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为人类求解放的人格尊严理论与中国传统的民族气节、人格尊严理论有机地结合起来，创造性地建构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既肯定和注重个人人格尊严，又强调和推崇国家和民族的尊严，实现了清醒的道德理性、高尚的道德情感、坚定的道德意志、真挚的道德信念和连贯的道德行为等的有机结合，极大地丰富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以人的解放为核心内容的无产阶级尊严理论，对中国革命道德和社会主义新人培育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崇尚德操、注重人格尊严和民族气节，是毛泽东人生哲学和伦理思想的重要内容。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新中国的征程中，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为人类求解放的人格尊严理论与中国传统的民族气节、人格尊严理论有机地结合起来，与中国革命和建设所呼唤的高尚人格尊严有机地结合起来，创造性地建构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人格尊严理论，既继承并弘扬了中国传统的德操尊严论，又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尊严论，给人类尊严理论增添了许多精深的内容。

　　一、意志自主与骨气操守：个体之人格尊严的集结

　　毛泽东的人格尊严理论，首重个体的人格尊严，因为一般意义上的人格尊严，总是针对个体成员提出的，并必然表现为个体成员的人格培育和尊严意识的挺立。人应当是有人格追求和尊严意识的社会动物，人格尊严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人格所呈现出来的值得敬仰和尊重的意义和价值，是人之区别于动物的内在精神属性和价值规定性之集结。人格是人的理性、精神性和社会性的确证和积淀，是人之自我意识的确立和自由意志观念的体现，是人类对其动物本能及其欲望冲动的超越，体现着人的价值追求、理性选择和文明进化，故人格必然具有自身内在的尊严和不可轻侮不容侮辱的意义和价值。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毛泽东不仅多处谈到人格，而且明确提出了人格尊严问题。他说：“偷盗之不可为者，最大者为人格方面之关系。其次则为幸福方面之关系。偷盗为暗昧之行径，为卑劣之手段，为之，于其人格之尊严立时破坏也。”人格内涵必然表现为尊严，尊严是人格的精神价值确证。人格尊严是人格具有的值得尊敬也应当尊敬的庄严、庄重、严肃以及不可侵犯、不容侮辱、不可轻视的内在价值和目的意义之总称。

　　人格尊严之基本要素在于人有自己的自我意识、自由意志和自觉价值追求。清醒的自我意识，独立自由的意志，自觉而明确的价值追求，是个人人格尊严的基本内核。1919年11月，长沙赵五贞女士因反抗父母将其许配给富商品古斋少老板吴凤林为继室而于花轿中用剃刀自杀，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对此，毛泽东专门写了几篇文章就赵女士有无人格问题发表看法。在毛泽东看来，就人格的先决条件是意志自由而言赵女士没人格，但就“不自由，毋宁死”而言赵女士有人格。就此而论赵女士有人格，而且应当得到尊敬，因为这种自杀具有壮烈性。在另一篇《非自杀》的文章中，毛泽东直截了当地对自杀采取排斥态度，理由是自杀无助于人生意义和价值之实现。当然，壮烈的自杀即反抗强权以及敢做人不敢做之事的精神有其可尊敬的地方，“所以尊敬壮烈的自杀，乃是尊敬他的‘难能’及‘反抗强权’两点。假设除去此两点，自杀是容易的事。又世上并没强权，无所用其反抗，那么，虽有自杀，吾人亦哪来尊敬的感情?吾人既并无尊敬‘自杀’本身的感情，则‘自杀’一事，应该反对。”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提出并围绕“非自杀”的主题作出了论证，强调“吾人是以求生为目的，而不应反其道而求死。所以‘非自杀”’。自杀往往是因为社会夺其希望。但真正的勇士应该“与社会奋斗，争回所失的希望。奋斗而死，则是‘被杀’，不是‘自杀’。所以‘非自杀’。”毛泽东就此排出了一个人生的价值序列即“有人格的得生第一，奋斗被杀第二，自杀第三，屈服第四”，并认为“屈服在人格及自由意志上无位置。自杀，于人生自然法则上亦无位置。奋斗被杀，其结果虽在人生自然法则上无位置，然其动机有之。有人格的得生，动机结果都好”。这就说得很清楚，有人格的生存是最好的，为人格而奋斗遭到杀戮也是不错的，自杀排在第三即不应该提倡的位置，最差的是失去人格的隐忍苟活或屈服强权而不敢反抗。在毛泽东看来，人生是有其内在价值和社会意义的，追求有人格有尊严的生活是人应该有的志向或人生理想。当我们的人格受到侮辱、尊严受到挑战时，应该奋力捍卫人格尊严。

　　人格体现着自我的意义，确证着自我设定的人生目的。“人类之目的在实现自我而已。实现自我者，即充分发达吾人身体及精神之能力至于最高之谓。”最高即至善之目标，达于最高彰显了人类追求至善或最高价值目标的目的性。虽然人在现实或事实的层面很难达到至善，但人却以这种追求而显露出其伟大崇高之处。追求和实践至善是人应当承担的义务和责任。“吾人须以实践至善为义务，即以发达吾人身心之能力至于极高为义务也，即以实践具足之生活为义务也。”具足之生活，实质上即是圆满和完善的生活。虽然人类生活的现实并不是圆满和完善的生活，但人类却有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的对理想生活的渴望，以此为义务才能逐步使理想变为现实。当然，在人生的价值追求方面，会因这种追求的自觉性及其坚持性形成差别，从而使现实的人格也有了高低上下之差别。“君子小人之别，在其所见幸福之高下如何，而人格之高下随之。……吾人评判其人格，因而亦有高下之别。彼固不自知也。彼自视其人格，其高诚不可几及，及出与君子比而始见其低焉。”人格之高下是通过比较显现出来的，特别是与那些人格高尚的君子圣贤相比，普通人的人格显得相对较低，但这并不意味着普通人就不应该有追求至高至善的权利和义务。“圣贤豪杰之所以称，乃其精神及身体之能力发达最高之谓。此精神及身体之能力发达最高，乃人人应以为期向者也。”虽然普通人在现实层面上尚未达到至高至善的目标，但不能因此否定对至善至高的追求。如果有人坚持认为普通人可以不追求至善至高，不去发达自己的精神和身体能力，那么这种观点肯定是不合乎伦理道德之要求的，同时也是对“人皆可以为尧舜”论断的反叛。

　　人格尊严是与人的价值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伦理范畴。如果不承认人有其内在价值和目的价值，那就很难确证人格尊严。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的内在价值和目的价值是人格尊严的内在规定性和本质体现。毛泽东重视人格尊严，首先是从肯定人的价值入手的。早在青年时代，毛泽东就肯定每一个人都有其无上之价值，并说：“百般之价值依个人而存，使无个人(或个体)则无宇宙，故谓个人之价值大于宇宙之价值可也。故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焉。”尊重个体之价值必然要求承认自我并把实现自我置于重要地位。“宇宙间可尊者唯我也，可畏者唯我也，可服者唯我也。我以外无可尊，有之亦由我推之;我以外无所畏，有之亦由我推之;我以外无可服从，有之亦由我推之也。”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毛泽东更加注重从人与物、人与武器或人与资源等的对比来彰显和肯定人的价值。他说：“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为什么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呢?原因在于人有自觉的能动性。“一切事情是要人做的，……做就必须先有人根据客观事实，引出思想、道理、意见，提出计划、方针、政策、战略、战术，方能做得好。思想等等是主观的东西，做或行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都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我们名之日‘自觉的能动性’，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特点。”毛泽东以人和武器在战争中的作用或地位来进一步论证这种观点，指出：“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军力和经济力是要人去掌握的。”人的价值高于物的价值，人的作用是决定性和根本性的，这也是人之所以最可宝贵的内在根源。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进一步发展了人是最可宝贵的这一思想，指出：“天上的空气，地上的森林，地下的宝藏，都是建设社会主义所需要的重要因素，而一切物质因素只有通过人的因素，才能加以开发利用。”物质因素是死的因素，人的因素是活的因素，物质因素必须也只有通过人才能发挥作用，人是决定性的因素。

　　人的价值是人格尊严的内在确证，但人有什么样的价值则取决于人的价值观，因此，人格尊严的达成以及人有什么样的尊严则和人的价值追求联系在一起。在毛泽东看来，人的价值存在于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中，亦即“为什么人”的问题。为什么人的问题，即为谁服务的问题，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生目的的根本原则问题。为个体或少数人而活，其人生意义是十分有限的，个体的人格要有尊严，必须超越一己的考虑，将其与大多数人的利益联系起来，并通过为大多数人谋利益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毛泽东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思想，明确提出了“为人民服务”的人生价值观。1938年4月，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四期第三大队开学典礼上，毛泽东发表讲话，指出大家来延安学习是下了很大决心的，什么决心呢?因为延安没有升官发财的机会，大家从很远的地方来这里学习，一不为升官，二不为发财，为什么呢?无疑是为了抗日救国。“你们要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为建设新中国而永不退缩，勇往直前，要坚决地为全国四万万五千万同胞奋斗到底!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全国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不是为了自己的家，而是为了四万万五千万同胞的家，牺牲一切。”“为四万万五千万同胞”而奋斗，才能使自己个人的人生有意义有价值，人格才有真正的尊严，这是革命者应有的人生目的和人格风范。1944年9月，在中央警备团追悼因公殉职的张思德烈士的讲演中，毛泽东指出：“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为人民利益而生，活得有意义，“为人民利益而死”，死得有价值。张思德同志的人格是共产党人高尚人格的代表，所以毛泽东号召大家向他学习，践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价值目标。在《吴玉章寿辰祝词》中，毛泽东指出，人总是要老的，老人为什么可贵呢?如果老就可贵，那么可贵的人就太多了。因此必须要有一条标准，这就是“做有益于人类的事，不做害人的事”。为人民服务，做有益于人类的事，不做害人的事，是一个人有价值和有尊严的标准，反之就谈不上什么尊严。

　　人格尊严是人之道德品质的凝结和集中体现。道德品质大体可分为认知品质、情感品质、意志品质等类型。认知品质是人对客观规律、宇宙真理和社会发展大势等的认识凝结而成的精神品质，主要体现为对真理的认知和追求，对规律的把握及其内化等方面。人的尊严应当建立在清醒的道德理性和道德认识的基础之上，应当同人类追求进步和解放的事业密切联系起来。青年时代的毛泽东致力于大本大源的探讨，认为：“本源者，宇宙之真理，各具于人人之心中，虽有偏全之不同，而总有几分之存在。今吾以大本大源相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尚真理、崇智慧、明大道永远是个体人格尊严得以挺立的基础性品质。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毛泽东致力于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又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彰显了一种求真理的认知品质。他指出：“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是无产阶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科学理论，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一旦认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科学真理，就能实现精神上的觉醒、觉悟并产生精神上的自尊自信自强，就能挺立自己的主体意识和人格尊严。

　　情感品质是人在道德生活中借助爱憎、喜怒、哀乐等表现出来的精神品质，彰显出主体的态度、情感偏好。合乎道德的热情、激情和感情，是人格尊严的活力、动力和魅力的集中体现。毛泽东崇尚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爱憎观，认为它表现出鲁迅先生的人格尊严和情感品质，也是广大共产党员所应当学习和培养的优秀品质。共产党人“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的精神，才是可尊敬的”。毛泽东在这里矗立了“可尊敬”和“可鄙”的道德标杆，道出了共产党人应有的荣辱观和价值观，揭示出共产党人人格尊严应有的情感或精神品质。

　　意志品质是指人对真理和正义的追求及其所体现出来的坚持性，表现出不畏惧敌人，不害怕困难，不怕牺牲的勇毅顽强和奋不顾身精神。在毛泽东看来，“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地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地有益于青年，一贯地有益于革命，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啊!”他赞扬吴玉章始终为革命奋斗，无论如何不变其革命节操的高尚人格，认为吴老的高尚人格是在抵抗各种恶势力恶风浪，例如饿饭的威胁、革命失败的威胁、死亡的威胁等等过程中培养和彰显出来的，虽颠沛流离，艰苦备尝，但始终不易其赤子之心。并号召大家学习吴老几十年如一日的革命坚持性，挺立和锻铸共产党人的高尚人格。个人人格尊严的挺立总是在充满着各种困难、风险和挑战中培育起来的，因此只有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的意志品质才能真正争取到胜利。解放战争时期，人民解放军内部流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口号，反映出解放军战士具有的一往无前的牺牲精神和英雄主义气概，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肯定，他说：“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品质与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品质，同为毛泽东人格尊严理论所推崇的意志品质，对于塑造我军将士的人格尊严和军魂有着重要的意义。

　　人格尊严的挺立和陶铸使得个体产生一种内发的精神力量，表现为凛然的正气、傲然的骨气以及一往无前的志气，并通过“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之信念操守显现出来。毛泽东盛赞鲁迅先生的傲骨正气，指出：“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鲁迅的骨气德操犹如“一株独立支持的大树”，而不是随风摇曳的小草。他看清了政治的方向，就向着一个目标奋勇地斗争下去，绝不中途妥协投降。“他一点也不畏惧敌人对于他的威胁、利诱与残害，他一点不避锋芒地把钢刀一样的笔刺向他所憎恨的一切。他往往是站在战士的血痕中，坚韧地反抗着、呼啸着前进。”并号召人们学习鲁迅的人格和精神，把它带到全国各地的革命队伍中去，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独立而奋斗。毛泽东还对爱国民主人士闻一多、朱自清的人格尊严表示了由衷的钦敬。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他充满深情地写道：“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闻一多、朱自清的气节和人格是中国人骨气、正气和志气的集结，那种义无反顾、视死如归、不屈不挠的德操是中华民族浩然正气和英雄气概的继承与发展，也是现代道德生活最可宝贵的财富，永远值得人们学习。

　　二、国格和民族气节：群体之人格尊严的集中体现

　　如同人格可以区分为个体人格与群体人格一样，毛泽东的人格尊严论既指作为个体的人格尊严，亦指作为群体的人格尊严。个体人格与群体人格有机统一于人格尊严整体之中，构成一个相辅相成的人格尊严价值体系。

　　群体人格是个体人格的集聚与联合，许多个体人格的集聚和荟萃成就群体人格，群体人格是一个群体之所以为这一群体的内在精神规定性和共同价值之凝结，既来源于个体人格又高出于个体人格且维系和保障着个体人格。“五四运动”爆发后，毛泽东在他主编的《湘江评论》周刊上发表长篇论文《民众的大联合》，其中特别强调人格的自觉以及用这种自觉去谋求自己的利益和幸福，强调个体的人格必须与他人的人格联合起来，成就群体的人格，才能真正实现自己的利益与幸福。为什么要有联合，“是因为想要求到我们的共同利益”。毛泽东充满深情地写道：“诸君!我们是农夫。我们就要和我们种田的同类，结成一个联合以谋我们种田人的种种利益。我们种田人的利益，是要我们种田人自己去求，别人不种田的，他和我们利益不同，决不会帮我们去求。”因此，种田人的利益只能自己去求，个人去求没办法得到实现，那么只有大家联合起来才能形成强有力的力量，才能保证其利益得到实现。其他如工人、学生、女子、小学教师、警察、车夫等职业或人群，要想实现自己的利益，也只有走联合起来的道路才能成功。在毛泽东看来，农夫、工人等人群是社会和国家的主体，应当自己为自己的利益去奋斗，不要寄希望于那些统治阶级。他在文章中说：“我们知道了!我们醒觉了!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刻不容缓的民众大联合，我们应该积极进行!”这与《国际歌》“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的旋律和主题如出一辙，这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观点的初步论证，也体现了毛泽东关于人格尊严及其实现路径的新思考。

　　群体人格之最富理性自觉和组织表现的形式当为民族的人格和国家的人格。民族的人格尊严表现为民族自信心、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豪感，积淀、凝聚为民族气节，是一个民族集体自我的意识确证和德操呈现。国家的人格即是国格，是国家精神、意志和尊严的集中表现，代表着国民的精神追求、共同理想和价值观念。毛泽东把民族的人格尊严具体化为民族自信心和民族气节，并将其与争取民族独立、自由和解放结合起来，阐释了民族人格尊严和民族气节、民族自信心的内在功能和凝聚人心、无敌于天下的巨大意义。毛泽东深刻地认识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没有本国人民人格的觉醒和自强不息、团结战斗，就不可能走上独立自主的道路，就要遭受外人的侵略和奴役。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毛泽东等人发动了秋收起义，开始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和工农武装割据、建立红色政权的斗争，在此期间对红军战士、共产党人人格尊严的关注以及如何成就革命队伍的集体人格作出了艰辛的探索和总结，培育并陶铸了最能体现红军战士集体人格的井冈山精神。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被迫撤出根据地，开始了人类历史上艰苦卓绝的长征。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在长征途中，毛泽东除了运用机智灵活的战略战术与敌周旋，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外，也在红军战士人格培育和气节砥砺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并培育陶铸了最能够体现红军战士高尚人格的伟大的长征精神，使长征成为宣言书、播种机、宣传队。抗日战争爆发后，中日之间展开了一场生死之战。面对武装到牙齿的日本侵略者，毛泽东把弘扬民族正气、提高民族自信心提到极其重要的地位，强调解救中国的危机关键在于“唤起民众”，“全民族的第一个任务，在于高度发扬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只有提高全民族觉悟，发扬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才能打败日本侵略者。在毛泽东看来，“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中华民族在历史上不但以吃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近代以来，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成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的过程，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前赴后继、英勇不屈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先进的中国人，发动了一次又一次救亡图存的革命运动，“使得帝国主义至今不能灭亡中国，也永远不能灭亡中国”。1938年3月，在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十三周年及追悼抗敌阵亡将士大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指出：“中华民族决不是一群绵羊，而是富于民族自尊心与人类正义心的伟大民族，为了民族自尊与人类正义，为了中国人一定要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决不让日本法西斯不付重大代价而达到其无法无天的目的。”富有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的中华民族一定要敢于拿起武器，以革命的正义战争对抗日本帝国主义野蛮的侵略战争。在毛泽东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精神的鼓励下，形成了“母亲送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的全民抗战局面和伟大的抗战精神，中华民族无数英雄儿女英勇杀敌，精忠报国，赢得了中华民族一百多年来反侵略战争的第一次完全胜利，洗雪了百年来的民族耻辱，写下了中华民族衰而复振、厥而复兴的壮丽史诗。抗日战争胜利后，支持蒋介石的美帝国主义倚仗军事实力，手中挥舞着原子弹，恐吓中国人民。蒋介石依仗着美国的支持，磨刀霍霍，悍然发动内战，妄图消灭共产党。一些人被美蒋反动派飞机加大炮的装备优势吓住了。毛泽东冷静地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始终相信正义的力量一定能够战胜非正义的力量，并作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他说：“我们能够依靠自己组织的力量，打败一切中外反动派。……美国帝国主义是外强中干的。我们要有清醒的头脑，这里包括不相信帝国主义的‘好话’和不害怕帝国主义的恐吓。”基于不怕恐吓的人格自信，他提出“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勇敢地展开了与美蒋反动派的殊死搏斗。结果小米加步枪的人民解放军战胜了飞机加大炮、武装到牙齿的美蒋反动派，取得了解放战争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十分注重国格的挺立与培育。在他看来，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人民群众拥有无上的尊严，挺直腰杆做了国家的主人。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事业，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都无法战胜的。中国人民有能力建设好自己的国家，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而且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吧，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努力和艰苦奋斗必将稳步达到自己的目的。新中国的建立，再加上共产党的教育，使过去一些有亲美崇美情结的人也幡然醒悟，一改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的自卑心境。在同拉丁美洲一些国家共产党领导人的谈话中，毛泽东以中国和美国的关系为例，承认由于历史和社会习惯的影响，特别是由于认识不够，指出：“在我们这里，过去亲美、崇美、恐美的人很多，特别是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也有许多劳动群众，他们不喜欢美国人，但是怕美国人。……崇拜美国的人说美国科学和工业都很发达，了不起，什么都好，甚至有人说美国的月亮也比中国的好。”崇拜美国的人对我们自己民族缺乏应有的自信，故而得出了美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好的错误结论，这需要做艰苦细致的思想转化工作。“后来经过慢慢说服，他们知道美国的月亮不一定好，也许中国的月亮还好一点。”毛泽东批判了“有人迷信美国的月亮，说美国人文明，说我们比他们野蛮”的错误观点，指出：“文明国家把军舰开到西太平洋来，这能算文明吗?美国还把军舰开到中南美去，你们国家派了军队到美国去吗?这样看来，谁文明一些呢?我们要文明一些，因为我们没有派军队到美国去。”毛泽东主张要纠正那种认为美国人文明的错误观点，强调要翻过来看，也许美国人要野蛮一些，我们文明一些，其理由是“我们没有侵略美国，是美国人侵略我们”。针对美国人看不起我们，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毛泽东强调挺立我们的国家意识和主权观念，不要受他们看得起看不起的影响，坚持“对美国不妥协”的立场和态度。“它不承认我们，我们也不承认它;它承认我们，我们也不那么高兴。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联合国好不好，我们也考虑过，要他们驱逐了台湾的代表，请我们进，我们才考虑进。”毛泽东在这里彰显出来的国家人格和尊严，可谓底气深厚，骨气铮铮，是新中国国格的集中显示。在毛泽东的人格尊严理论激励下，中国人民顶住帝国主义的封锁与制裁，开始了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伟大历程，不仅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而且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胜利。

　　三、毛泽东人格尊严理论的历史地位和不朽贡献

　　江泽民在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当毛泽东同志等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们登上政治舞台的时候，中华民族正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黑暗统治之下，国家四分五裂，民族备受凌辱，军阀混战不已，人民在苦难中挣扎。”这是当时的时代背景，也是当时中国社会历史的真实写照。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入侵中国，把中国变成了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救亡图存成为时代的最强音。先进的中国人，从魏源、洪秀全、康有为、谭嗣同到孙中山，不停地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掀起了一次又一次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谱写了一曲又一曲可歌可泣的历史篇章。但是，一次又一次都失败了。“事实表明，不触动封建根基的自强运动和改良主义，旧式的农民战争，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民主革命，以及照搬西方资本主义的其他种种方案，都不能完成救亡图存的民族使命和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中国期待着新的社会力量寻找先进理论，以开创救国救民的道路。”毛泽东的人格尊严理论即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本质上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道德生活实际相结合、与中华民族优秀的伦理文化传统相结合的产物，代表了先进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人格尊严及其实现路径的崭新思考和追求，是中国马克思主义人生哲学和伦理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毛泽东人格尊严理论的形成，一方面与20世纪中国社会发展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时代旋律紧密相连，另一方面与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教育和熏陶直接有关，是建立在对中华民族历史上所创造的伦理文化成果和民族伦理精神的正确认识基础之上的。中华民族是世界上开发较早且历史悠久代代相传的文明古国和礼仪之邦，繁衍生息在中华大地的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创造了具有独特价值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使中国曾长期居于世界发展和进步的前列，贡献给了世界文明宝库以许多中国元素、中国要义、中国精神和中国魅力。这是任何一个中国人都应当感到骄傲和自豪的。卓尔不群的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高尚坚贞的民族气节和民族操守，强烈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不断地陶铸和培育中华儿女的心灵和人格，使其焕发出空前的力量和光彩。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不屈服于任何外来侵略，进行了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英勇斗争，把中华民族尊道贵德、崇仁尚义、大智大勇的民族正气和优良传统发扬光大。中华民族以注重人格尊严、讲求德操品行而著称于世。从孔子的“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荀子的“权力不能倾也，群众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荡也。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谓德操”，中经李清照的“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文天祥的《正气歌》，于谦的“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到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谭嗣同的“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民族英雄竞相以自己的凌然正气和铮铮傲骨诠释着人格尊严的精神要义，推动着中华伦理文明不断向前发展。毛泽东全面继承了中华民族注重人格尊严、讲求德操品行的优良传统，并根据新的时代情势和社会需求作出创造性的转化提升，使之在新的时代获得新的发展生机。

　　毛泽东的人格尊严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人格尊严思想的巨大发展。马克思主义在为无产阶级求解放的过程中十分注重唤醒工人群众的人格自觉和尊严意识，提出了为人类的福利而劳作的观念。马克思指出：“尊严是最能使人高尚、使他的活动和他的一切努力具有更加崇高品质的东西，是使他无可非议、受到众人钦佩并高出于众人之上的东西。”使人感觉到尊严的职业是指人们在从事这种职业时不是作为奴隶般的工具，而是在自己选定的职业内进行独立的劳动创造，甚至最崇高的人物也会怀着崇高的自豪感去从事这一职业活动。马克思反对自暴自弃和妄自菲薄，认为妄自菲薄是一条毒蛇，它毒化着人们的心灵，吮吸着其中滋润生命的血液，并在其中注入厌世和绝望的毒液。坚持认为伟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我们跪着，如果我们站起来，我们也一定能使自己伟大。马克思强调指出，只是为个人争得一个可以炫耀一番的社会地位而奋斗，那是十分庸俗和低级的。一个人如果只是为自己而劳动，他也许能成为有名的学者，绝顶的聪明人，出色的诗人，但他永远也不可能成为一个具有高尚人格及其尊严的人。因此如果谁被名利的恶魔所诱惑，他就不可能保持清醒的理智并拥有高尚的人格。毛泽东对马克思的人格尊严思想作出了创造性的阐释和发展。他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中，从革命的性质和目的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为人民服务”的命题和思想，并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成为共产党人的宗旨和共产主义道德的核心，使其成为共产党人是否有尊严的主要判据。在毛泽东看来，为人民服务就是要使我们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就是要密切联系群众，与群众打成一片，“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就是要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以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关心党和群众比关心个人为重，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勇于为人民的利益而献身。为人民服务应当成为共产党人和一切革命战士的行为准则和人生座右铭。人只有把自己的生死荣辱紧紧地和人民的利益、人民的解放事业结合在一起，人生才有价值和意义。毛泽东的人格尊严理论，对于锻铸和培育中国革命道德起了奠基和导航的作用。无数中国共产党人以毛泽东人格尊严理论为指导，并将其同实现党的使命和崇高价值目标有机地结合起来，写下了中华民族道德生活史上最为辉煌壮丽的宏伟篇章。他们在艰难困苦的革命岁月，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在为民族解放、国家独立的奋斗中挺立人格尊严，彰显气节操守，使政治立场上的坚定性、思想道德上的高尚性和人格上的纯洁性相得益彰相辅相成，成为民族气节和高尚人格的集大成者。

　　毛泽东的人格尊严理论，对于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新人的成长起了积极而巨大的激励和培育作用。新中国成立初期，美国自持其经济实力，对中国实行封锁禁运。面对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毛泽东大义凛然地指出：“多少一点困难怕什么。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老子说过：‘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这铿锵有力的语言，充分表达了毛泽东的民族骨气和民族自信心。毛泽东相信中国人民不仅能打碎一个旧世界，而且能创造一个新世界。在毛泽东人格尊严理论的感召和激励下，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历程，依靠自己的双手迅速治理战争的创伤，荡涤旧社会的污泥浊水，渡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使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巍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铁人王进喜宁可少活二十年，也要拿下大油田的壮志，还有在十分困难情境下研制两弹一星所凸显出来的“两弹一星精神”，以及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等，莫不是深受毛泽东人格尊严理论的感召与激励，并用实际行动践行并丰富着毛泽东的人格尊严理论。

　　毛泽东的人格尊严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人格尊严理论与中国传统人格尊严理论、与现代中国革命高尚人格理论相结合的产物，体现出对中国传统优秀人格尊严理论的辩证扬弃，对现代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高尚人格尊严理论的全面总结，对马克思主义人格尊严理论的继承发展，彰显出严谨的科学性、鲜明的人民性和强烈的实践性。它融个人人格尊严和国家民族人格尊严于一体，强调以无数个人人格尊严去谋求国家民族的人格尊严，以国家民族人格尊严来保障保护个体人格尊严，实现了清醒的道德理性、高尚的道德情感、坚定的道德意志、真挚的道德信念和连贯的道德行为等的有机统一，体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人类崇高理想--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和坚强意志。毛泽东的人格尊严理论及中国人民的英勇斗争，使占世界人口近1/4的中国人民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人格尊严和民族自信心，使几亿中国人民在消除奴性的基础上树立起了独立自主的意识和主人翁的责任感使命感。这种民族性格和群体意识上的深层次的巨大进步，给20世纪的中国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造成不可低估的深远影响。毛泽东关于人格尊严和民族气节的论述，早已化为我们的民族之魂，激励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为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继承并弘扬毛泽东的人格尊严理论，有助于在新的历史时期振兴伟大的中华民族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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