从当年4月开始实施“存款限额保护”，规定在金融机构因资不抵债破产时，政府的存款保险机构只赔付1千万日元以内的本息，结果是到那年7月底，日本金融机构的定期存款比上年同期减少了50多万亿日元，主要原因是日本金融机构存款从定期存款逃向活期存款，从中小和地方银行逃向大型金融集团，从日资银行逃向外资银行。
　想要不用政府的财政预算来弥补银行业的坏账，唯一的途径是增加中国的商业银行本身的营业赢余以冲抵坏账。但是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中，已经轻而易举地向外国大银行开放了中国的银行业。在外国大银行的优势打压下，中国的银行能否生存下去都成了问题，更不要说获得优厚的营业赢余来冲销坏账了。
　造成社会保障资金严重不足的直接原因有3个：第一个原因是20年来中国一直不增加国有企业职工的人数，最近几年还大幅度地减少国有企业职工，在退休人员越来越多的情况下，这不能不增加每个在职职工负担的领取养老金人数；第二个原因是每个国有企业职工创造的增加值相对于社会平均水平增加缓慢，而他们缴纳的养老保险费只能来自于这个增加值扣除工资以后的余额，这就使每个国有企业职工能够缴纳的养老保险费相对于社会平均水平越来越低；第三个原因是90年代某些部门和企业大幅度提高了退休人员的养老费，从而加重了社会的养老金负担。
　由于当代的社会保障制度基本上都实行现收现付的作法，弥补社会保障资金缺口的一个方法就是大量增加有足够收入的缴纳社会保障费的人员数，他们当然只能在非国有企业中工作。这也是某些经济发达地区最近几年已经尝试过的。但是现在在全国大范围内实行这种作法还没有可能。不过这个思路表明了20年来我们几乎所有的改革方案中都没有考虑的一个方面：我们20年来的改革方案都想尽量减少有权享受社会保障的职工人数，而无权享受社会保障的职工也没有义务缴纳社会保障费，最后使我们面临没有社会保障资金来源的尴尬。而在这种改革思路中，起了主要作用的是减少国有企业职工人数的政策，因为至今为止社会保障资金的主要来源还是国有企业。那些消灭国有企业的政策更是会使我们马上面临得不到社会保障资金的困境。
　银行的不良资产和社会保障资金的缺口最终将主要由政府负担，这就使中国政府必须获得足够的资金来源。政府的资金来源主要有3个：税收、社会保障缴费和国有企业上缴的利润。如果我们能很快培育起完善的金融市场，政府还可以靠出卖国有企业产权而获得资金。但是恰恰是在这些方面，目前的一系列作法在严重地削弱中国政府消除金融隐患的能力：
　——以过高的出口退税支持出口的作法，以及各种各样的外资企业税收优惠、进口税收优惠，都在损害政府宝贵的财政收入而为个别部门制造“政绩”。它们最终都会加大金融隐患。
　——多年来我们都有一种仇视中国企业赢利、特别是仇视国有企业赢利的心理。哪个行业一有高赢利，就有一大批人出来大骂，而且必欲引进外国企业“竞争”以将其利润分掉而后快。某些人正是利用这种心理来鼓励外国投资。奇怪的是，这些抱怨中国企业利润高的人从来就不抱怨外国垄断企业利润高。由于不保护本国珍贵的投资机会，导致国内企业利润下降，国有企业的净产值和利润下降。这一方面极大地降低了政府收缴国有企业利润以化解财政金融隐患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也严重地打击了股票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使上市公司股价低，妨碍了中国股市和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
　——以“改制”的名义廉价“出售”国有企业，在“出售”的招牌下白送国有财产给少数个人。这样造成的国有财产流失不仅加剧了分配的不平等，而且减少了未来可以出售以消弥金融隐患的国有财产，实际上是加大了金融隐患。

（三）长期：发展后劲为何不足？

历史的经验和当代的经济增长理论都表明，对于长期的经济增长来说，最重要的是技术进步的速度。技术进步的速度越快，长期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率就越高。对于我国的目前局势来说，只要我们能长期维持比较高的经济增长率，我们就有可能逐步消化银行的不良资产和社会保障资金的缺口，因为那样就可以随着收入和财产的增加而降低银行不良资产和社会保障资金缺口的比率，政府的税收也可以迅速增加。但是这就要求我们在长期中维持尽可能快的技术进步速度。
　但是正是在技术进步速度这一点上，中国经济可能出现长期发展后劲不足的问题。这个后劲不足来源于技术进步的速度太慢。造成技术进步速度慢的原因，首先是20世纪90年代上半期中国的产业结构向低技术部门聚集，加工组装型的技术密集产业的比重不增反降，没有实现足够快的产业升级；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依赖外资企业给予技术，政府不重视自主的研究与开发，掌握的自主知识产权太少，自主的研究和开发缺少动力。
　近20年来中国的制造业及其产品出口高速增长，其原因不仅在于推进了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和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政策，而且在于有过去实行赶超型发展战略的技术储备可资利用。在70年代以前实行赶超型发展战略的20年中，中国独立自主建立的企业和科研队伍确实没有产生很多有市场竞争力的技术和产品，但是它们至少培育了庞大的科研和生产队伍，特别是培育了大量的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这些人稍加组织和指导，就可以成为现代化的企业中的技术骨干力量。不仅合资企业几乎都利用了已经有的现成技术队伍甚至整个企业，就是一般的外资企业也大量雇佣国内已经培养出来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利用中国自己培养的技术力量和管理力量。没有赶超型经济增长时建立的企业、培养的大量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不仅这样多的合资企业无法产生，就是许多外国投资新建的企业也根本就不可能运转。
　在这样的技术骨干指导下，制造业部门大量吸收的农民工迅速掌握了一些基本的技术，使中国的制造业生产迅速增加。有分析认为这种经济增长来源于劳动力参与现代生产的“参与率”上升，其实这种参与率的上升也可以看作是技术进步，它是全社会平均技术水平的飞速进步。
　我们现在已经将这一份丰厚的技术储备耗尽了。不仅许多关键领域的技术进步越来越不明显，就连高级的技术工人都出现了严重的断档。这是对我们前20年只讲“市场”、只讲人身服务的“第三产业”甚至鼓励人人从商、人人搞市场投机的惩罚。
　再靠吸收农民参与现代产业提高社会平均技术水平的资源也已经接近枯竭。例如在四川北部有140万人口的贫困县南部县，有30－40万人在外打工，每年光邮寄回该县的打工收入就有14－16亿元。该县也主要靠这种打工收入而“脱贫”。许多偏远的贫困地区都已处于这种状态，这表明满足于极低收入的廉价劳动力已经接近吸收完毕，我们不能再靠吸收它们进入现代产业而实现高速经济增长。
　在这种情况下，高速的经济增长只能靠现有产业本身的高速技术进步来支持。而这种高速技术进步也必须体现在产业结构的升级上。而我国现有产业过度集中于低技术的行业中，是一个急需改变的现状。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之一，是我国的出口部门与非出口部门的发展脱节，没能有效地带动进口替代产业的发展。另一个原因是政府机构和企业都没有投入足够的力量和资金来实现产业升级。直到最近，政府还把投入的研究和开发经费集中在搞航天等“招牌”性的产业上，不肯以大量资金来扶持大客机制造等真正有经济效益而对整个经济拉动性大的产业。
　我国制造大型客机的历史典型表明忽视产业升级的政策在如何妨碍中国产业的技术进步。早在20年前，上海飞机制造基地主持研制的100多座客机“运十”就试飞成功，并多次飞进西藏，但是后来因为“缺乏资金”而未最终定型。上海飞机公司后来与美国麦克唐纳—道格拉斯飞机公司合作生产MD－82，负责整机的组装；以后又与麦道公司联合设计并负责组装MD—90，该飞机机身部件的70％都在中国生产。这些飞机都通过了美国的民航标准检验。以后由于麦道公司被波音公司兼并，波音决定停止MD—90的生产。在这种情况下，上海飞机公司要求国家给予财政支持生产自主研制的大型客机。根据上海飞机公司生产“运十”和MD的历史，自主生产大型客机在技术上没有任何问题，只是需要初期花费几十亿元的投入。相比欧洲空中客车上千亿美元的研制经费，这只不过是个零头。但是我国大型客机的生产可以从此开始，对整个制造业的拉动和技术进步的作用无论怎样估计都不会过分。尽管如此，这个要求却被以“缺乏资金”为由回绝了。可是我国以“出口退税”名义而为低技术的出口产品所耗费的财政资金，每年都在几百亿人民币。有钱每年赔本几百亿出口，没钱一次性化几十亿造大型客机，这就是中国在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上的现实。
　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慢的另一个原因是幻想让跨国公司转让先进技术，因而不想自己投入资金和精力去开发技术，却反而鼓励跨国公司到中国来直接投资，希望通过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而获得技术转移。
　一般的研究都承认，跨国公司在一国进行直接投资以后，多多少少会向东道国转移一些技术。这主要是通过它对人员的培训、对采购和供货企业的技术指导，甚至通过东道国企业由观察跨国公司的工艺和经营而进行的学习。许多的研究仅就这一点立论，由此而断定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一定带来技术上的转移，因而跨国公司直接投资越多技术转移就越多。
　当然，如果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不在其它方面有任何妨碍技术进步的作用，这种直接投资本身肯定会促进东道国的技术进步，因为它无论如何也会“泄漏”一些技术给东道国。但是在实际生活中，跨国公司公司对东道国的技术进步有巨大的妨碍作用，这种作用主要来源于跨国公司的行业垄断力量。跨国公司直接投资企业的可以轻而易举地占领东道国的市场，就是对东道国有能力出口的产业，它也可以通过在该国投资而夺走其出口市场。通过夺走市场，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企业就挤垮了东道国的民族企业，而东道国没有企业进行生产的产业不仅谈不上技术进步，连生产技术本身都不会存在。
　这方面的典型例子就是中国的碳酸饮料业。在改革开放前，中国有无数的小汽水厂，碳酸饮料的生产不可谓少。但是经过跨国公司“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20年在中国的直接投资，这些中国的民族汽水厂几乎被消灭干净，只剩下“健力宝”在苦苦挣扎。光“可口可乐”一家就占了中国碳酸饮料市场的50％。这两大跨国公司给中国带来了什么技术进步？可以说没有。因为碳酸饮料的生产技术很简单，这两大公司的真正“技术”是它饮料的特殊口味配方和如何垄断市场的战略。前者它们从来都严格保密，不容任何人知道；后者别的企业肯定无法再学到，因为这个市场上的别的企业已经被消灭掉了。
　这绝不是一个个别的特例。中国的许多行业中都出现了这种情况，比较突出的就有感光材料、灯泡、家化等产业。其实当代的经济理论研究已经表明，外国直接投资的跨国公司并没有转让技术的动力。它们进行国外直接投资的动机之一就是避免向东道国转让技术。中国的碳酸饮料行业的实际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而在另一方面，跨国公司挤占市场之后，本国企业无法生存，当然也就谈不上技术进步；即使跨国公司真的转让技术让本国企业生存，本国企业也会从此养成技术上的依赖性，不搞自主的研究和开发，也不培养自己的研究和开发力量，而没有自主开发能力的企业不可能成为大企业，没有这种企业的国家也不可能是富裕国家。这样，由于跨国公司极力封锁，它对东道国的技术转移必定很少；而它夺占市场挤垮东道国企业，又使东道国企业无法生存，由此而阻止了东道国的技术进步。两个方面的作用相抵，跨国公司多半会妨碍东道国的技术进步。
　正因为如此，美、英、德、法、日等西方最先进的发达国家，都是靠本国企业来获取技术进步，发展经济和制造业。就是在它们的制造业还远远落后于别国时，它们也没有靠别国企业的直接投资来作制造业和经济发展的主力。19世纪的美国在从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先进的工业国时，几乎所有的行业都是由本国企业从事投资、开发技术。就是小小的荷兰，也有两个超级巨型公司——菲利浦公司和英荷壳牌石油公司，菲利浦公司还是重要的电气技术创新公司。而在100多年前就靠外国企业直接投资来发展工业的墨西哥，则直到现在还是一个技术水平低从而经济落后的国家。就是在我国，1995年之前外商投资企业在服装业所占的比重远远高于机械制造业，但是有分析表明，机械制造业技术进步的速度远远快于服装业。
　其实技术进步不是只能靠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甚至主要不是靠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一个国家可以自己独立地研究和开发先进技术；即便是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也可以通过购买设备、获得技术许可和专利、聘请专业的技术人员等不同途径。通过外国企业的直接投资来获得技术转移只是从外国获得先进技术的方式之一，而且是最没有效的一种方式。日本和韩国在技术水平远远低于先进工业国的经济高速发展初期，都是主要通过引进先进设备、购买技术许可和专利等途径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它们的成功之处在于引进后立刻加以消化吸收，发展出自己的技术来。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发展得最成功的行业——家电行业，特别是冰箱和电视机的生产，也是主要从引进成套设备开始，很快就进行自主的技术开发，而根本就不是靠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发展起来的。如果依赖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我们根本就不可能发展起具有这样强的竞争力的家电产业。小轿车制造业依靠与外国大公司合资来换取技术，结果20年中没有培育出任何本国的品牌，原有的本国品牌也越来越弱，越来越少；而韩国在小轿车产业起步20年之后就成功地造就了自己的一大批品牌。
　我国在最近20年中之所以越来越强调“以市场换技术”，越来越依赖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来获得先进技术，其理由主要是缺乏资金。按照这种说法，购买设备和专利许可需要资金，自主开发技术更需要资金，似乎只有让跨国公司直接投资不需要代价。其实现在的事实证明，把市场让给跨国公司的代价更大，这个代价最终还是体现为资金。在今日的普遍生产过剩时代，有市场就有利润，就有了在股市和银行筹资的机会，也就有了买进和开发技术的资金。片面让市场而求资金的作法，导致了今日我国有资金而无市场、无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而中国企业的技术水平并没有足够快的提高，高技术的行业越来越多地垄断在外资企业手中。
　现在中国电脑、通信器材、制药、石油化工、发电设备、汽车等行业中，技术水平和产品质量高、规模大的企业半数以上是外资跨国企业。外企所占比重，在中国工业生产中从1996年的15％上升到1999年的21％，在出口总额中从1997年的41％上升到2001年的51％，在高技术产品出口中从1996年的59％上升到2000年的81％。2000年外企出口总额的25％是高技术产品。高技术产业逐步被外资企业垄断，还被某些人当成对外经济贸易上的成就来夸耀。这其实是最大的灾祸，是中国丧失技术进步动力的前兆。如果不赶快扭转这种趋势，我们就将真正陷入发展无力的泥潭。
　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是不肯动用资金来促进技术进步：现在中国的R&D投资只占GDP的1％。而且是既不肯自主开发技术，也不愿购买技术和专利。其实懂一点社会常识的人都知道，即使真是想通过外国直接投资来获得技术转移，也必须向对方施加足够的压力才能使对方同意以对我们适当的代价转让技术，而自己开发技术的能力和购买技术的可能都是最好的压力。而在我国的资金已经长期过剩的今天，“缺乏资金”再也不是我们不自主开发或购买技术的理由。我们早就应当转向保护自己的市场和投资机会、以自己开发和购买先进技术为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