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培植的资本家能够抵御外国大公司入侵吗？

左大培（2004年11月23日）

       三个月来，随着由郎咸平掀起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大辩论日益深入，权贵私有化拥护者的各种论据都已经被驳得体无完肤。但是公然主张以政府的倾斜性政策人工培植本国大富豪的人还在散布一种论调：中国已经加入WTO，对外已经打开了大门。如果我们不赶快培植起本国的“企业家”（也即掌握着本国企业控股权的大资本家富豪），我们就不可能抵御外国大公司在经济上的进攻，中国经济就会被外资企业搞垮。

       乍一听来，这种论调颇有点忧国忧民的味道。我们真该庆幸中国的企业经济学家们不再仅仅空谈“企业产权改革”，也不再向外国的跨国大公司顶礼膜拜，而是知道要帮助中国人的企业与外资企业斗一斗了。而且说得似乎有点道理：没有你自己的大资本家，怎么会有你自己的大企业呢？没有你自己的大企业，又怎么能避免你的市场被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占领呢？因此，赶快用政府的优惠政策喂养你本国的大资本家富翁吧！

       可是，且慢。难道没有大富翁来控股的企业就不可能成为市场经济中有竞争力的大公司吗？美国和日本是当今世界上跨国公司最多、最大的两个国家，可是这两个国家的大公司、特别是跨国经营的大公司，象通用汽车、通用电气等等，多半都不是由大富翁控股。就是象福特汽车、丰田汽车这样名义上由家族掌控的大公司，实际上大资本家控股的力量也很不明显。意大利的菲亚特汽车和帕马拉特食品倒是真正家族控股的大公司，可惜它们近几年都陷入了濒临倒闭的困境，反倒说明让大富翁控股是靠不住的。而德国的大众汽车、法国的雷诺汽车、组成空中客车制造公司的几个欧洲国家的大公司，现在仍然在国际竞争中生机勃勃，它们却是我们中国人说的典型的“国有控股公司”！

       再则，就算让大富翁控股可以搞出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象近几年中国作的那样让少数人通过掠夺多数人暴富，也会在中国引起严重的社会危机和“不爱国情节”，从而最终葬送中国的任何经济发展和企业竞争力。

       这样说绝非危言耸听。细心的人都会观察到，近几年中国的相当一部分人中弥漫着极度的亲美而仇视中国政府的情绪。在文化水平高的知识分子中，这种情绪可以看作主要来源于迷恋美国式的自由民主；但是至少在文化水平不高的一般群众中，这种情绪却主要来源于认为自己的经济利益受到践踏的怨恨。我自己就有一个年轻的远亲，在谈到当地政府机构漠视他们这些集体企业下岗职工的困难时就激忿地说：“这样的政府就该让美国飞机来炸它！”如此偏激的情绪让我这个超级爱国主义者既吃惊又失语。在作了冷静的思考之后，我相信这番话在那些文化水平低的亲美派中极有代表性，而且也绝不是没有原因的。

       在这样一种经济社会氛围下，再实行那种靠牺牲多数人而让少数“企业家”大发横财的政策，显然只能加剧普通民众的仇富情绪和对政府的怨恨。正在贫困化的普通民众会愤怒地质问：如果你们那个“国家”只是意味着让几个“企业家”剥夺我们这大多数人，你们的“民族产业”只是那几个“企业家”剥夺我们的结果，那我们为什么要爱你们那个“国家”，你们又凭什么要求我们支持你们的“民族产业”？仅仅还在几年前，中国的那些公然为富人代言的经济学家们，正是以上边这样的口吻来鼓励向外资企业开放信息产业，理由正是中国的国有电信企业“掠夺”了中国普通民众，所以要让外资企业来治一治中国的国有电信企业！在这样爆炸性的社会政治环境下，那种让少数人通过掠夺多数人致富的私有化还能进行到底吗？

       更重要的是，无数的经验事实已经表明，那些靠政府的优惠政策“喂”出来的富豪“企业家”不可能抵御西方发达国家大公司的入侵。这些经验事实反映的是一些带根本性的实际因素。

       应当承认，那些靠在本国的生产和销售而牟取利润的中国民族资本家确实想抵御西方发达国家的大跨国公司。他们与外资企业包括西方的大跨国公司存在着利益上的冲突，这种利益冲突有时还十分尖锐。这是因为外资企业在中国的销售和投资必然会抢夺甚至消灭他们的销售市场和投资机会，因而妨碍了他们牟取利润。

       几年前我在海南作过一个报告，强调中国当前最大的问题之一是外资企业与民族产业争市场、争投资机会。报告完后就有一位民营企业家上来对我说：“左先生你说的太对了，中国现在就是汉奸太多！”随后他就大讲西方的大跨国公司如何雇佣中国人在内地进行推销，挤垮了他的企业。这样的中国私人资本家当然是我们抵御外国大公司的盟友，甚至是重要的骨干力量。吉利汽车集团的老总李书福就是一个这样的富豪资本家，他敢于打起民族汽车产业的大旗与西方发达国家的汽车公司对抗，发展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民族汽车工业。我们应当支持并且保护这些真正的民族资本家发展，以便抵御外资企业特别是西方跨国公司的入侵。

       但是我们也不应对中国的富豪们一概抱过高的期望。现在许多发达的西方国家都有对投资移民的优惠政策，有钱人可以很容易地迁移到那里去舒舒服服地生活。他们移民后的国籍都变为西方国家的，企业当然也成了外资企业。这时候我们就很难再指望他们热心于中国的经济发展，他们倒更可能与纯粹的西方跨国公司联合在一起。而贫困的中国人是没有这样的合法移民机会的。仅就这一点说，在真正需要发展中国土地上的实业方面，中国富人阶层的动力比穷人低得多。

       更何况，当今是一个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世界各国的企业之间可以很容易地形成紧密的业务关系。中国的富豪资本家可以通过与外资企业争夺市场和投资机会来牟取自己的利润，也可以通过与外资企业结盟甚至依附于发达国家的巨型企业而发财。中国的富豪资本家可以让自己的企业与外资企业合资、合作，为西方的大公司经办代理销售等代理业务，为外资企业提供中介和各种中间服务，甚至可以自己不开办企业，而只是与外资企业相互参股、进行各种互惠的金融交易。这样的中国富豪资本家就不是在与外国公司的对抗中发展中国的民族产业，而多半是帮助外国企业来扼杀中国企业。中国历来就不缺乏那种靠着洋人赚大钱的富豪资本家，旧中国的所谓“买办资本家”就是这类人的典型。

       为什么有些富豪资本家努力发展民族产业而抵御外资企业，而另一些富豪资本家却成为西方跨国公司的附庸？这与他们赚取利润的途径有关。

       为发展民族产业而与外国企业冲突的资本家，必定有着自己的资金，并将其投入自己出资的企业，这些企业在生产和销售上都深深依赖本国。他们必定是扎根于本国的企业家，依靠在本国的人脉、人缘而生存和发展，其企业的顾客群、或者是企业的骨干人员、或者是其业务往来的网络处于本国国内。由于本国的市场或经营业务是其牟利的根源，他们不能不与到本国抢夺市场和投资机会的外资企业发生激烈的冲突。德国、日本和韩国的富豪资本家大都具有上述的经营模式，所以这些国家的企业家具有极强的抵御外国企业的倾向。

       但是，恰恰是那些主要利用政府的优惠政策发财的富豪，一般都不会有这样深的民族情结。他们靠夺取本国其他人的财产而暴富，这样的暴富本身就是不顾及自己在本国的人缘、人脉的结果，自然也不可能在本国还有什么人缘和人脉。由于深知自己在本国不得人心，他们已经不再希望靠本国人的支持来获得利润。于是依附外国资本甚至外国企业来当“假洋鬼子”，就成了他们的生财之道。既然牟利的根已经不在国内，他们就乐于将资金转移到国外甚至向国外投资移民，特别是乐于依附巨型的跨国公司。

       由于利用政府的优惠政策暴富主要是通过各种各样的金融和财务渠道，这样发家的富豪们就形成了自己业务经营特长上的“路径依赖”。他们特别喜好从事各种复杂的金融和房地产转手买卖业务，惯于利用其中的各种空子来大发横财；因此他们干的多一半是“捞一把就走”的勾当，不仅不需要维持长久的人缘，而且正是通过损害朋友和熟人以致富。这样的赢利方式使他们特别喜爱与外国资本合谋，跟在掠夺中国的外国大企业后边，利用各种复杂的金融交易而套取中国人民的财产。

       在我们这样过去实行公有制计划经济而后来转向市场经济的国家，普通民众对市场经济情况缺乏了解给整个经济留下了无数暴富的空子；当这样的国家又在实行私有化时，金融上的把戏更是给擅长不顾情面地捞一把的人开放了无限的致富空间。在这种情况下，利用政府政策暴富的最好方式是与外国资本、外国企业甚至外国政府结合起来，这样在自己大捞一把时获得的保护就要厚实得多。正因为如此，在我们这样的转轨国家中，靠政府政策“喂”起来的富豪们更倾向于同外国大企业合作，指望靠他们来对抗发达国家的大公司更是白日做梦。

       就以我们中国为例。我们当然可以看到许多象李书福那样的民族企业家，他们扎扎实实地经营实业致富，以自己的民族产业来对抗外资企业的入侵。但是也可以看到许多积极投身于“经济全球化”的私营企业主富豪，他们不仅把同跨国公司合作当成了自己的生财之道，而且甚至把自己干脆变成了外国人。

       既如在这次的国企产权改革大辩论中深受郎咸平质疑的顾雏军先生，原先应当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2003年中国大陆百富榜”中位居第83名，许多人都把他视为中国的富豪资本家。可是据《北京晨报》报道，顾雏军在英属维尔京群岛注册了他的个人全资公司格林柯尔资本公司，并由该公司在最近几年通过一系列的资本运作而力图控制中国的制冷剂、冰箱和客车三大行业。即使顾先生真得作成功了，并且真的能同西方国家的大跨国公司抗衡了，我也并不能把这看作是中国民族产业的成功，因为顾雏军的公司是外国公司，不管他本人的国籍在哪，都似乎应当把他的企业归入外资企业之列。

       还有那位大谈私有化必要性的“国际著名经济学家”陈志武先生。他本人已经是美国教授，据说又是aluenginie公司的创办人和第二大股东，zebra对冲基金公司的三大股东之一。这两个公司看来都是美国公司。我未便打听陈志武教授的国籍，想必已经不是中国人了吧。即便陈志武教授经营的公司能够作大作强，超过同行业的其它国际一流企业，我也很难相信这是中国民族产业对外资企业的胜利，因为可能应当将他的公司视为外国公司。

       这方面的又一个典型是大连万达房地产的老板王建林。就在几年之前，大连万达还是国内名声赫赫的民营房地产大公司。我听大连的知情人讲，王建林的万达房地产公司的兴起就与大连市某个区政府的帮助有很大关系。令我失望的是，政府这样帮助成长的民营企业并没有成为民族产业发展的骨干，反而变成了跨国公司侵入中国的桥头堡。万达把它在某些中心城市开发的建筑提供给美国的百货业巨头沃尔玛开设超级商场，而且王建林还公然在报纸上宣称，万达的经营战略就是与沃尔玛携手，在各大城市开发巨型建筑专门供沃尔玛经营商场之用。这样一来，民营房地产大企业万达集团就成了西方大百货公司征服中国市场的桥梁！

       在转向市场经济的前社会主义国家中，有意识培养富翁企业家的努力无不以外国资本控制本国经济而告终。

       前民主德国统一于联邦德国之后，联邦德国对前民主德国实行系统的私有化，主要作法是以极低的价格出售民主德国的国有企业。中国某些地方如辽宁的“一元钱卖国企”政策，就是学的联邦德国的“一马克卖国企”政策。但是这样送企业的政策导致的是德国东部（原民主德国）地区工业的毁灭，当地现存的私营大企业几乎都归德国西部的大公司甚至外国公司这些外来资本所有。

       当然，我们可以说东德人和西德人都是德国人，西德公司控制了德国东部并不等于外国资本控制了德国东部。但是其它的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就没有那么幸运，它们的私有化政策最终导致的是外资企业的控制。

       1990－1991年和1994－1995年我曾两度在联邦德国从事长期的访问研究。当时波兰也在向私有化的市场经济过渡。我在德国曾经与也在那里进行访问研究的一位波兰青年经济学家讨论过原国有企业的所有制改革问题，并且向他推介自己的改革方案，其基本精神就是在保留公有制的前提下培育有市场经营能力的职业经理，由他们经营公有制企业。但那位波兰青年经济学家误解了我的意思，认为我只是在强调企业家的重要性。他回答我说：是的，我们也在设计可操作的改革方案，以便让那些企业家得到自己企业的所有权，这样来把波兰的企业搞好、作大。

       这位波兰青年经济学家所致力要实现的，就是今日中国人所说的“经营者持大股”、“企业经营层买断企业所有权”。可是经过了包括这种努力在内的十多年私有化之后，波兰经济却落到了接近被外国企业全面掌控的程度。经济管理出版社2004年出版了波兰经济学家卡齐米耶日·Z·波兹南斯基所著的《全球化的负面影响——东欧国家的民族资本被剥夺》一书。据该书第一章的资料，2003年波兰工业资本的60－70％将为外国人所拥有，而银行业中受外国控制的比重按自有资本的数量衡量在2001年就达到75％！

       当然，波兹南斯基在该书中所着重批判的，就是波兰的“宁可卖给外国人也不能廉价卖给本国人”的私有化政策。波兰和东欧各国私有化最后导致了外国企业控制本国经济，这可能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没有给本国企业家购买企业以超级优惠。但是在这些国家的私有化进程中，也一直有要保护民族产业的呼声。这就说明，在原先公有制企业占优势的国家中，一旦进行系统的全盘私有化，就很难避免让外国接管本国经济的后果。

       而在俄罗斯，私有化进程就绝不能说是偏向外国资本的，也绝不能说没有人工培植本国的大富豪。俄罗斯近年出现的少数富可敌国的超级富豪，不仅是奸商们利用私有化时的混乱混水摸鱼的结果，也是叶利钦政府有意培植本国富豪政策的产物。

       在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实行“经济转轨”的初期，叶利钦政府本来实行的是所谓的“投资券私有化”，其基本作法是在全国人民中平分国有企业的股权。但是很快就有不少人指责说，如此进行的全盘私有化使俄罗斯的所有企业都在名义上归亿万小股东掌控，这样的治理结构不会形成有效的经营机制，从而使俄罗斯的企业在西方大企业的进逼下缺乏竞争力。基于这样的考虑，叶利钦政府转而实行了一系列有意识的私有化政策和金融政策，以培育俄罗斯自己的金融寡头和富豪资本家。象阿布拉莫维茨和霍多尔科夫斯基那样有上百亿美元财产的俄罗斯金融寡头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的。

       但是形成这样一些金融寡头并没有使俄罗斯经济进入繁荣。俄罗斯的生产经历了以百分之几十计的暴跌，而且至今还没有恢复到1990年私有化开始之前的水平。不仅如此，经过十几年的私有化之后，俄罗斯甚至没有靠私有化发展起任何有竞争力的产业。到现在为止，俄罗斯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不是象石油工业那样靠的是丰富的石油资源这一类天然优势，就是军工产业这样在过去的计划经济下优先发展起来的部门。

       更严重的是，俄罗斯的金融寡头和大富翁们热衷的是与国外势力相互勾结而发财。他们的行为正好具有本文前边所说的人工培植的大资本家的那些特征。

       俄罗斯的经济振兴需要大量的投资，那些掠夺了大量本国财富的富豪们却不肯将自己的财产投资于国内，而是利用经济的全球化将资金转移到国外。这成了主要的原因之一，使俄罗斯近十几年来一直处于资金净外流状态，其表现就是国际收支经常帐户上的持续顺差。俄罗斯的金融寡头通过这样转移资金而把自己变成了外国的资本巨头，一位顶级的俄罗斯富豪竟买下了英国著名的足球队切尔西队！

       由于想将自己掠夺的人民财产变现为可以在国际间自由流动的资金，俄罗斯的金融寡头竟然谋划向西方垄断企业出售归自己所有的本国战略产业。霍多尔科夫斯基掌握着俄罗斯最大的石油公司尤科斯公司的控股权，有消息说他计划将自己的一大部分股权卖给美国的某个大公司，从而导致了美国企业控制俄罗斯的经济命脉石油工业的现实危险。据说这是俄罗斯总统普京打击霍多尔科夫斯基、清算金融寡头的主要原因之一，另一大原因是霍多尔科夫斯基以资金支持了与普京对抗的在野的俄罗斯共产党。

       霍多尔科夫斯基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说明在我们这样的前社会主义国家中，人工培植的大富豪资本家恰恰对本国的国际经济交往是多么危险：这种富豪资本家很可能引狼入室，成为外国大企业控制本国经济的中间渠道。

       对这样明显的国际经验和中国已经发生的事实，中国研究私有化的经济学家们竟能够视而不见，还在一个劲地宣扬“人工培植的大资本家才能抵御外资企业”，这委实令人吃惊。我对此的思考只能使我得出下述结论：宣传这种说法是别有用心。

       我要不客气地告诉我的这些经济学同行：你们前几年才说过的话我还言尤在耳，还没有忘记！那时候你们不正是借着加入WTO之机所发出的鼓噪，拚命地要求向外国企业、外国产品开放中国的市场和投资机会吗？你们说让市场有个公平的竞争，比多少亿的收入重要得多。那时候你们是多么热衷于“公平的自由竞争”啊！你们那时候为什么反对在外资企业面前保护中国的企业呢？今天怎么又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要我们去抵御外资企业，并以此为由要我们实行最不公平的私有化呢？

       如果这些“著名经济学家”不是没有任何主见的糊涂虫，我们对他们的论调的这种转变就只能有一个解释：他们的所有主张都服从于一个目标，就是消灭中国的国有企业，实行让少数人掠夺多数人而暴富的私有化。那时反对保护中国企业、反对抵挡外资企业，是因为这种保护有利于本国国有企业生存；而今日号召抵御外资企业，则是为放手让少数人变国有企业为自己的私有财产找理由。看起来似乎截然对立的两种主张，其实服务于同一个目标。这就怪不得这些著名经济学家队伍中的某些人当时就公然宣称，加入WTO是进行私有化“改革”的千载难逢的良机；必须支持以任何屈辱的条件加入WTO，因为这样能够“促进”私有化的“改革”！

       实际的经验已经清楚地表明，在我们这样的前社会主义国家，不仅人工培植大资本家富豪无助于抵御外资企业，而且全盘的私有化本身就不利于抵御外资企业对本国经济的进攻。要真正能够有效地抵御外资企业，不仅需要政府保护本国企业的有效政策，而且需要保持强大的公有企业部门，同时强调公有企业的独立自主经营。

       就是从抵御外资企业入侵的角度考虑，应当作的也是：坚持改革和搞好本国的公有制企业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而不应当将其私有化；同时要坚持本国公有制企业的自主经营和发展，保护和扶植本国的民族产业以抵御外资企业。在保护和扶植本国的民族产业方面，当然需要保护和扶植本国的各种非国有企业，但是这种扶植主要应当集中在帮助其进行技术研发、生产和销售产品，而不是以各种人工的培植手段让少数人通过金融操作而暴富；对本国的国有企业，应当帮助其独立自主地发展，使它尽可能快地成长到能与外资企业对抗，而不是将它们“卖”给外资企业，交给外资企业宰割，更不应当把它们变为外资企业征服本国经济的通道。原则上不应将本国的国有企业卖给外资，而只能允许外资企业通过投入实际的资本金或技术而适当参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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