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们的传统意识中，反体制、哪怕是仅仅以思想言论反体制，做异议人士，也是风险极高的事，动辄有牢狱之灾、生命之险。这也是异议人士总是惹人同情，总是自居于道德优势的原因。

但是，现代观念与文明规范的进步，尤其是通讯技术的进步其实已改变了这一切。在当下中国，以言论反体制、做异议人士已成为风险极小，收益很大，预期良好，很有前途的一项事业。囿于传统，清醒认识到这一点的人并不多。许多旁观者以为言论反体制仍然是费力讨苦吃的工作，唯圣贤可为之。

下面对知识精英以言论反体制进行风险与收益的对比分析：

与许多人想当然的印象看法不同，反体制如果仅仅停留在言论批评上，在当代中国已无牢狱之灾、生命之险。至少近五年没见过任何一件以言获罪的案件，网上和海外曾盛传一时的著名思想言论罪案例，事后都证明另有其因，不是涉及到情报泄漏，就是背后有“有组织活动”背景。其实稍稍一想也不难明白：既然连焦某某、王*怡、余*杰这种发出极端言论者都安然无恙，更何况其他？

以言论反体制的主要损失发生在特定人群：如果你是公职人员，如政府公务员、公立学校教员，反体制言论可能给你带来工作职位方面的损失。现在，开除公职的极端处理已很少见，即便是公开赞扬汪精卫“曲线救国”，放言要“把她（中国）卖给美国作他的第五十一个州”的焦某某，也不过受到调职处理。最近在网上、海外引得风起云涌的卢雪*松停课事件，也可作如是观。

风险如此，收益又如何呢？知识精英的实际收益与话语权的分配格局是紧密相连的，在当下中国，“精英被美国洗脑，民众被精英洗脑”是除官方以外的社会思想舆论格局主流。美国洗脑的目的是以观念武器摧毁中国人对政治合法性的认同，从内部瓦解中国的国家凝聚力与社会整合力，直致中国于乱。在这种思想土壤上，反现行体制成为在民间最受欢迎的言论，再加上人们对不畏“强权迫害”者的道义同情，反现行体制的异议人士很快就能成为舆论英雄与道德英雄，哪怕他们的发言毫无营养，只要够辣够劲即可。所谓名利，名之后是利，名本身就是一种收益，意味着社会对个人自我价值的肯定，紧随这种“英雄”名望而来的，还有实际经济利益：文章在海内外自由派实际掌控的媒体上大受欢迎，海外一些媒体根本就是为中国国内的这种言论而设的；书也越卖越好，就象余*杰。

当公职人员因反体制言论而蒙受职位方面的损失时，他们也能在其它方面得到利益补偿。在现代通讯技术条件下，“英雄受难”的故事总是能以最快速度、最夸张形式得到最广泛传播。一方面，英雄们的名望快速飙升到顶点；另一方面，各种渠道的援助也源源而来。实质性援助主要有三种渠道：1，由公职单位转入私营企业；2，转入各种由捐助、基金组建的民营机构；3，最主要的出路还在海外，即接受海外捐助或直接到海外谋职。

由此可见，当下中国以言论反体制风险很小，收益很大。不但能够享有社会肯定的极大名望，而且经济方面也能得到补偿，一些人的经济收入还有大幅提高（美元当然比人民币值钱得多），甚至还能到海外享受“自由民主”，怪不得反体制现在成为言论时尚。对于知识精英来说，反体制的风险收益比明显优于其它言论取向，比如笔者这种几方不讨好的立场取向（在政府与民众之间，倾向于民众；在中国与美国之间，倾向于中国；由于认识到自由派主张在中国的具体约束条件下只会导致比现行体制的可改进性更糟的前景，所以在自由派主张与现行体制的改进之间，倾向于现行体制的改进）；对于许多人来说，反体制言论是他们的“成功”捷径，成功来得比其它事业更快、更好。

这样一种分析，颠覆了反体制言论风险很大、受苦受累的传统意识。但事情须是这样才正常，否则解释不了为什么在中国反体制言论蔚然成风、反体制言论“英雄”层出不穷的普遍事实。趋利避祸是人之常情，反体制言论如果真的风险莫测、注定得不偿失，没有几个人会愿意做，更不可能争着来，唯恐后人，趋之若鹜。以张五常阅历之丰、接触之广，他也承认在他见过的众多被中国人目为圣贤的西方政治家、学问大家中，没有一人能真正做到公而忘私，难道中国一下子就冒出了这么多圣人？

造成反体制言论风险小、收益大这一“数千年未有之奇变”的因素，除前面所说的观念、技术进步外，更有另一重要原因。以当代一超独大的国际强权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诸多政治、经济、文化势力，乐见中国政治与思想格局的转变，因此以多种方式投下大量资源在这一方面，使中国的反体制异议人士能够获得大量利益资源。在这个方向上配置的资源既较别的方向上多，成功自然相对容易，处境自然相对较好，风险也较小，这正是上述国际势力乐于看到的局面和有意安派的导向性格局。

世事无绝对，反体制言论相对其它非官方言论虽然风险收益比更优，但也并不是所有反体制的异议人士都无须付出、没有风险。付出与风险主要发生在两个方面：1，精神压力：在公职内反体制异议人士遭到工作职位等方面压力的同时，整个体制环境会对他们构成精神压力，这种压力可能使他们丧失安全感，何*清*涟就是在这种压力下出走美国的。2，短期损失：有些公职人员所在单位对反体制信息高度敏感，往往会作出超前反应；其结果是，反体制言论并未极端，言论者却已蒙受工作职位等方面的损失，这意味着他们在名声未彰时，未蒙其利已受其弊。当然，受难经历会有益于他们名气、人气的飙升，但由于才具、性格等方面原因，有些人要等到援助、谋得其它出路需要等待更长时间，其间就要承受精神压力、经济利益的双重损失。不过，也就是时间长短而已，迄今为止，未听说过任何一个异议者因长期未得到援助、未找到出路而陷入困境。

和其它行业一样，异议人士最大的风险还是相互竞争的风险。虽然总的来说风险小收益大，但彼此收益是不平等的，有些人可以在美国拿美元得大奖、享受自由民主风光十足；有些人却只能在国内小有名气风光一时，随后可能又默默无闻；也不排除还有个别人确实没有赶上车，只有付出没有收获，未见其利反蒙其害。这种情况的出现，符合投资方的利益。有竞争才有活力，有压力才有动力；异议人士相互竞争的结果是言论竞相极端，怎么出格怎么来，甚至已有人标新立异地大呼：你们怎么还不来抓我呵，怎么不和我打官司？保持内部竞争压力对投资者增加收益来说是必要的，何况这也是一种必然--利益资源永远是稀缺的，在反体制言论方向上堆积的资源虽然较其它方向上多，但它的目的之一是吸引更多人到这个方向来，其结果必然使相对充裕的资源重新沦为稀缺。

因此，反体制言论的主要收益还在名望即社会对个人自我价值的肯定方面，而这方面正是许多知识精英最珍视的。名望的吸引力有多大？对于反体制知识精英来说，至少比他们自我标榜的最高价值“自由”高得多。否则，为什么精英们有机会去国外却不去，能够留在国外享受“自由”却不留，已经到了“自由世界”却又要赶回没有“自由民主”的中国来？“自由”怎么一下子又变得那么不值钱，那么不值得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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