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步论—中国文化复兴的紧箍咒

河清

“进步论”，是法文Idée du Progrès的直接翻译，也叫做“进步主义”（progressisme），一般人不怎么听说。但“进步论”的通俗表述—“社会进化论”，则在中国人人皆知。本文指控进步论，其实是指控社会进化论对中国文化复兴的制约。

十五年前（1990年），在写作拙著《现代与后现代》（1）时，我已指出进步论对中国文化，尤其对当今中国社会的巨大危害。进步论给中国人带来的深重的文化自卑感“是当今中国的头号大患！它比中国的人口问题、经济问题更为严重。它真正涉及到中华五千年文化是否得以延存，亦即关系到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因为“一个在文化上自卑和对自己的文化丧失信心的民族，是不可能在世界上久存的。”（题外话篇）

1998－1999年，我又写一书，题为《埋葬进步论》，专门清算进步论，但始终在国内找不到出版社出。直到2004年，终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定名为《破解进步论—为中国文化正名》。

进步论或社会进化论，可以说是关乎当今中国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包括城市建筑）等现象背后一个最根本的文化理论问题。当今中国社会的许多弊端和问题，都根本地源于进步论。

那么，何谓“进步论”（社会进化论）？其实，这个来自西土、对当今中国发生巨大影响的理论，产生的时间很短，不过两百多年时间。最早提出进步论或社会进化论雏形的，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一位侯爵孔多尔塞（Condorcet），不过是中国乾隆年间的事。对于中国人历史的感觉而言，这乾隆年间，好像只是昨天的事。这位侯爵，有感于当时英法殖民地遍布世界，欧洲社会的科学技术获得令人瞩目的发展，写出一本《人类精神进步历史图纲》，第一次线型地归纳了人类社会“进步”的十个阶段。他乐观宣布：人类社会将随着科技的进步，也将经历精神道德的无限进步。

19世纪，西方各种版本的进步论或社会进化论不断出现。首先是黑格尔为进步论奠定最坚实的哲学基础。黑格尔是第一个在哲学上最系统、最精致地把人类历史描写为一个“进步”过程的人。马克思称颂道：“黑格尔第一次 —这是他的巨大的功绩— 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为处于不断的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2）就是说，黑格尔创造了一个线型（过程）、有目的（进步）的“历史”概念。

接着，有孔德（A. Comte）的三段式社会进化论，把人类历史分为神学、玄学、实证三个阶段。1859年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给此前已存在的社会进化论以空前的推动。斯宾塞（H. Spencer）先后于1857年发表《论进步》，1864年发表《生物学原理》，把生物进化论引入社会进化论，认为人类社会与生物界一样“物竞天择，适者生存”。1877年又有摩尔根（L.H. Morgan）发表《古代社会》，提出以“技术”为衡量标准的三段式社会进化论，将人类社会分为野蛮、蒙昧、文明三个阶段。之后出现了我们所熟悉的以“生产力”为标准的五段式社会进化论。20世纪40－50年代，西方还出现了怀特（L.A. White）以“能量”消耗量为标准的四段式社会进化论。他用E×T→C（能量×技术→文化）公式，把人类社会进化分为：使用人类体能— 动植物能、水和风能— 煤、石油、天然气矿物能— 核能四个阶段，被称为“能量译本的历史唯物主义”。

纵观上述各种版本的进步论或社会进化论，我们可以从中归纳出四个主要特征：

1．时间的直线。在人类大部分文化形态中，人们对时间的感知，更多是循环式的，以自然昼夜季节的周期变换为基础。而进步论是一种直线型时间观，把人类社会丰富的社会历史形态归纳到一条时间的直线上，实际上是西方现代人企图把握时间、掌控“历史”的一种人为抽象。

   现代性四特征之一“新之崇拜”（3），在时间直线上弃旧骛新（破旧立新）— 否定过去、否定传统、崇拜新人新时代新世界的价值观，细究起来，也与进步论时间直线的思维方式有关。

2．人类同一的世界主义。进步论基于一种不分种族、作为同一整体的“人类”概念：全人类的社会都将普遍必然经历这种“进步”或“社会进化”。就是说，人类无论种族、地理、历史和文化，都具有同一的理性，同一的善恶美丑标准，同一的物质和精神要求，都将经历同一的“历史规律”，于是导向一种世界主义。

3．西方文化中心论。但这种表面人类同一的世界主义并非人类各民族平等的世界主义，而是表现为以西方文化为中心。因为所有上述进步论或社会进化论都是以欧洲当时的“文明”为标准去衡量其他社会。尤以物质性的“技术”、“生产力”、“能量”为标准，去判定一个社会文化的“进步”程度。一个社会的生产力水平高，则该社会的文化“进步”程度也高。生产力水平底，则其文化也“落后”。

既然西方物质科技水平高，那么西方社会文化是全人类最“先进”的，所有其他民族都要向西方社会文化“进步”，显然导致西方文化中心论。所以“进步论”的世界主义，是一种西方中心的世界主义，亦即列维－斯特劳斯所说的西方“种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e）。（4）

4．宗教的代用品。进步论或社会进化论给杀死上帝、走向人类自我崇拜的现代人，展现了在历史远方一个尘世的天堂。无神论的现代人相信，人类仅凭自己的力量，借助科学技术生产力的进步，就可以“进步”到一个美好的未来，一个理想社会。所以，进步论具有宗教性，所谓“进步教”，一种现代人的宗教。

   一百多年前，是严复的“天演论”，将进步论或社会进化论传入中国。从严复的那本小册子刊行的那一天起，“天演论”（社会进化论）风靡中国知识界，其流风余续至今仍未消歇。孔德的三段式社会进化论也曾对中国共产党创始人陈独秀产生了巨大影响。（5）

   以后，以物质生产力为标准的社会进化论一统现代中国人人心。经济基础（生产力）落后决定上层建筑（社会文化政治制度）的落后，成为今天中国人思维定式。而正是这种“唯物”的进步论或社会进化论思维方式，导致了今天中国人深重的文化自卑感。

   进步论或社会进化论对中国文化的否定是三重性的：

第一，是以物质生产力水平作为衡量社会文化“进步”的标准，认定中国文化“落后”。

第二，时间直线上的新之崇拜或“时代崇拜”，否定中国文化作为旧传统的存在理由。

第三，西方中心的世界主义，否定中国文化在国族意义上的存在理由，否定中国国族的“文化个性”（cultural identity），（6）即梁济先生所说的“国性”。

   第一点是在价值标准上否定中国文化，第二点是在时间（时代）上否定中国文化，第三点是在空间上否定中国文化。

   正是进步论对中国文化的三重否定之下，今天中国人背负着深深的文化自卑，而无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尊，缺乏起码的文化价值判断，丧失起码的文化立场，只会一味向西方看齐。西方成了“世界”和“现代”的同义词。诸如“走向世界”、“走向现代”、“与国际接轨”等口号，在中国不绝于耳。以现代化之名，行“全盘西化”、甚至“全盘美国化”（陈丹青语）之实。进步论已构成毒害中国文化知识分子的精神鸦片。

  

   进步论对中国文化的三重否定，一经点出，其实不难辩驳。

   对于第一点，真地点出以物质生产力水平作为衡量文化的先进或落后，谁都会觉得这样判断失之片面。但这种“唯物”主义的思想方式，已经深深内化到几代中国文化精英的思维方式之中，尽管他们中许多人现在宣称不再信奉那个曾经至高无上的主义。他们依然习惯于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物质经济决定精神文化。说是说上层建筑可以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但人们并未将其当真。还是物质第一性，经济第一性，物质经济是决定性的。

   在中国的通常用语中，“文化”常常是一个用滥的字眼。随便什么都是“文化”，一切都可以归纳到泛义的“文化”概念之中。于是，物质经济和科学技术都属于“文化”。因此，中国科技物质经济落后，当然也就“文化落后”了。

   其实，文化并不必然是物质经济的简单反映。文化作为一个人类族群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根本地与地域环境有关，具有相当大的独特性和稳定性。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其实是一方水土产生一方文化。

  文化和物质科技不能混为一谈，因为我谈说的是狭义的文化，是一种精神性的价值观。这种狭义的文化，大致相当于“上层建筑” 与“经济基础”相对应。1980年代中国知识界有过一个“文化热”，普遍把文化分为三个层面：科技器物，典章制度，心理结构。狭义的文化只对应后两个层面。

   我赞同德国传统中“文化”的概念。德国人的“文化”和“文明”概念大有区别：“19世纪，德国思想家将文明和文化截然分开来，前者指机械、技术和物质因素，后者指一个社会的价值、理想以及更高级的理智、艺术和道德的特性”（亨廷顿语）。（7）当年的德国人面对“西方”的英国和法国，并没有被英法“文明”所压倒，反而激发了德国人的“文化民族主义”（cultural nationalism），去寻求一种“文化德国”，一种文化上的德国国族精神（volksgeist）。当时的德国文化精英坚信，德国在“文明”上不如英法，但在“文化”上优越于英法。

   我以为，物质科技确有先进与落后之分，但文化没有先进落后之分。15年前我已呼吁：中西文化不是“差距”的关系，而是“差异”的关系（《现代与后现代》）。中国文化绝不“落后”，而是在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己等方面，显示了伟大的智慧。只是我们没有去心平气和、客观地去了解我们自己的文化而已。

   对于第二点在时间维度上否定中国文化，其片面也极其显然。如果说第一点可谓“物质决定论”，那么这第二点可谓“时代决定论”。进步论强调时间直线上的进步，直接导致一种时间崇拜或时代崇拜。时代变了，一切都要跟着变。尤其这种时间（时代）崇拜常常与一种现代“新之崇拜”相联：时代变了，一切旧、昔、过去、传统之物就先验贬值，甚至丧失价值，都将被“历史淘汰”；一切新、今、现代、当代之物先验就是价值，先验就是好的。

   在这样一种拜新的“时代决定论”主宰下，中国文化作为一种“旧文化”便失去价值。尤其当中国文化与一种所谓农业文明相联，就更显得“落后”“封建”不可取。

   五四时期就有许多学者认为中国文化是第二期的文明，西洋工业文明是第三期的文明。世上只有“古代文明”和“近世文明”之分，而无“东方文明”与“西洋文明”之别。学者常乃德在《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一文中明确写道：“世界上只有古代文明和近世文明，没有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的区别。近代西洋文明是世界的，不是一民族的，是进化线上必经的，不是东洋人便不适用的。”人类各文化之间，只有时间（时代）上的差距，而无空间多样意义上的差异。

   1980年代的电视片《河殇》，依然是这种“黄色文明”（过去）和“蔚蓝色文明”（现代）的“时代”区别。此后，“第三次浪潮”、“第四次产业革命”、“知识经济”、“新经济”、“与时俱进”等等标志“新时代”的口号此起彼伏，说明现代中国人只会在时间和时代意义上看问题。

   尤其今天中国的主导意识形态，是一种五段式的社会进化论，只是在时间的直线上给中国社会定位：一度曾把时间标尺定位到共产主义，之后又退到社会主义，最后定位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有人提出要补资本主义“阶段”的课。一切都归结为时间（时代）。人们想也没想过在这条时间直线之外给中国社会定位，在空间意义上，将中国文化定义为与西方文化、伊斯兰文化等其他文化相差异。

   法国艺术哲学家丹纳认为，对艺术起到决定影响的有三要素：时代、种族和环境。丹纳的三要素说法，其实对文化而言同样适用。“时代”不是决定一种文化的惟一要素，“种族”和“环境”同样对一种文化起到决定性的影响。

   在很大程度上，倒是后两种因素起到更大的作用。因为一种文化在地域性的种族环境影响下，一旦形成，便具有很大的持久性。它构成了一个民族的“根本性心理结构”，是该民族得以延续的根本精神支撑。而“时代”对一种文化的影响常常是表面的，表现为一些变化盛衰的“时尚”，并不构成对这一文化的根本改变。

   文化的演变，不是一个简单的新取代旧、今天取代昨天、现代取代传统的时间上的更替，而不如说是一种空间意义上的新旧共存，今天与昨天的兼容，现代与传统的并蓄。旧事物未必都没有存在理由。

   进步论夸大时间（时代）的作用，将新旧、今昔、传统和现代绝对化，截然对立起来，否定前者肯定后者，忽视一种文化具有超越时代的恒久性，偏谬之极。

   第三点，以西方中心的世界主义否定中国文化的国族独特性，是进步论精神鸦片贻害国人的最烈毒性之一。进步论假设一个同质无差别的“人类”概念，全人类将整体性地“进步”到一个理想的“世界文明”（共产主义或自由民主社会）。我曾在拙著《全球化与国家意识的衰微》的扉页叹曰：“世界主义啊，多少罪过假汝之名而行！”

   神州大地时时回荡的“走向世界”、“与国际接轨”、“全球化”（8）等口号，都是以否定中国自己的国族个性或文化个性为前提。人们认为西方文化是“世界”的，代表了“现代”，所以我们不能“封闭”，而是要“改造”（实为否定）我们的文化，要“创新”（实为西方化美国化）。在一种无限美妙而“进步”的世界文明当中，全无国族文化的位置。

   进步论的世界主义将西方文化价值奉为普世皆准，其内涵的西方中心主义，昭然可见。亨廷顿更是抖出老底：“世界文明的概念，是西方文明的独特产物……20世纪末，世界文明的概念被用来为西方对其他社会实施文化统治、为那些汲汲乎模仿西方习俗和体制的社会作辩护。世界主义是西方对抗非西方文化的意识形态。”（9）

   莱维－斯特劳斯也揭露了进步论的世界主义是欧洲“种族中心论”。他和亨廷顿都揭示了“世界文明”概念的虚幻不实：“世界文明不是一种区别于其他文明、又享有同样现实性的文明……世界文明的概念是一个非常贫乏而简略的概念。”（《种族与历史》第9节）亨廷顿则在《文明的冲突》里专门用了整整一章（第三章）的篇幅，来论证“世界文明”概念的虚谬，敦劝美国放弃用西方价值观同化世界的世界主义企图。

   正当莱维－斯特劳斯出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强调“文化多样性”（diversité culturelle），亨廷顿则更出于对现实世界的具体观察，强调“文化个性”（cultural identity）。两人都强调“复数”的“文化”概念。莱维－斯特劳斯直说：“世界文明只能是各种保存各自独特性的文化在世界范围的联合，而不可能是别的什么。”（同上）亨廷顿则明言：当今世界的七、八个主要文明并不会统合，而将长期保持各自的“文化个性”。我以为，他们两人对当今世界文化现状的分析，冷静、深刻而确当。

   国人不能继续陶醉于一种虚幻而有害的世界主义情结之中，否定中国国族自己的文化，否定中国的文化个性。

  

   进步论对中国文化的三重否定，给中国社会文化现实带来了深重的祸害。中国传统文化儒道释三家思想，至今没有得到官方的“正名”。中国传统“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为民”的政治智慧（10），“人和”的社会伦理，“义利平衡”的价值观，“中和”虚静的人生哲学等中国文化价值，始终得不到正式肯定和宣扬。中国大中小学生对传统文化经典始终没有得到足够的学习（相反的情形是全民学英语）。中国的各级官员和文化政治“精英”普遍缺乏中国文化的修养。美国主导的“国际当代艺术”也在中国官方化。（11）中国的城市建筑经历一场史无前例的“建设性破坏”，“自残”地摧毁城市的历史记忆。普通百姓也在经受相当严重的文化信仰危机……

   凡此种种，都是进步论或社会进化论对中国文化的否定、及其给现代中国人带来的文化自卑感所致。进步论（社会进化论）构成了中国文化复兴的紧箍咒。

   从严复的“天演论”算起，进步论已在中国流布百年之久，遗毒深重。惟愿国人能够觉醒：进步论或社会进化论一日不除，中国就一日不能在文化上独立、复兴和自强。

  

  

                                       乙酉中秋于杭州

注释：

（1）《现代与后现代—西方艺术文化小史》，香港三联书店，1994；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8年；2004年更名为《现代，太现代了！中国》，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再版。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63页。

（3）西方文化“现代性”四个特征为：人类中心主义、个人中心主义、进步论和新之崇拜。见拙著《现代与后现代》。

（4）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种族与历史》，译文见河清：《破解进步论—为中国文化正名》，云南人民出版社，第98－138页。

（5）参阅陈独秀《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一文。

（6）“文化个性”（cultural identity）不可译成“文化认同”，正是一个学界重大翻译错误。参阅拙文《文化个性与文化认同》，《读书》1999年第9期。

（7）亨廷顿：《文明的冲突》，第2章。

（8）经济上的“全球化”口号，乃是西方新自由主义长期人为宣传出来的口号，代表的是跨国金融资本和跨国公司的利益。“全球化”的潜在之意，是削弱民族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主权，以使跨国公司的经济势力畅行无阻于世界各地，最大限度地攫取各国的资源和财富。

（9）亨廷顿：《文明的冲突》，第3章。

（10）参阅拙著《民主的乌托邦》，香港明报出版社，199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11）参阅拙著《艺术的阴谋—透视一种“当代艺术国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