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在阶级构成、阶级划分和阶级冲突等方面都出现了与早期资本主义社会不同的特点，而一直以来被作为阶级问题分析利器的马克思主义虽然把阶级作为重要研究内容，但马克思却没有为阶级确定概念， 当前使用的阶级概念是列宁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关于阶级问题的论述所定义的，列宁的阶级概念与当代阶级状况之间有一定差异。 这些现实都为西方左翼学者进一步研究阶级理论留下了较大的空间， 研究成果也成为他们分析当代资本主义阶级问题的理论工具。

　　一、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主体已被解构或已消失

　　近些年来，一些左翼学者回避运用阶级分析方法考察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问题，或把马克思的阶级理论与其他相关理论对立起来，如用后工业主义理论、新韦伯主义理论、后现代理论来解构或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或用一些文化的、技术的社会分层方法替代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方法，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后现代主义对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解构。

　　(一)被后现代理论解构的阶级

　　后现代主义是对现代西方社会的批判和反思，它为一些后现代主义马克思主义者解构一切理性和消解一切宏大叙事提供了理论工具。 它不仅颠覆了西方社会科学的理性基础，也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进行解构和消解。这种观点在米歇尔·福柯那里表现得最为充分。 福柯首先以文化分析方法颠覆了西方传统的历史学研究理念，进而批判传统社会科学研究的因果性、规律性、本质性和同一性。 其次以大文化视角批判权力政治，把所有社会现象纳入文化领域，阶级和阶级斗争、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必然趋势，都被消解在后现代的文化差异和冲突之中。 在对社会冲突的解读中，不再关心和体现人或主体， 更不见阶级与革命，历史发展充满了偶然性和不确定性。 这种认识否认存在稳定的、 可客观认识的阶级利益，认为阶级等类别划分标准和标签隐藏了人类的主观经验和感受。 福柯认为，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真正发挥社会结构组织作用的是渗透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纪律和各种规范。 它们具有政治效应， 这种由纪律发展起来的规范化管理构成了现代资本主义政治、 法律的基础。 “真实的纪律构成了形式上和法律上自由的基础”[1](p.248)。 国家依靠纪律和法律对社会成员进行有序规制，社会结构亦因此形成。 福柯这种方法论革命，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政治理论具有解构效应。

　　还有一些后现代主义者主张放弃政治和经济角度而从文化视角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 如马尔科姆·沃特斯在一项名为“阶级的消逝”的研究课题中认为，“阶级社会”只存在于 19 世纪和 20 世纪初，那是一个在经济领域存在群体利益斗争的时期， 而 20 世纪中后期到当前阶段，是“命令社会”和“身份—习俗”社会，尤其是在当代社会，文化影响是社会分层形成的最重要因素，由文化影响所形成的价值认同模式、身份、信仰或消费习惯等削弱和破坏了政治和经济因素的影响。

　　(二)消失的无产阶级主体

　　“全球化时代或后工业社会是否存在阶级”这一问题一直困扰着一些左翼学者。 困扰源于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曾经是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有效工具，但如今其经济基础和时代背景已经消失，社会分层多元化成为典型社会特征，传统无产阶级的消失正是这一认识的现实注解。 因此，“无产阶级消亡”、“阶级主体消失”等观点被提出来。

　　安德烈·高兹提出了 “无产阶级消亡”的观点。 他认为， “历史发展和技术变迁，即便不是造成无产者的消亡， 也造成了无产阶级的消亡， 社会主义已经丧失了它的 ‘历史主体’”。[2](p. 前言.vii)他认为，马克思关于生产力发展将创造社会主义的物质前提和阶级力量的假设已被社会发展现实证伪，在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受自动化和技术发展损害的无产阶级无法根本改变社会并创建新社会。 因此，“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已经死了;作为一种社会运动和有组织的政治力量，社会主义已行将就木”。[2](p. 前言.vii)

　　高兹用“非工人的非阶级”取代工人阶级作为后工业社会的革命主体，这是一个告别阶级政治的概念。而所谓“非工人的非阶级”的斗争，是指后工业社会中阶级成分不明、政治身份模糊的个人发起的运动。 他将社会变革的希望寄托于“非工人的非阶级”，从而把反资本主义力量转向以生态运动为中心的新社会运动。 “新社会运动将成为社会主义变革的承担者”。 同时，高兹希望，新社会运动要和那些失业、半失业、只有短期或兼职工作的“后工业无产阶级”相结合，以实现建设新社会的目标。[2](pp. 前言.72-73)斯科特·拉什等学者强调，在后工业社会，新技术革命、产业革命、管理方式革命所带来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化，导致了传统工人阶级的消亡，“普遍的无产阶级生活方式”已消失，在“非组织化的资本主义”中，阶级状态和阶级关系已经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包括主体工人阶级减少、劳资关系缓和、制造业外迁、政党阶级特性削弱、社会多元意识发展等。[3](pp.5-6)

　　二、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问题需要被反思或重构

　　一些左翼学者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并没有消失，目前的困境源于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存在缺陷。 他们首先肯定这一理论在分析当代西方社会结构中的重要作用，同时又反思其“缺陷和不足”;认为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对马克思的阶级理论进行“修正”或“扩展”。 “修正”即是增添新因素，或对不同因素的权重进行调整，如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致力于“分析的重构”，以奠定马克思阶级理论的 “微观基础”;结构主义者试图用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三个平行的因素分析阶级;“扩展”就是对经典阶级理论进行发掘， 赋予其新的内涵，如以广义资本为基础进行阶级分析等。

　　(一)反思与重构阶级理论

　　乔恩·埃尔斯特试图以分析哲学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系列传统观点进行分析，提出了关于当代西方社会阶级、阶级结构和阶级斗争的新解说。 他运用方法论个人主义、理性选择理论，从集体行动视角， 对马克思的阶级理论进行“分析的重构”。 他认为，马克思关于资产阶级、工人阶级、国家、资本等宏观层次的论述，都需要从个人层面上进一步说明;而理性选择论和博弈论恰恰可以为个人层面的选择、 动机、行动的分析提供微观基础。 他对马克思的阶级、国家和意识形态等理论从方法论个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的视角进行重新诠释，为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增加对集体行动条件及过程的分析和说明，强调所有宏观社会现象和集体行动必须通过考察个体的行为、愿望、信仰才能得到更具体的解释。

　　埃尔斯特提出了一个基于禀赋和行为的关于“阶级的一般定义”，从社会规范的角度对阶级的集体意识进行了重新阐释，提出了关于阶级意识发展的 “黑匣子理论”。 埃尔斯特认为，这正是马克思主义所缺少的“微观基础”。他认为，理解集体行动者与阶级形成的关键在于理解影响个人阶级意识的形成机制。 而个人的“阶级意识”则被界定为“在实现阶级利益过程中，克服搭便车问题的能力”。[4](p.360)在重释阶级意识的基础上，埃尔斯特对阶级斗争理论进行了重构，力图破除集体行动的“囚徒困境”。他探讨了作为集体行动者的阶级之间的对抗和联盟是如何导致社会冲突与合作的产生。 当代发达国家广泛存在的各种 “新社会运动”正是这种阶级对抗的表现。

　　埃尔斯特把研究重心从社会宏观结构转向个体，力图对马克思的阶级理论进行“分析的重构”， 这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种方法论创新。 但他的研究也存在问题，其方法论个人主义和“微观基础”存在缺陷;他对集体行动理论和马克思文本的解读并不确切;阶级理论的“去政治化”能否真正反映社会现实令人怀疑。

　　(二)剥削仍然是阶级存在的基础

　　约翰·罗默运用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博弈论，对马克思的剥削和阶级理论进行“修正和完善”。 他认为，马克思所分析的资本主义剥削是存在的，因此，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里阶级并没有消失。 但是马克思用来作为其剥削理论基础的劳动价值论却存在问题，应该为分析剥削提供新的理论基础。 罗默以市场经济中理性人的最优化选择为前提，把马克思的剥削定义修改为劳动产品的不平等交换，即剥削者获取的产品所蕴含的劳动量大于其所支付的劳动量。

　　罗默认为，市场经济条件下，只要存在资本稀缺和分配不平等，一部分成员为了获取必要的生存资源，其劳动时间就会超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而另一部分社会成员则由于资本的优势， 其劳动时间会少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剥削关系由此产生。 因此，阶级和剥削的存在与财产权密切相关，剥削来源于财富不平等占有而带来的社会主体的财产权差别，即来自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差别。 罗默据此提出了“阶级—财富对应原理”和“阶级—剥削对应原理”，揭示了在市场经济中是人们拥有的财富和他们对最优化选择的追求将他们区分为不同的阶级。 从这两个原理出发，罗默坚持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剥削更为隐蔽、 更为严重，阶级矛盾表面的缓和掩盖了财产所有权不平等所带来的深刻阶级对立。

　　(三)“罗默—赖特阶级模型”

　　埃瑞克·赖特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阶级形态、阶级意识和阶级联盟等进行了系统分析和全面阐述。 赖特的阶级理论实际上是试图对当代资本主义阶级关系和社会结构新变化所带来的问题进行分析和解答。 这些问题包括：对不断扩大的“中间阶级”如何界定? 对无产阶级不断减少这一现象如何认识?传统阶级斗争的逐渐消弭，新的社会改变动力和形式在哪里?

　　赖特的阶级分析框架扩展了罗默关于剥削与阶级的分析方法， 被西方学者称为 “罗默—赖特阶级模型”。 他提出三方面的观点：

　　一是以剥削为核心的阶级概念。 剥削存在的根源是财产分配上的不平等，财产不仅表现为生产资料财产，还包括劳动力财产、组织财产和技能财产。 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应该被视为根植于三种剥削形式的相互交织：以资本资产的所有权为基础的剥削、以对组织资产的控制为基础的剥削和以对技术或资格证书资产的占有为基础的剥削”。[5](p.287)

　　二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 由 3种剥削形式交叉构成的两大类共 12 种人构成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 第一大类是生产资料财产的所有者，包括 3 类人;第二大类是非生产资料财产的非所有者， 包括 9 类人。介于资本家和无产阶级之间的 10 个类别可划分为“中产阶级”。 它是资本主义社会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分析阶级关系的关键，具有“阶级关系中矛盾的地位”的特质。

　　三是阶级联盟和阶级妥协。 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并没有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论述的那样存在两极分化的趋势。 阶级矛盾相对缓和，阶级斗争消弭的深层次原因，是出现了阶级联盟和阶级妥协。 阶级联盟是指在阶级之间、阶级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尤其是在定位矛盾的阶级之间结成联盟。 “中产阶级”的 10 个类别在维护自己的利益方面可以选择与资本家或与无产阶级结成阶级联盟。 阶级妥协是指对立阶级之间相互合作的一种形式，是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积极的、都能够改善处境的博弈。

　　三、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存在仍具有历史必然性

　　一些左翼学者提出应该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进行辩护的观点。 他们认为，之所以出现这些模糊的认识和偏差的结论，是由于受各种条件的限制，马克思在世时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表述并不十分清晰和严谨，大多数思想和概念仍处于提出及初步论述阶段，缺少细致的分析和严谨的论证，后人应对这些概念和理论进行分析和论证，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完善和发展， 也有助于证实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性。G·A.科恩是这种观点的代表，他对马克思的无产者、阶级以及阶级存在的历史必然性等概念和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和论证，力图说明在前共产主义阶段阶级存在具有历史必然性。

　　(一)重新定义“无产者”

　　马克思确定无产者的核心标准是人们被剥夺了生产资料。 科恩认为这种观点大体正确， 但他提出在无产者从属地位的形成因素中，缺少生产资料并不是必要条件，因为在某些情况下，生产者可能对生产资料拥有全部或部分所有权，即拥有马克思所说的“徒有虚名的财产”,[6](p.514)却仍在生产关系中处于从属地位。 科恩认为，马克思对这种现实情况虽有所涉及，却未进行分析和澄清，这其中存在的模糊之处应该是认识“无产者”这一概念的核心因素。 他对“无产者”进行了重新定义：“无产者是必须出卖其劳动力以获得生活资料的处于从属地位的生产者”。[7](p.92)他们具有三个特征：“一是他们都为其他人生产， 而其他人不为他们生产;二是在生产过程中他们都要服从上级的权力，而上级却不服从他们的权力;三是就他们的生计是依靠他们与上级的关系而言，他们势必要贫于后者。 ”[7](p.88)从这个角度看，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拥有一定财产， 却仍然不得不出卖劳动力为他人生产的“无产者”仍然大量存在，其中一些“中产阶级”仍具备“无产者”的特征。

　　(二)根据经济结构地位确定阶级

　　科恩认为，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是否存在阶级以及如何界定阶级问题上之所以存在争议， 其主要原因在于研究者定义和划分阶级时，并没有坚持经济标准，而将意识、文化、政治和行为等因素放入认定标准中，这些因素扰乱了确定阶级的基本标准。 确定阶级应依据社会成员在经济结构中的地位，以及他们的实际权利和义务状况。 “一个人的阶级地位只能由他在所有制关系网中的客观地位来确立，而不管有效地确定辨别这种地位会有多困难。”[7](p.92)从经济结构的角度区分阶级是最有效的方法，即只要具备在生产关系中处于从属关系的生产者所具有的三个特征，就可以确定其为无产阶级。

　　据此，在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结构中处于从属地位和主导地位的人群就成为对立的阶级，所以表面上的阶级矛盾缓和掩盖的是真正的阶级对立。 科恩关于阶级认定问题一反其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学派细致缜密的风格，抓住阶级划分问题的本质，强调阶级认定与意识、政治、行为方式无关。 这是认识当代资本主义国家阶级问题的有效方法。

　　(三)阶级存在具有历史必然性

　　科恩提出了阶级在人类历史发展中是否具有必然性的问题，即“为什么人类历史发展的某些阶段必然伴随阶级压迫? ”他从论证前共产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和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作用的角度说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压迫具有历史必然性。

　　科恩认为，马克思主要是从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准备量和质的前提的角度分析了资本主义阶段阶级压迫的历史必然性问题。 一方面，从社会主义产生的量的角度看，资本主义的无限扩大再生产趋势，为社会主义的产生创造了物质条件。 马克思认为：资本家对工人的统治“……是靠牺牲多数来强制地创造财富本身， 即创造无限的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必经之点，只有这种无限的社会劳动生产力才能构成人类社会的物质基础”。[8](p.49)在资本主义社会，没有任何统治集团会把艰苦的劳动条件强加给自己，因此，阶级压迫在资本主义或前共产主义阶段是必然存在的。 另一方面，从社会主义产生的质的角度，它也需要由资本主义来创造。 首先，资本主义发展促进了工人阶级集体化的进程，使他们摆脱了“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9](p.227)和“行会的愚昧状态”;[10](p.172)其次，它促成了工人阶级的团结和成熟，生产高度发展的社会促成了现代的“集体的劳动者”;再次，财富的集中意味着未来社会生产者集体占有生产资料相对更容易实现;最后，反对资本的斗争促进了工人阶级的团结，提高了工人阶级的政治能力，为实现和建立社会主义准备了条件。 这一切，都说明了阶级在当代资本主义阶段的存在具有历史必然性。

　　科恩力图应用分析哲学的方法，尤其是采用逻辑分析的方法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进行深入分析，去澄清和完善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概念和原理，为之辩护并解读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现实。 他提出了一种解读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新方式，使我们在理解和研读马克思时又增加了新的视角，也有助于科学认识当前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发展状况。

　　四、跨国阶级应成为当代资本主义阶级问题的分析框架

　　在全球化阶段，当代资本主义的阶级和社会结构有了新发展，其中跨国阶级的出现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 一些左翼学者研究全球工人阶级的形成和跨国资本家阶级的崛起，其依据就是正在形成和发展的全球生产体系对传统领土和生产关系的重新定义。 其中威廉·罗宾逊的分析最具代表性：“跨国阶级的形成较少受制于民族国家领土和政治管辖权，而更多受制于世界资本主义的历史。 ”[11](p.43)他强调全球阶级的形成主要包括三个维度：“跨国生产与资本一体化; 国家和跨国资本家的阶级分层;以及利用葛兰西有关霸权与历史集团的概念来解释阶级集团是如何构建和争夺社会秩序和政治目标的。 ”[11](p.44)

　　(一)跨国工人阶级

　　罗宾逊的阶级定义采取了两极对立的观点，认为阶级之间彼此对抗，并以另一极的存在为基础而得以形成：“我所理解的阶级是指这样一类群体，他们在社会生产和在生产过程拥有共同的生产关系，并在社会权力斗争的基础上相互作用而得以形成。 ”[11](p.48)他以社会生产关系为基本视角分析阶级问题，认为最近几十年生产的全球化及资本主义的扩张，是跨国阶级形成的物质基础。 随着资本积累的循环越来越跨国化，阶级、政治、国家以及文化意识形态也随之变得跨国化， 因此，“在新的时代，阶级和集团关系的轨迹并不是民族国家，而是全球体系”。[11](p.51)“全球阶级的形成包括世界日益分裂为全球资产阶级和全球无产阶级，即便全球劳动仍旧沿着跨越国家便捷的新旧社会等级保持着高度分层。 ”[11](p.55)

　　跨国生产链成为跨国工人阶级形成的基础，各国的工人通过一种更具组织形式的生产方式联结在一起，成为一个具有诸多相同特性的阶级。 但是，由于民族国家的分层影响， 新出现的全球工人阶级并不是一个自为的阶级。 尽管如此，“一个新的全球无产阶级的出现是一种潜在而巨大的积极发展趋势，因为它打开了抵制和解放的可能性”。[11](p.56)

　　(二)跨国资产阶级

　　罗宾逊认为，全球化促使民族资本家阶级重新定位，世界范围内的资本家群体正在形成一个跨国资本家阶级。 它是跨国资本的所有者， 基本不受特定国家领土和国家认同束缚，而与全球生产、 营销和金融循环连结在一起，其利益凌驾于本地或国家之上进行全球积累。 “跨国资本家阶级与国家或本地资本家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处于全球化的生产之中，操纵着全球性的积累循环，这就从空间和政治层面上给予了它在全球体系中超越任何本地领土和政体的客观阶级存在和认同”。[11](p.60)跨国资本构成了全球经济的“制高点”，跨国资本家阶级是世界主要生产资源的所有者，是全球“生产体系的所有者”。 跨国资本家阶级是新的世界性统治阶级，它已具备了阶级意识，已意识到自身的跨国性，一直在资本主义全球化中拓展自己的控制领域，主要表现为在其控制下的全球决策及跨国公司的崛起。 跨国资本家阶级主要由跨国资本家，以及服务于跨国资本家阶级的跨国经理、跨国官僚、跨国高级科技人员等构成， 以跨国管理为主要存在方式。 由此，“跨国资本家阶级正日益成为一个自在阶级和自为阶级”。[11](p.62)

　　(三)跨国政治结构

　　罗宾逊认为，跨国资本家阶级作为全球统治集团包含了各种经济和政治力量，追求全球积累的逻辑引导着这一统治集团的政治和经济行为。 相对于国家统治阶级的政治权力而言，这一新的全球统治阶级的政治权力更少受到国家体系的竞争或联盟的影响，他们构成跨国政治结构的统治阶层。 “在这一跨国精英阶层之下，是一个小的、不断萎缩的中产阶级，他们只有一点点真正的权力，但是受大众消费的安抚，他们在跨国精英和世界绝大多数穷人之间形成一个脆弱的缓冲层”。[11](p.98)借用葛兰西的观点来分析，即一个统治联盟和一个社会基础，其中某一群体(跨国资本家阶级)充当领导者，并通过那些被拉入这个集团的其他群体的同意而实施其计划。 那些未被拉入这一霸权计划的穷人大多数或者通过物质机制，或者通过意识形态而被遏制或压制。

　　五、全面辩证地看待左翼学者对当代资本主义阶级问题的认识

　　每一时代阶级结构的变化，都是该时代与生产力发展相联系的生产关系变革的产物。 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变化就是在当代生产力发展条件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变动的反映。 在西方社会阶级结构的复杂变化中，各种阶级分析理论也极为庞杂并充满争议。 左翼学者关于当代资本主义阶级问题的分析，总体上反映了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阶级关系与社会结构变化的现实，为深入研究这一问题提供了不同的视角。 但其深层问题是大多数学者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 以博弈论、理性选择、文化冲突、全球视野等方法冲淡了马克思的阶级主题。 对此我们应有自己的分析判断标准， 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立场，客观分析并吸纳一些理论的有益因素，科学和全面地认识西方社会阶级和社会结构的变迁。

　　(一)分析阶级问题应采用科学视角

　　当前学术界对西方社会结构的分析，有阶级理论和阶层理论两大类别。 阶级理论是一种宏观定性分析;阶层理论则倾向微观和定量分析。 这些理论都深受马克思和马克斯·韦伯的影响，阶级理论受到马克思的影响较多，分层理论受韦伯的影响较大。 综观左翼学者的观点，我们认识到，分析阶级问题应具有科学视角：一是坚持阶级分析法。 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社会结构最基本的分野依然是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依然是最重大的政治问题。 相对于阶层等其他分析方法，阶级分析方法带有根本性和战略性， 即使一些左翼学者采用其他分析方法， 最终仍然无法代替阶级分析的有效性， 也只有阶级分析才能最深刻地揭示社会结构的基本变化和社会发展的基本走向。 二是坚持以生产资料占有状况分析法。“阶级消失论”、“主体消弭论”等一些观点，大多数是由“广义资本”问题引起的，而就目前阶段而言，各种形式的“广义资本”或其他因素能否成为阶级和社会结构研究的有效工具仍有待确认， 生产资料的占有状况依然是阶级划分的本质和核心。

　　(二)重点关注西方阶级结构变化的新特点

　　左翼学者非常关注在当代西方的社会变迁中，阶级结构的新变化及其新特点。首先，工人阶级呈现出新特点：一是队伍依然庞大。埃里克·赖特的研究结果表明，在 20世纪 90 年代美国狭义标准上的工人阶级占40%。二是内部结构发生变化。最为突出的表现是传统蓝领工人相对减少。 三是表现日趋复杂。 一些工人占有数量不多的资本，一些工人具有多重身份，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他们的归属感。 高兹的“非工人的非阶级”观点正是这种现象的理论反映。 其次，资本家阶级也有新变化：一是构成更为复杂。 除直接占有生产资料的资本家外，还有金融食利资本家等。 二是出现知识和管理资本家，他们在某些方面和传统资本家有区别。 再次，中产阶级扩张。 中产阶级没有如马克思预期的那样缩小和消失，而是出现了新的生长点。 赖特把介于资本家和无产阶级之间的 10 个类别划分为“中产阶级”，认为它是认识当代资本主义阶级关系的关键。 最后，全球阶级的出现是一个新挑战。跨国阶级问题已引起罗宾逊、斯克莱尔等学者的关注，他们都敏感地意识到全球化为阶级发展带来的新动向，以及马克思阶级理论所面临的现实挑战。

　　(三) 阶级结构的新变化没有改变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

　　从西方左翼学者的研究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在当代发达国家，阶级结构的新变化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首先，基本阶级依然存在。 现代西方既不是一个无阶级社会，也不是一个基本阶级已经转换了的社会。 尽管当今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两者在数量和形式上有一些变化，但两者依然是社会中起主导作用并且相互对立的基本阶级。 其次，阶级矛盾依然存在。 西方的阶级冲突并不十分激烈。 但是，资本逐利的本性使资本家阶级总是要占有工人的剩余价值。 因此，从根本上说，这种阶级对立是无法改变的。 再次，阶级结构的新变化没有改变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 马克思将变革西方社会的历史使命赋予工人阶级。 然而面对西方社会结构的变化，一些人对此提出了质疑： 一是工人阶级消亡论，如高兹、亚当·沙夫等学者认为社会主义阶级主体存在“空白”;二是工人阶级不革命论，如马尓库塞认为工人阶级已经不是革命的主要力量，他们在政治上已被资本主义同化。 而科恩通过对无产者的重新定义，以及对阶级存在历史必然性的分析，坚持认为当今世界工人阶级仍然存在并表现出强大的社会影响力，资产阶级的反对力量不是趋于削弱和涣散，而是趋于壮大和联合。 马克思主义所定义的工人阶级仍然是未来否定资本主义的强大力量，阶级结构的新变化并没有改变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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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科社教研部)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2013 年第 3 期，原标题：对西方左翼研究当代资本主义阶级问题成果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