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模式”话题的热烈，中西体制的优劣比较又重新进入公众视线。非官方主流舆论一般认为，西方体制优于中国，邓小平开启的中国改革，就是对西方的模仿与复制，只不过中间遇到阻碍，走了弯路，变成现在不伦不类。支撑这种观点的最有力论据，不是西方发展了几百年的成熟理论，而是上世纪末两大阵营之争西胜东负的结局。但是，随着近30年中国国力和影响力的不断增强，另一种声音也逐渐响亮，那就是认为历史的路径不只西方一条，中国正在走出一条独特而卓有成效的新路。随着东西冷战而终结的意识形态之争，似乎又开始重燃战火，并且方兴未艾。　　

体制比较是复杂的事，很易陷入因视角、标准的不同而“鸡同鸭讲”。但是，正像汽车走得好不好主要看发动机一样，体制比较也有一个简洁而不易混淆的切入口，那就是比较两种体制的驱动力：它们分别是被什么驱动，体制运行的动力从何而来？　　

徒法不能自行，体制运行靠的还是人，体制的驱动力其实就是对体制内官员的驱动力。西方由于实行竞选，主要官员（包括各级行政首长和议员）由民众选举产生，要跻身于此官员行列，必须赢得选民选票。所以，西方政府及其官员的行为驱动力主要来自下方，来源于选民，政客以满足强势选民的需要，作为政治主张和行为的基准。随着问题、情势的不同，选民的组织化程度、强弱及需要都会发生变化，所以政策也必须随时调整。同时，体制内也有制衡政府力量的设置，政府能动用的力量有限；就是此部分有限的力量，也必须根据选民力量和意愿的变化不断调整，不能长期稳定在一个方向上。不但要分散兼顾，而且须随时变化，所以这种体制的行动效率较差，政策缺乏连续性；但它变化更灵活，调整更及时，能较快反馈和贴近多种多样且多变的民众需要。　　

在中国，政府官员主要由上级任命，最高领导人由前任指定，所以体制的驱动力主要来自上方，官员逐级服从上级指令。指令的形成，源于决策层对现状的主观认识和判断。因此，整个政府系统以某种人为提炼的社会整体利益目标作为工作方向。这样的体制，目标单一、稳定，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可以长期使力在一个方向上，所以在目标方向上效率高，政策稳定。缺点是关注面单一，易忽视除目标外的其他社会需要；反馈现实变化的速度慢，调整滞后，在现实中，政策变化经常搞成了“危机应对”。例如，中国革命是以社会主义理论作为指导思想的，所以建国后前30年中国专注于社会主义“平等”目标，效果颇显著，却因不能兼顾民富，造成严重的消费品匮乏，民众生活困难；后30年不得不“改革开放”，专注效率，专注经济发展，同样成效显著，却造成官员腐败、官民矛盾、贫富分化和环境破坏等问题。现在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欲解决已形成的新问题，但如果不改变这种长期集中力量于单一方向，难以兼顾其他目标，调整滞后的体制模式，结果很可能是再花个30年高效解决今天的问题，到时又形成其他严重问题。

所以，中西两种体制各有所长，各有其适应性，不能抽象说谁好谁差。具体说，西方体制较适合经济和生活水平较高，在国际竞争中已居优势，效率增长的压力不大，民意压力却较大的社会。现在西方体制运行成功的国家，大多是这种情况；在广大后发展或发展中国家，学西方的多，运行良好的罕见。中国现在的体制较适合那些在国际竞争中承受较大压力的后发展国家，在那些国家，效率是最重要的，没有高效率，其他都只是空谈。在全球竞争压力下，在人权意识普及的背景下，有了效率，社会公平自然会逐渐增进；仅有人权、公平而无效率，以后未必还能获得发展机会。最近薄熙来有段话，说“如果“蛋糕”分得不公，做“蛋糕”的人本身就没有积极性，这个“蛋糕”就永远做不大。只有“蛋糕”分得合理，分得公平，大家才有积极性，蛋糕才能越做越大”——这话其实只适合于计划经济体制，市场体制之所以具有效率优势，就在于将人的基本需要都纳入了一种竞争机制。就像穿上“红舞鞋”，你不能不拼命跳舞，哪怕是处于不公平的境遇，哪怕是在“血汗工厂”；它甚至可使人抢着去争夺那些有生命危险的矿工位置。不公平在市场条件下的弊害，不是损害个人积极性，而是可能导致不稳定，影响市场秩序；同时减少内需，使经济增长失去内在动力。所以，以“强政府，低人权”为主要特征的“中国模式”，其优势主要体现在“赶超”阶段。迈过这个阶段后，又需要重新选择道路。　　

中国体制最易遭批评者攻击的一点，是它的政治合法性问题。西方政治理论把合法性说得很玄，其实它主要是通过构建社会成员的认同，降低体制刚性，减少社会紧张程度，增加弹性。它最终要落实在怎么对待反对者的问题上，因为只有体制或政府的反对者，才会利用它的合法性困难。　　

体制的拥护者往往是受益者，但任何体制都不可能让所有人受益，更不可能永远只受益、不付出，所以，任何体制在任何时候都不乏反对者。合法性解决得好的社会，或者是通过某种意识形态实现超越利益立场的思想统一（这一点在信息时代和市场条件下较困难，中国前30年的相对成功，既是由于官方理论未遭实践挫折而具有强大说服力，也是由于信息封闭单一，利益结构简单），减少反对者；或者是通过程序容纳和消解反对的势力与声音，二者都可以降低治理的成本和难度，以及社会紧张程度。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现在的中国又是最不好治理的，由于没有解决好政治合法性问题，压力集中在政府身上，对统治者的要求高，责任大。不断增加的“维稳成本”，很大一部分与合法性有关。
 
不过，合法性在今日中国并非迫切问题，它只是一个长期问题。现在主要还只是部分知识分子操心这事，因为这与他们的切身利益相关程度高。但是，随着城市化的扩大、高等教育的普及、民众收入的提高，要求解决合法性的呼声会越来越高，越来越普遍，因为这涉及到一种随着智识而增长的普遍人性或曰“权利意识”：为什么由你来统治我，为什么我对此没有参与决定的权利？随着这种呼声越来越强烈，解决合法性问题终究不可避免，因为它会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利益（权利）所在，不能满足这种要求，就妨碍、损害了很多人的利益。而且这种利益对很多人的重要性会越来越大，用其他利益替换的代价越来越高，直至无法替换。　　

一些支持中国体制的人对此的回应是：合法性只是个伪问题，中国政府的支持率比西方政府高；中国有问题，西方存在的问题未必就比中国少；选举不等于人民当家作主，它更多只是一种程序、一种作秀。例如美国，你只能在两个傻子中选一个，选别人都没用，这难道代表了民众参与决策，决定领导人？
 
确实，竞选式民主只是一种程序，但这种程序也并非只是摆设，它至少可产生三方面重要作用。其一，为社会不满情绪和反政府、反体制的力量提供一个宣泄渠道，把反对容纳在体制内，消解在程序中。这样可减少对体制的冲击，减少体制刚性，降低社会紧张程度。不像中国政府，什么矛盾都要自己硬扛，动不动就搞成“你死我活”。
 
其二，由于参选官员（或议员）需要竞争选票，一定程度上必须迎合民意。这就一定程度改变了官民之间的传统关系。不能否认，中国官员的官权、官威比西方体制下高得多，官民力量的对比也悬殊得多，这是由驱动力自上而下的中国体制决定的。
 
其三，它可以让民众有一种政治参与感。长期而言，这一点最重要，如上所述，它对应了一种人性需求。随着民众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和生活状况的改善，他们心目中的需求排序会发生变化，要求政治参与的意识会越来越强烈。这种需求，虽不能用物质数量或经济业绩衡量，但它同样是人的一种利益，一种精神利益。国家政权要么满足它，要么以越来越多的其他利益替换它，否则它会变成政权的对立面和反对力量。　　

说美国民主只能在两个傻瓜中选一个，这显然简化了事实。只设两党是为便于操作，节约成本。这种制度的关键，是建立了一种面向选民的竞争格局，两党既竞相取悦选民，也竞相趋优。竞争中，政治方案并不限定是出自两个候选人之手，其他人有什么更好的、更具吸引力的方案，两人必然会竞相吸收；人才也一样，如果出现了公认优秀的执政人才，两党都会竞相争取。所以，由于建立了竞争机制，具体竞争虽然只由两党或两人操作，选择面其实覆盖了全社会的多种可能性。　　

比较中国和西方谁的问题更多，其实意义不大。因为各自问题不同，对各自的意义也不一样，就像穷人和富人的问题不同一样。当下中国群体性事件的性质和影响，确实被有些人有意无意夸大了。但群体性事件对中西两种体制的意义是不一样的。对西方而言，群体性事件是合法的、正常的，至少是为体制所容忍的，不具有颠覆意义，只是社会不同群体之间利益博弈的一种方式；而对中国来说，群体性事件大多对体制具有颠覆力，难以容忍，表现出来的，只是没压制住的，还有更多矛盾潜伏着，社会结构较紧张。　　

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确实比西方严重，但这主要不是因为制度，而是由于发展水平——穷人病一场就可能要命，富人哪怕体质更差，常年病歪歪，但各种医疗资源撑着，人家可以就是不倒。问题严重的原因虽与体制无关，结果却对体制造成压力。部分压力会直接指向体制，尽管换一种体制可能后果更糟，但大多数人都只看到已发生的，看不到可能发生的。所以在舆论上，反对派总具有天然优势，现状中的一切弊端都可归咎于政府：做得好是应该，出现问题就该死。1949年以前中共之所以成为民心所向，部分原因也在此。　　

政府的支持率在中西也具不同含义，因为西方基本允许批评政府声音的公开表达，以及对阴暗面的较充分披露，中国则这方面管制甚多。这种信息和表达的不同尺度，必然会影响民众对政府的观感和评价。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信息管制有利于减少社会矛盾和治理成本。　　

但是，从另一方面看，新闻自由并不只是新闻界和知识界的狭隘群体利益，它可以通过赋予民众知情权和表达权，形成一种对官员的监督和制衡力量。这就是毛泽东在著名“窑中对”中所说的“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监督的前提是知情，是透明。这个问题在前30年并没有解决好，这也是毛泽东要发动“文革”的重要原因之一。现在这方面问题更严重，中国的官员名义上是公仆，其实是大老爷，这是由体制及其自上而下的驱动方式决定的。
 
有人说，西方也有新闻管制，并非真正自由。确实，西方也会管制舆论，有时可能处理比中国更严厉。但西方所谓“严厉”，只是对违规处理的严格；在对违不违规的认定上，西方比中国宽松得多。许多在中国属禁区的，在西方可以无忌。就像一则笑话所说的：美国人说“我们很自由，我们可以骂美国总统”；中国人也说“我们很自由，我们也可以骂美国总统”。　　

西方对舆论当然也有导向，在那儿资本的力量很强大，整体而言（不绝对）那是一种有利于资本的舆论环境。但资本的垄断与政府的垄断不同，它不能强制，只能引导。虽然资本的意志占主流，但不可能让其他人发不出声音。弱势群体的声音、反主流的声音纵然弱小，想听的人还是能够听到（不需要翻墙），一定条件下就能形成共鸣。这对主流、对精英构成一种制衡，使其行为多了不少顾忌。西方也有左翼、甚至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也能发出声音，纵然资源少、声音小，但陈胜、吴广揭竿就能起义，并且席卷天下，如果某种主张真能获得那么多人认同，资源少也会形成气候，让声音壮大起来。
 
但是，新闻开放确实也是双刄剑。经历过21年前新闻开放的人，都会对那种冲击力有所体会。那时还只是有限的开放，社会矛盾也没有现在这么多。今天中国的这个体制和社会，能不能承受那种冲击，很难说。

　　

所以，我并不赞成现在的中国舆论应当自由到西方那种程度。中国现阶段积淀的矛盾太多，经济水平不够发达，人均收入低，容易出乱子，经不起折腾。我赞成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把舆论管起来。但是，无论如何应该保障舆论监督官员的功能，中央应支持舆论对各级官员腐败、侵害民利、行政不当、乱作为或不作为的报道与监督，为权行无忌树起一道藩篱，这是舆论的本职功能——首先应该承认自己存在的问题，包括新闻不自由，然后再解释问题的原因、不自由的理由。如果连基本事实都否认，必然丧失基本说服力，立论也只能立在沙堆上。

　　

我赞成在今日中国暂不谈民主，因为它对大多数中国人不具有迫切性，反而可能造成混乱，导致不稳。今天大多数人迫切的，是经济和生活状况的改善，而改善的前提是稳定、有序。以后中国要不要搞民主，需要到时候再具体分析。在这儿不要说什么“普世”，纵然民主、自由是普适的，中国传统的、现在的很多东西又何尝不是？大家都普世，谁重谁轻、谁先谁后？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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