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乐强：重新理解 《资本论》的哲学意义及其历史地位

　　在传统学科视域中， 《资本论》往往被理解为经济学著作或唯物史观在经济学领域中的具体运用，在这种理解中，《资本论》的哲学意义和历史地位被有意无意地遮蔽了。而在当代西方学术界中，又出现了另一种相反的趋势: 他们认为，《资本论》的方法论和历史观仍然停留在西方近代形而上学的思辨之中，进而将 《资本论》判定为一部充满神话预言的虚构小说，结果 《资本论》的革命意义完全被阉割了。在这种背景下，如何重新理解 《资本论》的哲学意义和当代价值，重新定位《资本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历史地位，就成为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一项重大课题。基于此，本文立足于最新学术前沿，从方法论和历史观双重视角入手，系统剖析 《资本论》的哲学意义和当代价值，并力图通过对 《资本论》与马克思前期著作的比较分析，全面挖掘这一著作中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重新定位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历史地位，以期进一步深化对马克思哲学革命的理解。

　　一、“科学抽象”: 《资本论》与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重新理解

　　马克思在 《〈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导言》中指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是 “科学上正确的方法”(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 卷，第 42 页) ，也是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方法。可以说，自该手稿公开发表以来，国内外学界对这一方法的研究已经取得了极为丰硕的成果，这为本课题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知识平台和理论资源。然而，在这些成果中也存在着三种不同程度的曲解路径: 第一种主要以后期海德格尔为代表。他认为，不仅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甚至他的整个哲学方法都完全承袭于黑格尔的思辨抽象，“对于马克思来说，存在就是生产过程。这个想法是马克思从形而上学那里，从黑格尔的把生命解释为过程那里接受来的。生产之实践性概念只能立足于一种源于形而上学的存在概念”。( 海德格尔，第 53 页) 立足于此，海德格尔说道: “如果没有黑格尔，马克思不可能改变世界”。( 同上) 第二种曲解路径主要以意大利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德拉 - 沃尔佩和卢西奥·科莱蒂为代表。他们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方法实际上是 “从具体到抽象然后再回到具体的一种循环运动”，在本质上是与形式逻辑的归纳法完全同质的，进而直接将其等同于实验科学的经验抽象。( Volpe，p. 194) 第三种曲解路径主要以法国调节学派的代表人物阿格里塔为代表。他认为，马克思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实际上就是以抽象的内定性来理解具体的思维过程，因此，以此方法为基础的 《资本论》完全停留在抽象概念的演绎层面上，根本未触及资本主义的现实本身，由此主张放弃马克思的这一方法，直接从具体现实本身来展开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建构。( cf. Aglietta，p. 15)

　　面对这些责难和批判，我们何以回应? 马克思的抽象法与黑格尔的思辨抽象、实证科学的经验抽象到底存在何种差异? 如果这一问题得不到根本澄清，那么，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革命意义将始终处于晦暗不明的境地。在此，笔者将以 《资本论》及其手稿为依据，全面挖掘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抽象法的精神实质，以此来深化对马克思哲学革命的理解。

　　笔者认为，在哲学发展史上存在三种抽象: 思辨抽象、经验抽象和科学抽象。所谓思辨抽象就是从一个固定的、自明性的本质出发，借助于思维的逻辑预设，抽象地推演世间的一切。黑格尔是这种抽象的最典型代表: 他借助于神学的目的论预设，将世间万物的 “多”归置为绝对精神这个 “一”，消解掉所有物质存在，把整个哲学装扮为绝对精神的世界，建构起一种形而上学的神目观。他的这种抽象决不是现实本身自我显现的结果，而是研究者理性强加的结果，是一种逻辑泛神论的思辨抽象。

　　与这种抽象相反，经验抽象则是建立在对客观事实的经验研究之上，它是研究者借助于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将所有经验材料所具有的共同属性归纳出来的方法，其目的是 “从多种多样的事物中抽出单纯的普遍性和同一性，用一定的名称术语把它固定下来”。( 《孙伯鍨哲学文存》第 4 卷，第 279 页) 这种同一性是由研究者本人经过思维制造出来的纯粹同一性，是一种静态的、僵死的抽象，根本不涉及事物的内在本质。这种抽象构成了所有经验科学和实证科学的方法论基础。

　　除了上述两种抽象之外，还存在第三种抽象，它是以晦暗的形式存在于古典政治经济学之中的。马克思在 《剩余价值理论》中详细挖掘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意义。他指出: “斯密本人非常天真地活动于不断的矛盾之中。一方面，他探索各种经济范畴的内在联系，或者说，资产阶级经济制度的隐蔽结构。另一方面，他同时又按照联系在竞争现象中表面上所表现的那个样子，也就是按照它在非科学的观察者眼中，同样在那些被实际卷入资产阶级生产过程并同这一过程有实际利害关系的人们眼中所表现的那个样子，把联系提出来。这是两种理解方法，一种是深入研究资产阶级制度的内在联系，可以说是深入研究资产阶级制度的生理学，另一种则只是把生活过程中外部表现出来的东西，按照它表现出来的样子加以描写、分类、叙述并归入简单概括的概念规定之中。这两种理解方法在斯密的著作中不仅安然并存，而且相互交错，不断自相矛盾。”(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6 卷第 2 册，第 181 -182 页) 在这一段落中，马克思所指认的第一种方法实际上就是以内在本质为基础的科学抽象: 这种方法既不同于黑格尔的思辨抽象，也不同于经验科学的归纳抽象，而是透过事物的外在表象，深层把捉它们之间的本质联系，进而全面理解事物的总体。斯密和李嘉图正是以此方法为基础，才创立了劳动价值论，为剖析资产阶级制度的生理学奠定了科学基础。然而，在古典政治经济学这里，这种方法并没有达到完全科学的程度，而是始终与外在的经验主义纠缠在一起，丧失了内在的生命力。只是到了马克思那里，这种方法才焕发出全新的革命意义。

　　马克思的 “抽象法”既不是个人头脑中发生的主观推测，也不是黑格尔意义上的思维的纯粹抽象，更不是一种对现象材料归纳总结的经验抽象，而是一种奠基在历史发生学之上的科学抽象。譬如，马克思对价值的分析就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他指出: “价值表现为一种抽象，而只有在货币已经确立的时候才可能表现为这样的抽象……因此，在分析展开的过程中不仅显示出像资本这样的属于一定历史时代的形式所具有的历史性质，而且还会显示出像价值这样的表现为纯粹的抽象的规定，显示出这些规定被抽象出来的那些历史基础，也就是它们只有在其中表现为这种抽象的那些历史基础……价值概念完全属于现代经济学，因为它是资本本身的和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的最抽象的表现。价值概念泄露了资本的秘密。”(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1 卷，第 180 页) 同样，货币关系和资本关系的抽象也是如此，它们并不是外在现象的纯粹同一性，而是资本主义社会本身呈现出来的本质抽象。因此，如果说黑格尔借助于神目观实现了由 “多”到 “一”的过程，那么，在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中，这种过程已经真实地发生了: 资本作为一种特殊的以太，成为支配一切的抽象存在，它不再是形而上学的思辨抽象，也不是纯粹的经验归纳，而是一种客观的本质存在。基于此，马克思才说，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 卷，第 114 页)可以说，这种抽象才真正构成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逻辑支撑。

　　由此可见，首先，马克思的抽象法与黑格尔的抽象法存在着根本之别。后者实际上是用一种在历史中根本不存在的虚假本质来构造历史，因此，他所谓的 “历史与逻辑相统一”以及 “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实际上都是内在统一于观念的，在本质上是一种形而上学的神学虚构。而马克思的抽象法则扬弃了黑格尔的思辨性，将抽象的根基奠定在对历史真实本质的剖析之上，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社会内在本质和运行机制的科学解剖，是一种科学的历史辩证法。因此，当海德格尔将马克思的抽象法还原为黑格尔的思辨方法时，已经抹杀了二者之间的本质差异。同样，当阿格里塔指责马克思的 《资本论》始终停留在概念的逻辑演绎上时，他完全忽视了马克思抽象的历史基础，阉割了这一方法的革命性意义。其次，马克思的抽象法是对一切经验抽象和归纳抽象的根本超越，是一种方法论革命。“科学的抽象和片面的经验归纳不同，它不是从大量的事例中抽取一般的东西来制造同一性，如所有天鹅都是白的等等，而是通过对同一对象的深入分析，区别本质的东西和非本质的东西，以便在最纯粹、最简单的形态上把握对象。”( 《孙伯鍨哲学文存》第 4 卷，第 279 页) 因此，当德拉 - 沃尔佩和科莱蒂将马克思的抽象法直接等同于实证科学的归纳方法时，已经完全扭曲了马克思方法论变革的实质; 仅仅立足于实证主义的归纳抽象，是永远不可能理解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内在精髓的。再次，马克思在继承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抽象的同时，彻底斩断了经验主义的遗迹，在方法论上实现了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全面扬弃。

　　基于此，我们有理由认为，《资本论》的方法论不仅是对近代形而上学的思辨抽象的革命，而且也是对一切近代经验方法论的扬弃，是一种辩证的历史的科学方法论，具有重大的哲学意义和当代价值。

　　二、历史本质论: 《资本论》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实质

　　随着现代西方哲学和后现代主义的兴起，传统的本质主义遭到了解构。也就是在这一潮流的影响之下，出现了一种对马克思哲学的解构之路。以拉克劳和墨菲为代表的后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克思哲学仍没有逃离西方近代哲学的 “本质 - 现象”的分析路线，它与传统的形而上学一样，都假设外在现象的背后存在一个永远自明的 “本质”，进而陷入到无需证明的 “本质主义”的窠臼之中，由此主张解构马克思的 “本质论”。在这里，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也凸显出来，即马克思的 “本质论”是不是传统形而上学意义上的 “本质主义”? 如果不是，二者之间存在何种根本差异? 下面就这一问题展开详细分析。

　　马克思在 1859 年 2 月 1 日致约瑟夫·魏德迈的一封信中写道，他的主要任务是要 “为我们的党取得科学上的胜利”(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9 卷，第 554 页) 。这种强烈的政治责任感要求马克思必须要深入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机理之中，“科学地研究作为整个政治运动的基础的经济关系”，科学解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内在本质和特殊规律。可以说，这一任务直到 《资本论》中才完成。在这一著作中，马克思从劳动二重性和劳动力商品理论出发，创立了科学的剩余价值理论，进而实现了对资产阶级社会内在本质的科学解剖。马克思说: “从直接生产者身上榨取无酬剩余劳动的独特经济形式，决定了统治和从属的关系，这种关系是直接从生产本身中生长出来的，并且又对生产发生决定性的反作用。但是，这种由生产关系本身中生长出来的经济共同体的全部结构，从而这种共同体的独特的政治结构，都是建立在上述的经济形式上的。任何时候，我们总是要在生产条件的所有者同直接生产者的直接关系——这种关系的任何当时的形式总是同劳动方式和劳动社会生产力的一定的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当中，为整个社会结构，从而也为主权关系和依附关系的政治形式，总之，为任何当时的独特的国家形式，发现最隐蔽的秘密，发现隐藏着的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第 894 页) 剩余价值成为马克思解构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结构的阿基米德点，也只有在剩余价值这个层面上，“资产阶级社会”的一切秘密才会得到最根本的体现: 雇佣劳动并不是独立主体的自主活动，而是生产剩余价值的奴役劳动; 资本也不是一种单纯的物，而是吮吸工人活劳动的剥削关系，“资本显然是关系，而且只能是生产关系”。(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 卷，第 510 页) 这时，马克思才真正认识到，“我们称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是这样一种社会生产方式，在这种生产方式下，生产过程从属于资本，或者说，这种生产方式以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为基础，而且这种关系是起决定作用的、占支配地位的生产方式。”(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7 卷，第 151 页)由此，马克思揭开了资本主义的真实本质，创立了科学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批判理论。

　　由此可见，马克思视域中的 “本质”与西方近代哲学意义上的本质主义存在着根本差别。西方近代哲学在本质上都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本质主义，它们运用思辨逻辑架空了整个生活世界，把所有现实存在最终归咎于观念本质，后者不仅是虚构的，而且是永恒不变的。而马克思的 “本质”则与此不同，他并不像黑格尔那样虚构一种永恒不变的形而上学 “本质”，而是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入手，通过对特定社会形态的物质生产所呈现出来的根本特征的科学分析，来实现对特定社会历史形态的本质抽象。因此，马克思语境中的 “本质”决不是藏在一块帷幕背后的 “现成的、给予的、不依赖于人的活动而存在”的永恒本质 ( 科西克，第 9 页) ，而是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中不断生成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就是这种本质生成与扬弃的根本基础。换言之，马克思视域中的 “本质”决不是他根据先验逻辑预设的，而是现实历史自我运动的结果，是一种历史发生学意义上的历史 - 生成本质论或本质的历史化运动。这种本质论与近代以来的所有理性本质主义存在着根本差别，是对后者的彻底颠覆。这是马克思历史本质论的第一层含义。

　　除此之外，马克思也看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外在现象并不是思维虚构的，而是客观生成的，它构成了资本家和工人每天生活的日常世界。这个世界不仅会遮蔽资本主义的内在本质，而且还会使工人陷入到不自觉的日常崇拜之中，如马克思所言: “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第 925 页) 因此，如何将这种本质拉回到现象层面，使它从 “内部的有机生命，进入到外部的生活关系”( 同上，第 52 页) ，全面分析资本主义内在本质与外在现象的根本联系，让生活在日常生活中的工人透过外在的假象，把捉资本主义社会的真实本质，就是马克思历史本质论必须要解决的另一问题。于是，在《资本论》第 2、3 卷中，马克思运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逐层地分析了这种本质在现象层面上的演化和遮蔽过程: 从流通的假象到竞争的颠倒、从商品拜物教到货币拜物教再到资本拜物教，最终达及资本主义的三位一体公式，实现了对整个 “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的科学解剖。以此来看，历史本质论不仅强调内在本质和外在现象的历史生成过程，而且更强调二者之间内在关系的生成过程。马克思并没有像一切形而上学家那样，把多种多样的外在现象归结为一种永恒不变的虚构本质，也不像经验主义那样用一种空洞的 “同一性”来静止地、僵化地审视经验材料的 “内在”关系，而是从历史发生学出发，逐层揭示了本质与现象的动态演变关系，从而实现对现象的批判分析和科学定位。“这种方法是惟一的唯物主义方法，因而也是惟一科学的方法”。(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4 卷，第429 页) 可以说，这种方法论构成了马克思 《资本论》 的特有韵味，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精神实质的科学诠释。

　　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的 《资本论》开辟了一条完全不同于现代实证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当代化路径，是一种扬弃近代形而上学的当代哲学，具有重大的哲学意义和当代价值。因此，后马克思主义在解构西方近代形而上学时，连马克思的 “历史本质论”也一同抛弃了，这种做法完全阉割了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当代意义，是极其错误的。

　　三、《资本论》对 《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超越: 重新审视 《资本论》的历史地位

　　在传统学科视域中，《德意志意识形态》往往被视为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成熟之作，而后期的《资本论》只是被理解为前期唯物史观在经济学领域中的具体运用。可以说，这种解读思路并没有真正把握马克思前后期历史观上的具体差异和内在关系。同样，在当代西方人本主义和西方马克思学的解读路径中，《资本论》往往被看作为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历史倒退，完全抹杀了 《资本论》的科学价值和理论意义。笔者以为，这两种研究路径是值得商榷的。在笔者看来，《资本论》不仅是一部经济学著作，更是一部哲学著作; 它构成了马克思哲学思想发展的制高点，是对前期著作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首先，《资本论》扬弃了人本主义的 “外在历史观”和古典政治经济学的 “内在历史观”，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历史观。在物质生产与自由活动的关系问题上，存在两种典型的观点: 一种是人本主义的观点，它从一种理想化的人性 ( “应该”) 出发，认为资本主义物质生产是完全异化的王国，在这个领域中根本无法实现人的自由; 只有超出这个王国，在理想的彼岸才能真正实现人的自由，进而将物质生产与自由活动完全对立起来，用一种完全外在的批判尺度来控诉资本主义的物化现实。这是一种典型的 “外在历史观”。另一种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历史观，它认为“事态即市民社会的自然进程应该给事物带来秩序”( 《马恩列斯研究资料汇编 ( 1980) 》，第 48 页) ，随着资本主义物质生产的任意发展，自然会产生一个普遍丰裕的自由社会。这种历史观完全囿于资本主义的 “生产逻辑”，直接将自由活动理解为资本主义物质生产的自然产物，进而将后者直接看作自由活动的根本体现，阉割了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这种试图在物质生产之中实现人类自由的历史观，是一种彻头彻尾的 “内在历史观”。

　　从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发展历程来看，他对这一问题的理解也存在着相似的阶段。在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他以人本主义方法论为基础，用一种理想化的类本质 ( 自由自觉的劳动) 来批判资本主义的物质生产 ( 异化劳动) ，将二者直接对立起来。这种历史观仍停留在 “外在历史观”的层面上。随着马克思的哲学和经济学思想的发展，他在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实现了历史观的重大转变，超越了前期的 “外在历史观”，创立了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但客观而言，此时他并没有科学理解物质生产与自由活动的辩证关系。虽然他已经超出了资产阶级的狭隘视野，认识到物质生产变革对自由的重要性，但在根基上并没有彻底摆脱斯密的 “内在历史观”——即 “自由活动在物质生产之中”——的影响，他把物质生产看作 “是自主活动的唯一可能的形式”(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卷，第 128 页) ，就是最直接的证明。这一问题的科学解决恰恰是在 《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完成的。在 《资本论》中，马克思指出，物质生产 “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 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 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但是，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挥，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第 928 -929 页) 那种完全脱离物质生产的自由只能是虚妄的自由; 同样，那种完全停留在物质生产领域之中的 “自由”永远都是必然王国中的自由，而不是真正的自由。在后者中，劳动已不再是生产剩余价值的雇佣劳动 ( 人作为 “劳动力商品”而存在) ，也不再是纯粹为了满足人的自然需求的一般劳动 ( 人作为 “劳动者”而存在) ，而是个体自由全面发展的内在尺度。它既不是对劳动的单纯继承，也不是对它的简单废除，而是对它的积极扬弃。以此来看，《资本论》中的历史观既实现了对人本主义 “外在历史观”的扬弃，也实现了对古典经济学 “内在历史观”的超越，将科学的经济分析与人道主义的价值批判有机地统一起来，进一步深化和完善了 《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基本思想。

　　其次，《资本论》以 “科学抽象”和 “历史本质论”为基础，分析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拜物教的辩证关系，在主体向度上进一步深化和完善了 《德意志意识形态》。在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虽然创立了自己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但是他并没有科学解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内在关系问题。他天真地以为无产阶级能够很容易实现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决裂，产生彻底的革命精神，并借助于无产阶级革命来推翻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这种看法低估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建构力量，没有看到无产阶级自身的拜物教化问题，更没有清楚地认识到工人冲破国家意识形态和观念拜物教束缚的实践机制。

　　而这一问题恰恰是在 《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科学解决的。在这里，马克思着重区分了两个不同的层面: 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日常意识形式。前者主要是指资产阶级统治者或思想家以国家权力为后盾建构出来的 “纯粹的理论”和 “虚假的观念体系”; 日常意识形式则并不是统治阶级或思想家从头脑中杜撰、虚构出来的，也不是由统治阶级或思想家外在灌输生成的，而是个体在资产阶级社会的日常生活和实践中自发形成的客观思维形式。这时马克思才认识到，不论是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还是资本拜物教，它们在本质上都根源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 只要存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存在资本主义的物质拜物教和观念拜物教。而工人作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当事人，一开始是无法识别这些日常意识的虚伪性的，他们也会像资本家一样 “受这同一种被歪曲了的观念束缚”(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8 卷，第258 页) 。但是马克思坚信这种束缚是暂时的，随着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历史发展和工人自身经验的累积，工人必将起来 “反对所有这种关系，从而反对与这种关系相适应的观念、概念和思维方式” ( 同上) ，最终冲破意识形态和拜物教束缚的牢笼，由自在阶级上升为自为的革命阶级。由此来看，在 《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实现了对无产阶级与拜物教关系的科学分析，在主体向度上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 《德意志意识形态》。

　　最后，《资本论》超越了 《德意志意识形态》关于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矛盾分析，在客体向度上进一步深化了历史唯物主义。在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虽然也提到了生产关系范畴，但是这一范畴在逻辑地位上远远低于 “交往形式”和 “交往关系”，因为 《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核心原理恰恰是生产力与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运动。然而，通过文本分析可以发现，这一理论尚待进一步完善和发展: 其一，就交往形式而言，这一范畴还明显带有赫斯式的思辨痕迹。在这里，马克思以分工的意愿性为尺度，区分出了两类交往形式: 自愿性分工形成的交往形式和自发或强制分工形成的交往形式。而与生产力构成矛盾的则是后者。这种区分本身就是一种外在区分，并没有真正把握历史运动的内在本质，具有一定的思辨味道。其二，就交往 ( Verkehr) 而言，它仍是一个包含多重内涵的非本质概念。马克思后来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 “为了不致丧失已经取得的成果，为了不致失掉文明的果实，人们在他们的交往 ( commerce) 方式不再适合于既得的生产力时，就不得不改变他们继承下来的一切社会形式。——我在这里使用 “commerce”一词是就它的最广泛的意义而言，就像在德文中使用 “Verkehr”一词那样。”(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532 -533 页) 它不仅包括基础性的生产关系，而且还包括交换关系; 不仅包括物质交往，而且还涵盖精神交往。以此来看，《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 “交往关系”尚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其三，从马克思此时的经济学水平来看，他还是从斯密的经济学来规定自己的哲学视域的。斯密虽然看到资本家、工人和地主，但是在斯密的眼中他们都是独立自主的交换主体，他们之间的关系也是一种通过契约规定的自由平等关系。从这个意义来看，斯密还未触及到现代意义上的 “生产关系”。因此，当马克思从这样一种经济学来规定自己的哲学时，注定了他必然无法理解资本和资产阶级社会的真实本质，而是像斯密那样把自然形成的耕地、水理解为 “自然形成的资本”，把由文明创造出来的工具理解为 “积累起来的资本”(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103 页) ，这显然是一个错误的论点。基于此，笔者认为，《德意志意识形态》虽然标志着历史唯物主义的建立，但这种建立还是不充分的，仍需进一步完善和发展。

　　而从交往关系到生产关系的转变，恰恰构成了这一完善的逻辑支点。这一转变起于 《哲学的贫困》和 《雇佣劳动与资本》，完成于 《资本论》及其手稿。通过对 《资本论》及其手稿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马克思正是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入手，才科学解剖了资本主义的内在本质，实现了由 “资产阶级社会”到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变，创立了科学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 同样，也正是以此为基础，马克思才科学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及其发展趋势，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灭亡的必然性证明。这表明，历史唯物主义实际上是一种奠基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内在矛盾之上的批判历史观。这才是马克思的 《资本论》真正强调的东西: 它已经摆脱了黑格尔历史观的思辨性，也不再是费尔巴哈意义上的外在历史观，更不是所谓的历史经验论，而是建立在对历史本身内在矛盾剖析之上的历史辩证法。由此来看，《资本论》决不只是 《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历史观在经济学领域中的具体运用，相反，是对后者的重大完善与发展。

　　总之，《资本论》不仅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哲学意义和理论价值，而且在当代哲学发展中也具有不可估量的科学价值: 它在方法论和历史观上为当代哲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参照系，开辟了一条通往当代哲学的科学路径，为哲学的当代化发展指明了道路。

　　【参考文献】

　　海德格尔，2001 年: 《晚期海德格尔的三天讨论班纪要》，丁耘 摘译，载 《哲学译丛》第 3 期。

　　科西克，1989 年: 《具体的辩证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马恩列斯研究资料汇编 ( 1980) 》，1982 年，书目文献出版社。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2 年、1973 年、1979 年、1985 年、1995 年、1998 年、2001 年、2003 年，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 年，人民出版社。

　　《孙伯鍨哲学文存》，2010 年，江苏人民出版社。

　　Aglietta，M. ，1979，A Theory of Capitalist Regulation，NLB.

　　Volpe，D. ，1980，Logic as a Positive Science，NLB.

　　( 作者单位: 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暨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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